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一些情况
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20年代。据探究，毛泽东著作最早译为外文发表的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刊于苏联出版的《共产国际》和《革命的东方》。当时共产国际的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中，认为此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苏联《真理报》于1935年12月12日撰文介绍毛泽东的革命实践活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先后发表题为《中华苏维埃和中国红军领导者》，《劳动人民的领袖》的文章，介绍毛泽东的生平，并且首次称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
1982年，我国党史研究工作者查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资料时，在1935年的档案中，发现了《毛泽东传略》一文。此文是目前所见较早地全面记述毛泽东的文字材料，把毛泽东评价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苏雄埃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
1936年7月，美国进步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和他的朋友马海德，到陕北做了4个月的采访。在采访过程中，斯诺同毛泽东多次彻夜长谈，还采访了许多红军将领，党政干部，普通战士和农民。10月回到北平后，为《纽约太阳报》，《时代》，《生活》等刊物撰稿，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来历》为题，介绍毛泽东的生平事迹。
1938年1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出版。此后国外一再出版，达20多种文字，备受国外读者欢迎，产生了轰动效应。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要问我为什么去中国，请读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斯诺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读过《红星照耀中国》”。直到今天，斯诺这本书仍是西方学者研究毛泽东经常加以引用的主要参考书。
1937年4月，埃德加·斯诺当时的妻子尼姆·韦尔斯，在陕北苏区进行了5个多月的采访，写了《西行漫记》的续篇《在红色中国内部》。此书的记述认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头脑冷静的杰出领袖，由于他具有远大的目光和渊博的知识，而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列宁”。
斯诺等大多是记者兼学者，其研究带有较为浓厚的访谈色彩，正如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的1938年中译本所作的序中写的那样：“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讲，这本书的一大部分不是我写的，而是由毛泽东等人的长篇谈话所构成。”
1946年6月至7月，美国著名记者斯特朗根据多次访华采访获得的材料，在延安写了《毛泽东思想》一书。后在上海修改订稿。翌年6月在美国《美亚》杂志6月号发表。其中这样写道：“毛泽东的伟大成就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由欧洲形式变为亚洲的形式。”
时至1948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接近胜利的隆隆炮声震动了世界。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许多学者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重要性以及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引起高度重视，开始进行比较系统的研究。
1950年，美国亚拉马学院教师，传记作家罗伯特·佩恩出版了大部头的传记《毛泽东：红色中国的统治者》。这部书可以说是西方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毛泽东的著作，只是由于他的职位和地位不高，名气不大，所以西方学术界一般把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的弟子本杰明·施瓦茨于195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一书，视为西方“毛泽东学”的奠基作。
1952年，费正清与本杰明·施瓦茨和康拉德·布兰特合著了《中国共产主义文献史：1921年至1951年》一书。这本书试图通过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来研究“毛主义”的形成及其理论特点。其内容涉及传记研究，思想研究和史料编纂等多方面的领域，表明西方“毛泽东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开始形成。
苏联于1940年就将《新民主主义论》一书在莫斯科出版了英文版和俄文版。1952年又出版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三卷的俄译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已翻译完成，虽然没有付印，但对毛泽东著作表示肯定和赞扬。
美国和西欧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在60年代至70年代逐渐形成了三个不同观点的学派，即“保守派”，“自由派”和“新左派”。
“保守派”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百万人民反对接纳中国加入联合国委员会”的成员威特福格尔。“自由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施瓦茨等。由此，“自由派”也被人们称为“哈佛学派”。“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佩弗，沃尔德等学者。
从其研究成果来看，“新左派”的著述较少。而“自由派”的论著颇丰。因此可以这样说，目前在欧美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是“自由派”。
据美国学者斯卡拉皮诺分析，欧美各国学者撰写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著，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一是传记性著作。其代表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此书于1966年初版，1967年修订再版，至1977年曾再版8次。
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史方面的著作。其代表作有施瓦茨的《中国共产主义和毛的崛起》，韦克曼的《历史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和沃马克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年》。
三是评论毛泽东历史地位的著作。其代表作有威尔逊的《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斯塔尔的《继续革命：毛的政治思想》。
四是强调心理和文化因素的著作。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彼叶的《中国政治的灵魂：政治发展中权力危机的心理研究》和所罗门的《毛的革命和中国政治文化》。
日本的“毛泽东学”从60年代起也迅速发展起来。日本学者凭借与中国民间交流较多，文化传统相近的优势，收集整理了大量毛泽东的文献资料。1970年至1972年，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会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毛泽东集》，收录了被认为是毛泽东在1917年至1949年10月1日这段时期写的著作427篇。接着，该研究会又着手编辑《毛泽东补卷》和以毛泽东著作年表为内容的别卷，收集了《毛泽东集》未收入的被认为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到1949年之间写的论著500多篇。
欧美学者对日本学者收集整理的这些有关毛泽东的文献资料极为重视，并且给予高度评价。施拉姆曾说：欧美所有以毛泽东1949年以前的文章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作者，都把这个东京版本作为自己的引证来源。一些日本学者还把我国非正式出版的毛泽东的论文和讲话汇编本《毛泽东思想万岁》译成日文，也引起了欧美学者的高度重视。
韩国学者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起始于60年代，80年代形成高潮。其研究领域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一是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研究；二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三是对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关系的研究；四是对毛泽东个人历史的研究。1963年知文阁出版，金相侠所著的《毛泽东思想》；1977年2月出版的河映爱所著的《毛泽东军事思想之研究》；1983年出版的柳济麟所著的《毛泽东理论与共产主义中国化》；1980年太阳文化社出版的罗昌柱的专著《毛泽东的生平与斗争》等，都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体现了韩国研究毛泽东思想的水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80年代以来，韩国各大学关于中国问题的硕士，博士论文有10％是以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为题的。
从国外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研究总的情况来看，现在世界上有数十个国家，几百个研究机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同时，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由政府组织设有专门机构研究毛泽东的，就有1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有近2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高等学校设置研究中共党史的机构，把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作为重要课题。其中，美国，日本等国在研究机构，人员，资料及出版物的数量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其次是英国、法国和德国等。
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国家仅出版有关毛泽东的专著就多达1000多种。从70年代开始的由日本毛泽东文献资料研究所编辑，竹内实教授主编的《毛泽东集》10卷和《毛泽东集·补卷》9卷及别卷，共20卷本，已成为国外研究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必读资料。现在美国正计划出版《毛泽东全集》（英文版），其规模要比日本竹内实主编的20卷《毛泽东集》大得多，可以有50卷到60卷之多。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等国家同样重视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研究，为此设置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并且出版了许多大部头的专著。
资料来源
田树德：《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北京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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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出处：《真相：毛泽东史实80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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