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的朝鲜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 这场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大的局部性战争之一，它不仅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进入全面冷战的标志，同时也是东北亚冷战的起源，在国际政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此，朝鲜战争的目的、原因一直成为国际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论题。 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当天美国国务院曾以“北朝鲜政府完全受克里姆林宫控制”为根据，表示“一定要把攻击南朝鲜的行动看作是苏联的行动”。美国国务院还认为：“中国共产党也不反对向南朝鲜发动攻击”①。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看来，朝鲜战争就是共产主义阵营对资本主义阵营的进攻；而且美国国家安全局（NSC）的成员也将朝鲜对韩国的进攻看作对资本主义阵营攻击的信号，并确信苏联还会进攻其他地区，同时不排除苏联进攻美国的可能性[1]。因此，美国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 在朝鲜战争初期，美国政府对朝鲜战争的这些看法成为“传统学派”的理论基础②，并发展成为朝鲜战争是共产主义阵营，即莫斯科、北京、平壤三方共同策划发动的所谓“三国同谋论”。在冷战时期，“三国同谋论”是被美国、韩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广泛接受的理论。 1994年6月，叶利钦总统把215件有关朝鲜战争的苏联档案文件交给了访问莫斯科的韩国总统金泳三。在这些档案中，有一份是1950年1月8日斯大林致苏联驻平壤大使的电报，电报中指示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移交朝鲜的问题与金日成进行商讨[2]。因当时毛泽东正在访问莫斯科， 苏联政府这份电报的公开自然会使人产生斯大林和毛泽东两人在莫斯科达成某种进攻南韩的协议的误解，这更加强化了以往的“三国同谋论”。 “三国同谋论”的主要依据大致为：第一，1949年12月到1950年2 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在北朝鲜进攻南韩问题上，斯大林和毛泽东互相交换意见并达成发动战争的协议[3]；第二，1950年3～4月，中国同意将原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朝鲜人士兵调到北朝鲜，其目的是提高北朝鲜人民军的军事力量并帮助北朝鲜统一整个朝鲜半岛[4]；第三，中苏之间在朝鲜战争问题上达成了分工的协议， 即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5]；第四，为了保证北朝鲜的安全以及确保必要时中国能够对北朝鲜迅速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中国和北朝鲜之间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签订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然而，笔者根据最近查到的中国和俄罗斯档案资料，针对以上“三国同谋论”的依据进行了详细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结论：“三国同谋论”不仅没有事实根据，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中国反对朝鲜发动战争。 一、关于在莫斯科中苏双方同意发动朝鲜战争的说法分析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在当天晚上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毛泽东在会谈之初便说：“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保卫和平。中国需要3～5年的和平喘息时间，用这段时间将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并稳定全国的局势。解决中国最重要的问题，取决于和平的前景”[7]。理所当然，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 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以恢复经济来稳定全国局势。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国内经济情况非常困难。1949年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在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谈话时坦白地说明了“目前所经受的财政经济困难”[8]。 国内经济的稳定成为了保住革命胜利果实的关键因素。在这种背景下，如果发生中国必须介入的战争，对中国经济来说就是致命的打击，因此，毛泽东不得不强调中国需要和平的必要性。毛泽东强调和平必要性的另一个理由是：斯大林早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49年10月21日）就致电毛泽东提出攻打南韩一事，当时毛泽东回电明确表示“朝鲜人民军不应该发动进攻行动”[9]。考虑到这些，在莫斯科会谈中毛泽东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 从新中国成立后的亚洲局势上来看，在保障中国和平问题上有三个关键的地方，即台湾、越南以及朝鲜半岛。在台湾和越南问题上，保障和平的主动权掌握在中国自己的手里③，但在朝鲜问题上，由于苏联完全控制朝鲜，中国没有像苏联那样强有力的发言权。毛泽东所说的中国最短需要3～5年的和平时间可以理解为中国在短期内或者3～5年内不希望北朝鲜进攻南韩。 实际上， 毛泽东在朝鲜半岛问题上一直采取不赞成北朝鲜进攻南韩的态度。1949年5月初，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兼朝鲜人民军政治部主任金一访问北京时，毛泽东详细咨询朝鲜局势后指出：“朝鲜随时可能发生军事行动，金日成应估计到这种情况，并做好周密准备”[10]，并提出“南方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同时，毛泽东向金一表示，“如果发生意外情况，中国不能及时援助北朝鲜，为了保存自己（朝鲜）的军队，最好牺牲某些地区，以便在较有利的条件下包围并消灭入侵的军队”。他甚至还说：“如果美国人走了，日本人也没有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劝朝鲜同志不要向南朝鲜发动进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势，因为在这个进攻过程中，麦克阿瑟能够迅速把日本部队和武器调到朝鲜来。而我们又不可能迅速地有力地给予支持，因为我们的全部主力已到长江以南去了”。“类似北朝鲜进攻南方这样的行动，只有在1950年初国际形势有利时才可以进行。当日军入侵朝鲜时，我们能迅速派出自己的精锐部队消灭日军”[11]。可见，毛泽东当时反对北朝鲜立即对南韩采取军事行动。而预计1950年初北朝鲜才可以进攻南韩。但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仍持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的态度。1949年10月21日、12月16日，毛泽东先后两次向斯大林表示了反对进攻南韩的意见。 到1950年3月底，尽管毛泽东察觉到了苏联与北朝鲜在进行攻打南韩的对话④，但仍保持反对朝鲜对韩国采取行动的态度。1950年3月底， 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会见朝鲜驻中国大使李周渊并商讨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见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如果已经有了统一朝鲜的具体计划，那么会晤就必须秘密进行；如果还没有统一朝鲜的计划，那么就可与金日成进行正式会晤”[12]，而周恩来表示中国希望正式会晤[13]，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但此时，金日成已经为与斯大林讨论朝鲜半岛的武装统一而向莫斯科进发了。 按照斯大林的意思⑤，金日成从莫斯科回来后于1950年5月13日晚抵达北京，向毛泽东通报在莫斯科他已经就发动朝鲜战争一事与斯大林达成一致。但毛泽东对此通报半信半疑，便不顾深夜（当天晚上11点30分）派周恩来到苏联大使馆，请求罗申大使向斯大林确认此事[14]。5月14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说， “鉴于国际形势已经改变，他们同意朝鲜人关于实现统一的建议”，但斯大林强调指出，“如果中国同志不同意，则应重新讨论解决这个问题”[15]。虽然斯大林说中国的同意是开战的前提条件，但1950年4月斯大林和金日成在莫斯科已经达成了协议， 甚至连发起战役的时期（6月份）也已经决定[13]。 毛泽东虽曾希望有3～5年的和平时间，但此时许多因素迫使他改变意见：第一，斯大林与金日成已经同意开战；第二，金日成从苏联那里得到了武器援助，已经完成开战准备；第三，金日成不需要中国的任何援助；第四，中共在国共内战时期从北朝鲜得到很多援助；第五，中国不好反对与之拥有共同意识形态的北朝鲜进行民族统一事业。因此，毛泽东于5月14日分别对金日成和苏联大使罗申表示“支持以速战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并坚信其胜利”[16]。 会谈一结束，金日成当着毛泽东的面，向苏联大使罗申宣布：“与毛泽东同志的协商非常顺利。毛泽东同志完全同意解放整个朝鲜半岛的计划，他支持我在莫斯科与斯大林同志达成的协议”。而相对于金日成的神采奕奕，毛泽东则显得闷闷不乐[17]。 由上可见，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同意以武力方式来解决朝鲜问题，但这个同意绝不能成为“三国同谋论”的依据。因为毛泽东不仅没有参与策划发动朝鲜战争，而且对于苏朝达成的战争计划也只是表示同意，当时并没有给北朝鲜任何物资援助⑥。毛泽东曾向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抱怨说：“1950年1月我在莫斯科的时候， 没有接到过关于朝鲜战争的任何通报”[18]。 总之，毛泽东不仅没有在访问莫斯科时同意朝鲜进攻南韩，而且直到1950年5月初，在朝鲜攻打南韩问题上，他仍持反对或消极态度。 二、关于中国同意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朝鲜人部队调到北朝鲜帮助北朝鲜进攻南韩的说法的分析 笔者在查阅中国及俄罗斯档案馆的资料中，找到了中国移交给朝鲜的人民解放军中朝鲜人部队的准确数据。1949年7月进入北朝鲜的部队是东北军区直属164师和166师。164师的实际入朝人数是10821人，166师的实际入朝兵力是10320人[19]。中国政府在1950年3～4月又将第四野战军的朝鲜士兵14000余名移交给了北朝鲜政府[20]。朝鲜战争爆发以前，这两支朝鲜人部队陆续回到北朝鲜，并编入朝鲜人民军。可以说，这些士兵的加入对朝鲜人民军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加强了朝鲜人民军的力量，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后来，这一事实就成了所谓的“中国极力帮助北朝鲜攻打南韩”和“三国同谋论”的重要根据[21]。 美国著名的朝鲜战争问题专家布鲁斯·库明斯（Bruce Commings）甚至认为，在1949年夏南韩在三八线经常挑衅时北朝鲜不攻打南韩，而是在1950年6月25日才开始发动战争的原因是“在中国的精兵强将还没回国，因为他们还在中国南部与国民党的军队作战”[22]。但根据笔者的研究，中国同意朝鲜人部队归国的理由与“三国同谋论”的倡导者的设想未尽相同。 最初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是苏联。苏联为什么提出此问题呢？这与当时朝鲜半岛出现的新局势有密切的关系。 1948年12月，苏军完全撤出朝鲜。1949年1月，美军向三八线的后方移动， 此后在朝鲜半岛出现了新的局势，韩国对朝鲜开始频繁的武装挑衅。1949年1月27 日和2月3日，苏联驻朝鲜大使什特科夫连续电告莫斯科，报告韩国急剧增加武装挑衅的新情况[23]。从1949年4月起，苏联意识到朝鲜三八线武装冲突可能从局部纷争转变为韩国对朝鲜发动全面进攻⑦。此时，苏联感到非常不安，并建议朝鲜针对南韩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积极采取妥善的预防措施。朝鲜政府向中国提出中国军队中的朝鲜人部队归国问题，就是朝鲜和苏联协商后采取的措施之一⑧。当时毛泽东也担心韩国对朝鲜的全面进攻，所以才说“南方（韩国）可能借日本人的帮助对北朝鲜发动进攻”[11]。 显然，因抗日战争时期共同斗争的经验和意识形态的共同性、中朝领导人的关系、国共内战时期朝鲜支援中共等缘由，朝鲜和中国之间早已形成了密切的关系。因此，中国难以拒绝朝鲜提出的移交朝鲜人部队的请求。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更多考虑的是国内局势和自身需要。中共在1948年11月末辽沈战役后掌握了东北，到1949年1月31日又占领了包括北京在内的中国华北地区。挥师南下后，于4月20日渡过长江，4月23日占领南京。中共占领南京后不久， 朝鲜提出了朝鲜人部队归还的问题。此时，国民党已经无法与中共相抗衡。因此，在沈阳和长春担当卫戍任务的由朝鲜人组成的两个师已经失去了军事上的意义⑨。甚至在有些解放区，中共已经开始采取复员措施。早在1949年2月8日、3月5日，毛泽东就指出：“国民党只有一百几十万军队，散布在广大地方。当然还有许多仗要打，但是像淮海战役那样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就不多了，或者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了，严重的战争时期已经过去了”。“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并敦促解放区的人民解放军学习管理、工业、商业有关的技术[24]。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49年5月初，毛泽东决定先将战斗力较弱的164、166 师交给朝鲜，而正在中国南方作战的朝鲜人部队的归还问题则要等到战争结束后再予决定[10](p.52)。由此可见，1949年5月中共把朝鲜人部队移交给北朝鲜， 绝不是为支援北朝鲜进攻南韩，而是为了提高朝鲜的防御能力和适应本国裁军的需要。 到了1949年12月，新中国政府财政支出越来越困难，于是中国更迫切地需要让多余的部队复员[25]。1949年11月初，靠国家供养的人民解放军有450万人，国家企业和机关的工人和职员近150万人。一些领导建议，为了节约军费开支，应该解散部分部队[8]。1950年12月，政府财政开支中军费支出还是占到了40％[26]。于是，直接的裁军不可避免⑩。 1949年12月5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强调指出，“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 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敦促军队更多地、更直接地参与农业、畜牧业、渔业、水利事业、手工业等生产活动。而且还表示，人民解放军参加生产不是临时的，应该从长期建设的观点出发[27]。在这种背景下，1949年12月末，中共提前提出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11)。1949年12月25日林彪报告军委称“据最近资料，在人民解放军中服役的朝鲜军人已经达到了16000多人”，而军委在12月29日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并请求与朝鲜劳动党开始协商，以便使该部队回到朝鲜[28]。中国政府通过在平壤的贸易代表转给北朝鲜政府一封有关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信[29]。同时，毛泽东把这份报告转告给斯大林。1950年1月8日，斯大林又把此报告的内容通报给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并指示他摸清北朝鲜政府对朝鲜人部队移交问题的态度[30]。这就是1950年1月8日斯大林发给什特科夫大使的电报的真相。总体上讲，中国同意将人民解放军所属的朝鲜人部队移交给北朝鲜，不是为支援1950年6月开始的朝鲜战争， 而更多的是从自身需要出发的。而且12月的决定不是斯大林与毛泽东进行讨论而决定的，而是中共因国内严峻的局势自下而上提出的。从中国的立场来看，朝鲜人部队的回国是在没有副作用情况下的一种变相裁军。再考虑到毛泽东多次直接或间接表示反对北朝鲜进攻南韩的事实，因此，将朝鲜人部队的归还认为是中国支援朝鲜战争的措施之一的看法是欠妥当的。据此主张“三国同谋论”则更是错上加错了。 三、关于中苏两国达成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的协议的分析 有些学者认为，毛泽东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与斯大林达成了中苏两国在朝鲜战争上分工的协议，即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这种认识成了另一个“三国同谋论”的依据[5]。但是，据目前所知，苏联提供武器、 中国提供部队的协议根本不存在。甚至在朝鲜战争中苏联提供给中国的武器也不是无偿提供，而是由中国出钱购买的。 1950年10月10日，当中国正准备介入朝鲜战争的时候，周恩来赶到了莫斯科。次日，由布尔加宁陪同坐专机飞到黑海海滨的克里米亚修养地，同斯大林进行关于中国参加朝鲜战争一事的会谈。在会谈中，虽然斯大林答应向中国提供武器和装备，但并不是无偿的[31]。所以，毛泽东很担心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要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是否影响国内经济稳定的问题[32]。于是，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苏联的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以租借方式提供武器，让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此问题重新协商[33]。 20世纪6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偿还在朝鲜战争时期从苏联租赁和购买的武器装备的费用。根据1960年中国政府的统计，在50年代苏联向中国提供的贷款一共有56.76亿旧卢布，其中在朝鲜战争中从苏联得到的贷款有34.25亿旧卢布，苏联提供的武器费用占全部外债的60％以上。在朝鲜战争时期，苏联提供给中国五笔贷款：（1）1951年2月1日，购军用物资9.86亿旧卢布；（2）1952年11月9日，60 个步兵师武器10.36亿旧卢布；（3）1953年6月4日，海军贷款6.10亿旧卢布；（4）1954年10月12日，特种军事贷款5.46亿旧卢布；（5）1955年2月28日，转售安东苏军物资2.47亿旧卢布；五笔贷款共计34.25亿旧卢布。中国政府在1962年偿还了本息56.47亿旧卢布（相当于12.69亿新卢布），1963、1964年又偿还了包括5.874亿旧卢布（合1.32亿新卢布）利息在内的所有贷款[34]。这意味着中国独自承担了在朝鲜半岛与美国进行了近三年战争的费用。1964年2月29日，在两党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信中抱怨地说：（在朝鲜战争中）我们不仅付出巨大的牺牲，而且在军事上花费了巨额资金。我们还清了在朝鲜战争中苏联所提供的一切贷款的本息。换句话说，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并没有无偿的向中国赠送军事物资[35]。不仅是中国，北朝鲜也是通过支付巨额费用从苏联获取自己所需的武器装备(12)。后来，朝鲜领导人在战争费用方面也同样流露出对苏联的不满。在1966年日本共产党总书记宫本显治访问平壤时，金日成对他不满地说：“苏联提供的所有武器都是有偿的，而且价格昂贵。通过朝鲜战争，北朝鲜和中国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相反苏联则没有多少损失”[36]。 总之，通过上述资料可以得知，不仅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没有就朝鲜战争达成任何分工协议，甚至在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也不曾向中国无偿提供军火。 四、对中朝早已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一说的分析 有些学者认为，为了保证北朝鲜的安全以及确保必要时中国能够对北朝鲜迅速提供军事援助，中国和北朝鲜之间签订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6]。这被认为是“三国同谋论”的另一强有力的依据。 “三国同谋论”者认为，1949年3月金日成访问苏联时， 苏联和北朝鲜之间并没有签订任何军事条约，而只签订了《经济文化合作协定》。于是，为了保证北朝鲜的安全，斯大林肯定会让中国同朝鲜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们的依据就是苏联从不允许自己的“卫星”国家对外部侵略不采取适当措施。苏联没有采取直接安保措施的“卫星”国家只有阿尔巴尼亚，但阿尔巴尼亚的安全是由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代为保障的。南斯拉夫于1946年7 月与阿尔巴尼亚签订了《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友好同盟条约》，负责阿尔巴尼亚的安全。1947年12月，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签订了《相互防卫协约》，这两项措施是苏联为了保障阿尔巴尼亚的安全而极力促成的[37]。 “三国同谋论”者认为，斯大林用同样的方式让中国共产党（当时的东北人民政府）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直接负责北朝鲜的安全[6]。当时北朝鲜领导人非常希望同苏联签订友好互助条约，但苏联以“这会被南朝鲜反动派利用来反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从而维持国家的分裂状态”为理由拒绝[38]。而处在国民党控制下的上海中央通讯社于1949年5月5日报道：中朝之间签订了《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甚至连该条约的详细条款也都报道了(13)。但中央通讯社的报道和“三国同谋论”者所说的中国和北朝鲜签订互助防卫条约的主张仅仅是猜测而已。最近公布的俄罗斯资料表明，这种猜测是毫无根据的。 1950年5月12日，也就是金日成访问北京的前一天， 金日成和朴宪永与苏联驻平壤大使什特科夫进行了交谈，金日成通知什特科夫说，打算同毛泽东讨论关于签订中朝贸易条约的问题，他想建议在近期内签订贸易条约，而友好条约待全国统一以后再签订。这说明至少在1950年5月12日以前，中国和北朝鲜之间并没有签订友好条约[13]。同年5月13日晚，金日成在北京与毛泽东会谈时， 提出朝鲜希望在朝鲜半岛统一后，与中国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此，毛泽东回答说：“（朝鲜统一后）有可能按照中苏条约的模式缔结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只有同菲利波夫商量之后，中国政府才能做出缔结这种条约的最后决定”[39]。1950年5月16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同意。他说：“菲利波夫同志和朋友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之后同朝鲜缔结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40]。由上述资料可以看出，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朝之间没有签订任何同盟条约，这是确凿的事实。 五、结论 笔者根据最近在中国和俄罗斯档案馆新发现的资料，对“三国同谋论”的主要论据，即：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 中苏两国对北朝鲜进攻南韩一事互相交换意见而达成协议之说法；1950年3～4月，中国为支援北朝鲜进攻南韩而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所属的朝鲜人部队移交给北朝鲜之说法；中苏达成苏联提供武器、中国提供部队的协议之说法；朝鲜战争之前，中朝签订所谓《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说法，根据历史事实进行了详细的对照和分析。从而得出结论：“三国同谋论”的论据，只是猜测而已，并没有客观证据来支持。通过上述比较和研究可以看出，发动朝鲜战争的决定是在完全排除毛泽东的情况下，早在1950年1月末起，由斯大林和金日成来策划的，并于1950年5月13日晚上才通报毛泽东的。在朝鲜战争策划过程中，毛泽东完全是局外者，甚至连朝鲜战争爆发的消息也是在战争开始后才得知的[41]。 值得注意的是，1950年5月14日， 毛泽东同意了斯大林与金日成早已策划的朝鲜战争计划。而毛泽东5月13 日才得知其计划并表示同意一事是否可以看作毛泽东共同参与了谋划朝鲜战争，这是另一个研究课题。但上述论述，足以彻底推翻“三国同谋论”者目前所提出的论据。 注释： ① 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室认为中国赞成向南朝鲜进攻的理由为，中国入侵台湾的行动计划将在近期内进行，届时，美国对在朝鲜事实上或在眼前的失败做出的反应不可能快到能及时应对中国的军事局势。《美国外交文件》1950年第7卷，第148～154页；陶文钊、牛军编《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下，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第392～399页。 ② “传统学派”主张， 苏联为了扩张社会主义阵营而发动朝鲜战争， 如：Robert T. Oliver, Why War Came in Korea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50); Philip E. Mosley, “Soviet Policy and the Wa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б (Spring 1952), pp. 107～114; Alexander L. George, “American Policy Making and the North Korean Aggression,” World Politics 7 (January 1955), pp. 209～232; 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195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 pp. 555～556. ③ 1949年6月底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后同意，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派军的北朝鲜外，中共负责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事业。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2页；Yang Kuisong, “Changes in Mao Zedong's Attitude Toward the Indochina War, 1949～1973,”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 No, 34, (February 2002), p. 4. ④ 1950年1月17日，在平壤举行的驻中国大使李周渊的送别会中，金日成向什特科夫阐述攻击南韩的必要性，此时中国驻朝鲜贸易代表部代表温仕祯也在场，很有可能向中国报告了此次的对话。《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提出向南方发动进攻问题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1月19日），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п．3，лл．87～91。 ⑤ 从1950年3月30日到4月25日，金日成在朴宪永的陪同下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会面三次，并达成了关于攻打南韩的协议。但斯大林说，这个计划必须要毛泽东的同意。Evgeniy P. 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Report on Kim ll Sung's visit to the USSR, March 30～April 25, 1950. Prepared by the International Department ot the CC of the All- Union Communist Party (Bolshevik). Cited in Evgeniy P. 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 Working Pap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forthcoming. ⑥ 为了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向北京出发之前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过不再向毛泽东要求援助了，因为在莫斯科他的一切要求已经得到了满足，从苏联那里他得到了所需要的足够的援助。《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5月12日），АВПРФ，ф．0102，оп．6，п．22，д．49，лл．49～67. ⑦ 4月17日维辛斯基受斯大林的指示致电什特科夫大使说，“根据现有情报，预计美军于5月份撤出南朝鲜，移驻日本附近岛屿，以便给南朝鲜军队行动自由。与此同时，联合国委员会也将离开朝鲜。4月和5月，南朝鲜将把自己的兵力集结在三八线一带。6月，他们会突然袭击北方，以便在8月以前消灭北方军队。4月10日，南方已在开城地区集结了约8000人（步兵旅），在议政府地区集结了约10000人（估计是第3步兵旅）。4月10日还在东豆川里站台卸下3辆坦克。请立即采取措施核实这些情报并报我。”《维辛斯基关于核实美军撤出南朝鲜等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49年4月17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25． ⑧ 1949年5月15日什特科夫在发给维辛斯基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内容：“在金一同朱德和周恩来最后一次会晤时，朱德问金一，苏联同志是否知道关于朝方请求将几个师转属的事，他们是什么意见。金一回答说，他是受劳动党中央的委托，看来中央谈过这件事”。《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54． ⑨ 毛泽东评价这两个师说，这些师都不是正规军，军事训练较差。《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л．52～54． ⑩ 1950年5月，中共中央确定组织各级复员委员会，由周恩来亲自负责。确定军队总人数由540万削减到400万。《聂荣臻回忆录》，人民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724～726页；《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390～396页。 (11) 1949年5月初，毛泽东已经答应，中国南方作战的朝鲜人一个师要等到战争结束后交给朝鲜。 (12) 1950年3月9日，北朝鲜为了给朝鲜人民军补充装备、弹药和技术器材以及增强电力，而决定购买价值约138050500卢布的军需物资，并支付了黄金9吨（53660900卢布）、白银40吨（4487600卢布）、钼精矿15000吨（79500000卢布）作为代价。北朝鲜还请求将1951年贷款（70700000卢布）用于1950年，以购买军火。这说明北朝鲜将所有资本投入在战争准备上。见《什特科夫关于转发朝鲜政府照会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3月9日），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д．4，лл．149—150 ；《维辛斯基关于答复金日成所提要求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2月9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76；1951年预期贷款总额为7070万卢布，这是根据1949年3月17日签署的苏联与北朝鲜之间的协定所规定的，见《维辛斯基关于同意朝鲜使用苏联1951年贷款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3月12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41。 (13) 中央通讯社报道的条约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中共于1949年7月1日至8月31日期间从满洲向北朝鲜提供武器和兵力；第二，北朝鲜对在满洲的日本技术人员和雇佣人员以及对在满洲的日本军需品使用上享有第一优先权；第三，北朝鲜和中国共产党根据双方的经济需要，进行物物交换。［韩］金学俊：《朝鲜战争：原因·过程·停战·影响》，博英社1997年版，第79～80页。 【参考文献】 [1] “Truman' statement: June 27, 1950,”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Hereafter abbreviated FRUS) 1950, Vol. 7 (Washington, D. 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pp. 202～203: Memorandum of the NSC Consultants Meeting, Thursday, June 29, 1950—11:00 A. M: Memorandum of the NSC Consultants Meeting, Thursday, June 29, 1950—2:00 P. M. [2]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人回国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п．346，л．110． [3] Edgar O' Ballance, Korea: 1950～1953 (London: Faber Press, 1969), pp. 59～60; Chen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 American Confront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94), p90. ［韩］苏镇辙：《韩国战争的起源：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圆光大学出版局1996年版；［韩］朴斗福：《中共参加韩战原因之研究》，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6年版。 [4]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Stanford Univ Press, 1960), p. 44; Dallin, David, Soviet Foreign Policy After Stalin (New York: Lippincott Co, 1961): J. M. Mackintosh, Strategy and Tactics of Soviet Foreign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 Press, 1962); 韩国弘报协会编著《韩国动乱》，韩国弘报协会出版局1973年版；［日］平松重雄：《朝鮮戰争の開戰と中国：中共系朝鮮人部隊の役割》，《国際問題》第209期，1997年8月。 [5] Edgar O'Ballance, Korea: 1950～1953 (London: Faber Press, 1969):1950～1953；韩国弘报协会编著《韩国动乱》，［日］元井玉城：《日本における朝鮮戰争觀》，民族問題研究會編《朝鮮戰争史：現代史の 掘》，東京コリア評論社1967年版。 [6] ［韩］苏镇辙：《共产军如何进行南侵》，《共产主义问题研究》第1卷，第1号，1964年9月。 [7] 《斯大林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9～17． [8] 《罗申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与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11月15日），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 д．19，лл．81～95． [9] 《斯大林关于朝鲜问题答复毛泽东电》（1949年10月26日），АПРФ，ф．45，оп．1，д．332，лл．47～48． [10]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通报金一在北平谈判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49年5月15日），АПРФ，ф．3，оп．65，д．9，лл．51～52． [11] 《科瓦廖夫关于毛泽东通报与金一会谈的情况致斯大林电》（1949年5月18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л．59～61． [12] 《伊格纳季耶夫关于毛泽东会见李周渊的情况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4月10日），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д．4，лл．98～99． [13] 《什特科夫关于金日成访华计划致维辛斯基电》（1950年5月12日），АВПРФ，ф．0102，оп．6，п．22，д．49，лл．49～67． [14] 《罗申关于金日成与毛泽东会谈情况的电报》（1950年5月13日），АВПРФ，ф．059a，оп．5a，п．11，д．3，лл．100～103． [15] 《斯大林关于同意朝鲜同志建议致毛泽东电》（1950年5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31，л．55． [16] 《罗申关于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5月14日），РГАСПИ，Ф588，оп． 11，д．п334，л．56. [17] Evgeniy P. Bajanov and Natalia Bajanova, A messege from Roshin to Stalin, May 16, 1950, “The Korea Conflict, 1950～1953：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 Working Pap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p, 53, forthcoming. [18] Dieter Heinzig, “Stalin, Mao, Kim and War Origins, 1950: A Russian Documentary Discrepancy, ”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ntin, Issue 8～9 (Winter 1996～1997), p. 240. [19] 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编《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军事资料》（1949年10月），第76～77页。 [20] 《金日成同意接收在第四野战军服役的朝鲜人士兵和军官的刘少奇致毛泽东电》（1950年1月22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22． [21] Allen S. Whiting, China Crosses the Yalu; The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Stanford Univ Press, 1960), p. 44; ［韩］金学俊：《朝鲜战争：原因·过程·停战·影响》，博英社1997年版，第74～87页。 [22] Bruce Cummings, Korea's Place in the Sun: A Modern History, (Lond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7), p. 243. [23] 《什特科夫关于南朝鲜可能发动进攻等问题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1月27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3； 《什特科夫关于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问题致莫洛托夫电》（1949年2月3日），АПРФ，ф．3,，оп．65，д．3，л．6． [24]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06、1405、1424～1439页。 [25] 《罗申关于中国政治和经济状况与周恩来的谈话备忘录》（1949年11月15日），АВПРФ，ф．0100, оп．42，п．288，д．19，лл．81～95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5页。 [26] 《关于中共中央若干政策和实践的几个问题》（1949年12月24日），АПРФ，ф．3，оп．65，д．584，лл．123～144． [2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185页。 [28] 《中央军委关于朝鲜军人回国的电报》（1949年12月2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4，лл．8～9． [29] 《什特科夫关于朝鲜同意接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人电》（1950年1月11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л．114～115． [30] 《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朝鲜族人回国问题致什特科夫电》（1950年1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6，л．110． [3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9～1020页。 [3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123页。 [33]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3～104页。 [34] 裴坚章：《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7～258页。 [35] Mineo Nagajima, ‘The Sino- Soviet Confrontation: Its Root in the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of the Korean War’,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No1 (January.,1979), p.33. [36] ［日］思想运动研究所编《日本共产党事典》，全貌社1978 年版， 第1020页。 [37] ［韩］苏镇辙：《韩国战争的起源：国际共产主义的阴谋》，第79页；［韩］金学俊：《韩国战争》，博英社1989年版，第79～80页。 [38] 韩国外交部编《朝鲜战争相关俄罗斯文件：基本文献，1949～1953》，1996年，第24页。 [39] 《罗申关于金日成访华致斯大林电》（1950年5月14日），ГРАСПИ Ф 588，оп．11，д．п．334，л．56. [40] 《斯大林关于中朝签订中朝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致毛泽东电》（1950年5月16日），ГРАСПИФ 588，оп．11，д．п．334， л．57. [41]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9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