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代来华定居犹太人的几个基本问题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数万名欧洲犹太人或远涉重洋，或穿越广袤的西伯利亚大地来到中国，定居在上海和哈尔滨，也有少量定居在天津、北京、大连、沈阳、青岛。这些犹太人分为来华淘金和来华避难两大类型。由于中国人民的友善和宽容，也因犹太人超强的生存能力，他们在中国安居乐业，不少人还发家致富。就连二战期间遭受德国纳粹党迫害而被迫流亡的犹太难民也得到人道主义的救助，躲过了人类历史上惨绝人寰的劫难。他们在中国还组织了各类社团，过着正常的宗教生活。这是一段不应忘记的历史，也是20世纪人口迁移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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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曾经有数万名欧洲犹太人来到中国的上海和哈尔滨等大中城市定居，这是在当时的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一定影响的重大事件，也是20世纪人口迁移史上一个不可忽略的课题。由于这一社会现象当年并未受到重视，造成仅过去半个世纪就对许多基本问题无法弄清的窘况，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本文拟对来华定居犹太人的由来与去向、分布与数量、职业与组织等问题进行粗略的论述，以期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和深入的研究。
一、由来与去向
近代来华定居的犹太人大致可以分为来华淘金和来华避难两大类型，就时间而言，前一类型远远早于后一类型，就数量而言，后一类型则远远多于前一类型。
来华淘金这一类型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早期进入上海的犹太商人。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通过1842年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取得了在广州、福建、厦门、宁波、上海五处寄居贸易的特权，其中位于长江三角洲三面向海交通便利又极为富庶的上海成为英商的首选。几年内便有10余家英美法等国颇具规模的洋行进驻上海，来自印度孟买的英籍犹太人大卫·沙逊开办的沙逊洋行就位列其中。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大卫·沙逊是第一个进入上海的犹太人，但大卫·沙逊是近代以来上海犹太商人的领头羊则是不争的事实。[1]
另一名与沙逊齐名的英籍犹太巨商为大名鼎鼎的哈同。哈同幼年时随归入英籍的父亲居住在印度孟买，青年时到香港谋生，翌年只身到上海找出路，受雇于沙逊洋行。从1901年起，哈同自立门户，专门从事房地产和鸦片生意，在房地产生意中倒买倒卖，在鸦片生意中违抗法令囤积居奇，采用合法与非法的手段，靠两土（土地与烟土）起家，从一贫如洗的穷小子成为沪上闻名的大亨。
除沙逊与哈同两名犹太超级巨商外，近代在上海淘金的犹太巨商还有安诺德兄弟、卡道里父子、埃兹拉家族等等。他们的经营范围几乎涉及到中国当时的各个经济领域，甚至连军火生意也做。而且经营地点也不局限于上海，不但在沿海、沿长江的各港口城市设有支行，还将其业务开展到伦敦、纽约、巴黎以及香港等国际大都市。至于在上海一带淘金的中小犹太商人则数不胜数。
除上海外，来华淘金的犹太商人最集中的地点是哈尔滨。哈尔滨的犹太商人与沙逊、哈同这样的巨商相比虽然是小巫见大巫，但中小工商业者却如过江之鲫，其中颇具规模的有索斯金、德里金、卡斯普、阿罗俄奇兄弟、老巴夺兄弟、卡巴尔金、斯季德尔斯基等等，主要经营范围有银行业、旅店业、面粉加工业、烟草业、木材业、毛皮业。
来华避难的犹太人是20世纪上半叶在华定居犹太人的绝大多数。这一类型的又分为来自俄苏和来自西欧的两部分。
从俄国进入中国东北地区的犹太人绝大部分生活在哈尔滨及其周边城镇，早期主要是随着中东铁路的修筑和营运夹杂在大批俄国工程技术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军人与神职人员中迁移而来的。后期则多因俄国发生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而害怕遭受新生政权的清算，或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躲避战火迁移而来的。无论早期或后期来华的都是只身或以家庭为单位，都不是以民族集体迁徙的方式移居而来。
来自西欧的犹太人绝大多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受德国纳粹党大规模反犹、灭犹行动迫害的难民，主要是生活在德国、奥地利和波兰等国的犹太人。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拒绝接纳欧洲的犹太难民，而上海却成为犹太难民的东方庇护所。因为上海有西方列强“国中之国”的租界，而洋人几乎可以随便进入租界，甚至连护照签证这样最基本的证件都无需出示。早期到达上海的犹太难民多为乘海船而来，后期则主要走陆路穿越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再经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伪满洲国而来。据伪满洲国驻德国柏林的“公使馆”官员回忆，在1939年春至1940年5月末，经伪满洲国“公使馆”签发的犹太人入境签证就多达12000份。[2]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华生活的各国犹太人陆续离开中国，其原因与去向也各异，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是被中国政府遣送出境的德国和奥地利籍犹太人。因德奥两国同为二战的战败国，中国政府对旅居中国的德奥侨民的处理原则是遣送回国，德奥籍犹太人也不例外。根据这一规定，近2万名德奥籍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庇护了他们多年的上海。但相当一部分人对回国仍心有余悸，宁肯继续流亡异国他乡，这一部分人多数去了北美洲，也有少数去了澳洲和南美洲。
第二种是返回祖国的俄籍犹太人。俄籍犹太人中的大多数在二战后加入了苏联国籍，但也有一些未入籍者成为无国籍人。1947年时中苏两国关系恶化，前苏联政府允许在华苏籍侨民回国，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返回祖国，这中间就有大批犹太人。也有一部分加入了苏籍的犹太人和无国际籍的犹太人对社会主义的前苏联心存疑虑不敢回国，辗转去了北美洲和澳洲，继续其流亡生涯。
第三种是去往以色列的各地犹太人。1948年5月，以色列共和国宣告成立，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当然也包括居住在中国的犹太人。当时以色列共和国还经中国政府的同意，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鼓动和吸引在中国的犹太人去以色列定居，并且发放签证，据统计，上海办事处共发放了7000份，仅1948至1949年离开上海的犹太人就有4000余人。[3]
此外还有少量波兰籍、英国籍、伊拉克籍犹太人，他们的去向也与上述3 种大体相同。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仍有少量掌握专业技术的犹太人经政府批准留在中国工作，后部分离境，一直生活在中国的已寥寥无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一部分生活在上海的犹太富商，在20世纪中叶，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变革时期移居香港，这些人以其雄厚的资金和灵活的经营方式，为香港的经济注入了活力。
二、分布与数量
弄清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华的分布及其聚居地并非难事，因为依据当时的文献资料、回忆录以及建筑遗存，能够清晰地描绘出犹太人的分布轨迹。可以确切地说，近代来华定居的犹太人主要分布在上海、哈尔滨、大连、奉天（沈阳）、北京、天津、青岛等大城市。其它如满洲里、海拉尔、齐齐哈尔等中东铁路沿线的中小城市以及新疆也有一定数量的俄籍犹太人。这也与他们以经商和避难为主要目的，经由海路或西伯利亚大铁路进入中国的华东、华北和东北地区的迁徙路线相吻合。就是同一城市，他们也愿意集中居住。有租界的城市则居住在租界内，无租界的城市则集中在几个街区，往往形成自己的小社会。
然而，想弄清在华犹太人口总数及上述各地犹太人口数量就不那么容易了。这首先因为近代以来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军阀割据、内战连年、外祸频仍、国土沦丧，这样分裂混乱的政治局势怎么可能留下完整的人口统计资料。其次是当时城市的管理水平低下，更何况在有租界的城市又由中外两个行政当局分别管辖。当时除上海这座最先进的城市外，大多数城市并无人口普查意识，也无科学的手段和必需的资金，当然不可能留下科学的人口统计资料。最后，因为无论是经商或避难的犹太人都在随着时局的不断变化而随时迁徙，即从外国进入中国，又从中国再去第三国，或是在中国国内流动都很频繁，全国的犹太人口总数和各地的犹太人口数始终是一个变量。即使有人做了这方面的工作，也只能反映某一时段的局部情况，也不会留下系统的人口统计资料。因此，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的研究者涉及到在华犹太人口总数及各地人口数量时，都只能依据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只鳞片爪的资料估算，致使差距相当大，至今没有一个得到各方面认同的权威性数据。
上海是来华犹太人的主要聚居地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生活在上海租界内的犹太商人及其眷属大约有700人。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 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大批原生活在哈尔滨的俄籍犹太人南迁，这部分人数大约有4000人，加上从欧洲流亡来的犹太难民，估计总人数可达到3万人，[4] 这是上海犹太人口数的最高峰。犹太人的另一个主要聚居地哈尔滨的人口统计数字更为复杂，近年来发表的文章有多种说法。据《滨江日报》载，1902年时有300人，[5] 而17年后的1919年达到7500人。[6] 就历史上的最高峰而言，有从1.5—5.5万的好几种说法，几种说法之间竟差了好几倍，有的数字显然不可靠。哈尔滨犹太人问题研究专家李述笑先生认为1926年日文报纸披露的数字2万人比较可信，[7] 笔者也同意这一推断。为何短短的一、二年间便从7500人骤增至2万人？因为此时正值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高尔察克在西伯利亚的政权溃败，俄国人大量移居哈尔滨的历史阶段。
聚居在大连和奉天（沈阳）的犹太人来源基本相同，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哈尔滨到此地经商的，另一部分是沙俄时期随军队而来的犹太军人。这两部分人数不多，也没有留下系统的人口统计资料，现能搜集到的是日本人于1940年对大连犹太人的2个调查统计数字，一个是满铁调查部的调查统计数字为170人，另一个是日本关东州外事厅警察课的调查统计数字为259人（房建昌，1997）。后者的调查统计十分精确，不但有不同性别的数字，还标明了这些犹太人的国籍。其中无国籍者最多，约占总数的55％；其他按人数多少排列依次为：前苏联、立陶宛、波兰、德国、捷克、匈牙利、瑞士、美国；看来日本关东州外事厅警察课的调查统计数字要比满铁调查部的可信得多。同一时期，奉天（沈阳）的犹太人口数无论是满铁调查部的调查统计数字还是犹太社团的调查统计数字差别不大，约80—100人。满铁调查部于1939年8月还对生活在北京的犹太人口进行过调查统计，其调查结果表明北京的犹太人总人口数不多，约为120人。其中法国籍犹太人最多，依次为英籍、美籍、无国籍、苏籍。天津在鸦片战争之后就辟为对外通商口岸，所以早就有犹太商人在此经商，但人数极少，未形成规模。俄国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大批俄籍犹太人从哈尔滨南下定居天津，最多时达到2500人。1937年日本侵略华北后，人数开始下降。青岛历史上曾经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所以19世纪末就有少许犹太人在这里居住。20世纪二三十年代骤增至200多人，增长的原因与天津基本相同。
三、职业与组织
依据近代来华犹太人保存下来的有关文献资料和一些回忆录，可以大体掌握犹太人在各城市的就业状况，但这些资料均不全面不系统，所以也只能勾勒一个概貌，想对各地犹太人的职业结构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分析暂时还做不到。
从前述犹太人的由来及分布情况我们可以看出，早期进入上海的主要是从事进出口贸易的犹太商人，在利用合法与非法手段完成了原始积累以后又向房地产以及其它领域扩张，他们人数虽不多，但资金雄厚，成为沪上商界的重量级人物。早期进入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东铁路沿线的多为与筑路、运营相关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这些人与进入上海的犹太人相比虽然无多少资本，但带来了当时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理念，而且这部分人数众多，也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后期涌入上海的主要是受德国纳粹党迫害的欧洲犹太难民，他们不要说携带什么资产，就是能活着出来到达中国已属万幸。犹太人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受教育程度较高，掌握一门专业技术的较多，如1940年在上海“援助欧洲犹太难民委员会职业介绍所”登记的犹太人中，大部分都有专长。一部分是脑力劳动者，如律师、医师、教师、建筑师、工程师、艺术家等等；一部分是手艺人，如服装工、制造工、面包师、理发师、摄影师、司机等等。当然最多的还是商人，超过了当年登记人数的1/7（唐培吉，1992）。按说这些有知识有技术的求职并不困难， 但当时的上海受战争影响百业萧条，犹太人虽有专长也求职不易，于是一些人秉承祖上善于经商的老传统，自力更生筹集少量资金开起了店铺。那些无力开店铺的人，则干起了走街串巷卖报纸和香烟的流动小贩以维持生计。一些知识分子也重操旧业，开起了医院诊所、律师事务所、建筑事务所，或者教授音乐绘画及受聘于西洋乐队。
哈尔滨犹太人的职业结构与上海犹太人大体相同，所不同的是上文已提及的，虽无沙逊、哈同那样的巨商，但却具有一大批房产主、工商企业主和金融业主，犹太人的整体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将他们与非犹俄籍侨民相比较，其就业率和经济地位要高得多，体现了犹太人人口素质和生存能力高于其他民族的特质。
北京犹太人为数不多，但地位却很高，一是有些教授、医师在燕京、协和等著名学府医院任职，二是在高级宾馆、商场以及外国银行中充当重要角色甚至控股。天津犹太人的特点是几乎全部从事毛皮生意，最多时达上百家。他们从东北收购毛皮在天津加工制作后销往欧美市场，获得的利润相当可观。青岛犹太人多以经营一家小店维持生计。奉天（沈阳）与大连犹太人的职业基本相同，其一是多为哈尔滨犹太商人在此开设的从事转口贸易的分公司雇员，其二是有一批犹太职业军人，这批军人是沙俄时期进入中国东北的俄军和中东铁路护路军的余部。
综合分析各地犹太人的职业结构，可以依据其经济地位划分为三个阶层。以上海和哈尔滨的少量巨商以及一批家产殷实的房产主、工商企业主、金融业主为第一阶层，他们在异国他乡仍然过着富足优裕的生活。但必须指出，这些富商大多凭借着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巧取豪夺，甚至私贩鸦片和军火牟取暴利，使中国的财富外流，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第二阶层为人数众多的俄罗斯犹太人，他们或从事各种经营活动，或在铁路、银行、医院、学校任职，在中国各地为他们提供的良好生存空间里自食其力，虽不很富裕，但也衣食无忧。第三阶层为躲避迫害而流亡到中国的德奥及东欧难民，他们身无分文来到中国后，得到中国人民和国际救援组织的有效救济，住在收容所或普通民房，与中国人民同甘共苦，终于看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曙光。
犹太人有一个传统，即无论迁居何处，只要达到一定数量，必定要成立各种社团，形成自己的社会组织，以此维系犹太人的团结互助，协调管理犹太人的活动，维护犹太人的利益。
上海是犹太人组织社团最多的一个城市。上海犹太人在开展了半个世纪的社区活动后于1910年成立了第一个社团组织上海犹太协会，入会的都是塞法迪姆犹太人，他们大多是商人，而且是资本雄厚的大商人，因而上海犹太协会虽然人数不多但实力很强威信很高，凡犹太人之间或犹太人与外界棘手的重要问题都由该协会出面办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上海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数量骤增，新增的这些主要是由哈尔滨迁徙而来的俄籍犹太人，于是他们模仿在哈尔滨时已有的社团犹太宗教公会，于1932年成立了上海犹太宗教公会，联络协调管理俄籍犹太人的一切事务。因俄籍犹太人数量众多，所以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很快成为上海犹太人最大的一个社团，其影响很快超过原有的上海犹太协会，此后无论上海当局还是国际上与上海犹太人的联络都通过这个组织进行。上海犹太圣裔社于1929年成立，犹太圣裔社是一个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性的犹太人组织，因而上海犹太圣裔社又称犹太圣裔社上海支社。这个社团存在期间，开展了一些医疗和救济方面的工作。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来自欧洲的德奥两国犹太难民也组织了一个圣裔社，该会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和活动范围。此外上海犹太人还组织了诸如上海犹太商会、上海犹太总会、上海犹太俱乐部、中欧犹太协会等形形色色的社团。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不少犹太社团自行消亡，即使保存下来的也很少活动，因为此时犹太人已大部分离开中国。为便于统一管理，上海市政府协助上海犹太宗教公会改组为上海犹太联合会。该联合会虽然定位为一个志愿慈善性质的组织，但实际上承担了对仍居留在上海的犹太人所有的联系和管理工作。
哈尔滨犹太人组建社团要早于上海，据专门研究哈尔滨犹太人问题的青年学者张铁江考证，第一个犹太社团犹太人协会始建于1903年。当犹太人逐渐增多后，又成立了包括犹太人各个派别在内的犹太宗教公会，经民主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和执委会。该会不但负责管理犹太教的一切事务，还承担了哈尔滨犹太人的教育、医疗、丧葬、贫民救济等各项事务，成为哈尔滨最大也是最重要的犹太人组织。该组织在哈尔滨存在了半个世纪，直至犹太人全部迁走才解散。1918年，由希伯来移民援助会与犹太拓殖会联合组成了远东犹太中央情报局。该机构成立之初的宗旨是为了援助滞留在哈尔滨的2000多名俄籍犹太人移居到美国，此后也一直以帮助犹太人办理移民申请为主要业务。1939年以后，哈尔滨的业务减少，而上海的业务增多，于是迁至上海，改称远东犹太情报局。[8] 此外，比较有影响的犹太社团还有哈尔滨犹太圣裔社和哈尔滨犹太青年组织贝塔。哈尔滨圣裔社的性质与上海圣裔社的性质相同，组成人员也大体相同，社员都是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比较高的犹太人，这个组织成立的时间还略早于上海。哈尔滨的贝塔总部成立于1929年，该组织主要吸纳锡安主义修正派青年，倡导复兴犹太精神，为重返巴勒斯坦进行军事训练和筹集资金。[9] 天津犹太人社团始建于1911年，当时称天津犹太人会，后改称天津希伯来协会。因天津犹太人多为俄籍，所以该会曾在俄国驻天津的领事馆登记注册，但该会并不仅限于俄籍犹太人，一些来自波兰、德国的犹太人也加入了该会。当天津的犹太人口增多后，天津希伯来协会也壮大起来，统管了各国籍犹太人的所有事务。该协会还创办了10余个诸如慈善会、救济会、学校、俱乐部、图书馆、医院之类的团体。此外像“阿尔该梅恩复国主义团”、“新复国主义团”、“犹太妇女复国主义团”、“贝塔”等犹太复国主义团体也在天津存在过一段时间。
青岛、奉天（沈阳）、大连三地的犹太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成立了犹太人会，业务活动也大致相同。由于这三地的犹太人主要来自哈尔滨，所以都接受哈尔滨犹太社团的领导。在犹太人集中的城市里，惟有北京没有成立犹太人的组织，其主要原因是北京犹太人尽管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比较高，但总人数不多，国籍比较分散，而且大多已融入西方社会，又无德高望重的核心人物牵头，所以始终没有自己的社团及会堂。好在北京与天津近在咫尺，北京犹太人可以随时参加天津犹太社团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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