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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军侵华暴行和遗留问题的研究，是近10年抗日战争史研究进展最大的一个方面，现将其中的主要成果综述如下。 一、综合性的论著 关于侵华日军暴行的综合性著作，在1995年以前就出版了一些，例如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的《血证：侵华日军暴行纪实日志》①，李秉新等主编的《侵华日军暴行总录》② 等。近10年来，又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著作，例如《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4册③，步平、辛培林主编的《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④，丁春生的《鬼子兵的兽行》⑤，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日本侵华罪行档案新辑》(影印本)15辑⑥，哀秋白、杨瑰珍的《罪恶的“自供状”：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历史审判》⑦，李荣惠主编的《罪证：日军镜头里的侵华纪录》⑧，毕英杰等编的《铁证——日本随军记者镜头下的侵华战争》⑨，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编著的《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暴行》⑩ 等。中华书局也在2005年，约集研究日军侵华暴行的专家，推出了《日本侵华暴行实录丛书》，包括何天义等人的《强制劳动》、李秉刚的《万人坑》、布平的《毒气战》等。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也推出了一套日本暴行丛书：《劳工血泪》、《铁蹄人生》、《亲历惨案》、《血腥纪事》、《罪恶极限》、《魔窟梦魇》6卷8册(11)，与前者不同的是，这一套书由汇编亲历者的回忆录和口述史料而成。在以上著作中，资料最详尽的是《近代史资料》编辑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的《日军侵华暴行实录》4册等。 这个时期，各地还出版了很多揭露日军在中国各地暴行的著作，例如山西省史志研究院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晋罪行录》(12)，彭明生的《罪证：日军在承德街屠杀罪行录》(13)，中共丰台区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的《日寇罪行在丰台》(14)，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上海罪行史料汇编》2册(15)，中共天津市委党史研究室、天津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16)，刘长江等人的《日军侵占华北罪行集》(17)，顾维安主编的《泣血吴淞口：侵华日军在上海宝山地区暴行》2册(18)，张铨等人的《日军在上海的罪行与统治》，廖大伟、陈金龙主编的《侵华日军的自白：来自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战争》(19)，沙必璐的《血肉丰碑——侵华日军滇西暴行与滇西抗日战争纪实》(20)，陈先初的《人道的颠覆：日军侵湘暴行研究》(21)，苏智良等人的《日本对海南的侵略及其暴行》(22)，谢忠厚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 《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23)，史丁的《日本关东军侵华罪恶史》(24)，陈小冲的《日本殖民统治台湾五十年史》(25) 等。这些著作，提供了很多宝贵材料，例如谢忠厚主编的《日本侵略华北罪行档案》(26)，共有“损失调查”、“战犯供述”、“大屠杀”、“无人区”、“细菌战”、“毒气战”、“集中营”、“奴役劳工”、“性暴力”、“文化侵略”10种，档案资料非常丰富，从10个方面揭露了日军在华北的暴行。 近10年出版的有关这方面的译著有：[日]野田正章的《战争罪责——一个日本学者关于侵华士兵的调查》(27)，[英]田伯烈的《1937：一名英国记者实录的日军暴行》(28) 等。 近10年发表的揭露日军暴行的文章也很多。有的概述了日军的暴行，如张承钧的《侵华日军暴行概说》(29)；有的探讨了日军暴行的文化和心理原因，例如章伯锋的《日本为什么不反省战争罪责——从两部日本学者的专著谈起》，分析了战时日军官兵的普遍心理，认为军队中法西斯式的训练和教育、在近代日本民族心理军国主义化法西斯化的过程中，蔑视中国和中国人的观念，是构成这一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30)。郑忠、高萍萍的《抗战时期日军暴行的文化分析》指出，日军之所以如此残暴，究其原因，有日本文化背景的沉淀，国民性、宗教信仰的基因，有战争心理的作用，还有历史演进的成分(31)。彭玉龙的《谢罪与翻案：德国与日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罪行反省的差异及其根源》(32) 一书，则通过对德国和日本的比较，揭露了其不承认侵略罪行的根源。林晓光的《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33)，比较系统地考察了近代以来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产生与发展的历史状况，分析了战后日本右翼得以生存活动以及70年代后出现的“新右翼”与“传统右翼”的异同，提出右翼的共同特征是：鼓吹皇国史观、强调皇权至上、宣扬种族优秀论、反对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运动等等。张进山的《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对日本内外政策的影响》(34)，具体分析了日本右翼、右翼势力及其影响，指出日本的右翼一般是指具有右翼思想观念、在政府有关部门正式登记造册、行为怪诞而热衷于街头喧嚣或暴利行为的团体、组织及团伙。而“右翼势力”所指的范围更加广泛，它既涵盖一般意义上的右翼，更包括虽有右翼的政治思想理念却尚未明确加入其组织的其他“西装右翼分子”群体。这些群体中的个体分布于政界、财界、文化界等日本社会各个领域和阶层，对社会政治的影响更为深刻、广泛。如果说在政府正式注册的右翼是“行动右翼”、“显性右翼”的话，“西装右翼分子”就是“思想右翼”、“隐性右翼”。从历史的角度看，日本右翼大体经历了“战前右翼”、“战后右翼”、“现代右翼”三个发展阶段。战前右翼标榜“大亚细亚主义”，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发展煽风助燃；鼓吹“国家改造论”，为日本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体制推波助澜；宣扬“肢解中国论”，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充当打手。现代右翼对日本的内外政策也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二、关于南京大屠杀 在1995年以前，中国就出版了不少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和资料，例如徐志耕主编的《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35)，中央档案馆等编的《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图证》(36) 等。1995年以后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主要针对日本一些人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言论，为了维护历史的尊严，论证南京大屠杀的真实性。10年来，各地出版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例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委会、南京图书馆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38)，孙宅巍主编的《南京大屠杀》(39)，孙宅巍、吴天威的《南京大屠杀：事实及纪录》(40)，姚辉云的《金陵血泪：南京大屠杀全貌大写真》(41)，徐志耕的《屠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42)，刘惠恕的《南京大屠杀新考：兼驳田中正明的“南京大屠杀之虚构”》(43)，陈安吉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最新研究成果交流会论文集》(44)，曹必宏的《南京大屠杀》(45)，史 、尹集钧的《南京大屠杀》(46)，朱成山的《为300000冤魂呐喊：朱成山研究南京大屠杀史文集》，以及其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江东门“万人坑”遗址的发掘与考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47)，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48)，林长生的《南京大屠杀之铁证——向全世界人民鸣冤的诉讼状》(49)，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50)，吴广义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日志》(51)，经盛宏的《南京沦陷八年史》(上下册)(52) 等。在这些著作中，孙宅巍的《南京大屠杀》一书叙史详细准确，详述了屠杀的背景、范畴、过程和影响，而且针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种种论调，进行了反驳。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日志》，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耗时4年，将20年来收集的众多南京大屠杀资料进行梳理研究，逐日将散集在各种资料中的历史事实串联在一起，而且选用资料较典型，很有说服力。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图集》，收入有关南京屠杀的图片近800余幅，其中有四分之一以上属未公布或鲜见者，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日军南京屠杀暴行的过程。经盛鸿的《南京沦陷八年史》，不仅详细叙述了日军的南京大屠杀，而且详细叙述了日伪推行的各种殖民政策给南京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程兆奇的《南京大屠杀研究——日本虚构派批判》，则有力地驳斥了日本虚构派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无理论调。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期间还出版了一些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丛书，例如朱成山主编、2003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系列丛书》，南京师大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编、2004年出版的《日本侵华与南京大屠杀研究丛书》，张宪文主编、2005年出版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等。其中张宪文主编的大型史料丛书《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共8卷，分别是《战前的南京与日机的空袭》、《南京保卫战》、《幸存者的日记与回忆》、《美国传教士的日记与书信》、《遇难者的尸体掩埋》、《外国媒体报道与德国使馆报告》、《东京审判》、《日本官兵日记》(53)。该套史料集包括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尸体掩埋情况的大批资料，大量侵华日军官兵的日记、书信、回忆和证言，一批西方人士见证南京大屠杀的史料，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远东军事法庭和中国国防部审判战犯的史料和战后国民政府所做的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调查统计材料，是迄今最为全面和翔实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 另外，这个时期还翻译出版了很多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著作和资料，例如朱成山主编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外籍人士证言集》(54)、《拉贝日记》(55)、《东史郎日记》(56)，章开沅编译的《天理难容：美国传教士眼中的南京大屠杀(1937-1938)》和《从耶鲁到东京》(57)，陆束屏汇辑编译的《南京大屠杀》和《南京大屠杀：英美人士的目击报道》(58)，[日]本多胜一的《南京大屠杀始末采访录》(59)，[日]东中野修道的《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60)，[美]《魏特琳日记》(61)，[日]松村俊夫的《南京屠杀疑问》(62)，[美]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63)，[日]津田道夫的《南京大屠杀和日本人的精神构造》(64)，以及相关的著作等。 可喜的是，这个时期还成立了一些专门的研究团体，出版了一些电子文献，创办了一些专门的网站。例如继南京于1995年成立“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之后，南京师范大学于1998年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江苏省出版总社电子音像出版部制作的电子资源《南京大屠杀》(65)；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和新浪网、龙虎网联合制作了“永不忘却——南京大屠杀史实”网站(http: //neverforget. sina. com. cn)，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创办了“中日网”(http: //www. sjhistory. net/site/newxh/)，这对于推进南京大屠杀的研究都很有帮助。“中日网”不仅有大量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资料和文章，还有关于日军进行细菌战，掠夺慰安妇和劳工等方面的大量资料。 关于这方面的论文，近10年发表的很多。经过研究和考证，进一步弄清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屠杀的人数。有的著作指出，在南京大屠杀中，慈善机构共收埋尸体18.5万余具，市民私人自动组织掩埋同胞尸体3.6万余具，伪政权出面雇工收尸7400余具，日军动用部队掩埋和处理尸体15万具。将上述数字相加，再扣除收埋统计中可能交叉的数字，以及约1万名在战场阵亡的军人数，认定有30万人以上遇难应当是没有疑问的(66)。另外，日军还在南京周边各县残杀了无辜居民4.08万余人。在扩大占领南京周边地区过程中，又残杀无辜1.6万余人(67)。 有学者针对日本一些人否认当时南京城内有30万人的说法，指出1937年6月，南京市的常住人口为101.545万人，日本驻沪领事冈本在1937年10月27日给广田外相的密函中也曾说：“南京市内公务员和军人眷属均已避难，人口剧减。据警察厅调查，现有人口53万余”。加上守城的军人及难民，总数远超30万(68)。 有学者分析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及其暴行心理，以及日本皇族和南京大屠杀之间的直接关系，指出南京大屠杀是为保证进入南京的皇族的安全而进行的，而皇族问题使日军其他长官不敢采取任何措施制止这场屠杀(69)。有的学者还指出，南京大屠杀的直接凶手虽然是施暴日军，主犯是松井石根，但罪魁是日皇裕仁(70)。 还有学者分析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生存状况，包括物质生活的贫乏和沉重的精神创伤，认为应该从人性关怀的视角来解决如何医治战争创伤的问题(71)，这是过去很少注意的。 三、关于细菌战 关于这个方面日军的罪行，在1995年以前也出版了一些著作，例如中央档案馆等编的《细菌战与毒气战》(72) 等。1995年以后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73)，郭成周、廖应昌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历史上被隐瞒的篇章》(74)，佟振宇的《日本侵华与细菌战罪行录》(75)，郭成周的《历史上被隐瞒的一章：侵华日军细菌战》(76)，黑龙江省档案馆等编的《七三一部队罪行铁证：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档案》(77)，杨玉林、辛培林等主编的《细菌战》、《日本关东宪兵队“特殊输送”追踪——日军细菌战人体实验罪证调查》(78)，刘雅玲、龚积刚的《细菌战受害大诉讼》(79)，李晓方的《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80) 等。 有的学者还对日军在某些地区实施细菌战的罪行进行了研究，如邱明轩的《罪证：侵华日军衢州细菌战史实》(81)，张世欣的《浙江省崇山村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史实——受害索赔，崇山人的正当权利》(82)，吴永明的《太阳旗下的罪恶——侵华日军上饶细菌战揭密》(83)，刘启安的《叫魂：侵华日军常德细菌战首次独家揭秘》(84) 等。 这方面的译著有：[日]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日本细菌战部队揭秘(修订版)》(85)，〔美〕哈里斯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86)，拂洋的《伯力审判：12名前日本细菌战犯的自供词》(87)，王国栋编译的《日本细菌战战犯伯力审判实录》(88) 等。 在以上著作中，郭成周、廖应昌编著的《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是有关这方面研究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作者查阅了大量档案材料，走访了国内主要的日军细菌试验与细菌战遗址，采访了受害者、知情人，并多次与前日本细菌部队成员会谈，在此基础上，详实记述了日军进行细菌试验和细菌战的全部过程，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揭露了战后美国与日本细菌战犯进行交易的内情。美国学者哈里斯(Harris, S. H. )的《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披露了大量珍稀档案史料与当事者的私人文件，不仅翔实叙述了731细菌部队的犯罪事实，也揭露了美国根据自己的远东战略需要而掩盖日本细菌战犯罪的事实。 近10年关于日军细菌战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进展，是很多学者和受害者对日军的细菌战进行了实地调查。如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诉讼辩护团对日军1940年10月在浙江省衢州、宁波，1941年11月在湖南省常德，1942年8月在浙江省江山等4次细菌战进行了调查；吴永明对1940年9—10月和1942年8月在江西省上饶等地进行的两次细菌战进行了调查，基本弄清了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细菌战的情况及造成的严重危害。尹集钧也在各地作了调查，根据这些调查，2000年11月他在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会第四届学术年会的报告中提出，迄今为止可以统计出的中国受细菌战之害死亡的人数超过7万人，预计会达到200万人(89)。这是目前关于中国细菌战受害死亡的最高估计数字。 近10年间关于日军细菌战研究另外一个较大的进展，是对于过去研究不多的日军华北甲1855部队、山东“731”部队等，都有了一些研究成果，徐勇的《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90)，谢忠厚、谢丽丽的《华北(甲)1855部队的细菌战犯罪》(91)，高祥的《山东“731”浮出水面》、《日军制造山东“死亡工厂”》(92) 等文章，都对日军的这些细菌部队和罪行进行了论述和报道。特别是徐勇的《侵华日军驻北平及华北各地细菌部队研究概论》，谢忠厚、谢丽丽的《华北(甲)1855部队的细菌战犯罪》，对日军的1855部队及其所属的支部、派出所和“防疫给水班”等，做了详细的论证。 四、关于毒气战 关于日军毒气战(又称化学战)的著作，1995年以前曾出版纪道庄、李录主编的《侵华日军的毒气战》(93) 等。近10年出版的有步平、辛培林主编的《日本侵华新罪证系列丛书》之《化学战》(94)，步平、高晓燕等人的《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化学战》(95)、张海泉的《太阳旗下的毒魔——侵华日军毒气战真相》(96) 等。论文有高晓燕的《日本是如何掩盖化学战罪行的》、《日军在山西的毒气战》(97)，沙东迅的《侵华日军也曾在粤进行化学战》(98)，步平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问题》、《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99)，高兴祖的《二战中日本军部进行化学战的罪责》(100)，纪学仁的《侵华日军化学战的部署与遗弃化学武器》(101)，李克峰的《窒息的回忆：侵华日军化学战备忘录》(102) 等。 步平是研究日军毒气战、化学战的专家，他的论著详细地论述了日军毒气战、化学战的准备、实施情况，以及化学武器在战后的遗弃、危害与处理问题，认为在战争期间，日本至少生产了700万枚以上的化学武器；在中国战场实施化学战超过2000次，造成近10万人的直接伤亡；战后遗留化学武器又伤害了2000-3000人，并且这种伤害还在继续。他认为日军在中国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情况大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一是在大规模的战役中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达到军事目的的手段；二是在一般性的战争中或者是在较小规模的战斗中根据情况机动地使用化学武器；三是对平民使用化学武器作为迫害手段。他认为有的学者关于日军在中国使用化学武器的次数超过2000次，造成了近10万人直接伤亡的统计也是很不精确的。如果就日本化学战的罪行和受害进行专门调查的话，可能会取得更多的证据(103)。 还有学者作了一些实地调查，如高晓燕就实地调查了黑龙江黑河地区日遗毒弹情况(104)。她的《侵华日军的化学战罪行》(105) 一文，概述了日军化学武器研究机构、毒剂生产工厂、化学战人员培训学校、在中国战场上的化学战等情况。 五、关于对劳工的掠夺和迫害 关于日本掠夺和迫害中国劳工的著作，1995年以前没有出版过。近10年来，由于二战时期受害劳工要求日本企业赔偿的诉讼活跃，劳工问题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近10年出版的著作有陈景彦的《二战期间在日中国劳工问题研究》(106)，支勇智等人的《中国抗日战俘劳工史》(107)，刘宝辰、林凤升的《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108)，张凤鸣、王敬荣主编的《残害劳工》(109)，解学诗、[日]松村高夫主编的《满铁与中国劳工》(110)，居之芬、庄建平主编的《日本掠夺华北强制劳工档案史料集》(上下册)(111)，辽宁省档案馆编的《满铁与劳工》第一、二集共18册(112)，青岛市档案馆编著的《铁蹄下的罪恶：日本在青岛劫掠劳工始末》(113)，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114) 口述资料丛书等。其中刘宝辰、林凤升合著的《日本掳役中国战俘劳工调查研究》，以搜集口述史料为主撰写而成。作者用10多年功夫，亲自寻找、采访受害当事人，利用他们的口述给世人提供了一部可靠的信史，不仅抢救了珍贵的第一手史料，而且填补了被掳役华工问题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缺，故有相当高的史料及学术价值。何天义主编的《二战掳日中国劳工》口述资料丛书，是很有价值的一套著作，该书的作者从多年的采访资料中选出了300名采访对象，共计250多万字的材料，编成《雪没北海道》、《血洒九州岛》、《矿山血泪史》、《冤魂遍东瀛》、《港湾当牛马》5册出版。 这个时期关于日军掠夺、役使和迫害劳工罪行研究的一个较大的进展，是基本弄清了日军掠夺到日本的劳工的人数。有的学者经过考证，认为被掳掠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应为38935人，而从收容所出发即在“契约数”以内的劳工则在41000-42000名之间。除乘船途中和登陆后至日本企业间死亡812人外，在日本企业中死亡5999人，再加上送还时死亡19人，总计死亡6830人，死亡率占乘船人数的17.5％。另外，根据日本《外务省报告书》的记载，还有5名中国妇女作为劳工的慰安妇，在所谓“试验移入”期间，被掠至日本富山县伏木港，她们是否回国完全不明(115)。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日本在中国强征、役使的劳工，认为1935年至1945年8月共强征、役使中国劳工总数约为1500余万人(包括在东北使用1000余万人，在华北使用约360万人，在华中、华南输出使用150万人，在蒙疆使用40万人，在日本使用仅据目前已确认数为近4万人，朝鲜使用近0.2万人等)(116)。但据美国南伊利诺斯大学教授吴天威统计，日本从1931至1945年的14年，在东北和华北为修筑众多的军事工程和办厂开矿，大量奴役中国劳工，其总数达到3700万人。在这些军事工程和厂矿中，中国劳工惨遭虐待，被迫害致死者近千万人(117)。 六、关于“慰安妇”问题 在1995年以前，也出版过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如江浩的《昭示：中国慰安妇：1993•跨国跨时代调查白皮书》、吴海峰的《中国慰安妇：一部揭露战地军妓的秘密档案》等。但真正在这个方面有突破的，是近10年。这个时期出版的著作有江浩的《跨国档案：中国慰安妇》(118)，苏智良的《慰安妇研究》、《日军性奴隶——中国“慰安妇”真相》、《上海慰安所实录》(119)，苏智良、荣维木、陈丽菲主编的《滔天罪孽——二战时期的日军“慰安妇”制度》(120)，孙逊的《慰安妇血泪》(121)，台北市妇女救援社会福利事业基金会主编的《台湾慰安妇报告》(122)，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的《台日官方档案慰安妇史料汇编》(123) 等。译著有[日]千田夏光的《慰安妇》(124)，[澳]乔治希克斯的《慰安妇》(125) 等。其中苏智良编撰的《慰安妇研究》，可以称作大陆研究慰安妇问题的第一本学术性专著。作者利用中日文文献资料对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实施的慰安妇制度从其发轫、建立、推广、运作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论述，并通过大量实例对日本军国主义推行的这种惨无人道的丑恶制度进行了揭露与批判(126)。为了推进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上海师范大学还以苏智良为首，于1999年成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另外，还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这个时期公布的一些档案资料，对于研究该问题很有价值，例如1998年《近代史资料》发表的王凯捷、扬厚的《日军在天津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档案史料》(127)，提供了原天津伪警察局的档案10件，其中有强征慰安妇赴山东、河南、唐山等地的呈文，有关于强征慰安妇的办法的呈文，有关于日军天津防卫司令部设立慰安所办事处的通知与伪警察局复准的呈文等等，说明日军在天津设立了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机构，并向伪政府下达了征集慰安妇的命令，还提供了每次强征人数、日伪间关于慰安妇的交接、慰安妇的待遇和管理办法、慰安妇的逃亡和遣返等具体细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28)。 在这个时期关于慰安妇研究的一个很大的进展，是很多学者和有关人士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大体弄清了中国“慰安妇”的人数，例如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就对全国很多地区进行了调查研究。苏智良根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近年来的调查提出，战时日军在中国的慰安所遍及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平、天津、山西、陕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海南和台湾(129)。上海一地的慰安所就达83个，可以说是世界上日军慰安所最多的城市。南京学者经盛鸿、张连红等人对日军在南京建立慰安所的过程、类型和规模进行了调查，指出日军在南京先后建立了50-60个慰安所。云南、山西、海南等地的学者也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130)。经过调查研究，有的学者提出日军的慰安妇人数不少于36-41万人，其中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人数最多，总计在20万以上，其次是朝鲜慰安妇的人数，有16万左右(131)。 有的学者根据搜集到的资料及新发现的原始档案资料，论述了侵华日军当年强征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的暴行事实以及日本对此所应承担的战争罪责，指出征集中国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是在当年日本最高当局和军部直接策划指使下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罪行；日军对慰安妇的征集和管理及其对慰安妇的残酷蹂躏，都具有明显的“强制性”；战争罪没有法定时效限制，日本无从推卸其战争罪责(132)。针对日本“自由主义史观研究会”关于日本军队没有“从军慰安妇”制度、战时日本法律允许卖淫、许多国家军队同样设立慰安所等观点，步平指出，这些观点不仅是否认历史事实，更重要的是否认日本的战争责任(133)。 七、关于“集团部落”和“无人区” 1995年以前，也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著作，其中陈平的《千里“无人区”》、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的《长城线上无人区》(134)，都很有影响。1995年以后，又出版了张志光、刘长江的《人圈：伪满集团部落纪实》(135)，陈建辉主编的《人间地狱无人区》(136)，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137) 等。这方面的译著有：[日]仁木富美子的《无人区：长城线上的大屠杀——兴隆惨案》(138) 等。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撰的大型文集《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由200多万字和400多幅照片组成，分为5卷，资料翔实，内容丰富鲜活，是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长城线上千里“无人区”史料最全的文集。 通过研究，学者们基本弄清了日军在东北、热河建立“集团部落”和制造“无人区”的事实。有的学者指出，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其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镇压人民的反抗，隔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从1933年开始建立“集团部落”，即把人民群众都集中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之中，严密看守。这种政策在1936—1938年达到高峰。到1939年，日伪当局在东北共建13451处不同类的“集团部落”，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灾难(139)。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人间地狱无人区》(140) 一书，进一步研究了日军在长城沿线制造无人区的罪行，指出从1939年至1945年间，日军在河北省一带的长城线上制造了长约1000公里，方圆5万平方公里的“无人区”。在此期间，30万中国百姓死于日军屠刀之下，380万间房屋被烧为废墟。 除了在热河南部的“无人区”以外，刘斌还揭露日军从1942年开始，在辽西东起绥中，沿长城线西至建昌县西南部、凌源县南部约2600多平方公里的地区制造“无人区”的罪恶(141)。申玉山则揭露了日军在晋东北制造“无人区”的罪行，认为这个“无人区”从平定娘子关经盂县、定襄、五台，直至繁峙、灵丘南山，长约500余里，宽三、四十里(142)。日军的这些罪恶事实，很多人过去都不知道。 八、关于经济掠夺 1995年以前，也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例如中央档案馆等编的《东北经济掠夺》(143) 等。1995年以后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有居之芬、张利民主编的《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144)，王士花的《“开发”与掠夺：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在华北华中沦陷区的经济统制》(145)，唐凌的《开发与掠夺：抗战时期的中国矿业》(146)，曹必宏、庞慧茹编的《华北经济掠夺》(147)，黄美真主编的《日伪对华中沦陷区经济的掠夺与统制》(148)，上海市档案馆编的《日本在华中经济掠夺史料：1937—1945》(149)，熊沛彪的《罪恶的战争之债》(150) 等。译著有：(日)浅田乔二等人的《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151) 等。 另外，还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例如焦润明的《日本自近代以来对东北资源与财富的掠夺》(152)，邹耕生的《日本侵略军对江西地方工业的破坏》，黄菊艳的《日本侵粤与广东经济的损失》(153)，论述了日本侵略军对东北、江西、广东等地经济的破坏和掠夺。戴建兵、王贺宇的《战争与经济——战后通货膨胀之源》(154)，认为战后通货膨胀的根源就在于日本侵略者的货币战。林晓光、孙辉的《日本军票史小考》(155)，则考察了日本在侵华期间的军票及其给中国造成的巨大损失。 1991年我国国务院发表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指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达5000亿美元。”(156)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式公布的最新和最具权威性的抗战损失统计数据，还不包括1931—1937年七七事变期间日本的掠夺和造成的损失。 魏永理的《不应忘记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一文，对日本的经济掠夺作了全面的论述，指出日寇先采用最野蛮、最残暴的手段对我国的工业、农业、金融等进行直接破坏；继而又大肆掠夺工农业物资，大量发行伪钞，给中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其潜在影响难以估量(157)。戴建兵的《日本投降前后对中国经济的最后榨取和债务转移》一文，根据原始档案，披露了日本在战争后期利用公债发行榨取中国财富的罪行。 九、关于对文物典籍的掠夺和对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 (一)关于对文物典籍的掠夺 关于这个方面的著作，1995年以前没有出版过。近10年出版的有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158) 等。其中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分为中国公私文物损失、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损失、战后文物的接收和追索等3编，对日本破坏中国文化教育的罪行作了全面的论述。 另外，还发表了一些这方面的论文。有的学者全面地研究了日本对中国文物典籍的掠夺，分时期、分地区作了论述(159)。有的学者曾去日本多方查考，调查了日本外交档案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等，将1930年至1945年8月间日本军队劫夺我文化财产情况作了较为准确的统计：中国文献典籍计有23675种，合2742108册，另有209箱；中国历代字画计有15166箱，另16箱；中国历代碑帖计有9377件；中国历代古物计有28891件，另有2箱；中国历代地图计有56128幅(160)。 2003年，网上公布了一份根据日本外务省编的《从中华民国掠夺的文物总目录》摘编的《一份日军劫掠中国文物清单》，其中包括书籍2742108册另23675种579箱45753部；字画15166幅另16箱；碑帖9377件；古物26385件另2箱，古迹741处；仪器5122件另66箱；标本32486件另1204箱；地图56128件；艺术品2506件；杂件648368件另3箱，合计为3607074件741处1870箱(161)。这是日方的数字，应该很准确。从中可以看出，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文物典籍的掠夺是多么疯狂。 除了大肆掠夺以外，日军还对中国的文化教育设施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破坏。有的学者指出，日军所到之处，毁灭进步教育机构为必行之事，南开大学等成为首批轰炸目标就是显例。仅仅在抗战第一阶段，沦陷区内40所大学(有较精确统计者)图书损失达283万多册，图书馆被摧残者约2500余所，图书损失至少1000万册以上。其他私人藏书、木刻版本亦被毁灭殆尽(162)。著名的商务印书馆等，被日军夷为平地。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日军对中国古建筑的破坏，认为全国遭日军侵犯过的县市和历史名镇当在2000个以上，若每个县市古建筑损失以5处为最保守的数字估算，全国古建筑损失至少在10000处以上，很多名胜古迹惨遭毁坏(163)。 (二)关于对文化教育的破坏 这方面的著作，1995年以前就出版了一些，近10年出版的有刘兆伟编的《日本殖民教育侵略史研究》(164)、齐红深主编的《日本侵华教育史》(165) 和王向远著的《日本对华教育侵略》(166) 等。前述孟国祥的《大劫难：日本侵华对中国文化的破坏》一书，也对日本侵略者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作了详尽的论述。 这方面的论文很多，例如邓红的《论日本侵华时期的学校奴化教育》(167)，鼓泽平、吴洪成的《论日本在侵华期间对华沦陷区的奴化教育》(168)，赵顺成的《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奴化教育》(169)，还有很多论文论述了日本在各地进行的奴化教育，李秋红还写了硕士论文《抗战时期日伪在河北的奴化教育》。赵顺成的《抗战时期日本在中国的奴化教育》一文，分析了日本在中国进行奴化教育的基本方针、基本方法和特点等。 十、关于对后方的大轰炸 为了迫使中国政府屈服，日军对重庆等地进行了长达5年的残酷大轰炸，给重庆等地的人民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1995年以前，就出版了一些这方面的著作，例如西南师范大学历史系、重庆市档案馆编的《重庆大轰炸》(170) 等。近10年出版的这方面的著作，有罗泰琪的《重庆大轰炸纪实》(171)，杨益言的《雾都空劫：侵华日军重庆大轰炸》(172)，重庆市文化局等编的《重庆大轰炸图集》(173)，徐朝鉴、王孝询主编的《重庆大轰炸》(174)，李金荣、杨筱的《烽火岁月：重庆大轰炸》(175)，易丹、钱滨的《1938—1941重庆大轰炸》(176) 等。另外，还发表了很多这方面的论文。学者们指出，仅重庆一地，就死亡两万六七千人，仅仅由于日机轰炸所造成的1941年6月5日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就死亡3000人以上。大轰炸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合计达637540万元。但实际上损失远不止此，许多家庭全家遇难，其损失根本无法统计。轰炸后造成的瘟疫泛滥、战争孤儿和无数难民的生理心理创伤，以及随之而来的停工停产、交通瘫痪、治安恶化、物价飞涨等，其损失也是无法估算的(177)。 有的学者还研究了日军对其他地方的大轰炸，例如肖银章、刘春兰的《抗战期间日本飞机轰炸陕西实录》(178)，研究了日军对陕西的轰炸；曾庆榴等研究了日军轰炸广东的罪行。他们指出日军对中国城乡的轰炸不是战争行为，而是极其凶残的集体屠杀行为。其中日军对广东城乡的轰炸，完全是以教育、文化、医院、宗教设施以及民房、产业等为目标(179)。 有的学者研究了日军的专项轰炸，如徐勇研究了日军对中国自贡盐产基地的轰炸后指出：日军从1941年开始，持续两年之久的“盐遮断”轰炸，带有明显的战略企图，即切断盐这一特殊的战略物资的生产和供应，造成社会心理的厌战情绪，以达成迫使中国屈服的战争目标。“盐遮断”轰炸给中国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日军的战略目标并未实现(180)。 十一、关于贩毒和毒化政策 关于这方面的著作，1995年以前没有出版过，近10年出版的有李恩涵的《战时日本贩毒与“三光作战”研究》(181)，曹大臣、朱庆葆的《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182)，曹大臣还写了博士论文《日本侵华时期华中毒化政策研究：1937-1945》。 有的学者对日军在各个地区种植鸦片和贩毒的罪行进行了具体研究，例如郑敏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我国东北地区的鸦片毒化政策》(183)，李恩涵的《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184)，农伟雄的《日据时期的蒙疆烟祸》、《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西蒙的鸦片毒品入侵》(185)，王明星的《日本侵略者对山东的鸦片毒化政策》(186)，唐志勇的《1923—1937年日本毒祸山东述评》(187)，分别揭露了日本在东北、华北、蒙疆和山东等地种植和贩卖鸦片、实行毒化政策的罪行。其中李恩涵的《本世纪30年代前后日本对华北的毒化政策》一文指出，在1937年以前，日本毒化政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筹集财源和扰乱中国社会与人力资源；全面侵华之后，还将毒化作为一种“软式战争手段”，与屠杀、细菌战、化学战、“三光政策”等“硬式战争手段”互为配合，成为实现日本总国策分割中国与征服中国对日本之反抗意识之下的分国策，而且日本已将这种毒化政策，发挥到非常全面、深入与恐怖的程度。 十二、关于日军的其他罪行 除了以上各项罪行外，近10年有的著作还揭露了日军在其他方面的罪行，例如刘振华的《远东大阴谋：日本侵华间谍战》(188)，王向远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对日本侵华文学的研究与批判》(189)，公安部档案馆编的《火刑：日本战犯供述档案揭秘》(190)，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191)，丁晓山的《鬼子进村——1942年五一大扫荡纪实》(192) 等。其中李秉刚主编的《日本侵华时期辽宁万人坑调查》，以大量第一手资料系统介绍了日本侵占辽宁时期血腥屠杀中国人民，残酷剥削和奴役中国劳工，造成无数“万人坑”的情况。 这个时期发表的论文，也揭露了日军在其他方面的很多暴行。例如经盛鸿、殷文的《日伪对上海新闻界的屠杀》(193)，披露了《社会晚报》蔡钓徒被杀案、《文汇报》投毒被炸案、《大美晚报》张似旭和程振璋被杀案、《新闻报》顾执中被刺案、《申报》金华亭被杀案等史事。吴庆生的《“8•15”之后在华日军暴行述论》(194)，指出日本宣布投降后日军仍然对中国人民施以暴行，如在广东、河南、安徽、湖南、南京等地，均发生过日军烧、杀、淫、掠事件。卞修跃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妇女之伤亡及日军对中国妇女的残害——二战期间日本国家军人在华反人道暴行系列研究之一》，考察了抗战期间日本军人对中国妇女的残酷迫害，他得出的结论是：战时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的残杀迫害，范围广泛，规模巨大，持续时间久长，有数百万中国妇女遭日军残杀致死，伤亡总计应在1000万人以上；战时日军对中国妇女实施的杀戮、强奸、侮辱等不同形式的残害，表现出对人类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的全面背叛、对人类理性的彻底蔑视、对人类生命价值与人性尊严的极端否定，同时也暴露出在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笼罩下的近代日本民族的病态心理与残忍性格；侵华日军对中国无辜民众实施的暴行，其罪恶超越了战争罪恶，表现为典型的、极端的反人道罪恶，其罪恶之责任的承担者也不能简单地推诿于战争(195)。 十三、关于中国的伤亡人数和财产损失 这方面的著作，1987年台北“国史馆”曾出版迟景德的《中国对日抗战损失调查史述》，大陆则很少这方面的专门著作，只有袁成毅的《浙江抗战损失初步研究》(196)。袁成毅对抗战期间浙江省境内战事情形、各县沦陷经过及程度、日本侵华当局在浙江省的军事殖民统治与经济掠夺以及浙江省战时金融、工业、交通、农业、文化、教育、医疗及人口等方面的损失进行了系统的、具体的考察与研究。 1991年11月中国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指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197)。1995年，江泽民在莫斯科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伤亡3500多万人。在这同时，很多学者也对日本侵华时期中国的人口损失进行了研究，例如有的学者经过深入的研究，认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直接死于战争的最低限数为2062万人，受伤人口约为1420万人，累计所得伤亡人口达3480万人，与以上所说的3500万基本一致。不过，这只是中国在抗日战争期间伤亡人口的最低限数。实际上日本侵华战争直接造成的中国受伤人口的最低限数应该与直接死亡人口基本持平，即约为2070万人，伤亡合计达4100万人以上。若再加上战争期间失踪被俘者的最低限数535万，则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人口损失合计超过4500万人(198)。 有的学者还具体考察了某些地区的人口损失，例如岳谦厚、郝正春的《抗战时期武乡县人口损失》一文，考察了武乡县人口的损失，认为不止2万多人(199)。 十四、关于日军暴行产生的原因 迄今为止还没有这方面的专著，但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分析，如齐福霖在1998年9月于长春召开的第五届近百年中日关系史国际研讨会上指出，日军暴行是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指挥的大规模犯罪，是自觉地践踏国际公法的犯罪。日军暴行发生的原因是：战前日本是封建性很浓的军国主义国家，宣扬武士道精神，进行军国主义教育，歧视妇女，以及日本民族的优越感与蔑视中国人等，这些因素造成了日军暴行的残酷性与野蛮性(200)。在2000年9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美国的日本侵华研究学会在京联合召开“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学者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例如郭成周从日本历史的角度作了剖析，指出日本历来宣扬天皇是世界的主宰，灌输皇室观和对天皇的绝对服从。只要服从天皇的命令，无论对错，都不犯罪，且死后会升天，自己及后人会受朝拜，子孙将成为神社会员，享有特权。正因如此，他们对死亡有着偏执的狂热和无畏。章伯锋认为对于日本军人集团的残酷，不能仅从战场报复心理解释，没有长期的思想熏陶，不可能如此残暴。日本在近代化过程中，主流意识已经军国化，国民从小就受军国主义熏陶，并且是军国主义的受益者。日本近代一直对外侵略，谋取利益，尤其以中国为对象。每一场战争都使他们尝到甜头，所以绝对支持天皇，狂热地支持战争，并视其为圣战(201)。 十五、关于战争遗留问题 有的学者认为：“战争遗留问题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因战争造成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加害事实、受害索赔、领土争端等实际问题；一是战后至今也未得到解决的关于战争性质、战争责任的认识问题。”(202) 荣维木认为，由中日战争而产生的至今尚未得到解决的一切问题，都属于战争遗留问题的范畴，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对战争性质的评判；第二是战争责任的清算。中国人民战争受害事实的认证和对加害者的清算，也是战争遗留问题的一项重要内容。其中“慰安妇”受害问题、强制劳工受害问题、细菌战受害问题等，成为人们关注的个人战争受害问题的焦点。另外，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是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作为国家之间的战争遗留问题，至今也未得到解决(203)。下面，主要介绍一下关于战争赔偿、钓鱼岛归属、遗留化学武器等问题。 关于战争赔偿方面的著作，1995年以前没有出版过，近10年来出版了不少，如李正堂的《为什么日本不认账：日本国战争赔偿备忘录》、《中国人关注的话题：战争索赔》(204)，袁成毅的《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1874-1978》(205)，李正堂的、张一波等主编的《状告日本国：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纪实》(206)，郑旺盛的《中国民间索赔第一案》(207) 等。还有张民军的博士论文《日本战争赔偿研究》，译著[日]内田雅敏的《战后补偿的思考》(208)。上述袁成毅的《中日间的战争赔偿问题：1874-1978》，论述了近代以来中日间历次战争的赔款问题，并重点论述了二次大战后在日本赔偿问题上的纷争以及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过程。作者在结语中写道：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战争赔偿问题上，日本是竭尽所能恣意勒索，中国人不念旧恶，以德报怨，换来的却是以怨报德，这不能不说是值得深思的历史教训。他的《日本对亚洲国家战争赔偿立场之比较——以国家间的赔偿为中心》(209) 一文，对战后日本对亚洲各受害国战争赔偿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日本对不同国家赔偿有不同立场，其中对中国的立场是设法逃脱赔偿的责任。朱玉湘的《论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210)，则全面分析了日本侵华战争的赔偿问题及其对华援助的关系，澄清了在这方面的糊涂认识。 对于日本的战争赔偿中国虽然放弃了，但民间索赔并没有禁止。有的论文分析了民间索赔的有关问题，如王选的《从细菌战诉讼看历史问题》以细菌战诉讼为例，从它的发起、经过、现状和前途等多个方面，分析和讨论了中日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管建强的《中国战争受害者劳工对日索赔的回顾与展望》，对中国民间向日本索赔的历史背景、劳工诉讼的展开与法律障碍的突破以及劳工诉讼案阶段性胜诉可能产生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和展望。范展在《花冈和解与民间对日索赔之前景》一文中，提出“花冈和解”方式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与维护现实中日关系之间找到了一个不失为有效的契合点。他认为此类和解方式为发挥政府在民间索赔中的作用，提供了某种暗示和实践效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民间对日索赔的前景(211)。 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著作，有张平的《钓鱼岛风云》(212)，鞠德源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上下册)(213) 等，译著有[日]井上清的《钓鱼岛：历史与主权》(214)。鞠德源的《日本国窃土源流：钓鱼列屿主权辨》，是研究钓鱼岛问题由来的重要著作。该书使用的史料远远超过了过去研究者所运用的范围，包括中国历史典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原始档案，日本、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文献档案。从丰富的史料出发，作者详实叙述了中日间关于钓鱼列岛争端的由来和日本阴谋窃取该列岛的过程，以确凿的证据证明：自古以来钓鱼岛的领土主权就属于中国。吴天颖的《日本觊觎、强占我钓鱼列屿的历史考析——再质奥原敏雄教授》(215)，从日本方面的文献史料论证了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问题，并对日本觊觎、图谋、霸占钓鱼列岛的历史过程做了全面考察。米庆余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归属考——从明代陈侃〈使琉球录〉谈起》(216)，通过对1534年中国明代册封使陈侃上呈的《使琉球录》的研究，论证了钓鱼列岛的主权归属。引人注意的是其中引用了1970年在日本出版的由曾任日本外务省官员的鹿岛守之助撰写的《日本外交史》第4章“琉球诸岛归属问题”，内中所列琉球诸岛图并无所谓的“尖阁列岛”，从而有力论证了钓鱼列岛为中国固有领土。 关于日军遗留的毒气弹和化学毒剂问题，专著有步平的《阳光下的罪恶——侵华日军毒气战实录》(217)，该书指出埋藏在中国的日遗毒弹和日军在投降时为了掩盖罪行而埋入中国土地和投入中国江河的化学武器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锈蚀的严重，随时都有可能造成致命的危害，解决日遗毒弹问题已刻不容缓(218)。他在论文《日本在中国的化学战及战后遗弃化学武器问题》(219) 中，也分析了日本的遗弃化学武器问题，指出截至1996年底，已在中国11个省的36个市、县发现了化学弹和化学毒剂，还有一些未被发现(220)。有的学者还具体研究考察了吉林通化、黑龙江黑河地区日军遗留的毒气弹的情况(221)。 还有的著作论述了日本遗孤问题，如关亚新、张志坤的《日本遗孤调查研究》(222) 等。这本书是作者用两年时间，对东北三省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的日本遗孤进行了大范围调查，查阅了3800名日本遗孤的档案材料，走遍了200多名留华未归的日本孤儿和尚健在的养父母之后，对日本遗孤问题产生的背景、领养经过、回日本寻亲过程进行的研究与分析。 十六、关于日军罪行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进一步解决的建议 近10年关于日军罪行的研究虽然取得很大的进展，但仍然存在明显的不足：首先，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嫌不够，需要大大拓展和深入。例如南京大屠杀是近10年取得重大进展的领域之一，但张连红、许书宏在评述中指出，也存在深度和广度不够的问题。在广度方面，研究偏重于侵华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即偏重于对加害者的研究，缺少对南京国际安全区中西方人士即保护者的研究，特别是缺少对南京大屠杀时期南京难民即受害者的研究。在深度方面，事实层面的研究远远多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223)。在细菌战方面，对于日军“731”部队研究得比较多，对其华北甲1855部队也开始有了研究，但对其广州的8604部队，由于史料的缺乏研究得还很不够。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需要加以注意。 其次，是对日军的罪行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还缺乏全面、准确的调查统计，在很多问题上还拿不出准确的调查统计材料和证据，从而给一些日本人否认这些罪行留下了空子。在这方面，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各地的党史研究室已经开始做这项工作，各有关单位和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都应该花大气力，下大工夫，尽快地把日军的罪行事实研究清楚。一方面，应该努力搜集国内外的文字材料，例如细菌战、毒气战方面的资料，现在大部分都存在美国，日本也有不少，应该抓紧搜集、翻译和出版；另一方面，应该努力加强实地调查。近10年很多方面研究的进展，主要是靠实地调查取得的，在这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只有拿出别人无法反驳的准确的调查统计和有力的证据，才能得到国际史学界的承认，在与日本的交涉和诉讼中也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其三，对于日本某些人否认日军罪行的言论往往就事论事，很容易陷于被动，应该从历史和理论上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地批判和揭露。例如有的学者指出，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史，至今还只有一些论文，尚无专著出版。对于日本右翼翻案言论的批判，我们的研究也针对性不够，理论性不强，习惯于政治大批判，不注意摆事实，讲道理，影响了批判的效果(224)。这种情况，应该尽快地加以改变。 注释： ①成都出版社1995年版。 ②河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 ④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⑤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 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⑦⑩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2005年版。 ⑧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⑨昆仑出版社2003年版。 (11)均由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 (12)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13)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6年版。 (14)1997年版。 (1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17)辽宁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8)(19)(2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2002年版、2003年版。 (21)(24)(2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2005年版、2005年版。 (22)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 (23)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26)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7)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28)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29)《海内与海外》2000年第8期。 (30)(33)《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2002年第1期。 (31)《除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32)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版。 (34)全国《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清样本)，2005年9月。 (35)中国人事出版社1994年版。 (36)中华书局1995年版，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7)(38)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39)北京出版社1997年出版。 (40)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 (41)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2)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43)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44)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5)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46)海南出版社1999年版。 (47)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南京出版社2003、2004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48)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49)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 (50)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51)(5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53)均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2005年联合出版。 (54)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55)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6)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57)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58)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 (59)北岳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60)(62)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2001年版。 (61)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63)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 (64)新星出版社2005年版。 (65)江苏省出版总社1997年版。 (66)孙宅巍主编：《南京大屠杀》，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438—440页。 (67)孙宅巍：《论南京大屠杀的准备、实施和延伸》，《江海学刊》2000年第5期。 (68)许华安、许书宏：《档案资料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档案与建设》2000年第8期、《历史档案》2001年第1期。 (69)侯晓佳、牛大勇：《“抗日战争与中日关系学术研讨会”综述》，《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1期。 (70)庞士让：《南京大屠杀新论——兼论日本帝国主义根本没有死亡》，《人文杂志》1997年第4期。 (71)张连红：《南京大屠杀的后遗症：幸存者的创伤》，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册，2005年8月。 (72)中华书局1989年版。 (73)(74)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版。 (75)哈尔滨出版社1998年版。 (76)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77)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78)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79)(88)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2005年版。 (80)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81)中国三峡出版社1999年版。 (82)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3)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84)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5年版。 (85)西苑出版社2003年版。 (8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7)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89)扈良：《世界抗日战争史实维护联合会举行第四届学术年会》，《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4期。 (90)(91)(98)《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1期、2003年第4期、1998年第4期。 (92)“大众网”(http: //www. dzwww. com/)2002年9月13日。 (93)北京出版社1995年版。 (94)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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