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党首要韩麟符（？），彼曾书一万言供状，良阅读之下，深有所感，爱其才，怜其才。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其言词中对共产党人「其热诚，其魄力」之钦羡，跃然纸上。尤其是在谈到与李克农、周恩来会谈的情形后，更是突出强调中共干部之胆识才干，称自己「先震于李、周之胆装，敢只身来我军中，再则惊周恩来之才干，所谈一切，良实被其折服」。如此之类，自然也是非削删不可的。
    依据对上述不同版本的回忆材料之对比和分析，我们大致可以得出结论，即我们过去所了解的所谓《西安事变忏悔录》，确曾受到相当程度的删改，有些修改对其原意也确有某种损害，但也仅此而已，与所谓「伪造」无涉。严格地说，虽然经过删改，其基本内容以及张当时对此一事变发生经过和原因的基本认识，并未因此而受到扭曲。故新的全本的出现，不会根本改变以往《西安事变忏悔录》所留给我们的印象和看法。
    （四）
    对于张学良此一回忆材料之真伪，早已不复有争议。惟其是否由衷之言，是否经过删改，一向争论较多。蒋经国档案中存稿刊布，经与前已公开之内部传阅稿相互对照，其是否因为受到删改而遭全面扭曲，相信也可以大白于天下了。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即我们是否可以将其视为张的由衷之言？在当时那种条件下，张作此文，是否会有太多违心之论？
    关于张在1956年11月应蒋之要求所写的这一回忆可信与否的问题，显然需要从事实与情感两个方面来加以考察。就事实而言，张所言经过至少就他自己的记忆应当说大体属实。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把张学良这一回忆材料与其获得自由后有关的谈话材料加以映证即可得出大致的印象。[36]惟个人的记忆与历史事实本身难免会有许多出入，何况张学良为蒋写回忆时西安事变已经过去二十年之久，九十年代再度回忆时更远离当年达半世纪还多。因此，就事变形成及其发生的经过，许多具体的情况，其回忆与事实本身存在较多的出入，当不可免。过分相信其回忆，以为只有张的回忆才可信，此种态度自不可取。再加上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内幕，如事变期间蒋、周会面时所谈为何，张也未有丝毫的透露。故在事实方面，张的回忆远不如许多依据档案材料深入研究的著作可资借鉴，其史料价值相信已不甚重要。
    就张此一回忆材料而发生的争论或疑问，也许更多地还是在其情感认识的层面上。确切地说，即是在仍旧遭受软禁，没有人身及言论自由的情况下，张应蒋要求所做的这种回忆，是否可能如实表达其对自己当年所作所为，以及对中共当年作用的真实认识？有关这一点，也许张获释后就此所做的一段说明较能反映他内心深入的想法。他说：对于西安事变，「蒋介石与经国先生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久，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我要写，好的、坏的都着（应为如－引者注）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37]「不能只说好的」一句，清楚地反映出他当年在写此回忆时确实心存某些困惑。
    张在此所说的「写出了大纲」，当是指蒋要张写的这个回忆材料。就此文字的初稿而言，应该肯定张确实是想好的、坏的都要如实写的。惟当时的条件局限性之大，张不能完全随心所欲地表达看法，亦不难想象。而更重要的是，以当时岛内的情势和蒋对总结前此失败教训，以便找到反共复国方法之执着，张的这个回忆不免也会被要求以此为目的，如此要想兼顾事实之叙述和个人理性之总结，自然相当困难。张力图多少说得全面一些，好的、坏的都要提到，实际上处处想为自己暗做辩解，因此第一稿被退回，重写后的文字仍要受到删改，皆难避免。
    严格地说，不论蒋如何希望与要求，对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张后来虽然用了大量的篇幅去写共产党，其内心深处未未必相信共产党起了主要作用。他在文中强调了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强调他所具有的强烈民族感情；第二是强调他对东北军负有难以解脱的特殊责任及其由此而摆脱不掉的良心谴责；第三是强调国民党勇于内斗怯于外斗，蒋介石及南京中央对他抗日的愿望和内心的苦衷缺乏理解；第四才是说明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宣传与统战对他和东北军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其所谈之多方面原因，却不得不把整篇回忆的将近半数篇幅用来谈论共产党，其作文时心态失衡，因而有「我没法写」之慨叹，可想而知。比较一下张恢复自由后对事变原因的讲法，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当年动笔之后，为什么会感到极度困惑。因为，在恢复自由后，张虽不止一次地谈论西安事变，却几乎只是突出强调他的民族情感、对东北军的责任和他与蒋在安内攘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对中共的影响几乎不复有任何具体之谈论。[38]很明显，不论事实的真相如何，他更乐于把西安事变看成是自己个人的作为。[39]他是否真的相信共产党是这场事变的幕后主导，包括他是否真的强烈地怀疑：「小小的张学良，安能造此？此其天乎！此其天乎！」怕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当然，时势与环境之骤变，往往会带给人相当的心理冲击。当年，由于大陆政权易手，国民党退踞台湾海岛，许多国民党人，包括蒋介石，追究历史责任时，都把矛头指向张学良，断定正是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造成国共命运转折、大陆政权易手的罪魁祸首。面对此种舆论的强大压力和蒋的谴责，张一度被迫扪心自责，曲意邀宠，甚至相信自己罪孽深重，并有所谓「立志救国，反而误国，想救民，反而害民，自身千方百计图谋抗日，而自己之血反而未洒至中日战场上一点一滴；误长官，害朋友，毁部属莫此为甚！坐收其利者，反为共产党耳。……中国今日之浩劫，不悉祸至何日，其罪固在良之一身」的说法，将事变之发生归因于上天之力，均在所难免。基于此种心态，服从于蒋之要求，在回忆中怨天尤人，努力表白，强调中共作用，提供防范共党技俩之藉鉴，亦为时势与环境所使然。但以张相当特殊的经历、教育背景和草莽性格，其显然更愿意把自己看成是一世雄杰，而非历史的罪人。此种心态，不仅在张自由后的言谈话语中经常有所流露，其实细读张上述回忆，应该也不难品味。因此，一旦时过境迁，张之看法和说法必然都会发生改变。
    1991年，一位美国记者非常直率地就张发动西安事变一事问他说：「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会如此做吗？」张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没什么后悔的。假使事是如此，我还是那么做，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40]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我们从这种明显桀傲不驯的言辞中无论如何再也找不到那个诚惶诚恐，怨天尤人，反复自责的张学良了。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年张学良被押上军事法庭时的态度，就应该可以了解这大概是张内心一贯的想法。当年，张送蒋回京，「负荆请罪」，但却只是承认有对领袖不恭之罪，惟独不承认自己的主张有错。他坚持：「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41]。虽然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依旧还是这种态度。其所谓「主张」是什么？就是「安内攘外」，还是「攘外安内」。也即是张再三说明的，他与蒋之间那个「宛若仇雠」的「政见之争」。[42]既然「宛若仇雠」，又是关系国家命运和抗日与否的重大「政见之争」，张坚持其主张不错，绝不后悔，甚至声称如时光倒流也「还是一样那么做」，不以为罪，反以为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由此不难得出结论，对张学良应蒋氏要求所写的上述回忆材料，必须有分析地来了解。因为，其中的说法未必都是反映其内心深处的想法的。就内心深处而言，张对西安事变大概从未真正有所「悔过」。
    [1] 此实为蒋经国在国民党十届五中全会印发与会者参阅之件。参见《革命文献》第94辑（西安事变史料），台北198年版，页109。其中摘录的内容较已公开的文字略少，但却增加了张学良回忆他与某持有财政部公函要求进入匪区者谈话的文字等。
    [2] 毕万闻就张学良〈西安事变回忆录〉所作注文（1）。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2），（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版，页1191。
    [3] 之宇：〈关于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回忆录〉，《历史》月刊，1999年1月号，页67－69。
    [4] 郭冠英：〈公开张学良《西安事变反省录》删节重点〉，《明报》月刊，1999年第十二期，页57－61。
    [5] 惟此修改究系根据当局意图由张学良自为，还是经过其他人之手，目前尚无进一步的资料可以印证。张鸿铭谓「观其内容，应为张氏亲笔所写」，颇足质疑。因以此文之内容，固可断定系张氏自为，却不能因此作出「应为张氏亲笔」之判断。况据郭冠英在《张学良侧写》中介绍，张以长函复蒋时，「眼睛已不好，故是四小姐抄的」，其又如何能够「亲笔」誊写上万字的改正稿。
    [6] 在张之宇前引文中张仅公布了长函抬头起首的部分，对正文部分认为主要只是对蒋中正的称谓有所变化，即由「钧座」改为「蒋公」矣。
    [7] 此段文字在张鸿铭披露的定稿文字中已被修改为：“关于西安事变，良本下决心，永世不谈此事，所以无任何只字记载存留。而多年来，更不愿自寻苦恼，曾自勉连回想亦不再事回想。近念总统蒋公对良高厚，起而自奋，决心完白坦述，上供领袖之参考，下垂後世之昭戒。不过如今思来，但凭追记，真不知从何下笔：”
    [8] 以上文字为张之宇前引文所披露者，惟一、二、三、四项内容可参照张鸿铭前引文。
    [9] 郭冠英文中此「亲信」两字为「心寄」。
    [10] 郭文中此「逢迎」两字为「酬谊」。
    [11] 郭文中「听」字为「集」字。
    [12] 郭文中「秘」字为「密」字。
    [13] 郭文中「如是」为「如此」。
    [14] 郭文中「觉」字为「且」字。
    [15] 郭文中无「家」字。
    [16] 郭文中「改换」为「改变」。
    [17] 此款曾经《革命文献》94辑补充发表。
    [18] 此句曾经《革命文献》94辑补充发表。
    [19] 此条曾经《革命文献》94辑补充发表。
    [20] 此句在郭文中为「再实惊于周恩来之才干」。
    [21] 郭文中「同」字为「与」字。
    [22] 郭文中「允纳」为「与纳」。
    [23] 郭文中无「思」字。
    [24] 郭文中「越」字为「烈」字。
    [25] 此句曾经《革命文献》94辑补充发表。
    [26] 郭文中「年幼」为「年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