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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刘少奇使团出访莫斯科的背景 1949年初，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即将获得全面胜利。同年3月5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此次会议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性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明确了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革命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和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措施;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这一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打碎国民党政府的国家机器、夺取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势在必行。 面对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讲,建立新中国国家政权已成为当务之急。如何在政治上得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支持，在经济上获得苏联提供的各项援助,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学习苏联的先进管理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人亟待解决的问题。 尽管早在1949年1-2月间，斯大林特使米高扬曾秘密访问过西柏坡，但由于当时受各方面条件的局限，中苏双方只就有关政策性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建设问题没有达成具体协议。特别是中苏双方也未曾料到中国革命的形势发展如此迅速。[①]因此，基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6月决定，派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向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介绍中国革命的进程及中国革命现阶段状况，了解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和对世界革命的影响；取得苏联对中国革命的理解，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援助。同时，对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间建立新型友好关系进行磋商。 中共中央代表团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东北局书记、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东北局宣传部代部长兼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王稼祥及随行人员邓力群、师哲、戈宝权和徐介藩等人组成。代表团于1949年6月21日离开北平，6月26日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②] 二 、 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 刘少奇使团访问莫斯科期间（6月26日-8月14日），中苏双方就两党关系，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苏联向中共提供军事、经济援助以及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共产党的内外政策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广泛会谈。 1949年6月27日晚，苏联方面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米高扬等人会见了中共中央代表团主要成员。斯大林在会谈中询问了毛泽东的身体情况，刘少奇向斯大林表示感谢，同时向斯大林转交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对苏联给予中国的巨大援助表示感谢，并请斯大林接见中共代表团。[③]在中苏双方的首次会谈中，斯大林就中共方面早在米高扬访问西柏坡时提出的各项问题向中方给予了明确答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斯大林表示，联共（布）中央决定向中共中央提供3亿美元贷款，年息为1厘，苏联方面将以机器设备、各种原材料和其他商品向中国提供；贷款每年6000万美元，5年贷完，中国方面将在10年内偿清贷款。考虑新中国政权还未建立的特殊情况，斯大林建议贷款协定可由联共（布）中央代表和中共中央代表直接签署，也可由苏联政府代表和现有的东北人民政府代表先签署，待全国民主联合政府在中国成立后，再由中苏两国政府通过条约形成协定。 斯大林表示，苏联已准备在近期内向中国派出中方请求的第一批专家，专家的工资待遇应同中国最优秀专家的最高标准相等。但斯大林同时指出，苏联方面绝不允许苏联专家对中国专家和中国人民表现出高傲情绪，不允许他们瞧不起中国人民。斯大林认为，苏联专家如果表现不好，会有损于苏维埃国家的荣誉。 斯大林同时表示，苏联方面正准备着手建立北平--莫斯科空中航线，并愿意帮助中国建设飞机修配厂；苏联方面可以向中方提供新式歼击机，具体情况由中方自定。同时，中方还可以此培养自己的航空干部。斯大林还就中国的海军建设问题和有关新疆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中共代表团希望在三四天后，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关于中国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的报告，并就重大问题交换意见的要求表示同意。 三 、 刘少奇使团在莫斯科的主要工作 1949年7月4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名义致信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新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央政府的组成，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等问题向苏联方面进行了通报。 1．关于中国革命目前的形势。报告指出：中国民人革命战争目前已基本胜利，不久将取得彻底胜利。截至1949年5月底止，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了中国国内290万平方公里的最富饶的土地，占全国总面积30%（不包括新疆、青海和西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解放的土地上生活着2.75亿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57%。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了，包括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等大城市在内的1043座城市，占中国县级以上城市的51%。[④] 在三年作战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59万人；国民党军队，包括其后方机关在内仅剩150万人，其中具有战斗力的部队只有20万人。相反，人民解放军部队日益强大，根据最新资料统计，人民解放军现有人员390万，其中四个野战军共有人员240万，空军有7500人；海军有7700人，其他人员分属各地方部队和各军兵种及军事院校。 中国人民解放军可在今年（1949）年夏秋两季解放福建、湖南、江西、陕西等省，而在冬季则能解放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康、甘肃、宁夏、青海等省。至此对国民党采取的军事行动可基本结束，剩下的是解放台湾、海南岛、新疆和西藏。西藏问题必须通过和平解决方式而非军事行动去解决；台湾、海南岛和新疆将于明年（1950年）获得解放。 报告强调，除军事胜利外，我们还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国民党已彻底孤立，所有民主党派都站到了我们一边。人民群众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我们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已是无可置疑的了。 2、关于新政治协会议和中央政府组成。报告指出：中国革命战争已基本取得了胜利，不久的将来会取得彻底的胜利。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尽快结束战争，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学会建设和管理国家。我们决定今年8月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新政治协商会议不只是由共产党或几个党召集的，而是由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少数民族代表、华侨代表总计23个团体共同筹备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已经成立。我们准备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共同政治纲领，由各党派和群众团体共同遵守。 报告介绍了新政治协商会议将选举产生中央政府，制定和发表宣言，并通过新的国歌、国旗和国徽。除现有的军事委员会外，新中央政府将设财政经济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政法委员会；还将设立铁道、农业、林业、商业、冶金、纺织，燃料、交通和邮电各部。报告强调，新的国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⑤] 3、关于新中国对外政策。报告指出：所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不论是在军事、政治上、经济和文化上的控制权，中国革命均要彻底加以摧毁。这已是写入我们二中全会方针的，是坚定不移的。我们今后的外交活动，应根据以下原则进行： （1）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斗争，以实现中国人民的彻底独立； （2）在国际事务中和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站在一道，反对新的战争的危险，保卫世界和平与民主； （3）利用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这些国家内部矛盾； （4）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中国与外国通商贸易，特别是发展与苏联及各新民主国家的贸易。 报告指出，在新中央政府成立后，会出现与各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问题，如果帝国主义国家承认中国新政府，我们就准备与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同时，我们希望苏联能率先承认我们。我们的政策就是要向苏联“一边倒”，如果不与苏联一起站在反帝国主义阵营，而企图走中间路线，那是错误的。 4、关于苏中关系。报告指出：苏中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对于我们两国与全世界都具有特别重大意义，尤其对中国的独立及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我们希望尽快解决同苏联建立邮电通讯、铁路和航空联系，也希望合办苏中联营航空公司。由于我们长期在农村地区打游击战，对外部事务很不熟悉，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学习。我们极需联共（布）在管理国家、经济建设和外交上给予帮助与指教。除派遣专家外，我们还希望派苏联教授来中国帮助我们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 关于中苏两党关系。报告指出：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认为，联共（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是一个方面的司令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世界利益。因此，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定，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未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如果中共和联共（布）在这些问题上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的观点后，将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议。我们认为在两党之间必须建立尽可能更加密切的联系，互派相当的政治负责人，共同解决我们两党关心的问题，并增进我们两党间的相互了解。 关于苏联向中共提供3亿美元贷款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完全同意斯大林同志所提出的各种条件，并感谢苏联给予中国人民的帮助。 鲜为人知的是，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对苏联同国民党政府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外蒙古地位问题作了明确表态，并提出三点建议。中共认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过去已给中国民人带来巨大好处，新中国政府将接受这一条约，这对中苏两国民人，尤其是对中国将是一个更大的贡献。我们完全愿意接受这个条约。”在苏联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时，可以对该条约按以下三种方案处理： （1）新中国政府声明，它完全接受这个条约并继续使其生效，不做任何修改； （2）参照条约原有文本，由两国政府代表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根据新的情况做某些文字性和内容上的修改； （3）两国政府代表换文，注明本条约暂保持原样不变，但准备在适当时候重新予以审议。 斯大林表示，待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外蒙古问题，中共中央报告表示，蒙古人民既然按民族自决原则要求独立，我们则应承认蒙古的独立；如果蒙古人民共和国表示愿意同中国合并，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只有蒙古人民有权解决这个问题。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问题，报告写道：毛泽东同志希望访问莫斯科，但他现在不能秘密前来莫斯科访问，他只好等待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才能公开来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在批语中表示，毛泽东在1949年底，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访问苏联。 除上述外，刘少奇在1949年7月6日致信斯大林，希望就国家结构，经济政策与管理、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概算、副业与合作业之间关系等问题同苏联国家主要职能部门进行座谈。刘少奇同时就中苏之间的交通问题，东北贸易问题和中苏文化联系及教育问题阐述了中方的看法。[⑥] 1949年8月2日，刘少奇再次致信斯大林表示，他已收到毛泽东发来的电报，并要求他回国。王稼祥留在苏联帮助即将抵达莫斯科的刘亚楼、张学思商谈建立航空学校和海军学校事宜。刘少奇介绍道，王稼祥将在8月中下旬中苏谈判结束后回国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然后再返回莫斯科。刘少奇提出，“我非常希望柯瓦廖夫等同志，以及一部分已经挑选去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与我一路同行，其他专家可同王稼祥同志一起走。”[⑦] 刘少奇在莫斯科期间还参观了苏联的工厂、学校和集体农庄，了解了工厂的设备情况、生产情况、工人的劳动情况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情况，并同工厂的工人进行座谈；访问了苏联计划委员、经济委员会和外交部等一系列国家职能部门，了解了这些部门的结构、工作方式及干部培养与使用配备情况等，为新中国在国家机构建设上积累了经验。1949年8月14日，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王稼祥继续留在莫斯科工作，而邓力群受中共中央委派由莫斯科前往新疆伊犁（现伊宁）。代表团于8月21日抵达中国边境城市满洲里，25日，刘少奇同苏联专家负责人柯瓦廖夫及苏联专家220人抵达沈阳。[⑧] 1949年8月25日，在沈阳召开的中共中央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刘少奇就国际局势和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发表讲话。刘少奇在讲话中指出：“世界上分为两大阵营。一个是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国际形势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是建设经济，使中国工业化。”9月3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会议上，刘少奇就中苏关系做了重要报告，指出全党现在的任务就是集中全力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这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需要苏联在这方面的帮助。苏联要派大批专家来，中国同志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⑨] 四 、 几点结论 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1949年6-8月间对莫斯科的访问是继米高扬1949年1－2月间访问西柏坡的继续。尽管由于历史的原因，代表团的此次出访不得不在密秘情况下进行，但中苏两党代表就苏联向中共提供财政、军事和经济援助等问题地达成了具体协议。[⑩]同时，中苏两党就中国国内的形势、中苏两党关系和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内对外政策及有关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为新中国成立后，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提供了可靠保障。 通过此次访问，联共（布）、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有了更为详细深刻地了解和重新认识，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本人有了更正确的评价，对新中国成立后建立新型的中苏关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应当指出，斯大林及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访问莫斯科非常重视，对刘少奇和中国同志的接待同样非常热情。在斯大林在同刘少奇的数次会谈中，斯大林从不主动提出讨论和解决哪些问题，每次会见都聚精会神倾听刘少奇的每句话，体会刘少奇的语气和心情，并对刘少奇的意见多次表示同意和赞赏。斯大林是根据中方的要求或愿望进行商谈，并提出意见、建议，或指出解决的办法，而且不准别人插手，以免节外生枝。因而在会谈中从未有过误会和不愉快。[11] 从斯大林对中共中央报告的批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斯大林本人对中国问题的关心和了解细致而又具体。斯大林在批语中对中共中央报告的内容表示同意的有21处；提出问题的有9处；提出相应建议的有8处；而提出反对和不同意见的有3处，其中两处是涉及中苏两党关系的，那就是，“中共服从联共（布）的决议，尽管共产国际已不存在，中共也未参加欧洲国家共产党情报局”和“如果中共和联共（布）在某些问题上出现分歧，中共在说明自己观点后，将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议。” [12] 如果说斯大林和联共（布）在此之前，对中国革命指手划脚，犯下指挥错误，那么自刘少奇1949年访苏后，尤其是在处理中苏两党关系问题上是斯大林是坚持平等原则的，对中国共产党多次表示的“服从”和“坚决”执行联共（布）的决议的观点是反对的。 尽管米高扬在1949年1－2月间访问西柏坡期间代表联共（布）已经表示，苏联同国民党蒋介石1945提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有关旅顺口海军基地协定是不平等的，苏方愿意取消这个条约，但中国共产党人却坚持认为该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好处，新中国政府完全愿意接受这个条约。只是在刘少奇明确提出处理该条约三个方案的情况下，斯大林表示待毛泽东来莫斯科时解决这个问题。[13] 毛泽东在此之前，曾三次提出访问苏联，但由于种种客观原因未能成行。只是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写给联共（布）和斯大林的报告中明确提到了毛泽东“只好等到中苏建立外交关系后才能公开来莫斯科访问。斯大林在报告批语中明确批示：访问日期在1949年底，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 因此，可以认为，毛泽东在1949年12月—1950年2月间访问苏联绝非偶然，而是经中苏双方，甚至包括斯大林本人同意和认可的，而谈判的内容也是继米高场访问西柏坡，刘少奇访问莫斯科的继续。 刘少奇1949年6－8月间对莫斯科的秘密访问，为毛泽东1949年12月-1950年2月正式访问苏联在组织和形式上打下了基础，是中国共产党人对苏联有史以来十分重要的一次访问。 [①] 参见《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34页。 [②] 有关中共中央代表团出访莫斯科日期，国内目前有另外一种说法，即代表团于7月2日成行，7月7日抵达莫斯科。见师哲：《峰与谷》，红旗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 页。 [③] 本段及下段参见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会见中共中央代表团记录》，1949年6月22日。 [④]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1949年7月4日；《中苏关系档案文献选编 1945—1989》当代中国研究所编，1997，第27页。 [⑤] 本段及以下各段参见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1949年7月4日 [⑥] 俄罗斯解密档案，《刘少奇致斯大林的信》，1949年7月6日。 [⑦]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全宗3，目录65，卷宗364，第1-2页。 [⑧]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页。 [⑨] 《刘少奇年谱1898-196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21—223页。 [⑩] 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中国和苏联于7月30日签订了贷款协定。见《刘少奇年谱 1898-196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9-220页。 [11]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418页。 [12] 《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1949年7月4日。 [13] 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代表中方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表示的具体立场，在国内现已出版的专 著和文章中均未作详细介绍。见朱元石：《刘少奇1949年秘密访苏》，载《中共党史重大事件述实》，第2 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 第403页；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 世界知 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12 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