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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毛泽东1949年12月-1950年2月访问苏联带有明确的目的性，即同苏联签订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访问是真诚欢迎的，态度是积极诚恳的。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性质是平等的，签订“秘密协定”在当时的形势下符合中国和苏联的战略利益。中方的某些研究成果和回忆文章带有明显的主观评价特点，忽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复杂情况，特别是引用毛泽东在50年代后期，对苏联和斯大林有明显偏见性的言论研究当时的历史事件值得探讨。 有关毛泽东1949年12月-1950年2月访问苏联的讨论已经不少，国内在近10年来也相继出版、发表了大量的学术专著、回忆录和文章。[1]尽管许多研究成果已充分利用了中方公布的中共文献资料和俄罗斯已解密的档案材料，但客观地看，大量专著和论述中始终对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性，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平等性等问题坚持在中方已形成固定模式的传统观点，即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主要是为斯大林祝寿，周恩来到莫斯科参加谈判是在毛泽东争取下成行的，毛泽东在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联尽管放弃了“雅尔塔协定”的某些特权，但对中方仍有不平等的性质。那么历史究竟是怎样发生的，这些值得探讨的看法又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再次利用中方公布的文献资料和俄罗斯方面的解密档案对以上问题进行考察和探讨。 一、 毛泽东访问苏联的目的是否明确？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曾经至少三次计划访问苏联，但由于中国当时复杂的战争局势迫使毛泽东的访苏计划一再拖延和耽搁。尽管在此期间中苏两党保持着友好关系，但苏联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关系并未破裂。斯大林和苏联方面担心毛泽东对苏联的访问会引起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和与其保持外交关系的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因此希望毛泽东在1949年底，即中苏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正式访问苏联。[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方面对毛泽东正式访问苏联开展了准备工作。11月9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就其访问莫斯科的时间向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通报：“我们已请柯瓦廖夫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3]11月10日，周恩来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的会谈中正式向苏联方面提出毛泽东访问苏联的计划。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1949年夏，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共代表团访问莫斯科时，毛泽东本人曾准备亲自前去，但考虑到当时中共中央刚刚进入北平，新中国政府还未建立，还有许多组织工作要做，而且不能没有毛泽东，因此未能前往。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的目的是希望参加斯大林70 寿辰的庆典活动，向斯大林亲自表示祝贺。除同斯大林建立私人联系外，毛泽东在访问苏联期间还准备提出签订中苏条约问题。”周恩来向罗申表示：“中国政府成员不随同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期间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周恩来会迅速乘飞机前往莫斯科签订这个条约。”[4]（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收到中共中央电报后，约见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拉夫伦捷夫表示：“毛泽东希望尽快访问莫斯科，但毛泽东1949年11月份不能前来，他可在12月初或稍晚些时候前往。王稼祥同时表示，中国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原本计划同毛泽东一同前往莫斯科，但考虑中国正在进行国家政权建设，两个主要领导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政府总理同时出访未必适宜。因此，中方向苏方了解周恩来是否应同毛泽东一同前往莫斯科，还是周恩来晚些时候再来。”[5]苏联方面对毛泽东此次提出访问苏联的计划给予了及时答复，并表示“欢迎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同时，苏方建议中国领导人在苏联稍事休息治疗。”[6]11月1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对其邀请去莫斯科访问表示感谢。[7]由此得知，毛泽东出访的目的是非常明确，那就是计划同苏联签订一个新的条约。至于周恩来将来是否去莫斯科，要看事态的发展，而不是毛泽东只带随行人员陈伯达、叶子龙、汪东兴、师哲去苏联，仅仅是为参加斯大林的生日庆典。毛泽东访问苏联表面上是准备参加斯大林的70寿辰活动，但实际上却是计划同斯大林就中苏两党、两国间的重大政治、经济问题进行商谈。在如何对待1945年8月14日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尽管苏联方面多次表示该条约的某些部分具有不平等性质，有损中国的主权，同意加以废除；中共方面认为，该条约为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好处，并完全接受该条约。但该条约必竟是雅尔塔协定的产物，不符合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确定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应当加以修改。因此，毛泽东此次出访苏联的目的更是为了签订新的条约。 二 、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以及毛泽东的心理感受 1949年12月16日中午12点（莫斯科时间），毛泽东一行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车站。按惯例，斯大林没有前往车站迎接毛泽东，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苏联元帅布尔加宁和不久前被任命为苏联外交部长的维辛斯基等苏联高层官员在车站上迎接毛泽东及中国代表团。毛泽东在车站上检阅了苏联红军仪仗队，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讲话。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中苏两国人民是有深厚友谊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苏维埃政府根据列宁、斯大林的政策首先废除了帝俄时代对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在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曾几次援助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人民对在患难中得到了苏联人民和政府这兄弟般的友谊是不会忘记的。目前的重要任务是巩4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阵线，反对战争挑拨者，巩固中苏两大国家的邦交和发展中苏人民的友谊。”[8]由于毛泽东在旅途中身患感冒，加上莫斯科当时天气十分寒冷，毛泽东在匆匆发表完讲话后就前往下榻在莫斯科南部斯大林的孔策沃别墅。 苏联方面和斯大林本人对毛泽东的到访同样期待已久。虽然两位领导人在此之前曾多次用电报和书信进行交流联系，但亲自会面还是第一次。毛泽东一行到达莫斯科6小时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办公室亲切而又热情地会见了毛泽东。当斯大林在办公室被告之毛泽东前来时，他缓慢地站起身来，离开办公桌，不慌不忙地走过来；他神态沉稳凝重，威严中带有几分沉思，朝到访者跨了几步，一幅从容不迫的样子。毛泽东此时略带拘束地迅速迎到斯大林面前，双方相互双手握了很长时间。（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毛泽东略显激动地向斯大林问候道：“您好，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声音不高地回答说：“欢迎您的到来，毛泽东同志！您比我想象的更年轻，更健壮。”[9]由此看出，毛泽东同斯大林初次见面时的气氛是友好而热烈的。虽然在此之前，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本人曾有过偏见，而且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心情也是非常复杂的，但他们之间的首次会晤增加了彼此双方的进一步了解，消除了从前的许多不愉快和误会。尽管关于毛泽东和斯大林会面时的气氛情况不可能写在双方的会谈纪要当中，但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当时的气氛，那就是双方的会面是亲切友好的。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互致问候后，中苏双方就涉及两国政治、经济和有关新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以及如何对待苏联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进行了会谈。毛泽东表示：刘少奇回国后，中共中央讨论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斯大林回答说：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和解决，但需要搞清楚，应当宣布保留1945年缔结的现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呢，还是应当声明将它进行修改，或现在就对它做相应的修改呢？斯大林补充说：大家知道，苏中之间的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这个协定规定了条约的主要条款，如：千岛群岛、南库页岛、旅顺口等问题。这就是说，这个条约的缔结是经过美国和英国同意的。考虑到这个情况，我们在自己的小范围内已决定对这个条约暂不做任何修改，[10]（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因为即便对某一条款的修改，也会在法律上给美国和英国以借口，他们会提出也修改有关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问题。因此认为，可以在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修改这个条约。也就是说，苏联在形式上保留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根据中国政府的建议撤退驻在那里的苏联军队。至于中长铁路，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形式上保留，而实际上根据中国方面的愿望修改协定的有关条款。斯大林表示，如果这种做法不能使中国同志满意，那么你们可以提出自己的建议。[11]（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毛泽东表示：我们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怎样有利于我们的共同事业，我们就应当怎样做。这个问题应当考虑。现在已经清楚，目前不应当修改条约。[12]（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和旅顺口问题，毛泽东表示中长铁路和旅顺口的目前状况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单独一个中国的力量不足以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此外，中长铁路还是培养中国铁路干部和工业干部的学校。斯大林回答说，撤军并不意味苏联不再援助中国。斯大林同时对苏联军队驻扎在中国领土有可能引起美英等国反对表示了担忧。他强调如果苏联军队根据双方同意由旅顺口撤出，那么中苏两国在国际关系中将是赢家。大家将会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做到了蒋介石没有能做到的事。斯大林表示，虽然条约赋予苏联在旅顺口驻军的权利，但苏联可以不使用这个权利，根据中国政府的请求退出军队。相反，如果这样做不合适，苏联军队可以根据中国的需要留驻若干年。[13]关于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借款问题，斯大林向毛泽东表示这个问题可以做到，如果您愿意现在签订协定我们也同意。毛泽东就此明确表示，现在签订贷款协定，在中国可以引起很好的反应。[14]关于中苏两国贸易问题，尤其是苏联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斯大林认为苏方必须知道中国需要那些设备，工业订单必须预先提出来，因为苏联没有备用的设备。毛泽东表示中方对国内的工业状况还不十分清楚，因此在编制设备订单方面还有一定困难。斯大林强调最好加快编制订单，因为设备订单分配到苏联工业部门至少需要提前一年。关于建立北京-莫斯科航线和中方希望得到苏联海军援助问题，斯大林表示苏方同意向中国提供援助，空中航线可以经过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海军干部可以在旅顺口培训。中方派人来，苏方提供舰船。 毛泽东对12月16日同斯大林的会谈是否满意，又是如何感受的呢？12月18日，也就是在他同斯大林第一次会面后致电刘少奇，对中苏双方会谈的情况进行了扼要通报，并在电报中写道：（一）16日到莫斯科，下午10时（北京时间）与斯大林谈了两个小时，情意恳切。（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谈了和平的可能性，条约、借款、台湾及毛选出版问题。（二）斯大林说，美国人很怕打仗。美国人叫别人打，而别人也怕打。看他这种说法，仗是很难打起来，和我们估计的一样。（三）关于条约问题，斯大林说，因雅尔塔协定的缘故，目前不宜改变原有中苏条约的合法性，如果改变原有的，重订新约，会牵涉到千岛群岛的问题，美国就有理由要拿千岛群岛。因此，旅顺口为苏联租界30年这一点，目前在形式上不能改变，但实质上苏联实行撤兵，由中国军队进驻。我说撤得太早也不利。他说，可想办法使苏联撤兵不成为袖手不管，让中共同志独挡其冲。他的意见是签一个声明，照上述内容解决旅大问题，如此即可使中共取得政治资本。我说，照顾雅尔塔协定是必要的，唯中国社会舆论有一种想法，认为原条约是国民党订的，国民党既然倒了，原条约就失去了意义。他说，原条约是需要修改的，大约两年以后，并且需相当大的修改。（四）斯大林说，签个声明，外长不必飞来。我说，我考虑一下，想将商务、借款、航空等协定一起签，总理还是去，条约问题如何解决请政治局讨论并提意见。[15]刘少奇在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组织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毛泽东电告的内容进行了讨论。12月21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今日政治局会议，大家赞成如果苏联方面并不准备现在签订关于借款、航空诸协定，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莫斯科）似无必要。政治局请就此问题加以考虑，并给予指示。[16]毛泽东在22日致电中共中央表示，将于23日至24日，同斯大林再进行会谈一次，并在这次会谈后可确定方针。 由此看出，虽然中苏双方在是否修改或重新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苏联方面和斯大林承认该条约对中国是不平等的，需要加以修改，但考虑到修改该条约可能引起美英等国的反对，涉及到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问题，因此决定暂不对该条约在形式上进行修改。苏联方面实际上是采纳了刘少奇于1949年7月4日提出的对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第一种方案，即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它完全接受这个条约并使其生效，不做任何修改。[17]毛泽东虽然在会谈中表示中方在讨论条约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问题上的立场，同意苏联方面提出的目前不修改该条约的意见，但在心里上，毛泽东坚持认为该条约是苏联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而且国民党已经倒了，不重新签订该条约，不好向国人交待。[18]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斯大林表示，“如果这种做法中国同志不满意，可以提出你们的看法”，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周恩来是否到莫斯科参加谈判，斯大林是完全尊重中方意见的。当毛泽东向斯大林询问周恩来是否需要到莫斯科来时，斯大林明确表示，这个问题由中方自己决定，也许，其他事情需要周恩来。[19]虽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初次会谈中对是否签订中苏条约的有关问题的想法各异，但丝毫不能说明是斯大林向毛泽东施加了什么压力，在双方的首次接触中，看法和意见不一致也是极为正常的。这一切并未影响毛泽东在苏联的访问和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典活动。194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剧院出席了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并且同斯大林并肩而坐。毛泽东在庆祝大会上宣读了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祝辞，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毛泽东指出：“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做了极其杰出和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20]毛泽东的一席发言引起了在场群众的热烈反应，庆祝大会结束后，会场内外响起了“斯大林、毛泽东！毛泽东、斯大林！”的欢呼声。参加完斯大林70 寿辰庆典活动后，毛泽东继续留在莫斯科进行修养和会谈。此时毛泽东的心情十分矛盾：一方面他对能同斯大林见面感到高兴和满意，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未能同苏方就在国内计划好的签订新中苏友好条约进行实质性谈判而感到不满。 三 、斯大林是否冷落了毛泽东？ 由于苏联反法西斯卫国战争刚刚结束，国家正处于恢复经济、重建家园的历史时期，而且斯大林本人同样日理万机，因此不可能经常陪同毛泽东。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来访是十分重视的，并多次派自己的副手，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等人前往毛泽东的住处探望，了解毛泽东的愿望和想法；双方应当进一步做些什么，是否有新的考虑。斯大林还亲自打电话给毛泽东询问有什么想法。[21]毛泽东在同莫洛托夫、维辛斯基和苏联驻中国代表柯瓦廖夫的会面中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即中方想同苏联签订一个新条约。1950年1月1 日，在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罗申会面时，毛泽东请罗申转告苏联领导人，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好转，“最近四天，每天睡眠8个小时，他想静养一个多星期，完全恢复正常的睡眠。”毛泽东提出在以后一周的时间里还准备会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什维尔尼克等苏联高级领导人，并想同斯大林就贸易问题进行讨论。毛泽东强调他不参观工厂，不接见大批客人，不发表公开讲话，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健康。以前他想访问苏联其他地方，但由于健康情况，而且回国还要进行长途旅行，所以他现在不想在苏联旅行了。毛泽东接着补充说：他曾想在苏联逗留三个月，但因国内工作需要，他决定把在苏联时间减少到两个月，并计划在1月底离开莫斯科回国，2月6日到达北京。[22]1950年1月2日晚，莫洛托夫、米高扬来到毛泽东住处就有关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问题进行了会谈。毛泽东对此提出三点意见：（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巩固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到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条约。（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个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周恩来当然不要来。（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在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上述三点利害后，莫洛托夫表示第一种方案好，周恩来可以来。中苏双方将以签订新条约代替旧条约。[23] 1950年2月2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做了如下通报和指示：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斯大林从来就没反对过—本文作者注）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协定。周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需经在政务院会议上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侵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古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基本精神）。[24]1950年2月6日，毛泽东在同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的谈话中再次强调了中苏之间签订友好同盟条约的意义，表示中苏之间签订一个新条约，反映了人民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出现的完全新型关系。毛泽东认为对现有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因为这个条约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和国民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已经不再是一种武装力量，而国民党已经跨台。此外，众所周知，中国人民当中的某些人一直对现有中苏条约不满，所以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是有利的。[25]由此，中苏双方在如何对待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苏联方面改变了原有想法，并准备在中国外长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进行签订新约的谈判工作。 四、 中苏会谈是否平等？ 根据毛泽东1950年1月2日的具体指示，（恩来准备五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1月19日到莫斯科）周恩来就正式访问苏联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并于1月7日电告了毛泽东其随行人员名单和有关人员的职务。1950年1月10日凌晨，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同毛泽东一道就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贷款、通商、贸易问题同苏方进行谈判。1月20日，周恩来一行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中国政府代表团受到了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及有关国家使节的欢迎。周恩来在欢迎仪式上发表讲话强调：“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交流与团结，对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问将有重大意义。”[26]次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出席了纪念列宁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由于周恩来出访莫斯科的工作做得较为充分，加上毛泽东1月2日、3日在致中共中央电报中对周恩来此次访问的任务加以明确，因此在周恩来抵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月22日，中苏双方就有关起草新条约和贷款等协定的各项原则问题进行了会谈。斯大林在听取了莫洛托夫、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关于中方希望签订新条约汇报后，改变了原来所坚持的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暂不做修改的立场，同意与中方签订新的友好条约。同时，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组织有关部门对新条约及有关协定草案进行了准备工作，并于1950年2月22日将提纲呈报给斯大林。它们分别是：（1）苏中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苏中关于旅顺口及大连港协定的议定书；（3）苏中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协定的议定书；（4）苏中两国贷款协定代替1949年7月30日的协议书；（5）关于创办苏中航空股份公司的协议书；（６）关于在新疆创办苏中有色金属、稀有金属股份公司的协议书；（7）关于在新疆创办苏中石油股份公司的协议书；（8）关于苏中换货和支付货物的协议书；（9）关于苏联同新疆贸易的协议书；（10）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机关、组织和企业工作工资支付条件的协议书；（１１）苏联部长会议关于苏联有关部门和中苏合营股份公司共同管辖的满洲和辽东半岛境内不动产的决议；（12）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派遣教授和教师到中国工作的决议。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报告中指出，上述草案已同有关各部协商，并决定将上述前三个文件公布于众。[27] 在总结和研究了有关报告的基础上，斯大林在2月22日的会谈中首先发言。斯大林认为需要讨论的问题可分两类：第一类是涉及苏中之间现有的协定；第二类是涉及满洲、新疆等地的当前事务。斯大林建议谈判最好从现有的协定开始，而不是当前的事务。关于中苏条约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方面认为这个条约应当修改，尽管苏联方面从前曾经想这个条约可以保留，但条约的基础是反对日本的战争，既然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已被打跨，形势发生了变化，因此这个条约就成了落后于时代的东西。（下划线为本文作者加） 当斯大林请中方谈谈对新约的想法时，毛泽东表示中方还没有具体条约草案，仅有一些设想。斯大林就此回答说：我们可以交换意见，然后再起草相应的条约草案。[28]随后，毛泽东表示：“考虑到目前的形势，我们认为应当通过条约和协定巩固我们两国现有的友好关系。这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国际关系方面，都会有良好的反应。”[29]毛泽东强调在新约中应当把保证我们两国繁荣昌盛的东西固定下来，而且还应当规定必须防止日本侵略的重演。因为我们两国都希望繁荣昌盛，因此不能排除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干扰我们。斯大林对毛泽东的建议表示赞同，同时认为日本虽然战败了，但它的骨干保留了下来，它们迟早必定会抬起头来，特别是在美国继续奉行当前政策的条件下。毛泽东再次强调新条约同旧条约的根本区别在于国民党从前仅仅是在口头上讨论友好，而现在则情况有所不同，已经具备真正友好合作的一切条件。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文化和军事合作问题；经济合作是最重要的问题。[30] 毛泽东希望将中苏双方就国际问题应进行协商的原则写进条约当中，这样有利于加强中方的立场，以免造成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的某些人反对中国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同苏联接近的政策。斯大林对此表示同意。在谈到中长铁路问题时，斯大林征求毛泽东的意见，询问中方有哪些建议。毛泽东表示：“或许，像旅顺口协定那样，应当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而实际上进行修改的原则作为基础。”[31]斯大林说：“这不是说，你们同意宣布现有协定在法律上仍然有效，而实际上作些适当的修改。”[32]毛泽东认为中方应当考虑从中苏双方共同的利益出发。在斯大林明确表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协定后，毛泽东担心修改这个协定会触及雅尔塔协定的原则，会对苏方不利。斯大林则表示既然我们采取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就需要进行到底。当然，这样做会使苏联有些难堪，苏联方面还要同美国进行斗争，但我们对此已经迁就过了。斯大林就此解释道，苏联在抗日战争时期签订现有条约的出发点是苏联军队驻扎在旅顺口将有利于苏联，有利于中国的民主力量。[33] 斯大林建议宣布旅顺口协定在缔结对日本和约前仍然有效，在对日本缔结和约后苏联军队撤离旅顺口；或者宣布保留现有协定，而实际上苏联军队从旅顺口撤军。斯大林表示无论采纳何种方案，苏方均表示同意。[34]毛泽东对斯大林提出的建议持保留态度，虽然表示同意斯大林的意见，但希望中苏双方在旅顺口进行军事合作，训练中国的海军。毛泽东认为旅顺口可以成为中苏双方进行合作的基地，而大连则可以成为中苏双方进行经济合作的基地。在大连有许多企业，没有苏联的帮助中方无力经营，中苏双方需要在那里发展经济合作。[35] 最后，中苏双方就旅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新条约由周恩来和维辛斯基负责起草。在具体谈到中长铁路问题时，毛泽东认为在新协定中应当指出共同经营与共同管理的原则今后将继续执行，但在共同管理问题上中方应起主要作用。其次，必须研究缩短协定的有效期限和确定双方股份额度。周恩来就此补充道，现有中长铁路董事会和铁路局长职务应当撤消，由此建立铁路管理委员会，并规定该委员会主席和铁路局长的职务应由中国人担任。周恩来建议应该把双方的股份额度比例进行调整，取消现在的各占一半，而改为中方的股份是51%。[36]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莫洛托夫认为在两国合作和共同管理某个企业的条件下，通常规定双方的股份额度均等，以及领导职务轮换制。虽然在旧协定中规定，铁路的管理归苏联方面，但苏联方面认为今后必须实行领导职务的轮换制。莫洛托夫认为周恩来提出的将中方股份提高到51%的作法，将违背现行的双方平等的原则。[37] 斯大林同样认为既然是共同管理，那就必须实行领导职务的轮换制，这样更合乎逻辑。苏方不反对缩短协定的有效期。在谈到贷款协定问题时，斯大林征求毛泽东还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表示对于军事装备定货，中方只能用部分贷款和出口商品偿还，因为完全用贷款偿还军事装备定货，则用于购买工业设备的资金就不多了。毛泽东请苏联方面把工业设备和军事装备的供货期限由5年缩至3--4年。斯大林对此回答道，解决这一问题要看苏联方面是否有这样的能力。问题在于苏联的工业对完成订货有困难。至于贷款协定的有效期可以改为从1950年1月1日起。[38]斯大林解释说，如果贷款协定从1949年7月开始，那么国际舆论对贷款协定将不能理解。中国当时还没有自己的政府，苏联怎么能同它达成协议。斯大林希望中方尽快提出工业设备订货的清单，并认为越早提出这个清单，对事业就越有利。 毛泽东对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的年利息为1%表示感谢，并认为非常优惠。[39]斯大林表示苏方的出发点是中国经济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同时，斯大林对中国政府准备利用军队从事经济建设的观点表示赞同。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斯大林向毛泽东询问了苏联今后将应如何处理同新疆、满洲以及其他省份贸易关系：是单独与其签订条约，还是同中央政府签订统一条约。毛泽东明确表示：我们希望同中央政府签订统一条约。同新疆可以签订单独的协定，但同满洲不必再单独签订协定。毛泽东就此补充说：同新疆签订条约必须是以中央人民政府的名义。[40] 斯大林同意毛泽东的意见，表示苏联希望同新疆或满洲签订的协定必须经中央政府的批准，而且中央政府必须对这些协定承担责任。斯大林认为省政府考虑问题不够周全，而中央政府看得更清楚。中苏双方商定：有关经济合作问题由周恩来、李富春、米高扬、维辛斯基负责解决。毛泽东对中苏谈判及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起草工作感到满意，并于1950年1月25日致电刘少奇做如下通报：（一）22日，我们连师哲共六人与斯大林等同志会商，决定各项原则问题及工作方法。23日，周王李[41]三人与苏方米高扬、维辛斯基、罗申三人会谈几个具体问题。24日，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送交维辛斯基。现起草第二个文件，即关于旅顺大连中长铁路协定，大约今日可以完成草案，并已决定在三天内准备好第三个文件，即中苏贸易协定。总之，工作是颇为顺利的。（二）兹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草案发上，请中央加以讨论。[42]尽管我们目前只见到毛泽东同斯大林两次会谈的纪要，但从双方会谈的内容和各自发言的情况来看，是平等协商，相互尊重的。 五、 是否是针锋相对的谈判？ 1950年1月31日，周恩来同维辛斯基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细节问题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提出条约前言部分的第二句“友好关系和合作”，应改为“友好合作”；第二条中的“在战争时”，应改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第六条中的“自批准之日起立即生效”，应改为“签字后即生效”。苏方对此表示同意。[43]关于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周恩来提出在协定的第二条第一段应用下列方式表述：“缔约国双方同意，一俟对日和约缔结后，但不迟于1952年末，苏联军队即从共同使用的旅顺口海军基地撤出，并将该地区的军事设施直接转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44]针对苏方提出的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中国长春铁路条款，周恩来提出相应的新条款，即“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将不受阻碍地从满洲里车站，经赤塔--新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新疆的伊宁站；返回沿西伯利亚及西伯利亚--土尔克斯坦铁路干线和阿拉木图--新疆运输线进行调动，运价按苏联军队调动的现行价格标准。” [45] 中苏双方尽管就此没有立即达成一致意见，但双方表示在今后的会谈中继续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还建议中苏两国就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失去效力问题互换照会，并将照会草案转交了苏方。 在1950年2月1日的中苏会谈中，苏方代表米高扬表示同意中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修改意见，但对中方提出同样有权使用其铁路线调动中国军队的意见表示反对。米高扬指出使用中国长春铁路调动苏联军队只能是在苏联的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情况下进行，而且沿满洲里到海参崴这条线路调动军队可以缩短一半距离，况且在战争时期可以提供两条调动军队的路线。这是很自然和有说服力的。米高扬表示苏方不能接受中方提出的有权利沿满洲里到新疆铁路调动中国军队和军用物资的意见，并认为这是针对苏联提出的关于沿中国长春铁路满洲里和绥芬河之间调动苏联军队建议的反提案。[46]米高扬坚持认为中方没有任何享有这种权利的必要。第一，还不清楚在新疆存在什么样的战争威胁，或者将来有可能来自哪一方的威胁；第二，从满洲里经西伯利亚、阿拉木图到乌鲁木齐要行驶上千公里，要比从兰州到乌鲁木齐远得多，而且很不方便。显然这里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这个建议的合理性。况且，战争期间西伯利亚铁路忙于运送苏联的军队到远东，苏联也未必会同意从东北向新疆运送中国军队。 米高扬发言后，周恩来表示中方的意见并不是针对苏方的反对提案，最初中国代表团并没有在协定书中规定双方调动军队的条款。周恩来认为这种军队调动是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自然得出的结论，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在必要情况下随时达成协议。周恩来坚持认为在协定书草案中预先规定了苏联军队可以使用中国长春铁路调动军队，而中方没有得到可以在苏联领土上调动自己军队的权利，中方对此无法理解。周恩来强调中方坚持认为在协定中必须增加中方可以沿苏联铁路在东北和新疆之间调动部队的条款。[47]周恩来同时对中方提出使用这条铁路线从中国东北调运粮食和其他物资供给新疆部队提案进行了解释，认为这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开支。米高扬对此反驳道，沿中国长春铁路，从满洲里到绥芬河的距离要比从苏联境内的赤塔到海参崴近得多。沿苏联境内线路调动中国军队到西部地区，不符合实际需要。至于粮食和物资，中国政府也没有必要从东北运输，这样下来费用昂贵，而且粮食可以在新疆像现在一样能买到。 由于中苏双方在此问题上分歧较大，米高扬在后来的会谈中提出同意采纳周恩来原先建议的关于缩短中国长春铁路租赁期限，即保留现有的协议书，使有效期缩短为10年。周恩来表示不同意重新讨论缩短长春铁路租赁期限的建议，至于苏方提出的“当苏联远东地区受到战争威胁时，苏军可以使用中国长春短路调运军队”的条款他不表示反对，但需要向毛泽东汇报。[48]在讨论贷款协定草案时，周恩来表示中方没有能力向苏方供应铅，中国自己每年不得不进口2万吨铅。因此，中方担心在头两年是否能够保证按时向苏方提供铅、锑、锡的供货数量。周恩来建议中苏双方在议定书中加上一个补充条款，即中国在满足自身的需要后，将多余的原料首先供给苏联。当周恩来提出协定草案规定的国际市场价格不明确问题时，米高扬解释说：协定草案中讲的是按每年货物交换协议书的规定供货，而这些供货是按国际市场价格进行的，两国之间的供货也以此价格为基础。如果中方坚持要求写明价格，苏方不表示反对。米高扬对中国政府建议规定合营航空公司的航线：北京-赤塔、北京-伊尔库茨克、北京-阿拉木图的做法表示了肯定。 1950年2月2日，周恩来在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的会谈中表示，中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中国长春铁路、大连和旅顺口协定均无异议。周恩来向米高扬询问道，尽管文件中没有规定中国有权利沿苏联铁路线调动军队和物资，但中方是否有可能在必要的情况下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从东北向新疆调动军队。[49]米高扬回答说：正如我上次表明的那样，虽然中国提出的关于有权经苏联领土调动军队的建议被拒绝，但不是要排除在必要的情况下，按照同盟条约利用我们铁路调动中国军队的可能性。[50]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中方不反对在头两年向苏方提供8000吨钨，但应缩小锡的供应量。如果苏联能向中国提供援助，中方就可以加大开采量，苏联同样可以按要求得到相应数量的有色金属。米高扬表示，如果中方提出具体要求，苏方可以帮助。关于贸易条约，周恩来表示在中国代表团回国后，将由中国贸易部专家在莫斯科同苏方就数量、价格进行会谈。在此次会谈中，中苏双方还就在新疆创办开采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合营公司，石油开采公司以及在旅顺建立船轮船修理公司等问题进行了协商。周恩来明确表示合营公司中苏双方法定资本应当是平等的，其管理办法可以像“中长”铁路一样，即轮换的原则。1950年2月11日，在周恩来同米高扬、维辛斯基的会谈中，周恩来对中国政府每月应向苏联专家支付2000－4000卢布工资表示不能完全理解，并询问这笔款项是支付给专家本人，还是苏联政府；或者是专家所在企业。米高扬对此回答说，这笔款项是支付给专家们所在企业，自然也是通过政府进行的。周恩来提出如果规定支付美元，中国政府将要拿出一大笔数目的钱，如果以货物结算对中国政府比较容易。米高扬表示可以用货物结算，同样也可以用黄金和其他货币进行结算。[51] 正是在这次会谈中，周恩来向苏方通报道：中方和毛泽东本人同意苏方在2月10日由莫洛托夫转交的关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和中亚共和国境内，以及中国的东北和新疆地区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的协议草案。中方建议将该协议作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补充协定，并将“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改为“不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52]中苏双方代表通过近一个月时间的多次交涉、争论、会谈，以双方共同确认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基础，本着平等、互利、互惠的原则在中国长春铁路、苏联军队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中国向苏联提供货物，以及苏联向中国派遣专家等诸多问题上正式达成一致意见，并决定于1950年2月14日正式签署上述文件。 六、 是否是满意之行？ 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就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 协定举行签字仪式。周恩来和维辛斯基作为两国政府的全权代表正式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以及《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供贷款用予偿付自苏联购买工业与铁路设备的协定》等文件。2月15日，中苏双方就签订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有关协定发表了联合公告。公告称：最近一个时期在莫斯科，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和苏联外交部部长维辛斯基为一方；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另一方进行了谈判。谈判期间双方讨论了苏联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重要的政治、经济问题。谈判是在诚恳、友好和相互理解的气氛中进行，并确定了双方致力于全面巩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同样也确立了他们为保障各国人民的安全与普遍和平而合作的愿望。[53]谈判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签订如下文件：（1）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2）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3）关于苏联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供长期经济货款作为其支付购买苏联工业与铁路设备的协定。鉴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协定的签订，周恩来同维辛斯基还就苏联政府1945年8月14日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有关蒙古问题交换了照会。双方声明：1945年8月14日中苏之间签订的相关条约和协定失去效力；同样，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建立外交关系，加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全民公决的结果，双方政府确保蒙古人民共和国完全独立的地位。 与此同时，周恩来和维辛斯基还就苏联政府无偿向中国政府移交苏联机构在满洲获得日本所有者的财产，无偿移交苏联在北京前兵营的全部房屋财产互换照会。[54]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苏两国在新形势下决心加强双方之间友好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再起，防止与日本相勾结国家重新侵略的重要同盟，是中苏两国根据联合国组织的目标和原则，巩固远东和世界的持久和平与普遍安全的重要保障。全文共计以下六条：（1）缔约国双方保证共同尽力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期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之重新侵略与破坏和平。一旦缔约国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与日本同盟的国家之侵袭，因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双方宣布，愿以忠诚的合作精神，参加所有以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为目的之国际活动，并为此目的之迅速实现充分贡献力量。（2）缔约国双方保证经过彼此同意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他同盟国于尽可能的短期内共同取得对日和约的缔结。（3）缔约国双方均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并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及任何行动或措施。（4）缔约国双方根据巩固和平与普遍安全的利益，对有关中苏两国共同利益的一切重大国际问题，均进行彼此协商。（5）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彼此给予一切可能的经济援助，并进行必要的经济[55]合作。（6）本条约双方批准后，立即生效，批准书在北京互换。本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未有缔约国任何一方表示愿予废除时，则将延长五年，并依此法顺延之。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毛泽东、周恩来都相继做出了较高的评价。周恩来在条约签字仪式上指出：“这些条约和协定的签订，对新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说来，是特别重要的，将有助于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中苏两国这种为和平、正义与普遍安全而携手合作的举动，“不仅代表中苏两国人民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东方和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与正义的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认为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政府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对国家有重大意义。“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56] 毛泽东对此次莫斯科之行是否满意？我们还是用1950年2月17日，他在莫斯科车站做的临别演说来说明这一切。毛泽东表示，“我们相互间在中苏两大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充分了解与深厚友谊，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人们可以看得见：业已经过条约固定下来的中苏两大国人民的团结将是永远的，不可破坏的，没有人能分离的。而这种团结必然要影响中苏两大国的繁荣，而且必然影响到人类的将来，影响的全世界的和平与正义的胜利。”毛泽东又说，“我们在苏联首都莫斯科以及在十月革命策源地的列宁城，受到了热烈的招待，当我们离开这伟大的社会主义首都的时候，特向斯大林元帅、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致衷心的谢意。”[57]到此，一切都应当划上了圆满的句号。毛泽东结束了自己向往多年的莫斯科之行，还同苏联签订了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为主的，有利与中国国家安全和恢复经济建设的“一揽子”协定。尽管在访问期间，毛泽东心理曾有过不愉快，但斯大林的热情接待，尤其是斯大林能破例亲自出席在莫斯科“大都会”饭店中方举行的答谢宴会，还是令毛泽东感到欣慰的。 七、 问题从何而来？ 1．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关系的研究工作始终是一个人为的禁区。这不仅是在中苏关系史中，积下了多少恩恩怨怨，更是研究这一时期的关系要涉及许多的健在的当事人，因此研究的难度较大。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关中苏关系的档案材料多年来一直处于未解密状态。1991年12月，中央文献出版社首次出版了毛泽东当年访问莫斯科时翻译师哲的回忆录《在历史巨人身边》。该回忆录尽管在某些事件的回忆上有明显的失误和不准确，但毕竟较为客观地披露毛泽东访问苏联的一些内幕情况，尤其是毛泽东当时的心理感受和想法。也正是这本回忆录被许多研究者广泛使用（包括作者本人现在仍在使用），但问题的关键是在于使用这本回忆录的过程中人们往往忽略了历史事件的本身，而是用毛泽东的心理感受（或者是作者理解的毛泽东的心理感受—本文作者注）来研究中苏关系。1949年12月16日到1950年1月22日，在中苏双方就是否重新签订条约未达成一致意见期间，毛泽东在心理上十分不满，对斯大林带有怨气，当苏方代表柯瓦廖夫和中文翻译费德林来到毛泽东的住处看望他时，毛泽东大发脾气，“你们叫我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来干什么的？，难道我来这里是天天吃饭、拉屎、睡觉吗？”[58]就这样的一句话，被许多研究者一直沿用到今天。不排除毛泽东当时的心情烦躁，说过这样的话，但这并不代表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态度。那么莫洛托夫、米高扬和维辛斯基到毛泽东处了解情况难道不代表斯大林的意见吗？如果说，师哲的回忆录对研究者的研究起到了误导作用，那么在师哲回忆录出版后公布的中央文献材料和俄罗斯解密的档案材料就更能反映出毛泽东在对待苏联和斯大林问题上的矛盾心理状态。1956年9月，毛泽东在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称：“我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主义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他们吵过吗--本文作者注）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59]毛泽东的这些讲话只能是反映出他个人的心理，但在1956年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则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毛泽东说：“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我就提出建议签订国家之间的条约，但是斯大林避而不答。第二次会谈时我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并将中共中央的这类请求签约的电报交给斯大林。我建议，为了签约把周恩来招到莫斯科来，因为他是外交部长。斯大林则利用我的建议作为回答的借口，他说，“这样不妥当，因为资产阶级的报刊会叫嚷整个中国政府都到莫斯科了”。以后斯大林不愿同我进行任何会见。从我这方面曾试图向他住处挂电话，但我得到回答：斯大林不在家，并建议我同米高扬会面。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使我感到羞辱，我决定什么也不干，整天呆在别墅里。然后同柯瓦廖夫和费德林进行了不愉快的谈话，他们建议我到各地参观。我不客气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并回答说，我宁愿“在别墅里睡大觉”。”毛泽东说，根据斯大林的提议，中国东北和新疆实际上变成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坚决主张在这些地区只允许中国人和苏联人居住。长期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包括捷克人，波兰人，英国人，应当从这里迁出。唯独朝鲜人，斯大林以默认的态度放过，朝鲜人在中国东北150万人。我们不能理解斯大林提出的这一类要求。在谈判过程中围绕这个条约，实际上进行了真正的讨价还价。提出这个问题是很不光彩的，这里鲜明地表现了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和怀疑。”[60]我们在这里之所以长篇引用毛泽东的谈话内容，就是想证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毛泽东对中苏关系和斯大林的主观评价实际上一直在误导新中国成立后中苏关系史的研究。我们究竟如何对待毛泽东当年在莫斯科的慷慨陈辞和“世界革命导师与中国人民的挚友---斯大林同志万岁！”呢？这是值得研究者深思的问题。 2．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性质，多年来在中苏关系史研究中曾无可争议。有关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在当年都曾有客观评价，即该条约不仅维护了远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同时也使新的中苏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即使是毛泽东在对苏联和斯大林发表许多带有偏激性言论时，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积极意义和作用也未加以否定。1989年10月4日，苏联《文学报》发表了历史学副博士谢尔盖·冈察洛夫的《从联盟经过敌对到睦邻》文章，首次提出该条约在一定程度上对中方具有强迫性和不利的观点。[61]部分中国学者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和支持，并认为该条约除带有雅尔塔协定痕迹外，对中方具有不平等性质，尤其是该条约的秘密补充协定。在这里我们十分有必要对签订条约的几个细节进行回顾。首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在中方倡导下签订的，既中方是主动的，苏方是被动的；而且斯大林在同毛泽东1949年12月16日的会谈中，曾明确表示苏方已决定不修改1945年签订的旧约。其次，条约的内容是经中方周恩来亲笔起草，经中苏双方讨论认可的，并且“互助”两字同样是由周恩来后加的，其目的是为了有别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条约的起草和谈判过程，甚至包括其内容都是由毛泽东和在国内的刘少奇等中共中央领导成员经过集体讨论、研究确定的。毛泽东在1950年1月25日致刘少奇的电报中写道，“经我们起草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草案于二十四日送交维辛斯基。”[62]根据中方翻译师哲的回忆，“周总理花了整整两天多时间草拟了条约文本”。[63][64]那末中方代表团能起草这样一个不利与自己利益的文本么？ 从条约的性质和内容上看，该条约在本质上有别于苏联同中国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约在政治上明确了中苏两国在国家关系中坚持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在经济上强调了双方尽可能的经济援助和进行必要的经济合作立场。新约与旧约相比，无论是在形式还是在内容上都显得更具体，更明确。同时，也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所提出的用法律形式巩固两国新型关系的构想。苏联政府纠正和改变了在旧约中损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不平等作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将它经营多年，而且曾经出卖给日本的中国长春铁路的所有权及附属财产无偿地限期转交给中国。除此之外，中苏两国还就新条约签订了一个秘密补充协定。协定规定：无论在苏联远东地区和中亚共和国领土上，还是在中国的满洲和新疆境内，将不得向外国人提供租让权；不许第三国或其公民以直接或间接的形式参与投资的工业、金融、商业和其他企业、机关、公司和组织从事活动。[65][66]尽管秘密补充协定签订在形式上有损害中国主权之嫌，但在当时情况下符合苏联和中国的共同利益。即使签订了关于东北和新疆不许第三国势力进入的秘密协定，“也不能改变《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平等性质，因为该协定的有关规定正是新中国稳定边疆局势所需要的。”[67]客观地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外签订的第一个双边关系条约，是中苏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互惠和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原则，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一个平等条约。该条约在冷战格局中，帝国主义和反帝国主义阵营相互对峙情况下，对维护中苏两国的安全和远东地区和平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应当指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其他文件无论在形式和内容上，不可能不受到苏联政府同中国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影响，甚至有些条款雷同，但在新中国成立的新形势下签订该条约其意义是十分重大。 在此，我们并非反对，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本身进行学术探讨和研究，但我们不主张为该条约带上某种框框，忽略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客观条件。在秘密协定未公布前，怎么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都像受“雅尔塔协定”影响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秘密协定公布后就是如何损害中国的国家主权。问题的实质在于是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还是保证了中国边境地区的安全。 八、 若干思考？ 通过对毛泽东1949年12月-1950年2月访问苏联的历史考察，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和相应的证据证明，毛泽东此次访问苏联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这不仅仅是为了参加斯大林的生日庆典，更重要的是为签订有利于中国国家安全和帮助中国恢复国民经济建设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尽管斯大林在同毛泽东的首次会谈中提出暂不修改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令毛泽东感到不快，但斯大林还是真诚征求中方的意见的。不能认为斯大林是让步了，而只能说是中苏双方在此问题上像后来一样达成了共识。斯大林对毛泽东的来访是欢迎的，态度是坦诚的。但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对斯大林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急于想见到斯大林；另一方面，毛泽东对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心理上永远不能原谅。因此，当中苏会谈出现分歧，毛泽东和斯大林没有正式见面时，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方面满腹牢骚。这一切实际上也影响了中方工作人员。《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性质是平等的，“秘密协定”的签订丝毫不能影响条约的性质，该协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仅符合苏联的战略意义利益，更符合中国切实安全利益。 毛泽东在50年代就中苏关系和斯大林发表的言论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不仅带有极大偏见性，而且带有明显主观评价特点。这些言论实际上对新中国成立后的中苏关系史研究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误导作用。客观地看，毛泽东对此次苏联之行是满意的，对斯大林是尊敬和友好的，但毛泽东在后来自相矛盾的言论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要么是斯大林的表现真得像毛泽东说的那样；要么是毛泽东是把自己心理的感受真当成了历史事实？ 《中共党史资料》第80期，2001年12月版 [1] 具有代表性的专著是：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邢广程：《苏联高层决策70年》第2分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钱其琛顾问，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李连庆：《冷暖岁月-一波三折的中苏关系》，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回忆录及文章有：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版；叶子龙：《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伍修权：《《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等。 [2]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1949年7月4日。 [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31页。 [4]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目录42，卷宗19，第83页。 [5]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1，目录42，卷宗17，第27—29页。 [6] 苏联对外政策档案馆存件，转引自贾丕才：《三个十年，三种政策》，莫斯科1979年版，第29页。 [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35页。 [8]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89页。 [9] 有关毛泽东同斯大林首次会面的情况参见师哲：《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经过》，载《新中国外交风云》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3页；费德林：《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新华出版社1995 年版，第32页；贾丕才：《在不同的平行线上--外交官札记》，莫斯科1996年版，第50页。 [10]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11]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12]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13]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14]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15]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苏关系档案文献选编1945-1989》，第35页。 [16] 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苏关系档案文献选编1945-1989》，第35页。 [17] 俄罗斯解密档案，《中共中央代表团报告》，1949年7月4日。 [18]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19]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49年12月16日。 [2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5页。 [21]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7页。 [22] 俄罗斯解密档案，《毛泽东与罗申会谈纪要》，1950年1月1日。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1-212页。 [24]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12—213页。 [25] 俄罗斯解密档案，《毛泽东与维辛斯基会谈纪要》，1950年1月6日。 [26]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2页。 [27] 俄罗斯解密档案，《莫洛托夫等关于中苏条约草案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1月22日。 [28]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29]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0]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1]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2]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3]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4]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5]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6]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7]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38] 该协定在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即1949年7月30日，由刘少奇和马林科夫分别代表双方签字。 [39]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40] 俄罗斯解密档案，《斯大林同毛泽东会谈记录》，1950年1月22日。 [41] 周，指周恩来；王，指王稼祥；李，指李富春。 [4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51页。 [43]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对条约草案的意见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 [44]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对条约草案的意见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1日。 [45]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 [46]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 [47]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 [48]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2日。 [49]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 [50]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 [51]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 [52] 俄罗斯解密档案，〈维辛斯基关于同周恩来会谈情况致斯大林的报告〉，1950年2月3日。 [53] 《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217—218页。 [54] 《苏中关系文件集1917—1957》，莫斯科1959年版，第218页。 [5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册，第24-25页。 [5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90-291页。 [57]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66-267页。 [58]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37页。 [59] 《毛泽东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的谈话》，1956年9月。 [60] 以上毛泽东讲话均引自俄罗斯解密档案，《尤金同毛泽东同志会谈记录》，1956年3约31日。 [61] 谢尔盖·冈察洛夫：《从联盟经过敌对到睦邻》，苏联《文学报》1989年10月4日。 [62]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251页。 [63]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第448页。 [64] 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采用的文本，中方研究人员沈志华先生持不同看法。沈认为该条约不是由中方起草的。详见：《中苏条约谈判中的利益冲突及其解决》，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2000年，北京。 [65] 俄罗斯解密档案，《苏中秘密补充协定》，1950年2月14日。 [66] 该协定在1956年由苏方建议废除。 [67] 薛衔天：《从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载《中共党史资料》第78期，第98-99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