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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讨论者：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朱文广、王小蕾、王凤、师卓、杨帆；硕士生花少辉、刘文慧、常春波；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朱丽丽 整理人：王小蕾 侯杰教授：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研究中，浩如烟海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意蕴丰富的信息，使我们从中提炼出解构近代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的符码。在今天的讨论课上，我们就“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史料发掘及其应用”这个主题进行集中讨论，分享各人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学习、研究中的心得，为今后的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奠定基础。 王小蕾：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学习和研究中，我发现，媒体史料的运用越来越多，不仅在我们南开大学，在其他学校、其他专业关注媒体史料的学者、学生也不断增多，因此成功发掘、运用媒体史料无疑是推动学术研究逐渐走向深入的重要动力。何谓媒体?根据传播学的经典定义，媒体就是旨在信息传播的媒介。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媒体分为两类，一是以报刊、画报、照片、影像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二是以官书、地方志、诗词集、年谱、年画为代表的传统媒体。近代以后，媒体在言说性别议题时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建立了一个连结编者、作者、读者的公共舆论空间，切实推动了妇女的自我解放、两性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同时，它使得与性别文化相关的信息传播不再依赖于在现场。由于读者和作者不在同一时空，阅读活动较之于面对面的交流，更加带有怀疑、批判和“改写”原本的倾向。 传统媒体与现代媒体在言说性别议题的时候，分别呈现出哪些特色呢?通常的观点认为，现代媒体跟踪的多是时代聚光灯下的性别议题，譬如女俗改良、女子教育、妇女职业与职场中的两性关系、婚姻家庭的变革、女性与都市文化的塑造以及女性对政治运动的参与等，为女性确立和加强自身的主体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诸多具有革新价值的性别议题能够在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媒体中得到充分的呈现。譬如辛亥革命期间报刊媒体对妇女参政问题的关注，1918年《新青年》对“易卜生主义”的讨论等。其次，许多与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变革有关的公共事件经由以报刊为代表的现代媒体的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比如满族女子惠兴殉学的惊人之举，经由《大公报》、《顺天时报》的渲染，不仅使得这一事件在华北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力，还帮助惠兴女学的复校。1919年，女学生李超之死之所以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晨报》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女性在建立自身与报刊媒体的紧密联系的同时，其自身也获得了成长，在一定程度上反转了传统社会性别关系，改变了“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近代以来成长起来的女性编辑、记者群体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涉足媒体业不但为她们开辟了新的职业空间，她们的主体性也在采访、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伸张。在供职于报刊媒体期间，她们的事业不但达到了普通女性难以企及的高度，其社会价值也得到了公众的尊重和承认。与现代媒体有所不同的是，传统媒体所关注的大多是烈女、传统女俗等古老的性别议题。台湾学者李贞德在《妇女、性别与五十年来的台湾方志》一文中指出：“翻阅现有台湾方志自清代以来的‘烈女’传统，不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生命坎坷的节烈妇女终能引人注目，而能书识字的妇女至少有《烈女传》可以阅读；忧的是，长期以来，女性被分配到的历史位置和阅读内容亦仅限于此。” 根据侯老师和我们的研究，传统媒体也好，现代媒体也罢，它们言说性别议题时的视角并不单一，往往呈现出新旧并存的局面。有时候，现代媒体也会聚焦于传统的性别议题，比如对烈女的褒扬。有时候，此类议题还有可能成为引发广泛关注与讨论的社会事件。双烈女事件就经由《大公报》、《社会教育星期报》等媒体的渲染，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甚至引发了对两位烈女的大规模悼念活动。而传统媒体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记录时代变革的印痕。在翻阅、整理近代天津编辑、出版的地方志时，我就发现，新式女子小学、中学的分布、沿革被清晰和较为完整的记录下来。在华北地区的竹枝词中，也涉及近代女性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变革，比如这一段：“纷陈百货说东安，士女肩摩锦作团。选胜搜奇犹未毕，商量今夜进西餐。” 所谓新旧并存，其实不仅仅是指媒体中所呈现的内容是新旧杂陈的，媒体人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徘徊也是需要考量的。这一点，在传统媒体中体现的尤为明显。比如在一些地方志中，虽然编纂者出言讽刺了旧式婚姻的弊端，却又不完全赞同文明结婚，甚至有排斥之意。如《威县志》中所载：“婚姻为男女终身大事，若重拂其意，强为结合，将易生夫妻反目之忧，难望家室和平之福。是以本法既专认聘娶婚，复采允诺婚主义，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外，尚须男女两造之统一，以崇礼教而顺人情。” 侯杰教授：刚才王小蕾对现代媒体和传统媒体的作用及其与近代社会性别史的关系谈了一些看法，我觉得这很好，对我们以往所进行的资料发掘及其性别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说明。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还要扩大史料来源，不断发掘各种媒体资料所蕴含的性别意义，提升研究水平。就现代媒体和传统媒体而言，两者隔空对话的现象屡见不鲜，所以研究媒体，离不开研究媒体人，要结合编者、作者、读者彼此之间的对话和互动，探究媒体人借助媒体表达诉求，干预社会，树立自身社会形象等问题。这些都是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和研究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对于借助媒体进行性别研究，大家还有什么经验要分享吗? 王小蕾：我想分享四点经验。首先，在利用媒体进行性别研究时，我们需要结合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考察不同媒体的特质。所谓文本分析的研究方法并不意味着对文本意涵的被动接受，而是将文本置于文化和社会、历史中进行研究和考察，将文本、作者、读者(乃至评论者和出版者)和社会置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背景中来加以分析。尽管我们并不赞同“文本之外无历史”的说法，但是文本的建构性依旧是研究媒体中的性别议题时所应当仔细处理的问题。其次，对于媒体中的历史和真实历史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需要充分的考量，必要时需同其他史料进行比对，避免使研究出现“就媒体论媒体”的倾向。再次，不能忽视的是，对于媒体的作用，研究者也要加以审慎的估量，以免造成“媒体无所不能”的印象。比如我们在从事报刊中的性别议题的研究时就曾察觉出，报刊存在着“不能身体力行”的局限。在整理报刊史料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近代报人在言说性别议题的过程中，也在努力克服上述局限。比如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妇女界》的编者就报纸媒体与社会团体、抗日民众实现了有效沟通，构建出舆论宣导、组织保障、读者和民众呼应等多重关系，为诠释报纸媒体对社会的干预，提供了新的范例。最后，对于媒体所涵盖的范围，研究者也应当进行适度的拓展。 侯杰教授：说到这里，我想提出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早在近代就已经进入了一个“读图”的时代，图像、影视作品在再现和传播性别议题时的价值和作用，也不容忽视。这就要求我们对于学者以往重视不够的图像资料，加强深入发掘，以便深化性别史研究。 王凤：我以前是学美术学专业的，进入博士阶段以后，我便开始以天津杨柳青改良年画作为研究文本，探讨中国近代妇女生活的变迁。作为中国四大年画之一的天津杨柳青年画，它的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深受广大民众的欢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变革，杨柳青年画创作群体受到了社会新观念、新思想的影响，推出了“改良年画”。在改良年画中，有许多作品以中国近代妇女生活变迁为主要题材，表现婚姻习俗变迁、男女平等、兴女学等年画作品，一度流行。这些改良年画在唤起妇女觉醒、促进社会性别制度及其观念的变革方面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可见，杨柳青的改良年画成为了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体，加入到性别关系的调整和建构中，不断地传递出关于性别角色的规范，或明或暗地表明自身对不同性别角色、不同社会身份的基本态度。画师们巧妙地运用年画这一传统艺术形式在批判传统两性关系的同时，倡导建立新的性别关系与文化。 比如“戒早婚”这一幅年画，虽然是机印年画，但是它在构图和色彩运用上还传承了杨柳青年画的传统风格。首先，年画采用了对称这种中国传统的构图方式，巧妙地安排好两边众多的人物形象，把矮小的新郎、新娘突出在画面的中央，而两边人物所组成的图形正好是两个直角三角形，使观看者的视线不自觉地滑落到中间两位新人的身上，锁定了视觉焦点。其次，在与成年人体态、身高的视觉对比上，更加突出新郎、新娘两位主角年龄之小。根据画面上题词可以了解到，早婚的年龄大都在十二、三岁左右，创作者又机智地运用了夸张的手法，在身高和相貌上缩小了两位新人的实际年龄，使之看起来更像是儿童而不是青年，他们在成年人的簇拥下拜堂成亲。这一场景的设计与描绘，使观看者情不自禁地担心起二位新人早婚后的命运，同时也对画面中成年人所追捧的早婚行为感到既可笑又可悲。画面上的新人穿着中国传统婚礼服饰，新郎长袍马褂、新娘凤冠霞帔。这些繁缛的婚礼服饰穿在依旧稚气满脸的新人身上，显得是那么的格格不入。这种反差也是创作者的精心设计，因而突出了画面的主题。通过仔细观察还可以发现，在画面的右后方，有一身穿西装革履之男士，其服饰装扮与画面其他人物明显不同，表明了这名男子可能具有近代新型知识分子的身份。画中的他似乎更像是创作者的化身，正在一旁笑看这场愚昧的婚礼。 此外，改良年画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题词量的增加，而且使用的全是白话文。与以前传统年画相比，这的确是一个革新。比如在改良年画《女子自强》中，作者写道：“中国有家眷的男子，大半受累的多，诸位知道这毛病在哪里吗，并不是男子不能赚钱，一男子养活好几口，女子裹了两只小脚，诸事不能用力，坐吃坐穿皆靠着男子，男子怎么会不受累呢?现在的时势，不论男女必须自食其力方能自保，不赶紧想法子，还是女的靠着男子，男子受了累女子亦必活不成了。中国不强，大病在此，若是男女一样做活赚钱，还有不好过的吗?诸位同胞，快及早想想吧!”而在题为《女子求学》的改良年画中，创作者这样写道：“中国旧日的风俗，没有不重视男子，轻视女子的，这毛病诸位知道在那里吗?女子深居闺阁，就知道小小的裹两只脚，一点事情都不做，一点学问不讲求，坐吃坐穿，简直的是个废人，不特古今大事，中外时事一点不知道，就是家家所离不开的来往书信，日用账目，也必定依赖他人，怎么会教人不轻视呢。近来设立女学也不少啦，少年女子要是趁此机会，快快认些字，讲求些学问，渐渐的男女也就一样看待，没有轻视女子的啦!少年女子啊，快快的想想吧，可万别像从先那个样子啦!”这些思想同彭翼仲所创办的《京话日报》和《启蒙日报》所阐发的有关女性解放的言论具有相似性。我以杨柳青改良年画作为文本来研究中国近代妇女生活变迁的同时，也运用了报刊(《京话日报》)文本，这样采取多种史料互证的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单一史料失真的情况，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研究。 侯杰教授：借着王凤所讲的问题，我想说，在研究图像史料中所反映的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议题的时候，既要注意图像与文字的不同特质，还要重视“图文互观、图文互补、图文互证”。这样才能发现更多的意义和价值。此外，关于近代以来图像再现技术的革新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此外，在有关杨柳青改良年画的研究中还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挖掘：彭翼仲与改良年画到底是什么关系?此外，彭翼仲与《大公报》的创办人英敛之也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看看《大公报》关于开女智的思想主张是否深入到改良年画中。这样才能解决多种史料互证的问题，使研究更加深入，具有可持续性。常春波对杨柳青年画也有一些研究，发现不少问题，也提出一些观点，值得肯定。最近，花少辉一直关注《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和电影，希望从中发掘有关性别和儿童的议题，要不要谈谈自己的想法? 花少辉：对于性别研究而言，婚姻家庭是一个重要的议题，这在电影《三毛流浪记》中得到了呈现。1949年张乐平的漫画《三毛流浪记》由阳翰笙改编，赵明和严恭执导。不知道大家看电影的时候注意到没有，阳翰笙作为编剧，为电影设计了这样一个情节。在上海一个富裕家庭中，贵妇因为不能生育，没有子嗣，男主人希望把情人接进家门以延续香火。于是，贵妇收养三毛来阻止男主人把情人带入家庭。情人一旦进入这个家庭并且有了子嗣，就会冲击贵妇的家庭地位，因此贵妇收养三毛，正是为了巩固她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和权力。三毛不知不觉就被卷入家庭性别关系中，从中可以窥探《三毛流浪记》中所蕴含的性别意义。三毛是男孩，这是其能够被收养的决定性因素。有资料表明，当时流浪儿童被领养时，男童被领养的机会远远大于女童。在电影中，虽然由于贵妇的哥哥是男主人公司的董事长，她在家庭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但是，在长久以来形成的社会性别制度和女性家庭角色期待的压力下，贵妇对自己不能生育子嗣也觉得理亏。在这种情况下，男主人寻找情人，接续香火，站在他的角度上似乎合情合理。贵妇不能容忍情人取代她的家庭角色，于是就有了收养三毛来抵制情人、捍卫家庭地位的举动。这说明，家庭是社会性别权力展示的重要场所。传统中国对于女性的性别角色期待，有一个重要的生命节点便是成为“母亲”。 生儿育女，这是中国女性获得家庭权力的一条重要途径。美国学者玛杰理·伍尔夫(Margery Wolf)提出了“子宫家庭”的概念，认为中国的妇女们一旦从自己的村庄嫁出去后，便以孤立、脆弱而且潜在威胁性的陌生人的身份，进入了一个因婚姻而织就的亲属网络。女性通过生育特别是儿子获得男性权利主导的家庭中的母亲权力，这种权力巧妙地挑战了家庭中的男性权力。此处，以贵妇为代表的女性的家庭角色、社会身份和自我概念也会得到强化。电影中贵妇以给三毛命名为名举办了一场鸡尾酒会，这其实也可以看作是贵妇对于“母亲”身份的宣示。三毛这个被收养的儿童在此时就介入了家庭性别权力关系的建构中来，扮演了家庭性别关系协调人的角色。费孝通教授曾把家庭中父母子女的关系比作三角关系。他特别提到了孩子对于夫妇之间的关系往往起到调适作用，“孩子不但给夫妇创造了一个共同的将来的展望，而且把这空洞的将来，具体地表示了出来。结婚若只是指两性的享受，这种关系是不易维持的。可是婚姻却开启了另一种感情生活的序幕，孩子出生为夫妇两人创造了一件共同的工作，一个共同的希望，一片共同的前途；孩子不但是夫妇生物上的结合，同时也是夫妇性格上结合的媒介，从孩子在夫妇关系上的创造性，使我们对于‘三角形的完成是孩子的出生’这一句话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稳定夫妇关系的是亲子关系。”总之，通过《三毛流浪记》的漫画和影视作品研究近代中国的性别议题，对于拓宽研究视野，丰富近代中国社会性别史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侯杰教授：其实在做《三毛流浪记》的研究时，还有一点需要注意，那就是《三毛流浪记》所诞生的年代恰恰处于战争时期，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索儿童在战争中的处境等问题。儿童研究是性别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进一步深入。此外，对于漫画和影视作品的传播效果以及受众的问题，似乎也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最近我们尝试开展“影视史学”的研究和探讨，就是要借助电影、照片、图像等视觉史料，深入历史研究。同时，我们也尝试把历史与影视结合起来，借助影视展现历史。最近我们除了参与中央台播出的文献专题片《辛亥革命》外，还参与制作了天津台的《英敛之》、《新凤霞》等。已经毕业的同学也从中得到了学习和锻炼。王小蕾等人以前也曾在电视台工作过。 王小蕾：为了解读图像和影视所编织的有关性别文化的符码，实践确实很重要，灵活运用相关理论、方法也重要。在对图像媒体的研究中，我们要结合视觉文化的研究方法，不仅学会从图像的外观、形式、历史、意识形态、符号学、解释学等角度加以诠释，更须对图像所构建的话语空间进行客观分析。海登·怀特曾主张利用视觉的影像和影视剧传达历史和不同时期的人们对于历史的见解的方法。比对文字和静止图像所传播的历史，它们都是再现历史的重要方式，对历史的阐释都不能脱离具体的语境，但是在意义生成和诠释、传播等方面却有较大区别。在用文字诠释历史见解时，史学家要使文字符号的形式经过读者的视觉产生联想，形成内心幻象，然后才有意义的出现。用影视再现历史则给人的感官以直接的冲击力，并能够用视听结合，声画并蓄的手段，多管齐下激荡观众的感官与心灵。这也显现出影视在再现历史时的优势。此外，影视在历史书写上的局限性也是客观存在的。如影视作品所记录的时间、地点、范围极为有限；长于叙述短于分析，不容易使观众了解历史的前因后果，难以全面把握历史表面和背后的多重互动复杂关系，无法展现历史反思的完整过程。此外，一些现代传媒业的通病也在制约影视作品对历史的再现，比如炒作浪漫情节，丢失历史书写的严肃性、忽视专家的作用、无法从固有议题中发现新的亮点等等。 侯杰教授：显然，任何史料都有其独特价值，也会有局限。利用新的理论方法发掘原先被忽视的史料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一旦掌握这些史料就会使研究者在探讨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的相关议题时有了更为丰富的依据。 刘文慧：在课堂上，我受到老师的启发，对文史资料中所呈现的性别议题特别关心。在中国，文史资料的编纂有50年的历史，内容涵盖诸多方面，是一部反映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百科全书。文史资料的特色是亲历、亲见、亲闻的一手资料，征集的范围很广，包括全国、省、市、区、县各级。通过查阅文史资料，我发现其中蕴含着大量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制度变迁的议题，如女性风俗习惯的改良：缠足、放足、破除旧习俗等；婚姻家庭的变革；女子教育的发展；职业女性，如女艺人、三姑六婆、女工、女教师、女商人等壮大；参政运动；女性与战争，如女战地记者、女性与情报工作、军妓等相关问题；涉及妇女与社会性别的公共事件，如杨翠喜案、杨三姐告状案、双烈女案等。 侯杰教授：近些年来，我们投入一定的精力发掘文史资料中的有效信息，研究性别史。因此，需要探讨文史资料与口述史料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朱丽丽：刚才老师谈到口述，我在假期中对两位早年丧偶的缠足女性进行了调查。在调查中，我重点询问了四个问题：第一，何时缠足、为何缠足及缠足对童年、婚姻等方面的影响。第二，在早年丧夫后是否考虑过改嫁，结果如何。第三，如何处理生理需求与传统贞操观念的问题。第四，在丧夫后如何完成角色的转变，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通过访谈，我了解了她们的缠足原因、日常生活、夫妻关系、配偶去世后的生存境遇、对子女的期待等问题。此外，我们还就这些问题询问了缠足女性的亲友以及附近村民等。通过缠足女性的自我言说与他者叙述的比对研究，我发现了在这些话语背后所隐含的巨大的差异性。比如我在询问一位缠足女性的夫妻关系时，提问“是否和丈夫有过争吵或打斗”，她告诉我“自己经常挨打，每次挨打都没有反抗”，但是邻居和受访者子女的补录内容则为“两个人打架，一人拿斧头，一人拿菜刀，谁也不肯让步”。听到这里，我不禁开始进一步思考造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以及被采访的缠足女性所选择的言说策略：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她在自我言说中如何进行取舍?取舍的标准是什么? 侯杰教授：朱丽丽在调查中所发现的这个问题，实际上再次证明，被访者在接受访者采访的同时，也在采访访者，做有选择的回答。足见“口头考古”的艰难。缠足女性调查与女性个人生命历史息息相关。所谓“女性个人生命历史”指的是她们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成长经历和主体经验。长期以来，这些尘封的历史都难以为研究者所关注。而田野调查的方法却可以打破以往的“女性沉默”，记录下这些“未载史册”的历史。2009年-2011年，我带领学生到山东淄博山区进行有关缠足女性的田野调查，今年在山西长治学院的安排下赴晋东南调查，积累了一些经验。在访谈的过程中，我们自觉地将个人访谈与集体访谈相结合、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相结合。在访谈的时候，我们也尽量入乡随俗，使用方言和采访对象交谈。此外，为了保持调查的完整性，我们坚持每年对被调查的缠足女性进行回访。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许多接受采访的缠足女性都年事已高，难免出现记忆模糊和缺失的现象，进行选择性回答的情形也十分普遍。这些都是我们在处理口述史料的时候必须面对的。口述史料是一种历史记忆，它所呈现的不是全部的过去，而是有选择的过去，不是所有人的过去，而是部分人的过去。可以说，口述史料是过去与现在之间，采访者和受访者之间，个人的社会经验与其社会认同之间互动的结果。 朱文广：今年我和赵天鹭随老师在晋东南进行田野调查，体会到观察被调查对象的日常生活，搜集相关的碑刻与民间文书也是至关重要的。来到长治的一些村后，我发现，这里有不少女性神灵和庙宇，如碧霞元君、二仙、女娲、马仙姑、蚕姑及其相关庙宇等。当地村民给我们讲了很多关于女神的故事，使我感到，女神信仰的发展呈现出两种现象：一是女性气质明显。这主要表现在女神多具有生育功能，如观音、碧霞元君、二仙、女娲等。女性成神的故事会体现出传统女性的品质，如二仙成神过程中受继母虐待而不反抗等。二是女神的功能多样化，有成为全能神的可能。碧霞元君和二仙即是如此。她们同男神一样，承担了保佑一方平安的重任。我觉得女性化气质的沿续有助于女性成为庙宇的主要朝拜群体；去女性化的现象使得女神获得了男性的认可，从而为其举办大规模的迎神赛社。这两种趋势都起到了扩大神祇影响的作用。 此外，我还发现当地活跃着帮人看病拜药，消灾祈福的马童，大部分是女性，男性比例不过十之一二。和阴阳先生一样，马童充当着灵媒的角色。马童和阴阳先生一起，构成了信仰场域中的性别互动。马童主管治病消灾，面对个体，面对生活，主要在庙内活动，是一种常态的存在；阴阳先生主管建房堪舆、赛社仪式，面对家庭和村落集体，面对生产，一般不进庙宇，在集体祭祀仪式时会走遍庙内外，是一种非常态的存在。二者配合，完成了民众信仰场域的性别互补构建。 我观察到，从乡村庙宇的管理与维修的掌权群体中看，女性被基本排除。即使在以碧霞元君、二仙为主神的庙宇与庙会中也不例外。在庙会之外的时间内，入庙烧香常有限制，如未成年、怀孕、结婚不满三年、生孩子不满三年者不能入庙。在迎神赛社、祈雨仪式中，女性常被排除在外。这是男性对村落祭祀资源的控制，体现出了两性权力的不对等。但是，不能据此得出女性权力缺失的结论。维克多·特纳在考察恩登布部落时指出，在部落结构的男性场域中，还存在着反建构的现象，即女性地位有时会“逆转”。我认为，这种结构与反结构本身就是一种结构。女性在晋东南信仰空间与仪式中的缺席并非绝对，存在着一定的“补救”行为。除马童在信仰世界施加着自身的影响外，还有以下方面：一是虽然庙宇的捐修者以男性居多，但代表的却是以两性为基础的家庭。而且，女性也并非绝对不会在捐款名单中出现。二是女性烧香并非一律严禁，会有变通之法。三是祭祀活动中也有女性参与者，较为明显的是在祈雨仪式中。有些村落，女性是可以参加祈雨仪式的。屯留老爷山三嵕庙的求雨就不避讳女性；高平市长畛村的求雨者主要是女性；长治县王童村的首选求雨群体是寡妇；长子县大中汉流传着一个独身女子天旱在大庙中求雨的故事；壶关县南阳护三嵕庙是男性去外地山上求雨，寡妇打扫村内水池求雨同时进行；黎城牛居探花爷庙的祈雨仪式情况相似，男性抬神像巡境出游求雨，寡妇则在庙内跪香求雨。总体看，民间信仰中的性别关系呈现出一种不对等的弹性结构。男性虽据主导地位，但女性也并非完全被动接受，双方充满了互动。 侯杰教授：从朱文广的发言中，可以看到，调查者的问题意识十分重要。在有些问题上，一定要勤问、勤思考，切勿主观臆断。此外，我还想说一下关于祭祀活动当中的性别禁忌问题。在多数情况下，性别禁忌集中在女性身体上。刚才朱文广所说的一系列禁忌都属于这一范畴。除了亲自开展田野调查外，近代历史上还有大量的口述资料值得发掘、利用。例如《大公报》的记者蒋逸霄在20世纪30年代对天津、上海两地的职业妇女进行了系列采访，揭示了她们在追求职业平等、婚姻自主时的探索与无奈、欢乐与痛苦。 师卓：我想就近代中国职业女性的问题谈些看法。这方面的史料十分丰富，包括报刊媒体、日记、回忆录等。《北洋画报》上所刊载的《女子职业三百六十行》就反映了近代天津所出现的各种女性从事的职业，可谓名目繁多。其中，属于农业部门的有渔妇、采菱女、拾柴的、拾煤屑者、农妇、戽水的、看牛女郎等；属于工业部门的有缫丝的、织布的、做样机生活的；属于商业、服务业部门的有女店员、轧棉花的、纺棉花的、转糖者、卖糖山楂的、摆水果摊的、烘山芋的、舂米的、卖锭萝头、卖香葵子、卖梨膏糖的、卖菜的、卖大蒜头、卖菱角儿、卖花女、卖旧洋瓶、卖木梳者、卖铲刀的、卖洋铜簸箕的、卖笤帚的、卖鸡毛帚的、柴生婆、卖报女、卖扇子的、做花边的、缝穷婆、女裁缝、荡湖船女、洗衣妇、女剪发师、梳头婆、女堂倌、女轿夫、女擦背、保姆、佣妇、丫头、奶娘、纹面婆、关三婆、喜娘、女算命、女相家、师娘、哀丧婆、佛婆、舞女等；属于科教体文卫领域的有女职员、女医生、收生婆、女教员、女音乐家、女画师、女拳术家、女冒险家、女游泳家、女网球家等；属于娱乐领域的有打花鼓者、蹬锣者、唱鼓书者、卖歌女、演髦儿戏的、电影明星、女新剧演员、女票友、歌舞明星、走绳索的、女书家、模特儿等。这不仅对于研究女性的职业生活有所助益，还能帮助我们探讨近代女性的职业形象。 此外，爱丽诺·库珀与刘维汉在《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中，描述了一位美国音乐女教师从1934年至1974年在天津从有闲阶级——自来水公司总工程师的太太走向英语教师的过程，展现了格蕾丝与丈夫刘茀祺相知、相爱、患难与共的性别互动关系。书中还描述了保姆王奶奶在由中国人和美国人联合组成的家庭中，照顾三个孩子的故事。她会说简单的英语，并与主人相处很好，得到的工资比在华界工作的人多。而布莱恩·鲍尔在《租界生活(1919-1936)——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中也有对保姆形象的描写，记述在英国租界当保姆的阿妈“一姐”不仅照看主人家小孩(男主人公布莱恩·鲍尔)的日常起居，而且给予孩子们关爱与平和的生活态度。这些资料也是研究近代中国职业女性的十分宝贵的史料。 侯杰教授：实际上，我们在找资料的时候，空间范围还可以扩大，不仅是天津，其他城市的职业妇女资料也不能忽视。刚才师卓所提到的史料非常重要，特别是外国人留下的资料值得继续发掘整理，并进行文本分析。 杨帆：我谈一下外国传教士与性别研究的史料问题。大家都知道基督宗教在近代对于中国社会性别制度及其权力关系的变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传教士们留下了大量的文献，比如日记、回忆录、书信等。此外，传教士所创办的报刊以及他们撰写的文章也涉及了相关的议题，像《查世俗每月统纪传》就涉及了有关中国传统女俗的问题。卫三畏的《中国总论》、林乐知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和明恩溥的《中国人气质》中都涉及缠足、婚姻家庭、传统女教等相关问题。老师和同学们对此已经十分熟悉，我就不展开了。我想强调的是，在史料解读的时候，要警惕西方传教士的“西方中心观”问题。 侯杰教授：听了杨帆的介绍，我觉得有几个问题需要提醒大家注意。一是概念的界定。基督宗教分基督教、天主教与东正教，各有若干修会和差会，在谈论相关问题时，要有所区分，不要笼统的定义。在一般情况下，可以用“基督宗教”一词。二是关于基督宗教与性别研究的史料，非常丰富，要持续不断地去发掘、整理、研究。比如近代来华基督宗教传教士所拍摄的照片就十分珍贵，因为照片中有大量缠足的中国女性、华美的女性服饰、家庭生活等。三是利用史料研究基督宗教与近代中国的性别议题时，研究视角要开阔，注意“教会之中有社会”，教会当中的社会性别权力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其中包括男女不同修会和差会、男传教士与女传教士(华人男传教士与洋人女传教士)、男传教士与女信徒、女传教士与男信徒等。这些传教士活动范围很大，在东南沿海地区、西北内陆地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留下很多足迹，对近代中国社会性别关系和性别制度的调整起到一定的作用。下面，谁来谈谈空间与性别的问题。 常春波：我来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吧。一般观点认为，空间不是独立的物质存在，是生产对象、消费资料、政治工具、社会关系，其发展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生活被限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其基本的目的之一，就是对女性身体的遮蔽。 在《礼记·内则》中：“男不言内，女不言外。非祭非丧，不相授器。其相授，则女受以篚，其无篚则皆坐奠之而后取之。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寝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内言不出，外言不入。”《礼记·内则》中的这段话最初是针对先秦贵族阶层的夫妇间关系说的，后来随着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礼记》中的规定也就成了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制约对象由原来的夫妇扩大到了男女两性。在“男尊女卑”的社会性别制度下，《礼记》中对夫妻双方的共同规定又演变成了对女性身体单方面的束缚。例如，二门就是院落式住宅群体的分界线，二门的后面才是女性活动的空间，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文献记载，女子满十岁便不能出二门，未婚女子的行为被严格限制在二门以内。然而在一些文学作品中，众多女子的行为也显现出礼法的规定与现实的背离。如在《金瓶梅词话》中，李瓶儿是站在二门台阶前面，导致她和西门庆的相识。西门庆女婿陈经济与潘金莲的相遇是在吴月娘的上房。由此可见，古代女性一旦走出规定的活动空间，其身体就有被男性窥见的可能，从而引起“不合礼法”事件的发生。 古代女子尽管有步出闺房、外出旅行的机会，但身体依旧要受到车轿等交通工具的严密遮蔽。交通工具就是移动的微型建筑，将女性的身体包覆其中。虽然有在无限的外界遨游的机会，但无限的“外”还要受到“内”的约束。生活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晚清的美国公使夫人康格在乘坐中国传统轿子时的感受是：“一个人坐在轿子里，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我认为空间的性别意义转化的过程，不仅意味着女性的身体从被遮蔽到公开展示的过程，还包括她们在交通工具的变化中不断展露自己的过程。比如在上海，外籍妇女乘坐的西式马车引起了华人妇女的效仿。西式马车轻便舒适、嵌以玻璃窗，引得“裙屐少年或携仙眷、或携歌姬，无不绣毂雕轮，络绎争飞”。这些追逐时髦的年轻女子们不顾抛头露面的危险享受着游玩的乐趣，无疑是女性身体外现的鲜明例证。由于马车的租价昂贵，东洋车很快在上海兴起。比起马车，它的空间更为开放。 尽管女性在外出的时候往往会碰上这样或那样的麻烦，随着时代的发展，围绕在她们身上的“壁垒”会随着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而逐步瓦解。比如在女作家张爱玲的小说《封锁》中，电车就成为青年男女分享彼此心事的空间。这种情节在传统社会是不可能出现的。说这些并不是为了证明近代新式交通工具的引进与女性生活空间的逐渐扩大的因果关系，而是想表明在研究交通工具时也可以考虑社会性别因素，这样一来，社会性别的研究对象就可以从人、事向物上扩展。 侯杰教授：刚才常春波谈到空间的问题，实际上空间也是有性别的，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女性群体内部也是有阶层的。现在问同学们一个问题，什么人才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实际上，富人所居住的院落才会有“二门”。穷人，无论是男是女，实际上很难“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再说交通工具。轿子是移动的空间，体现出对女性身体的遮蔽，近代以来，随着交通工具的变革，女性的身体难以被遮蔽。这也引起了一些人的焦虑和担忧。在画报中，我们常看到晚清报人对乘坐马车招摇过市的女子的批判。除了空间之外，器物也是有性别的，比如女性梳妆用各种器物，男性服饰等。 侯杰教授：刚才同学们透过史料的发掘及应用，分享了各自关于中国近现代社会性别史研究的经验和心得。实际上，搜索史料、运用史料、解读史料的目的是为了从中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在研究者看来，任何资料都有其自身价值，以“什么资料更能说明问题”作为取舍的标准。在透过史料说明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材料本身的特点，也要注意材料可能给研究者所带来的风险，更要注意它能够提供给我们的最大价值。在发掘材料的时候，我们要重视那些尚未引起关注的中外文资料。在解读史料的过程中，具有历史、文学、艺术与外语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应当发挥各自的优势，互相学习，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在对史料的意涵展开分析时，大家也要特别谨慎，避免误读和过分解读。最后还要注意妇女史和性别史的异同，妇女史聚焦于女性自身的历史，而性别史的研究重点是男女两性的社会关系和彼此互动。截至目前，性别研究还是以妇女研究为主，特别关注女性的主体性等议题。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尝试就是从史料的解读中发掘女性的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和言说主体，尊重女性群体的差异性，同时也注意不同时期性别文化的演变。 侯杰教授和研究生 不知不觉，我们的讨论课也接近了尾声。感谢同学们的认真准备和精彩发言。希望大家在研究中不断地发掘新材料，采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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