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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移 （1925-1933） 一、1925-1933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概述 [1] 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 简称IPR)，是一个活跃于二十世纪20年代中叶至50年代后期的太平洋地区非政府国际组织，它以亚太地区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诸问题为关注内容。在其35年的历史中，共举办了13次讨论会，出版了千余种相关书籍，并在14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分会。[2] 太平洋国际学会缘起于檀香山基督教青年会及当地一些学者、实业家的倡导。为增进太平洋沿岸各民族的相互了解，以推动该地区国际关系的改善，1925年，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夏威夷、日本、朝鲜、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檀香山集会讨论移民、外交、经济、宗教、种族、文化等问题。事实上，这次会议的更大意义是其国民联谊的色彩，正是由于会上平等睦谊的气氛，促成了一个永久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建立。然而，会议对一些问题讨论之空泛也使其组织者意识到，必须以相关资料的收集与研究作为支撑。 自此，这个组织基本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在1927年的第二届会议上，学会制定了章程，规定“以研究太平洋各民族之状况，促进太平洋各国之邦交为宗旨”。[3] 太平洋国际学会虽源于基督教青年会的策动，但在成立后不久即摆脱了青年会的印迹。 作为一个区域性国际组织，太平洋国际学会具有自身的特征。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强调“完全系个人的自由活动”。。[4] 学会容纳了各种观点，意在为它们提供一个论坛。不过就会员的构成而言，学会还是具有某些特点。其会员相当大一部分来自学术界和教育界，其余几个人数较集中的职业依次为:商业、新闻出版、社会事业、律师等。[5] 此外，会员中有自由主义思想者也占了很大比重。[6] 学会以研究太平洋地区诸问题的学术机构自居，其工作核心在于调查研究、会议讨论及出版，这三者被视作一个赓续不断的研究过程的构成要件。[7] 为加强研究工作，第二届会议后，学会总部设立了研究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mmittee），制定研究计划，并在各国分会的协助下，与各国学术机构、学者建立联系与合作，研究资金主要来源于美国分会向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卡内基基金会的筹募，在总部的研究计划之外，各分会自己主持的其他项目，则需自行解决资金来源。太平洋国际学会在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它定期召集的国际会议。其特征之一就是以圆桌会议为主要形式。[8]每一届双年会根据议题划分出若干圆桌会议，为确保与会者能自由、坦诚地参与讨论，圆桌讨论不对外界公开。会议讨论最终既不做结论，不寻求一致意见，也不制定任何政策。学会的目标，在于发现事实，或谓找出太平洋问题的症结，而“让他人去制定治疗方案”[9]。然而太平洋学会并非不寻求任何社会影响力，它把目标定在“教育”层面，即希望自身研究所获得的事实，能够对“民意”（public opinion）产生影响。[10]此外，在某些情况下，会员可能根据会议中取得的认识通过个人途径对官方政策施以影响，学会亦将之视作会员的个人行为，是会议的一种“副产品”。[11] 当成立之初，太平洋国际学会主要从社会、文化等角度宽泛地讨论太平洋问题，这些因素被视作导致太平洋地区民族纷争的根源性问题。然而自第二届会议起，学会开始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对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热点问题，尤其是中国的国际关系问题的讨论。而文化等问题逐渐被边缘化。1925至1933年，太平洋国际学会所关注问题的演进，大致可见下表：[12] 太平洋国际学会前五届会议议题及各议题比重 [13]
太平洋国际学会承认，讨论尖锐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然而，学会又认为，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客观、理性、冷静地加以探讨。学会还辩解说，其实那些误解源于对学会研究方式的不了解，学会是以国际政治争端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而它所考察的不仅是争端本身，更在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广阔的经济、社会背景。[19] 二、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的国民外交尝试 （一）源于国民外交思潮的中国分会 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缘起于以余日章为代表的基督教青年会人士的鼓吹。[20] 1925年2月，为筹备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届会议，余日章等召集江苏省教育会、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上海总商会等32个社会团体，在上海召开筹备会。在随后发表的由余日章、黄炎培、朱经农、俞庆棠等起草的《太平洋国民会议筹备委员会宣言》中，他们介绍会议的发端为：“欧战终了，世界各国人民，知武力政策之足以危害民生，颠覆邦国也，于是憬然觉悟，思以人民自团结力，联合寰球各国国民中之领袖，组织一大团体，共同讨论，交换意见，以表示互相维护之诚意”，“其宗旨以纯粹之国民外交，研究一切国际种族之种种问题，而求达真正世界和平之目的。诚今日民气兴奋，空前绝后之一大盛举也。”他们之所以决定参加会议，是因为“我国以积弱之余，对于列强之交涉，无不受人劫迫、事事退让、示弱于人，今日幸得与斯会，自当集合全国领袖，共同讨论将来列席时所应注意之各种提案，积极筹备，以冀将领事裁判权、移民、关税、私运违禁品等重大问题，得于斯会议中收圆满之结果，影响所及，其重要殆不在华府会议之下，实我国存亡之莫大关键。”[21] 从一开始，太平洋国际学会即是被当作一种国民外交的实践引介到中国的。这首先是因为会议讨论的“太平洋问题”与有中国密切关系。其次，会议的某些主张，即普通国民与他国国民公开、坦诚地探讨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联络情感，消除隔阂等，正与一战后在中国流行一时的国民外交观念相契合。再次，余日章等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的创建者多少都曾受到国民外交观念的影响，此外，正如当时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们信仰公理的力量，信奉世界和平，对于以国际联盟为代表国际组织的作用有乐观的预期。[22] 他们认为，往昔之国际关系由少数政客把持，一般人对于国际问题，多不明真相；当今世界交通日渐发达，而各国国民思想之隔膜依然如故，这是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因此有必要加强国民间的接触、增进相互谅解。[23] 他们还认为，以往国际上对于中国现状存在种种误解，而会议正是宣传中国问题真相及立场，纠正外国人对华歪曲印象，进而影响国际舆论之良机。[24] 正是本着国民外交的出发点，在第一届会议上，中国代表积极参与会内外活动，恳切介绍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宣传自己的主张，为自身赢得了各方舆论的赞誉。另一方面，此时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确实展现出与官样会议的不同，首先是其平等、友好、开诚布公的会议氛围；其次，对于中国问题，一些与会英、美会员持有与本国政府不同的见解，也有不少人表现出了解中国真相的诚意。出席前两届会议的经历使中国代表受到鼓舞，有人把学会称为国民外交的新纪元；[25] 有人甚至认为，中国的问题，若不能得到此会的同情，则恐将得不到任何人的了解与同情。[26] 第一届会议后不久，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即告成立，定名“太平洋国交讨论会中国支部”，余日章任会长，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干事陈立廷为主任干事。[27] 然而直至1931年前，分会在组织上并未真正建立起来。既无会所，亦无雇员，其工作“都是由一班热心的人自动尽义务办的”。[28] 分会的经费，除会员的会费外，主要来自上海的社会团体、企业、银行，以及私人和政府机关的捐助。早年的中国分会带有一定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印记，尤其是在它刚起步时，许多工作需依赖后者的组织系统和财政支持来推进。[29] 但1927年后，这种色彩逐渐淡化。[30] 自成立后，中国分会并不着意扩大组织，而求“少数志同道合的结合”，[31] 至1931年，中国会员人数亦不过93人。[32] 由于双年会使用英语的限制，中国会员大多具有留学英美的经历。从职业来看，来自教育界与学术界的会员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余会员则分布于：经济界、社会团体、政界、新闻出版、法律界、医学界等。会员中不乏知名的学者、实业家与政界名流。他们加入学会的原因可能各自不同，但大体都相信通过这种民间的国际交往能促成各民族的和解，从而达到世界和平的目标。他们身上还带有一定的精英意识，自视为太平洋诸民族中的“先觉”，探索民族和解之道，并负有教育民众的责任。[33] 尽管参与国民外交是中国分会成立的最初动机，但自参加第一届会议起，他们即认识到，欲求解决中国内政外交各项问题，必须先进行深入的研究。[34] 随着学会总部对于研究工作的强化，中国分会亦加强了与学术界的联系与合作，开始涉足于研究领域。由此，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分会承担了两重职能，它是学术研究的推动者与赞助人，又是国民外交的推行者。在通常情况下，这两种工作在不同的层面发挥作用，二者相辅而行。然而一方面，学会的工作重心在二者之间有所摆动，另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二者也会产生矛盾。 （二）中国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 [35] 中国分会所致力的国民外交，实际上是以政府外交的辅助与后援的姿态出现的。为此，从一开始，他们即致力于将中国外交问题拿到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双年会上进行讨论。在历届会议上，他们积极参与会内讨论，利用会外场合展开社交，其行事活跃、稳健、态度诚恳给外国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36] 另一方面，出于教育中国民众及宣传的目的，他们通过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发表演讲，编印会议报告等方式介绍会议情形及他们在会中之所得。 1．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问题的讨论 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一、二届会议分别召开于1925和1927年，时值中、英两国关系紧张，中国国内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民族愿望高涨，中国代表也将注意力放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上。 第一届会议的举行恰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中国代表除参与有关关税税则、移民、治外法权等问题的讨论之外，还在会内外发表演讲，宣传“五卅”事件的真相。会后，为了改善上海中、英两国公民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国分会还筹划了一个中英人士的定期聚会。[37] 鉴于第一届会议讨论涉及到中英关系问题，当第二届会议召开时，学会采纳来自英联邦自治领的会员的建议，邀请英国代表参加。[38] 然而就在会议开幕前夕，这些英国代表坚持将原定的以文化问题为中心的会议议题改换为以中国外交关系问题为中心，这一突然变化令中国代表有些措手不及，因为中国代表中只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鲍明钤对此问题有较深入的研究。[39] 会议的前三天都用在中国的关税、治外法权、租界问题的讨论上。尽管讨论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是中国代表感到，这些英国代表与平日所见英国人不同，很“诚恳”，愿意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有的人并不偏袒本国政府；会上的美国代表也对中国抱有同情的态度。他们据此乐观地认为，应当加强中、英两国国民之间的联络，“他们若切实与我们谅解，他们的政府便不成问题了。”[40] 此次会议的一个副产品是中、英代表的会下接触，据说对后来两国关系的改善产生了积极影响。[41] 1929年，第三届会议在日本京都举行，会议的举办得到日本政府的赞助。与前两届会议有所不同，这次会议在相关各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这一方面是由于学会此时已发展成熟，会前又做了大量研究、宣传等筹备工作；更重要的是因为会议议题以中国的国际关系为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太平洋国交讨论会”首次进入了中国公众的视野。新闻界以极大的兴趣报道学会及会议的相关情况。各界普遍看重这次会议，并对其抱有一定期望，希望它能给予中国同情与理解，并期待会上能达成一些共识，进而影响世界舆论。中国代表也被寄予了厚望，例如，《时事新报》就告诫中国代表“为四万万人民争生存，其责任实为重大”，希望其“不辱使命”，“以慰国人之望”。[42] 有关中国外交关系的讨论涉及治外法权问题和租界与租借地问题。由于国民政府已决定自1930年1月1日起单方面废止治外法权，于是这次讨论受到了中国各界的关注。全国律师协会、首都废约会等国内团体先后致函、致电中国代表，敦促其努力。[43] 在会上，中国代表列举了中国司法的进步，介绍了中国朝野上下对于即刻撤废领事裁判权的一致意愿与决心。大多数外国代表都承认领判权在原则上是错误的，但反对即时撤废。其主要理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尚不能有效控制地方，司法尚未确实独立。美国代表萧特维尔提出了一个在过渡时期设立由中外法官共同组成的特别法院的方案。[44] 该法院的外国法官由海牙国际法庭提名并由中国政府选择任命。此方案在会上引起了关注，并取得了不少英国代表的支持。中国代表及国内舆论则多对此表示不认同。但也有人认为其“不失为收回法权之一新方案”[45] 租界问题的讨论集中于上海公共租界问题。夏晋麟受中国支部委托对此问题做了专门研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费信惇（Sterling Fessenden）以美国代表的身分也参加了讨论。中国代表提出，公共租界的条约依据薄弱，租界的存在，危害了中国的主权、治安、税收，必须即日收回。外国代表以华人缺乏市政管理经验、无法解决治安问题作为反对理由。多数代表同意，公共租界应改良行行政，增加华人在谘议局中的分量。一些外国代表感到，上海租界问题需要及早进行研究。会后，英国代表柯蒂斯（Lionel Cutis）访问上海并促成了费唐（Richard Feetham）对上海公共租界的考察。[46] 应中国分会之邀，学会第四届会议定于1931年10月在中国杭州举行。中国分会的意图是希望利用东道主的有利身份，让世界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及立场。此次会议也得到了国民政府、外交部的支持，他们视会议为推进国民外交、以为政府外交后援之良机。[47] 从会议地点的选定、场馆的建设，到代表的选派、议案的征集、论文的撰述，中国分会都进行了煞费苦心的筹备。 其时，中国政府正与英、美两国就治外法权问题进行谈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分会关于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讨论计划也有所侧重与回避：“东三省问题，因日本在东省之暴行，世界因其巧妙之宣传尚少知者，故特别注重”，“其他外交如废约问题，业经引起各国间之同情，正在政府交涉，故暂缓讨论”。[48] 在此次会议有关治外法权问题的讨论中，英、日两国代表仍是会中反对即时废除治外法权的主要力量。他们主张治外法权的废除必须是渐进的，在此期间要对外侨的安全予以特殊保护。会上，一些在中国内地居住的教会、商界、教育界西方会员持一种共同的看法，认为治外法权在中国内地只是理论上的特殊权利，在条约口岸、租界、租借地之外，并没有存在的意义。会议还讨论了中西法律体系不同与治外法权产生之间的关系。[49] 尽管此次会议因为种种变故最终在上海公共租界举行，但让一些西方代表感到失望的是，上海问题并没有引起多少中国代表的兴趣。对于该问题的讨论以费唐报告为中心。夏晋麟做了《费唐报告与上海之将来》的报告，他分析了费唐报告引起中国公众失望的各点，并提出了自己的评价及解决上海问题的建议。对于夏晋麟所提出的费唐报告对上海租界的让渡问题漠不关心的看法，也有外国代表表示不同意。有中国代表提出，中国人对报告的一个不满意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说明让渡如何实现。西方代表则大多认为，费唐报告强调过渡期的必要，但又以让渡为最终目标，这样就提供了一个基础，在此之上，中国政府或许能够与各关系国协商确定此过渡期的期限。[50] 2．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围绕东北问题的讨论 自1929年第三届会议起，随着中日两国在东北地区的冲突不断升级，东三省问题渐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中一个最受关注，最敏感，也最引起争议的问题。双年会对于东北问题的讨论，一方面使太平洋国际学会进入了公众的视野和争议的中心，另一方面对中、日两国分会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当然，也影响到中、日两国会员的关系。 自此，日本代表逐渐取代了英国代表，成为中国代表在会议讨论中的主要“对手”。同中国分会一样，日本分会也是太平洋国际学会最早的成员之一，其缘起与中国分会有相似之处，都带有某种从事非官方外交的诉求。[51] 不过，日本分会的组织比中国分会更完善，它与本国政府的关系更近，也有更稳定的财政来源。[52] 日本分会的成员也以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代表，但他们在东北问题上，仍对本国政府的政策采取了支持态度。有研究者提出，这些日本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面试图教育本国民众接受国际主义观念，一面又力图让西方与中国接受日本的民族主义愿望。[53] （1） “满洲问题”之列入双年会议题 第二届会议后，随着中国东北地区国际形势的发展，所谓“满洲问题”开始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上一个重要议题。然而，对于是否将这样一个炙手问题列入会议议题，学会领导层，以及会员之间出现了意见分歧．中日两国会员的意见更一向截然对立。 在第二届会议上，即有人建议将满洲问题纳入下届会议的议程，而后皇姑屯事件和中东路事件的发生愈发使学会认为此问题亟需讨论，因此在1929年召集于日本京都的第三届会议上，满洲问题成为会议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会议开幕前夕，日本国内出现了一股反对将满洲问题列入议题的意见，但也有人提出，日本没有什么可畏惧的，于是此问题终于按原计划列入会议议程。[54] 在一些中国代表看来，将东三省问题这个原本在日人眼里不成问题的问题拿到日本土地上进行讨论，这本身就具有一定意义。[55] 如前所述，第三届会议后，对于是否将这种富于争议性的国际政治热点问题引入学会，学会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会后的一项调查显示，日本代表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满洲问题已无需再讨论。[56] 日本会员反对讨论的一个理由是，东北问题的讨论曾使日本分会在本国政府及国民面前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日本国民惯于认为中国人常伺机置日本于国际法庭之上。[57] 中国代表则大多认为，东三省问题是太平洋地区最重要的问题，果舍此不谈，则别无更可讨论的了。[58] 中国分会向总部建议对此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59] 最终，学会制订了一个体现对各方意见的妥协的折衷方案：在第四届会议上，东北问题不再作为一个单独议题出现，但在其他问题——如中国的国际关系或经济问题的讨论中涉及相关内容时，亦不限制其讨论。 第五届会议曾计划以“太平洋地区经济、政治及文化生活之冲突与控制”为主题。然而随着日本武力侵华的不断扩大，以及因“满洲国”问题退出国联。学会决定此次会议避免讨论引起激烈争论的政治问题，以免造成学会的分裂，最后确定“太平洋地区国际经济之冲突：控制与调节”为中心议题。 （2） 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 由于太平洋学会1929年会议以中国的国际关系、尤其是东北问题为中心，并且在日本举行，因此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东北各界对会议尤为关注。东北当局捐助了中国代表路费中的一大部分，[60] 来自东北的会议代表特别预备了提案，[61] 当地新闻界亦对会议的进展非常留意。中国与会代表也被寄予了厚望。北平新东北学会在代表临行前曾叮嘱说：“东省数千万生命财产，全寄托在诸代表身上。”后者则表示，将本民众意旨力争。[62] 中、日代表事先都做了精心准备。中方以燕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徐淑希为主要发言人，徐氏曾在学会资助下研究东北政治问题，另一位曾获学会资助研究东北移民问题的南开大学教授萧遽和一些东北代表也预备了论文和提案。日本代表中既有腊山政道等专门东北问题的研究人员（腊山也曾得到学会的资助）；又包括具有处理实际事务经验的前政府官员、满铁职员等，其代表是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他充当日本方面的主要发言人。有西方代表评论，再没有比日本代表团更精心挑选的了。[63] 在中、日媒体的密切关注下，会议用四天时间展开了对东北问题的讨论，[64] 涉及东北问题的历史缘起、外人在东北各项权益的条约依据、列强在东北的经济利益、铁路等问题。从一开始，中国代表就发现双方的立足点相去甚远，中方主张从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进行研究；日方则主张以现状作为讨论的依据。日本代表强调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利益”。认为东北问题源起于日俄战争，强调日本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以及当下苏俄的威胁，声称在中国有实力防止俄国入侵之前，日本不能撤除军事设施。中国代表则认为东北问题起源于日本吞并朝鲜，列举了日本在东三省的条约权利之外的各项侵略措施，指出所谓苏俄的威胁是日本的幻想，提出若日本取消在东北的政治活动，则两国关系不难逐步改善。在对一些具体问题——如：旅大问题、南满铁路问题、商租权问题、吉会铁路问题等——的讨论上，双方发现，最终都无法绕开二十一条和西原借款这两个话题，日本代表动辄举出二者作为条约依据，而中国代表则提出，二者都不为中国所承认，讨论不可避免地陷入僵局。有中国代表建议，姑且将二十一条抛开，另谋求解决问题的出路，但亦无下文。日本代表唯一做出的让步表示是提出日本愿意无条件放弃领事裁判权，但有中国代表认为，其用意是为换取在东北内地杂居和土地商租权。[65] 会议中还出现了两个插曲。在会议开幕日的全体大会上，余日章作为中国代表的领袖发言，在他事先散发的演讲稿中他提出皇姑屯事件应由日本政府负责。一名日本代表要求发言反对，经大会主席新渡户稻造等人干预并制止。[66] 第二次是在一场公开讨论会上，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历数日本在促进东北经济发展、维持秩序方面的种种“功绩”。中国代表徐淑希随即予以批驳，并列举日本阻挠中国发展东北计划以及攫取东北利权的种种情况。松冈要求发言辩驳，因时间原因被拒，日本代表大怒，会议几乎破裂。最终，会议应允第二天另予时间让其回应，一场风波得以平息。 对东北问题的讨论主要在中、日代表之间展开。西方代表中，除美国人杨华德（C. W. Young）外，鲜有人对此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中国代表感到，自己的主张并没有赢得广泛的同情。其中一个因素在于他们的论证中缺乏事实、实例与数据依据。 相较于圆桌讨论，似乎更有机会取得一些收效的是中、日两国代表的会外接洽。为了取得某种谅解，在部分“较明达”的日本代表的积极策动下，中、日代表举行了非正式会谈。经多次讨论，决定由两国太平洋学会组织一个委员会，研究治外法权取消、东三省、订立商约、改善两国国民情感等问题。然而除第一个问题外，其余的讨论都没有什么进展，日方的结论也仅是“注意改善”一类的空话。会议闭幕在即，会谈只得匆匆结束。接洽之初，中国代表原本对取得共识抱有一丝希望。他们注意到日本代表内部并非铁板一块：以一些老官僚为代表的“旧派”，缺乏诚意，观点与自己差得太远；而一些有进步思想的较年轻的学者，也即此次推动双方接洽的力量，则表现出更多的诚意，他们称其为“新派”。中国代表对后者寄予了期望。会前，《大公报》亦曾提醒中国代表“研究日本舆论之所在，是以对于进步派人，务当充分交换意见，设法发现解决之途径”。[67] 不过，他们观察到日本代表中的旧派更有势力，新派受到压制，难有作为。随着会谈艰难进行，乃至最终仓促结束，中国代表越来越失望，对日本代表愈发不信任，认为其虽然冠冕堂皇地表示亲善，但在实际问题上搪塞敷衍。 当第四届会议定于中国举行时，中国分会将东北问题确定会议讨论的重点。有关研究准备由徐淑希主持，[68] 徐氏本人对满蒙问题相关资料的搜集，据说比外交部或其他人都更为丰富。[69] 南开大学的何廉准备了有关东三省内地移民问题的论文。东北会员也准备了论文，涉及东北的铁路、金融、农业、外侨、教育、拒毒等问题。[70] 然而尚在筹备期间，会议即两度遭遇流会的危机。首先是中国国内出现了一场反对学会在华开会的风潮（详见后文），而更大的危机是会议开幕前夕“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在民族危机的关头，中国会员感觉无法容忍与日本会员共聚一堂，而且他们相信，在这种情况下，会议对于中日关系问题的讨论也难以达成共识，因而建议会议延期。[71] 日本分会出于安全方面的担心，也向学会提出延期建议。最终，一方面由于学会的斡旋及国民政府的劝勉，另一方面也因为一些中国会员仍然相信国际间平心静气、谨慎客观的探讨有利于对于问题之解决，中国分会决定参与会议讨论，并接受了学会将会址改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决定。日本代表也加入了会议。在开幕式上，学会负责人、太平洋理事会主席格林（J. B. Greene）称会议开幕的本身就是一个胜利。[72] 作为大会主席的胡适提出，学会为其他国际组织树立了先例——“在承平的时候，凡自命为有国际思想的人，不应该在黑白不分意气用事的当儿，放弃他们开诚布公静心探讨的态度。” [73] 虽然“满洲问题”在这届会议上并没有成为一项单独的议题，然而对此问题的讨论却不但在“中国外交问题”、“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机关”圆桌会议中占了相当的分量，亦出现在“劳工问题”、“移民问题”等圆桌会议里。[74] 按学会的形容，“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机关”圆桌会议从一开始就发展为“解决满洲争端的外交机关”圆桌会议。[75] 10月27日，会议进入对包括“太平洋地区的外交机关”在内的政治类问题的讨论。此前的24日，国际联盟理事会以13：1的票数通过决议，要求日本在11月16日以前将军队撤退到南满铁路区域以内，建议中日两国政府在日军撤退后举行关于解决一切争执问题的直接谈判。随后，日本政府做出不打算撤兵的表示。在这种情况下，国联在中日冲突中的作用成为会议讨论的一个焦点。中国代表发问，为何日本反对将东北问题提交给国联？日本代表则称，日本并非对国联不友善，但此问题过于复杂，非国联各委员所能完全明了，需要中日两国直接谈判。[76] 至于此问题的性质之所以复杂，日本代表高柳解释说，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民族意识的伸张，另一方面由于日本对其在东北的经济、国防、历史上的特殊权益的维护。对于“特殊权益”这个日本代表的口头禅，徐淑希则反驳说：“任何经济权益，自必为人所享有，为何因日本享有，就变了特殊的呢？任何经济权益，自必有一定的地点，为何因在东省，就变了特殊的呢？”所谓国防上、历史上的权益，并没有合法的依据，所谓苏联的威胁，也并不一定是现实；而中国民族观念的伸张，是一种通常、健全、合理的现象。他还劝告说“为中、日两国打算，为全世界打算，凡我两国思想上比较清楚的人，都要努力的督促政府，使其采取合理的、和平的方策，不宜一味的为他们袒护。”[77] 对于10月24日国联决议案问题，有日本代表为本国政府辩护说，日本无接受之必要；有中国代表则认为，日本的态度表明其不愿停止侵略。许多与会代表都认为，国联在处理中日冲突上所面临的问题是对它的一大考验，事关其自身的命运。[78] 中日两国代表的另一个意见分歧在于日方主张由两国直接谈判，而中国代表主张先撤兵后谈判。为打破僵局，有代表提议日本应接受先撤兵后解决各项悬案的原则，中国亦应承诺于撤兵之前，由双方讨论关于撤兵之细则，以及日军撤退时，如何接收被占土地问题。又有人提议由中立国之人对此进行监督。[79] 一些代表提议在太平洋地区设立某种机构辅助国联等机关，处理远东太平洋问题，对于该机构的形式则有不同的设想：有人建议让国联秘书厅在东方设立办事处，有人提议国联行政会及各委员会在远东开会，甚至有人建议以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国联与各关系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另外，有人旧事重提：京都会议上中日两国会员曾有设立一个委员会的计划。此计划再次引起一些西方、中国、日本代表的注意。围绕这种委员会，会上出现了一些建议：有人提议该委员会从小问题着手进行研究，推动中、日两国国民持久的对话；有人认为，应设立两种委员会：一个在国联的框架内处理各种重要问题，一个解决随时发生的小问题。还有人建议，由学会对此计划进行研究。学会对这一设想很感兴趣。据说，在此次会议前后，学会中一些成员拜谒蒋介石时，蒋本人也曾提出一个类似的建议。[80] 会议还讨论了中国代表提出的满铁驻军，日本代表提出的韩侨、商租权等问题。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主要在中、日代表之间展开，在大多数情况下，双方的态度比较冷静、克制，甚至有中国代表形容为“客气”。[81] 但会场中仍然出现了风波。日本代表高柳在一次全体大会的演讲中引用了某英国法学家的话，其中对中国的主权国家资格有所质疑。[82] 由此导致中国代表陈立廷在另一次全体大会上抨击日本的侵略政策，斥责高柳的言论。其发言引起以新渡户为首的日本代表的反对。最终在会议主持者的斡旋下，双方表示和解，高柳亦为自己文中的疏漏表示歉意，称并不代表自己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这场风波是从“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中日代表之间积聚的敏感而紧张关系的一次爆发。但也有西方代表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并提出：当两个国家发生激烈冲突时，其自由、爱国的国民仍能坐在一起平静地讨论如此重要的问题，这种情形在欧洲是看不到的。[83] [1] 从1970年代起，研究者开始关注这一国际组织的历史。他们或讨论该组织如何沦为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J. N. Thoma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74.）；或探讨学会对于美国亚洲学的贡献（P. F. Hoope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Pacific Affairs, spring 1988; John K. Fairbank, William L. Holland and IPR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cific Affairs, autumn 1979.）；或考察日本分会的相关情况（Tomoko Akami, Internationalizing the Pacific: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War and Peace, 1919-45, Routledge, 2002；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Waseda University, 1999. Sandra Wils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Moderat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he Jap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Modern Asia Studies, Vol.26, No. 3, Jul. 1992）。还有研究者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南开经济学院、陈翰笙为例分析了洛克费勒基金会及太平洋国际学会等对中国社会科学的赞助（Yung-chen Chiang, Social Engineering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1919-19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中文著作，就笔者所知，有张绪心：《太平洋关系学会与美国战时中国政策——麦克伦听证会证辞述评》，《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会—第四册，抗战建国史》，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81年；李玫蓉：《太平洋学会与美国对华政策（1941—1949）》，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仍缺少对学会总体历史的描绘。此外，该组织与中国的关系以及中国分会的基本情况也较少有研究者涉及。本文是笔者对中国分会一些情况的系列研究之一。（张静：《中国知识界与第三次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国民外交的一次尝试：中国代表参与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前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青年论坛》，2005年；《民族危机下的国民外交——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会议开幕争论之研究》，《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 见William L. Holland, “Source Materials o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ibliographical Note”, Pacific Affairs, Vol.58, Iss. 1,1985. [3]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总纲章》，陈立廷、应元道编：《最近太平洋问题》，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27年，“附录一”，第1页。 [4] “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永久组织’委员会记录”，《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第77页。 [5] 就出席前三届双年会的代表而言，从事教育与研究的人员占代表总数的1/3到1/2（该数字根据C. F. Loomis, “Light from Three Conferences; An Exploration into Their Technique”（Pacific Affairs, Jan.-Feb., 1930）的相关统计计算）。 [6] 第二届会议后，甚至有人抱怨，学会中的自由主义思想太占优势，认为应加以制衡，才不失偏颇("A Report o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eld at Honolulu in July 1927”, Journal of 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7, No.1(Jan. 1928))。 [7] Secretariat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s, Hand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the Pacific Relation, Honolulu, 1931, p.12. [8] 另一种形式是全体大会，也不对外开放。 [9] “Pan-Pacific Union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News Bulletin, Institute of Pacific Affairs, June-July, 1927. [10] “Hand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Bruno Lasker ed.,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2, p.524. [11] J. B. Condliffe ed.,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2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212. [12] 有关中国东北问题的讨论情况则比较特殊，详见下文。 [13] 依照学会历届会议报告书中有关日程的记录整理，亦参考C. F. Loomis, “Light From Three Conferences; An Exploration into Their Technique”, Pacific Affairs, Jan.-Feb. 1930 及＂Appendix F” to＂The Minutes of Research Committee, American Council,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March 14, 1930”. 上海档案馆藏工部局档案中有关太平洋国际学会美国分会文件，U1-6-7. [14] 其中，“关税问题”、“治外法权”、“租界与租借地”各占4个圆桌会议。 [15] 在“中国外交关系”的总题下，包括：“治外法权”（5个圆桌会议）；“租借与租借地”（5个）；“东北问题”（11个）；“中国的国际关系中的财政因素”（1个）。 [16] 包括：“中国的国际关系”（8个圆桌会议）、“上海之将来”（1个）、“中国沿海岸及内河航务”（2个）。 [17] “Hand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pp.526,527. [18] 部分出于对这种趋向的不赞同，第三届会议后，学会指导机关太平洋理事会的主席戴维斯(J. M. Davis)辞职。关于学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参见J. N. Thoma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sian Scholars and American Politics, pp. 4-6；Paul F. Hooper,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Asian and Pacific Studies”。 [19] “Handbook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pp.530-532. [20] 余日章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 [21] 1925年3月18日《申报》。 [22] 余日章本人曾在华盛顿会议期间被“国民外交后援会”推举为参加会议的国民代表，有的传记作者把从事国民外交活动看作他一生最大的贡献之一（袁访赉：《余日章传》，青年协会书局，1948年，第75、76页）。还有一些参与筹备会议者亦有类似的经历。 [23] 陈立廷：《论太平洋国际学会》，1931年7月2日《时事新报》。 [24] L. T. Chen, “Fourth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he China Critic, Jan. 18, 1931. [25] 陈立廷：《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东方杂志》第22卷第19号，1925年10月10日。 [26] 陈衡哲：《太平洋国交讨论会记略》，《现代评论》第6卷第142期，1927年8月27日。 [27] 陈立廷，清华留美学生，1919年回国，应余日章之邀为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后曾任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金城银行展业部主任等职。 [27] 陈衡哲：《太平洋国际学会》，《独立评论》第60号，1933年7月23日。 [28]《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第1页。 [29] J. B. Condliffe, “Reason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Seeks to Lay Foundation of Intelligent Public Opinion”, Peking Leader, Jan. 29, 1928. [30] 陈衡哲：《太平洋国交会议记略》。 [31]“导言”，《最近太平洋问题》，第1页。 [32] 根据《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会员题名录》（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附录四”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1932年，第233页）统计。 [33] 陈立廷：《太平洋学会渊源及目的》，1931年7月13日《大公报》。 [34]《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第一次会议报告书》，第11页。 [35] 在太平洋国际学会历届会议上，中国会员的活动还很多，包括参与对中国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探讨，此处专注于他们国民外交活动的最重要内容，即参与有关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的讨论。 [36] 即便在讨论激烈的第三届会议上，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中国代表的活跃、稳健、镇静自若印象深刻（A. J. Toynbee, “ The Third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Kyoto, October 31st to November, Journal of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9, No.2 (Mar., 1930)）。 [37] J. M. Davis, “Second Report Letter from China”, News Bulletin,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ug. 24, 1926. [38] Lionel Curtis, The Capital Question of China,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imited, 1932, p.152. [39] 陈衡哲：《太平洋国交会议记略》；陈立廷、应元道编：《最近太平洋问题》，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27年，第2-3页。 [40]“导言”，《最近太平洋问题》，太平洋国交讨论会，1927年，第2-3页。 [41] 英国代表团长怀德（Fredrick Whyte）与中国代表会下进行了接洽，后又来中国考察。他回国后所做的宣传，据说对英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多有影响（见张伯苓：《太平洋讨论会之经过》，苏上达、祁仍奚：《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观海社1929年，第178、179页）。1929年怀德被国民政府聘为顾问。 [42] 野民：《论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一、二）、《欢送太平洋中国代表诸君》，1929年10月23—25日《时事新报》。 [43]《全国律师协会电太平洋会议中国代表》，1929年11月5日《中央日报》；《全国律师协会关于撤废领事裁判权通电》，《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第209、210页。《废约会函请宣传废约》，1929年11月8日《中央日报》。 [44] 萧特维尔（James Shotwell）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凯洛格非战公约主倡者之一。 [45]《太平洋讨论会与中国法权案》，1929年11月2日《大公报》“社评”。 [46] 夏晋麟在其回忆录中回顾了柯蒂斯在费唐考察上海公共租界一事中的作用，并述及他本人对上海租界的研究也与此事有关（见夏晋麟：《我五度参加外交工作的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77，182-187页）。柯蒂斯，牛津大学教授，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社（the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成员。 [47]《蒋主席演说太平洋会性质》，1931年9月15日《大公报》。 [48] 陈立廷：《太平洋学会渊源及目的》。 [49] “Extraterritoriality”,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pp. 290-316; Elizabeth Green, “Conference Trends in China: A General Indication of Round Table Discussion”, Pacific Affairs, Jan. 1932. [50]“The Future of Shanghai”,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pp. 319—339. [51] Nobuo Katagiri, “Another Aspect of the Problems of the Machukuo Recognition: the Attempt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Pioneer International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114. 由于美国1924的移民法案对日美关系造成很大影响，因此，日本代表参加太平洋学会第一届会议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移民问题。 [52] 当时，日本政府尤其是外务省注意利用文化的、非官方的场合来改进外交形象，发展外交关系，他们对太平洋学会日本分会给予了扶持。有关日本分会与政府的关系，参见Tomoko Akami, Internationalizing the Pacific: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in War and Peace, 1919-45,pp.77-82. [53] Sandra Wilson, “the Manchurian Crisis and Moderate Japanese Intellectuals: The Jap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54] C. W. Young, “Manchurian Questions at Kyoto; a Post-Conference Estimate”, Pacific Affairs, March 1930. [55] 吴鼎昌：《太平洋会史料：无结果之满洲问题》，《国闻周报》第6卷第44号，1929年11月8日。 [56] Elizabeth Green, “The Do’s and Don’ts: Problems in Agenda Making”, Pacific Affairs, May, 1930 [57] 徐淑希：《杭州会议中的满洲问题》，第2页。这原是徐淑希在1931年11月12日所做的一次报告，初发表于《大公报》（1931年11月23—26日），后编印成册，无出版者及日期。 [58] 同上。 [59] Document B: “Extract of Confidential Letter from L. T. Chen to Charles F. Loomis, Dated Shanghai, October 9, 1930”, “Research Committee Agenda”, Dec., 20, 1930”, 上海档案馆藏工部局档案，U1-6-８. [60] 参见：“附件三”，《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报告》，第83页。陈衡哲：《一封公开的信》（1929年12月27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黄山书社，1994年版，第212页。 [61] 东北代表中，不乏有与张学良关系亲近之人，如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及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主任秘书宁恩承等。 [62] 《太平洋会议与东北问题》，第41、42页。 [63] C. W. Young, “Manchurian Questions at Kyoto; a Post-Conference Estimate”. [64] Ibid. [65] 有关东北问题的讨论，参见徐淑希：《满洲问题之讨论》，《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报告》，第34-47页；苏上达、祁仍奚：《第三届太平洋国交讨论会纪要》，观海社1929年，第76-122页；“Summary of Round-Table Discussions: the Problems of Manchuria”(J. B. Condliffe ed.,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2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54-210)。 [66] 新渡户稻造，日本分会的精神领袖。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校长等职，致力于日本与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1929年起担任日本分会的会长，并任第三届会议的主席，还曾担任学会总部的重要职务。 [67]“社评”《太平洋讨论会与满洲问题》，1929年10月30日《大公报》。 [68]《太平洋国际学会将开董事会》，1931年1月23日《时事新报》。 [69] 见《太平洋会议之议题，我方正搜集满蒙问题材料》，1931年10月4日《时事新报》。 [70] 彬：《太平洋国际学会之回顾与前瞻》（四），1931年7月15日《申报》。 [71] 见《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3页；胡适、陶孟和、颜惠庆致中国分会电，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6，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9月，第156-157页。 [72] “Pacific Conference Opens”, the North-China Herald, Oct. 27, 1931. [73]《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届大会》，刘驭万编：《最近太平洋问题》上卷，第4页。 [74] 徐淑希：《杭州会议中的满洲问题》，第3—4页。 [75] Elizabeth Green, “Conference Trends in China: A General Indication of Round Table Discussion”, Pacific Affairs, Jan. 1932. [76] “Discussion on Manchuria”, the North-China Herald, Nov. 3, 1931. [77] 徐淑希：《杭州会议中的满洲问题》，第4，9—12页。 [78] “Diplomatic Machinery of the Pacific”,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1931, p.245. [79] 《太平洋会第七日》，1931年10月29日《时事新报》；Elizabeth Green, “Conference Trends in China: A General Indication of Round Table Discussion”. [80] 见卡特(E. C. Carter，美国分会的总干事，后曾担任学会的总干事)致胡适的信（1932年2月16、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胡适档案, 卷号E-146，分号2。会议开幕前，曾有一批太平洋学会会员到南京拜谒孙中山陵并受到蒋介石的接见，卡特在此说蒋介石提议在太平洋学会主持下设立一个中日两国民间对话机构，是在会后接见一些会员之时。此事没有见到其他证据，姑存疑。此外，根据这两封信，这个计划还有一个后记，会后不久，美国会员郝兰德（C. P. Howland）到中国访问，卡特希望他能充当第三方，促成一些中、日会员举行会谈，终因“一二八”事变爆发而未能实现。 [81] 见潘光旦：《太平洋国际学会会议后》，原载《人文月刊》，第2卷第8、9期，1931年10月15日、11月15日，见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5-397页。 [82] 高柳（Kenzo Takayanagi），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83] Elizabeth Green, “Conference Trends in China: A General Indication of Round Table Discussion”.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