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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痧药在晚清大量出现，随着药水的剂型出现，其被运用的范围也愈来愈广。痧药水不但是中西医皆爱用的商品，且常常成为慈善家施药和展开卫生运动时的赠品，它可以治疗霍乱、中暑或以上吐下泻为主要疾病的肠胃炎。在社会广泛运用和中西医不断解释、报纸广告的介绍下，它还变成了近代最有名的治疫、防疫药品，而且有许多例子是病人自己诊断、自己用药，缺乏专业医者的诊断，此模式成为近代防疫史中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中西医者也针对痧药水的疗效和成分进行各种解读和论述，上层医者与下层民众对药品与疾病认识上的异同，近代媒体推进药品社会化的深度，说明近代中西医药品的宣传、销售以及对疾病的解释等使得“痧药水”在社会中渐渐被塑造成能广泛治疗、防范各种“时疫”的药品。 【关键词】痧药水；药品；报纸；中医；西医；媒体 民国初年人们最大的卫生大敌不是慢性病，而是急性的传染病。在抗生素进入中国之前，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之前，人们对付传染病的方法可谓少之又少。如果进一步追问所谓近代中国的卫生现代性表述的话，那么，将阅读报纸作为一种大众知识传播之媒介，乃近代社会发展之重要特征。①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有关从近代报刊广告、杂志图像中寻找历史研究的题材已成为近代史研究者的热门研究路径，医疗史自然也不例外。在各种论题推陈出新之时②，我们也不能忽略过往历史和现今意义的联结。本文即用“痧药水”的案例，来说明近代药品知识如何传播、透过媒体融入医学与日常卫生话语后，反应至一般人思考疾病与保卫生命方式的整个过程。“痧药水”不同于许多已经消失的老药品，它仍存在于现今社会，分析这个过去曾红极一时的药品，或许可以帮助吾人理解近代疾病、药品、商业行为和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在凸显医疗史的多样性外，更将一种商品、技术和社会之间的发展做一种紧密的联结。本文也将略为讨论该药水所牵涉之医学论述、争议，希望能更宽广地解读医疗与社会历史之间的关系。因为近代“痧药水”牵涉可以治疗的疾病种类太多，史料更是庞杂，故本文拟先就近代以来上海《申报》内的资料为主，配合医书文献，来展开研究。③ 一、近代痧药水之诞生及其社会脉络 至早于1873年，《申报》即记载：“同治甲子年多瘟疫，乡约董事某拟就武圣宫施医，其初并不劝相，请定内外科某先生，单日为期，每月酬金三元，择日开期，并送痧药。”④可见痧药在清末出现时即以慈善赠药的形式出现，但当时似未具“药水”的剂型。来年，该报记载有人“半途忽患痧症，晕眩于道左，适有粤妇以痧药救之，渐得苏醒”⑤。可见发痧是一种常见、突发的日常症状，一般人身上也时常备着“痧药”，随时可用来救人。至于“挑痧”之技术，更为救命之法，这样的故事非常多，但总体上清末多于民国时期，例如： 昨十二点，本埠潮阳楼对面之本基上有一人痧发凉绝，唇齿不开，旁人请剃匠针治，据云已不及救，于是观者甚众，当有人代请精于挑痧之朱某施治，朱至用金针刺入其腹，其人呻吟数声遂苏醒，并服痧药旋即全愈。⑥ 又案： 前日将晚时，有老人某甲行至英租界泥城桥西，忽然倒地，有好善者见之，知系急痧，给痧药与服并招剃匠为之挑痧，血色已紫，旋得稍愈。⑦晕厥倒地乃至唇齿不开，是“发痧”的常见症状，而这些操作“挑痧”技术的人，往往都不是医者，乃下层工匠者流。服“痧药”是常见的处理方式，“痧药”的名字相当多。令人惊讶的是，非医者的众人，似乎都识“发痧”之症，围观者竟异口同声做出同一诊断，似乎它是常见的疾病。 “痧药”与“霍乱”的关系也在此时显现。民国中医谭次仲曾说，霍乱之险“为急性传染病之冠”，死亡率在70％以上，是近代第一重大传染病。⑧晚清报载：“霍乱吐泻之症，津人名之曰转腿肚子，不终朝而便成不救。入秋后，此症由远而近，先行至大园土地庙地方，渐传至紫竹林。虽据医士称痧药可治，即牙关紧闭，将药吹入鼻孔，复以针刺其手腕出血，当可回生。然究未知能如所言否？”⑨此处是用服痧药加刺血之动作来治疗，但笔者考察，之后渐渐少见，大多只服痧药即可。当然，报纸也记载“吊脚痧”(霍乱)的治疗和预防方法，虽然“痧症”可能囊括了“吊脚”之名，但还是有人建议初起时不要服用“痧药、红灵丹、辟瘟丹、救苦丹等药”，只有说明要使用“辛”或“辣”的药，因为真霍乱属于“阴寒”之病，所以要用一些辛热的药物，这个基调，后来成为“痧药水”制药的共同特色。⑩1891年，沪北一家公司的董事又说，过去遇到人罹患痧而起“螺”(真霍乱显症)(11)，“医治乖方，即肇丧身之街敝所”。所以他自己买药施药，也将他人转交之痧气丸500瓶，同惠堂救急良茶200包、信昌号痧药水10瓶等一起转赠。(12)可见“痧”与霍乱甚至被视为同一病，而且很多“痧”字辈的药品都可以医治霍乱。 晚清救疫的工作，也让痧药有了伸展的舞台，而有时史家很难去分辨它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传染病。1878年，天津爆发疫病，“每多风邪、口眼皆歪”。但当时救疫之举措，官方商请药房帮忙，于督府辕邸准备多种应变药物，包括痧药藿香正气丸、灵宝如意丹、梅花点舌丹、人马平安散等药(13)，作为慈善之用。也曾有记载，安徽一位官员，见当地乡民正举办迎城隍神会，担心会中人将沾染“痧气”，所以特购“痧药”施送，也顺便奉茶，结果安徽人民大多感念称颂。(14)足见当时“痧药”种类甚多，而其作为慈善赠药之物品，晚清以来即是如此。笔者也发现，渐渐有一些中药房开始生产“痧药”，并透过报纸加以介绍，例如诚一堂即刊出有卖各种痧药、戒烟丸，还包括塘栖痧药、八宝红灵丹、诸葛行军散、紫金锭和一些补养药物或鸡眼药膏。(15)晚清的药房与善堂甚至会选在特定季节，如瘟疫好发的夏季来发送痧药。例如报载：“连日酷暑而未得小雨，闻病暍者已不乏其人。沪上如同仁、辅元各善堂，业经配合痧药及正气丸分送，防患未然，甚盛事也。……似须仿照去年豫赈成规，多备痧暑等药与银米并放，尤为当务之急。”(16)如此发放痧药与赈济物资的社会机制，大概也在此时成形，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当然这里面不乏反对的声音，例如有谓：如服痧药，“苟无暑气者服之，则腠理一开，暑邪易入，因而驯致大病”(17)。虽然不乏这样的呼吁，但是仍可看到该药相当具有市场，甚至从“痧药”逐渐衍生出“痧药水”的剂型。1884年暴发春瘟，上海绅商与一般商家都慷慨捐助“(纯阳)正气丸”，上海北边的戏鸿堂笺扇店，“乐助吴郡徐氏虔制急救治痧药水，装玻璃瓶内计二百四十瓶，用法另有仿单，据说立见神速功效倍常”。上海丝业会馆筹赈公所甚至发出通告，请各方善心人士是不是能捐赠这种药水到灾区，一起和赈银压箱前往。(18) “痧药”种类繁多，但是这时却出现赠送特定品牌痧药的报道，这极可能就是一种药品的营销模式，笔者认为，痧药搭上了防疫、抗疫的顺风车，才渐渐水涨船高，出现方便的药水剂型。但是清代已有瓶装药水(或称“药露”)的剂型，我们现在看到许多明清的药瓶，其实都是具有观赏性质的，不可能成为痧药制作的范例，究竟有没有可能是为了因应其他因素，如保存、运送方便而出现药水的剂型，还值得深究，或有没有可能是受了西方药剂剂型的影响呢？由于史料之间的联结性不够，难以骤下判断。但是，当时确实出现了西医的痧药“水”。报纸记载一位嗜抽鸦片之烟客正在吐雾吞云之际，忽然头眩目晕，近乎“痧症”暴发。旁人急至某照相馆购得外国急痧药水，名“阿木尼”者一瓶，性最猛烈。报载：凡患急痧，“祗须将瓶口在鼻间移过窍即顿开”。没想到当下使用不当，友人鲁莽用嘴咬开，药气直冲脑门，导致友人晕倒。随后赶紧让友人饮“橄榄汁”，遂渐渐舒醒，他嘱咐将来要用此药的人都要注意其药性猛烈的问题，不可误饮，以免发生悲剧，可见西医痧药水之猛烈。(19) 至清末民初之交，慈善药水之赠与，逐渐出现了中西痧药水一起施赠的现象。例如1899年，仁济善堂赠送“纯阳正气丸、八厘、万应灵丹四匣、卧龙丹一百瓶”，这些都是痧药水类；善士郑福兰则赠痧药二百瓶，还包括华英痧药水一百瓶，后者可能即西医的痧药水，或至少融入中西汇通的概念来营销。(20)同样的例子还有“中英大药房”所研制的“救急危险痧药水”，声称功效如神。虽作为慈善，但该篇文章最后又指出：“该药房所制之灵丹，亦为家居旅行必备之卫生妙品。”(21)这已是公开将慈善作为广告营销的一种手法，这是痧药水的社会文化脉络中很重要的一环。中医药的社团会赠送痧药水并不稀奇(22)，就是西医的“万应急救痧药水”，也运用慈善的力量，透过善会，将药品分送给贫病之人，并成立相关医院救治时疫，说明都是医生自己贴钱救济，西医也运用这样的慈善社会网络，融入中国药品的消费市场。(23)当时许多时疫医院或临时治疫所，其营运多靠社会士绅与商人的赞助，才有可能对特定的季节传染病展开救治，像是霍乱、痢疾、痧症等等。通常这类医院不会整年提供慈善医疗，而是挑选特定季节开幕以治疗专门之疾病，比较多的季节是夏季，诊治之范围虽以传染病为主，其实登门造访的病人各式各样，医者必须照单全收，甚至有月经病的妇人也会到临时时疫医院就诊的例子，充分显示这种基层医疗的灵活性，这是国家机器无法照顾到的。像是“沪南神州医院临时救疫所”就打出广告，声称“日夜施救，随到随治，不取分文”。院长之一的余伯陶，即著名中医，1913年，曾与包识生等人成立“神州医药总会”，并担任会长，该会还主编《神州医药学报》，俨然为当时中医界一位领袖。当时这类时疫医院还会在报上刊登感谢各界捐款的广告，显见当时中西医都有积极参与社会救济与平民医疗的面向。(24) 至民国时期，痧药水的用途更加广泛。它被民间甚至是军队当做一种防疫药物来使用，当然有些特定的疾病是被拿来使用的，除外，众人似乎不管“疫”为何病，一率加以使用或储备备用。例如，军阀卢永祥还以天热酷暑，为了各营士兵的卫生，特购买痧药水万瓶分发给部队备用。(25)而痧药水也持续成为慈善家的热门商品，例如中华公义会举办义学施医给药等善举，经费由各会董担任，他们发出消息指：“今年入夏以来，天气时冷时热，贫民患病者日多，该会施诊日有四五十号不取号金。前日有某董助春甫痧药水数百瓶，又该会医药部主任徐锦裳制有辟疫金丹一千副在会施送，亦可谓好行其德矣。”(26)可为施药之代表，而痧药水被大量发放的时间，通常在夏季，这惯例在清末即已形成。 1919年夏季至1920年的霍乱疫情严重暴发，痧药水更是大行其道，成为热门的防疫商品。由此显现了中医“痧症”与西医“(真)霍乱”间的强大联结性，例如上海医学研究所的西医见习生下乡诊治时，还带着痧药水备急。(27)之后，地方的巡警、巡官在执行市街卫生检查任务时，还被要求“一律身带痧药及痧药水，救济行人，以备急需”(28)。1920年初，报载： 疫氛甚恶时疫盛行，两志本报。现节近清明，春寒殊甚，致疫氛迄未稍杀，近数日来，死者愈多。西乡罗家畦有一乡人家一日夜死二男一女，下日同时入殓；又有陈广卿家，外账家中，一星期内死六人，隔三日死一人，连去秋共死八人，仅存翁媳二人，见者莫不酸鼻。市区各校，昨奉知事命，重行放假。日来衣庄棺铺，十分发达。黄冠巫觋者流，颇觉疲于奔命。西市耆绅朱少斋，昨接某善堂来前，谓可以十滴水等痧药水治之，小儿则可治以北京之七珍丹、保赤散等药，未知果有效否？(29)疫情严重时，痧药“十滴水”成了救命丹，虽然可能不见得有用，但是之前用药可能已成一种习惯，故还是被用来治疗该病，甚至出现更多品牌。例如中法大药房制作之“复活水”，被强调因成分不同之故，所以较一般痧药水更加有效。(30) 由于本文不是在讨论该次疫情，故未评估痧药水在当时所起的作用。不过，来年的夏天，痧药水似乎和现代卫生与防疫牵扯上更多的关系，例如报载：“文监师路西首均益决志会，拟定每星期日出发赴各乡镇劝告卫生要旨，时疫危险，随发痧药水及卫生传单等，以济穷黎。闻五洲药房亦助救疫水三百瓶，代为散给，日内正在筹备，即日出发云。”可见该药水已成一般卫生商品，更为宣讲卫生时流程之一环。(31)又，上海工商联合会开会时，在讨论慈善事业时，就有干事部提议：“暑天施茶”这件事不过是“消极的”事业，还不如多多购置痧药水，遇有人罹病，酌量赠送比较合宜，结果还获得多数赞成。(32)没有牵涉任何医学诊断和判别，为什么这些慈善家都知道买痧药水来防疫之好处？如果痧药水没有效用，慈善家没有理由争先恐后地购买该药来分赠，显然的，他们并不考虑乱服药物有无对症和任何危险性的可能。还有监狱的典狱长，衡量“天届湿暑，感患痧气颇多”，所以“饬医官置备良药对于监犯卫生格外注意”。五洲药房甚至赠送痧药水四百瓶、良丹一百包，中法药房则赠时疫水四百瓶、人丹一千包等等给监狱，也可见赠痧药水的行为很广泛，而群众管理者也乐于接受，报纸媒体也因为其为善行而不断报道，可见“痧药水”影响力之大。(33) 上海工商友谊会在邀集各团体代表讨论劳动者卫生时更说道：工人们每到夏天，即“赤身露体，既不雅观，于卫生尤大有妨碍，最好用白话文字劝告”。在宣讲完毕后，除了抛出组织卫生宣讲团的建议外，也致赠参与会议者痧药水一瓶，这样的举措，本身就是卫生宣讲运动的一环，也可能是吸引听众的手法。(34)更有学校组成夏令“卫生宣讲团”，还有家庭演讲队，讲演疫疠预防法，还随时发送卫生小书、苍蝇拍和痧药水等。(35)另外，西医院也喜欢赠送痧药水等卫生商品，作为一种吸引顾客的方法，如法租界太平桥新小菜场对面的大方医院，“施诊给药已久，并有喉科花柳科注射治疗。今以时届夏令，难免发生疫疠，特增设时疫科，备齐欧美内服与注射新药、分急救及预防两种、日夜应诊，自制神效痧药水，照本发售，并张贴苍蝇传病图说、散布夏令防疾要书，用以警告各界注意卫生”。(36)西方的“痧药水”，也不甘落居传统药水之后，大抢卫生商品的市场(37)；这类药品甚至销售至海外，而品牌创立与商业营销之话语，也愈来愈在这类广告中展现，例如一位公司主任王佐廷即“专制急救痧药水，定名曰‘王氏秘制普济药水’。畅销南洋群岛及香港、广东、汕头已十余年。此项药水，价廉物美，灵验异常，为夏令必需之品，近来预定者踊跃，甚至接应不及云”。(38)[NextPage] 二、痧药水在抗疫中的角色 再进一步深究痧药水到底可以治疗哪些疾病。其实，根据祝平一的研究，“痧”在清代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疾病代称，在民国时期，“痧药水”可以治疗之疾病甚多，比较集中在治疗痧症、霍乱和中暑三病，它们多发生于夏季。特别的是，霍乱是“疫”，它在民国被赋予了一些西方瘴气与环境论述的知识(39)，例如：“霍乱容易发生之场所，必然不在山野，而在都市，尤其容易发生而难得预防者，则莫如上海。此无他，因为人烟稠密，房屋小而空气秽浊，此为霍乱原因之二。劳工辛苦，则喜饮冷，贫家屋小，热则露宿，富贵大贾之眷属，又喜贪凉引冷，其他尚有如游戏场等，都是造病之工厂。”(40)中暑不是“疫”，但1926年夏天暴发的霍乱疫情，报纸还是用了“中暑发痧”这样的名词。当然，它无疑的是一场“疫”，据载当时沿途皆有患者，出现“陡然吐泻不止”、“骤患上吐下泻”之症，应为真霍乱疫情。(41)不过，又有报道指出互相冲突的观点：“中暑”和“发痧”是不同的疾病，《字林西报》即载： 近十日来，寒暑表常在百度左右，马路中阳光逼人，暑热郁蒸，令人自然念及发痧与中暑二问题。有人谓发痧即中暑，受日光之逼射所致，亦有人谓中暑即发痧之一种，受炎热之郁蒸所致。但据卫生处医生戴维士氏言：二者相似而实不同。发痧由于空气中温度奇高，加以非常湿润所致。病者或属受热而精力耗乏，或属受热而发炎，其属于前一种者，常由于体质素弱，患者往往猝然昏厥；其属于后一种者，常觉郁闷疲倦、四肢无力作痛、头痛闭汗、脉搏急速、不能辨味，或致呓语、发高热、神识昏迷、肺部充血，剧者终致筋肉抽搐，继以呼吸闭塞而死。此症以四十岁以上者比轻易犯，男子因多暴日中，亦比女子易犯，致病原因，由于体中调节温度之机能破坏所致，有时体温高至一一三度，亦能痊愈，其病象不一，有一种颇类霍乱，死者常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然有时亦达百分之五十至七十五者。预防之道，以摄生为主，避去种种剧烈动作。至于中暑，由于久曝日中，受不可见光线之逼射，体内起化学作用所致，剧者骤然头痛、脉搏甚速、皮肤干燥、畏光畏声、呕吐呓语，往往因心脏衰弱呼吸停顿而死，治宜置病者于清凉暗室，使之安息为要，预防以避免日光直射为主。(42) 这则报道非常有意思，一般而言，“痧”包括中暑在内，属于一个更大的概念群，但两者还是有所不同。“发痧”有分“消耗虚弱”和“发炎”两类，而有一种“颇类霍乱”，即否定了“痧”即“霍乱”；至于“中暑”，虽和“痧”不同，但导致的原因和症状实有类似之处。而且，解释这则牵扯传统中医温病学疾病归类的医者，竟然是一位外国人。笔者要指出，这也仅是他个人见解，因为有很多西医还是认为，“痧药水”可以治真霍乱和中暑，各式西医痧药水也大行其道(43)，这在本文分析药物和商品策略时还会加以呈现。 从上面来看，“痧”字所指称的疾病范畴是宽泛的，不是一种“精确”之病名？但在某些时刻，它又是官方所认可的病名。在上海北市戈登路，某铜匠突然染疫死亡，被警察发现后通报警署，警察同死者的叔叔一起至地方检察厅报告，死者的叔叔希望不要验尸，但遭到拒绝，于是“奉张厅长委派杨检察官，偕沈检验员，于傍晚六时，莅场相验，委系急痧身死，着尸叔具结赶紧收殓，验毕返厅呈复”。(44)定义为“痧”的疫死尸体可以带回？这确实和东三省疫情的处理有所区别(45)，而官方验尸的报告，竟也定义其患“急痧”，可见“痧”并不只是一种俗名，而是一种很正式且可以判别的疾病。这场疫情，也有报道指出是“霍乱痧症”，或是一下用“霍乱”、一下用“痧症”来形容这场疫情。 痧药水慈善与商品之社会脉络，这次疫情也持续呈现。传统中药铺赶忙配制痧药，西医医院则于医院中救治病人，大体呈现一种中西医合作救疫的模式。(46)如报载苏存德药铺“因天时酷热，时疫盛行，特制一种时痧救急丹，以资救济。闻该号为公益起见，无论何人，均可往取一瓶，如慈善机关购办施送者，祗收药本”。(47)其实不止做善事，也可借由赠药之举措，打响产品乃至药房之名号。而1926年的疫情，应可确定是“真霍乱”，特别的是，很多民众仍用传统“刮痧”来治疗霍乱，而此举也引发了一些问题，浦滨医院院长张佑民指出： 苏锡间所盛行之时疫，初为口吐腹泻与腹痛，继乃手足收缩速者，仅五六小时，迟者亦祇十余小时，其求治稍缓者，即已不救云云。似为真性虎烈拉cholera。城市之中设有医院，当然可以减少许多危险，故时疫之盛，以乡问为甚。盖乡镇之间既无医院，又不讲卫生，即备有痧药水等防疫药品者已不多观，往往用土法之挑痧刮痧，别无正当办法，故患者每有坐听天命之慨，甚为可惜。(48)张氏以时人用“挑痧刮痧”来处理霍乱乃坐以待毙，不过从言语中可知，身为西医的他，也认为痧药水等防疫药品是有效果的。与此数据相反的是，当时仍有人认为刮痧之法简便有效，应该学习，甚至可以作为没有痧药水时的替代疗法，如谓： 江苏第一代用师范舍监王先生，忽患痧症，腹痛异常，旋即口干舌桥，周身麻木。时适当午夜以后，医者所居距校远，以急足往，仓卒不能至，而药房所售之各种治痧药水，一时又无从取得。生命之危，间不容发。幸本校体育教师周王二先生颇具医学常识，谓此疾治之不容缓，既无他法，则姑以刮痧之法治之，其几有望乎。其法甚简单，但取铜圆一枚，蘸水于背部、胸部、颈部，顺次用力刮之，刮过之处皆斑斑然作血色，不半时，向之口干舌桥者，已活泼自如，向之周身麻木者已恢复知觉矣，自后酣眠数时至次晨，病竟霍然若失。(49)此则案例显示，病人王氏的同乡周王二，在没有痧药水的情况下用刮痧法治愈了病人。撰写这则报道的作者认为，刮痧之法单纯有效，医者轻薄它的功效实为不合理。而像冉雪峰这样的经方派医者，则抨击说：“近日各处陋习，一遇腹痛吐泻，则曰此痧也，多服痧药，用野蛮法打痧放血，百治百死，皆误于痧之一字。”(50)若真要择一种方式来治疗，服用痧药水似乎仍较“刮痧”来得安全有效，但某些中医，如冉氏，也不相信药物或刮痧之功效。还有报道指出，这次疫情有人挑痧无效而致死，但却不否定刮痧的功效，而归咎乃疫情严重所致。(51) 就西医的观点来看，当时的时疫医院“注射食盐水”与“发给痧药水”是两种重要之救济方式。由于霍乱的上吐下泻将导致身体严重脱水，所以西方医学输液的概念开始影响霍乱的治疗方式。(52)例如报载急救时疫医院之业务： 自上月二十六日起，至前日(一日)截止，共诊病人一千四百七十人，住院与门诊二部，车送来院求治者，自晨至夕，皆拥挤不堪，大有应接不暇之势，其中患极重症之真性虎列拉病人，计共二百零九人，来时俱呈脉绝气塞身冷音哑之现象，呕吐泄泻，淋漓不止，生命危在顷刻，岌岌可虑，均经该院医师注以大量特制之三种生理的食盐水及强心剂等，俱施救出险治愈而出院，又有曾被挑痧人所误，及来院求治过迟，不及救治者，计十四人。(53)对西医而言，注射生理食盐水和强心剂当然是最新的武器，相对的，传统的挑痧则是危险之行为；对西医而言，最好的方式可能是注射防疫针，这是西医当时显眼的新技术。有一则报道指出：“华界居民，患疫而来院求治者，大都经过挑痧，因此施救时手术上极感困难，盖一经挑痧，血络停滞，注射盐水经过针眼，盐水由针孔流出，以致施救无效而死者，颇不乏人云。”(54)西医在这则报道中指出，刮痧法既无效果又阻碍输液疗法的施行，且其恶果令人触目惊心。红十字分会医院也报道：有4位病人为“挑痧”所误，皆不治身亡。(55) 服痧药水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法。当然也有报道，一名11岁的女孩当时罹患“痧症”，服用痧药水后稍愈，但3小时后又继续吐泻，终至不治。(56)但该报道并没有抨击痧药水无效；一些数据显示，中医偏重送痧药水，西医则偏重打防疫针，但其间界线并不算明显，因为请西医诊治，有时也会获赠痧药水。西医透过医院来拓展防疫之工作，中医则借用当地之慈善团体和当地士绅的力量，来捐赠他们所信任的痧药水。(57)1926年，已开始见到学校、海军、警察等团体开始积极注射防疫、避疫“药水针”(58)，可能即是“霍乱预防血清”。(59)透过媒体之报道，显示防治霍乱之方式已经有所改变。报载“高林士Kaolin”，即是一种减毒疫苗。(60)张佑民甚至指出：“至于预防之法，莫如射注防疫针，因此药水价值既廉而成效极大，且手续又极简易也。去年白鹤港莘庄等地因战事之后，预料必有大疫，故余在该两处襄理施送防疫针，其后各处疫疠盛行，而该两处竟得幸免，其效力之大，可概见矣。”(61)不过，对于许多西医不普及之处，服用各式痧药水仍是最好的选择。例如言：接近城市中心的，预防开始偏重打防疫针(如霍乱预防液)，城市的时疫医院则处理很多各式的其他疫情(62)，可谓经验丰富；但乡间无时疫医院，则多采用分送痧药水、十滴水等方法。(63) 或许，注射防疫针是新的、更有效的防疫方式；也可能注射防疫针的举措，逐渐取代了旧式的防疫法。但是这个替换的过程是相当缓慢的，从1926年这些在疫情中密集注射防疫针的史料出现后，直至30年代，仍旧有大量的痧药水广告出现。例如在这场疫情的10年后，有名为“徐重道端(午)节—卫生妙品”为主题的“败毒散”，指出如果在端午节服用该药，即可“解除百毒”，能使夏秋之间，不染痧疫。(64)除了防疫针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普及等客观因素外，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中医针对防疫有各种药品，很少只对特定一种病名而论，包括痧症之指陈与痧药水治疗范围之宽泛，无疑都让痧药水的医疗功能更加广泛而切合于日常备用之功能；反观防疫针，不过仅对真霍乱而专设。又如上海的租界区大概是当时全中国西医化最彻底的地区，在每年的夏季都有固定的卫生注射工作，以伤寒疫苗为例的统计，仍有十分之一的人打针后没有发挥预防效果，但已是当时的医疗极限了，因为次级的城市或乡村并没有这种服务。(65)相对的，痧药水却可以治疗广泛的“疫”，例如一本社会小说的女角柯莲孙为了不去赴约，就假装吃冰淇淋太多而导致肚子痛，希望旁人拿痧药“十滴药水”喂她吃。旁人怀疑柯是装病，柯女竟大喊：“没事怎么能吃痧药水呢？”结果旁人竟说：“十滴药水有病治病，没病的人夏天稍吃一两滴，也能解暑防疫，并不会毒死人。”(66)可见用来防各种“疫”，是痧药水的重要功能。如果痧药水仅能治疗霍乱，相信它的销路应该不会这么广。如果再加上原本具有的慈善性社会功能，还有本文即将要分析的广告所赋予药品的附加价值等，痧药水的销路与市场之广大，也就不难理解了。[NextPage] 三、《申报》上有关该药的商业话语分析 近代中国的城市，少有普及的自来水供应线，即使少数大城市有提供，居民对水质的健康也不甚重视，一般人并没有将水煮沸再饮用的习惯。就上海的医药广告来看，类似治疗胃肠道传染病，如伤寒、霍乱和痢疾的药物非常多，20世纪30年代出品的许多痧药水，治疗的也大多是这些疾病。当时痧药水有着各种别名，例如“时疫药水”；或如民国时上海中西大药房发行3种药物，分别为“功德水”与“保命时疫水”和“药制白兰地”，该药房打出的主治项目，包括寒热霍乱、中暑疰夏、上吐下泻、瘪螺转筋，后者也是指霍乱(见图1)。(67)当时治疗霍乱的药物是非常多的，还有一种“双童地球老牌神效至圣水”，虽说治疗霍乱，但广告词中也多次使用吊脚、急痧等传统中医之病名。(68)虽然中医冉雪峰曾谓：“遏郁闷闭与霍乱之挥霍撩乱者，适得其反。霍乱而误服痧药，甚于鸩毒，长乐陈氏早已论及。”(69)但医药广告的脉络显然不去讨论过多的医学经典话语。不重视论讲医理，而是融入一种庶民的语言，是痧药水所呈现的。我们今日很难理解的某些观念，在当时可能是一般民众都熟知的通俗知识。另外，该广告也打出“倘慈善家捐赠慈善机关，另有优待办法”，以及“慈善家备‘保命时疫水’，等于建造了一座七级浮屠”等字句作为商品的主要诉求，可见30年代慈善救疫仍有市场需求，药商才将脑筋动到这个上面来。(70)还有“科发老牌痧药水”，广告虽运用了鲜明的“虎疫”的形象，但它在广告词中还是说明可以治疗“各种时疫”(见图2)(71)。而这些“痧药水”，往往还可以治疗各种肠胃炎或感冒，例如当时名为“天工水”的急救时疫药，又称“十滴水”，宣称具备“强心镇痛、停止吐泻、解毒制酵”等主要功效，可以治疗包括腹痛、胃病、霍乱吐泻、中暑发痧、感受风寒、心力不足等等，并强调“远非市上一般粗制滥造之痧药水所能望其项背”。(72)可见当时这种药水也不单主治霍乱，还可以治疗各种因季节性而导致的、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病症(见图3)。(73)  图1  图2  图3 虽然不论中西医都爱用痧药水来治疫、防疫，但中西痧药水在治疗的功效上，其实是有一些讨论的。首先，西方痧药水仍多是以治疗真霍乱为主，可能也有一般止吐泻的效果，但在药品营销的手法上，中国人在叙述时还是会将它和对抗广泛的“疫”放在一起。例如服五洲等诸大药房时疫药水十滴(即十滴水)，可以“涤除胃肠秽毒”，避免疫症传染，“治疫之法，总以毒字为提纲，试观古今治疫之方，何莫非以解毒为主乎？”(74)此处充分运用了温病派“毒”的概念。(75)中法大药房卖的痧药水，则称为“时疫水”，每一银元可购40瓶，还有“复活水”供应。各类慈善团体和医院、住户，纷纷抢购，“几致供不应求”，可见销路之广。(76)在另一些广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各种防疫药水，一则有关“时症药水”的广告就指出：“时疫之流行，由城市而乡村，自一身而传多人，危险之极，西医屡言之矣。本药房(笔者按：上海中洋大药房)为救急计，特请医学专家配制时症药水，专能祛邪清热，止咳化痰。无论伤寒、癫狂、伤风、痰厥及神昏谵语、不省人事或肝风扇动、肺气哮喘等危急之症，连服此药，自能起死回生，转危为安。”(77)就这样看来，该药似乎和痧药水治疗的不属于同一系统的“疫”，该药似乎偏重治疗上呼吸道的传染病，这一点需要注意并指出的，其实各种治疫药水还是有不同的治疗效果。 当时很多这类药品没有标明主治，而是夸大可以治疗很多传染病(或其衍生的各种症状)，这两个概念的药品都喜欢用“时疫”这两个字。比较少数的药品，则会标出“时疫”是指何种传染病。例如上海集成大药房的“时疫保安水”，就是专治霍乱。此药特别之处还在于，它虽不强调治疗多种时疫，但它主要强调的是标准制剂。什么是“标准”？就是获得“中央卫生署审查合格”的药品。(78)但以当时的成药市场来说，获得“国家认证”绝对不是一个药商喜欢打出的“优势”，例如一位上海著名的西医江逢治创制之“江逢治痧药水”，强调可以治疗当时上海常见的肠胃性疾病，而名噪一时(见图4)。(79)该药在1926年发行，且宣称“按照华人饮食习惯配制”(80)，这么晚才投入痧药水市场，乃因其制药原料都是来自德国。(81)根据《卫生署医药证照公告月刊》上的登载，我们可以窥见一些西医痧药水的原料为何，例如“爱华痧药水”含有樟脑、薄荷油、白兰地酒等(82)、“痧症药水”则含有樟脑、番椒酊(83)，但是这些信息可能不完全正确，因为当时许多药商可能会“留一手”，不将所有的药物列出，这些只能算是主成分而已。中医余无言就指出，这些所谓的西医的痧药水，其成分大多包括了番木鳖酒、樟脑酒、番椒酒、生姜酒、白兰地酒、阿片酒、肉桂酒、薄荷油等制成。余无言说：寒霍乱可以，但热性的霍乱则不可使用。其言下之意，似指西药的药水功效不广，只能对付一种霍乱。(84)  图4 俗话说：预防胜于治疗，在梳理了这些治疗药物后，我们可以来看预防的部分。除了“公共卫生”和“打预防针”外，民国时期的吃药防疫文化，是令人感到新奇又讶异的社会集体心理呈现。以霍乱为例，民国时有相当多的预防霍乱药水，其中之大宗即为痧药水，根据吴锡璜的解释，“预防霍乱药水”组成与用法为：稀言(盐)酸十瓦。上一日数次，每次取数滴，和开水服极验；呕吐不止，可饮浓咖啡；没精神者可服“鸦片提神药”，由鸦片、白糖和硝苍组成。(85)当时还有伤寒和霍乱的“内服免疫药”，为拜耳大药厂所生产，只需服药即可“免疫”！知名的“虎标万金油”，也主张涂抹或服用该药可以治疗“霍乱吐泻”、“时疫急痧”，涂抹在口鼻则有“防毒辟疫”之功，许多痧药水也制造防疫的外用药品，例如“清香闻痧药”(86)，强调用闻的方法即可治疗痧症、伤风、瘴气等病(87)，这在今日都是不可思议之事。1918年一则“仁丹”的广告，还指出它可以治各种疾病。漫画图中的病人呼喊：“被传染了，要死了”，一旁的小孩则帮腔说道：“我们常备着仁丹，什么病都不怕。”而著名的“仁丹”代言人—翘胡子军官，在漫画中则扮演着救赎者的角色(见图5)。(88)  图5 另一些仁丹广告，又强调该药可以促进各种好的荷尔蒙分泌，充实营养，让孱弱者的抵抗力和体力都增强或恢复。(89)甚至有仁丹的广告说该药添加了“维他命”，所以能功效卓著。(90)这是非常奇怪的，因为1918年的同样产品并没有标明该药含有这些“好东西”，怎么到了30年代后又添加进去了呢？实在不免令史家感到怀疑，而“仁丹”当然也有预防瘟疫、时令病症的作用。另一些广告说明人们“不勉卫生”或“不慎饮食”都会罹病上身，但仁丹具有强大之“健胃力”和“杀菌力”，可以保持人们健康。广告文字明确指出：“年年季入是夏，癨瘴横行，尽其猖狂。”仁丹可以预防“时令症”与“夏季瘟疫”，当然包括霍乱痧症。(91)这个广告透过强化“胃肠”这个脏腑，来增强人体抵抗外在病菌的能力，达到“杀菌防疫”之功。(92)“韦廉士红色清导丸”有着类似的作用，其广告词写道：“虎能噬人伤人，谈者色变”、“极小之虎—盖即病菌，亦能同样伤人”。这则“韦廉氏红色清导丸”广告强调一般人总是不把病菌的角色放在眼里，于是导致很多死症。接着强调，人体中病菌最容易滋生之处，则在“废料壅滞之肠管”，所以需要靠此药物来保持肠管清洁卫生，“调整内腑”，预防疾病。(93)这些药品都不去明确指出可以预防哪些单一传染病，而是用笼统的疾病定义来广泛指称可以预防特定季节的传染病，另一则有关“仁丹服用百病从愈”的广告，所诉求的也是包治多种疾病的思维。也许是当时有相关的疫情发生，在此药的主治项目上，清楚地标注了治疗“中暑伤寒”、“时令疫疾”的字眼，从它的广告词中“仁丹治病防疫之功效伟大，一服则灵效响应，百病从愈，转危就安。常服则身体健壮、精神盛旺。防遏时疫，万无一失，立刻服用为要”(94)可以看出，预防与治疗时疫是此药的主要功效之一，但是可以作为一个有意思的观察现象是：此药又可以治疗许多外感发热疫病之外的日常病症；更何况“常服”之字眼，对比今日没有病就不需要服用药物，是完全不同的思维。 痧药水的脉络也是类似的。上海中西大药房出品的“功德水”和“中西时疫水”，说是“时疫救星”，它的广告图像运用了一个科学家在认真地利用显微镜做实验。该广告指出：“每逢夏季，日常饮食所需，皆有疫菌潜滋，稍一不慎，易罹疾病，如时疫急痧，霍乱吐泻，绞肠晕厥，每夏牺牲于此者，大多未作事先预防和准备。”并言：“如家庭、团体、工厂等，均宜及早常备也。”(95)(见图6)日常生活常备药的概念，也是药商常操作的手法，例如报载：“一旅客年约三十左右，忽患呕吐并觉头昏腹痛面作灰白色，予曰：此时疫也。客亦备有防疫药品乎？曰：无有。予乃在行囊中取出痧药水，命茶房用开水冲之，劝客饮并用通关散送入鼻中，未几嚏喷声声，神志渐清矣。凡暑期行旅，此种药品不可不备，盖价值既廉，携带又便救己救人，一举而数利备焉。”(96)这是将常备和慈善救人结合在一起，说明药水的价值。至于利用疾病恐慌来增加常备痧药水的价值和必要，更是疫情暴发时被反复强调的，例如1926年的疫情中出现这样的报道：“近日本埠居民患虎列剌疫症者甚众，时疫医院有应接不暇之势，此症每因医治延缓而致不救，居家及出行，宜常备痧药水，以防不测。”(97)甚至痧药“功德水”，也说明它可以治疗红白痢疾，也可当成止痛药，可止肚皮痛、头痛、牙痛、骨节酸痛等等；大多是以该水为介质，用按摩的方式来处理。至于漱口则可止咽喉痛、沾水塞入鼻中则可治伤风鼻塞。将该水灌于手帕然后掩盖口鼻，则可预防疾病，这已经把痧药水的日常实用性扩展到最大极限了。(98)  图6 由此大概也可以看出民国时期民众对于各种疾病是非常恐慌的，特别是预防传染疾病的药物特别多，最抢眼的药品除了众多的“补药”外，就数预防传染病的药物为最多。传统的中药房，例如广东的保和堂药局，趁着夏令卫生运动和防病的热潮，在报纸上刊出大减价优惠，这些药物的广告并不特别强调“卫生”，而是强调药品种类繁多，应多是传统中药复方，不乏中医名方，当然有许多是治疗痧气或痧症的，例如“人马平安散”、“藿香正气丸”、“神效卧龙丹”、“时症白痧散”、“万应保和丸”、“诸葛行军散”、“飞龙夺命丹”、“万应痧气丸”、“万应五十茶”、“八宝红灵丹”、“灵验辟瘟丹”、“卫生薄荷烟”、“真正玉树神油”、“熨烫薄荷锭”。这些药品大部分都是传统中医的名方，广告不强调“科学”，但有“卫生”、“治痧”、“辟瘟”等字眼，并强调“应验如神”、“上等药料”等传统药房会使用的语言，来说服消费者，颇有杂糅中西医疗卫生观的味道。(99)也可能在中西医交会的民国时期，两种不同的医学系统在互相拉扯，两种医学体系的疾病名词也互相地渗透、交融。以药商的观点来思考，当然希望一种药可以治疗愈多疾病愈好，例如把“疗痧避疫”这件事和“防疫”画上等号，或是强调科学制药的药厂，还会说明痧气和疫疠其实都是细菌所引起的，夏秋特别容易暴发流行，加深“痧”归类在传染病的特性。(100)所以，我们才会看到许多药物可以治疗中西医各自称谓下的各种传染病，有时干脆以“时疫”或俗名之“痧”来称之，民众一目了然，也不用去弄清疾病定义的问题，反正能防疫、治疫即可。相对地，一些药物则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万克醒片”就强调只要“内服”，不需打防疫针，就可以预防例如痢疾、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倒是和痧药水治各种时疫的商品形象类似。(101)[NextPage] 四、解痧药治病之谜——恽铁樵、冉雪峰的相对视角 如果顺着上面的分析来看，似乎痧药水所能处理“疫”，比较像是霍乱，但其论述之脉络又不似如此单一。要解开药品成分和治疗疾病之间关系的谜，是医史学者必须去尝试解读的部分。本段根据一些医者的文本，再做比较细部的分析。首先，来检视一些关于著名痧药“十滴水”的讨论。基本上该药水的品牌相当多，而且成分不尽相同。中医恽铁樵言： 十滴水现在市上流行者，各家之药都不同，大半都用鸦片烟，又有用伸筋草者，此种方子，恐不能算得真正良方，本书所列之方，是从美国西医处抄来，最是平正有之药方，但得病机不误，标准不误，可以应手取效，虽名为十滴水，最少当服半瓶，病重者酌量多服。腹痛，此病有腹中疠痛者，俗名绞肠痧，但亦有不痛者，西医以不痛者为真霍乱，痛者为假霍乱，此语恐不妥当。(102)这种十滴水其实是西药，许多都含有鸦片，不过，恽列了一份美国抄来的药方，却没有该药，主药如樟脑、辣椒、姜等，皆为热药，可能和治疗霍乱的严重脱水、虚弱乃至休克状态有关。(103)另一位中医谭次仲也谓治霍乱常用之三类药物，收敛剂“鸦片”和健胃壮心的麝香、樟脑，这几味药物在痧药水中都是常见的；至于这些药物的滋味都偏“芳香苦辛辣”，和中医经典内的四逆汤、理中汤等类似，谭点出了特定药物所归类出的类似性味与主治，性味是中药决定治疗疾病的准绳。(104) 当时西医也有不少以这些成分为主的药水，余凤宾就说：“霍乱乃人类之大敌，故吾人不可不知社会中常用之药。”他撰文加以介绍这些常用之药，首先是“樟脑白兰地”，是以多量之樟脑，浸入白兰地酒中，使成饱和溶液。在霍乱初起时，可服此酒，每次半茶匙至一茶匙，用温开水冲服，效验不著者，可速服二三次。本药有兴奋心脏之功。还有“十酒药水”，即十滴“痧药水”，这个“痧”反成为一种被西医借用的概念。其成分与服法，皆和恽所言略有不同(105)，例如有鸦片和大黄，个别药物都可以依报纸刊载的做替换，例如：“痧药水中除上列药味外，有搀以姜酒或哥罗方酒者，用法与前相同也。”(106)但必须注意，余指出：“此药中含鸦片，用者宜慎，否则有中毒之患，而小儿尤易受鸦片之毒也。此药治轻症颇多效验，但遇重症，不可不用他法，非得专家之指导不宜妄投药味也。”也有名“哥罗汀chiorodyne”者，不但含有鸦片，可能还有吗啡，大体功用就是止吐泻。(107)透过报纸公布药方，就是希望民众能自行调配，用日常实用的性质来弥补民初卫生现代性之不足，但还是强调必须有“专家”的指导，以免发生危险。不过从上面药品的社会脉络来分析，服痧药水似乎并不需要“专家”判断。至于有没有药物成瘾的问题，则还须更多数据来加以评估，但这个可能性还是有的。在政府防治销毁鸦片、吗啡等毒品的公开展示时，“痧药水”也是被公开销毁的物品之一。(108)另一个现象是，药名会改变，但成分其实仍是旧的加减方，而且还被强调经过科学验证，例如有一则广告就指出：“本埠牯岭路普益代办公司，为应各埠托办治疫药品者起见、特依德国十滴水原方、老牌白兰地酒，制成‘普益济世水’。经工部局医官化验，证明药料纯正，此水若口服少许，可免染疫。自发行以来，购者甚盛，盖以功效卓著，能得人信任也。”(109)但它却完全避谈有没有鸦片等不良成分。 最为重要的，乃对于各种痧药可以治疗一切疾病的质疑声音，早在清末就已经出现了。凌嘉六指出传统“痧药”多是由“辛香燥热”之药组成，用于寒霍乱(其实即真霍乱)可以，但用在其他病症则不行。他说，有些是因为久旱燥风为病，再用燥性的痧药，则只会让病人加速死亡而已。(110)故他呼吁：“延名医而设药局，切不可以一方而治万病也。”另一方面，他的呼吁也显示痧药一类的药品，被用来医治各种疫症，在近代已经逐步成型的一个过程，至民国时期这个趋势仍然存在，而且痧药被赋予所能治疗的疾病更多了。霍乱是重大肠胃症状之传染病，不过，许多有症状的病人，仅为单纯的水泻、拉肚子而已，不是真的霍乱。(111)中医余无言则谓：“霍乱一证，中医有寒热之分”、“热霍乱，西医称之假性霍乱，又名急性肠胃炎，简称吐泻病。寒霍乱，西医称之真性霍乱，译作虎列拉(Cholera)，意即吐泻之谓。”余认为中西医对病名的称谓虽异，但基本上对寒、热之分辨还是一致的。(112) 在中医方面，冉雪峰是一位反对“痧即霍乱”的著名医者。冉氏于1906年在武汉撰注《霍乱证与痧证鉴别及治疗法》，他是一位素有家学的医者，曾见其父亲整理《伤寒论》，并与霍乱交手，后来深刻认同经典内之病理论述。(113)如同祝平一研究所言，这类阅读经典的作者比较不认同“痧”的说法，冉的做法是用经典来解释霍乱，再言及痧症，这和清代许多痧书作者的出发点有很大的差异，他说： 名称宜正也。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故宣尼策勘卫乱必先正名，惟医亦然。霍乱之名详见灵素，仲景伤寒且提纲名篇，并非隐怪奇恒之比。况《灵》、《素》论霍乱，均与吐下并言。《气交变篇》云：“岁士不及，民病飧泄霍乱。”《六元正纪篇》云：“土郁之发，为呕吐霍乱。”又云：“太阴所至为中满霍乱吐下。”而《伤寒霍乱篇》亦云：“呕吐而利名曰霍乱。”可见不吐不利，不可谓之霍乱。乃后世胡乱施治，既误欲吐不吐、欲泻不泻之痧证为干霍乱；又误霍乱之腹痛为绞肠痧。霍乱之转筋为吊脚痧。用药则互相出入，种种谬妄，不知妄杀多人。甚以病象之相近者立名，有四十九痧，七十二痧诸名称，胪列愈多，治法愈乱。考古无痧名，肇自清初，故有蒙古病番痧之称。痧字从沙，厉毒发现皮毛有似于沙也。若内攻则阻其正气流行之道，而为痧胀，为祸尤烈。(114)在他看来，“吐利”才是霍乱的根本症状，而“痧”不过是霍乱的单一症状而已。至于“干霍乱”则根本不是霍乱，这种干霍乱是“不吐不泻”的。1917年曾暴发疫病，有报道指霍乱为“恶痧”，乃因天气酷热所导致，会得的人多以下层之“劳动家”为主，当然这类人是慈善加赠痧药水的主要对象；(115)很显然的，这次真霍乱疫情仍用痧药水来治疗，这是冉雪峰这类医者认为不可为的事情。冉认为，治疗霍乱还是必须使用较平稳的经方，它们大多是从“理中汤”发展出来的(116)，有时还加上附子。冉认为部分的药物可以“健胃杀虫”，扑灭霍乱菌毒，但他解读该菌毒是由“口鼻”而入，显然有部分的误解，但他还是乐观地相信可以中西汇通。(117)对于“痧药水”这种经典未载的药品，冉的论述不多，而且几乎都是负面的。 另一位医者恽铁樵，对经典也非常重视，同样认为经方可治疗霍乱，但其态度和冉不同。因为恽对于一些不是经方、通俗流行的痧药，进行科学化的解释，而不是完全反对。他曾指出，许多中医在霍乱暴发时袖手旁观，民众涌向时疫医院求助，而中医历代有无数验方，却都用不上，这就是近代中医的最大危机。(118)而霍乱这种疫病，发病迅速，他说：“此时医者，胸无主宰，稍一游移，病机遂逸，纵然留得性命，亦大费周折矣，中医弱点在此，故霍乱之病，现在以为时疫医院专利品，然则内地无时疫医院，将如之何，又此种急病，不能解决，中医亦何以自立。”(119)故就恽来说，尽可能地找出方子来应付霍乱这种急性传染病，是最重要的事，他不会排斥像痧药水这类在民间已使用有效且惯用的方药，还试图对传统的痧药功效提出解释。这或许和他早年丧子的经历有关，对他而言，找出一切有效的方药来拯救生命，可能比熟读经典给他的震撼更大，他不希望再次“袖手旁观”。(120)他说：“霍乱之病，呕泻并见，即是此理，以故古人谓霍乱之病，是中宫阴阳决离，痧药红灵丹辟瘟丹等，有麝香蟾酥辈，能取效于俄倾者，因此等药能助呼吸，增加吸酸除炭之作用，得此则外呼吸调，内呼吸亦调，脾胃升降之作用立刻拨乱反正故也。”(121)他用科学解释一些痧药之所以有效的机转，而不去攻击“痧”在经典内未载之荒诞。恽不单主经方治霍乱，可能跟他有用中西痧药和霍乱交手的成功经验有关；他认为霍乱进行迅速，必须当机立断，大胆用药。他用西医的病理来解释中药为何有效，他说： 真霍乱之涣汗，其症结在心房弱，故西法用强心针有效，中法用四逆汤亦效，其所出之汗，是血中之水分，止水莫妙于盐，故西法用盐水针有效，中法圣济方中有用盐与生姜两味者，此方余未尝试验，然以理揆之，可以知其必效，因盐能止水，姜能回阳，真霍乱之呕，因吸酸除炭之作用败坏而呕，故西法十滴水中有樟脑，此与中药痧药红灵丹、辟瘟丹等之有麝香同一理由，此类而观，可谓中西医术同出一轨。(122)他认为中西医药理作用类似，故皆可治疗霍乱，当然也赋予了痧药和痧药水可以治霍乱的一些实用科学证据。更有意思的是，在十滴水之外，恽特别指出“辟瘟丹”的效果，其实该药跟许多痧药一样，都可以治疗广泛的瘟疫和一些外感疾病。(123)相对于冉雪峰对痧药的反感，如谓：“更有一种误人丸散，各药房所售、各善堂所送、各官局所施，无不谓兼治霍乱证、痧证。呜呼！霍乱何证，痧证何证，而可兼治乎？”(124)恽氏则直接肯定如辟瘟丹等痧药可以兼治许多疾病，且说：“此方攻病之力极大，不伤元气，夏秋感证，服之无不应手立效。”(125)就跟广告治百病的宣传很类似。这是两个医者之间的第一个差异。 另外则是中暑和霍乱之间的纠葛。恽铁樵分析中暑之病，虽和霍乱相似，不过病势较轻。他说：“得之烈日之下，负重行远，或辛苦工作，其症状猝然头眩眼暗泛恶而呕，甚则泄泻汗出指麻，与真霍乱极相似。”治疗之法，恽也肯定痧药的功用，也可服明矾(白矾)少许，而后者，也有民国医者袁伟认为，治疗真霍乱与干霍乱时，有些人服十滴水无效，服此则痊愈。(126)可见痧药、明矾等在治疗真霍乱、干霍乱、中暑之间的可替换性。(127)所以同理，恽认为像“辟瘟丹”之类的药品，不但真霍乱可服，即中暑之病形似霍乱而实非者，亦可服。他还指出对抗真霍乱时，痧药、十滴水和经方剂量应如何使用。在恽的例子上，我们看到了中医对民间时方、西方痧药和古典经方的一种汇通解释。(128)我们再对比一则冉的反面论证，冉认为： 霍乱只有寒热，并无干湿。群言淆乱，折中于圣，圣训煌煌，炬可或诬，不知伊谁作俑，妄立于霍乱名目，一盲引众盲，变本加厉。近世直以治霍乱者治痧，治痧者治霍乱。著作如林，千手一律，邪说深中人心，虽有贤豪，不易振拨。《千金》、《肘后》、《外台》、《病源》各书，犹未能免俗，以下何足讥焉！一字之差，群生辨证宜确也。痧证为闭，霍乱为开，一开一闭，两两对峙。痧证欲吐不吐，欲泻不泻；霍乱吐泻交作。痧证一吐泻则愈，霍乱吐泻不止则危。不吐不泻，不为霍乱；大吐大泻，不为痧证。一语道破，妇孺皆知。然不惟霍乱与痧证有辨，霍乱与霍乱亦自有辨。经曰：“岁土不及，民病飧泄霍乱。”此霍乱之属寒也。又曰：“不远热，则热至，热至则身热吐下霍乱。”此霍乱之属热也。(129)对冉这样的医者来说，将每一个病名分析得很细致，辨证精确，是必要的过程。但恽铁樵则认为病虽有不同，但病理与药理之间却有相通之处，所以恽解释：“此病服蟾酥丸，或辟瘟丹，都效，此两种药，皆有麝香，皆以香开为事，得此而效，故知是闭。闭者当开，不问其为寒热。”所以“凡夏至之后，猝然感胸闷而呕吐，手指麻而指头冷者，不问其为中暍或中寒之真霍乱，皆可服辟瘟丹”。(130)这种先不问寒热，而解释以血压、体温集中于胃部，乃导致四肢冰冷、麻等症状，以香药内服来调整脾胃气升降，恢复正常功能的想法，即以科学证据解释之，反而赋予痧药治病的合理性。两位医者有不同的思考，对于药品的认知和疾病的解释等，都可以看出当中的差距，从而也让我们理解了痧药在社会之外的另一种医疗史的多样性。(131)[NextPage] 五、结论 “痧药水”还存在于现今的药品市场上，在中国某些地区，“十滴水”也仍有销售，只是没有人说它可以“防疫”或“治痧”了，但服用过的人都说对于治疗中暑、腹痛、吐泻很有效果，颇似传统中医所讲的假霍乱或干霍乱、中暑等范畴。至于痧药水能不能治疗真霍乱呢？可以说在今日西医科学已占领疾病解释定义的正统话语权，而且国家也全面掌控传染病的化验和防治的严密体系下，不可能容许有“痧疫”这样的名称出现，甚至是随意指涉霍乱这种法定传染病可被那一小瓶药水所治愈。于是，“痧”逐步退出了正统医学的知识系统，成了民俗疗法者最爱谈论的“专业”问题，而中医也渐渐遗忘了“痧药水”的功用。 中西医的疾病定义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一个疾病的形成，其实经过了各种社会关系、媒体报道、医学体系之间的碰撞而不断移动其范畴的，其历程需透过医史学者来加以解析。(132)就痧药水的历史来看，其一出现就承载了清代以来慈善救疫的社会脉络而成为热门商品，当西医体系进入中国以后，也发明了“痧药水”，借由慈善、时疫医院、卫生运动等各种方式将痧药水“推销”出去，无形地加深了该药水的能见度和功能。中国的士绅为了慈善之名，其实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制造的痧药水，都非常乐于赠送给民众。而西医在其中也分享、参与了“痧”的疾病定义过程。总体而言，“痧”有专门的指称，例如霍乱，当时西医至少不会否认痧药可以治霍乱，亦即有时西医或持西医观点的药商，也参与了这个历程：疾病定义疆界透过中西医不断论述，旧的问题还未厘清，反将模糊之边界加以扩大化的这个趋势。若再加上透过报纸上商业广告宣传的力道，我们更能理解“痧药水”所牵涉近代媒体推进药品社会化的深度，它渐渐被塑造成能广泛的治疗、防范各种“时疫”的药品，这可以说是痧药水的黄金时代了，之后本文并没关切，不宜妄下定论，但可以想见其荣光是每下愈况的。(133) 在某些医者的观念里，解释疾病是必须谨慎的。而态度谨慎的方法，不是去寻求科学验证，而是对照古代经典。但痧书在清代大量出现时，其实就是为了因应经典没有载明(134)，而且经方也无治痧之药，如果用伤寒学家的观点来解释霍乱论述，“不吐不呕”应该称为伤寒，而不是痧。(135)在像是冉雪峰这种医者的眼里，一切皆出自经典，在解释霍乱时，他不像一般医者拿痧症来套，而是寻求经典的解释与治疗；冉希望守住的是经典所言，而非后出“痧症”之理论。但显然的，在一般民间用语上，“痧”部分取代了过去模糊疾病边界的“伤寒”，而成为一般人熟知的用语，而旧有之“伤寒”，则被西方名词“Typhoid fever”所对应、取代，正逐渐失去了过去疾病定义的普及性。(136)这种疾病定义的大方向转型，在近代中医史上恐怕是常见的情况。 文中也揭示了许多例子，说明诊断痧和施给痧药水的人，有很多都不是医者，可见“痧症”之谓在一般下层社会的风行程度，也促使痧药水成为药品市场的宠儿。但对冉雪峰而言，他根本不认为痧药可以治霍乱。但另一方面，恽铁樵或甚至像谭次仲这样的医者，则从芳香辛辣药、强心(壮)的概念出发，说明许多痧药水组成之成分中或有治疗真霍乱的功能，与西医痧药水之组成是一致的概念。至恽铁樵除补充说明外，更赋予痧药水治疗霍乱之外，可治疗更多疾病的可能及其科学解释。 古代之“霍乱”并非真霍乱，而是一种急性胃肠道症状的综合代名词，所以像冉这样坚持用古代经方的医者，却忽略所谓“经方”其原本也不为一病而专设，但至近代，却想一一细辨病名的想法，或许本就存有若干盲点。(137)痧药水治百病的思维，也许有其问题，但放在历史的脉络中，古人本不细分病原体，在诸多社会、商业脉络的影响下，可能比“坚持(中医)经典”所产生的影响力更大；痧药水所承载的医学知识体系，并非全来自经典，而更多的可能是民间乃至下层医生的经验汇集。从医药广告中来看，痧药水可以治痧乃至霍乱，甚至时疫，这种统括的概念不是从读医学经典产生，而是各种社会力量的形塑。当然，在药理上也必须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医学与社会的因素都配合的状态下，痧药水的医疗功能自然得以在药品市场中被合理地扩张。 ［本文于会议论文发表时得评论人王东杰教授指正，会后张仲民教授复多次提供各种“发痧”的数据，并提醒笔者今后可扩展史料范围，加强论述，在此一并致上谢意。］[NextPage] 注释： ①李孝悌：《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第2与第4章，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8。 ②关于药品与报纸、杂志等大众传播媒体的研究，历史学者本身已有相当不错的研究成果，较具代表性的有：黄克武：《从申报医药广告看民初上海的医疗文化与社会生活》，载《“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88年第17期(下)；张哲嘉针对女性与医者在杂志专栏内的讨论，来探讨中西医学概念的融合，也牵涉不少媒体传播、疾病解释和性别史的综合讨论(《〈妇女杂志〉中的“医事卫生顾问”》，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4年第12期)。张仲民也持续做了许多药品广告与商业传播、社会文化转型的研究(《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西文则以高家龙的著作为代表[Sherman Cochran, Chinese medicine men: consumer culture in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Cambridge, M. 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③笔者检阅《申报》的资料，发现报纸上有各式的“痧药水”，它们常常是慈善团体喜欢采购、博施济众的卫生商品。“痧”涵盖的范围包括霍乱、中暑、肠炎、伤寒、疫喉疹、麻疹等，大体以肠胃道症状或皮肤起疹为主要的描述。它并不是指一种单一的疾病，而是将一些可能有同样症状的疾病归纳在一起。明清以来，或有以干霍乱、“解”，或有以疫喉疹、麻疹为痧者。然痧名应源自“沙”，张纲解释说：“魏晋时期之本所谓沙者，乃沙虱入肌之病耳。以沙虱入肌旋生皮疹而发病，古人遂取茅茗之叶以挑、刮。此病以沙称之初旨，亦挑痧、刮痧之所由来也。而后世既昧其义，又转相附会，遂至于痧名无定指，所论之痧人人异矣。”(张纲：《中医百病名源考》，第98—102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7)有关痧药水的论述由于牵涉到医书的脉络，较为复杂，此处还是着重在《申报》内容的梳理。 ④《西门内武圣宫乡约局施医缘起》，载《申报》，1873-07-03，第2、3版。 ⑤《宁波杂闻》，载《申报》，1874-08-10，第3版。 ⑥《急痧遇救》，载《申报》，1877-06-26，第3版。 ⑦《急痧遇救》，载《申报》，1881-07-25，第2、3版。 ⑧谭次仲：《伤寒评注》，第281页，台中，京宁科技书店重印，2003。 ⑨《津沽近事》，载《申报》，1877-09-07，第2版。 ⑩《急救吊脚痧方》，载《申报》，1877-10-17，第2版。 (11)这是真霍乱的标准症状，清末许多医者仍分不清楚真、假霍乱之症，民国中医恽铁樵的解释可谓言简意赅。根据他的论述，“螺”是指手指头上最丰满处，即指纹之螺旋状，他说“螺瘪”即为霍乱重症时肌肉锐削之状，还包括目框凹陷等外显之症。说明引自恽铁樵：《霍乱病机之研究》，载《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4页，台北，华鼎出版社，1987。 (12)《谢施时药》，载《申报》，1891-08-15，第4版。 (13)《救灾近事》，载《申报》，1878-05-07，第2版。 (14)《大官施药》，载《申报》，1880-07-18，第2版。 (15)《诚一堂新增西人戒烟药》，载《申报》，1878-09-04，第5版。 (16)《劝施药饵》，载《申报》，1879-07-18，第3、4版。 (17)《立夏秤人说》，载《申报》，1879-05-07，第1版。 (18)《再募药丸》，载《申报》，1884-05-15，第3版。 (19)《悞酌药水》，载《申报》，1895-05-27，第9版。 (20)另有“果育堂”赠送：“卧龙天中茶痧药共三百，患济痧药水大小十五瓶，虽药品不一，而及时施惠则善心无不同也。”出自《馈药怀仁》，载《申报》，1899-07-12，第3版。 (21)《志谢》，载《申报》，1915-06-18，第10版。 (22)《医界春秋社施送痧药水》，载《申报》，1926-07-24，第20版，本埠增刊。 (23)《医讯》，载《申报》，1926-05-27，第20版。 (24)《申报》，1936-07-02，第2版。 (25)《护军使分发暑药》，载《申报》，1918-07-09，第11版。 (26)《中华公议会施诊给药》，载《申报》，1918-07-21，第11版。 (27)关于这种连续性疫情数据的汇整，当以另一篇文章呈现，本文还是着重《申报》上的“痧药水”分析。引文出自《昨疫症消息》，载《申报》，1919-07-24，第10版。 (28)《地方通信——镇江》，载《申报》，1926-07-04，第10版。 (29)《金山》，载《申报》，1920-03-27，第7版。 (30)《志谢》，载《申报》，1922-08-03，第16版。 (31)《均益决志会消息》，载《申报》，1921-07-13，第15版。 (32)《北海路工商联合会开会纪》，载《申报》，1921-07-17，第15版。 (33)《三药房赠送监狱暑药》，载《申报》，1925-07-21，第16版。 (34)《劳动卫生演讲大会纪》，载《申报》，1922-05-28，第15版。 (35)《竞新校组织卫生宣讲团》，载《申报》，1923-06-09，第18版。 (36)《大方院暑期添诊时疫》，载《申报》，1923-06-03，第19版。 (37)当时西医各种痧药水的价格，附记于此供研究者参考：“科发痧药水小瓶一角，每打一元，大瓶五角，哥罗力那防疫药水每瓶五角，科发辟疫药水小听九角、大听一元六角，福米沙消毒药水小听七角五分、大听一元五角、立斯脱防疫消毒药水一元、哥罗宜时疫药水五角。”引自《夏令药品之增制》，载《申报》，1923-07-23，第17版。 (38)该人的职称为“爱文义路陈家浜三德里永炳里内应时公司主任”，似乎这类制药者也非医者。出自《应时公司痧药水畅销》，载《申报》，1926-04-03，第18版。 (39)有关这个接受的过程，可参考皮国立：《“气”与“细菌”的近代中国医疗史——外感热病的知识转型与日常生活》，第2、7章，台北，中国医药研究所，2012。 (40)(41)恽铁樵：《鳞爪集·霍乱新论》上篇，第1—2页。 (42)《昨天气转凉而时疫反据——西报论发痧与中暑之异点》，载《申报》，1926-08-03，第13版。 (43)《酷暑中之时疫讯——愚斋义庄分送急痧药水》，载《申报》，1926-07-31，第13版。 (44)《酷暑中之时疫讯》，载《申报》，1926-07-31，第13版。 (45)以火化处理疫死尸体，是西方防疫法的重点。有关这次疫情，可参考Sean Hsiang-Lin Lei, "Microscope and Sovereignty: Constituting Notifiable Infectious Disease and Containing the Manchurian Plague", In Angela Ki Che Leung and Charlotte Furth(Eds), Health and Hygiene in Modern Chinese East Asia: Policies and Publics in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pp. 73—108. (46)例如某一天的疫情报道指出：“各药铺如雷允上、童涵春、姜衍泽等、配制痧药、异常忙碌；至医院方面，如广益医院所设临时时疫医院，连施治时疫、已有二百余人。中国红十字会沪城分会，自开幕至今、医治病人三百余人，内中轻症，经医生施治后出院者二百四十九人，重病住院者五十三人，不及医治而死者五人。”引自《昨天气转凉而时疫反据——急救时疫医院第五周报告》，载《申报》，1926-08-03，第13版。 (47)《酷暑中之时疫讯——苏存德发明时痧救急丹》，载《申报》，1926-07-31，第13版。 (48)溥泉：《防疫谈(卫生)》，载《申报》，1926-07-29，第18版。 (49)秋光：《痧症急救法之宜知》，载《申报》，1926-07-24，第18版。 (50)冉雪峰：《正名》，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第34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上篇，北京，京华出版社，2003。 (51)报载：“浦东陆家宅地方，昨又有清江人葛某、向业烟厂小工，前晚夜半患霍乱症，当延附近挑痧人挑痧无效，延至昨晨毕命，浦东医院门首病人往来不绝、疫势之盛，可见一斑。”引自《昨时疫消息——浦东医院病人多》，载《申报》，1926-08-01，第13版。 (52)例如：“病霍乱者在呕吐之时，不宜饮茶宜饮淡盐汤。若逢大呕大泻、失音眼球下陷、瘪螺吊脚等征，必须用生理食盐水行静脉注射法以挽救之。”引自《霍乱丛谭——霍乱病之治疗》，载《申报》，1922-08-15，第20版。 (53)《昨天气转凉而时疫反据——急救时疫医院第五周报告》，载《申报》，1926-08-03，第13版。 (54)《昨时疫消息——沪城时疫概况》，载《申报》，1926-08-01，第13版。 (55)(57)《昨酷热之疫讯——红分会医院近况》，载《申报》，1926-08-04，第13版。 (56)(59)(62)(63)《昨天气转凉而时疫反据——急救时疫医院第五周报告》，载《申报》，1926-08-03，第13版。 (58)《昨时疫消息——中国女体学校全体注射防疫针、钧和舰注射避疫药水针、县警察五分所注射防疫针》，载《申报》，1926-08-01，第13版。 (60)该药“乃一种白色之泥，功能与菌毒素混合，而取消其毒性。在霍乱初起时，用温开水调药成浆，频频饮胜，每有奇效也”。引自《霍乱丛谭——霍乱病之治疗》，载《申报》，1922-08-15，第20版。 (61)溥泉：《防疫谈(卫生)》，载《申报》，1926-07-29，第18版。 (64)《申报》，1937-06-12，本埠增刊。 (65)《申报》，1936-07-22，第4版。 (66)娑婆生：《社会小说——人间地狱(六十)》，载《申报》，1923-05-7，第8版。 (67)《申报》，1936-07-27，第2版。 (68)《申报》，1936-07-15，第3版。 (69)冉雪峰：《正名》，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第34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上篇。 (70)《申报》，1936-08-11，第4版。 (71)《申报》，1936-07-07，第3版。 (72)《申报》，1936-08-10，第4张。 (73)《申报》，1936-06-06，第4张。 (74)《照录湖州凌嘉六来书》，载《申报》，1878-06-06，第3、4版。 (75)《昨酷热之疫讯——霍乱症宜注意之要点》，载《申报》，1926-08-04，第13版。 (76)《痧药水之发行》，载《申报》，1923-06-23，第17版。 (77)《申报》，1918-10-25。 (78)《申报》，1936-08-06，第3版。 (79)《申报》，1936-06-09，第3版。根据记载，该药成分为：樟脑、姜酊、拔地麻酊。出自行政院卫生署编印：《卫生署医药证照公告一刊》，1936年，第8期，第32页。 (80)《江逢治痧药水行将发售》，载《申报》，1926-03-29，第18版。 (81)《江逢治痧药水发行》，载《申报》，1926-05-21，第20版。 (82)行政院卫生署编印：《卫生署医药证照公告一刊》，1936年，第10期，第30页。 (83)行政院卫生署编印：《卫生署医药证照公告一刊》，1936年，第8期，第31页。 (84)余无言：《图表注释金匮要略新义》，第72—73页，杭州，新医书局，1954。 (85)吴锡璜：《温病传入中焦治法》，见《中西温热串解》，第154页，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86)《申报》，1936-7-7，第3版。 (87)五洲大药房编：《卫生指南》，第66—67页。 (88)《申报》，1918-05-31，第4版。 (89)《申报》，1936-05-07，第3版。 (90)《申报》，1936-07-11，第5版。 (91)《申报》，1936-07-22，第3版。 (92)《申报》，1936-08-16，第3版 (93)《申报》，1936-08-09，第2版。 (94)《申报》，1918-11-18，第2版。 (95)《申报》，1937-06-13，第3版。 (96)溥泉：《松沪道中(杂录)》，载《申报》，1926-07-31，第18版。 (97)《普济益世水功效》，载《申报》，1926-07-26，第16版。 (98)《申报》，1937-06-09，第3版。 (99)《申报》，1936-06-04，第3版。 (100)五洲大药房编：《卫生指南》，第63页。 (101)《申报》，1936-06-01，第4版。 (102)恽铁樵：《霍乱用药之研究》，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15页。 (103)恽铁樵所列十滴水药方：“印度麻酒六钱四十滴、樟脑酒六钱四十滴、淡轻盐酸一两五钱廿滴、樟脑杂酒八两四钱、姜酒四两二钱、薄荷酒一两五钱廿滴、辣椒酒六两五钱廿滴、淡硫酸二钱、白兰地酒二两四钱。”(笔者按：缺了“一滴”，也许就是鸦片)引自氏著：《霍乱用药之研究》，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12页。 (104)谭次仲：《伤寒评注》，第281页。 (105)关于服法，恽氏用中药的辟瘟丹作为对比，他说：“若用十滴水者，以一瓶为轻剂，两瓶为中剂，三瓶为重剂，若用辟瘟丹者，一分为轻剂，两分为中剂，三分为重剂，可以应手取效。”引自恽铁樵：《霍乱用药之研究》，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7页。 (106)其西药成分与服法附列于此：“有：鸦片制酒、混合性大黄制酒、薄荷酒、樟脑酒、辣椒制酒。右等分冲和，滤过去渣滓，便可饮服。功能止吐泻，成人每服十滴或二三十滴，用温开水调服。”引自余凤宾：《霍乱丛谭——霍乱病之治疗》，载《申报》，1922-08-15，第20版。 (107)余凤宾：《霍乱丛谭——霍乱病之治疗》，载《申报》，1922-08-15，第20版。 (108)《江海关焚毁烟土纪》，载《申报》，1922-10-13，第14版。 (109)《普济益世水功效》，载《申报》，1926-07-26，第16版。 (110)与凌嘉六抱持相同看法的，像是冉雪峰，他认为有些药物不对症，根本不适合用来治疗急性的真霍乱，故言：“庸庸辈又巧取霍乱门之套方以毕事，如藿香正气散、六和汤、不换金正气散之类，似是而非，于寒于热，均未搔着痛痒。”引自冉雪峰著：《施治》，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第36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上篇。 (111)《公共租界疟疾伤寒极为猖獗》。载《申报》，1936-08-22，第4版。 (112)余无言：《图表注释金匮要略新义》，第65页。 (113)冉雪峰言：“先父晚年编著仲景《伤寒论》，先德时侍亲侧，尝问：‘少阴、厥阴，难编乎？’先父曰：‘伤寒少阴、厥阴、霍乱等篇，早有深刻体会。后因中风辍笔。’”又，雪峰子先德在整理医书时说道：“清光绪末，是年闰六月，两年余不雨，野无青草，街旁树木，过半枯萎，气候酷热，霍乱流行武汉三镇，死人以万计，每街均有死人。先父幼承家教，已历六世，于《伤寒》霍乱篇尤有所得，用于临床，活人甚多，因之名扬四海，此书即是先父治疗霍乱所留下的宝贵经验。”可见冉氏家学深厚，乃着重经典的上层医者。详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导读”，第33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 (114)冉雪峰：《正名》，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第34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上篇。 (115)《嘉兴》，载《申报》，1917-08-13，第7版。 (116)冉雪峰自言其这些经验是从父亲那边学来的，着重之方剂根源也在此。他说：“先德习伤寒，得益此书甚多，如临床应用四逆汤、通脉四逆汤、白通汤等”。详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导读”，第33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 (117)冉雪峰：《附录》，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第43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下篇。 (118)恽铁樵：《霍乱用药之研究》，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13页。 (119)恽铁樵：《补篇》，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29页。 (120)参考皮国立：《新中医的实践与困境——恽铁樵(1878—1935)谈〈伤寒论〉与细菌学》，收入张澔等主编：《第八届科学史研讨会汇刊》，第169—201页，台北，“中央研究院”科学史委员会，2008。 (121)恽铁樵：《霍乱之病理》，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3页。 (122)恽铁樵用干姜、附子等药，就是希望达到回阳的功能，解除脱水之状态(《霍乱用药之研究》，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6页)。 (123)包括能够治疗：时行痧疫。初起呕嘿，霍乱转筋，吐泻，绞肠腹痛，中风中暑中痰，卒然倒地，不省人事，山岚瘴疠瘄疹，初起，烂喉，隐疹，伤寒，疟疾，初起肝胃疼痛，久积哮喘呃逆，心腹胀满，周身掣痛，二便不通，虫积蛊毒癖块，妇女腹中结块，小儿惊痫，十积五疳，痘后余毒，无名肿毒等病。引自恽铁樵：《霍乱用药之研究》，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10—11页。 (124)冉雪峰：《施治》，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第36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上篇。 (125)恽铁樵：《霍乱用药之研究》，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12页。 (126)袁伟：《霍乱秘方》，见《百病秘方》，第13—14页，台中，瑞成书局，1974。 (127)恽铁樵：《霍乱类似症之辨别》，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4—5页。 (128)恽铁樵言：“小孩急惊，用此药一分许，尤有奇效，因此方是千金派合七十五味药之总和力以取效，与寻常方药不同，不过中暑之病一分半分已足，若真霍乱则必须二分，且必须辟瘟丹之外，再服十滴水，其重者，必须再服四逆汤。”参阅氏著：《霍乱用药之研究》，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12—13页。 (129)冉雪峰：《正名》，见《冉氏霍乱与痧证治要》，第34—35页，收入《冉雪峰医著全集》上篇。 (130)恽铁樵：《补篇》，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29—30页。 (131)还可参考恽铁樵：《补篇》，见《鳞爪集卷一·霍乱新论》上篇，第30页的论述。 (132)西方医史学者已谈了不少，可参考Charles Rosenberg, 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Cambrid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33)韩国学者俞莲实在研讨会后甚至和笔者提及，在20世纪50年代的大陆，“痧药水”被作为一种堕胎药来使用，非常有意思，本文暂无法论及此，但感谢她提供的数据。 (134)祝平一：《痧与其相关问题》，台北，“近代华人社会公卫史学术研讨会”，2008。 (135)刘渡舟：《刘渡舟伤寒论讲稿》，第376页，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 (136)参见皮国立：《民国时期中西医诠释疾病的界线与脉络：以“伤寒”(Typhoid fever)为例的讨论》，收入《科技、医疗与社会》，2010年11期，第25—88页。 (137)聂惠民主编：《伤寒论与临症》，第689—707页，广州，广东科技出版社，200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