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暹时期东南亚北马地区华人家族历史与权力关系, 1857-1916： 以槟城庄氏家族为个案的研究 2003年8月上旬，笔者为正在撰写的庄氏家族商业史一书在马来西亚槟城进行调查研究，恰遇老友张少宽先生《槟榔屿华人史话续编》举行推介礼。少宽先生热情邀请出席，并请笔者发言。象少宽先生的第一本书一样，推介礼由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博士主持。典礼在晋江会馆举行，出席的多是华社和会馆的领袖以及亲朋好友。槟州首席部长许子根博士的出席固然令笔者替少宽先生感到慰籍；但是，作为对这个地区历史文化和社会深切关注的学者和外国人，另一种强烈对比的感受同样令笔者感慨良多。那便是这似乎仅仅是华社的事，业余的爱好，甚至仅仅是少宽先生个人的事。我想，这不会是个别和孤立的个案。槟州的陈剑虹先生、郑永美先生、吉打州钟锡金先生、以及其他州业余地方历史学家，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如同其他东南亚国家一样, 马来西亚华人史应该是马来西亚国家历史的一个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如马来人与印度人的历史应该是国家整体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样，这本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和东南亚各国独立建国近半个世纪后的新形势下的今天，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日益临近和中国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新经济与安全形势下，如果这依然成为一个问题，就令人奇怪了。遗憾的是，华人研究，尤其是华人史的研究，特别是以华文为媒体的华人史的研究，实际上却依然是华人社区的边缘行为，而非国家教育科研文化的主流。[1] 固然，地方业余历史学作了大量的、很有价值的、令人钦佩的工作；但是，无论是资金支持、或是学术交流，他们的研究很多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战。由于语言和其他的原因，他们的工作与所谓的教育与科研的主流机构与学者，并没有很好地结合；也无法系统地从事档案与文献的关联。这与国际学术界对东南亚华人与族群课题的关心和研究，形成较大的反差。 针对东南亚研究中欧洲中心论与民族主义历史两个极端视角，上世纪60年代斯迈尔(John Smail)呼吁东南亚“自治的历史” (autonomous history)[2]；而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今天，相对于中心与霸权的民族“国家的历史” (national history)，旅美泰国学者颂差(Thongchai Winichakul)则呼吁撰写东南亚“缝隙间的历史” (history at the interstices)[3]。 两个富有代表性的范式与视角，皆强调在正常与自信、而非政治意识工具性霸权与反霸权的心态下，客观、公正、全面地承认东南亚民族“国家的历史” 中长期边缘化、被忽视、被抹煞的地区和族群独特的历史。正视这部分处于边缘、缝隙间的地区和族群的历史，并非是为了否定和挑战民族“国家的历史”的正统性和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相反，这只会丰富、完善和发展民族“国家的历史” 的多样性，并使民族国家更加合法化。 与华人为主导的海峡殖民地和以华人经济为重要支撑的马来联邦不同的是,在英国殖民时期,北马地区的马来属邦吉打州为马来人占多数和政治上占主导的州属。但是，如同柔佛州与新加坡的关系一样，由于与槟城社会经济政治的密切联系，吉打经济与政治发展深受槟城和槟城华人资本的影响。但往日的社会经济互动模式，经战后政治经济急剧和长期的变动调整，早已物是人非、今非昔比。本来不是很遥远的、非常重要的一段现代历史，却为世人知之甚少、默默无闻。笔者所指的是，华人在一个传统的马来州属现代社会经济变迁的重要作用和族群间的重要互动关系这一历史与事实，不应该被遗忘、被孤立、或边缘化。鉴此，本文拟以庄氏家族为个案，探讨北马地区槟城与吉打华人家族历史与权力关系，请教方家。资料除官方档案和报纸外，大部分来源于田野调查搜集的族谱、碑铭、实物和口述历史。本文包括三部分：一、中国侨乡：庄氏家族背景；二、泰南与北马：移民流动和家族发展；三、家族商业网络与权力关系。 一、 中国侨乡：庄氏家族背景 1. 关于庄清建几份记载 庄氏家族第一代创业者为庄清建，福建同安县人氏，生于1857年，卒于1916年。有关清建本人可查的明确文字记载很少，较完整但却是孤立、光秃的残迹主要有如下几种： 记载一，林博爱主编的《南洋名人传》庄清建条目。云： 庄君清建，字思齐，闽同安霞[下]祥露社人。十九岁弃书，南来暹属之通扣坡为商佣。以俭积资，移居吉礁坡。自创万发蛮珍海错肆，并万恒美谷业。以诚信闻于吉打政府。吉酋长任为司库，出入井井有条，圭撮不差，益信任之。于是信用昭著。所营商业，获利渐丰。乃分商号于槟城。初仅万成一号，专营欧洲手工物及铁器等，俗称刀仔店。嗣以其子来福来兴年均长，能继父志，遂增设米较曰万福美，椰油较曰万兴美。曰福曰兴，凡以明二子福与兴能管业业。二较资本百万，用工人至数百，时人称为最大企业。性勤而俭，平居常戒家人勿奢侈。至引同埠某也不勤不俭，而致家贫，终身潦倒。某也克勤克俭，而致兴家立业，一世安富。滔滔汩汩，真如婆妪训儿曹语。人以为教子义方，复怜才奖善。有任其役者，苟才而善也。不吝奖赏，广厦所庇，致富颇多。晚近益仁善。振恤之事，如内地诸灾，南洋善举，皆随量捐。教育之经济，尤乐补助。父焯，母氏王。妻林氏，有淑德，善持家。长子来福（另有传），次来兴，次来朝，来带，皆长成，各立商业。来朝现在厦门，建设大东方洋行，尤有声华云。[4] 记载二，吉礁福建公会的建立相联系的“勉善碑”。吉礁福建公会的前身为成立于己于1903年福寿宫。当时由吉打华商庄清建、周永盛、谢启训、钟神佑，以及在吉打有很多商业和产业的槟城华商如林耀煌等百余人组织而成。1901年以庄清建名义立石的“勉善碑”云： 尝思谨痒序以成人,材施药石以拯疾苦。诚以童蒙无知固宜教读，贫病交加更为可怜。朱子所谓：‘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孟子所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可见古人立意立言必以栽培救苦为急务者，无如人心不一、贫富莫齐，虽欲效之不可得也。今吉礁境地偏小，华人无多，所以未设义塾、医院。致贫者失学，病者失养，不及星洲、槟城于万一也。况天地生人民胞物兴；大舜博施济众；文王发政施仁，昔人德泽累累，何止恒河沙数，可谓指不胜屈、笔不胜书矣。 [清]建心存隐恻，愿学义举，不吝囊金，先筑此室。俾童蒙读书有处，疾病栖身有所，即山顶来往人亦可以驻驿于兹矣。 光绪辛丑元月谷旦绅士庄清建 谨立[5] 记载三，中国侨乡庄氏“建五福堂石碑” 。1996年1月，笔者在中国福建侨乡庄氏的故乡从事田野调查时，发现一块庄清建衣锦还乡时建造三座金碧辉煌大厦后，在家庙“五福堂”所立石碑。石碑刻立时间应为1907年。据“建五福堂石碑”载： 古人筑宗庙于居室之先者，凡所以慎终追远而昭诚敬也。清建自幼往南洋吉礁坡，经商三十余载。自洋返梓，观本房旧小宗毁坏，祖先神位乏处可以恭奉。[清]建不认[忍]坐视，乃邀本房父老兄弟咸集会议。就建之地择吉筑造，本意众悦。落成日，告以化私为公，永远六房小宗。夫以子孙为祖宗建祠宇，原属本分[份]。至于从前基址，仍望和衷倡筑，而为我后者。对于斯堂，勿稍存意见，永远孝思。是为序。 光绪丁末年季冬季 十四世孙庄清建 立[6] 记载四，1916年庄清建去世时的报载讣告。曰： 哲人其萎：殷商庄君清建，实业家也。向经商于吉礁，历有年所。嗣复扩张商业，开设火较、油较于本屿，获利尤溥。近因抱恙，医药罔效，遂于本月廿二晚三点竟赴瑶台，闻者莫不惜之。查庄君现年享寿六十岁，遗子女十余人，内外孙及女孙等数十人，可谓一门衍庆。现尚未定出殡日期，料届时之到场执绋者，当有车马灵屯之盛也。[7] 另外，在他的吉打州历史的开拓性著作中, 沙惹门阿哈穆德(Sharom Ahmat)曾多次提到庄清建的名字。但是,华人的视角并非其关注的焦点。所以，庄清建名字的出现，主要是引自1910年代《吉打年度报告》列表中多次作为吉打著名的华人包税商出现。情况较孤立，而非深入。著作中唯一带解读性的一句话为： 林[庄]清建是吉打州最大的包税商之一。在以前的年代里，他对苏丹有着巨大的影响力。[8] 就本人所掌握的材料而言，这些很有可能有关庄清建散落于中国和南洋间的主要文字记载—孤零、散乱、却已是万分难得的记载。至于以后散见于一些纪念特刊和人物词典的条目，来源基本上出乎记载一《南洋名人传》和记载二“建五福堂石碑”。[9] 所以，把庄氏家族的历史与吉打州地方史、乃至更大范围的地区史背景下考察，挑战与困难是很大的。 2．中国侨乡背景 清建出生和出洋的时代表现为如下几大特征：第一，对外方面，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沿海五口被迫对外开放通商，闽粤移民出洋更加便利和通畅。而第二次鸦片战争，则以条约的形式把中国对外劳工输出合法化。第二，对内方面，在中国大地正是太平天国起义、在福建为小刀会起义正如火如荼的地进行。闽粤大批赤贫的农民和城市平民，生活更加艰难，纷纷出洋避难谋生。第三，具体运作上，由于闽粤为传统的侨乡，与南洋有着长期的、持续不断的历史联系与交往。通过老移民的推拉帮带，南洋移民不仅成为现实可能，更成为历史文化传统。例如，在北马的槟城与泰南的省份，当地开拓者大多来自厦门附近的原海澄、同安县治下的三都、集美及附近的乡村一带。主要以邱、林、陈、王、谢、杨、吴等几大姓为主。 清建出生的同安县鼎美辖区之下的祥露村，正是厦门口岸附近的著名侨乡三都的邻里。所谓三都，即指是位于今厦门市海沧镇石塘村（谢姓）、杏林镇新垵村（邱姓）、霞阳村（杨姓）组成。三都各村的邱、谢和杨皆为槟城之大姓。据庄氏族谱载，福建庄氏源于中原河南省光州固始县。唐朝时约八八六至八八八年间入闽。而清建所在的下祥露村庄氏，则发祥于福建永春湖洋桃源里，历传十八世至其开基始祖庄氏勤励公。今下祥露村仍存的至少建于清代的庄氏祖厝大门石刻对联: “源来锦繍无双本，派衍青阳第一枝”，即谓此故。明永乐十四年（公元一四一六年）勤励公移居同安县西之两祥露。庄勤励生七子，分宗七个房派，其中长、四、六、七等四房派定居于今厦门海沧下祥露，二、三、五等三个房派定居于今同安县西桥头顶祥露，以示分别。[10] 今天的祥露村，位于厦门海沧台商投资区北部，四周大部分环山，只剩东北一出海口，与厦门相连。几年前，连结海沧与厦门岛的跨海大桥，正式通车，车程约半小时左右。但在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上半叶，从祥露村到厦门，必须坐小木船。如不顺风，须两小时半的航程。据《同安县志》载： 鼎美，在县西南。与海澄之新安相接。居厦门西北，水程五十里。[11] 我们不知道，十九世纪中叶的祥露村到底有多少人口。但据老人回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前，祥露村共约500多口人丁，其中庄姓最多，约百分之八十左右。次为欧阳氏。农业主要为捕鱼及其他经济作物的种植等。海外关系约占百分之五十，主要分布于马来西亚、菲律宾、缅甸和印尼等地。[12] 在海外祥露村同时代的乡亲中（十四世子孙），至少有三位很有影响力名人：一为缅甸华侨总会会长、革命党人、民国元勋庄银安（1856-1938）；其他二人为菲律宾富商庄天来，以及马来亚富商庄清建。有趣的事，缅甸的庄银安仅比庄清建早一年出生，而且很多时间在槟城、吉打等地从事同盟会筹款、开会和办报纸等活动。虽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显示两人有过密切的交往，据清建在中国的亲属传言及亲身所见，孙中山先生曾授与庄清建奖状，表彰其对辛亥革命的贡献。联系以上背景，这应该是可信的，虽然清建作为商人，无论殖民政府抑或是东南亚地方政府的档案资料都没有显示他有密切直接的卷入。[13] 而菲律宾富商庄天来，象庄清建一样，海外发达后，回乡在祥露村建了一座非常时髦的、象宾馆式的洋楼。应该不是巧合的是，祥露村全村庙宇广惠宫1903年重修，排名前两名的捐银人，即为二位。第一名捐银人为庄天来，捐银1130元；第二名捐银人为庄清建，捐银400元。余下为200元，100元，80元，50元，40元，甚至2元不等。广惠宫大门至今立有两大青石龙拄，右边刻有：“本社弟子庄天来敬奉”；左边刻有：“本社弟子庄清建敬奉”。[14] 3．中国家庭背景 清建出生于祥露村的一个贫困的家庭，父名焯，母王氏。可以肯定的是，清建的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便去世了。但是，到底在哪里去世，南洋抑或是中国福建？我们并不清楚。1996年1月，在庄氏在中国的后人的带领下，笔者实地探访过清建父亲的坟塚:一个荒芜、了不起眼的小土坟，甚至墓碑都被人偷走，不见一丝笔墨记载。而且，这还是新迁的坟址。这大概与上述其早死、家贫、甚至客死南洋不无关系。尽管如此，清建却很幸运地有机会读书识字。这为他日后在南洋发达奠定了很重要的资质，因为当时南洋的中国大批劳工为目不识丁的农民与城市贫民。清建小时读书时，因没法买纸，只好用包装纸来写字。为维持家计，他母亲帮人家椿米。母亲甚至拾别人丢在垃圾里的菜回家洗后再煮着吃。清建还有一妹妹，但因家贫被饿死。清建的母亲活的很长，应该说很有福气享受儿子发迹后的荣华富贵。只可惜老太太在清建死后四年（1920年）才去世，很不幸。[15] 据说清建是19岁时在中国结婚后才去南洋的（一说为15岁）。他在中国有二个老婆，一为李氏，一为杨氏名环。[16] 李氏为原配，早死。清建回国探亲后再娶杨氏。作为第一代新客移民，清建与家乡维系着较强的联系。在中国，每当清建在南洋生了一个儿子其在中国的老婆都会替他领养一个孩子。两个老婆共领养儿子五人，其中李氏领养来添，其余四人名来带、来和、来朝、来宜由杨环领养。但其在中国的养子，大都早夭，仅剩来朝一人活至四十年代中后期。为维持母亲、老婆和养子及后代们在中国的生活，除定期不定期地寄钱之外，清建在厦门还购置了资本不菲的产业。在上个世纪一十年代，清建吩咐南洋出生的儿子来兴回厦门添置价值70，000元的物业。[17] 这大概是林博爱《南洋名人集传》里所指的由养子来朝打理的大东方洋行。[18] 例如，仅位于厦门市区黄金地段厦门码头附近原市外贸公司大厦旧址的大千旅社，房屋就占99间。到第三代于抗战前被卖掉，南洋方面仍然是来兴过来处理的。[19] 另外，庄氏还在厦门鼓浪屿置有别墅，第二、三代养子、太太、小姐等，五十年代前常到夏天常去那里避暑。 南洋槟城庄氏于中国厦门宗亲之间的经济和社会联系，一直维系到1959年，即清建长子来福去世前夕为止。第二代在中国遗留下踪迹，除了祥露村庄氏宗亲保留的许多通信往来外，最著名的要数闽南保生大帝庙宇的修建。创建于1037年，位于福建龙海市角美镇白礁村的保生大帝庙宇，始祖吴本（吴真人）为同安县积善里白礁村人，距庄氏祥露村不远。1923年，由白礁社王尼姑、王长根等人发起，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李光前、陈云使和槟城华商庄来福（清建长子）、王自成等人发动资助重修。这种联系有家族地域文化的原因。也与清建遗嘱下中国老婆及后裔所享有的遗产继承问题所带来的权利与义务有关。而联系的中断，甚至长时间的中断，不仅于代际间更替以及由此带来的语言障碍问题，也与当时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有关。当然，中国方面现存的宗亲全都是领养关系，而非血缘关系，不能说没有影响。 清建发迹后回乡探亲至少四次以上。第一次大约是1894年，清建带着在南洋的正房太太林玉枝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就是这次，清建兴建了供母亲等大家族居住的三排里外成四合院式的豪宅。该屋至今为其在中国的后代子孙居住，繁衍生息。第二次为1907年。这次，清建建了两座大建筑：一为供老婆丫环居住的所谓“小姐楼”；一为供庄氏本房供奉的祖宗宗祠，曰“五福堂”。前者破落不堪，年久失修，但至今仍有人居住。后者于1981年底被火烧掉，但遗迹依存。第三次为1912获1913年。这一次，清建在中国呆了四个月左右。这大概与他本人身体开始不适，而事业也后继后人有关。最后一次为1915年农历8月。由于身体欠佳以及母亲年迈，清建回中国住了约六个月左右。但在国内受凉感冒生病。回南洋途中,已经很严重了。随后几月,清建病情加重。1916年6月23日，清建在槟城去世，享年59岁。[20]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