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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是以排外主义的面貌登上近代中国历史舞台的。毛主席在《实践论》一文中明确肯定了义和团运动的这一特点。但是，解放以来论及义和团的文章书籍中却很少有人对它的内容和形式的内在联系及其历史必然性进行过科学的具体分析和合情合理的说明。批评义和团的人往往过分强调了义和团的“排外”问题而无形中贬低了它的革命性和进步作用，赞扬义和团的人又往往只强调其反帝爱国的革命本质而避开排外主义问题，或者将反帝爱国的内容实质与排外主义形式割裂开来，否定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认为通常所说的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实质上是农民阶级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原始形式。它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初期的共同特点，义和团运动不过是它的典型代表和集中表现。因之，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应采取简单回避或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科学的阶级分析和历史考察，对它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 一 我们通常所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或者说笼统排外主义)指的是什么呢? 义和团的中心口号是“扶清灭洋”。在义和团的实际斗争中，所谓“灭洋’，就是对洋人、洋教、洋货、洋机器等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我们现在就来看看十九世纪末年、廿世纪初年中国北方农民的反帝爱国组织义和团为什么采取这种态度。 先说洋人、洋教。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劳动群众中并不存在对洋人、洋教一概排斥的传统。义和团所以对洋人、洋教采取排斥态度，主要是帝国主义积极推行对华侵略政策造成的。自从一八四0年鸦片战争起，列强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国的不平等条约。东方这个走到了封建社会尽头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因的野蛮进攻面前，束手无策，一蹶不振，不得不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尤其在中日甲午战争后，已经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的西方列强，在世界其它地区加紧掠夺殖民地的同时，也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任意划分势力范围，竞相分割中国领土，肆意掠夺铁路修筑权和矿山开采权，大量对华输出资本，妄图彻底灭亡中因。形势已经把中国人民逼迫到这样的地步；或者任人宰割，坐待灭亡，或者奋起反抗，同外国强盗拼命，以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发动的维新救亡运动失败了，中国的农民再一次拿起大刀长矛发动了一场挽救祖国危亡的英勇斗争，力图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成一道捍卫民族独立的长城。他们“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佐原笃介：《拳乱纪闻》)，他们要求“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中国近代史资料选辑》)，使中国重归“一统”。集合在义和团旗帜下的广大农民正是抱着这样的崇高志愿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所谓“只因四十余年内，中国洋人到处行。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余者逐回外国去，免被割据逞奇能”(佐原笃介：《拳乱纪闻》)，则正反映了帝国主义者割据逞能、妄图灭亡中国，是义和团灭洋排外的根本原因。 教土教民的为非作歹是义和团排外灭洋的直接原因。自从六十年代以来，外国传教士蜂拥而至，迅速挤进中国广大地域，各省无不有外国教士的足迹，以至边远地带，穷乡僻壤，皆受其祸害。外国教土中固然也有纯粹为了传教的，但更多的传教土却打着传教旗号，充当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一个英国教士公开承认，列强派遣教士“实无异于发强军深入人地”(宓克：《支那教案论》’《发端篇》)，美国公使田贝也说：“这些先锋队(指传教士)所搜集的有关中国民族、语言、地理、历史、商业以至一般文化的情报，对美国的贡献是很大的。”(《美国对外关系，1888年》)这就赤裸裸暴露了传教土的真面目。外国传教土在中国干尽了侵犯主权、霸占田产、包揽词讼、逞凶惨杀、勒索赔款、刺探情报的勾当。他们自立门户，违抗中国法令，“直如一国之中，有无数自专自主之敌国者”(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十二)。这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余栋臣起义檄文中将“海舶通商，耶稣传教”(《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五)视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两种主要手段，义和团揭帖指斥天主教“串结外洋人，祸乱中华”(包土杰辑《拳时上谕·杂录》)，表明当时群众对洋教的认识，已远远超出“民教仇杀”范围，初步看出它在帝国主义侵略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著名的帝国主义分子、时任北京教区主教的法国人樊国梁，一九O—年在巴黎也不能不承认，“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主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性的运动……义和团主要是赶走外国人，其所以杀教友，是因为他们视教友为‘二等欧洲人’，‘二等法国人’，视天主教的宣传是为适应我国的利益。”(马光普：《樊国梁的一张布告》，《近代史资料》一九六三年第三期) 义和团对教士教民采取那样严厉的惩治手段，主要也是由于他们往时对平民欺压太甚，积怨太深造成的。早在天津教案时，丁日昌就说，教士教民“凌虐乡里，欺压平民……百姓怨毒积中，几有及尔偕亡之愤。”(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七十六)清政府也担心，总有一天会激成更大的“祸变”，曾于一八七一年由总理衙门向各国提出一个旨在缓和“民、教”矛盾，而并不妨碍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传教章程》，就是这个东西，也为列强无理拒绝。其后，帝国主义各国非但不肯稍事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推行以耶稣“征服整个中国”(《在华新教传教士1877年大会记录》，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的政策，教土教民也更加得意忘形，“其焰愈张，其势愈暴”(《民国重修大足县志》卷五)，激起一系列教案。每发生一次教案，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讹诈就前进一分，教士教民的凶恶气焰就嚣张一分，中国人民的苦难就增长一分。到十九世纪末，遍布国中的教会仅外籍教土就有将近三千人，这就在中国人民主要是农民的头上，除了残酷的封建压迫之外，又增加了外国教堂的压迫，中国人民不反抗是不可能的。当时奥国首都的一家报纸说：“中国之痛恨教土，隐忍有四十余年矣。即以近六年而论，亦无时不觉洋人之渐食其肉也，又何怪其乘机滋事，思有以脱去洋人制压之痛哉。”(王其榘辑：《有关义和团舆论》)事实正是这样。“压之愈力，则起之愈骤”(《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帝斗争，也是中国人民反帝怒火的集中爆发。郁结了几十年的仇恨一旦发泄出来，势必“一决横流”(《山东义和团案卷》上册)，“不可遏抑”(《有关义和团舆论》)，包括清政府的屠杀政策也不能把它镇压下去。“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佐原笃介：《拳乱纪闻》)愤怒的农民，在忍无可忍之下，以排外仇洋的手段，一下把斗争矛头指向了帝国主义侵略者。他们的行动，尽管伴随着大量封建迷信、落后幼稚的成分，仍不失为中国人民爱国传统的光辉发扬，不失为彪炳史册的正义行动，不失为漫漫长夜中的巨雷闪电，具有振聋发聩、指示来兹的革命作用。 再说洋货、洋机器等。义和团焚毁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是占据涿州和进入京津以后开始的。义和团为什么憎恨这些“洋”东西，“见即怒不可遏”，必欲“毁而后快”(《天津一月记》)呢? 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使中国富强。他们在华兴办近代工业、交通以及科学文化事业，只是以此为手段，强化其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最终使中国殖民地化。他们在中国兴建近代工业、交通之始，就给中国广大人民带来莫大灾难。 以修筑铁路为例。帝国主义在华修筑铁路，不仅严重侵害了中国利权，而且使沿线人民群众的利益遭到赤裸裸的掠夺。史载：德国在山东修建铁路，“所至之地，尽将村落民家拆坏，遇坟墓建物即毁掘，不惟不迂路避之，且毁坟拆舍亦一文不与”，“其土民田庐皆归乌有，无以饮食，无以栖止，父子夫妇兄弟流离道路，相转死亡于沟壑不知几人矣。”(《文明国之野蛮行为》，载《清议报全编》卷十八)一个外国人记述当时的情形说，他在牛庄时，“有人指示余曰，铁路之经过民田也，正当成熟之时，俄人不给谷值，遽强占之。”(贝思福：《保华全书》卷一，转引自《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各地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利益，起来与之抗争，即横遭血腥屠杀。一九OO年初，“山东高密县属濠里地方，洋人修造铁路，阻塞田间水道，有碍小民生计，因向洋人拦阻，洋人枪毙平民数人。”(《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可见，伴随着铁路的修筑，帝国主义就给铁路沿线的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灾难。 铁路建成后，沿线旧有交通废弃，又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劳动群众，如水手、船夫，纤夫、店员、脚夫、驿站夫等的失业。据当时人的粗略观察，“失车船店脚之利，而受铁路之害者”，仅顺天府属州县后来加入义和团的就有四万余人(袁昶：《乱中日记残稿，)。实际上，各地遭受失业之苦的人数要大大超过这个数字。这些因铁路通车而破产的广大群众，生计断绝，流离转徙，困苦异常，他们直觉地感到铁路、电线、机器等都是“洋人所借 以祸中国”(罗憞曧：《庚子国变记》)之物，表示深恶痛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当时参加拆毁铁路的群众甚多，并不只有义和团员。如芦保铁路就是这样。奉命前往镇压的清军统领杨慕时报告：“是匪是民，无从分别”(《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另一目击者艾声也说，“徐察拆路者，多沿途各村愚民”(《拳匪纪略》)。在这里，我们对受欺压受侮辱、生计无着的中国农民群众，要有基本的历史正义感，如果因此而指责他们是对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反动，是不公正的。 洋货的情形与此相同。自从对外通商以来，尤其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棉纱棉布的进口逐年增加。棉纱的进口量在一八六七年仅33，507担，到一八九九年竟增至2，748，644担，三十三年间增加八十二倍(参见方显廷：《中国之棉纺织业》)。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造成了白银外流，织工失业，广大手工业者的破产。薛福成在一个奏折中说，“近年洋货骤赢，土货骤绌，中国每岁耗银至三四千万两，则以洋布洋纱畅销故也。……而中国之织妇机女束手坐困者，奚啻千百万人。”(薛福成：《强邻环伺谨陈愚计疏》，《庸庵海外文编》卷二)陈炽也认为，“中国辟埠通商垂六十载，既自以情形隔膜，将利权所在举而畀诸异国之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遂使二十一行省无一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续富国策》卷四)北方的情形也和全国一样。一九OO年吴汝纶在描述洋货进口对直隶农村所起的影响时说；“畿辅深、冀诸州，布利甚饶，纺织皆女工。近来外国布来，尽夺吾国布利，间有织者，其纱仍购之外国，故利入益微。”(《深州风土记》卷二十一)直隶雄县，也因洋油进口造成原有榨油作坊“多已歇业”(刘崇本：《雄县乡土志·物产》第十四)。这些因洋货涌人而失业破产的手工业者与“受铁路之害者”一样，总是把自己所受的苦痛与洋货的到来联系在一起，一旦他们组织起来，形成一支力量，就会对输入洋货加以干预，展开一场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抵制洋货运动。 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掠夺，在中国造成广大的失业人群，造成他们自己的对立面。这些破产失业、一贫如洗的农民、手工业者，就成为当时义和团运动的骨干力量和积极分子。他们对洋人、洋教、铁路、电线以及一切洋货的憎恨，都是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和政治压迫引起的，他们对这些外来事物的攻击，都是对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反抗。列宁在驳斥帝国主义分子散布的所谓义和团运动“是由黄种人敌视白种人”，“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引起的”等挑拨性、污蔑性言论时说，“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那一种欧洲人呢?而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中国的战争》)这就是俄国工人阶级的伟大代表在八十年前说过的话。它同德国工人阶级把义和团称作“铁拳”一样，表明了欧洲工人阶级对东方这个处于殖民地危机下的中国农民的正义声援。它证明：列宁和欧洲工人阶级是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是站在义和团一边的，他们并没有把义和团的排外主义看作是对欧洲文化和文明的反动，是什么历史的惰性力量或者封建蒙昧主义。 二 从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是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在中国人民中产生的一种不成熟的反帝思想和原始的反抗形式。它是一个被压迫民族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所自然产生的一种要求生存权利的本能反映。它的看来似乎有些“过分”的思想和行动，正表明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积累经验的感性认识阶段，对帝国主义的斗争还属于初级阶段的自发斗争。尽管它不免片面和肤浅，甚至有些幼稚可笑，但就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全过程来说，这个发展阶段却是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主要是中国农民发动起来的。从主要的意义上可以说，它仍然是一次单纯的农民战争，或者说是一次单纯的农民爱国运动。农民阶级具有两重性：他们是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却不是先进生产方式的代表，他们是小生产者。他们作为劳动群众，对于统治阶级，对于压迫者、剥削者，不管是中国的地主还是外国的资本家，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反抗性，当帝国主义侵入时，他们可以具有坚决的反帝行动。他们作为小生产者，眼光狭窄，文化落后，完全靠直感和经验来观察、认识问题。因而，他们不可能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不可能把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同它借以实行经济掠夺的工具——铁路、商品、机器等加以区别，不可能理解这些东西还同时具有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性质，也不可能了解历史发展的方向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真正前途。同时，农民不是一个新的阶级，在需要向帝国主义这个新的敌人进行一场殊死斗争时，也不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理论和斗争形式。因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义和团在反帝斗争中以排外主义为指导思想和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排外主义是当时中国农民在反帝斗争中所可能采取的唯一形式。如果全盘否定了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所谓承认义和团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势必就成为一句空话。试问在当时情形下，一次农民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除了采用排外主义这一斗争形式外，还能采取什么形式?在当时，要他们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清楚的认识，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科学的理论和明确的方针政策，要他们对既代表帝国主义掠夺政策，又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铁路、机器等采取恰如其分的态度，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他们真的那样做了，那么他们就根本不是二十世纪初年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而是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了。 《共产党宣言》在追述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发展过程时说，最初“他们不仅仅攻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本身；他们毁坏那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工人阶级不同于农民阶级，他们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在工人运动初期所出现的这种情况，却与义和团的排外主义颇为相似。但是，所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发展过程来看待，把它看作在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时所必然出现的现象。列宁还特别强调，“这是工人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列宁；《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及其说明》《列宁全集》第二卷)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斗争也属于这种情况。可以说，它是中国人民反帝运动“最初的、开始的形式，而这种形式也是必要的”。为了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义和团采取排外主义这种斗争形式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不妨对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发展过程作一个历史考察。 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有个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发展过程，与此相适应，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有个由自发到自觉的过程。毛主席在论述认识的发展过程时说，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认识的“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义和团运动等笼统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实践论》)就是说，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的七十多年间，所有群众反帝斗争都没有超出笼统排外主义斗争这个发展阶段。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经历了从三元里到义和团等一系列反抗外国侵略的斗争，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紧和中国民族危机的加深，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斗争也不断向前发展。一八五七年恩格斯在《波斯和中国》一文中，曾专门论述过中国人民排外主义斗争的产生与实质。恩格斯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中国南方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属于“一切中国人反对—切外国人”的“绝灭战的性质”，它是由“英国政府的海盗政策”引起的。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种斗争，把它看作中国人民民族觉醒的表现，并对其未来寄予很大希望。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象骑士般的英国报纸那样去斥责中国人的可怕的残暴行为，最好承认这是保卫社稷和家园的战争，这是保存中华民族的人民战争，虽然你可以说，这个战争带有这个民族的一切傲慢的偏见、蠢笨的行动，饱学的愚昧和迂腐的蛮气，可是它终究是人民战争”。恩格斯还特别强调，“对于起义民族在人民战争中所采取的手段，不应当根据公认的正规作战方法或者任何别的抽象标准来衡量，而应当根据这个起义民族所已达到的文明程度来衡量”。他认为中国人民抵抗外来侵略的办法是有效的，“这种办法如果能彻底实行，就能使第一次英中战争时英军节节胜利的情形不再发生。”最后，恩格斯满怀热望地说，“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态度本身，显然表明他们已觉悟到古老的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同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加强，特别是各种洋教在广大城乡的发展，以排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反侵略斗争也不断向前发展，逐渐形成一个连绵不断的遍及全国的反洋教斗争。不过这时的斗争还是孤立地、分散地、此伏彼起地进行的，每一次斗争的发展规模也仅限于一城一地。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当帝国主义掀起割地狂潮，试图瓜分中国的时候，中国人民中的排外主义形式的反帝思想也日益高涨起来，终于借助于“义和团”这个组织形式，再一次掀起“一切中国人反对一切外国人的普遍起义”，将中国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推向一个新的高潮，给“整个亚洲”大地带来民族觉醒“新纪元的曙光”。可以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以排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反帝思想和反帝斗争的典型代表，它要“排除”的不再是一城一地的外国侵略者，而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侵略势力和侵略工具。它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向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展开反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在全中国和全世界造成空前未有的影响。这是以往任何一次反侵略斗争所无法比拟的。义和团运动充分表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排外主义在反帝斗争中所能发挥的最大限度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充分暴露出排外主义的致命弱点和历史局限性。这样，就从正反两个方面为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发展到新的更高的阶段，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教训。 比较一下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就可以发现，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农民阶级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斗争，也有个发展过程。诚然，太平天国与义和团之间各有许多不同特点，而且在反封建斗争、组织程度、发展规模，坚持时间等方面，义和团都比太平天国后退了一大步。但在另一方面，即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和反帝斗争方面却前进了一大步。正象义和团进攻的矛头主要不是指向清政府一样，太平天国的主要斗争矛头也不是指向外，国侵略者。他们对西方列强，基本上是盲目信任，对一切外国人，包括一些居心叵测的外国侵略者，只要不公开“助妖”，即一律视为“洋兄弟”。正因如此，他们才一再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欺骗。直到他们在中外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下失败以后，他们才醒悟到应当把“洋鬼”当作主要敌人。洪仁玕临就义前所说的“我朝祸害之源，即洋鬼助妖之事”，就是对他们这种沉痛教训的总结。从这里可以看出，农民阶级并非天生的排外主义者，他们是吃过亏上过当的，他们是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的。虽然排外主义并不是反帝斗争的科学的指导思想和理想的斗争形式，但对帝国主义这个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从不认识到有所认识，从被动自卫到主动进攻，这不能说不是个进步。所以，不加分析，笼统地说义和团比起太平天国革命来是大倒退，把义和团运动屏之于单纯农民战争与近代革命运动之外，是不妥当的。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排外主义作为反帝斗争的指导思想和斗争形式，也不是农民阶级所独有的特点，不但地主阶级抵抗派，即使当时处于先进地位的资产阶级中主张反帝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中间有些人的反帝思想也没有超脱排外主义的历史范畴。就拿《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的作者来说吧。他对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并没有作什么具体分析和恰当批评，对于义和团的“灭洋排外”完全是赞成的，甚至连本来并非义和团所为的“屠外使”也。当作英雄行为加以赞扬。他说义和团“屠外使，火教堂，毁公署，拆铁道，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实为中国民气之代表，排外之先声”，“幸则杜绝列强，不幸亦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排外”的口号恐怕就是他们提出来的，义和团只有“灭洋”的口号，并无排外的提法。所以，应该把排外主义看作当时整个历史时代反帝斗争的特点，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处于感性阶段的必然表现，而不应仅仅责备农民阶级的落后。 三 从阶级实质和客观作用上看，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与太平天国的平均主义一样，都是农民小生产者的革命思想。所不同的，不过是一则表现于反帝斗争方面，一则表现于反封建斗争方面。 恩格斯说过，“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可以是正确的。”列宁认为“在评价俄国现代民粹派或劳动派的乌托邦的时候，必须记住恩格斯的这个深刻原理。”列宁指出，恩格斯的这个原理虽系指空想社会主义而言，却适用于俄国“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因为在土地问题上，被民粹派“当作反对资本主义的手段”的乌托邦——平均制，正是“最彻底最坚决的资本主义办法”，即“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发展方向上最需要的、经济上进步的、对于俄国这样的国家最迫切的办法”。而被这种乌托邦所鼓动起来的勇于斗争的千百万民众的斗争，正是“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和“获得全胜的条件”。这就是被列宁所揭示出来的“历史的辩证法”。俄国民粹派不仅“要求根本消灭封建剥削者”，而且还幻想“同时’消灭资本主义新剥削者”(列宁：《两种乌托邦》)。对于这种乌托邦，列宁并没有简单斥之为“蒙昧”、“反动”、“倒退”，而是对它进行科学地具体地分析，既准确地指出它的历史局限性，又肯定了它的合理成份和客观作用，给予了应有的评价。列宁为我们作出了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具体问题的榜样，他的科学分析方法，也为我们研究义和团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我们认为，被列宁肯定过的恩格斯的上述原理，对于研究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也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也可以说，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因为它毁坏了一些机器、商品等资本主义的先进生产工具和工业产品，但它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因为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驱逐出中国的要求和行动是革命的、正义的，而被这种排外主义所发动起来的农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是中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不同于封建顽固派的排外主义。就其阶级本质来说，地主阶级某一部分人的排外主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客观上也多少有一些维护中国主权的作用，但终归不过是一个腐朽没落的阶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垂死挣扎，是极端虚弱的表现，而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则是“农民群众的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族革命思想，反映了中国人民同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它本身就是人民群众民族革命情绪高涨的“伴侣和象征”，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方兴未艾的表现。正是它，将一个伟大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推向高潮，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揭露了清政府的帝国主义走狗的真面目。这里用得着“相反相成”这句话。表面上，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对于资本主义似乎是绝对排斥的，实际上恰恰相反，它正是为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最必需的条件。因为帝国主义各国到中国来，并不是为了发展中国民族的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发展他们自己的资本主义。从一定意义讲，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是与帝国主义争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权利的革命。而这种革命成熟的经济条件，也不是什么帝国主义经济势力在中国扎根、壮大，而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一定程度的发展。因而，在当时的中国，代表资本主义先进生产方式的并不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而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下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侵入虽然有分解自然经济、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面，但就其主要方面来说还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关于殖民地及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提纲》在分析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所起的历史作用时指出，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剥削”，是一种“特有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就其基本趋势讲来，是阻碍殖民地生产力的发展。”因为“在每个帝国主义国家中，资本主义的剥削是经过发展生产力进行的”，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剥削，“不仅以经济压迫为基础，而且拿非经济强迫为基础。”它们“在殖民地获得的利润，大部分并不用到生产上面，而是从殖民地吸吮出去，或是投在宗主国，或是投在该帝国主义底新的势力范围以内。”《提纲》还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阶段所起的那种毁灭性的影响，在殖民地方面，因为外资侵入之故，更以可怕的程度，以加快的速度重演出来；反之，资本主义底进步的影响，在殖民地方面，在大多数情况下，却完全感觉不到。”不仅如此。“凡是统治的帝国主义须要在殖民地找到社会支柱的地方，它首先就和旧社会制度的统治阶层——封建主和商业高利贷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大多数民众。无论在什么地方，帝国主义都努力于保存和巩固那一切资本主义前期的剥削形式(尤其是在乡村中)，因为这些剥削形式是帝国主义的反动同盟者存在的基础。”所以，“在殖民地经济底特殊条件下，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占着优势和领导地位，这就缓慢工业资本的发展。在争取国内市场的斗争中，民族资本一再碰着投到殖民地的外资的竞争，一再碰到乡村中资本主义前期关系的阻滞作用。”当时中国的情况正是这样。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代表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生产关系的反动势力，一个是帝国主义侵略者，一个是与之相勾结的封建地主阶级。不推翻他们的反动统治，中国的生产力就得不到解放，中国的近代民族经济就得不到较快的发展。因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仅有反对封建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任务，而且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这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所以，义和团运动作为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反帝斗争的意义是不能抹煞的，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的打击，归根到底，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行进造成了有利形势。一九一八年孙中山在“追述革命原起”时所说的“中国人之心”，庚子“前后相较，差若天渊”(《有志竞成》，《孙中山选集》上卷)，就反映了义和团运动对当时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所起的巨大影响。事实上，正是由于义和团运动的打击，才迫使帝国主义不得不暂时收起瓜分中国的打算，清政府不得不进行一些它在戊戌变法时所坚决反对的政治、经济改革，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讲，义和团运动实现了戊戌变法所没有实现的目标，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准备了政治、经济前提。 四 应当如何看待义和团排外主义的局限性和它在历史上的教训呢? 从义和团运动最后失败的结局来看，排外主义和平均主义一样，具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采取这种斗争方式是不可能把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去的。它对帝国主义在认识上的笼统和模糊，必然导致行动上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就拿“灭洋”这个口号来说吧，它就是一个笼统的排外主义的口号。因为，虽然帝国主义是“洋”，但“洋”却并不等于帝国主义，而且洋人洋物所在甚多，情况各有不同，岂能一概摈除。它既然对于“洋”的不同情况没有区分，其“灭”的提法又过于简单，在实际斗争中，尤其当群众运动达到高潮、成为压倒一切的社会潮流时，就势必一斗而不可止，漫无限制，扩大打击面。这样就既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也不利于争取社会上的广泛同情。其结果必然是孤立了自己，壮大了敌人，导致反帝斗争的最后失败。这个历史的教训也是不应当忘记的。 但是，在总结这一教训的时候，应当实事求是，不应当将本来与义和团排外主义无关的问题也加在它的身上。例如，围使馆、杀使臣之事都与义和团无关。围攻使馆出于慈禧太后之命，是由荣禄和董福祥执行的，杀使臣则是董福祥和恩海干的。当时义和团的队伍奉命开往西仕库，与清军联合攻打法国教堂，并未进入使馆区（林华国《义和团史事考》）。再如，毁铁路的问题也不是排外主义造成的。义和团无论是拆毁京津铁路还是焚拆芦保铁路，都是为了当时军事斗争的需要，并非出于对铁路的憎恨。虽义和团在此之前早就作过不少关于毁路的宣传，但这并不是导致他们最后采取行动的决定性原因。当时奉命赶往高碑店“剿匪”的清军统领杨慕时向上级报告说，义和团“见本路来三营，后必有来者，遂全力毁铁路。”(《庚子剿办拳匪电文录》)当时日本人佐原笃介辑录的某报“辨谣”文章也说，义和团“意谓前既拒杀官长，祸必不免，毁路所以拒兵”。并认为清朝官员于涞水兵败之后，“犹不派兵队驻守芦保各车站”，以“为将来运兵地步，是为一大失着”(《拳时杂记》)。这些材料说明，义和团焚烧和拆毁芦保路主要是为了阻止清政府利用火车运兵夹攻他们，并在当时基本上达到了这一目的。因此，把它当作排外主义的表现是不适当的。还有，烧毁丰台机器局和“龙车”的问题，不仅当时有这种传闻，即使现在亦有人认为系义和团所为。其实，当时义和团并未到达丰台，“机器房、电报房”及“龙车”等都是在“西人站长”和其他职员闻风逃走后，被“附近乡民和购票客商”放火烧毁的(同上)。因而，无论对这件事评价如何，都不应记在义和团的帐上。 在总结这一教训时应当注意当时的历史环境，不应当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仅仅归罪于排外主义。应该说这是时代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在十九世纪末期中国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当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时，敢于拿起武器，旗帜鲜明地向这个强大敌人发起反攻的只有农民阶级。当时，中国工人阶级虽然早巳产生，但还处于幼稚阶段，还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作为一个阶级，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独立地登上政治舞台，还要等到十九年之后的“五四运动”之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他们的政治代表已经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他们呼唤着欧风美雨，希望中国从此得到维新。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本来是应当由他们来领导的，但是由于他们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他们身上具有先天的软骨病。资产阶级改良派在“百日维新”中曾经大显身手，但是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帝国主义身上，希图依靠外国的帮助实现君主立宪，以便他们施展富强兵的抱负。因此他们在民族危亡之时，不可能举起反帝爱国的大旗。事实上，他们怀着对群众运动的极大恐惧，恶毒咒骂义和团的反帝爱国举动，他们与义和团是格格不入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虽已展开政治活动，正在从改良派中间分离出来，开始具有革命排满的意识，但他们也是害怕帝国主义的，要他们举起反帝的大旗，是困难的。当义和团兴起之时，他们同国内其它政治派别一样，对义和团的反帝活动也是反对的。据说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曾有人去天津与义和团联系，劝说义和团放弃“扶清灭洋”，改为“革命排满”，遭到拒绝。这证明他们是害怕触动帝国主义的。要革清朝政府的命固属革命行动，但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却决非革命上策，尤其在那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秋。当时，如果不是义和团起来不顾一切地放手大干，一时造成军民联合作战的局面，从而给帝国主义的瓜分政策以有力回击，中国的前途将是不堪设想的。但是，对于农民阶级来说，当时却找不到一种比排外主义更有力的思想武器和斗争形式来向帝国主义开战，这就决定了他们必然失败的历史命运。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证明，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农民阶级要想取得反帝斗争的胜利，是根本不可能的。同时也证明，先进的阶级要在中国取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胜利，在反封建的同时，不举起反帝的旗帜，特别是不注意团结和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这支最可靠的同盟军，也是不可能的。观乎义和团运动及其以后的辛亥革命的失败，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全部过程，我们益加坚信这是一个真理。 在总结义和团运动失败的教训时，应该注意旧民主主义革命对期的基本特点，不应当过分强调排外主义这一种错误倾向，而忽视了另一种倾向。其实在近八十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不断出现以排外主义为主要形式的反帝斗争，但总的来看，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排外主义并不是主要错误倾向。纵观这一时期的整个历史，中国人民在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走了一个“之”字形，从太平天国的盲目信外，到义和团的笼统排外，然后又回到辛亥革命的盲目信外，直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才有了科学的反帝理论和正确的方针政策，从根本上克服了两种错误倾向。所以，在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处于感性认识的阶段，至少从这三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来看，其主要错误倾向并不是笼统排外，而是对帝国主义盲目崇信，缺乏警惕。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曾专门论述过中国共产党出生前，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先进人物对西方侵略者由盲目崇拜到逐渐觉醒的过程，指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就是他们在总结了这一沉痛教训后得出的正确结论。因而，如果需要总结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同帝国主义打交道的历史教训的话，首先应当总结盲目信任、上当受骗的教训，至少应该兼顾两个方面。我们在总结义和团的经验教训时也不应脱离这个前提。 总之，义和团的排外主义的确是有很大历史局限性的。这不仅在今天，在我们总结历史教训时是这样看，即使是在当时，这种做法也给反帝斗争带来危害。毫无疑问它是造成义和团运动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总结这一教训时，应当把它作为一个历史问题来看待，应当注意当时的历史条件及其与义和团排外主义的必然联系，从而找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历史就会失去其客观性和严肃性，就有可能成为人们根据自己的眼前需要随意解释和撰写的东西，就有可能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出现它所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对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是应该尽力避免的。 五 纵观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历史进程，使我们深深感到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人民以笼统排外主义作为思想武器和斗争形式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即从一八四O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毛泽东，《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然而，帝国主义的瓜分狂潮逼迫着中国人民，使他们不得不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以落后的组织形式、简陋的思想武器和物质手段，向帝国主义作殊死斗争，以挽救民族的危亡。简陋的武器也是武器。如果连这样的武器都没有，那就根本不可能发动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为祖国的独立自由事业建立如此巨大的历史功勋。无论义和团运动有多么大的弱点和错误，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是不能否定的。正如周恩来总理所庄严指出的那样：“一九OO年的义和团运动正是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表现。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北京各界欢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 但是，从中国人民认识过程的发展来说，排外主义又是应该抛弃的。因为它不是科学的理论，不能指引中国人民夺取反帝斗争的胜利；然而，没有失败的教训，不经过革命斗争的检验，中国人民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这就是说，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上，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都不可能超越笼统排外主义这个发展阶段。诚然，排外主义不等于“打倒帝国主义”。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而割断“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的口号同排外主义(“灭洋”)之间的历史联系。中国人民正是在经过了无数次的斗争、失败的痛苦之后，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总结了历史经验，才喊出“打倒帝国主义”这个科学的革命口号的。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九年总结的那样：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侵略战争，“所有这一切侵略战争，加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侵略和压迫，造成了中国人对帝国主义的仇恨，使中国人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迫使中国人的革命精神发扬起来，从斗争中团结起来。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积一百零九年的经验，积几百次大小斗争的经验，军事的和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流血的和不流血的经验，方才获得今天这样的基本上的成功。这就是精神条件，没有这个精神条件，革命是不能胜利的。”(《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今天，我们在事变过去八十年之后来给予义和团的排外主义一个历史的考察，是希望给它一个合乎历史本来面目的科学说明。中国人民已经作了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已经能够在平等的国际气氛中同各国人民来往。我们还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的严重任务。但是我们决不搞排外主义。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要来宣扬排外主义，象戚本禹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干的那样，那才真是对历史的反动和倒退。我们应该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虚心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来加以消化和吸收，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世界革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我们既不能因为今天中国人民要同各国人民保持友好关系，就去贬低甚至抹煞义和团的排外主义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的革命作用，更不能因为它在历史上曾经起过某种革命的作用，就要求今天象历史上的义和团那样也来实行排外主义。这两种态度之为偏颇，是无庸多说的。 (与张海鹏、刘建一合作，《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2期。《义和团运动史讨论文集》，齐鲁书社，1982年出版。《中国史专题讨论丛书》之《义和团运动》（有删节），巴蜀书社，1982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