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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列宁是没见过面的忠诚朋友。他们的友谊是在两国革命曲折的发展过程中建立起来的。革命愈是深入发展，他们友谊的基础愈是牢固。他们是中俄人民伟大的革命友谊的缔造者。革命的国民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这两位革命领袖的友谊，使之成为中俄两大民族友好相处的巨大精神财富。 对内推翻帝制，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压迫是联系两大领袖接近的纽带。列宁和孙中山是同时代人，具有大致相同的国内社会背景和国际背景。两个人都为革命，为国家和人民饱受磨难，鞠躬尽瘁。当时中国是清政府反动统治时期，中国人民深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而俄国则是反动的沙皇统治时期（临时政府只存在了几个月），沙皇俄国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在很大成分上包含反封建的内容；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列强对苏俄进行长达4年之久的武装干涉，随后则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颠覆，妄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样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中，作为两国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和列宁必然要走在一起。 一、并世而生，殊途同归 列宁于1870年4月22日出生于俄国新比尔斯克。其兄亚历山大是俄国十二月革命党人，因参与谋刺沙皇，被处绞刑。受兄长影响，1887年12月，年方17岁的大学生列宁就开始参加学生革命运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开除学籍，流放喀山省的柯库什金村。第二年10月，列宁回到喀山，加入马克思主义小组，从此走上了无产阶级革命道路。1903年，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领导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成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领袖。14年后，即1917年，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工农政权——苏维埃政府。1918年遇刺负伤，严重损伤了健康，1924年1月21日与世长辞。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榜样，列宁的学说成为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武器，列宁本人也就成为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领袖。 孙中山1866年出生于广东香山，长列宁4岁。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孙中山最初是一个科学救国主义者，后来投身政治，主张社会改良。当他发现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时，于1894年建立革命组织兴中会，发动以推翻清朝统治为主旨的革命运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从此发轫。1905年孙中山建立同盟会，首先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内容的三民主义，并不断在全国各地发动武装起义，一场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全中国蓬勃兴起。恰恰同年俄国发生了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提出了“打倒沙皇政府”等革命口号。两个革命领袖，在不同的国家，提出了相同的革命目标，但这时两个革命家并未发生什么联系。 结识孙中山的第一个俄国人是《俄国财富》主笔。1896年10月孙中山在伦敦被中国驻英使馆拘捕，引起英国舆论界的谴责，孙中山一时成为伦敦新闻人物。在英国舆论界的干涉下，孙中山很快获释，不久写了《伦敦被难记》一书。《俄国财富》译载了该书，还发表了其主笔与孙中山的谈话，以及孙中山关于改造中国任务的一篇文章。“从此以后，孙中山的名字就在俄国先进分子中间传播开来。”[1]中国革命事业也逐渐地得到俄国革命者和先进分子的了解和同情。从1911年起，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明星报》开始连续报道中国革命情况，从而列宁对孙中山有了初步的了解。 二、相望有年，拳拳款曲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胜利，推翻了清政府，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这就是说，推翻现政府的任务，中国早于俄国完成了。这对列宁是巨大的震动。 进步的社会革命是天然互相影响的，革命者是天然相互支持的盟友。1912年1月5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布拉格会议上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会议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侵略政策的行径，强调指出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世界意义，认为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使世界得到解放并正在破坏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大会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为他们感到欢欣鼓舞，向他们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2]这是中国革命最早得到的国际同情和声援。列宁还写了《亚洲的觉醒》、《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等多篇论文，高度评价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民主派为人民的觉醒、为争取自由和彻底的民主制度做出的卓著贡献。列宁写道：“在亚洲，到处都有强大的民主运动在增长、扩大和加强。那里的资产阶级还同人民一起反对反动势力。数万万人民正在觉醒起来，追求生活，追求光明和自由。这个世界性的运动使一切觉悟的工人多么欢欣鼓舞！”[3]列宁这些热情洋溢的论文，早已为革命的中国人民所熟知，成为经典的中俄人民友好文献。 令人感动的是列宁的朋友、俄国伟大的革命作家高尔基1912年写给孙中山的信。信中说： “我，一个俄国人，也和您一样，为同一个思想而奋斗。不管这些思想在哪里获得胜利，我都和您一样，为其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祝您的事业成绩辉煌。全世界所有正直的人都怀着关切、喜悦和敬佩的心情注视您的事业。中国的格尔库列斯（希腊神话中能扭转乾坤的人——引者）。 我们，俄国人，追求的正是您已经做到的事业。我们与您心心相印，志同道合。可是俄国政府及其奴仆使俄国人民与中国人民为敌。 我们，社会主义者，笃信，全世界现在和将来都能够和睦相处。我们岂能允许那些贪婪愚蠢的人去助长种族仇恨，从而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造出一堵愚昧而坚硬的大墙？ 相反，对于我们的敌人，对于那些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敌人，对于那些妄图一手遮天，以便为所欲为去干卑污自私勾当——把怨恨撒向人间行施压迫的人——对于这些人，我们将竭尽全力粉碎他们的恶毒用心。 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尽可能宣传这样一个思想：世界上存在敌对的政府，但是不存在由统治阶级的贪欲而引起的平民百姓间的敌对情绪。 尊敬的孙中山，今函请您撰文一篇，题目是中国人民对全欧资本的侵略行径特别是对俄国资本家和政府的侵略行径持何态度？他们干了哪些勾当？贵国人民又是如何回敬他们的？ 倘使您无瑕亲自秉笔，请委托友人代写，由您过目。希望您能使用某一种欧洲语言，按照我的地址寄来即可。万望您能玉成此事。因为必须让俄国人根据正直的中国人的介绍去了解中国的复兴，而不能听信为资本利益效劳的欧洲记者。 我知道您在《社会主义运动》上刊出的那篇文章[4]，读过您的笔记，对您深为敬仰，相信您会欣然应我之请。 M. 高尔基”[5] 这封信对孙中山敬仰之情，对中国革命胜利之喜悦溢于言表。它代表了列宁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也代表了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美好感情。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找到孙中山对这封信的回应，极其可能，孙中山没有收到这封信。 三、同处逆境，互相提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却未能打倒封建势力。中外反动派推出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作他们的代理人。孙中山于1912年2月13日宣布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1日正式解职，去担任挂名的全国铁路督办，实际上只没掌握了几天全国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实行独裁统治，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进行分化瓦解，刺杀其领导人宋教仁[6]；废除《临时约法》；向列强大举借债，投靠帝国主义；政权稳固之后，便复辟帝制。他死后，北京政权为北洋军阀掌握，全国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孙中山打倒一个皇帝，却出来一群“小皇帝”，辛亥革命失败了。孙中山南下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但表面依附于他的军阀，只利用他的名望，实际上对他进行排挤。孙中山几次被迫从南方政府出走，东渡日本，游说列强，企图得到支持，重整旗鼓，而所得到的却是冷遇。但就在中国革命转入低潮的时候，俄国革命胜利了，这给孙中山带来新的希望。 比辛亥革命晚4年发生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仅推翻了沙皇政府，而且推翻了旧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列宁与布尔什维克党的创举吸引了全世界一切进步人士的目光。对身处困境的孙中山更是如此。 但十月革命刚刚取得胜利，日本、美国等协约国就对苏俄举行联合武装干涉。当时北京段祺瑞政府也被拉入武装干涉的行列——向西伯利亚出兵。中国出兵很少，其主要注意之点是保卫主权属于中国的中东铁路。但中国是苏俄邻国，北京政府的去从对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安危具有重要关系。因此，列宁非常注意联络孙中山，以期通过他领导的中国南方政府牵制北京政府。这样，在相互需要的基础上，列宁与孙中山加强了书信联系。 最初，孙中山对俄国革命并无多少了解。但他以一个革命家的良知，殷切他希望在俄国革命（包括俄国二月革命）能够成功，俄国人民过上好生活，在中国北方出现一个好邻居，他反对列强干涉俄国革命。就在日本诱迫段祺瑞政府签订旨在干涉苏俄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7]还在酝酿过程中，1918年4月29日，孙中山出席南方非常国会，并以议会的名义通电反对签订这一协定，还把该通电送交苏俄政府。通电不知道是怎样送达苏俄的，也没有找到电文，但苏俄政府确实是收到了。当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会上特别宣布，在广州的中国“革命政府的代表把这个声明交给了我们和世界上的一切民主派”。[8] 这是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对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最早的声援。 1918年5月18日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发表文章，比较详细地论述苏俄的外交政策，该文指出，列宁政府的外交政策“惟在排除资本家之垄断与官吏之强暴。至属地问题，则以放任主义力反前专制政府压迫之政策，务使人民悉登乐土”；这家报纸还提出中国应“取以为法”，也就是说走苏俄的道路。[9] 孙中山还直接给列宁写信，认为“因为有了俄国革命，世界人类便生出了一个大希望”；在苏俄受协约国武装干涉、处于最危机的时刻，致书列宁，“鼓励他们继续奋斗”，该信又通过美洲华侨展转送到列宁手中，令处于四面被帝国主义封锁的列宁十分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10] 对孙中山的每次来信列宁都十分重视。由于国事繁忙，列宁无暇亲自回信，请齐切林代复。齐切林对孙中山十分尊敬，称他为导师和革命领袖。例如，1918年8月1日齐切林致函孙中山说：“人民委员会交给我一项光荣任务，向您，尊敬的导师表示感谢，感谢您几个月前曾以南方议会的名义给工农政府寄来贺信，并向您，中国革命的领袖，从1911年起在特别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带领中国劳动群众反对奴役者——中国北方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以及帝国主义政府——的伟人表示敬意。”[11] 齐切林多次致函孙中山，在信函中向孙中山介绍了苏俄革命的目的与意义，以及革命的进展情况，革命遇到的困难和所取得的胜利；呼吁中俄人民团结，互相支持，共同战胜各自的反动派。就在前引那封信中，齐切林写道： “您，尊敬的导师，前些时候在致工农政府的贺信中曾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抱有同样的目的，即解放工人并在承认俄中两国伟大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建立永久和平。 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个伟大的任务就是两国劳动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普遍和平，它是人民从资产阶级手中取得政权以来，工农政府全部活动的依据…… 我们和您一样，在前进中遇到了空前的困难，帝国主义的军队……像铁桶一样包围着我们，他们企图在俄国恢复君主政体，我们同我们的朋友——中国南方无产阶级的联系被切断了…… 我们的处境困苦，面临着力量悬殊的斗争。在这个受考验的时刻，当帝国主义政府从东西南北伸出贪婪的魔爪要破坏俄国革命和剥夺俄国工农通过这场世界上空前未有的革命而获得的成果的时候，当外国银行家所扶植的北京政府企图与这些掠夺者勾结起来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刻，俄国劳动阶级吁请中国兄弟共同斗争。”[12] 当时被协约国拉入武装干涉苏俄行列的北京政府，在对外政策方面不能不考虑南方政府的态度。尽管南方政府力量还很弱，但孙中山始终高举武装反对北京政府的大旗，他的声音在全国有重要影响。他表示反对武装干涉苏俄，有力地牵制了段祺瑞政府的力量，这对处于极端困难中的苏俄也是一种支援。 四、信使往还，友情益笃 1919年夏季，红军越过乌拉尔山，消灭了高尔察克的军队，打通了西伯利亚通道。这为孙中山与列宁建立人员的直接联系扫清了障碍。 列宁最早正式提出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是在1916年，当时他正流亡伯尔尼。在一次布尔什维克党讨论民族自决权的会议上，列宁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必须与孙中山和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并把这个问题提到了自己党的面前。[13]1918年苏俄最困难时期，列宁又重提这个问题，希望得到孙中山的支援，以减轻东方的压力。因西伯利亚和远东被白军占据，交通阻隔，列宁遂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能不能从流落到俄国来、但经过十月革命有了觉悟的华工当中找一些勇敢的人，由他们去同孙中山建立联系。”[14]1918年12月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会长是刘泽荣。刘泽荣向列宁建议，请苏俄政府派一个代表团去中国，但需要“有一名奉有全权并了解中国情况的苏维埃政权的代表参加。”[15]这个代表团没能派成，但旅俄华工联合会却成联系两个伟大革命领袖的一条渠道。 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和孙中山被推举为该联合会名誉主席，会场主席台上双双悬挂着列宁与孙中山的画像，表明他们是中俄人民的伟大领袖。此举提高了该联合会的地位，拉近了中俄两大民族的距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到会致贺词，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发表讲话，称联合会“是中国现有运动与未来运动之间的纽带”。[16]大会给孙中山发去电报，告知他和列宁已被推举为旅俄华工联合会的名誉主席，电文中说“大会议决邀请您前来俄国，以便使我们有机会直接了解您，中国革命领袖的思想。”邀请孙中山访问苏俄，无疑是了列宁的意愿。 5天后孙中山在上海收到这封电报。由于上海电报局拒绝拍发通往苏俄的电报，孙中山转请友人从纽约将回电发往驻哥本哈根的苏俄全权代表李维诺夫，复电没有正面答复是否接受访俄问题，只是含蓄地说“目前中国只不过名义上是一个共和国，而政权却掌握在帝制集团和军人集团手中，人民尚未得到自由。……还应该进行一次革命来扫荡这些统治集团”。[17] 上述代表大会闭幕第二天，华工联合会中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俄国共产华员局。该局成员刘谦在当年回到国内，同孙中山见了面。二人还讨论了中国革命的宏伟设想：从靠近苏俄边界的新疆、蒙古，以及华南分三路合击北京政府，解放全国。这次会见并不是列宁的具体指示，但确实是共产华员局根据列宁关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革命的理论和列宁急于同孙中山取得联系的心情，经过认真策划而采取的行动。 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后，列宁将关注革命的重点转移到东方。1920年夏远东共和国[18]代表优林使华。苏俄方面的使者便通过共产国际和苏俄外交使团两个渠道不断来到中国。这就使列宁与孙中山加强了人员之间的联系。 会见孙中山第一位来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员是中尉军官波波夫。他向孙中山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但没有引起孙中山的注意。[19]孙中山在会见第一批俄国使者中，较为重要的是维经斯基（伍廷康）。他受俄国（布）中央远东局的派遣来华，是苏俄派到中国的第一个正式代表。经陈独秀的介绍，他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孙中山向客人询问了关于俄国和俄国革命的情况，谈了辛亥革命和袁世凯背叛革命的情况。他对如何把刚从驻扎在广州的反革命桂军手里解放出来的华南的斗争与遥远的俄国的斗争结合起来很感兴趣，“一直询问是否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或满洲里建立一个我们可以和广州取得联系的大功率电台”。[20] 对孙中山产生重大影响的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21]。他受共产国际派遣于1921年6月来到上海。当年12月23日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来到桂林，住了9天，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孙中山对马林详细讲解了自己的三民主义。马林则向孙中山详细地解释了苏俄的内外政策，特别是革命党、政治工作和依靠人民群众的重要作用。孙中山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十分赞赏，解除了他对苏俄实行过激主义的疑虑。表示愿意派人到俄国去了解情况。 孙中山派往苏俄的第一个使者是张秋白。根据列宁的指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1921年8月26日于伊尔库次克召开有中国、朝鲜、日本、爪哇、菲律宾等国参加的远东人民代表大会。后来为提高规格，会议转到莫斯科继续进行。中国代表是张国焘（共产党）和张秋白（国民党）。张秋白携带有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的委任状和孙中山给列宁的亲笔信，这样，张秋白就成为孙中山名副其实的使者，列宁与孙中山的联系人。张秋白在莫斯科将孙中山的信交给齐切林，请他转交列宁。列宁“怀着很大的兴趣和好奇心反复读了几遍”，决定接见国共两党的代表，并嘱托齐切林给孙中山回信。[22] 在会议进行期间，列宁接见了张秋白、张国焘和工人代表邓培，瞿秋白任翻译。列宁仔细询问了国共两党的情况，提出两党进行合作的建议，张秋白和张国焘都积极响应。告辞的时候，列宁以亲切的态度双手紧紧握住邓培的手，用英语对张国焘说：“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过重大的作用；在未来中国革命中，他们也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23]列宁的这次会见，毫无疑问，对推进国共合作，对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按照列宁的指示，齐切林代列宁给孙中山写了回信。回信说，我们很高兴收到您的来信，很高兴在远东劳动者代表大会上通过国民党代表与该党直接接触。“我希望不久我们的一位朋友将从这里前去拜访您本人，如不出什么障碍，也许他经常留在您身边。”[24]齐切林所说的他们这位朋友不知是谁，但从要将他经常留在孙中山身边的话语判断，至少说明这时苏俄已经考虑向孙中山派驻顾问了。 经过人员的相互往来，孙中山与列宁的关系越来越接近了。 五、所冀与君，同轨并辙 由于列宁已经明确提出国共合作问题，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迅速将此事列入工作日程。 1922年8月，马林随同越飞代表团[25]第二次来华。此次马林来华负有共产国际的明确指示。8月12日马林到达北京，随即转赴上海，立即与张太雷和张继等人联系，为实行国共合作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经过一系列筹备工作，根据马林的建议，8月28-30日中共在杭州西湖召开了中央委员扩大会议，讨论国共合作问题。[26]这是中共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第二次西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马林、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张国焘等人。会议讨论了马林带来的莫斯科的指示。[27]马林谈了国共联合战线问题和他与孙中山、廖仲恺等会谈的经过，谈了共产党仍保持独立，党的刊物照常发行；共产党除了总书记外，其余人员视工作需要，可以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但仍保留共产党员的身份和地位，名曰跨党。[28]会议对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这次西湖会议上陈独秀彻底改变了他在第一次西湖会议上的观点，积极拥护共产国际的决定，赞同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一向拥护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马林特地请他从北京来出席这次会议。这样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便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从广州避居上海，他所指望能提供援助的美、英、日等各国，无一提供任何援助。他苦闷彷徨之际，更加想起列宁。而列宁和他领导的共产国际在这关键时刻向他伸出援助之手。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给齐切林写了一封信，请尚在广州的来自苏俄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带去。信中说，“文今祸生肘腋，实由文全力支持的陈炯明一手造成。达林会将文为应付目前局面的打算转告与您。仅向您与列宁致意”。为了保守秘密，孙中山将他的打算转请陈友仁向达林转述：“如果我（孙中山——引者）没有可能到苏俄去，我现在甚至可以不去上海，而在这里战斗到最后一息，但我坚信，苏俄在我身处逆境时，也是我唯一的朋友，我决定到上海继续斗争，倘若失败，我就去苏俄。”[29]这些话，表明孙中山态度发生了重大转折，认识到列宁是他唯一真正的朋友，在革命中必须联合苏俄。 此后，马林多次与孙中山会谈，要求他接纳共产党，彻底改造国民党，放弃依靠一派军阀反对另一派军阀的政策。共产党人李大钊、陈独秀也积极做孙中山的工作。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孙中山表示愿意实行联苏、联共政策，彻底改造国民党。 1923年1月，滇桂联军赶走陈炯明，将孙中山迎回广州，广州重新成为革命根据地。这为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创造了基本条件。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马林和越飞的报告，在1923年1月4日举行的会议上，讨论了对华政策问题。会议“采纳了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赞同越飞同志旨在全力支持国民党的政策建议，并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俄国驻共产国际代表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还决定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支付资助国民党的费用，追加经费部分由外交人民委员部与越飞协调后向政治局提出。[30]从此，苏联将对华政策的重心转移到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国民党方面，苏联与广州政府的关系得到迅速发展。 1923年1月26日《孙文越飞宣言》发表。越飞在宣言中公开声明，苏联热烈同情并援助孙中山实现中国完全统一与独立事业；孙中山声明，中东铁路问题要在中俄会议解决，解决之前维持现状，苏联在外蒙古的军队可暂不撤离。[31]这样，孙中山在外交上满足了苏联的需要，从而取得了苏联给予援助的许诺。 《孙文越飞宣言》是苏联与孙中山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标志，从此双方关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孙中山还向越飞秘密通报了他在广州对军队和国民党进行改组以及举行北伐的打算，并请求苏联给予财政援助和派遣顾问，以实现上述举措。[32] 六、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1923年3月8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仔细研究了孙中山的请求，决定给予孙中山约200万墨西哥银元的援助，并给他派出政治、军事顾问小组，以及在中国西部建立一个完整的军事单位，用以奠定革命军队的基础。[33]5月1日越飞将这一决定电告孙中山，苏联政府同意给他200万金卢布的援助，用于中国统一和民族独立事业，但国民党必须进行广泛的思想政治准备工作，而革命行动必须建立在这一准备工作的基础之上。越飞还告诉孙中山，苏联准备在中国北部或西部建立一个庞大的军事单位，或者利用苏联援助的军事物资和苏联教官建立一个各兵种的军事学校，以便为中国北方的革命军队培养干部。[34] 孙中山复函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切林，说5月1日的电报给了他“很大希望”，他感谢苏联的慷慨许诺，并表示接受苏联“一切建议”，并“将用大部分精力予以完成”；他将派代表去莫斯科商谈细节。[35] 孙中山接受苏联的“一切建议”，当然首先是接受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和容纳共产党的建议。孙中山为了得到他急需的苏联援助，很快开始了对国民党和军队改组的准备工作。前已提及，西湖会议之后，陈独秀和李大钊就加入了国民党（后来陈独秀退出）。陈独秀加入国民党后即被吸收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会的成员。他在改组委员会上为国民党提出了一份新纲领和组织机构草案，草案虽然没有被通过，但还是呈递给孙中山。[36] 8月莫斯科在与广州合作方面迈出了实际步伐。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斯大林的建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要求责成鲍罗廷在与孙中山合作中，“遵循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利益，决不要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工作上要与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相配合，并通过该代表与莫斯科进行通信联系。[37]所谓“决不要追求培植中国共产主义的目的”，就是让鲍罗廷全力支持孙中山和国民党进行国民革命。8月2日，鲍罗廷与苏联新任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从莫斯科启程来华。鲍罗廷就成为前文所述齐切林提到的常驻孙中山身边的人。 鲍罗廷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曾作为列宁的代表，奔走于欧美许多国家，与那里的革命者建立联系，组织革命力量，发动革命运动，是俄国革命传奇式的人物。共产国际成立后，他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赴美洲活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他被派来华作孙中山的顾问，表明列宁和共产国际对孙中山本人和中国革命的高度重视。 与莫斯科的步伐相适应，孙中山于8月16日派出蒋介石为首的军事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蒋介石是继张秋白之后，孙中山派往苏俄的第二个使者，也是最重要的使者。代表团受到俄共（布）中央、苏联军队和共产国际的热情接待。苏联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对代表团说：只要孙中山只从事军事活动，他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就与张作霖等军阀一样，苏联就没有支持他的理由。孙中山“首先需要有广大人民群众的长期坚持不懈的政治准备，也就是说，国民党的绝大部分注意力应当放在宣传工作上”。苏联不拒绝给予军事援助，但“在目前的情况下，一个严肃的政治纲领要比一个不好的军团具有更大的意义”。[38]换句话说，国民党如不进行改革，苏联就拒绝给予军事援助。蒋介石明白，苏联最高领导人说话的分量，表示国民党将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使华代表团成员和加拉罕[39]的私人代表来到广州。他初步了解到国民党与党员没有组织联系的涣散状况，建议“要根据确切阐明的纲领和党章来改组国民党”，还建议成立军校，培训军政干部，以便改组整个军队；他利用广州为他举行的一系列宴会，做长篇发言，讨论问题，把宴会开成真正的会议。鲍罗廷满意地说，“正是在这些宴会上为国民党改组工作奠定了基础”。[40] 10月18日，孙中山任命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来被聘为政治顾问），并举行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国民党改组随即进入了实施阶段。孙中山还任命廖仲恺、汪精卫和共产党人李大钊等5人为改组委员。委任廖仲恺、胡汉民和共产党人谭平山等9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李大钊等5人为候补执行委员。[41]这样，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进入了国民党领导班子或关键岗位，为国民党的全面改组提供了组织保证。 为与国民党改组步伐相衔接，当年11月下旬，中共举行三届一中全会，会议确定，“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在扩大组织方面，在国民党有组织地方，中共同志一并加入，在无组织地方，帮助其创设；在矫正其政治观念方面，对三民主义中之民族主义，“促其做反帝国主义的宣传及行动”。[42]中共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人在《向导》等报刊上发表文章，积极向国民党提出建议。12月中旬，中共中央、团中央和两个地方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会上共产党和青年团一起成立了帮助国民党改组常设委员会，委员会调查了还没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共党员人数，并发出指示，未加入者立即加入国民党。[43]从此中共党员开始大批加入国民党，加快了国民党改组的步伐。 在着手改组国民党的工作伊始，鲍罗廷不断向孙中山表达了如果国民党不接纳共产党并进行彻底改造，就休想得到苏联援助的强烈信息。但“构成孙中山扈从的那些军阀、官僚和商人把苏俄、共产主义和鲍罗廷更多地视为威胁，而不是伙伴。”[44]孙中山本人一方面渴望得到苏联的援助，另一方面对实行激进的社会政策（如实行土地再分配政策、彻底依靠和发动工农大众等政策）表示犹豫不决，因为这样做必将失去他原来一部分坚定的支持者。鲍罗廷来到广州，除了他是革命权威和会带来苏联援助之外，一无所有。恰在这时，广州发生了严重的军事危机。11月初，陈炯明的军队杀回广州，12-13日广州处于最危险的关头，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全城。孙中山甚至曾经准备再度出走广州。这时鲍罗廷显示出他革命家的智能和胆略，说服国民党执委会的成员们与他一起前往各自的街区，鼓励将士奋勇抵抗；组织中共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与他合作的国民党员继续保卫城市。到15日以前，已有540名志愿人员应征到了前线。有后备军和积极分子的参战，广州军队的抵抗更加坚决。陈炯明的军队对受到如此坚决抵抗毫无准备，于18日夜撤离广州。[45]广州转危为安，不仅使鲍罗廷威信大增，而且表明，民众一旦动员起来将会发挥何等巨大的威力！从此，孙中山更加信任鲍罗廷。11月18日以后，孙中山与鲍罗廷就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国民党代表会议，建立由志愿兵组成的国民党常备军等重要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孙中山为表明与中共合作的决心，对他的追随者发出警告说：“如果你们不同共产党人合作，如果国民党员们表现出反对这种合作，我就断绝同国民党的关系，加入共产党”。[46] 经过紧张的筹备工作，1924年1月20-3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主持大会。出席大会代表165人，其中有20多名共产党员代表，出席大会的著名共产党活动家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李立三为会议胜利进行发挥了重大作用。李大钊是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中央临时执行委员会做工作报告。 为开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起草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这是共产国际为国民党代表大会精心准备的文件，“将它作为国民党党纲的基础介绍给国民党”。[47]在《决议》通过的前夕，正在莫斯科访问的国民党军事代表团全体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会上讨论了《决议》的要点，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对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谈了看法，蒋介石表示拥护共产国际的指导，代表团还参加了对《决议》草案的讨论。[48]11月28日《决议》为共产国际主席团通过。它为大会认识中国革命的性质，明确国民党的任务，制定出正确的革命纲领和革命策略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指导性建议。 《决议》指出，国民党酝酿和发动了辛亥革命，但并没有将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其主要原因是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国民党要领导中国解放运动，就必须对三民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以表明国民党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决议》将民族主义解释为，对国民党是依靠广大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争取中国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对工商资产阶级来说，意味着更好的发展国家生产；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其全部含义是，既要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不致遭受本国资产阶级的压迫。民族主义的另一面是：中国民族运动要同受民族压迫的各少数民族的革命运动进行合作。对民权主义的解释是：对民权应看作是当前中国实行的一条革命原则，只有那些真正拥护反帝斗争纲领的分子和组织才能广泛享有自由和民主权利，决不使帝国主义帮助者及其走狗（军阀）享有这些权利。对民生主义的解释是：将外国工厂、银行、铁路等收归国有，国有化的原则也适用于民族工业；不实行土地国有化，但应对缺乏土地的广大农民直接分配给他们土地。《决议》还明确指出，共产国际曾经而且还将指示中国共产党全力支持国民党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国民党应当把全国的解放运动建立在广大人民群众支持的基础上，利用侵华帝国主义者之间的矛盾，与苏联建立统一战线，以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华势力。[49]鲍罗廷将《决议》内容向国民党临时执委会作了传达。 鲍罗廷被孙中山指定为一大《宣言》的起草人。他按照上述共产国际《决议》的精神起草了大会最重要的文件《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是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的纲领，是指导国民党改组和国共关系的基本文件，实际上也是莫斯科与广州进行合作的条件。《宣言》最重要的部分是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了重新解释。民族主义：“国民党之民族主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所谓“自求解放”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整篇宣言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放在突出位置。民权主义：“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私也”；“凡卖国罔民效忠于帝国主义和军阀者”，无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权利；民生主义的原则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50]《宣言》与共产国际《决议》精神基本吻合，有的部分文字大体相同。 鲍罗廷起草的《宣言》由瞿秋白翻译成中文，交汪精卫润色定稿。汪精卫尽量缓和鲍罗廷使用的语言。鲍罗廷坚持“必须把农民和工人吸收到争取中国统一与解放的斗争中来，否则革命就会失败。”[51]在鲍罗廷的坚持下，《宣言》加重了依靠农工大众的分量。在讨论过程中，对接纳共产党和进行反帝斗争部分，会上斗争最为激烈。国民党右派和部分海外华侨代表反对将反帝内容写入宣言。孙中山受他们的影响，在1月23日准备通过宣言时，向鲍罗廷提出“是否将宣言完全取消为好，而代之以他本人为全国政府起草的纲领”。鲍罗廷认为如果取消纲领，必将毁掉代表大会的全部成果。他向孙中山解释说，他的纲领需要加工和完善，但“无论如何不能与宣言混为一谈，宣言第一次比较明确地谈了党的迫切任务和党如何理解自己的主义”。经过鲍罗廷长时间的做工作，孙中山态度发生转变，放弃了原来的想法，同意将宣言提交大会通过。[52] 随后孙中山出席大会，宣言被顺利通过。 这一情况表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建议，将他从辛亥革命时期创导的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政纲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在主要原则方面是一致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53] 国民党一大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党的章程，选举出党的领导机构，设立了党的工作机关，国民党从主义到领导成员面貌一新。中国共产党接受新三民主义为自己的奋斗纲领，中共党员进入国民党领导机构和大批加入国民党地方组织，使国民党的力量迅速壮大。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民党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了改组，同时也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0月7日苏联派来的“沃罗夫斯基号巡洋舰” 满载着武器弹药驶进广州湾，大批苏联军事顾问也相继到来，孙中山自己的武装力量迅速发展起来。 正是在列宁领导的俄共和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孙中山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实现了国共合作，有了自己的武装，从而造就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 七、伟人已逝，友谊长存 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1924年1月21日晚6时50分，列宁病逝于莫斯科郊区的哥尔克别墅。大会通过议案，休会三天；南方政府各机关下半旗，以志哀悼。作为列宁的朋友、在危难时刻得到苏俄帮助的孙中山，其悲痛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他亲笔书写“国友人师”，高度评价列宁。在追悼大会上宣读祭文说：“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携。君遭千难，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亘古如生，永怀贤哲。”[54]孙中山向苏联政府对列宁逝世表示深切哀悼，在唁电中说，列宁的“名字和对他的纪念将永世长存，人们将继续诊视他那种造成最高度的政治家和有创造力的领袖的英雄品质。他的著作也将永存”[55]。1月25日孙中山在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发表悼念列宁逝世的演说，指出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是一个革命中之圣人，是一个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对他的逝世，我们的感想和教训“就是大家应把革命党巩固起来，成为一个有组织有力量的机关，和俄国革命党一样。”[56] 随着列宁逝世噩耗的传开，全国各界人民自发地形成悼念列宁、推进中国革命事业的高潮。众议院行政委员会、中国学生联合会总会、北京政法学院等团体，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长沙、南昌、武汉等城市，甚至一些边远县城（例如，湖南安化县）的学界、工商界，以及一些知名人士，或发唁电，或举行集会，以悼念列宁，尊崇他为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宣传他的革命思想，感激他对东方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同情。[57]在北京民生周刊等团体召开的遥祭大会上，“某君读哀辞，读时痛哭流涕，全场咸为之感动”。[58]马叙伦在北京学界追悼列宁逝世大会上说，列宁是世界弱小民族的提携者，他的逝世，中国失去一良友，“尤其是我们主张国民革命者失去一良友”。[59]李大钊特别在2月7日“二七惨案”的周年纪念日发表演说，指出“列宁同志是世界上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者，他的死是全世界被压迫阶级与民族，尤其是东方被压迫民族若中国，一件莫大的损失”，号召无产阶级学习列宁的革命精神，投身争取自由的斗争，向军阀讨还血债！[60] 只过了一年，1925年3月12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由于为革命积劳成疾，也与世长辞了。留下《国事遗嘱》、《家事遗嘱》、《致苏俄遗书》三个文件。在《致苏俄遗书》中说，“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欣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孙中山还请宋庆龄代他访问苏联，以实现他的遗愿。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访问莫斯科，向苏联人民阐述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讲述孙中山与列宁的伟大友谊，实现了孙中山的遗愿。 正像中国对待列宁逝世一样，俄国党政人民各界对孙中山的逝世也引起巨大悲痛，并表示继承列宁的遗志，继续支援中国革命。3月13日，也就是在孙中山逝世的第二天，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专门就悼念孙中山逝世事项召开会议，决定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北京政府，吊唁孙中山逝世；以俄共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的名义向孙中山的灵柩献花圈；以俄共中央委员会、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致函国民党，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致全中国人民书；责成维经斯基照料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群众大会；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在全欧洲组织相应的群众大会。[61] 这些决定都一一实行了。共产国际致国民党的唁电说：“第三国际谨守列宁之意志，从事教导全世界工人竭全力援助东方民族解放运动，而对于中国尤为注意”。[62]共产国际致各国工人书说， “全世界革命的无产阶级对为争取本国人民的独立而斗争的战士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孙中山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而且也是西方各国工人和东方各国劳苦大众至死不渝的朋友”，号召工人同志们团结起来，支持中国劳苦大众的民族解放运动。[63]苏联《真理报》等各大媒体还发表大量悼念孙中山的文章。同列宁活在中国人民心中一样，孙中山也活在俄国人民心中。 列宁与孙中山的友谊，既是他们个人之间的友谊，也是俄国共产党人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友谊，这种友谊是超党派的。由于这一友谊是由革命利益和民族利益联系起来的，它也就是中俄两大民族的友谊，其伟大作用早已超越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成为长久促进两大民族发展友好合作的宝贵财富。中俄已结成战略合作伙伴，实现了孙中山中俄“携手并进”的遗愿。在我们今天面对两大民族友好合作光明前景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以诚挚的心情感谢两位历史伟人！ （2006年3月15日完稿） [1] 李玉珍著：《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台北，1996，第7页。 [2]《苏联共产党决议汇编》，第265、286页。 [3]《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列宁全集》，第19卷，第82页。 [4]《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家比利时杂志，所刊出的文章为《Chaina’s Next Step 》。 [5]《高尔基选集》，第29卷，转引自《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6-19页。 [6]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孙中山为理事长，宋教仁任理事。1913年3月，孙中山出国，宋任代理理事长，被袁世凯刺杀。 [7] 该协定1918年5月16日签订，但在酝酿过程中就引起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 [8]《齐切林文章言论集》，莫斯科，1961，俄文版，第59-60页。 [9] 转引自《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36页。 [10] 汪精卫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政治周刊》，第2期，第10页。 [11]《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1卷，莫斯科，1959，俄俄文版，第415页。 [12] 同上，416页。 [13]《真理报》，1925年3月14日。 [14] 同上。 [15] 海菲茨：《国内战争时期的苏俄与东方邻国》，莫斯科，1964，俄文版，第360页。 [16]《真理报》，1920年6月30日。 [17]（苏）《亚非人民》杂志，1963年，第1期，第73页。 [18] 远东共和国（1920年4月6日-1922年11月15日）是根据列宁的建议建立的苏俄与日本之间的缓冲国，包括俄国外贝加尔州、阿穆尔州和滨海州地区，首都上乌丁斯克，1920年10月迁往赤塔。以俄罗斯为“母国”。其内政、外交和军事实际上受俄共（布）中央领导。 [19]《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55-56页。 [20] 伍廷康：《我与孙中山的会见》，《真理报》，1925年3月15日，转引自《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五-一九二七）》，第17页。 [21] 马林，荷兰人，共产国际代表，原名斯内夫利特，会见孙中山时化名马丁。 [22]《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第116页。 [23]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卷，东方出版社，第199页。 [24] 薛衔天等：《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675页。 [25] 为打开与北京政府的外交关系，苏俄政府派出以越飞为首的高规格的代表团使华。1922年8月该代表团抵达北京与北京政府进行谈判。由于苏俄红军进入外蒙古等问题，在中苏建交问题上没有取得进展，但因越飞的努力，苏俄政府确定了联合孙中山的方针。 [26] 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3页。 [27] 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中国议程速记纪录 1922年12月2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俄文版，第164页。 [28] 包惠僧；《回忆马林》，《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04-105页。 [29] 达林：《中国回忆录》，第149页。 [30]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42号纪录 1923年1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170页。 [31]《孙文越飞宣言》全文，见中国国民党宣传部编：《中国国民党宣言会刊》，上海，1928，第39-40页。 [32] Р.А.米罗维茨卡娅：《国民党战略中的苏联（20-30年代）》，莫斯科，1990，第29页。 [33]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3号纪录（摘要） 1923年3月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206页。 [34]《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159页。 [35]《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159-160页。 [36] 斯内夫利特档案第292/3143号，荷兰文手稿，引自李玉贞主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第84页。 [37]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1号纪录，《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239-240页。 [38] 巴拉诺夫斯基关于国民党代表团拜访托洛茨基情况的书面报告 1923年11月27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306-308页。 [39] 加拉罕来华前任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副外交人民委员，分管对华事务，1923年6月被任命为苏联驻华全权代表，8月来华。任上实现了中苏建交和改组国民党两项重大任务。 [40] 鲍罗廷关于华南形势的札记 1923年12月1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335-337页。 [4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97页。 [42]《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中央党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00页。 [43] 鲍罗廷同瞿秋白的谈话纪录 1923年1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342-343页。 [44]（美）丹尼尔·雅各布斯：《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中译本，殷罡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第114页。 [45]《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中译本，第117-119页。 [46] 《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中译本，第122页。 [47] H.Л.玛玛耶娃：《共产国际和中国国民党》，莫斯科，1999，俄文版，第54页。 [48] 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速记纪录 1923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302-303页。 [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 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集》（1919-1924），第283-286页。 [50] 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北京：光明出版社，1985，第11-22页。 [51]《鲍罗廷——斯大林派到中国的人》，中译本，第125页。 [52] 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宣言的危机时刻 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第426-431页。 [53]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99页。 [54]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2月25日，第6版。 [55]《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第538页。 [56]同上，第535-537页。 [57] 见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第700-708页。 [58]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2月8日，第6版。 [59]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月30日，第6版。 [60] 见《李大钊选集》，第499-500页。 [61]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文件集，第1卷（1920-1925），莫斯科，1994，第528-529页。 [62]《向导》 周报，第3集第107期。 [63]《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一九二五-1一九二七）》，第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