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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俄合璧韵编》（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й словарь，以下简称《韵编》），是巴拉第·卡法罗夫（П.И.Кафаров,Палладий.1817-1878）一生学术活动的最后结晶。“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其生平的最后几年，集中精力编辑这部《韵编》”[1]。所谓“最后几年”，指的是1871年春，即他从南乌苏里边区考察回到北京至1878年10月初因病离开中国的这段时间[2]。三个月之后，这位杰出的东方学家客死法国。终其一生，都没来得及编完和出版这部《韵编》。后来，《韵编》的手稿由另一个汉学家П·C·波波夫（П.С.Попов,1842-1913）加工整理，于1888年在北京同文馆出版。两卷本的《韵编》使巴拉第·卡法罗夫世界知名，据他自己的看法，这是他学术活动的最后“绝笔”之作，是“他评议中国各种现象的集中体现”，“他打定主意赋予词典百科全书的性质。即里面包含了各种各样的有关中国的内容，尤其是阐明了哲学与宗教体系。”[3]。下面，我们就简单来分析一下这部享誉国际汉学界的名著《韵编》及其在俄罗斯汉学史和中俄文化交流史上的意义。 一 《汉俄合璧韵编》从编辑到出版的历程 事实上，俄罗斯档案馆现存的资料，很少涉及巴拉第·卡法罗夫编辑这部《韵编》的过程，仅在他的报告和信件中有一些蛛丝马迹。П·C·波波夫在《韵编》序言中说，巴拉第·卡法罗夫是从1871年春天开始编辑这部《韵编》的，但是，他没有注明资料来源。后来的学者也都依样画葫芦[4]。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完全相信这是事实。巴拉第·卡法罗夫从1871年春天结束南乌苏里边区的调查后，就回到了北京布道团。然后，就深居简出，没再参与过其他社会活动。1872年，他在给奥斯汀-萨克恩的信中说：“在我肩上，对布道团还担着一份责任，就是按照汉字部首编辑一部词典。很明显，因为我如今的同事们，很少熟悉其他语言，将来他们要靠这部词典为生。我们已经达成共识，大家都把少许的珍贵时间用于编辑这部词典，并打算在这里出版它”[5]。毫无疑问，这里所说的“词典”就是后来的《韵编》。1877年2月12日，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写给全俄东正教事务衙门的信件中说“去年我从事编辑的、主要是为中国布道团教士们做参考资料的汉俄成语词典，将会拖到今年年底”[6]。而数月之后，1877年10月23日，他在写给费·奥斯汀—萨克恩的信里却说，由于他当初打定主意赋予词典百科全书性质，所以“这部词典的编辑会拖很长时间，可能只能在明年编完，如果风湿病能特意照顾我这双衰老的腿骨的话”[7]。这说明，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编辑词典的性质——“百科全书式”，使词典编辑增加了不少难度；其次，巴拉第·卡法罗夫得了严重的风湿病，所以，随着身体状况的恶化，他不得不把词典完成的时间一拖而再拖。到1878年2月份，巴拉第·卡法罗夫已经很吃力了，他在给一位不知名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忙于编自己的词典，我不知道怎么才能完成它”[8]。1878年8月30日临回国前，他给一位经商的中国学生写信，信中说“我的健康状况很糟糕，因此，看样子，今年可能还编不完我的汉俄词典。如果上帝让我的健康稍微好转一些，什么时候完成，我将把它携带到欧洲，那里比较方便出版这类东西。而且，那里很多人都熟悉我”[9]。可见，巴拉第·卡法罗夫完全是带病工作。可惜，他信仰的上帝很绝情，没有让他的身体好转。10月2日，在一名法国使馆医生的陪同下，到了上海，以便从那里通过海路到西欧。医生告戒他，因为气候变化剧烈，如果巴拉第·卡法罗夫马上回到俄罗斯，那么，将会对他虚弱的健康以致命的打击。在围绕亚洲大陆进行了长时间的旅行后，这位俄罗斯学者于12月5日到达马赛。第二天下午3点，他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1879年元月2日，遗体被运到尼斯，葬在靠近东正教教堂的俄罗斯人墓地[10]。 可见，巴拉第·卡法罗夫生前没有完成这部《韵编》的编辑，加工整善这部词典手稿的使命落到了П·С·波波夫身上。他当时任俄罗斯驻北京使团的一等翻译，和巴拉第·卡法罗夫交情很深，也是著名的汉学家，有汉名“茂陵”。波波夫是什么时候开始增补和修订《韵编》的？可能是始自1880年。1890年，波波夫写信给费·奥斯汀-萨克恩，说“为了增补和完善这部著作，六年里，我必须每天辛苦工作5小时，至于另两年为它的出版问世而进行的既费力又呆板的工作除外”[11]。这里说得很清楚，增补和修正《韵编》花了六年时间，后来，为了出版这部《韵编》，又花了两年时间。《韵编》最后于1888年出版。这样看来，波波夫大约是1880年开始获得手稿，并开始增补和修正的。 至于这部《韵编》究竟有多少内容是波波夫增补的？根据波波夫自己的说法：“在八年的时间里，已故学者虽经艰苦的劳动，在数量上却没有完成词典的一半，在质量上，所有最重要的术语都是根据儒、道、佛来确定的，充分表现出了他渊博的学识“[12]。这里恐怕有误。因为，巴拉第·卡法罗夫应该不止完成词典的一半。因为在1878年2月1号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透露，他已经开始联系出版词典的事宜：“К·А·巴拉马耶夫（俄国驻汉口总领事——译者注），给我写信，他提议我们汉口的商人出资出版我的词典，可是所有人都拒绝了。但是我绝不求他们，我想我的词典要通过另外的方式出版。……我的词典仅仅针对研究，不是作一般用途的”[13]。如果巴拉第·卡法罗夫当时还没有完成词典的一半，他就不会急着联系出版的事宜。所以，波波夫的增补是有限的，应该不到一半。但是，波波夫对之作了很多增补和修正，恐怕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在俄罗斯科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很理智。一般都采取这样的说法：“不论在俄罗斯，还是在中国，从词典的名称就可以看出，波波夫是词典的合著者。最后，还特别注明‘补译’，即‘补充翻译’或者‘注释’”[14]。对于波波夫的增补，后人评价不很看好。后来苏联汉学之父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说：“这种补充，即‘补充翻译’，是很不成功的”，所以他建议，将来再版卡法罗夫的这部词典时“用特别的字体来标明巴拉第部分，以便不与波波夫增补的部分混在一起”[15]。不过，有一点是大家公认的，即没有波波夫的劳动，巴拉第·卡法罗夫这部杰出的词典，就不可能问世。所以，对波波夫本人一般都深表敬意。费·奥斯汀-萨克恩就在信中表彰波波夫，说出版这部词典是“真正的功劳，是无限尊敬科学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体现”[16]。 这部词典最后得以出版，除了编辑费了不少力气外，联系出版也颇费周折。前面已经说过了，巴拉第·卡法罗夫本人早在1878年2月份以前，就已经委托汉口领事巴拉马耶夫联系过出版事宜，企图由商人出资出版。但是，这群商人觉得该词典只对学术研究有用，不是一般的翻译词典，所以事不关己，就高高挂起了。为此，巴拉第·卡法罗夫还很伤心，他说：“词典只能采取另一种方式出版了”。直到1886年，波波夫增补工作差不多完成的时候，又开始了出版事宜的联系。也许吸取了教训，也许他清楚巴拉第·卡法罗夫所说的另一种方式的内涵，所以，这次就没有去找商人资助，而是向沙俄政府直接请求帮助。1886年3月份，他就满清政府的政治问题，给当时外交部副部长A·弗拉卡林写了份很详细的长篇报告，其中也请求政府拨款资助出版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这部已经完善了的词典。他在报告中说：“12年过去了……··大司祭巴拉第编辑了汉俄词典，这部词典是我们长期以来深感必须的一部词典。特别渊博的学识，加上有鉴别力的头脑——这些就是即将出版的这部富有价值的著作所允诺给我们的，它出自一个德高望重的汉学家之手。令我们非常遗憾的是，我们的这份愿望似乎命中注定难以实现。长期地，孜孜不倦地劳累损害了大司祭的身体，残酷的死亡之手把他从我们身边夺走，他那开始了的著作还没能进行到一半。不止我一个人对死者怀有特别的敬意，而是所有熟悉他的人，都认为它的著作具有现实意义。一想到这部著作，就像很多前辈们的著作一样，命中注定要成为牺牲品，在档案馆沾灰尘，我们就心痛。受这种感觉的影响，我不顾自己力量微薄，学历不逮，仍然决定把完善词典的这份重担挑起来。已故学者所掌握的历史资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的我的负担，5年后，我成功了，最后终于完善了这部词典”“阁下，您比任何人都清楚，像这类著作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特别是现今需要扩展与中国的贸易、政治关系是长期必需的……”[17]。这样的表白，可谓情文并茂，感人肺腑。果然，外交部的官员被感动，于是呈报沙皇，请求批准拨款。1886年7月，沙皇终于批准了亚洲司关于请求拨款出版这部词典的报告。要知道，在当时情况下，沙皇政府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克里木战争（1853-1856）才结束不久，国家元气未复，这个时候正是俄罗斯政府连续发生财政赤字和危机的时候。但之所以批准拨款出版这部词典，原因在于国家，特别是外交部认为出版这部词典“能够在加强关系……··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方面带来巨大的好处，也是翻译们的需要”[18]。当时，为了培训翻译，俄罗斯在库伦和伊宁建立了培训学校[19]。不过，无论国家出于什么考虑，反正对学者们来说，只要国家拿钱出版这部词典就行。于是，在沙皇批准请求后不久，波波夫就开始准备出版事宜。可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印刷厂收藏的汉字铅字不够，怎么办？这时候，受聘于同文馆的教师，美国传教士乌·马耳金知道了这件事，他是波波夫的好友，对巴拉第·卡法罗夫也很尊敬。他听说圣彼得堡缺少汉字铅字，于是，就赶紧给波波夫提建议到北京印刷。这个建议被采纳了。波波夫马上离开圣彼得堡，前往北京。途经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波波夫想起北京缺少排字工人，于是赶紧挑选了一个排字工人，于1887年3月一块到达北京。之后，由于排字工人得了场病，所以词典的排版工作直到1887年6月才开始。为了加快排版速度，波波夫又写信去伊尔库茨克召请来一名排字工人[20]。据波波夫说，就算在北京，也没有足够的铅字来排印词典。后来，得到天津俄罗斯驻扎官、商务参赞A·斯塔尔采夫的帮助[21]。他不但去上海为出版词典定购铅字，直接邮到北京，还提供了俄文铅字。另外，词典扉页上标明“掌院修士，巴第遗编；象胥上士柏百福补译，素食埜人李寿轩，金台业儒甄云甫参校”。所谓“掌院修士”就是指“布道团首脑”，“巴第”即巴拉第之略，“象胥”就是翻译，“象胥上士”就是一等翻译，“柏百福”就是波波夫。至于两位参校者“素食埜人李寿轩，金台业儒甄云甫”，是中国人，但并非东正教士。按照教会史学家H·阿多拉茨基的考述，这两个人曾任俄罗斯馆的教师。其中“李寿轩在布道团任教三十多年，是几代俄馆学生的老师。而甄云甫则帮助波波夫完成巴拉第词典的编辑修改。这两人，都非常传统，尤其是李，因极力反对基督教而和自己的学生进行激烈辩论”[22]。他们曾经向巴拉第提供在武昌的书店可以买到伊斯兰教汉文文献的信息。词典的汉语校对，肯定是他们完成的。可见，这部词典是中俄两国人士携手合作的结晶。 所有在中国工作过的俄罗斯人，特别是汉学家们，都带着浓厚的兴趣关注着巴拉第-波波夫词典的出版工作。北京俄罗斯邮政所所长H·N·贡博耶夫于1888年6月22日从北京写信给Г·Н·波塔尼恩时，就顺便谈及过波波夫出版词典的准备事宜。其中说“波波夫花了整六年时间来完善这部词典，又花了两年时间来出版它。书——篇幅很庞大，巴拉第神父自己就花了八年时间辛苦地编它”[23]。到1888年9月，已经完成了词典（约130印张）大部分内容的排版。究竟这部词典一共印刷了多少部，不得而知，词典上没有标明。不过，有蛛丝马迹表明，印刷量不会很多。1889年10月20日，据汉口的俄罗斯领事П·А·德米特里耶夫斯基写信告诉波波夫，汉口筹集的钱，只够订购13部词典[24]。谁知道，十年之后，这部词典竟成了图书馆的珍品。早在1890年，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就已经感觉到这点。那时词典刚刚出版不久，有一份图书资料部的档案文件，文件下方有一简短脚注，说“有关东方的书籍特少。北京布道团出版的书籍很少获得。有关东方的词典更少，如果有巴拉第—波波夫的词典，我们需要”[25]。鉴于此，东西伯利亚分会于1894年1月27日写信给里加H·金梅尔书店，求购一些书籍，其中就包括波波夫出版的这部词典。另一个更生动的事例是，一位俄罗斯活动家向俄国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要求提供一部巴拉第·卡法罗夫—波波夫《韵编》，遭到了拒绝。1909年，科学院秘书C·Ф·鄂登堡在回信中这样说明有关理由：“收到您3月6日编号为368的请求信，我们满怀敬意地告诉尊敬的阁下，巴拉第·卡法罗夫—波波夫《韵编》不是我们科学院出版的，在亚洲博物馆里仅有一本，经常有人要查阅，所以，我万分遗憾，不能满足您阁下的要求……”[26]。可见，这部词典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俄罗斯已经成为图书馆的珍藏品，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部词典的学术价值。我手头这部词典得来也很艰难，是我导师Л·С·贝列洛莫夫博士用自己一套很珍贵的汉文典籍《太平御览》从一个汉学家手中换来的。《韵编》的扉页印有一个红色宋体“吴”字，像是铅字印上去的。下面有乌克兰语签名（草体，无法辨认），签名地点是乌克兰的“基辅”。可能是一位姓吴的中国人，带到乌克兰，为乌克兰人所得，然后又辗转到莫斯科，于今，又辗转回到了中国，入了我的手。可见，文化交流，只要有心，传来传去，虽费周折，但颇生动。每一宗文化交流，都一定伴有脍炙人口的故事。 二 《汉俄合璧韵编》参考资料考述 在进入正题之前，很有必要谈谈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图书馆收藏的中文词典、字典以及韵书的基本情况。据不完全统计，布道团图书馆收藏的文字音韵方面的书籍不下五十种，现将其罗列如下：《经籍纂诂》；《合并篇韵》；《韵鑰》；《韵府萃音》；《韵汇》；《韵学》；《韵学锦囊》；《韵府拾遗》；《韵学集成》；《洪武正韵》；《韵补》；《吴下方言考》；《类音》；《玉篇》；《康熙字典》；《字林通考》；《元音统韵》；《方言杂字》；《骈字类编》；《正字通》；《字汇》；《字汇补》；《字林考逸》；《大藏九音等韵》；《补详字义》；《谐声品字笺》；《古今通韵》；《古今韵略》；《古韵通》；《合并字学》；《韵综集学》：《韵学》；《韵综》；《佩文韵府》；《集韵》；《集韵编杂》；《音同义异》；《音韵约编》；《音韵辑要》；《诗韵珠玑》；《音韵逢源金》；《音韵正讹》；《诗韵音义注》；《音韵注略》；《四声领萃谱》；《音鉴》；《原韵谱》；《佩文×韵》；《一切经音义》；《×韵通》；《六书赋音义》；《左韵通》；《经韵集字析解》；《正音嚼华》。等等，共约54种[27]（×为原文漫漶，不可辨认——作者说明）。 其中有些韵书字典，现今已经不存，有些则一般目录书籍无载。原因可能很多，因为布道团的藏书来源很复杂，有的是满清官员白送，有的是教士们自己上街买来，有的是抄本， 有的是刻印。收藏形式和来源都很复杂，但是，藏书就目录来看，确实丰富多彩。看看上面的目录，几乎涵括了所有满清以前的韵书字典。有这样丰富的语言音韵学资料，对研究语言学的人来说，是多么令人幸福。难怪巴拉第·卡法罗夫愿意枯坐冷板八载有余，是乐在其中啊。 根据相关资料记载，巴拉第·卡法罗夫编辑《韵编》，主要参考了如下几种音韵及字书： 1．《康熙字典》，清康熙敕撰。主编张玉书、陈廷敬等。 2．《正字通》，（清）廖文英（撰）。本明朝张自烈撰，清廖文英买断原稿，然后署以己名[28]。 这两种参考书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的研究员舍米拉斯列出的[29]，没有说明根据。但是，波波夫在《韵编》的序言里没有提到这两种参考书。我们认为，这两种书，巴拉第·卡法罗夫应该是参考了的。原因很明白：一是这两种书是中国字典的名著。《正字通》《字汇》在当时都是很流行的字书，在此基础上编辑的《康熙字典》就更不用说了。如果巴拉第·卡法罗夫连这两种最基本的字书都没有参考，那是说不过去的。再就是，这两种书都收藏在布道团图书馆里。近水楼台，有月先得，顺理成章。当然，《韵编》以“韵”为脉，这些《字典》未必就是其主要参考书。 3．《诗韵音义注》，波波夫说，该书作者朱奎，外号辛举业(Синь цзюйе音译)。1803年出版，共十卷，里面收集了大量诗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都不见著录该书。 4．《韵综》，波波夫说，该书陈贻厚著，出版于1804年。在《康熙字典》和《佩文韵府》基础上编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书目答问》都不见著录该书。 5．《佩文韵府》，波波夫说，该书1705年出版，多达106卷。按：此书为张玉书等奉敕编撰，于1711年成书，专为诗人作诗选取词藻而编，可用来查找诗文句子的出处。全书收录单字一万，均按平水韵编列[30]。 6．《骈字类编》，波波夫说，1739年出版，可惜数量有限。全书共收字1604个，分装14册。按：此书清张玉书奉敕撰，240卷，于雍正四年（1726年）成书[31]。 7．《谐声品字笺》，波波夫说，成书于1676年，虞闻子撰，有57声，1500字，收字2万多个。按：此书由虞德升编撰，德升，字闻子，浙江人。其书体例把谐声相同的字都归于一块。“总57声，分39字，合96音，其千六百母，而六万有奇之字毕归之”[32]。 8．《字贯》，波波夫说，该书出版于1774年，王韩伯（王锡侯，1712-1777）编。王锡侯为江西人，著名藏书家，《字贯》就是他的著作[33]。 上面这六种书籍，波波夫都作了简要考证[34]。但由于他不像巴拉第一般渊博，因此信息都不太准确。而且，有些书籍，像《韵综》和《字贯》等书，一般书目均不见载，可见即使书目信息准确无误，那么，其在音韵史上之不重要，自不待言。同时，我们相信，波波夫在这里所罗列的参考书，未必就是巴拉第·卡法罗夫所参考过的书目。可惜，巴拉第·卡法罗夫去世时，词典尚未完成，自然来不及写序言，也就不太清楚波波夫所言是否有据了。不过，根据我们的推测，在布道团图书馆里收藏着那么多音韵字书，实际参考的书籍未必就只有这8种，何况其中还有两种在当时中国学术界根本不受重视。 又，根据波波夫的《韵编》“序言”，巴拉第·卡法罗夫编写《韵编》时，还参考了另外两种词典：一是大司祭阿瓦库姆，也就是A·切斯特洛伊的汉俄词典手稿。大概其词典手稿当时保存在北京布道团，所以，巴拉第·卡法罗夫得以参考；二是Concalves的《汉葡词典》，似乎也是手稿。1880年，波波夫接手《韵编》后，又参考了其恩师帕·瓦西里耶夫院士的著作《汉字的字形体系》，这实际上就是一部《汉俄词典》。不过，这是国外首部按汉字字形检索的汉外双语词典。虽然波波夫是瓦西里耶夫院士的得意门生，但是，出于不破坏巴拉第·卡法罗夫词典的原体系——偏旁检索，所以，就没有将瓦氏字形检索体系应用到这部《韵编》上来，以至后来招致老师的批评：“唉，鲍威尔·斯捷潘诺维奇，你没有根据我的字形体系来改造它，真是不该！”[35]；其次，还参考了S.Wells Williams的《汉语音节词典》。而有关植物名录俄语译音，则全部参考当时俄国驻北京使团的医生E·贝勒士奈德的《中国植物学》等著述。 三 《汉俄合璧韵编》“汉音俄拼体系”的介绍 从学科角度讲，这是个音韵学问题，但是在这里，我们不准备从音韵学角度出发来做专业性很强的深入研究，而只是从历史学的角度来梳理一下这个问题的历史痕迹。根据资料，早在比丘林时，就已经逐步完善汉音俄拼体系。比丘林在其《汉文启蒙》中就辟专章讨论汉字音韵问题，虽只是介绍，但已经开始用西里尔字母来拼汉字。在《汉文启蒙》的附录里，有一个“汉音俄拼字母表”。总共有446个音节[36]。有关比丘林的这个汉音俄拼体系，学术界一般称之为“比丘林体系”。这是十九世纪初期的体系；而巴拉第·卡法罗夫所创立的汉音俄拼体系，俄罗斯学术界一般称之为“巴拉第体系”[37]，总共有422个音节[38]。他们音节的差别，我们用表格来表示如下[39]：
非常接近了。他们之间，只有两点细微差别：一是现代汉语拼音体系里的“zhei”（Чжэй）和“zhuai”（Чжуай）两个少见的音节，在现代《汉俄词典》汉音俄拼体系里有这两个音，而巴拉第体系里没有。这两个音节非常少见，只有区区数个字；二是现代汉语里“chuo”这个音节，于现代《汉俄词典》里用“Чо”来表示，而巴拉第体系则拼为“Чуо”。从语音学角度看，“Чуо”比“Чо”更接近“chuo”这个音。因为，“у”这个音节在此不能省略，否则，“chuo”之“u”就没法读出来。所以，巴拉第创立的汉音俄拼体系在某些地方比现代《汉俄词典》体系更准确。这也就是目前俄罗斯学术界视巴拉第体系为最完整的拼音体系而实用的原因。巴拉第·卡法罗夫的《韵编》奠定了现代汉音俄拼体系，也难怪其享有国际声誉。 四 《汉俄合璧韵编》的内容浅析 同样声明，我们在这里不是作词典学方面的考察，只从文化和历史的角度进行考察。但是，首先还是免不了要对词典的编辑特点进行了解。该词典作为外国人编辑的汉外双语词典，收词之全面范博，析释之详略得当，前无古人。全书共收集单字11868个。收词原则采取前后连贯的方式。如：“国”，在前的组词如“国家”、“国号”、“国策”等；在后的如“万国”、“封国”、“外国”等[41]，但是，没有重复的。在“外”字下面就没有“外国”这个词[42]。“从检索的角度看，这样编排不甚合理”，但“这是中国历代字书的习惯”[43]。所以，即使就现代观点来看，这样编排有问题，但这是传统，和巴拉第·卡法罗夫本人无关，更不能对其词典的价值有丝毫贬损作用。 并且，收词方面，在俗语，成语，典故中，俗语，成语少收。像“光”字下，收“寿光先生”。该词属于典故类。但是，像“寿比南山”之类的俗语，就没有收集。“比”字下，收“朋比”，却未收成语“朋比为奸”[44]。有些属于民间传说故事，根本不属于词，也收了。如“丑”字下，收有“地劈于丑”，解释说：“半夜两点时分，大地产生”[45]。这明显是传说，却作为词收集在此。这样的“词”在后世词典里都没有收集。像鄂山荫主编的《华俄大词典》就未收[46]。可见，巴拉第收词是有他自己原则的。给人的印象是不注重语词，而注重历史、地理、宗教、学术思想、科技、风俗传说等百科知识之类的词。 在释词方面，有详有略。像前述“寿光先生”，解释就很简单：“唐时的镜子”[47]；又如“车”字下有“指南车”，巴拉第诠释为：“古代罗盘的称呼，相传周公所得”[48]。没有长篇大论，颇有古人之风。即使有些解释可以商榷，但也成一家之说。当然，根据内容，也有的词语解释很复杂。初步研究，凡是一般语词，巴拉第的解释都很精略，而凡是文化或思想术语，一般都解释很丰富，很生动，也相对繁复一些。随便举些例子。 如“政”字下“八政”： “根据《洪范》，八政为：粮食和衣服，商品和祭祀，建筑管理，财政，刑法管理，手工业和艺术，接待客人，教师；另外的说法：粮食和衣服，手工业和艺术，器皿和用具，度，量，数，制（布的尺寸）”[49]。 又如“刹”字下“刹那”： “印度和佛教词汇。是最短时间的称呼。一念之中有90刹那；一刹那有900生灭；一转眼（或一眨眼）120刹那；60眨眼为一呼吸；30呼吸为一分；50呼吸为分为一时；6时为一日夜”[50]。 前者就内容看，主要是翻译，一般古代中国辞书都作这般解释。外人查阅“八政”条目，就能大致明白古代中国统治者们治理国家的主要纲目。后者则主要综合佛经而来。对巴拉第来说，佛经是他很熟悉的文献。所以，对这类术语的解释，是他的长处。当然，其中所用“分”，“时”及“日夜”，未必就是现代人眼里的概念。要从佛教的角度去理解。 可见，对于一些历史术语的解释，稍微繁复一点，但是，很生动，很全面，也相对准确。从主流看，巴拉第—波勃夫的《韵编》并非像一般双语词典一样，仅仅寻找两种语言之间对等的词语，就万事大吉。《韵编》释词的简略或者繁复，是有血有肉的，不冷淡，经过了甄别和思考。基本上用自己的语言在诠释。 正如编者自己所表白，这部词典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百科全书性。与其说是一部汉俄词典，倒不如说是一部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百科全书。几乎所有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知识，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 有关古代中国历史的词汇，收集非常全面而系统。有时一个字，扩而展之，即是鸿文。以“臣”字为例： “臣：臣仆，官僚，达官显贵。中国官员在报告中一般都这样称呼自己。 臣僚：官员；臣下：臣仆；臣服：表现服从，列入隶属关系；圣臣：智慧的达官；正臣：大公无私的官员；知臣：有远见卓识的官员；良臣：认真负责，勤恳严谨的官员；直臣：正直坦白的官员；忠臣，尽臣：忠诚，贞信的官员；枘臣：有巨大影响力的首臣，执政官；枢臣：尚书，枢密院大臣；命臣：按爵位称呼的官员；陪臣：从属的臣仆，藩属臣仆在宗主面前的自称；虎臣：武臣；下臣：我（臣仆）；孤臣：孤零零的臣；放臣：解职外逐的臣；饷臣：军需臣；外臣：征服野蛮之臣；使臣：公使，大使；具臣：只顾自身之臣；谐臣：通过开玩笑来伪装自己的近臣，告密者；谀臣：阿谀奉承的臣，献殷勤；态臣：善于钻营的，诡计多端的臣；嬖臣：受宠幸得臣；贼臣：自命为拥有天命皇权之臣；谗臣：用诽谤的方式制造纷争的臣；奸臣：口蜜腹剑，笑里藏刀的臣；背叛之臣；背离信仰的臣；群臣：所有臣僚；大臣：重要的，有高级官衔的臣；纯臣：白璧无瑕的，令人尊敬的大臣；君臣：皇帝与臣仆；王臣：臣属，国王的臣仆；小臣：职位很低的臣；世臣：世袭的达臣；亲臣：亲近的世袭贵族大臣；宗臣：帝王的宗族大、小臣；旧臣：年龄很老的，先皇的臣属；远臣：在外省，地区的大、小臣属；近臣：皇帝身边的达臣；老臣：年龄很老的臣属；贤臣：有美德的大、小臣属；诤臣：匡正皇帝行为的臣属；勋臣，功臣，劳臣：有功劳的臣属；择臣：挑选臣属；庸臣：一般地说，平庸的臣；佞臣：卑鄙奉迎之臣；侍臣：亲近的宦官；弄臣：谄媚之臣；权臣：强有力的，有权之臣；强臣：有强大威信之臣；不臣：不顺服的，不承认皇帝威权之臣；微臣：臣子的自称，卑微之臣；称臣：顺服的，承认皇帝威权附庸之臣；相臣：首相，宰相；儒臣：学者之臣；师臣：受尊重之臣，相当于教师；贞臣：真正可信赖之臣；谏臣：规劝，揭发皇帝之臣；媚臣：阿谀奉迎之臣；主臣：皇帝和臣子；兽臣：官阶的称号；雁臣：北方蛮夷；隶臣：低下卑贱之臣；市井臣：来自市民阶层的臣属；草莽臣：来自山野农村之臣；社稷臣：支撑王位根基之臣；骨鲠臣：直臣；耳目臣：监察之臣；腹心臣：可信赖的亲近之臣；封疆臣：主宰地方政权之臣。总督，巡抚，制台，军督；内大臣：亲近的贵族，宫廷高级侍从；朱买臣：汉朝人名，出身低贱，因坚持不懈，最后取得学位，做了官；紫薇臣：亲近的贵族；帷幄臣，帷幄重臣：运用智慧之臣；亡国之臣：宠臣，使国家走向灭亡之臣；参赞大臣：总督的下属，帮助处理军务之臣；办事大臣：独立的管臣，总管一方面事务之臣；领队大臣：指挥中国西部军务之中军大臣；专操大臣：主教练之臣；散佚大臣：御前禁卫军高级统领；御前大臣：君主侍从将军；前引大臣：站在君主前面开路的将军；压马大臣：饲马总管，专门训练御马。”[51] 上面就是《韵编》对“臣”的解释，一共收集了88条有关“臣”的词条。其中，除了臣僚、臣下、臣服、下臣、群臣、君臣、择臣、称臣、雁臣、兽臣、朱买臣十一个条目，其余均是中国历史上有关“臣”的类型的词。中国自秦以后，基本实行封建官僚制度。所有的封建官僚，都是“君”的奴仆“臣”。既然是奴仆，也一样存在生存问题。于是，由生存方式而引发的道德评判，自然就成为一个重要问题。所以，“臣”在中国政治史上就有了类型问题。了解了中国历史上的“臣”，就对中国政治的原则有了一定的了解。《韵编》在这里，收集了带有政治性质的“臣”词77条。大约可以分成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封建道德的角度对“臣”的评判。这样的词共有圣臣、正臣、知臣、良臣、直臣、忠臣、尽臣、枘臣、陪臣、具臣、谐臣、谀臣、态臣、嬖臣、贼臣、谗臣、奸臣、纯臣、贤臣、诤臣、庸臣、佞臣、弄臣、权臣、强臣、不臣、儒臣、师臣、亡国之臣、贞臣、谏臣、媚臣、骨鲠臣； 二是以君为中心，讲君臣空间关系的词：放臣、外臣、王臣、亲臣、宗臣、远臣、近臣、腹心臣、紫薇臣、侍臣；讲时间关系的词：世臣、旧臣、老臣； 三是从官僚职责方面讲：枢臣、饷臣、使臣、虎臣、命臣、相臣、耳目臣、封疆臣、内大臣、帷幄臣、参赞大臣、办事大臣、专操大臣、领队大臣、散佚大臣、御前大臣、前引大臣、压马大臣； 四是从官阶品级方面讲：大臣、小臣、下臣、隶臣； 五是官僚礼制自称词：微臣、孤臣、 六是讲官僚对国家的贡献：功臣、劳臣、勋臣、社稷臣 七，讲官僚出身的：市井臣、草莽臣； 如果我们说，这是一篇浓缩了的“中国古代封建臣僚类型分析”论文，应该不为过分。这对全面了解古代中国君臣关系，臣僚的基本情况，古代中国人对臣僚的道德评价体系有切实的帮助。所以，后来英诺肯提乙重编《华俄大词典》时，就基本上照抄《韵编》[52]。 有关儒家的词汇，解释也很详尽。如： 如“经”字下有： “五经：五种古典书籍，顺序有不同观点： 1 易经，书经，礼记，诗经，春秋； 2 诗经，书经，礼记，乐经，春秋； 3 周易，尚书，毛诗，左氏春秋，礼记； 4 书经，诗经，礼记，易经，春秋。 这些经典在公元509年从朝鲜传入日本”[53]。 其后，还有“六经”、“七经”、“九经”及“十三经”等词。相当细致准确。 有关佛教词汇，解释更加详尽。这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研究兴趣和专长有密切关系。前举“刹那”既是。这里，我们再随便举一例。在“轮”字下，有“生死轮”条： “生死轮：转生之车轮——佛教的符号，有时候在绘画中被描绘，但是，这种情况在西藏要比在中国更常见。在画的中间，有一个圆圈，代表轴心；其中画着佛陀，佛陀前面是鸽子，蛇和猪，它们分别象征着克制淫欲，嗔怒和无知。从这个中心射出五根辐条，把生灵分成五个种类；下一个圆圈被分成十二个等份，预示着12姻缘；在边缘区，绘着流动的水轮圈，里面浮着很多高水罐；其中一些呈现头（象征生），另一些则呈现着脚（象征死）；在上方，恶魔用自己的爪子抓着轮子，披头散发，张着血盆大口。在其脑袋边上，有两首诗：1）.竭尽全力从恶魔的魔爪下解脱出来；努力不懈地研究练习佛陀的学说；推翻重生的主，如同大象打倒草作的猛兽。2）.始终不渝，毫不松懈地遵守佛陀的戒律，海枯石烂你方可游到痛苦之岸。一般在寺院门口的屋檐下画这个”[54]。 那么，巴拉第对这个词条的解释怎么样？我们可以翻检一下《佛教大词典》： “生死轮：三界六道之生死，为载人运转之车轮，故曰生死轮。《智度论》五曰：‘生死轮载人，诸烦恼浩业，大力自在转，无人能禁止’。《止观辅行》曰‘业相是能运，生死是所运，载生死轮，名生死轮’。《毗奈耶杂事》三十四曰‘于寺院屋下画生死轮’”[55]。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不讲俄罗斯人，就算是中国人，来看这个词条，也会觉得巴拉第——波波夫《韵编》的解释要比《佛学大词典》详尽生动得多。《韵编》虽不是佛学词典，但在解释佛学词汇时，不忘记结合佛教原理（如十二因缘等）来理解词汇。而不像《佛学大词典》，解释一下词条的本义，然后随便引用佛经的几句话了事。佛教带有很强的宗教思辨性，这是其主要特点。《韵编》由于编者的深刻佛学修养，在解释相关词条时，深契其意。 有关道教的词汇，多综合传说及各种资料。如“龙”字下有“龙虎山” “龙虎山：山名，位于江西省境内，那里座落着道教主教的宫殿。那里还生活着他的亲族，人口达一百多；但是，其至亲人口不超过20人；如果主教去世，而自己有没有儿子的，那么，主教就从至亲中挑选出来；以前，在其管辖下，有九宫，根据九天而来，或者就是九个寺院；有三十六道院（院），根据三十六天元而来；还有七十二庙，根据七十二地元而来。现在这些保存下来的不多。于今只剩下126个铜神像”[56]。 这样的解释，透着神秘。而这也是中国道教的特点。相对来说，道教理论欠缺，来源驳杂，既有宗教理念，又夹杂民间传说和愚昧迷信，神秘自然就成为其主要特点。《韵编》算是抓住了道教的神髓。 《韵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有些内容甚至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如“支”字下有“地支”，巴拉第解释就很复杂。为了说明十二地支的含义，不惜大动干戈，画了个表格[57]。现原样移此，译成汉语，以飧读者（汉字俄拼略）：
但是，巴拉第《韵编》也受时代影响，在一般语词诠释方面，也有很多不足之处。首先，所有词语只进行词义的解释，不说明渊源。像前述“寿光先生”，就没有说明出自《司空表圣文集》。当然，这样去要求巴拉第·卡法罗夫，似乎有苛求之嫌；其次，全书没有一个例句。每个词条之后，是汉音俄拼，然后是简短或者详细地解释。虽然内容详略得当，引人入胜，但是，却没有哪怕是简短的例句。这样，这本词典虽然可以起到百科全书的作用，读词典就可以大致了解中国文化，还能知道汉字的读音。但是，究竟怎么使用这个词，恐怕书读完了，词义也了解了，但对会话和写作却仍茫茫然不知所以；其三，有些词语是现在没有的，如“比”字下，收集有“决事比”，“非昔比”等非词语，倒像在专门解释古书上的难懂短句。而这恐怕正是巴拉第编辑这部《韵编》的初衷。前引信中语：“我这本词典是针对读书的……”就是明证；其四，也有些词语理解不是很正确。如“处子”。《韵编》作两个解释：第一个解释“没有结婚的女子”；但是，第二层意思，就有问题。说是“退休的官员”[62]。这个解释不很准确，准确地解释应该是“未仕或不仕的士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一般双语词典，都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对等诠释，巴拉第的《韵编》也不例外。如“传”字下“雁鱼传”，巴拉第的诠释是：“信（Письмо）”。但是接着又说“Весточка”[63]。这就有点意义不对等了。因为，“Весточка”除了有信件的含义外，还有“流言”的意思。而汉语“雁鱼传”却没有“流言”之意。这就是双语词典里至今都存在的意义不对等问题，巴拉第也不能免俗。 最后，稍稍涉及《韵编》出版后，俄罗斯各界对其评论的问题。首先，是学界的评论，主要有三位学者发表评论：В·П·瓦西里耶夫[64]，С·М·格奥尔格耶夫斯基[65]，А·П·斯塔尔科夫[66]。这些评论，主要谈词典的优点，至于缺点，则多少都带有自己的偏见。像瓦西里耶夫院士就认为词典没能按照字形检索，是其最显著的不足[67]，这当然带有偏见。总之，是老学究旧套，老调重弹。倒是一些来自社会政治界的批评，有些意思。俄罗斯据伊宁领事В·М·乌斯宾斯基在收到《韵编》后，于1889年10月3日写信给波波夫，在大谈特谈了词典的一番好处后，也提出批评：“简略地说，我在词典中发现了一些重要的疏忽，如，缺少引文，您所解释的许多难懂和稀见的语词是从哪里来的。例如：在‘门’字下有‘日门’和‘月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词，大概遇到的概率是很少的”[68]。翻检《韵编》“门”字下，确实有这两个词条：“日门：太阳之门，早晨6点；月门：中午后6点”[69]。这两个词条，因为没有标明来龙去脉，确实令人费解，就连现代的《辞源》都没有列出这些条目。这个批评无疑是中肯的，和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结果是契合的。 [1] .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ⅩⅨ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М.1997г.，стр.318. [2] .《汉俄合璧韵编》，1888年，北京同文馆，第一卷，第2页。 [3]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77页。 [4]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ско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88。 [5]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62页。 [6] .国立中央历史档案馆，全宗796，目录158，1877年，案卷810，第1页。 [7]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77页。 [8]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全宗14，目录2，第277保存单元。 [9]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全宗14，目录2，第277保存单元。 [10]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Ⅱ-7，1872-1881年，案卷5，第11、16、29页。 [11] .国立列宁图书馆手稿部，全宗218，手稿珍藏，第273盒，№1-28。 [12]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第4页。 [13]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档案馆，全宗14，目录2，第277保存单元。 [14]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ско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89. [15] .В.М.Алексеев, О роли русской китаистики ⅩⅨ в. в лексикографии. Краткие сообщения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Т.ⅩⅤⅢ,М.1956г.стр.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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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汉俄词典》，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1248-1250页。 [41]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一，第98-99页。 [42]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一，第61页。 [43] .许明龙《黄嘉略与法国汉学》，中华书局，2004年，第165页。 [44]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一，第23页。 [45]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478页。 [46] .《华俄大词典》，莫斯科，1983年，卷二，第245页。 [47]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一，第115页。 [48]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499页。 [49]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448页。 [50]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457页。 [51]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510页。 [52] .《华俄大词典》，北京布道团，1909年，第836页。 [53]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194页。 [54]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一，第356页。 [55] .丁福保《佛学大词典》，文物出版社，1984年，第448页。 [56]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一，第352页。 [57]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396页。 [58] .《郭沫若全集·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卷一，第284页。 [59] . 江晓原《天学真源》，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05页。 [60] .《郭沫若全集·考古》，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卷一，第244-245页。 [61] .《华俄大词典》，北京布道团，1909年，附录第75页。 [62]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483页。 [63]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二，第491页。 [64] . Новое время，СПБ，1890г.，№5082，24 апреля—6 мая，стр.3. [65] .Записки Восточного отделен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ЗВОРАО),СПБ.1890г.№5, стр.2-3. [66] .Одесские Новости，1890г.13-25декабря，№1803，стр.2-3. [67]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с серединыⅩⅨ века до 1917 года，М.1997г.，стр.292. [68] .国立列宁图书馆，全宗218，第763盒，第23保存单元，第3页。 [69] .《汉俄合璧韵编》，北京同文馆，1888年，卷一，第42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