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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从来主要不是地理的区划，而是以追求"王道"为内涵的政治、文化存在。面对西力东侵、西学东渐的压力，中国学术在近代历经裂变。首先，经学、史学之更替。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在学界的沉浮，康有为、章太炎之间的今古文之争及其在后世的演化，钱穆"就于史学立场"结束经学争议的努力，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经学的分解衰败及其主导地位被史学所取代、"经学史学化"的趋势。其次，子学之凌驾经学。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严重效应是，子书不但成为"哲学史"、"思想史"的优先素材，还产生了顾颉刚所谓"经竟变成了子的附庸"的趋势。再次，"汉宋之争"之折变。以关于戴震研究的公案为例，在梁启超、胡适那里，"汉学"主要是"科学"的类比物，或者是"学术独立"的精神渊源，钱穆则将"宋学"拓展为一种涵盖了经、史、文学在内的包罗万象的学术类型。最后，"国史"创制之新局。钱穆的《国史大纲》代表了着眼于国史长程，反对"文化自谴"，弘扬民族精神的坚贞努力。中国文化时值转运之机，复兴之前途是可以期望的。 【关键词】中国近代学术； 经降史升； 经今古文之争； 经子易位； 汉宋之争； 国史创制； 点击下载全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