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П.И.卡法罗夫（П.И.Кафаров,1817-1878），教名巴拉第（Палладий），所以，又习称巴拉第·卡法罗夫。出身于喀山州一个神学世家，后来又毕业于当地宗教学校。按一般规律，他必定会成为成千上百神父中的一位，默默无闻。可是，在他22岁那年，也就是1839年，他突发奇想，申请去遥远的中国服务，自愿参加俄国驻北京布道团，成为第十二届布道团成员，从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先后三次到达北京，居住时间长达三十一年[1]。他和遥远的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结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成为世界公认的著名汉学家。当代俄罗斯汉学家A.霍赫洛夫评论说“他是俄罗斯汉学科学大师之一，他写了许多有关中国、中亚及远东的历史、地理和民族文化方面的著作。在东方学领域里，他的知识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兴趣表现得非常广泛，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国外，他都是当之无愧的权威，因此，在他那个时代，他被公认为最杰出的汉学家之一”[2]。而现代俄罗斯汉学界，则习惯将他和Я·比丘林，В·瓦西里耶夫并列称为“俄罗斯汉学界三大巨匠”[3]。下面，我们简单描画一下这位杰出汉学家一生的生活和科学活动的轨迹。 一 志愿去遥远的中国：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早年生活 有关巴拉第·卡法罗夫早年的情况，保存的史料不是太多，我们只能大致地描述。 巴拉第·卡法罗夫，于1817年9月16日出生在喀山州契斯托波尔斯克县斯塔尔舍施明斯克镇郊一个大司祭家庭[4]。根据档案资料的记载，他出身神学世家。其祖父是神父，其父伊万·格利戈利耶维奇，毕业于喀山神学院，后来作了斯塔尔舍施明斯克的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神父[5]。1806年，被委任为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的监督司祭。1807年，又升为博戈雅夫列斯基大教堂的大司祭，管理两个古老的乡村教堂[6]。至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母亲——玛丽娅·伊万诺夫娜，最令他们兄妹终生感谢。她忙碌一生，除了辅助丈夫，承担所有家务外，全部精力都用在教育孩子们身上。据资料记载，她一共养育了9个孩子。巴拉第·卡法罗夫上面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7]，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我们可以想象，要把这么多儿女养育成人，对她来说是多么地艰难。由于母亲的精心教育，巴拉第·卡法罗夫刚满8岁，就开始写作和阅读[8]。优良的家教，对以后这位汉学巨头的杰出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为神学世家，巴拉第·卡法罗夫兄弟都受到了严格的神学教育。大哥亚历山大，走上了父亲的生活道路，喀山宗教学校毕业后，1855年，就接替父亲工作了四十年的岗位，作了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的监督司祭[9]。而二哥尼古拉也于1836年毕业于喀山宗教学校，随后任契斯托波尔斯克县色捷林基洛镇的神父[10]。而他的一个叫伊丽娅的姐姐，也嫁给了一个神父[11]。这种严格的很有特色的神学世家的特殊生活环境，对巴拉第·卡法罗夫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决定作用。 和其兄长们一样，巴拉第·卡法罗夫于1827年进入契斯托波尔斯克县神学学校接受启蒙教育[12]。他学习非常努力，成绩很好。1831-1832年进行年终总结时，在表格的“能力，勤勉与成绩”栏里，在姓名的对面写着“优秀”，而在“品德”栏里，写着“非常诚实”[13]。 1832年，15岁的巴拉第·卡法罗夫从神学学校毕业，旋即进入喀山宗教学校[14]。在那里，他以自己的万分勤勉和温和性格赢得了老师的注意。他们在特别的记录本上记载的有关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事情是很有趣的。在为低年级进修班学生编的纪录本上，在他的姓名对面写着“五月份非常安静，温和，勤勉”，“1833年十月份的学习中，长期品德优良，温和，努力”。 那时，在他同龄同学们的姓名后是各种“不体面行为”的记载。例如，1834年2月,在谈到伊万·捷列马科夫时写道“在二月份，几乎绝对没有参与过祈祷活动，没有上课，在不允许离开房间的时候离开过房间，不怕严惩”[15]。 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学习非常成功。有关这点，可以由1834-1835年度及1835-1836年度的考试结果来证明。以下是哲学主考官给他的成绩：1834年12月，1835年6月“很好”；1835年12月“非常好”；1836年6月“优秀”。古代欧洲语，古希腊语和古法语等外语考试都是高分。法语老师三次考试都给了他“很好”——仅仅一次（1834年12月）给了“好”。跟外语及其他人文科学科目相比，他对数学的关注要少些：1834年12月得的是“好”，1835年6月得的是“差”，1835年12月“中等”，1836年6月“好”[16]。 尽管是宗教学校，但是，课程内容仍然相当重视历史。早在1832年，还是宗教学校低年级学生时，巴拉第·卡法罗夫就已经学完了历史教程。这个教程是他们1832年9月26日到12月12日之间使用的，前面有一个简短的序言，阐述了如下问题：“历史概念”、“历史对上帝意识，对敬仰上帝，对人的意识的好处和乐趣”、“有关希腊历史的章节与计划：希腊人的起源，希腊德弗卡里昂的产生”、“费弗斯基王朝的基础”等等[17]。 宗教学校不但开了历史课程，而且还讲述了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及其与亚洲邻邦的关系。听了这些后激动不安的不仅仅是巴拉第·卡法罗夫，宗教学校的学员都愿意听这方面有能力的教师的课，例如，为雅金甫·比丘林所熟知的瓦西里·阿法拉舍维奇·斯伯耶夫[18]。还有像维克多·彼得洛维奇·韦氏涅夫斯基，都是宗教学校的学生所尊敬的人物。他管理图书馆并给学生发放书和课本。雅金甫·比丘林也熟悉他，1847年11月，比丘林把自己刚出版的书《中国的道德与公民状况》送给了他[19]。请注意，这些史料对我们研究巴拉第·卡法罗夫以后申请去中国的动机很有启发。岂不说宗教学校开了有关俄国与东方，包括中国的关系的课程，更重要地，这些最令学生尊敬的老师们都和因中国而成名的雅·比丘林有相当好的关系。他们和雅·比丘林的密切的学术关系，势必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影响。 1837年，经过自己的努力和父母的帮助，巴拉第·卡法罗夫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深造[20]。1838年，巴拉第·卡法罗夫顺利毕业，被录用到神学院管理委员会外事办公室作文牍秘书[21]。按当时的情况，这等于在他面前展开了一条神学部门的升官之道。可出乎意料的是，办公室的工作很快使巴拉第·卡法罗夫厌烦了。不久，他给正教事务衙门递交了请求书，居然要求把他列入将被派往北京的布道团。1839年8月2日，他的请求被批准。当日，他就前往教堂剃度为僧，法号“巴拉第”。从此与中国及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巴拉第·卡法罗夫做出这样出乎意料的决定？ 当代研究俄罗斯汉学发展历史很有成就的A·霍赫洛夫教授（现任俄罗斯联邦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说“至于促使巴拉第·卡法罗夫走上这一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是拮据的经济状况，还是失败的爱情，抑或是渴求通晓东方民族生活的知识呢，很难说”[22]。确实是这样，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材料来说，很难搞清楚其中的原因。最主要地是因为巴拉第·卡法罗夫自己从没有在日记或信件中谈到过这类问题。就A·霍赫洛夫教授所列举的三方面原因来说，至少第一点是靠不住的。没有任何材料证明其家庭很困难，或者作为神学院文牍秘书，其经济收入不敷支出；至于“失败的爱情”，倒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曾经和旅居意大利的女艺术家索·苏哈沃—卡贝丽娜的妹妹有过一段失败的爱情。1860年，他受命去罗马附属俄罗斯使馆的东正教堂做神父时，曾和索·苏哈沃—卡贝丽娜相遇。“在到罗马居住近四年之后，巴拉第·卡法罗夫认识和接近了许多杰出的俄罗斯知名艺术家，···其中和天才风景画家索·瓦·苏哈沃—科贝丽娜的友谊最为密切···巴拉第·卡法罗夫非常密切地关注她的事情，总在她艰难的时刻帮助她。尽管他曾与她的一个姐妹恋爱无望，但他仍然把她日常生活的不顺和失算，当成自己的私事来承担”[23]。1865年7月31日，他在答应出任俄罗斯据北京第十五届布道团首脑时，曾给索·苏哈沃—卡贝丽娜写过信。其中说：“很久以前，您，善良的索非娅·瓦西里耶夫娜，曾经因我不可原谅的沉默而谴责过我。···您现在在哪？···没有和您的姐妹在一块么，对她，我是绝对有愧的。请她原谅我，此前我没有给他亲笔写过什么，我很愧疚”[24]。但这段爱情为何失败，及其对巴拉第·卡法罗夫产生了何种影响，我们仍然无法估量；至于“渴求通晓东方民族生活的知识”，客观上确实存在。“如果谈到渴求周围世界的知识，当时青年学生都对东方国家的兴趣很浓厚”[25]。这点我们可以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好朋友B.戈尔斯基给其父母所写的信件中得到佐证。信中说“我实话对你们说，吸引我到那里去的原因是对知识的渴望，在那里能发现最丰富、最取之不尽、最杰出的知识，而这在其他世界是不可能得到的”。但是，问题并不如此简单，渴求东方的知识，仅仅是事情的一面，一般来说，都伴随着另一面，那就是世俗的“功利心”。B.戈尔斯基接着写道“吸引我到那里去还有对成名的渴望，中国，是获得名声的最佳途径”[26]。这方面的原动力，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比丘林，他作为一个默默无闻的教堂执事的儿子，成了俄罗斯乃至世界闻名的学者，这感染并鼓舞了许多人。B.戈尔斯基在给他父母亲的另一封信中写道：“比丘林通过研究中国文学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不朽，他是伦敦和巴黎亚洲协会的名誉成员”[27]。但是，从后来我们所熟知的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生活品格看，这种功利心不可能给他去中国的动力。B.瓦西里耶夫后来曾在日记中写道“巴拉第神父和我相交多年，他连虚伪的影子都看不到”[28]。1867年，B·贝勒士奈德写信给Ф·奥斯汀-萨克恩，其中也说“我不打算罗嗦他作为一个人和学者的高尚品格，在北京，所有的欧洲人，中国人都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29]。连以性格乖戾著称的第十二届布道团首脑A·图卡列诺夫也写道“他安静，温柔，随和···在四年多的北京生活期间，我从没有听说过他有一次，和自己的同事们相处时哪怕是几分钟的不和睦，或者是做出任何有失分寸的事情。···这使他获得了最高的评价及各种荣耀···”[30]。很难想象，具备这样众口倍称的高尚品德的人会受到功利心的引诱。 不过，从巴拉第·卡法罗夫学习和成长的过程看，我们认为有两个因素或许坚定了他申请去遥远中国的愿望。一方面，他在喀山宗教学校学习时，不但该校专门设有关于俄国和东方的关系的课程，而且该校的许多德高望重的老师，和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一些成员如雅·比丘林有密切的联系。这些课程的开设，为他进行了有关东方知识的启蒙,而这些老师和北京布道团成员的联系则引起了他们对中国的向往。尤其是被委任为十二届北京布道团首脑的A·图伽利诺夫，刚从北京回国，于1838年1月进入圣彼得堡神学院攻读硕士学位。而当时巴拉第·卡法罗夫也正在那里学习和工作。如此一来，他自然就成了十三届布道团首脑的熟人和同事。这样，巴拉第·卡法罗夫就完全具有了申请去中国的关系和知识契机。后来，十三届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大部分成员都来源于圣彼得堡神学院[31]；另一方面，就是长期宗教学校的规范保守的学习生活[32]，再加上神学院文牍秘书工作的枯燥，使巴拉第·卡法罗夫透不过气来。要摆脱这些，去遥远的中国，对当时的巴拉第·卡法罗夫来说，恐怕是为数不多的出路之一。 不管动机如何，从此巴拉第·卡法罗夫开始和遥远的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他独特的轰轰烈烈的新生活。 （二）三十年砥砺京华，功成名就 从1839年到1878年，约四十多年里，巴拉第·卡法罗夫先后三次旅居中国北京，在北京生活达三十一年之久。下面就对他在北京的生活和科学活动进行简单的描述。 1840年1月19日晚，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第十二届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修士辅祭，离开喀山，踏上了去中国的征途[33]。于1840年10月4日到达北京[34]。此后，直到1847年4月27日离开北京回国[35]。期间在北京生活了七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北京生活。 在这段时间里，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一般神职人员，主要工作是学习语言；其次是研读和研究佛教典籍，写了几种出色的佛教著作，在汉学研究领域展示了其出众的才华。 一般地说，布道团成员的首要任务就是学习语言。巴拉第·卡法罗夫则主要学习了汉语。事实上，新布道团成员们的汉语教育早在圣彼得堡时就已经开始了[36]。1840年2月，新教团经过艰难跋涉，来到伊尔库茨克。在这里“趁为经过恰克图以及以后经蒙古到北京的准备时间，巴拉第·卡法罗夫借助于B.瓦西里耶夫的帮助，熟悉了蒙古语和藏语。到达恰克图之后，语言课继续开，但老师则换成了在恰克图语言学校教汉语的K.克雷门斯基。这个学校是1835年5月在比丘林的直接参与促进下创办的”[37]。可见，就算是在艰难的跋涉途中，他们也没有停止学习。到达北京之后，“新教士开始了非常单调的日常生活，即在聘请的汉语教师‘先生’的指导下，完成每天的语言课程。···教士们的日常生活照旧，没有增添一点新东西”[38]。也许正是这种单调、严肃的学习生活气氛，导致这一届布道团的汉学研究，成绩斐然，诞生了巴拉第·卡法罗夫和B·瓦西里耶夫两位世界级汉学泰斗。 语言学习过程很快就结束了，巴拉第·卡法罗夫完全掌握了汉语，由于勤奋，因此他很快在汉学研究领域取得令人注目的成就。由于当时布道团有研究佛教的传统，加上资料充足[39]，当然也不排除为了传播东正教而了解异教的因素，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这个时期的汉学研究兴趣及成就主要集中在佛教方面。 1843年，巴拉第·卡法罗夫完成了第一篇作品，叫“中国佛教诸神及他们的画像记要”。很显然，作者所创作的这个作品详细地编辑了佛教最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神祗清单，并附上有价值的插图收藏品[40]。1844年巴拉第·卡法罗夫完成了命名为“迦毗罗学说”的有关佛教的新著。这部著作有一篇简短的前言，其余是译自佛教丛书《丹珠尔》中的一篇专题论文《金七十论》的译文。这些作品在送达亚洲司之后，“Д·С·.切斯特洛伊和Н·Я·比丘林参加了对它的评论，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41]。可惜一直是手稿，没有出版。 1847年，巴拉第·卡法罗夫又完成了另外两部作品：《佛陀的生活》和《古代佛教史纲》。发表在他自己主编的《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一、二卷中。相对来说，真正代表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佛教研究水平的主要是这两部作品。它们表明巴拉第·卡法罗夫研究佛教是有计划地，不是盲目的。按照近代佛学大师吕澂的看法，如要有计划地研究佛教，就必遵一定顺序。首先是“藏经”，也就是材料研究；其次是“佛传”，也就是佛教创立者的传记研究；再次，是“教史”，也就是佛教传播史的研究；最后是“佛理”，也就是佛教宗教哲学理论的研究[42]。如果我们对巴拉第·卡法罗夫研究佛教的历程进行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他正是依照这样的顺序来研究佛教的。首先，在北京居住的第一个时期，他除了全力学习汉语外，所有剩下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阅读佛经上。当时，布道团佛教研究专家波·图卡利诺夫在给亚洲司的报告里就说：“巴拉第以少有的热情，坚定不移地沉入佛教的漩涡之中。从早到晚，坐在佛经面前，抄着，译着···”[43]。根据瓦西里耶夫院士的回忆，巴拉第·卡法罗夫“阅读了750多卷的汉文佛经后，在临回国前夕，放弃了佛教研究，把所有的手稿摘录全部赠送给了我，至今它们还保存在我这里”[44]。可见，巴拉第·卡法罗夫研究佛教的路子很正确。先努力熟悉了佛教资料。在北京的几年，就熟读了750多卷佛经，这本身就足以震撼人心；其次，写了《佛陀传》；接着又写了《古代佛教历史纲要》。按理，接下来就是研究佛教教理。可惜，由于沙俄政府的指令，以及与满清学者何秋涛的交往[45]，他的学术兴趣发生了变化。从第二次到达北京开始，转而研究中国边疆历史。虽然，他的佛教研究没有继续下去，但是，我们从他研究佛教的历程可以看出，他的研究是有计划的行为，而且符合佛教研究的学术逻辑。在他的著述中，到处显露精辟独到之见。因此，当时布道团首脑，佛教研究专家波·图卡利诺夫对巴拉第·卡法罗夫佛教著作的学术水平，给与了很高的评价。他在给亚洲司的报告里就说“有关佛教部分的著作中最优秀的作品当然是巴拉第的作品。在他的文章中，新信息是那样多，这些在所有同时代欧洲人的佛教著作中是绝对找不到的···”[46]不过，在俄罗斯本土，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在佛教研究领域，提倡研究资料的梵语原典化和研究方法的西方化，这样就势必导致巴拉第·卡法罗夫佛教研究传统风格的被冷落。 由于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杰出表现，1847年4月，俄罗斯外交部亚洲司命令他回国，并委托他组建新一届布道团。1849年2月初，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首脑率领第十三届布道团的9名成员（在伊尔库茨克又加上恩·涅恰耶夫[47]），从喀山出发，经过艰难的旅途，于1849年9月27日到达北京。 直到1859年5月离开中国止，在北京居住共十年。这是他第二次在北京居住的时期。 这个时期，正值中国发生一系列政治变动：太平天国起义，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由于受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主要使命的制约，巴拉第·卡法罗夫合乎逻辑地扮演了配合侵略者的角色，其活动的中心是外交政治。至于学术，兴趣由佛教研究一下子变为关注俄中之间如蒙古，中亚等地区历史地理的研究。就其成果来说，主要是充当科学研究的组织者，主编了前三卷《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 巴拉第·卡法罗夫作为杰出的科学研究组织者，主要表现在： 首先是K·斯卡奇科夫的天文和农业研究取得很大成就。K·斯卡奇科夫在布道团历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既是汉学家，又是外交家；既是学者，又是藏书家。所以，蔡鸿生先生将之称呼为“两栖人物”[48]，实在很形象。但他的成功，凭良心说，离不开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无私帮助。首先，他的汉语学习，得到了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帮助：“注意到斯卡奇科夫研究的很多生动特点，巴拉第·卡法罗夫不仅破费为他聘请中国老师，而且还亲自帮助他解决一些很难读懂的中文难点”[49]。1851年12月7日，斯卡奇科夫在他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整个一星期都和巴拉第·卡法罗夫在一块工作，两天在家里，三天在南馆（巴拉第·卡法罗夫当时住在那里）。很多修改，从结果看很明显，我···一年所获不少”[50]；其次，斯卡奇科夫先期赖以工作的北京天文台，就是在巴拉第·卡法罗夫的直接干预下圆满建成的。整个天文台主要用石头建成[51]。其水准“并不比欧洲的天文台差多少，这也是预定要达到的目标”，还附带管理雅克萨中等专业学校[52]；其三，斯卡奇科夫还和巴拉第·卡法罗夫到了满清首都郊区，了解中国的农业耕作和棉花种植等实践情况，并且在自己的实验地里种植各种谷类、蔬菜和园艺作物[53]。利用中国农民的建议和劳作，斯卡奇科夫于1853年种植了16种谷类作物（不算20种稻谷，22种高粱），60种不同的蔬菜，23种瓜类，26种豆类，几近40多种具有药用价值的草和根，130多种野外和花园的花卉。根据巴拉第·卡法罗夫的建议，要特别注意选择那些能使俄罗斯农艺师和育种家们感兴趣的作物的种子，以便在俄罗斯推广[54]。 其次，在这个时期，巴拉第·卡法罗夫最主要的成就就是主编了《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一卷（1852年出版），第二卷（1855年出版）和第三卷（1857年出版）。这是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唯一的一份汉学连续期刊。虽然只出了四卷（其中第四卷于1866年出版），但是，它的影响却是国际性的。四卷共收论著和译作28篇，“涉及的范围极广，包括国计民生，宗教信仰，物产交通和风土人情等”[55]。前三卷问世后，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博士与弗·阿·梅克伦堡有所选择地将之译成德文，于1858年在柏林发行。其中德文译本第一卷中所译原载俄文本第三卷之《关于钞法的会奏》一文，被马克思注意。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与商品流通”时，曾有注解涉及此事。《关于钞法的会奏》中的户部侍郎王茂荫就成为马克思《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一个中国人了。这也算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罕见盛事罢。 有很多人认为，巴拉第·卡法罗夫在第二个北京居住时期，本人很少作汉学研究。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岂不说科学组织者的重要性，单说其个人的汉学研究，也不完全是空白。首先，据俄罗斯学者的考证，“由于1847年（巴拉第·卡法罗夫）从满清历史学家何秋涛手中获得了最完整的有关《蒙古秘史》方面的著作，因此，俄罗斯学者也开始对这样复杂的课题进行研究”[56]。这种说法是完全合理的。虽然有关《蒙古秘史》的译著最后发表于1866年，但是，译注一定开始于1847年以后，也就是他在北京居住的第二个时期。有确切史料记载的是，早在组建十三届布道团时期，“1848年6月，巴拉第·卡法罗夫翻译完了魏源在北京1844年出版的历史著作《圣武记》（《执政王朝的战争实录》）的第一章”[57]“很显然，翻译是在亚洲司的委派下进行的，这样做，为的是了解中国历史学家有关俄罗斯的某些言论”[58]；此外，巴拉第·卡法罗夫还积极地翻译当时中国有关俄中接壤地区的地理学著作。他在50年代初期的报告中从《瀛寰志略》[59]和《守边辑要》（Шоу бянь цзи яо音译）中摘录了很丰富的资料[60]。此外，他还出版了另外两篇论文：即《中国及其藩属区域内的商路》[61]和《天津和上海之间的海运》[62]。尽管这些著作多半是应时之作，但仍然可以明显地看到他研究历史地理学的积极兴趣。随着这种兴趣的发展，巴拉第·卡法罗夫后来在历史地理学领域里获得了重要的成果。最著名的就是对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63]中国旅行记的注解。 但是，毫不讳言，由于当时中国发生了一系列政治事件。而作为负有特殊使命的俄罗斯布道团，客观上不可能置身事外。尤其是作为大司祭的巴拉第·卡法罗夫，更是深陷其泥潭中。这也从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汉学研究成就。 1858年9月28日，以固·卡尔波夫为首的第十四届布道团来到了北京。1859年5月25日，巴拉第·卡法罗夫离开北京，动身回国。 这次回国和以前不同的是，由于巴拉第·卡法罗夫编辑了三卷《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在俄罗斯学术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由于他的辅助，使俄罗斯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在远东，特别是在中国的政策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他获得了很崇高的声誉。但是，他对这些作了低调处理。他没有利用获得的声誉，去向沙皇政府和教会谋求个人利益。稍微休息了一阵，就选择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职务，去罗马隶属于俄罗斯使馆的小小教堂做神父。1860年9月7日，领取护照，就走马上任了[64]。 从1860年9月，到1864年初，他在罗马居住了差不多四年。期间，他大概除了主持小教堂的教务外，主要是加强了与欧洲学界的联系，尤其是结识了一大批旅居国外的俄罗斯先进思想家，乃至力主废除农奴制的革命家。能“热情地看待意大利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德·卡里巴里季的爱国主义活动” [65]，说明其思想境界高出同时代的俄罗斯东正教教士。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里，甚至赞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思想：“我对欧文的思想很赞同···他的很多思想使我想起您的思想，在许多方面与我引起共鸣”[66]。总之，他在罗马的生活很怡然。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快乐，最轻松的一段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他仍然孜孜不倦地研究汉学。1860年，他完成了一篇纪实著作：《在北京郊区一寺庙度过的一周》[67]；同时还开始研究中国基督教历史，以及伊斯兰教文学等。估计后来发表的有关中国基督教历史，中国伊斯兰教文学等作品都完成，或构思于这段时期。例如《基督教在中国的古老痕迹》，他除了广泛利用欧洲文献外，还利用了29种汉语文献。但他仍然认为“我所收集的材料不多，远远不能满足对这个课题的系统研究”[68]；由于生活条件的改善，以及快乐与平静的心灵，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脑海里构思了很庞大的科学研究计划。他在致外交部费·奥斯汀-萨克恩的信中说“在我的念头里还有许多其他的研究计划，涉及中国的消遣文学、诗歌、戏剧等等，但是我的所有设想未必能实现”[69]。他1866年后相继出版的一些有关元史的译注，也完成于这个时候。有资料证明“还在1864年1月，亚洲司给圣彼得堡书报检查委员会提交了三份巴拉第·卡法罗夫的手稿，即：《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即《蒙古秘史》），《古代中国关于成吉思汗的传说》（即《皇元圣武亲征录》），《长春真人西游记》”[70]。这三部著作，是巴拉第·卡法罗夫蒙古历史研究的三部曲。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位研究和翻译这三部汉文蒙古历史著作的外国人。拿《蒙古秘史》来说，巴拉第·卡法罗夫为了译著它，参考了五十多种中、西书籍，做了660条注释。关于其译著的意义，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著名蒙古学家阿·雅库博夫斯基评述道：“根据专家们的推断，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译注是很出色的，虽然这个译注不是直接来自蒙语文献，但是即使在阿·科津院士出版了新译注之后，它仍然不失其意义。像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那样，巴拉第·卡法罗夫在蒙古学的发展过程中，甚至在蒙古人的历史文献学的发展过程中，都起着独一无二的作用。八十年来，他培育了和正在培育我们的历史学家，他和拉施特丁的著作，还有汉语著作（如高孟，孟洪或赵洪及其他人的著作）一块，提供一流的材料，特别是蒙古的材料，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全面弄清有关蒙古帝国的建立情况。在这方面，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贡献是不可限量的”[71]这种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1860年，俄国向北京派遣了正式外交使团，布道团失去了政治职能；1864年9月10日，受俄罗斯东正教事务委员会的委托，巴拉第·卡法罗夫身负传道使命，和两个司祭（谢尔盖·阿尔塔莫诺夫和格诺吉·列文茨基）离开圣彼得堡[72]，经过艰难跋涉，于1865年3月25日第三次到达北京[73]。此后，直到1878年10月2日因病前往欧洲止，又在北京居住了14年。这是他第三次居住北京的时期。 这个时期，巴拉第·卡法罗夫“除了管理简单的教会事务外，就一头扎进科学研究之中”[74]。他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于1866年编辑出版了《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卷。有趣的是，里面收的三篇译著（《蒙古关于成吉思汗的古老传说》（即《蒙古秘史》）、《长春真人西游记》和《中国的穆斯林》），全是巴拉第·卡法罗夫一个人的著作。实际上，这是当时布道团汉学研究式微的一个表现。在第十五届布道团里“没有大学生，没有画家，没有医生。在所有教士中，汉语过关的只有一个人，就是伊·波利金”[75]。新布道团虽然仍受到教会的重视，但是却成了政治上的昨日黄花。沙俄政府不再特别关注它，它再也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涌现出那么多汉学研究人才了。既然没有其他著作可以刊登，也就只好他自己一个人承包了。关于《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第四集中巴拉第·卡法罗夫的三篇著作，当时的俄罗斯汉学家B·格里戈里耶夫进行了高度评价：“···此前在欧洲闻所未闻。···在目前情况下，它是我们有关蒙古知识方面最杰出的著作。···没有一个欧洲汉学家不为此而感动”[76]。可见，从《俄罗斯驻北京布道团成员著作集》的编辑开始，巴拉第·卡法罗夫在俄罗斯汉学家眼里，已经具有了欧洲意义。巴拉第·卡法罗夫已不仅仅是一个杰出的俄罗斯汉学家了，他已经成为国际杰出的汉学家了。 当然，这个时期最引人注目的一项科研工作就是实地民族调查。“1869年，俄罗斯皇家地理学会向正教事务衙门请求允许巴拉第·卡法罗夫去南乌苏里边区出差，调查黑龙江，特别是南乌苏里边区和满洲，朝鲜边界地带所居住的异族人情况，并探索各种留存的古迹（古城，遗址，堡垒等遗迹）”[77]。考察工作进行了将近一年。在充分收集材料的基础上，他写了一系列的内容丰富的报告，对边区过去了的历史和现状提出了很重要的看法。这就是后来发表的《乌苏里的蛮子》[78]和《与满洲里历史相联系的乌苏里边区历史概要》[79]，以及《南乌苏里地区的民族学考察（信件）》[80]。由于这些考察著作的科学价值，所以，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授予他金质奖章，以兹表彰[81]。 从南乌苏里边区考察回来后，巴拉第·卡法罗夫继续翻译研究伊斯兰教文献。大概后来出版的《中国伊斯兰教的汉文文献》[82]就是这段时期的作品。有资料表明，这部作品开始鲜为人知，后来被教会史学家H·阿多拉茨基于北京布道团档案馆发现[83]，在E·贝勒士奈德医生的帮助下，于1887年出版于圣彼得堡。“在巴拉第·卡法罗夫所熟悉的30种汉语伊斯兰教文献中，巴拉第·卡法罗夫就使用了25种。在该领域，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著作是最卓越的”[84]。关于伊斯兰教，巴拉第·卡法罗夫还有两篇文章：《中国的穆斯林》[85]和《中国伊斯兰教文献：对中国伊斯兰教徒刘泽亮编译的汉文伊斯兰教文集<御览至圣实录>的简介》》[86]。 不过，相对来说，这个时期巴拉第·卡法罗夫最出色的成就是其编著的《汉俄合璧韵编》。这部词典是他完成了南乌苏里边区的考察之后开始编著的。直到1878年病重逝世为止，前后花了约8年时间[87]。遗憾地是，这部巨著在他生前来不及正式出版。原因大致不出两个方面：一是经费问题；二是词典还需要修订，而巴拉第·卡法罗夫已经病重，无法完成校订工作。后来，这两个问题都由波·西·波波夫解决。波·西·波波夫（1842-1913），巴拉第·卡法罗夫最亲密的同事，也是著名汉学家，时任俄罗斯据北京使团的一等翻译。他前后花了六年时间，校订修改了这部词典手稿。1886年3月，他给老朋友，时任俄国外交部副部长的A·弗拉卡林提交了一个有关满清政府政治的报告。其中特别提出请求，拨款将词典出版[88]。1886年7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1845-1894）批准了外交部亚洲司关于拨款出版巴拉第—波波夫词典的请求。当时这个解决经费问题的决定来之不易，因为刚刚经过克里木战争（1853-1856），俄国国库空虚，沙皇之所以批准拨款，主要原因在于，俄国政府、特别是外交部希望出版这部词典“能够对加强西伯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有利，满足翻译者们的需求”[89]。“由于当时皇家圣彼得堡科学院印刷厂没有足够的汉字活字，所以，波·西·波波夫采纳他的一个老师—一个美国传教士B·马耳金的建议，决定在北京同文馆印刷”[90]。经过很多人的努力，词典于1888年出版。红色精装，扉页写着“掌院修士巴第遗篇，象胥上士柏百福补译，素食埜人李寿轩，金台业儒甄云甫参校”。共分两卷，上卷628页，下卷666＋69页。对于这部词典，当时国际学术界评价很高。杰出的美国汉学家乌·马耳金，他在《中国时报》上对此发表评论，其中写道：“今年，在俄罗斯汉学史上，因出版了杰出的著作而令人称道。著名的学者，他的名字写在这本著作扉页上，排在第一，他把自己生命的最后八年都献给了它，献给了科学···虽然词典，照往常的惯例，生命不会很长久，但未必很快就被超越和被忘却”[91]。据苏联汉学家B·M·阿列克谢耶夫院士说，法国的汉学家沙畹（1865-1918）特别看重巴拉第·卡法罗夫的这部词典，认为当汉语词典不能帮助时，这部词典常常是“最终的论据”[92]。 1860年以后，虽然布道团的性质已经回归，非神职人员的派遣已经不再，布道团汉学研究渐趋式微，但是，布道团历史上所形成的东方语言学习，尤其是汉语学习传统仍然延续着。而巴拉第·卡法罗夫仍然一如既往，关怀属下的语言学习，给与无私帮助。关于这一点，只要看看他写给到达北京后开始研究朝鲜历史的A.德米特里夫斯基的便条，就会明白。便条这样写道：“现在我把您的翻译习作退还给您，我寄给您一本古代朝鲜历史摘录，以代替各种意见；把它跟您的译文摆在一起，就像修正液，不是很方便吗？当您不需要时，请将它完璧归赵”“至于与朝鲜读物有关的中国城市的名称及其他，最好是从我这里熟悉它们，否则势必作无休止的解释。欢迎您白天到我这里来，我们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使事情成为另一个样子”[93]。这种关心后辈的心怀，无疑是前辈学者的一种令人尊敬的风范。作为真正的科学热爱者，巴拉第·卡法罗夫没有一丝一毫的妒嫉心。他对北京教团同事和同僚们的成功密切关注。1875年5月7（19）日，他给离任的俄罗斯驻北京的公使A.弗拉卡林写信，说：“您关于伊·杂哈罗夫的消息使我很高兴，他主要研究中亚的历史与民族学；关于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资料他都已经具有了，但没有沾染现代实用主义的习气。顺便提一下，您为什么不劝说伊万·伊里奇到巴黎去一趟，去东方研究所翻阅他所缺乏的文献《图书集成》。他正等着从北京弄来《图书集成》．．．．．可以告知这些文典（7卷或套）即将在圣彼得堡付印”[94]。正因为它具备这样的高风亮节，所以，生前死后，都备受褒赞。 需要指出，在这个时期，巴拉第·卡法罗夫不可避免地要把一部分精力集中到教务方面。他要组织布道团人马把东正教文献翻译成汉语，在某种程度上，《汉俄合璧韵编》就是为了这种翻译的便利而编的。但是，他在教务方面最大的贡献是培养当地中国人为神职人员。其中有一个叫季纯（Цзи Чунь的音译）的年轻人，后来于1882年成为第一个中国人东正教神父[95]。这为后来东正教成分的中国化，打下了基础。十分有益于东正教融入中国社会。 1878年中叶，巴拉第·卡法罗夫为字典的最后竣工费尽心力，这回真的病了。根据医生的建议，巴拉第·卡法罗夫决定走海路经西欧回国。10月2日，在一名法国使馆医生的陪同下，到达上海，然后搭船赶往西欧。12月5日到达马赛。12月6日下午3点，巴拉第·卡法罗夫因心脏病猝发而溘然逝世。1879年1月2日，遗体被运到尼斯，葬在靠近东正教教堂的俄罗斯人墓地[96]。 不用说，他的一生都贡献给了汉学研究；更不用说，他的一生永远和中国及中国文化联系在一块。他不但自己是一位国际汉学大师，同时，他还是位杰出的汉学科学研究组织者。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位值得我们中国人纪念的外国学者。 [1] .П.Е.斯卡奇科夫认为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北京居住了33年(П.Е.Скачков《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151)；A·列舍托夫也持这种观点（См.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М.1997г.С.289）；俄罗斯科学院的布道团历史专家A·伊芭多娃认为巴拉第·卡法罗夫在北京居住时间为三十年左右（См.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на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е—275-летие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китае.СПБ.1993г.С.112.）。这比较符合实际，具体时间应该是三十一年。 [2]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3. [3]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го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до серединыⅩⅨ века ，М.1990г.С.90. [4]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54，案卷2（1817年）“契斯托波尔市及契斯托波尔斯基县的婚丧登记册”。 [5]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2，案卷4（1825年）, 第9页；全宗7，目录66，案卷3（1829年），第11页。 [6]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4，案卷3（1827年）, 第9页； [7]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54，案卷3（1817年）,№32， 第1005页； [8]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2，案卷4（1825年）, 第9页； [9]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4,目录62，案卷2（1830年）, 第17页；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Ⅰ-5，1823年，目录34，案卷Ⅱ，第一部分，第215页，324页； [10]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4，目录68，案卷126，№24（1836年12月13日）；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Ⅰ-5，1840年，目录34，案卷Ⅱ，第一部分，第215页； [11]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6，案卷3（1829年），第16页； [12]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7，目录64，案卷3（1827年），第9页； [13]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20（1827年），第358-359页； [14].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27，第51页； [15]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43，第86页； [16]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71，第52页； [17]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27，第1、9、16页； [18] .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手稿部，全宗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A-27-6-Н.Я.比丘林通讯录。 [19] .这本附有Н.Я.比丘林亲笔题词（1847年11月30日）的书，藏于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图书馆（莫斯科）。书里还盖有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主要档案馆的椭圆形印章。 [20] .鞑靼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国立中央档案馆（喀山），全宗116，目录1，案卷101，第16页； [21]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私人档案总汇和庶务档案，目录464/3，案卷823，第1-4页。 [22]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Ⅱ,стр.11 [23]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69} [24] .国立列宁图书馆，全宗223，第20盒，第4保存单元，第10-11页。 [25]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1. [26] .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97г.№5.С.232. [27] .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97г.№5.С. 228-229. [28] . П.Е.Скачков. Академик В.П.Васильев о П.И.Кафарове. см.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1958г.№Ⅳ.С.208. [29] .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8.Мая 1868г.№1.С.25.（ИИРГО） [30] . Записки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Т.22，№1.СПБ.1892г. [31] .参见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Ⅱ,стр.11 [32]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Ⅰ,стр.9 [33] . Богословский вестник.1898г.№1.С.93. [34]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5}。 [35] .П.Е.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осква, 1977г.стр.154. [36]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2. [37]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3. [38].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5. [39]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17}. [40]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4。 [41]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20. [42] .吕澂《佛教研究法》，1991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第1-2页。 [43]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23，第4页。 [44] . Советское Китаеведение. М.1958г.вып.4 ,стр.208. [45] .关于这个问题，本人另有文章论述。 [46]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23，第3页。 [47]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30，第32页;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私人档案总汇和庶务档案，履历表，案卷2403，目录464，第1-2页。 [48]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57页。 [49]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34. [50] .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全宗273，第2存盒，第2保存单元，第65页。 [51] .Китайский блоговестник，1916年，第5-6期，第20页。 [52] .Е.П. Ковалевски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китай.СПБ. 1853г. Часть 2，стр.201-202. [53]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51，第372-373页。 [54] .国立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公共图书馆,全宗273，第2存盒，第1保存单元，第46页。 [55] .蔡鸿生《俄罗斯馆纪事》，1994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第111页。 [56]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38. [57] .该译著为手稿。参见：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亚洲司图书馆，目录505，第81保存单元。 [58]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40-1850年，案卷2，卷夹34,第2部分，第258页。 [59]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1，卷夹51，第552-555页。 [60]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1-5，1823年，案卷2，卷夹83，第25-30页。 [61]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ИРГО)，вып.4，1850г.，стр.224-259. [62] .Труды члено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духовной миссии в Пекине.1866г. СПБ, Т.Ⅳ,стр.381-392. [63] .Камментарий архимандрита Палладия Кафарова на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Марко поло по северному Китаю».СПБ.1902г.，См. Известия Имп.русског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Т.38，1902г.，стр.1-46. [64]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罗马使馆档案，目录525a，案卷797，第2页。 [65] .П.И.Кафаров и его вклад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е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е(К сто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Материалы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осква,1979г.часть Ⅰ,стр.69. [66] .国立列宁图书馆，全宗223，第20盒，第4保存单元，第18-19页。 [67]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4页。 [68] .Воточный сборник.1872г.Т.1,вып.1，стр. 47-49A。 [69] .国立中央古代文献档案馆，全宗1385，目录1，第1608保存单元，第5页。 [70] .俄罗斯对外政策档案馆，全宗主要档案Ⅰ-5，1823年，案卷Ⅰ，卷夹74，第459页。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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