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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丁文江《送嘉定秦君汾东归序》 （载《中国科技史杂志》2012年第2期） 宋广波 现存丁文江（在君，1887-1936，江苏泰兴）留学时的传记材料，极为稀缺。因此，我们对其留学九年（1902-1911）的学习、思想，乃至交游等情形，均知之甚少。2011年12月，笔者赴台北参加“纪念胡适先生120岁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时，竟觅得丁文江1910年所撰《送嘉定秦君汾东归序》，真是“兴奋莫可名状”。此序现归秦汾之女陈秦舜英女士收藏。因秦汾、胡适二家亦系世交，故秦舜英女士亦曾莅会致意并到胡墓行礼，当秦女士得知笔者研究丁文江时，颇感意外，因谈及家中藏有丁文江写给乃父的亲笔序文。承秦女士不弃，将序文原件出示给笔者，并以副本相赠，令人铭感不已。 《送嘉定秦君汾东归序》被粘贴在一个蓝、白相间的硬皮小册里，乃丁文江用工整小楷书就，共6页，每页8行，全文总计近1100字；文末题“辛亥夏四月丁文江谨序”，旁边又有秦汾亲笔签注：“应作庚戌。汾注”。可知“辛亥”乃“庚戌”之误。[①] 1910春，丁文江、秦汾欧洲话别时，丁氏除赠以此序，还赠以亲笔签名照片一帧。该半身照片右上角题“景阳兄惠存”，左下角题“江持赠”，是目前所能见到的丁文江最早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丁文江英姿勃发，还未留“威廉式的胡子”，与后来照片中的稳重、干练相比，此照尚存些许的稚气。因此，照片和序文一样，都是丁文江的重要传记材料，也都是中国早年留学史的重要文物。《送嘉定秦君汾东归序》全文如下： 嘉定秦君汾，自美州来欧居一载，行将东归，余再拜稽首而进言曰：今之所谓游学者，吾知之矣：挟父兄之积余，滥吾民之膏脂，鲜衣美服，华屋逸居，出必专乘，食必数簋，夕则逍遥于歌舞之场，日则驰骋于通都之肆，友不择人，言不及义，以妇女酒肉相徵逐，以富贵利达相期勉。此游而不学者也。吾恶而痛之。好大言自喜，以意气自负，勇动于气，义形乎色，酒酣则耳热，慷慨而激昂，论国事则涕泗横流，挥笔则悲愤交至，然不学无术，外强中干，言不足以符行，行不足以满志，流离数载，赤手而归。此不游不学者也。吾悲而怜之。冗坐一室中，闭户自守，讲室外不知有天地，教科外不知有书籍，思以专而愈狭，身以独而愈穷，入境经年而不知其俗，离国未久而几忘其情。此学而不游者也。吾敬而惜之。今吾子出游美才三年余耳，已有所得可以归报国人，其学也可知矣；而平日与言天下事，则又怳怳不绝如指诸掌，非留心世事者能得此耶？学成而来欧，遍历各国，于今世风俗、政教之得失，思想、学理之迁移，无不贯通明察，博及审思；足迹所至，心目随之。是学而后游者也，吾羡而爱之。学成而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耳。吾少离吾乡于兹八年矣！而学无所成，清夜自问，每惶愧不自禁，东望扬子江，恍如梦寐。文文山云：“昨夜分明梦到家，飘零依旧隔（客）天涯。”默诵之，徬徨终夕，今见吾子归，能不愧且贺乎？ 虽然，学之境无穷，而游之期有限。苟西游而后可学也，则将终吾身而不学耳。方今之世，无地不可游，即无地不可学。吾辈幸得入科学门，知所以求学之绪，归而辍学不大失国人望乎？今之学者往往误升堂为入室。其不肖者无论矣。其贤者亦不能节欲以自持，不为利禄所动，一入国则奔走于有力者之门以求知。求而不知，则悲愤聊（寥）落以自弃；求而知，则废学媚世以自欺。故就学于外国者以千计，新立学校以万计，而举国以无师而废学，呜呼！其自为计则得已，如吾民何？ 今吾子归，行将出其所学以利吾国人，大则可以振学风、立学制，为吾国民立万世求学之基，小亦可以居一校执一科，为后学者升堂入室之阶。若都不可得，则扬子江上不乏宽闲之野，寂寞之滨，有田可耕，有川可牧，有剑可击，有酒可倾；发所藏书，则可以幽游于几何之源，盘桓于微积之府，就前人之所已知而进求其所未知，以雪吾国人不学之耻，而为后世倡。象数之余，且可旁及吾国前人之遗事，治化之变移，以求吾民族进化之终始，文之于辞，而笔之于书，方之于诗书而无愧，传之百世而不朽，又何暇与斗筲者争逐于利禄之场而自误哉！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得是气者，固不必四十而后不动心也。茫茫大地，世变方长，所可知者，此心而已。余虽不敏，愿执鞭驾驷从吾子游焉。 辛亥（庚戍）夏四月丁文江谨序[②] 序文中的秦汾，字景阳，1887-1973，江苏嘉定县人。秦汾早年留学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理科学长、东南大学校长等职，编有《数学》、《微积分》等教科书。1934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经济部政务次长。[③]秦汾是丁文江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密友之一，关于丁、秦之交往，笔者在拙编《丁文江年谱》中有约略交代，但丁、秦何时相识、订交，则不甚了了。今据此序可知，丁文江、秦汾之相识、订交就在1909-1910年秦汾完成留美学业游历欧洲时。 《送嘉定秦君汾东归序》是最能反映丁文江学业完成前思想的重要文献。如果将其与求学、成学、乃至后来一生之事业相联系，更能体现其价值。此外，该序格调高远、文采飞扬，是少有的文情并茂之佳作。 读《送嘉定秦君汾东归序》，可提供我们以下重要信息： 第一，关于丁文江的留学观。丁氏将当时的海外游学划分为四种境界：游而不学、不游不学、学而不游、学而后游。因这四境界之优劣高下至为明显，故丁氏对其态度亦极为鲜明：恶而痛之、悲而怜之、敬而惜之、羡而爱之。丁文江认为游学的最高境界是“学而后游”：一方面要学好专业知识，同时要“留心世事”，省察欧西国家“风俗、政教之得失，思想、学理之迁移”。而其友秦汾恰达此境，故为序表彰之。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丁氏一方面是表彰秦汾，同时也是夫子自道。留欧七年，丁文江一直以“学而后游”自励自勉。留学时，丁之笃志向学是不用说的：读中学他曾创下“一年跳三级，两年考入剑桥大学”的记录；就读格拉斯哥大学时，本习动物学，因“行有余力”，又兼修地质学，因此毕业时拿的是双学位。课业之余，又广猎科学、哲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经典著作[④]，此即丁在序文中所谓贯通明察“思想、学理之迁移”，这种学术储备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曾大放异彩。 丁文江初抵英国时，特别注意英国人的思想和心理，1907年又到欧洲大陆游历，对当时欧洲“风俗、政教之得失”，做了深刻地观察与研究。所以，丁之所学，绝非是单纯的书本之学。这种知识积累在后来“五卅惨案”时抗议英国暴行、收回会审公堂谈判中，都被丁文江恰到好处的用上了。“五卅惨案”发生后，国内群情激奋，抗议电报如雪片般飞往英国。但这些电报，“都是充满了感情发泄的词句，而缺少对于事件真相平情的叙述和法理的判断”，所以用处不大。但由丁文江起草，由他和胡适、罗文幹等联署的三千多字的英文长电却与众不同：以很爽明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在英国组织抗议的罗家伦即将其印制五千份，分送英国朝野。这份电报在英国国会里发生了更大的影响，很多工党议员为中国说话。 [⑤]至于在收回会审公廨的谈判中，丁文江不以势力，不以意气，全靠事实的分析与说理，连谈判对手也不能不赞叹其为“真正的爱国者”。 至于“留心世事”，也有例证。当他阅报得知孙中山先生抵英时，即辗转联系前往拜谒；平常则常写政论文投书英伦报刊发表。 第二，关于学成回国后之志业、抱负。丁文江极其鄙薄那种为利禄驱使而“奔走于有力者之门”，以求“升堂入室”的媚世、自欺之行。他认为这是导致国内因“无师”而“废学”的主要原因。丁文江认为，留学之士报效国家有三途。首选是“振学风、立学制，为吾国民立万世求学之基”，其次是“居一校执一科，为后学者升堂入室之阶”。若以上两途都无法实行，则闭门著述，“就前人之所已知而进求其所未知，以雪吾国人不学之耻，而为后世倡象数之余，且可旁及吾国前人之遗事，治化之变移，以求吾民族进化之终始，文之以辞，而笔之于书，方之于诗书……”不难看出，丁文江是把建立新学术作为最高的人生追求的。学术乃民族发展的命脉，丁文江在学成之前就已经抱定了用新知识、新理论、新方法创建中国新学术的宏伟理想，足见其立志之高远。丁氏在此处所提留学人员创业三途，对朋友，有劝勉之意；对自己，则激励而严格奉行之。1911年丁文江回国后不久，辛亥革命爆发，国内政局动荡，做专业的地质调查工作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当时，丁文江坚辞在南京掌权的新军统领徐固卿多次请他担任秘书长的邀请，而跑到上海的南洋中学担任教员，这常常为时人和后人所不解。读此序，可找到答案。不过，丁文江的中学教员生涯不到一年，就被张轶欧罗致到北洋政府工商部筹划中国的地质事业，开始真正实施其“振学风、立学制”、“立万世求学之基”的宏愿。事实证明，丁文江及其同道在近代科学本土化方面的努力是成功的，也就是说，丁在序文中规划的高远理想，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能笃实践行，因此都当之无愧的成为了中国科学事业的奠基人。 参考文献 1 胡适．丁文江的传记[M]．台北：胡适纪念馆，1956． 2 胡适等．丁文江这个人[M]．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 3 宋广波．丁文江年谱[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 [①]广波按，亦有旁证证明丁文江此处所写“辛亥”乃“庚戌”之误。首先，丁文江自英返国，恰是在1911年4月，倘此时作序，必然提到他亦将返国之事，或者极有可能会与秦氏结伴同行；事实是序文中没有丝毫这方面的信息。其次，丁序说，“吾少离吾乡于兹八年矣”，丁文江1902年离开家乡赴日留学，到1910年恰好八年。因此，此序的确切写作年月应是1910年（庚戌）四月而非1911年（辛亥）。 [②] 此序由宋广波分段、标点，并经耿云志先生、朱东安先生提出宝贵修改意见。 [③] 广波按，秦汾亦属在民国教育、行政史上做出过实绩而未受到应有重视的人物。即如其出生年来说，有的工具书上有说生于1882年者，有说1883年者，有说1889年者，莫衷一是。事实上，秦氏生年乃1887年，在秦舜英女士提供给笔者的材料中，有一秦汾先生亲笔题写的小纸片，上写自己与其父、母、祖父、祖母之生年。秦汾先生自己所写其出生年为“丙戌”。笔者又问秦女士：令尊大人生肖属何？秦女士答称“狗”，且家人在每年12月20日为其父做生日。按，1886年为“丙戌”年。据万年历可知，1886丙戌年阴历12月20日乃公历1887年1月13日。由此，秦氏出生之年月日，可考定。至于秦氏在哈佛念书的有关档案，在北大执教的有关情况，在国民政府任职的有关材料，仍需要从事民国人物研究的专家多多致力。 [④]傅斯年在《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说：“我知道在君是好看经济学书的，我尤知道他关于J．m．Keynes的书每本必看，所以我敢说，他纵不是柯波登、边沁、穆勒之研究者，他必是受这一派思想的影响者……在君又是学科学的，他在英时的科学兴趣，由动物学到地质学。恰恰这一行的科学在英国有圣人达尔文，有护法赫胥黎，有游击名将葛尔登（Francis Galton），所以在君若于研究这一行学问时越过实验室而寄兴趣于词辩，大有精神的安顿处，连宗教都有一个。在君必是一个深刻的受赫胥黎影响者（严复并不是），他也在中国以他的科学玄学战做成了赫胥黎（只可惜对方太不行了）。”（《独立评论》188号）此外，丁文江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努力周报》第56期，1923-06-10）一文中曾列举一个科学著作的目录，于此目录，亦可见其所读科学著作之一斑。 [⑤]罗家伦：《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载胡适等著：《丁文江这个人》，台北：传记文学社，1967年，195~19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