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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久芳编著的《五四飞鸿——罗家伦珍藏师友书简集》，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2010年1月出版，该书收有师友、同窗等50多人致罗家伦信函百余通，其中有6封陈独秀致罗家伦信函，这6封信函是首次公开披露的，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引起史学界的特别关注。这6封信函反映了陈独秀在南京监狱里关注人才、学术研究情况以及罗家伦对陈独秀学术研究的支持和帮助。 陈独秀写信习惯，落款往往不写年份。陈致罗的信函落款也只有具体的月日，却无年份，编著者只注“此信约为1933—1937年间”。这些无准确年份的信函，在利用史料和研究陈独秀狱中生活都是不方便的。因此，考证这些信函写作时间，对理解信函的内容是有意义的。从这6封信函内容来看，多数是有联系。下面对这些信函进行初步分析考证，并向专家请教。 第一封信函为九月二十三日。此信全文如下： 志希兄左右： 久未晤面，想起居多善。旬日以来，迭与海门陈训丹先生晤谈，至为愉快。陈君苦学二十余年，于古文字学造诣极深，方法亦极好，征诸事实，以穷其源，广征偏旁，以观其道，其学与术，均并世无双，鄙人至为倾倒。窃以为如此笃学之士，世无闻焉，在朴学君子固应如此，而社会之对待学者，亦未免太薄，且其现服务于监狱，而用非所学，至为可叹！故特介绍于吾兄，以当今如此人才，似宜招之学府，以惠后学。务望吾兄于万无可设法之中为之一谋，弟亦殷望陈君能居京，因弟亦颇好此道，并欲班门弄斧，以一得之愚，助陈君早日成事也。 专此敬颂 教益 弟独秀手启 九月二十三日 此信写于何年，前面说过，编著者注明“约为1933—1937年”。因为罗家伦从1933年起才有机会开始看望狱中的陈独秀，1937年8月陈出狱，后去四川，二人又无缘再见面。在长达5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写的这封信，我们只能根据信函内容去分析考证，或者从陈独秀此时期和他人交往的线索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信的开头就说“久未晤面”，这里并不是说“多少年”没有见面，而是说最近“几个月”或“多少天”没有见面。如果是“多少年”没有见面，陈独秀不会第一次写信就请帮忙为他人谋职业。陈写此信时，罗家伦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校长。罗在北大文科读书期间，陈独秀正任北大文科学长，他主编的《新青年》亦在北京出版。罗又是《新青年》的读者，对陈独秀是很崇拜的，喜欢阅读陈的文章。1918年4月罗家伦写的《青年学生》在《新青年》“读者论坛”栏目上发表，后来又在《新青年》上发表《娜拉》译作。从此和陈独秀建立起联系。罗家伦积极参加五四运动，是北大学生领袖，是他起草了《五四宣言》，1919年5月26日，以罗家伦笔名“毅”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在胡适记忆中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的文本”。1920年罗因出国留学与陈独秀失去联系。13年后，即1933年，罗家伦回国，他便亲自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陈独秀。此时，二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昔日的北大文科学长、教授，今天在狱中服刑；当年的北大学生，今天成了大学的校长。但这些变化，并没有影响二人的师生关系，而且他们关系更加密切。“久未晤面”，说明在“九月二十三日”前，罗曾去狱中看望过陈独秀。罗家伦虽然身为大学校长，但对昔日的老师还是敬重的，愿为陈在经济上、学术研究上做些帮助。对陈独秀写给他的信函也极为重视，冒着很大风险，那怕不到百字的短函也珍藏着，使我们在70多年后还能见到这些宝贵的信函，这些信函已成为珍贵的史料，也成为宝贵的文物。狱中的陈独秀很关心大学教育，愿意为大学推荐人才。陈在此信中还对社会上存在对学者太薄发出感叹。 陈独秀这封信是向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推荐海门陈训丹去教书。但罗家伦没有接受陈独秀的推荐。陈独秀得知不同意后，又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推荐，傅也没有同意接收。 陈独秀在两次推荐不成功后，并没有失望，又给蔡元培写信继续推荐陈训丹，信中说：“比月以来，得晤海门陈训延（即陈训丹——引者），与谈文字学，甚为快慰。陈先生于此道颇有深造，且多创见，独秀以能时与晤教为乐，陈君亦以居通州太孤寂，思来京获得朋友商榷之机会。……闻中大史语研究所目前均无法可设，故特陈情于先生，倘研究院其他部门或教部图书馆及编审方面，如有可谋，请先生为之一言，使陈君有居京研究之机，则独秀之所渴望也。”此信落款为1933年11月1日。 从陈独秀致蔡元培这封信来看，是为陈君寻职业，应该和他致罗、傅的信为同一年，即1933年。此信中提到“比月以来”，即近一个月以来，是指10月前后这一个月。10月前，即陈致罗的信是9月下旬，10月后，即致蔡的信是11月1日。陈独秀为推荐陈训丹到大学或研究部门去工作，在一个多月时间里写了三封信，这三封信都是同一年写的。他致蔡元培的信是1933年11月，因此他写给罗、傅的信也一定是1933年。由此可见，陈独秀致罗家伦的第一封信是写于1933年9月23日，这也符合编著者所注明的1933年至1937年这个时间范围内。 第二封信落款是10月2日，但是，是否和第一封信同一年写的，因笔者条件所限，查阅不到当时的《申报》，所以此信何年写的还不能解决。这封信不到百字，也全文抄录，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考证此信写作年份。 志希先生左右： 昨畅谈甚快。太炎大弟子吴承仕君，闻近在贵校任课。顷见《申报》中有吴君论文，不知是否同名？乞询明告知唐岩若兄来此示知！吴君于旧学造诣颇深，弟希望其能来谈以获教益。此颂 教安 弟 独秀手启 十月二日 编著者将此信安排在第一封信之后，可能认为是与第一封信同一年写的，因前信是9月，此信是10月。有可能是同一年写的，也有可能是根据信的内容做如此安排，后4封信都和借书、还书有关。此信何年写的，尚待考证。 第三封信是借书、购书的内容，全文如下： 志希先生： 日前承允为觅《古史辨》及《东壁遗书》一读，久未见送来，谅不易得也。如已觅得，希即送下。又《敦煌石室遗书》及《石室秘宝》，此二书倘能觅得，或借或购均好，专此奉托，并祝 健康 弟 独秀手启 十月十三日 从这封信内容来看，是罗去看望陈时，陈提出要读《古史辨》及《东壁遗书》，罗答应为其寻找。因“久未送来”，陈才写信去询问。信中提到的《东壁遗书》是简写，全称为《崔东壁遗书》。据汪原放在《亚东图书馆与陈独秀》一书介绍，《崔东壁遗书》是1936年5月底出版的。胡适于1936年1月27日为该书写了序言，该序发表在1936年4月30日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第128期。陈独秀在狱中也能阅读几种报纸，对于该出版的信息他会知道的，更何况为该书作序及出版该书的亚东图书馆的老板都是他的朋友，当年10月提要读这部书是可能的。由此可见，此信写于1936年10月是很合乎情理的。如果说是前一年写的，该书是还未出版，后一年即1937年10月写的，此时陈已于8月出狱了。 第四、五封信在内容上有联系，如果先把第五封信写作年份考证清楚，第四封信时间也就自然清楚了。第五封信全文如下： 志希先生： 所恳代借三书，前函云已获一部，希即送下，用毕即奉还，又卫聚贤所辑著《古史研究》一二集，弟欲一阅，不知兄能设法借得否？适之近著《儒论》，尊处如有，亦求赐一份，弟方写一册《孔子与儒家》，急须参考也。专颂 教安 弟 独秀手启 十二月三日 信中说“代借三书”，是指苏子由《栾城集》、《千金方》和《外台秘要》。“前函”是指罗给陈的信，此函说已借到一部。陈在信中又提出借《古史研究》一二集。信中还提到胡适近著《儒论》，“求赐一份”。这为考证此信是何年写的提供了重要线索。如果能查阅到这部书何时出版的，就可以确定陈信写作年份。通过查阅胡适著作目录，在1933—1937年间，没有《儒论》这一著作。笔者又查阅胡适这个时期的日记，仍未发现和《儒论》相关的内容，但发现关于《说儒》写作的内容。笔者认为，原来陈独秀在信中提的《儒论》是凭记忆来写的，实际是指胡适著的《说儒》一书。据胡适1934年5月19日的日记：“晚归，写完《说儒》，约有四万六千字，为近年最长的文字。检日记，此稿开始在三月十五日，中间稍有间断，共费时两个月。今晚写完时，已三点钟了。”胡适对此文感到很满意，认为有许多新意，他在年终总结时特别提到此文：“在学问方面，今年的最大成绩要算《说儒》一篇。这篇文字长约五万字，费了我两个多月的工夫才得写成。此文的原意不过是要证明‘儒’是殷商民族的教士，其衣服为殷衣冠，其礼为殷礼。但我开始写此文之后，始知道用此‘钥匙’的见解，可以打开无数的古锁。越写下去，新意越多，故成绩之佳远出我原意之外，此中如‘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民族悬记，如孔子从老聃葬于党巷之间毫无可疑，皆是后来新添的小钥匙，其重要不下于原来掘得的大钥匙。这篇《说儒》的理论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这理论的成立可以使中国古史研究起一个革命。……无论如何，我写《说儒》的两个月是很快活的时期。有时候从晚上九点直写到次日的早上三四点，有时候深夜得一新意，快活到一面写，一面独笑。依文字论，这篇有几段文字是我很用气力做的，读起来还不坏。”陈独秀未必知道这些，但他接触的人广泛，消息也很灵通。胡适有新著，陈会知道的。 1934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集刊》以单行本形式发行《说儒》。陈独秀得知后，在当年12月3日就给罗家伦写信，希望求赐一份给他，因为陈当时正在写《孔子与儒家》，“急需参考”胡适这本新著。 综上所述，陈独秀12月3日致罗家伦的信，应是1934年写的。因此，此信在排列顺序上，如不考虑第二封信，应排在第一封信的后面。 第四封信全文如下： 志希先生： 承借《古史辨》，稍迟几日始能奉还。你倘知有借书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如何？）望遣人为代借左列三书： （1） 苏子由栾城集（附后集及三集） （2） 千金方 （3） 外台秘要 概如约送还不误。专此敬祝 健康！ 弟独秀手启 十月卅日 1936年10月13日陈给罗去信借《古史辨》一书，从三十日这封信看，所借的书很快就送到陈的手里，正在阅读中，所以“稍迟几日始能奉还”。这说明此信和前一信即10月13日的信是同年同月写的，这封10月30日的信是1936年写的。 第六封信虽然不是和第四、五封信同年写的，但内容上有联系。此信全文如下： 志希先生： 《栾城集》已用毕，得便可遣人取回，《古史辨》及《东壁遗书》，尚须留用时日，前托觅卫聚贤著《古史研究》一二集，未审有所得否？倾见报上载有《中大图书馆藏书期刊目录》（中大出版），请赠我一份，可否？此祝 教安 弟独秀手启 一月十四日 陈独秀在1936年10月30日写信向罗借《栾城集》等书，从此信看，《栾城集》、《古史辨》二书已借到，并且《栾城集》已用毕，《古史辨》等还要用些天。写这封信时已是第二年1月，即1937年1月。信中问《古史研究》一二集是否借到，这二本还是1934年要借的，相隔这么久，到写封信时还未借到，这有点不合情理，也许考证的时间有误。 除原第二封信写作年份待考证外，其他5封信写作年份分别为： 第一封信（原一）1933年（9月23日） 第二封信（原五）1934年（12月3日） 第三封信（原三）1936年（10月13日） 第四封信（原四）1936年（10月30日） 第五封信（原六）1937年（1月14日） 《五四飞鸿》一书有一可贵之处，把每封信函的手迹影印出来，编著者对每封信都写了释文，并在每人信函最后编写了《解读》，对写信人和相关情况作了介绍，对阅读信函提供了方便条件。但是，这项工作相当困难，要花费大量的心血，如陈独秀写信是行草体，喜欢写异体字，有些字不易辨识，因此释文难免有些不当之处。如64页：释文“弟独秀”，手稿在“独秀”后面有“手启”二字，释文把“手启”遗漏。同一页，“九月二十三”后面有一“日”字，手稿此日字很小，又像一句号，实为“日”字，其他信落款也有些种写法。同页释文“以观其道”，“道”字，从手迹看似一“通”字。同一页有“道”字，其写法和“通”字不同。68页：释文“前面云已获一部”，“前面”说不通，似为“前函”。同页：释文“适之近著《儒论》，手稿为《儒论》”，并有逗号。69页：释文“《古史辩》”，手稿为“《古史辨》”。若所指不误，希望该书再版时纠正过来。 （作者系哈尔滨师范大学阿城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