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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举行了第19次青年读书会活动，李在全博士报告了论文《孙中山晚年的司法思想》，近代史研究所访问学者、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候选人马晓月以《<群众心理>在中国：1900—2010》为题，报告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古斯塔夫·勒庞（Gustave Le Bon，1841-1931）所著《大众心理》（1895年出版）一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知识分子在不同时代对它所作出的不同解读。这两个报告，一个对前人研究成果汗牛充栋的孙中山研究领域有所开拓，一个侧重于思想观念在国际范围的传播与变异，都有新意。 学界在孙中山思想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主要集中于孙中山的政党思想、革命思想、宪政思想等方面。李在全博士在报告中介绍了学界研究相对薄弱的孙中山晚年司法思想。他认为，引入党权政治学说后，晚年孙中山完成了从“主权在民”到“主权在党”、从“天赋人权”到“革命民权”的思想转变。在此背景下，孙中山要求党治时期的司法不能超越党派政治，而要掌控于国民党手中，这明显不同于南京临时政府与北洋政府时期所宣扬的主流司法理念。 李博士分析说，孙中山晚年政治与司法思想的变化是与1920年代中国时代语境密切关联的。民国初年，原本寄予厚望的宪政法治未能使得中国政治步入正轨（这未必是宪政法治本身的问题），反导致政争迭起、武人专权、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人对此深感失望，非议之声四起，以致在1920年代宪政法治渐成退潮之势。如此一来，宪政体制下的司法独立原则与制度就不免淹没于对司法整体的诟病浪潮中。政体必须改造，司法必须革命的呼声成为强势话语。在这样的语境中，司法要不要改已经不是问题，而是要怎样改。孙中山给出的“药方”是司法“党化”，让代表“革命”势力的国民党积极介入司法，以推进司法的改造与进步。 在广东“大元帅府”的司法建设实践中，孙中山努力探索党治政权中司法建设之道。最显著的是，孙中山把很多司法人员拉入国民党，这种集体入党的做法仅仅是“把这些司法人员贴上‘国民党员’的标签而已”，并没有真正使他们“国民党化”，如此举措就不免流于形式。 李博士的报告结束后，与会者进行了积极的讨论。唐仕春博士认为，作为一个政治家而不是职业法官，孙中山的司法论述并不多，研究起来很不容易，但政治家对法律变革的方向会产生重要影响，研究这个题目还是很有价值的。他根据自己研究北洋时期司法的心得，补充说，革命党人1913年就曾发生过“司法党化”的现象，这与孙中山晚年的司法主张有什么关系？似可作一些历史的追溯。吕文浩博士点评说这篇报告在内容上稍显单薄，缺少对孙中山周围的司法人物的关注；报告的题目具体化为“孙中山与国民党司法党化的滥觞”，始终从国民党司法党化的历史脉络里来讨论其地位，一方面讨论孙中山提出这种主张的历史背景和具体缘由，另一方面分析他的主张在后来的“徐谦时期”“王宠惠时期”“居正时期”哪些得到了贯彻，哪些发生了变异。周祖文博士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更多地是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一种叙述策略，他的真实想法是不是这样还很难说，看历史人物的言论不能局限于他说了些什么，被他本人的叙述牵着走；如果孙中山早年对“天赋人权”的论述仅仅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他的早期思想可能仍是与其晚期思想是一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刘维芳博士认为，孙中山是一个革命家，他之所以在晚年以党权政治思想改造司法，更多地应从他在革命实践中遭遇的挫折和向苏俄寻求中国革命新道理的历史过程中去分析。胡永恒博士从学术编辑的角度认为，这篇报告的开头以1919年5月20日孙中山与邵元冲的一段对话切入，既揭示了题旨，又摆脱了“八股式”的写法，对目前过于程式化的论文写作模式有借鉴作用。 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候选人马晓月博士以一口流利的中文，报告了从1900年到2010年间勒庞所著的《大众心理》一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勒庞是法国社会心理学家，他以精英自居，在19世纪末写了一部供权势者管理普通民众的著作《Psychologie des Foules》，书中充满了对普通民众的蔑视。自20世纪初以来，这部著作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即使到了今天，中国出版界还不断推出该著作的新译本。 她首先介绍了勒庞的学术经历，特别指出在法国、美国、德国、意大利，甚至在俄国，勒庞是像达尔文一样著名的学者，但他热衷于结交权贵之人，反感当时的法国工人革命。勒庞《大众心理》一书的核心观点是：一个有相同看法的群体在一起，会产生一种集体心理；这个集体心理不是个人心理的综合或者平均，而是全新的一种东西；总的来说，群众比个人要笨；无论个人有多么聪明，他一旦进入大众马上就会被钝化（愚蠢化）。这部书的目的就是要给国家领导提供一个实用建议，告诉他们怎么能管理群众，利用群众。 勒庞的著作通过不同的渠道传入中国。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赴日的中国人在那里首次读到勒庞的著作《民族进步的心理规律》。此后，梁启超、梁启勋、张东荪、汪精卫等人开始更多地关注勒庞的著作。从五四运动开始，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勒庞，像鲁迅、周作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曾提到勒庞的《大众心理》一书。马晓月博士认为，这些人“引用勒庞显然不是为了勒庞，而是为了造出适合自己的政治看法的论证,探讨精英与群众的关系，自己的社会责任、社会地位是什么”。 到了20世纪30年代，勒庞的学说在中国已经成为不同专业都可以见到的常识。勒庞的学说对于中国人如何看待精英与群众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2000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学、政治学、政治管理学、传播学等专业重新掀起了讨论勒庞的热潮，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的上访越来越多，政府对怎么管理群众又开始很感兴趣。中央编译出版社在2000年出版了《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即勒庞所著《大众心理》）。她还进一步分析说，除了经济方面以外，讨论勒庞著作关联的问题比较多，“主要有三个：第一，突发性事件，也就是游行和上访；第二，网络暴力；第三，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最适合现在的中国”。近年又有出版社将勒庞所著《大众心理》包装成《心理操控术：政界领袖、商界精英操控大众心理的真相》一书出版。 在马晓月博士看来，《大众心理》在中国110年间的传播及其影响是国际观念史研究的一个典型的案例。这对于如何选择国际观念史的研究对象，探索国际观念史的研究方法，是值得思考的。 马晓月博士的报告令人耳目一新，与会者就报告中各自感兴趣的相关问题展开了讨论。李长莉研究员提出，“ Foules”译成中文“大众”不够准确，而在中文中似乎没有比较贴切的对应词；以110年做一个时段，考察一项观念的传播史，这样的做法在社会文化史研究上可以作为一种新的探索方式。汪朝光研究员认为，民国时期中共的政治宣传与动员能力很强，非国民党可比，因此，勒庞的《群众心理》一书对中共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就是一个十分值得细致讨论的问题。吕文浩博士提到，近年来《乌合之众》这本书在读书界比较流行，他的一位做编辑的朋友对其评价很好。还有与会者认为，马晓月博士研究的国际观念史和文化传播学上的“文化基因”说有相通之处，二者可以互相借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