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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所谓近代作为问题的出现乃是在与欧美相遭遇之后。这个关于近代知识的“考古”工作既需要了解中国、欧美和日本的学术背景，也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 话说在清末的一次科考场上，有位考生面对“项羽与拿破仑”的试题茫然若失，最后提笔写下：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岂畏拿一破仑（轮）乎？此事是真是假暂且不究，后人所以相传不止，大概缘于考生之无知吧。但是，如果不带任何偏见地看待考生的回答，问题似乎并不简单：今日之常识未必为昨日之常识，欧洲之常识不必是中国之常识。在19-20世纪之交旧与新、中与西激烈碰撞的时代，对于一个饱读经书的士子来说，楚霸王项羽的自明性毋庸置疑，而拿破仑是人是物却无从知晓。按照汉字形声会意的原则，该考生的回答当属“常识”范围。同样，如果反过来诘问同时代的法国学子，又有多少人知道项羽呢？可见，对于同一个故事，人们的解读可能截然相反。现代主义的历史叙述在直线的时间序列里追寻事物的因果关联、新陈代谢，而后现代的历史叙述则关注事物的非本质性和不同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 现在，越来越多的学人强调历史研究要回到“历史现场”。所谓“历史现场”，就是通过表述而建构起来的文本世界，我之所以钟情于社会史和概念史，盖由于它们均重视文本分析的方法，前者关心文本背后的情境，后者重视文本自身的构成。 何谓社会史？论者中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有分歧不要紧，要紧的是是否在方法论上自觉社会史所具有的批判性。回顾中国社会史研究，无论是对历史整体的强调，还是对地方历史的执著，在社会史的百货店里最欠缺的是对作用于文本的权力关系的省思。日本社会史提供了相反的案例。在批判“近代”的人为性、揭示“近代国家”的压抑特征后，日本社会史在远离政治的历史空间里与民族主义的自然国家观不期而遇，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左翼和右翼居然成了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鉴于存在上述两种极端现象，我们所提倡的新社会史，特别强调分析文本背后的知识/权力。在已出版的三辑“新社会史丛刊”（浙江人民出版社）中，不少论文涉及到政治、事件、性别、记忆、象征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我个人从事的研究密切相关：我试图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近代权力（革命、国家和殖民统治）的起源，通过对近代公共记忆与认同形成的考察，探讨近代历史叙述的建构问题。 本来，在一个学科分工越来越细的时代，能够从一而终地将上述目标付诸实践已然不易。但是，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旨趣的介入，要求新社会史必须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之否定，于是有了《新史学》（中华书局）的诞生。在《新史学》第1卷里，主编杨念群教授呼吁中国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这个颇有争议的主张提出后，意外地在日本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中产生了共鸣。一位学者高度赞扬历史与文学的联姻，感叹难以从既往的中国近代史著述中捕捉与文学作品及其作者所生活的时代相关的信息。历史学者需不需要“感觉主义”，这是今天仁者见仁的问题；历史文本的作者有无感觉主义，那是昨日不用争辩的事实。有感觉有主义的人如何制作了文本，这涉及概念史所关心的问题。 “概念史”（Begriffsgeschichte）一语最早见诸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指基于普遍观念撰述历史的方式。在德语世界里，该词主要被用于语言学和历史辞典的编纂上，现在则成为关于哲学方法论的研究领域。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在将德国的概念史——克泽莱克（R.Koselleck）的研究介绍到英语世界时，认为概念史涉及四方面内容：“历史轮廓”、“历史观念”、“历史理论”和“历史哲学”，几乎包罗了整个历史研究。概念史起源于德国，无疑，对原汁原味的概念史的理解应该限定在德国的学术语境中。那么，把概念史的研究方法移植到中国，是否会水土不服呢？这种担心大可不必。回顾新史学的历史，在新史学发韧之时，就已经有人注意到词语和概念的重要性，1930年《年鉴》（Annales）杂志曾把“物与词 ”（things and words）作为其副题。近年在非德语圈也有不少学人尝试进行概念史研究。若问概念史的方法对中国研究有什么借鉴意义的话，我以为可以从它与其它三个研究领域的异同关系中来把握。 一曰概念史和词语史的异同。概念史研究的“概念”与“词语”关系密切，概念来自词语，但含义比词语复杂。词语的含义是清晰的，而概念则是含混的。当词语凝聚了社会的、政治的经验和意义时，词语就变成了概念。 二曰概念史与观念史的异同。现在出现了不少关于“观念史”的研究（“关键词”研究也应包含在内），但观念史和概念史并非一回事。在方法论上，观念史将观念视为“常数”，虽然一个观念可以用来表达不同的历史形象，但是，观念本身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而概念史则注意到词语与社会、政治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概念本身就是“变数”。 三曰概念史与社会史的异同。概念史关注文本的语言和构成，社会史则将文本作为分析手段，用以考察其背后的情境。 鉴于概念史的上述特点，我以为中国的概念史研究应该包含以下内容：词语的历史；词语被赋予了怎样的政治、社会内涵并因此而变成概念的历史；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词语表述或曰概念在文本中的不同呈现；文本得以生成的社会政治语境。其狭义内涵是关于词语和概念的研究，广义内涵是关于知识形态的研究。 多年前，读到过一本法国汉学家佛朗西斯·居里安（FrancoisJullien）讨论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著作《物之势》。作者一别于往昔的论述方法，认为“势”这个具有正反两义性的概念不同于西方概念——它们对事物的表述总是建立在正反命题之上的，作者在对“势”的不同论述和“势”在中国历史中的呈现的考察之后指出，“势”是理解近代被“哲学化”了的中国思想的关键概念。在我的心目中，这本关于“势”的概念史的研究堪与福柯《词与物》比美。 但是，我们进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慎重追远，探讨中国传统的知识形态，而是要探讨17世纪、特别是19世纪以来中国乃至东亚近代知识空间形成之问题，具体而言，是在中国与欧美世界发生碰撞后，大量的“西学”和日本化的“东学”知识如何传入的问题，尤其是“他者”知识是如何内化为 “自我”知识的问题。这么说并不是要否定中国历史自身所具有的近代性，而是要强调，在中国，所谓近代作为问题的出现乃是在与欧美相遭遇之后。这个关于近代知识的“考古”工作既需要了解中国、欧美和日本的学术背景，也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取长补短。四年前，我和一些同道开始从概念、文本和制度三个方面展开研究，重点是进行概念和文本的比较研究：一个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译为汉字概念，其间中国和日本之间发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中西、中日之间的差异揭示了怎样的文化移植与变异问题。我们设想要以一百个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关键概念入手，研究中西概念、中日概念之关系，透过《新史学》第2卷“概念的空间”和“文本政治学”两个栏目的论文，读者可以略知这个研究计划之一斑。 概念史研究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书海无边，没有人能穷尽近代知识的底蕴。但是，我相信一个个概念做下去，一本本文本读下去，多少会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近代知识的来历。历史充满了正反两义的吊诡：拿破仑之伟大在于他颁布了不朽的《拿破仑法典》，但人心中的拿破仑却是和滑铁卢之败纠缠在一起的英雄形象；项羽力拔山兮之势令人叹为观止，垓下之败让人扼腕叹息，然而，若不是刘邦大汉定鼎天下，今天的中国人是否得称“汉字”为“楚字”、易“ 汉族”曰“楚族”，亦未可知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