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半期是我国戏剧文献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谓其重要，是因为有两部名声大振、留传至今且每部都在千册以上的文献，在这一时期相继出现在世人面前，并迅即引起了行家里手的高度关注。先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二月十日，史学家朱希祖先生在北京宣南“汇记书局，购得升平署档案及钞本戏曲，共一千数百册。”【1】此为“第一次售出者，其中档案较全，戏曲，惟清廷自制大戏曲亦较全。”朱希祖深感其至为珍贵，“升平署档案，仅此一分，别无副本，近百年来戏曲之流变，名伶之替代，以及宫廷起居之大略，朝贺册封以及婚丧之大典，皆可于此徵之。故此档案，不可不特加保护！”八十五年后的今天，这些由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升平署档案即将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是为学界的一大要事。第二，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由北京宣武门外大街{按：属京师宣南}会文书局李汇川介绍，琉璃厂松筠阁刘盛誉从西小市打鼓摊上以廉价购得旧钞曲本一干四百余种。后被北京大学教授马隅卿与沈尹默先生以五十元为孔德学校购藏。经马、沈两先生鉴定，为清末北京蒙古族车王府钞本，内容包括戏曲、俗曲、小说、鼓词、子弟书、乐曲等，极为广泛，而且是未刻的稿本，为文学界研究戏曲小说和通俗文学的重要资料。”【2】作者特别强调：“在文学价值上也可与清内府升平署钞本媲美！”
显而易见，以上两部影响深远的传世文献均由宣南售出，只是具体地点不同。日本学者对于《车王府曲本》在日本的情况也著文说明。【3】值得注意的是，哪里是《车王府曲本》的最早出售处、即《曲本》的第一售书点的具体地址及其称谓，这与车王、车王府和《车王府曲本》都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本文就从这里谈起，不当之处，敬请专家学者赐正。
一、 宣南·大红罗厂·“车王府”
自从《车王府曲本》在社会上两次大流失之后，关于《曲本》的存世数量开始有了不同的认识，根据仇江、张小莹著文《车王府曲本全目及藏本分布》，《曲本》的戏曲部份存世量计为993种，卷数无算。其中，大部分是京剧剧本，另有昆曲、弋阳腔、高腔、吹腔、秦腔、西腔、皮影戏、木偶戏等相关剧本。这些剧本又分为总讲、全串贯、戏词、乐调、杂曲等门类。这里，仅以《车王府曲本》的戏曲藏本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出《曲本》的内容之丰、数量之大；剧本之多、门类之细；剧种之全、剧目之广都是世所罕见的，其意义不言自明。而两次收购此大批量《曲本》者均是位于京师宣南琉璃厂松筠阁的刘老板。松筠阁当年位于南新华街路西11号，刘盛誉{刘际唐，字盛虞，一作盛誉}，河北衡水人，此公精通此道，“从北京西小市一个打鼓摊上廉价收购了” 这批传世之作，捡了个“大漏”， 并以50元的价格卖给了孔德学校图书馆，自然，马隅卿、刘半农、顾颉刚都是“识货” 的大家！民国年间，小市上的摊贩，大多是走街串巷收买旧货的“打鼓儿的”。 其时，打鼓儿的各有各的“道”， 所谓“道” 是他们这一行的行话，指的是某个打鼓儿的专有“地盘”，即长年专跑的几条街道，人熟地熟，便于收货。可以想见，“打鼓摊” 上的贩书人就是这样从“车王府” 打捆论斤买来的。对于打鼓儿的来说，这种“大宅门儿” 的称谓那是不会记错的，不然，怎么能叫《车王府曲本》呢？！那么，这种分析是否可以成立呢，即：“车王府” 是不是《曲本》的第一出售之地呢。
以下史实表明；位于西四附近的大红罗厂21号（原门牌号）的“车王府” 应是“曲本” 的最早出售地 。
1、“满族耆老颜亿里、石继昌、傅士达、金志照诸先生，他们都说外蒙古车王府地址为西四大红罗厂西口路南，并且车王府曲本是由这里出售的。”【4】金沛霖先生在《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前言》内写道：“本书原名为《车王府曲本》，是据孔德学校当年购书时摊主所云，后顾颉刚先生整编目录时所确定。”颜、石、傅、金四老之言正可和金文所记互相印证，互为补充！需要强调的是，以上四位先生均是清代的皇亲国戚、达官显贵之后，如傅士达系清承恩公志钧的后人、石继昌则是清初镇海将军、都统、一等伯石廷柱的后代等。四位前辈“众口一辞”，理应引起我们充分重视。
2、距《曲本》于1925年售出的二十五年之后，解放初期，著名学者马非百、史树青二位先生也在大红罗厂附近“买到了北洋军阀统治下一个没落的蒙古贵族的家庭资料一大宗。这些资料异常丰富，有日记、信札、公牍、房地契------等，不下数百件之多。”【5】以时间论，始自民国元年（1912年），止于民国二十年（1931年）。这批史料“把一个没落的封建贵族在各方面的活动——经济的、政治的、个人的、家庭的、社会的活动，全面的、活生生地保留了下来，真是任何书本上所不能看见的。”马非百先生还专此著有宏论问世。这些史料与车王府的府务密切相关，因此，它对于我们研究车王、车王府、《车王府曲本》有着重要关系。显然，这不仅仅是售书地点的简单巧合。
3、有的研究者指出：“车王名之首字必为车，其府遂称车王府。”“盖清代制度，蒙古王爵无论亲王郡王，向无封号，一般称谓，即以王爵本人名之首字称为某王，不似满洲王爵如礼亲王、肃亲王等。”【6】在此，笔者要补充的是，包括礼亲王在内的清初“八大铁帽子王” 的例证最有代表性。有清一代的满族封王则以此类推。说到蒙古封王时，“以王爵本人名之首字称某王” 应以蒙古受封之郡王更确切。如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十八日，“赏------喀尔喀札萨克多罗郡王车林巴布，三眼花翎。”【7】即是此例。同时，这位研究者还指出：“老友颜亿里（家驹）先生云：车王府在西四北大红罗厂，当有所本，容再详考。”
4、长居京师内城的人都知道，从西四到宣南西小市（按：西小市是与崇文门外东小市的对应之称）是一条直路，中经西单、宣内大街，再至宣外，而宣南西小市又因琉璃厂书肆多的原因而成为他们售书的首选去处。因此，“打鼓儿的”从西四大红罗厂鄂公府收到书后，无论是其售书意图，还是其行进路线，上述情况都不会使其舍近求远，直奔宣南西小市应是其最佳选择。
以上四段文字从不同的角度说明：最早售出《车王府曲本》的地址是位于西四大红罗厂的“车王府”。 按理说，“车王府” 出售《车王府曲本》是合情合理的事，不应再有什么不妥，然而，笔者经过考证，这里并不是“车王府”，而是与车王府有着密切关系的鄂公府，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二、 鄂多台·车林巴布·车林端多布
笔者在研读车王府的相关史料发现，上自民国政府、下至满蒙勋贵，他们对于位在大红罗厂的所谓“车王府” 的一致称谓是：“红罗厂鄂公府”（按大红罗厂和红罗厂实为一个地名）。例如：“西四红罗厂鄂公府速鉴”、“ 红罗厂鄂公府鉴”。【8】再如，“红罗厂鄂公爷公启”。【9】它如：发自红罗厂或送达红罗厂的信件中有“庄头向鄂公府请示”、“ 辅国公鄂谕”、“ 辅国公鄂谕庄头汪永祥知悉” 等等。【10】这种称谓在民国政府有关部委给红罗厂二十一号的函件上写得最为清楚。
红罗厂鄂公府的主人是镇国公衔辅国公鄂多台，他同本文述及的车王府主人多罗郡王车林巴布是从兄弟，并同车王府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这样，认识鄂多台一生的准确经历就成为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过去，有些语涉鄂多台的研究者认识并不一致。这里，笔者提出以鄂多台在其《日记》中亲笔书写的三个简历做比较，力求得出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1） 民国八年﹝1919年﹞12月31日，鄂多台被授予二等宝光加禾章，“履历表送铨选局。受勋人履历表：（姓名）鄂〔多台〕，（官职）镇国公衔辅国公，（年岁籍贯）五十七岁、喀尔喀图什业图汗部落人，（曾受何种勋章）二等大绶加禾章，（现受何种勋章）二等宝光加禾章。”
（2） 民国九年（1920年）1月28日，“陆军部要自书简明履历，按格开注：（名号）鄂〔多台〕，庚元，（年龄）五十七岁，（籍贯）喀尔喀图什业图讦部落中右旗，（出身）贵胄法政学堂修业，（官衔）镇国公衔辅国公，（现职）参议院议员，（前任）翊卫付使，（月薪）二百元，（居所）西四北大红罗厂、门牌二十一号，（电话）西局1——2号。”
（3） 民国九年（1920年）9月11日，“陆军部要简履历，------为开一简明履历交伊〈筠青〉代复。 履历式：（名）鄂〔多台〕﹝号﹞庚元，﹝年龄﹞五十七岁，﹝籍贯﹞喀尔喀图什业图汗部落中右旗，﹝出身﹞贵胃法政学堂修业，﹝官衔﹞镇国公衔辅国公，﹝前任﹞翊卫付使，﹝年俸﹞公俸二百两，别无兼差。”【11】
通过以上三份简历的比较和互为补充，我们认识了一个比较全面的鄂多台。简历中包括了他的名号、年龄、籍贯、出身、官衔、前任和现任职务、月薪和年俸、家庭住址及门牌、电话、兼职等，这些出自鄂多台本人为军政部门书写的内容真实可靠，为我们研究本文要讨论的内容提供了重要依据。
根据上引“简历”，鄂多台1920年时为五十七岁，这样，我们就能推算出他的生年是１８６４年、即清同治三年。马非百先生根据相关的档案史料，指出鄂多台卒于民国十年、即１９２１年９月２日。年五十八岁。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通过鄂多台的简历和他的《日记》看到，鄂多台是一个热衷政治、积极投靠民国政府的蒙古上层人物，他的嫡妻又是爱新觉罗氏，他充分利用这些条件，在民国与逊清之间，左右逢源，从中获取利益。
除此以外，鄂多台还是一个谨慎而有心计的人。在他的日记中，上至国家大事、下至洗理、买支假菊花等生活小事都全部入记，至于车王府事，他尤其重视！在他的日记的天头部分，经常可以看到“府务”、“ 府事” 诸条， “府务”“ 府事” 下面的正文便是车王府大小事务的记录。事关车王府的开销钱数，一直到个位数的均做记录，决不含糊。例如：“车王交万盛号（按：以下为具体钱数，文字不清）------。”【12】再如，车府马棚补漏“合洋六十五元四角柒分。”【13】三如，“五太太、侧奶奶来，面交车王索俸二份，侧存洋五百元。”【14】四如，“车王俸米折洋八百五十五元存储，太太手。十一月初九日存格支洋一百元------。”【15】五如，民国四年五月二十三日，记车王俸米数为“一百四十石、六百八十四元。”【l6】六如，民国五年初，鄂多台在写俸时将车王和他本人并列，一清二楚，其后，蒙藏院发放本年年俸，鄂多台为之代领，并做了明确记录。七如，“与车王电报一件，报费九元三角O八厘。”其内容主要是大巴雅等要来京，“要王侄所存之钱，是否付给，急来回电照办，叔鄂多台。”三天后，车王之子回电，要他“将侄存银如数均交大巴雅尔为妥。”不久，“大巴雅取走大洋五百元。下存一百五十五元。”【17】顺便说明，这三份往返电报的内容证明了鄂多台同车林巴布的兄弟关系。这些详细的记录为鄂多台在管理车王府诸多事物时赢得了主动。那么，鄂多台是在什么情况下接手了车王府的事物呢？
此事发生在壬子年﹝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二十九日，鄂多台在当日的“府务” 下记有：“蒙古XX｛按：此二字不清｝来与伊商，云府务（？）务统归我处管理，并令XX写一字证，系勿得旁人居住等语，并用车王口气交我之意思。｛字篇内存｝。此事系五太太蛊惑之意。”【１８】看来，鄂多台对接手车王府事务并不情愿，否则，他就不会写到“此事系五太太蛊惑”。 其时，车王的身体已是多病之驱，同时，他还要择时返乡，其行程遥远，多有辛苦，归期难定。在这种情势下，王府事务就需要有个有能力的知近人代管，于是，五太太遂向车王出此主意。 此后，五太太便经常出现在鄂多台以“府务”、“ 府事” 等相关条目标明的日记中。显然，多罗郡王车林巴布是听命于五太太、侧福晋等女眷之人。
外蒙古土谢图汗中右旗扎隆克多罗郡王一爵，始于西第什里。他的次子丹津多尔济在雍正年间有大军功，赐智勇号及黄带，叙功和硕亲王。乾隆三年（1738年）卒。其长子多尔济色布腾尚和惠公主。和惠公主生于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月初十，雍正九年{1731年}十月初三日在京师病逝，年仅十八岁，并葬在京城东直门外。其后，多尔济色布腾也于雍正十三年二月逝世。乾隆三年（1738年），其子桑斋多尔济袭爵，乾隆帝念其幼失父母，诏至京师，内廷教养，即《大清会典则例》卷一百四十三明确记载的“内廷读书”，不仅如此，乾隆帝还让他与郡主成婚，授额附，住东四三条东口路北，这就是车林巴布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二日承袭多罗郡王时的府第，即大名鼎鼎的车王府。自清末宣统元年至民国年间，《京奉铁路指南》、《各站风土记》等书均指明车王府仍位在此处。
车林巴布生于同治二年（1863年），似长鄂多台一岁。光绪十一年（1885年）十一月，时为头等台吉的车林巴布被赏为“二等侍卫，在大门上行走。”【19】次年九月娶肃亲王隆勤次女为妻，长住京师。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其父鄂特萨尔巴咱尔因病乞休，车林巴布袭郡王爵。同月，“命在乾清门行走。”【20】光绪二十四年十二月，赏戴三眼花翎。【21】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因病开去其乾清门行走、前引大臣的差使。次年二月，车林巴布郡王由于健康原因，回旗养病。此时，他在朝廷已无其它职务，但光绪帝仍赏其穿素貂褂。【22】
车林巴布的健康状况在鄂多台的《日记》中也屡有反映。他除要代他领取薪俸、为他修建房屋、替他收取地租等事外，还要代他去应酬满蒙王公、替他向民国政府请假。例如，民国九年{1920年}元旦之日，“早十时，总统{徐世昌}在怀仁堂受贺。车王礼节单并入门证交来，因病不克到。”[23] 再如， 同月22日下午六点，“轮子会车王主人撷英，因头上生疮避风，请庚{即鄂多台本人}代东，”并将饭费做了记录。[24] 是年二月二十六日{正月初七日}“代车王递呈告假。二月二十八日，筵宴茶会，交入门券二，------。”[25] 这也难怪车王侧福晋代车王常派手下人去红罗厂鄂府支洋办事。车林巴布的身体状况于此可见一斑。
更有甚者，车林巴布还是一个“一事不知的人”。 早在民国七年{1918年}八月，鄂多台去问车王履历，“车王一概不知，程途亦不晓。由库至中旗路径，亦不明白。只可由庚查核呈报典礼科而已。”[26] 逾月，鄂多台“至车府问递差使年月日并请假日期，伊不能答。仅云在口外将呈被烧。又云：当初，肃王劝说留一差使，以备将来回京地步，销差当差。又云：所有公事，均由二奶{即车王之侧福晋，前文已述}叫人去办，伊一概不管。又使大爷进内{宫内}查禀事档矣。”
因此，在民国政府和其他社会活动中，很难看到有关车林巴布的行踪。有关文献档案中，既没有他看戏的记录，也没有在《鄂多台日记》内发现因他看戏支出而报销的文字。至于《车王府曲本》更与他没有直接关系。《曲本》有“咸丰五年” 即1855年的抄写记录，[27] 而且，“这些曲本的抄本部分在纸张、墨色、装订及行款等方面都很一致，可见并非当时的演出底本，而是有计划大规模抄制而成。”[28] 是时，车林巴布尚未出生，也就是说，《车王府曲本》的这批抄本的抄写时间比车林巴布的生年至少早了八年，与车王并无直接关系。如果这批曲本属于车王府的话，那么，《曲本》也应多是车王前辈所为。
那么，自1925年以来、一直被称之为《车王府曲本》的这批曲本有没有可能是鄂公府收藏的呢？
目前，我们在已见的文献档案中虽然还没有看到鄂多台收藏曲本的直接记载，但是，他的确是位大戏迷，并且，他在其《日记》内还专门写有抄写富连成剧目等事。因此，看戏、爱戏、记戏便成了《鄂多台日记》的一大亮点。鄂多台在日记中不断地记录了看戏的时间、地点、原因、剧目、剧情、演员、剧种、戏单、评价等等，为记述一出戏的剧情，他不惜笔墨，竟写了四页之多，这在日记中的其他门类的内容是非常少见的，只有戏迷才会乐此不疲！这就为其收藏《曲本》提供了可靠依据。以下，笔者将其看戏的日记分门别类加以介绍和分析。
1、在鄂多台看戏的记录中，以去广和听戏的次数为最多。听戏的其它戏园子则有：广德楼、庆升、三庆、吉祥、文明园、新世界等。因看四十多本的连台本戏《红蝴蝶》着了迷，竟在第一舞台看了十余天！此外，另有一些看戏地点，如怀仁堂、齐王府、惠丰堂、会贤堂、聚寿堂、礼王府、世中堂宅等。
2、鄂多台看过的剧目有：镇潭州、黄鹤搂、阳平关、战长沙、过五关、铁公鸡、戏凤、捉放曹、大赐福、武家坡、黛玉葬花、艳阳楼、鱼肠剑、铁龙山、珠廉寨、红蝴蝶、血泪碑、战濮阳、取帅印、九更天、游园惊梦等。文明戏有火烧阁天楼、火焚大碑楼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鄂多台还津津有味地、详细地记录了民国总统徐世昌在民国九年{1920年}正月初九于中南海怀仁堂请蒙古王公等看的十三出京剧。此次演出，名家荟萃，剧目精彩，鄂多台可算得上是大过戏瘾。具体内容如下：陈德霖《出塞》、龚云甫《吊龟》、杨小楼 梅兰芳《回荆州》、王凤卿《华容道》，这些都是中午十二点以前演出的戏码，当天下午接着开戏，计有尚小云 孙菊仙《教子》、王凤卿《让成都》、杨小楼《连环套》；晚七点半，再开戏，晚上的戏更精彩，其中，有梅兰芳的双出，鄂多台当然不能落空！是晚共六出，有刘鸿升 龚云甫《天齐庙》、梅兰芳 姜妙香《千金一笑》、余君[？] 陈德霖《走雪山》、王琴侬《祭江》、梅兰芳 陈德霖《风筝误》、杨小楼《水廉洞》。是日，梅兰芳、杨小楼各演三出，老前辈陈德霖、龚云甫也都是双出，堪称空前！[29]不要说鄂多台等戏迷们当时的心气儿，就是我等今天边看边抄这三次堂会的戏单，也是羡慕不已------。
3、鄂多台的戏瘾还表现在在灯节上，看到了一些“戏角灯” 的戏出，也颇多称赞。民国八年正月十四，他“出城逛灯”，看到“瑞蚨祥壁灯有戏人，角灯叫《武家坡》《庆顶珠》，甚好！”正月十六，他旧地重游，再次来到瑞蚨祥，就是奔“戏角灯” 去的。这次他又看到了“贾壁云 金钢瓒《翠屏山》、高庆奎 王瑶卿《濮关》、谭叫天 程XX《庆顶珠》、王凤卿 梅兰芳《武家坡》，甚佳！”[30] 直使他留连忘返。此外，他又对已看过的刘宝全的大鼓、什不闲、女落子、影戏、文明戏，以及大观楼的电影都写入日记。
4、应该说，古今戏迷爱戏的表现是相似的，有些甚至是相同的。收藏戏单{后来之节目单}便是其一。鄂多台在其日记中写的“戏单篇内存” 就是此例。[31] 其次，敢于评价专业和业余的演出水平。看了《九更天》、《惊梦》的演出，评之曰“戏好”； 看了富连成的戏“甚欢！”评论世中堂宅的演出则是“不佳”；有一次，“徐狗子相乏票友唱，并命[点] 戏，不佳之至！”[32]
5、《红蝴蝶》是一出京剧连台本戏，属清代故事戏。民国六年{l917年}，开始在上海丹桂第一台上演，共计二十六本，因用真刀真枪、间以新奇的机关布景而轰动一时。芙蓉草{赵桐珊}、王灵珠、周信芳、三麻子{王鸿寿}、苗胜春、欧阳予倩等均扮演主要角色。主要内容是：关东响马赵大刚强掠富室子弟刘进升，欲以其为人质，勒索刘家。大刚之妹凌如，人称“红蝴蝶”，爱慕进生，救之出山，结为夫妻。此后，凌如得知长春县吏之子诬良为盗，调戏民妻，遂怒杀之。其兄闻讯，率众下山，袭击县衙。凌如反助官军，击败其兄。大刚再次下山。“官兵统带马德美先求助于凌如，后又欲逼淫之，为凌如所杀。马兄德仁系刘进生、赵凌如夫妇于狱，拟加害。有人代其剖白，始获释。凌如出狱，引官兵攻山。生擒其兄大刚以归。”[33] 北京第一舞台公演此剧时，又加入了一些故事情节，多达四十余本，颇受欢迎。主演笑蓉草在其《芙蓉草{赵桐珊}自传》中曾说：“这种新本戏只是知道情节，却没有固定的本子，大都在台上随便扯，随便对答，不但要有经验，还要有临场的机智，能扯得很远很长，也能立即煞住，时间到了，下一本再续。我主演的《红蝴蝶》是时装戏，周信芳在这方面特别有经验，有办法，我得到他的帮助不少。”及至芙蓉草在北京演出时，“仍像外地一样的戏路子，倒是连台本戏特别受欢迎！这种所谓“连台”，就是随时随处可止，明天再续下去，引得那些旗妆太太们天天要去看，以《双鸳鸯》、《红蝴蝶》为最红！”[34]鄂多台自是年九月六日起，先在第一舞台看到了第三十二本，共计八天，而后，又于九月二十八日、十月五日、六日三晚，将其从第三十三本、一本不落的全部看完。其间，他在日记中一再详记剧情，间做评述，看过第三十七本至第四十本后，其所记内容，竟多达四页。其勃勃兴致，于此可见！因其记述的文字甚多，这里，我们仅以民国八年十月六月鄂多台在其日记内记述的第四十一本至全剧终的内容为例，“晚，听红蝴蝶救将军回衙，即派马德成、刘俊生拿赵大刚。进山洞。 赛燕飞、赵大刚将{红}蝴蝶收入箱内。大刚走见赛燕飞。 刘俊生为寻{红蝴蝶}至装{？}红蝴蝶处，将看守人拿获，问明红下落，将二人杀死，即将红救出。大刚等人入东领山。 刘、红等回衙，见将军{奏？}明，等月氏、田招见魏景然一案，将景然发往山东，将马号子斩决，即派兵抄东领山。马德成探山阵亡。穆荣{喜？}、张德胜回报，将军即派刘、红抄山。红知破机关，引兵入山，拿获赛燕飞，赵大刚被红蝴蝶说{降？}，不允，将大刚放走，被将军侦探知破情由，回明将军，刘、红回衙交令，将刘绑、红绑，问赵大刚逃去请由，欲将刘姓满门问罪，红应拿获赵大刚赎罪，将军允许，刘押监，红代侦探出至旅馆。 赵大刚行至中途，思念救走情由，恐红受{罚？}，仍回居于店中，自言往事，红亦住此店，闻大刚声音，即唤侦探在{？}窃听，红入见大刚说情由，大刚愿随问罪，即将大刚带至衙门见将军，又即入站笼，红见不忍，哀告将军赦免，将军不允，又求将大刚监尽{禁？}，红情愿代大刚站笼罪，将大刚取出，将红入笼，大刚见其情形，念其手足之情，愿{？}，即将红救出，写保单，报马贼某做乱，大刚愿往，做进见之功，将刘救出，封红忠孝节义。”本段引文见于鄂多台于民国八年十月六日写的日记。从鄂多台在文中标记的符号来看，似应是《红蝴蝶》最后五本的内容，诚如是，则北京版的连台本戏《红蝴蝶》就多达四十五本之多。在这十多天，鄂多台喜滋滋地听、乐颠颠地记，多么形象的乐此不疲！凡此种种，说明鄂多台爱戏的表现更直接、更浓烈，同时，这些内容也生动说明他喜好或收藏曲本是很自然的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通鄂多台的日记，比较上海、北京两种《红蝴蝶》的异同和优劣，探求在那个时代的鄂多台之辈，为什么对连台本戏投入如此大的精力，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红蝴蝶》等连台本戏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市场？需知：鄂多台为一出戏写了多达八页之多的日记，这在其已出版的《日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6、鄂多台在日记内写到的戏班有富连成、双庆、四坤班、斌庆等等。其中，鄂多台同富连成的感情最深。他请人或他被请看戏的班社，多是富连成；他乐于到广和听戏并“至富连成下处吃烧饼”；为了爱戏的需要，他亲自到富连成社叶春善家，“为开戏目事。开看，有空录”； “富连成在惠丰堂祭神”， 他也予以记录；民国九年正月十七，“午至广和看戏------甚欢！多少唱，老生甚佳！”[35] 根据唐伯韬编著、白化文修订的《富连成三十年史》等著作，此时富连成的老生“台柱” 是谭富英，已成名的马连良也参加演出。上述日记生动说明，鄂多台不是一般的戏迷。由于富连成办社有方，人才辈出，演戏水平蒸蒸日上，赢来辅国公鄂多台等一批又批的“钢丝” 们，时至今日，戏迷们十分珍视为数不多的富连成培养出来的老艺术家们，近些年来，由于他们年事已高，每走一位，都引起人们无尽的哀思。鄂公爷对富连成的记录反映了人们绵绵不断想往富连成和前辈京剧名家的原因-------。
不言而喻，如鄂公爷这样的戏迷自然更会留意有关京剧和其它剧、曲本，以他的身份、地位和爱好，他想收藏这些剧本、曲本和人们常说的车王们一样，同样不存在任何困难。同车王们明显的不同之处在于：鄂多台有抄写剧目、追记剧情、收藏戏单等爱戏、看戏、记戏的第一手详实资料。上述诸多史料均与一个人喜爱戏剧并收藏剧本有直接而重要的关系，据此，谁是《车王府曲本》的持有者似又更进了一步。
清末民初，车林巴布正是因病请假经常回旗医治之时，民国七年{1918年}，车王复由库伦到京，健康状况并无明显改变，因此，车府事务继续由鄂多台掌管，这些情况更加巩固了鄂多台在车王府的显赫地位。他对外则用车王之名经常写有“喀尔喀札萨克多罗车郡王府为知照事------此照”“准此” 之类的文书，[36]并加盖关防，就连民国政府、蒙藏院写给车王的公函也直接送达红罗厂鄂公府，凡此种种的事实已充分说明：此时的鄂多台已是外结权贵、内掌实权、无名有实的“车王”，这就为鄂公府变成“车王府” 埋下了伏笔。
车王大名是车林巴布，而鄂多台为其四个儿子起的名字一律冠以“车林”。 他们分别是长子车林端多布、次子车林桑都布、三子车林诺尔布、四子车林札木苏。其中，长子车林端多布于民国十年一月二十二日得大总统徐世昌令，晋封辅国公衔。民国十一年六月晋封头等台吉{笔者按：台吉分四等，头等台吉在贝子之后}。同年二月四日徐世昌再令，批准车林端多布袭其父之镇国公衔辅国公一爵、八月出任总统府顾问、十二月又被补选为参议院参议员。不仅如此，车林端多布积极投身政治还表现在他紧跟其父，支持袁世凯称帝，加入了“筹安会”和段祺瑞的“安福俱乐部”，以及纯政治的社会组织“群治社”。显然，车林端多布的上述职务是他接管车王府府务过程中的靠山和后台。次子车林桑都布于民国十一年晋封为镇国公。说到镇国公一爵，这可是鄂多台毕生未能实现的梦想，为此，他早在民国六年{1917年}的日记中就专此记有“夏拟呈递那王，转大总统，要世袭镇国公，云云。”[37] 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他在民国八年对外竟用了“镇国公鄂OO”。[38] 其盼晋爵之心，跃然纸上。不仅如此，他还将此心化做了行动，次年正月初九，他在看完杨小楼、梅兰芳等名家的戏后，凭“赉品单在宗华楼购选镇国公爵章一座，价十八元，凭蒙藏院凭票取用。”[39] 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当其子车林端多布正式授予辅国公衔时，他将印文留在了日记的天头之上。再说鄂多台为其子起名同车林巴布均有“车林” 二字一事。“车林” 何意？笔者为此曾向有关专家请教，“车林” 原是蒙古族文字中一词，含智慧之意，源自藏语。对蒙古族而言，那个时代叔侄同用一词排在名字的首位，可能没那么多讲究。即便是这样，长居京城的人们也会认为那样做是不合适的。更何况蒙古人极其重视嫡庶之别，这对长年在京、精通汉语、且又属旁系而出的鄂多台来说，为其四子之名同冠以“车林XXX”， 其心其意就发人深思了。事态的发展说明，鄂多台这种混淆视听的做法发挥了它的作用。及至鄂多台去世之后，车林兄弟继续掌管车王府府务，那时的车王府早已是“门庭泠落车马稀”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东四三条的车王府逐渐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因此，我们不难看出，不论从哪个角度，人们将红罗厂的鄂公府当成“车王府” 只是时间问题了。民国十四年{1925年}，当时的红罗厂鄂公府已被称为“车王府”，其时已是车林端多布兄弟掌管车王府之时。宣南西小市书摊摊主出售的《车王府曲本》正是来自红罗厂鄂公府，所以，摊主才说所售曲本出自“车王府”，于是，“车王府”【实为鄂公府】 出售了《车王府曲本》便成了“合情合理” 的事了。
乾隆朝后期，蒙古额驸们常住京师已呈不断增多之势，他们在乾隆帝和清政府的关心和帮助下，蒙古额驸们长居京师的惯例逐渐形成。自嘉庆、道光两朝而至清代末期，蒙古额驸的子孙后代也常住京师，于是，他们在京的常住人口远远超过前朝，“我圣朝以中外为一家。四十九旗中，匪但开国佐命之勋，媲于内臣，亦且世世有甥舅之戚，宿卫内庭，宴赉如诸王。其额驸专爵，班次在民公下、侯伯上，而京师府第，城中相望，或别赐海淀宅。”“出则奉暖轿朱轮车，皆金黄云绮之盖，红云绮之帏，垂金黄云绮之檐。”“今以国朝公主之外藩者，谨以玉牒。”[40]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理藩部向民政部提供的一份《为民政部咨查驻京各蒙旗王公府第户口札行文稿》，”[41]，内有当时在京蒙古王公{如同今日的户主}二十七人，“驻京扎萨克郡王车林巴布”和“驻京二等台吉鄂多台”、“ 驻京四等台吉车林端多布” 等人 均榜上有名。正是由于他们长年在北京居住生活，遂对京师的戏曲和曲艺越来越有兴趣，以至到了入迷的程度。这样的人在当时的蒙古王公及其子孙眷属中大有人在，只是各自的表达方式不尽相同。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了又一种爱戏的方式，那就是雇人抄写并购买大批量剧本、曲本，这就是自1925年以来一直被冠名的《车王府曲本》。此外，在他们中间，有的经年累月以各种名目举办堂会戏，有的雇梨园中人到家教戏，有的约上其他蒙古王公唱戏、票戏，自娱自乐，有的频繁出入于南城各戏今以国朝公主之园子、准时参加政府宴会，为的就是看名角、看好戏，鄂多台就是其一。 至于清宫内廷的演出盛况则在《升平署档案》、《新整内务府档案》等重要文献中显示出名伶荟萃、精彩纷呈、盛况空前！[42] 这些盛况对蒙古王公们有着 重要而直接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形势的影响下， 《车王府曲本》 因鄂多台爱戏懂戏等原因而更加名声远播，那些皇亲国戚、蒙古王公、达官显贵的后辈们对《曲本》的第一售书地址的一致之说不就是明证吗。
三、传承宣南文化的重要意义
历史已经证明，自从京剧在京师宣南诞生（详见本书〈宣南篇·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与梨园名宿的贡献〉等文）之后，她就以其独特的魅力受到了不同民族、不同群体的越来越热烈的欢迎。本文通过鄂多台爱戏的记录、通过对车王府剧本数量的简单介绍、通过上文对蒙古王公、眷属、子孙人等以不同方式酷爱京剧的描述，再次说明京剧属于中华民族。仅此而言，传承宣南文化的重要意义已不言而喻。
宣南是一部大书。其中，既有士人文化，又有平民文化；既有梨园文化，也有会馆文化。与此同时，琉璃厂还是当时书肆业的中心。综上所述，遂引出了《车王府曲本》于1925年在宣南西小市出售、并随即被识货者“捡漏” 的事实。为此，继续深入研究宣南文化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希望一部多卷本的宣南文化史早日问世。近日，笔者读到一篇和宣南文化密切相关的文章，有些感悟，兹先将文内主要者录之，作者谈道：“老北京城就只占北京的百分之五点七六，现在只剩下其中的四分之一了，难道这就是北京城的命运？于情、于理、于法，都不能再折腾了！……古城保护，很多时候取决于地方政府，”“而保护名人故居，又涉及到对北京胡同的保护，街没了，同时被抹去的还有记忆。”“而现实‘拆’ 与‘保’ 之间，似乎拆的力量更大些。”“有新的地域可以开辟，为什么偏要拆北京的老城？宣武区老在提倡其‘宣南文化’， 现在连载体都拆掉了，还怎么提文化？”[43] 是啊，载体不存，文化何在？！现如今余下的载体应全力保护。笔者以为，尽管我们做不了那些拆迁者的主，而我们的作用对他们的影响又是那样微乎其微，但我们依然要在文字、影像等方面给社会和后人留下一些可供参照的史料和著述，我相信，我们为传承宣南文化所做的的努力是会发挥作用的！
四、余 论
[一] 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将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联合胡景翼等人发动了北京政变。同年11月4日，国务会议通过了冯玉祥关于驱逐爱新觉罗 溥仪出宫的议案。是月5日，正式下令将溥仪及其一家驱逐出故宫。同日下午四点十分，溥仪等人被迫离开了故宫。需要注意的是，负责为皇家排戏演戏的升平署，长期位于紫禁城外的长安街上。正如本文开篇所言，当年的12月10日，珍贵的升平署档案既已出现在宣南的汇记书局，显然，这是由于溥仪被逐之后，升平署的管事、太监利用他们在皇宫之外，遂趁混乱之机卖与了书商。此时距溥仪出宫不过一月有余。车林端多布兄弟和其他满蒙王公、内务府官员太监一样，从此也失去了“大清”这座靠山。此后，北京政府落入了奉系军阀和冯玉祥的国民军联合掌控之下。北京城自直系军阀、总统曹琨于是年11月下台之后，又有所谓临时执政上台，首任执政又换成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正所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后，段祺瑞又以“善后会议” 同孙中山先生的“国民会议” 相抗衡。民国十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逝。直、奉、皖、鲁、晋等各派军阀纵横捭阖，名争暗斗。同年11月，全国反奉运动高涨，真可谓“军阀混战，天下大乱那”。众所周知，民国政府对鄂多台、车林端多布父子等蒙古王公多方拢络是为了先稳定内蒙古、而后再进一步收复外蒙古，通过这些封爵授职的蒙古王公去影响外蒙古独立。然而，在如此动乱的形势下，那些总统、执政，谁还有心顾及满蒙王公的生活呢！关于车林端多布，前文已经说明，他热心投靠政治，身兼数职，虽然说多一份职务多一份收入，但有的学者还指出，他交际广泛，讲究排场；生活奢华，开销无度。[44] 这种超常支出不是好兆头，如果再赶上政局动荡、社会动乱，其生活必然难以维计，这是封建社会中很多贵族家庭的相同遭遇。及至“外蒙革命后，废黜王公，其北京府中人员无法维持其生活，遂将什物、图书尽行变卖。”于是，就有了是年秋天“此剧曲抄本已以废纸称斤出售，为书店所见，知隅卿爱好剧曲，故送至孔德学校也。”[45] 流失到宣南西小市上《车王府曲本》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售出的。
[二] 晚年的顾颉刚先生在忆及1925年为《车王府曲本》编目时写道：“推想清道、咸或咸、同间，蒙古有一车王爱听剧曲，因大量搜集脚本，储藏府中，此一车王亦未稔为谁。”[46] 笔者在上文内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由于鄂多台等人的原因，京师西四大红罗厂的鄂公府演变成了“车王府”， 在那里出售的剧本和曲本也就“顺理成章” 的成了“车王府曲本”， 之所以提出这个认识，还有一个原因，即：鄂多台爱戏的详实记录使我们看到了他对剧本、曲本必然有着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只有痴迷戏剧的人才会有！在其《日记》开列的那些已看过的剧目里，有十多出已在《车王府曲本》之内，即或是《曲本》内没有的剧本，他也耳熟能详，如〈回荆州〉、〈战长沙〉、〈教子〉、〈大赐福〉等等。上文提到的《红蝴蝶》属于新编剧目，他闻所未闻，并深深吸引了他，于是，他就写了长达八页多的剧情介绍，有补充《曲本》所无之意。与此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到：在《车王府曲本》的九百多个剧本内，扣除存在数量颇多的昆腔、影戏、乐调、“总讲”、“ 全串贯” 等剧本外，高腔剧本多达114部是一个很需要重视的数字！这个数字传递给我们这样的信息：114个剧本的剧情不仅包括了自殷商至清的全部朝代，更重要者，是它告诉了人们《车王府曲本》应是在高腔还颇有演出市场时就已出现，此时此刻，不禁使人想起了康、乾时期的《高腔十三绝》，顺而其后，《车王府曲本》应开始于道、咸年间。目前，我们在鄂多台已刊日记中看不到他雇人抄写或专此购买以及为此而支出银钱的记录，可能是因为这批剧本和曲本不是他的藏品，而是他前辈所为，因此，才没有相关记载。顾先生还强调说明：“然彼府（指车王府）历史，我实不知，即孔德（学校，今北京市第二十七中学）亦不能知。”这段回忆为我们研究与车王府相关的人和事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为此，我们应进一步探寻车王府的历史，力求得出接近史实的认识。笔者本着言者有据、言之成理的想法，感到不必拘泥于一家之说。
简言之， 笔者在本文中围绕着《车王府曲本》提出的一得之见，主要依靠对实录、会典、档案、日记等官私史著和当代专家学者的诸多论著的学习和研究，其中，既有已刊行的日记，也含有重要的口述。上述古今论著对分析《车王府曲本》等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其间，分类整理《鄂多台日记》，全面分析《鄂多台日记》对认识车林巴布和鄂多台本人等历史人物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而，使之具有了较强的说服力。但是，当年台湾本《鄂多台日记》系影印出版，原文是作者用楷书间以行书撰写，时而还有满文、蒙文及那时特有的记数文字，这些都给阅读带来一定的困难，如能点校出版，这将是研究者的福音。
学人常说：“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 让我们为之继续探讨、共同努力，期待更新的研究成果问世。
注释：
[1] 朱希祖：《整理升平署档案记》，见《燕京学报》第十期单行本第2803页。燕京大学出
版社民国20年12月出版。
[2] 雷梦水：《书林琐记》第页，《车王府钞藏曲本的发现与收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
l月出版。
[3]{ 日本}田仲一成：《关于车王府曲本》，见刘茂烈、郭精锐等著：《车王府曲本研究》第
2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0出版。说明：本文所引之古今论著，均属同一版本
无版别之分，下引之注不再另注版本。
[4] 冯其利：《寻找京城车王府》第229页。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9月出版。
[5] 马非百；《百足之虫 死而不僵——一个没落的蒙古贵族家庭的地租剥削及其他活动》，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96页、第140页。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l月出版。
[6] 石继昌：《谈车王府曲本》，见《古都艺海撷英》第12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6
月出版。
[7] 同上。
[8]《鄂多台日记》第98页、第680——681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90年4月出版。
[9]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64页。
[10] 见《文史资料选辑》第145页、第147页。
[11]《鄂多台日记》第1416页、1430页、1532——1533页。
[12]《鄂多台日记》第99页。
[13]《鄂多台日记》第374页。
[14]《鄂多台日记》第457页。
[15]《鄂多台日记》第633页。
[16]《鄂多台日记》第541页。
[17]《鄂多台日记》第679页。
[18]《鄂多台日记》第2 7页。
[19]《清德宗实录》{三}卷219，第2页。台湾华文书局1970年6月再版。
[20]《清德宗实录》{五}卷379，第2页、第7页。
[21]《清德宗实录》{六}卷436，第5页。
[22]《清德宗实录》{八}卷555，第555页。
[23]《鄂多台日记》第1417页。
[24]《鄂多台日记》第1428页。
[25]《鄂多台日记》第1449页。
[26]《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142页，下同。
[27] 金沛霖：《清蒙古车王府藏曲本 前言》，见《车王府曲本研究》第488页。
[28] 苗怀明：《北京车王府戏曲文献的发现、整理与研究》，见《北京社会科学》2002
年第2期。
[29]《鄂多台日记》第1450页。
[30]《鄂多台日记》第1256页——第1257页。
[31]《鄂多台日记》第420页。
[32]《鄂多台日记》第1463页、1455页、1069页、1315页。
[33] 曾白融主编：《京剧剧目辞典》第1053页——1054页。中国戏剧出版社1989年6月
出版。
[3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京剧谈往录续编 · 芙
蓉草{赵桐珊}自传》，第168页、170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6月出版。
[35]《鄂多台日记》第414页、730页、881页、1455页。
[36]《文史资料选辑》第96辑，第147页。
[37]《鄂多台日记》第1069页。
[38]《鄂多台日记》第1261页。
[39]《鄂多台日记》第1450页、1604页。
[40] 龚自珍著 夏田蓝编：《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三《序跋类下 蒙古册降表序》。中国书
店1991年6月出版。
[41]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理藩部全宗》第212号。见杜家骥：《清朝满蒙联姻研究》
第284页。人民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
[42] 请参见拙著：《清代戏剧文化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
[43]《还要从推土机前救下多少名人故居》，见2009年7月24日《作家文摘》第16版。
[44] 参见《文史资料选辑》第96页，第167页。
[45] [46] 《顾颉刚书话》，第16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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