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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教科书热议中，有两个问题需要认真辨析。其一，老课本和今天的教科书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另一个是，我们应从老课本中学习什么样的“传统文化”？这两个问题分辨明晰了，就可以解决当前教育的诸多纷争。 老课本具有丰富多样的异质性特点 相对于当代教科书，老课本最显见的特点是它从诞生以来就是丰富多样的，不似今天的高度同质性。 教科书是民间推动诞生的文化现象。19世纪末，标志近代教科书诞生的“蒙学教科书”和“最新教科书”分别来自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这两大出版机构。尤其后者邀集了江南一带学养深厚的教育者和知识精英，按照新学制编成几十种教科书，获得良好的市场效应。教科书诞生时就有编审制度的争论。清政府固然试图形成“国定本”教科书一统天下、独占市场的局面，但是一方面张之洞等高层官员不尽赞同“国定制”而倾向于“审定制”，也有《申报》、《南方报》等舆论呼吁给民间教育以更大空间，避免国定制下责任过重、权力过大带来的弊病。另一方面，学部编纂出版的教科书，质量上难以和民间教科书相匹敌，受到教育家和舆论界的激烈批评，“国定本”在和民间教科书的竞争中败下阵来。 民国建立后教育部正式颁布《审定教科用图书规程》和《各省图书审查会规程令》，允许教科书使用权一定程度下放地方。袁世凯时期颁布的《特定教育纲要》明确规定“国定制与审定制并行”。国民政府时期发布《教科图书审查规程》、《审查教科图书共同标准》等一系列文件，逐渐强化教育部的教科书审定权能，制定较为细致的政策标准。1931年国民党四全大会议定“中小学之教科书，应完全由教育部编印”，对于坊间教本“一律禁止或取缔”，但同时又规定“在部编教科书尚未印行以前，仍用审查办法”。故而可见，整个近代教科书编审事实上实行的是有限的审定制。 这一点在近代教科书的出版状况上可以得到充分证明。 教科书的作者身份十分广泛，既有胡适、蔡元培等学养深厚的知识精英和明星学者，也有舒新城这样经验丰富、手执教鞭的教员和教育家，还有杜亚泉、顾颉刚、叶圣陶、竺可桢、周鲠生等某领域的学者专家，还有张元济、陆费逵等出版界人士，身份和职业不一而足。 教科书出版机构：晚清有学部编译图书局和各地官办书局，更有商务印书馆、广智书局、时中书局、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文明书局、科学书局、澄衷学堂、群学会社、彪蒙书室、有正书局、群益书社、理科书社、丙午社、政法学社等民间出版机构印行新式教科书。民国教科书出版社除了商务、中华两大巨头，还有世界书局、开明书局、大东书局、北新书局、正中书局、经纬书局、春江书局、合众书店、新生书局、三民图书公司、学生书局、共和书局、新国民图书社等多家并存。 从教科书版本来看，前不久引起出版界热议的《开明国语读本》固然编纂优良，但它远不是再版次数最多的教科书——陆费逵等编《新制中华国文教科书》版次上百；庄适、吴研因等编纂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再版近600版；庄俞、沈颐等编《新国文》教科书竟高达1897版，这些编纂良好的教科书问世后，几十年间一直行销不断，堪称出版史上的奇迹。 众多学者、出版机构推出的教科书自然是丰富多样。据最近出版的《中国近代中小学教科书总目》（王有朋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版），以小学国文/国语教科书为例，20世纪前半个世纪共出版国文/国语教科书超过300种。公民课程虽然实施时间并不长（1922年新学制以来公民科才开始进入课程体系，此后断续实行，到30年代以后就逐渐式微），中小学公民教科书也有120余种之多。 与20世纪后半期教科书出版状况两相比较，异质性和同质性的区别显然可判。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学习苏联方针之下，全国所有学校开设同样的课程，使用同样的课本，教育部全权统筹设计细致的教学大纲，并以标准化的教科书通行全国。这种局面在改革开放后方才打破，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单一的营养确实不利于文化教育的发展繁荣，与教科书出版紧密相连的利益垄断实质成为当下教育改革的大敌。 什么是老课本中的“传统文化”？ 在当下热络的教科书争论中，有不少人十分推崇近代教科书中的“国学”内涵，认为其中的“爱”与“温情”、儿童本位特点，以及传统“国学”教育，能够弥补和纠正当下教育缺乏情感及传统文化断裂之弊。笔者认同以“爱的教育”和重视儿童心理作为基础教育的出发点，但不尽同意那些强调在老课本中学习“国学”的意见。那么，老课本中最值得我们学习的是什么？这要从近代教科书的文化特点中找答案。笔者认为，近代教科书有两个较为突出的阶段性特点，那就是20年代教科书的启蒙性和30年代教科书的党文化倾向。如果说教科书中有“传统文化”的话，那么这两者都是不同历史阶段的“传统教育”。 新文化运动大力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文化近代化。晚清以来模仿日本教育体制已经不适应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要求，国内改革学制的呼声日益强烈。1922年教育部召集学制改革会议，在中国教育界同仁一致推动下，“壬戌学制”诞生，即著名的“六三三学制”。从此中国学制以美国为榜样，更加符合教育原理和儿童心理，一直沿用到1949年后。新学制推动了教科书编纂的高潮。商务印书馆推出的“新学制教科书”科目健全、体系庞大，成为教科书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周予同、顾颉刚、叶绍钧、胡适、任鸿隽、陶孟和、陈衡哲等一批新文化骄子皆参与编校，这是这套教科书质量上乘、影响深远的原因。新文化的才女陈衡哲所著《西洋史》就是“新学制高级中学教科书”。这部诞生于内战炮火中的著作既是经典的教科书，又是个人写作的楷模。它用明晰晓畅的语言描述西方历史脉络，尤其突出政体变革和文明发展的关联，深刻独到。今天我们的欧洲史专家陈乐民先生还多次称赞“没有见到比这本书写得更好的”。胡适作为第一校订人参与校订了文史专家傅运森编著的《新学制历史教科书》，这部教科书以比较文明的视野和别具一格的体例，把中国历史演进置于人类文明史的长河中展现，深刻体现了胡适及新文化同人的世界观和文明观。“新学制教科书”销售良好、各科再版均有数十至数百版不等，它所体现的启蒙价值和现代文明观念使它永远在教科书发展史上熠熠发光。 “新学制教科书”经过教育部和大学院审定，但20年代并非只有它一枝独秀。根据不同的教改政策，商务印书馆还推出过“新体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撰教科书”、“新时代教科书”等，中华书局有“新式教科书”、“新制中华教科书”等，国民书局有“新国民教科书”，开明书店有“开明教科书”等。众多教科书的再版情况证明了教科书市场的繁荣，而教科书的繁荣本质上是新文化催生的果实。 20年代末政权分裂的北洋时期结束，国民政府基本统一全国。此后教科书发展的最大特点是党义教育色彩日益严重。1928年国民政府公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暂行条例》，规定中小学校须教授三民主义浅说和建国大纲、五权宪法浅释，“各种党义课程之教本，均由最高教育行政机关编审颁行”。国民党中央训练部宣布具有党义书籍的审查权，此通知以“双挂号信”的方式下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北新书局、开明书局等29家书店。这样，1922年新学制以来开设的“公民”课程先是并入它科，30年代后逐渐被取消，“党义”课程成为最重要的必修课。 “党义”教育的强化使刚刚开始的公民教育和现代启蒙观念被冲淡，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开始影响青少年思想。在1929年的一种《三民主义教科书》中，甚至出现了“政府努力实行三民主义！我们的政府万岁！”等口号式课文。民初以来教育家们曾积极倡导的教育独立于政治的现代教育理念，至此扭曲了方向，政党文化挤压了启蒙教育，抑制了文化教育的繁荣。 不过正如研究者指出的，由于国民党的弱势独裁性质，政治权力并未达到高度统一。党义教科书的作者既有叶楚伧、胡汉民、于右任、戴季陶、陈立夫等国民党高官智囊，也有朱翊新、朱经农、魏冰心、吴伯匡、赵景源等众多知识分子和教育者，教本并未定于一尊，政府对教科书的发言权尚且有限。同时30年代公民教育还在一定程度存在，公民教科书始终有发行。 教科书在近代诞生以来，它从一种新兴的文化教育现象逐渐成为更多体现国家意志的文本，这是它的文化特点。对今天而言，老课本在编纂、出版、审定和教学使用上的开放性、包容性十分值得我们学习。老课本中认识现代文明、建设现代社会的态度，更应成为全球化日益加深时期当代教育的榜样。我们的教育应该继承什么样的优秀传统，摒弃哪些不良文化和陈旧价值观，是不难得出答案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