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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 195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10周年之际，围绕着如何看待中印边境冲突中中国政府的政策，和是否有必要为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主动释放在押美国犯人等问题，中苏两国领导人第一次面对面地在北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在稍稍冷静下来之后，尽管根据赫鲁晓夫的提议，双方各自销毁这次会谈的记录，以抹去这一段不愉快的记忆，但中苏关系恶化的趋势已显而易见了。 这个时候，特别让中国方面如鲠在喉的主要是两件事。第一是印度暗中支持西藏叛乱，并蓄意挑起边界事端，作为中国盟国的苏联竟然明里暗里偏袒印度；第二是赫鲁晓夫由高唱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和平共处，进而走到与中国头号敌人美国眉来眼去、一唱一和的地步。但是，至少在多数中国领导人看来，中苏关系的根基还未发生动摇。陈毅在这一年12月27日所作的一个报告甚至特别告诫说：“帝国主义者、现代修正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企图利用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特别是中苏两国之间的一个指头甚至是一个指头不到的分歧，进行挑拨离间，完全是枉费心机，徒劳无功的”。[1]显然，根据陈毅的说法，赫鲁晓夫还不是“现代修正主义者”，在报告中，“现代修正主义”明确指的是南斯拉夫。 1960年1月中旬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反映出这种情况。考虑到中苏分歧已成事实，有必要向党的高级干部做出说明，经毛泽东批示同意，会议印发了《苏联和我国对于重大政治问题的一些看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关于国际形势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观点》、《中苏关于理论问题的若干观点》等一系列对照性资料。但是，中共中央明显地还不打算对中苏两党关系做出某种盖棺论定的评价。公布的资料没有刻意搜寻和罗列中苏之间的不同点，而是就所有能够想到的重要问题，全面对照了双方的看法。从对照的结果看，双方仍有不少看法是相同的或相近的。会议印发的最足以说明两党分歧的资料，主要是中苏两党1959年9月围绕中印边界问题的来往信件和苏联政府“表示遗憾”的声明。不过，会议同时也根据周恩来建议印发了陈毅 1960年初进一步引起中苏交涉的仍旧是中印边界纠纷。 但 第二天，即 赫鲁晓夫的讲话明显是影射毛泽东的；而苏共中央的口头通知更是给中国共产党戴上了“民族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政治帽子。中苏两党分歧由此进一步升级。虽然直到3月上旬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周恩来、陈毅等继续在强调搞好与苏联的关系，避免同苏联同志争论，提议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各自保留意见，不再发展争论[4]，但事实上这种争论却渐趋公开化。在2、3、4几个月接连召开的国际学联执委会、世青会执委会以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等国际会议上，中苏代表之间围绕着和平共处、裁军等问题接连发生严重的意见分歧。 4月22日，为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又组织发表了三篇文章，即《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的列宁的道路前进》和中宣部长陆定一在中共中央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这三篇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共中央在目前时代、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社会主义革命、帝国主义本性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的看法，指名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把矛头指向了苏共中央。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中共中央审定的文章仍多少认为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人“并不是修正主义者”，称他们是些“好心善意的人”，只是有许多“不正确的想法”。[5] 中共中央之所以决定把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中印边界和对美政策这些具体问题，扩展到列宁主义理论观点方面来，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始终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观点抱以怀疑态度。赫鲁晓夫对印度资产阶级头子尼赫鲁和美国帝国主义头子艾森豪威尔的软弱态度，更使毛泽东确信，苏共领导人在理论上的误区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 “从团结的愿望出发” 从1960年2月以来，中国与苏联之间的争执，更多地发生在国际会场上。争论的焦点，也更多地转到裁军等关系到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上来了。在几乎所有这些争执当中，中国的意见都明显地处于少数的不利地位。面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深感有必要做更广泛的宣传和解释的工作，让各国党从上到下能够真正了解自己的观点。为此，中共中央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骤。这包括通过外交、宣传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向外广泛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系统说明中共中央理论观点的文章，和抓住一些有利的场合主动进行解释说明工作。 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在北京开会。会初，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刘宁一已经注意到工联理事会的工作报告在争取世界和平和裁军问题上过分强调了和平共处的作用。据此，刘宁一专门向参加会议的全苏工会理事会主席格里申提出交涉，要求修改报告。他提出：“与资产阶级坐在一起，把他们美化，是骗自己也骗别人”。事实上，“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就不能防止”。为了有助于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 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在做争取舆论的工作，另一方面苏共中央也紧锣密鼓地开始向东欧国家兄弟党领导人进行游说。由彭真率领的前往出席6月召开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刚到布加勒斯特就听说，赫鲁晓夫从1月起就开始做这些国家兄弟党的工作了。因此，他们到达布加勒斯特不久，很快就感到气氛不对头。会议刚开始，代表团就不得不向中共中央报告说，他们已经陷入了苏方“事先布置好的一个圈套”，整个事情可以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罕见的大阴谋”。 中国代表团前往布加勒斯特负有两项使命，一是按照惯例去祝贺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一是根据苏共中央的提议乘罗党大会社会主义各国兄弟党负责人与会期间，就原定在年内举行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考虑到 《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已经发出多时，苏联党也于6月10、12日接连以纪念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发表40周年为名，发表文章影射批评中国党，中共中央特别委托代表团设法与苏共中央就双方的分歧在两党间进行一些讨论。因此，还在罗党大会之前，中共代表团就于 在与科兹洛夫和赫鲁晓夫的会谈中，以及在兄弟党会议期间，苏方以及同苏方站在一起的东欧各国领导人，都特别对中共中央在世界工联理事会期间向不了解情况的各国工会领导人公开两党分歧的作法，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并声称：“你们这样做，是否是在寻找反对苏共的同盟军呢？”他们同时对中国方面利用外交、宣传以及群众团体等各种渠道，越过有关各国党和政府领导机关，散发三篇文章的作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苏方甚至散发了一份早就准备好的译成各国文字的长达84页的通知书，除了严厉批评中方不负责任地散发自己的宣传材料以外，还针对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等文章所提出的有关时代性质、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问题，系统地批评了中共中央的观点和政策。[6]赫鲁晓夫在会上公开解释他这样做的原因，称：“毛泽东同志说服不了我，我也说服不了毛泽东同志，因此，问题只好拿到这样的会上来解决”。 中共代表团虽然负有与苏联党当面交换意见的任务，但根据苏方当初的会议通知，代表团没有估计到在布加勒斯特会遇到如此严重的场面。尽管彭真唇枪舌剑，应付得体，事实上中共代表团已经处于被围攻的境地，极感被动。而赫鲁晓夫则颇为得计，言语中几乎到了口无遮拦的地步，对毛泽东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比如，他批评毛不懂现代战争，动辄就算中国有多少人，有多少民兵，丝毫不了解在现代战争条件下那些人不过是一堆肉。比如，他指责毛总是宣扬不怕战争，说什么死个几亿人，还有几亿人照样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被认为是疯子”，称现代战争打起来，能活下来的人怕是也会因残废而死亡。又比如，他颇为傲慢地声称：“你们把斯大林与我们对立起来，彭真同志，你们的赌注下的不对头了。如果你们要斯大林，我们可以把他的尸体搬到你们北京去，供你们欣赏。” 中共代表团对苏方刻意安排的这次“突然袭击”反应十分强烈。中共中央也敏感地意识到问题转趋严重。但这个时候，中国国内正忙于应付大跃进所造成的空前困难，格外需要苏联的援助，因此，多数领导人对保持中苏之间的团结合作仍旧相当重视，对苏方的作法采取了比较克制的态度。中共中央明确要求代表团在坚持对赫鲁晓夫严正批评之后，“还要留有余地，拉他一把”。中共中央起草的代表团声明一面严厉地批评了赫鲁晓夫，一面仍然表示：“我们和赫鲁晓夫同志之间的分歧意见，从我们两党的整个关系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我们认为，我们两党为着共同事业的奋斗和团结，仍占主要的部分，因为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两党都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党，都是为发展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事业、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争取世界和平而斗争的党。” 严格说来，布加勒斯特会议虽然第一次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暴露了中苏两党之间的严重分歧，并且也使中共中央意识到有组织地在兄弟党干部群众中散发《列宁主义万岁》等几篇文章，震动较大。但中共中央尚未估计这种情况会直接影响到中苏国家关系。中共代表团特别报告说，赫鲁晓夫在会议结束后与中国代表团告别时，还主动表示：我们吵了一架，但还是在一个阵营里。应该说，两党关系不致出现较大变化。让中共中央深感意外的是，代表团刚刚回到北京不久，苏联方面就于 撤退苏联专家，不可避免地会对中国科技、军工和外贸等方面的工作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毛泽东对苏联的作法无疑极端反感，但他显然克制了自己的感情，只是轻蔑地批道：这“正好迫使我们自力更生，坏事一定会变成好事。不是吗？”[7] 基于这样一种态度，很显然，也考虑到当时的严重困难，为讨论这一事态而召开的 根据这一精神，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向县以上党员干部介绍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和中苏关系现状的通知。在通知中，中共中央介绍了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分歧发展的历史，但仍旧强调说，我们与赫鲁晓夫之间的斗争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两条路线斗争”，分歧的关键主要只是在于尚未取得革命胜利的世界三分之二人口要不要革命、敢不敢胜利的问题，也关系到已经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三分之一人口要不要不断革命、如何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从整个中苏两党的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这种分歧的积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积极因素会日益增长。”“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的更坚固的团结。” “置之死地而后生” 中苏冲突公开化，引起了与中苏两国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一些国家党的领导人的严重不安。8月上旬，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到中国，直接前往北戴河，会见正在那里开会的中共领导人。他明确讲，他此行是劝和来的。毛泽东在谈话中表示，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虽然不能说是完全好的，但可以说基本上是好的。因为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我们的共同任务，需要加强团结。正因为如此，我们对赫鲁晓夫也并不使用国内对待右派的办法来对待他，而是“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今年不灵，明年再讨论、再批评。明年不灵，后年再来。总会有结果。十年、八年以后，收获一定很大。我们反对立三路线、王明路线，也经过一段时间。”现在甚至还不到公开批评赫鲁晓夫的地步。但毛泽东对苏联方面的作法显然充满了愤慨。他说，赫鲁晓夫可以同美、英、法合作，可以同印度、印尼合作，甚至可以同南斯拉夫合作，唯独不能同中国合作，说是因为意见不同。那么这也就是说，他的见解与美、英、法以及同印度相同了，可以诚心合作了。对中国撤回专家、不给机器，对印度则派专家、给机器。“也好，中国没有专家，人会死光，我就不信”。谈话中，毛泽东最重的一句话是：“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胡志明听后当场就用越语向随行的黄文欢、阮春水悄悄说：“这说法更重了”。[8] 由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严重步骤，中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以及苏共的判断无疑与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除了注意到理论上的争论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去，甚至可能进一步激化外， 不过，尽管毛泽东将赫鲁晓夫比之为中国的“右派”，甚至断言他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北戴河会议后中共中央对苏共和苏联的总体认识并没有根本改变。周恩来在8月14日回答一些人关于如何区分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问题时，还明确讲：苏联这个国家和党基本上是反帝的，搞社会主义的，讲国际主义的，所以目前的问题还是部分性的，尽管错误是原则性的。 10天后，在向民主党派报告中苏关系现状时，他讲了大致相同的话，说明分歧主要是斯大林问题和战争以及和平过渡问题，争论是属于马克思主义原则性的，但从整体来说，从两党两国关系和整个阵营来说，仍属部分的性质。25日接见前美国记者斯特朗时，他仍旧强调说：中苏之间有些分歧，但不会很大，在行动上我们两党都还没有脱离马列主义总的路线。28日，周恩来向各省统战部长说明苏共领导错误的性质问题时，更进一步肯定赫鲁晓夫在某些原则性问题上是半修正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但不能因此就说苏联整个国家变坏了，两党两国关系的主要部分还是团结的。右倾机会主义是党内问题，人民内部问题，决不能因此造成反苏情绪。乌云总是要过去的。[10]直到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基本的估计，中共中央接受了胡志明的劝和和苏共中央提议，于 接着，从 但即便如此，在 刘少奇 考虑到苏联方面的态度，代表团曾经对是否改变原定发言基调问题进行过讨论。然而事实上， 激烈的争论一直进行到23日。这一天，赫鲁晓夫做第二次发言，开始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他一面继续肯定苏共二十大反个人迷信是正确的，一面开始承认当时时间紧迫，对斯大林的评价不尽全面；一面继续坚持说和平过渡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一面又反对说他主张走议会道路；一面继续强调世界战争可以避免，一面又承认要根本制止战争，只有靠社会主义和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最后，他还专门讲了一段要团结的话，反对争论不休，主张向前看，在不损害原则的前提下，大家互相让步。针对这种情况，第二天邓小平的发言也顺势降了温。 25日，起草委员会再度开会，彭真参加了起草会议声明的讨论。这一天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插曲。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挑头组织了一个“请愿团”向中苏两党“请愿”，呼吁团结。鉴于赫鲁晓夫有所让步，一些小党又强烈地反对分裂，主张团结，中共代表团经过研究后，当晚向中共中央请示，可否适度让步和妥协。代表团说明，目前争论的焦点已逐渐主要集中在了六个方面，即处理兄弟党的原则；国际会议上解决分歧的办法；所谓国际共运中的宗派活动问题；所谓民族共产主义问题；是否应当在声明中肯定苏共二十大和二十一大的问题；以及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问题。眼看会议即将结束，在有些问题上事实上苏方很难让步，如肯定二十大的问题，但在其他一些问题上，苏方已显示出有松动和让步的可能，因此，如果一味坚持以前的三条，不允许写上苏共二十大，破裂将不可避免；如果在坚持基本原则的前提下，适度考虑到各小党团结的愿望，避免破裂，就有必要进一步考虑我们妥协的条件。 26日晚，毛泽东再度召集会议，商谈对在莫斯科声明上签字的条件问题。会议没能取得一致的意见。27日，由于收不到中央的答复意见，中共代表团仍旧不得不坚持原有的立场，向各方表示，如果苏共不改弦更张，中国党不会在声明书上签字。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但是，到了28日的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还是做出了决定，一致同意从原先的条件上再做让步。 中共中央28日夜里的指示电主要讲了两点意见。第一，当前观点正确，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的兄弟党的队伍还不巩固，全世界大多数党还没有做好与赫鲁晓夫破裂的准备，几乎所有要求革命的人，包括各国党和从事革命运动的分子，都不原意看到破裂，我们党也不例外。因此，代表团现在的方针应该力争达成协议，发表一个经过共同协商，达成一致的会议声明。第二，代表团应准备应付四种情况，一是把苏联党安在声明草案中的所有“钉子”，主要是苏共二十大问题、宗派问题和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统统拔掉，顺利签字；二是拔掉三个“钉子”，但苏共坚持要搞一个约束各党的内部协议，我们可以在声明上签字但发表声明反对内部协议；三是保留有关二十大的内容，同时又搞内部协议，我们在坚持部分措辞修改后可以签字，同时声明反对内部协议；四是三个“钉子”不去，还要搞内部协议，则绝不签字。 多半也是因为担心破裂在即，这一天夜里12点，赫鲁晓夫专门找到胡志明，要胡志明以他个人的名义打电话，建议刘少奇和赫鲁晓夫到胡志明住处个别谈话，协商妥协的办法。当晚，胡志明按照赫鲁晓夫的要求，给刘少奇打了电话，但遭到中共代表团拒绝。[13]不过，中共代表团当晚已经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电做出了决定，争取以保留二十大的内容为让步条件，促使苏方让步，取消声明中所谓宗派问题和民族共产主义问题的提法。 29日，根据前晚的决定，彭真利用在起草委员会讨论的机会，约科兹洛夫进行了一次私下谈话。彭真当场问科兹洛夫：你们是不是想破裂？科明确答复：不是。彭于是亮出底牌，提出中方妥协四条件，即第一，不做任何内部协议；第二，声明中不能写有所谓反对宗派活动和民族共产主义的内容；第三，要写上在国际会议上需要协商一致的原则；第四，我们同意保留对苏共二十大的评价，但措辞要修改。对此，科兹洛夫当即表示可以考虑。 当天下午，苏共中央主席团临时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了科兹洛夫转达的中方的妥协条件。傍晚，科兹洛夫打电话通知彭真，苏共中央已基本上同意了中方的条件，但要求中苏两党代表团举行一次正式会谈。 30日中午，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与赫鲁晓夫、苏斯洛夫和科兹洛夫按照约定在列宁山顺利地举行了会谈，基本上按照中方的条件达成了妥协。于是，赫鲁晓夫正式向刘少奇发出访苏邀请，双方会毕还高兴地一起合了影。 第二天，即 这个结果显然也让毛泽东感到满意。 “我们现在转入了反攻” 1961年，是中国经济极端困难的年头。在这一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方面为缓和两国、两党关系做了相当的努力。这种努力促使苏联方面甚至开始部分地恢复了对中国国防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援助，主动提出愿意向中国转让生产米格21型歼击机的技术和通过贷款形式提供给中国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14]这一团结合作的方针，显然也是毛泽东所赞成的。毛泽东就特别表示过：“既已回头讲友谊，我们也要有一些措施”[15]。因此，在许多方面，中国对苏联都尽可能地表示了友好的态度。 强调团结的情况一直持续到了1962年。当毛泽东 无论什么时候，现在、将来，我们这一辈子，我们的子孙，都要向苏联学习，学习苏联的经验。不学习苏联，要犯错误。”[16]当2月苏共中央来信进一步提出不宜在国际场合进行不必要的争论和采取特殊立场的问题时，中共中央还特别复信苏共中央，强调“我们的共同点是主要的”，“我们之间的分歧，毕竟是共产主义大家庭的内部问题”，中共中央赞成召开兄弟党会议具体协商的办法。[17]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王稼祥提出了在国际会议上应当避免挑起争论，求同存异的建议。根据王稼祥的建议，在7月莫斯科召开的世界裁军大会上，中国代表团采取了与以往不同的作法，没有与苏联就全面彻底裁军可能与否的问题进行争论。中国代表团的这种作法，得到了苏联方面的积极肯定，甚至苏联控制的世界和平理事会还为此特别提议授予中国代表团以金质奖章。 但是，在1961年，仍旧有两件事情对中国方面形成了较大的刺激。一是苏联与阿尔巴尼亚国家关系急剧恶化，从苏联撤出阿海军基地并撤走一切人员，到最后宣布断绝与阿的外交关系；一是苏共召开二十二大，再度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并决定把斯大林的遗体迁出列宁墓；同时开除了莫洛托夫等人的党籍；赫鲁晓夫还率领数十个到会祝贺的兄弟党领导人，激烈地攻击了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是在整个中苏争论期间唯一最坚定地支持中国，并为此受到围攻和压制的一个小党、小国。对于这样的“兄弟党”受到如此严厉的制裁，中国方面自然很难接受，不能不表示出极大的不满。代表中共中央出席这一年10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的周恩来，不仅在大会致辞中明确表示反对在兄弟党的代表大会上攻击另一个兄弟党，同时还亲率中共代表团向斯大林墓敬献花圈。之后，北京的《人民日报》更公开发表了苏阿两党围绕这场争吵各执一词的文章和信件。 尽管出于维护好不容易重新建立起来的中苏团结的目的，中共中央没有马上开始对苏共中央进行谴责，但毛泽东在苏共二十二大会后与路过北京的亚洲国家党的领导人的谈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失望与愤懑。毛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说：赫鲁晓夫这个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他每年总要搞一、两次新花样，苏共二十二大花样特别多。指桑骂槐，明里骂阿尔巴尼亚，实际上是骂中国。现在，赫鲁晓夫、肯尼迪、铁托、尼赫鲁，都搞在一起了，东欧和西欧的共产党也都在点名骂我们了。我看赫鲁晓夫是一个反面教员。当胡志明问他团结局面万一因此被破坏怎样解决时，他生气地答复说：“怎样解决？你都没有办法，我有什么办法？”[18] 1962年春，伴随着中苏分歧和严重经济困难等多种原因，爆发了新疆少数民族集体逃亡事件。中苏双方为此再度出现相互指责的情况。而几乎与此同时，一些欧洲国家的党开始致信中共中央尖锐批评中国党的路线和政策，更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感。 毛泽东批评苏共态度的升温，既与苏方的作法有关，也与他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认识的升级有关。 还在七千人大会召开时，毛泽东就已经发觉党内对他发动的大跃进及其后果的认识存在分歧。刘少奇明确认为，当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会后，他更进一步提出要把困难估计足，不要怕说漆黑一团。处在第一线的中央多数领导人，显然也都同意这样一种估计。正是注意到过去的政策和作法太“左”，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整个工作中贯彻了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精神。而从实际出发的结果，一些领导人开始在农村主张“包产到户”，在外交上主张搞缓和，在党内主张平反冤假错案，连彭德怀也写信要求平反，这不可避免地极大地刺激了毛泽东，他开始怀疑中国也有出修正主义的危险。 7－8月间，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几度谈到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显而易见，在把修正主义等同于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毛泽东一直在思考着这样的问题，即像苏联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会产生修正主义？如果按照以往的理论，说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和阶级斗争逐渐消亡的时期，那就很难理解赫鲁晓夫现象。毛泽东为此左思右想，这时已经基本上得出结论，即资产阶级是可以新生的，苏联就是这种情况。苏联出修正主义，国际根源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国内根源就是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残余。[19] 不过，苏联出现了修正主义，能不能说苏联已经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苏联党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了？这个问题毛泽东一时还难于回答。在随后举行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讲：“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也存在”。既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自然也就存在反动阶级复辟的可能性。但能不能说苏联就复辟了资本主义了呢？毛泽东还讲不出这种话来。他还只能举南斯拉夫的例子，说：像南斯拉夫就变质了。[20] 但既然肯定赫鲁晓夫已经是修正主义，肯定修正主义是资产阶级残余在共产党内的表现，怀疑中国可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显然不同意为了保持国家关系而总是采取守势，更担心由于态度不鲜明会加剧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1962年8月，当毛泽东得知朝鲜同志对中国代表团在莫斯科世界裁军大会上的妥协态度提出疑义，而世界和平理事会来信要给中国代表团授金质奖章这件事之后，他当即表示了严重的不满，随后尖锐地批评了中联部部长王稼祥的主张。 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连续发生东西欧几个国家的兄弟党在自己的党代表大会上影射甚至直接批评中国党的严重情况。毛泽东终于忍无可忍了。当意大利共产党陶里亚蒂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指责中国党一事发生后，《人民日报》开始受命发表一系列批评文章。毛泽东在接见日共中央领导人时特别表示，陶里亚蒂做了一件好事，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是非回答不可了。 毛泽东的这种急于应战的迫切心情，在 就在毛泽东准备全面反击的同时，又意外地出现了一段小小的插曲。 经过反复交涉，中共中央于 锋芒毕露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一文于 大约两年之后，毛泽东才最终写下了“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这句话，但是，肯定两党矛盾已经属于敌对性质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决定了双方冲突之不可调和。只是，两个执政党之间的交恶，多半不会仅仅局限在毛泽东所说的文化、经济往来方面，它终将要反映在整个国家关系，即外交关系上。也就是说，中苏关系的全面破裂，不论毛泽东希望与否，都已经无法改变了。 [1] 见陈毅：《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一些看法》（报告提纲）， [2] 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80－286页。 [3]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78页。 [4] 参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292页。 [5] 见《红旗》，1960年第8期；《人民日报》， [6] 参见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g, London, 1963, p.99-103. [7] 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52页。 [8] 《毛泽东与胡志明主席谈话纪录》， [9]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341页。 [10]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40－341，342，344－345页。 [11] 《毛泽东接见澳大利亚共产党总书记等人的谈话纪录》， [12] 参见Edward Crankshaw, The New Cold War Moscow V. Peking, p.124-129. [13] 见《毛泽东接见胡志明等同志的谈话记录》， [14] 见《周恩来年谱》，中卷，第389－340，394，397，400页。 [15] 同注9。 [16] 这段讲话在1966年向党内印发时毛泽东做了较大的修改，增加了大段批判的内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38页及注释18。 [17] 见周文琪等编：《特殊而复杂的课题－共产国际、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关系编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531页。 [18] 《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同志谈话记录》， [19] 《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1961年8月6，9日。 [20]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 [2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247－248页。 [22] 《毛泽东接见契尔年科大使的谈话记录》， [23]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插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