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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建立、影响与意义 ——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的范式创新一例 刘 巍 内容提要 作为《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骨架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的一大创见。它为推倒学术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见之于《汉书·艺文志》的 “九流出于王官说”而发。此说的建立，缘于从“哲学方法的性质”角度探讨“中国之所以缺乏科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借助了以康有为为中心的晚清经今文家说，运用了杜威式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学新知。胡适取尊经崇古重官学轻私学的旧说而代之的，是一种根于“进化论”观念、以“历史的眼光”得来的全新的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一种 “疑古”的取向，意义重大。此说开创了关于诸子学起源的自由解释之风气，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史学界中的“疑古”、“释古”、“信古”各派均有影响；在使“经学”从属于“子学”、使“诸子学”成为“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的源头的潮流中，胡适所作的决定性的论断，影响更远；通过严格考辨文献的著述年代来确定学术思想史的脉络，通过了解思想家的生活的“时代”来探讨思想学术发生发展的原因，乃是20世纪哲学史、学术思想史研究中尤为重要而有影响力的范式更新。本文由此来考察：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过程中，胡适所起的“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作用。 关键词 胡适 诸子不出王官论 范式 引 言 自从余英时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借用库恩（Thomas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解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时起，关于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讨论逐渐蔚为风气。所谓“典范”或“范式”，据余氏对库恩理论的概括，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所起的“示范”作用，即一方面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而另一方面又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问题。此书从学术思想史的广阔背景和内在理路清楚解释了胡适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中心地位，其中自然包括《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典范意义。[1]可谓纲举目张、点到为止。 本文所要讨论的是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密切相关而又独立成篇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 余英时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一文中，论及胡适的“考据文字”对当时“上层文化”的冲击时，特举“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为例加以说明： 他的“暴得大名”虽然是由于文学革命，但是他能进北京大学任教则主要还是靠考据文字（原文有注，此略──引者）。其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成于一九一七年四月，离他动身回国不过两个多月。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也是他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所以，就胡适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的重要性决不在使他“暴得大名”的“文学改良刍议”之下。[2] 这段文字，旨在强调“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就胡适对上层文化的冲击而言”所具有的“重要性”，颇为有见。但余英时认为“这篇文笔是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此说不确。试比较胡适于1917年4月11日与16日所作两则日记[3]可知：此文为推倒学术史上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见之于《汉书·艺文志》的刘、班旧说而作，所以拟文之初并未考虑要对章太炎有所批驳。因为对仍固执此说且系统发挥此说的学术权威章太炎不能置之不理，后来才特意安排了那一节，并在文章的开头就直点章太炎的大名。[4]胡适素以“国人导师”自期[5]，怀抱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且看分晓罢”[6]。的新一代归国留学生的强烈自信，他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确可认作 “向国学界最高权威正面挑战的第一声”，但是若将该文视为“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则不单不能成立，而且仍不免小看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意义。[7] 本文关心的是，“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在学术思想史上的价值与影响何在，此项创说为什么不是由别人而恰恰是胡适提出的，他是如何建立新说的，通过对此说创建、影响、意义的分析，我们是否可以加深对胡适在现代学术范式建构中的作用的认知，并从一个侧面增进对故国学术、文化转进翻新之历程的了解。 胡适常以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名言自喻，这是这位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的自歉还是自负呢？在笔者看来，他早年引此颇能显示其锐意开拓的奋发意气，日后则更多借以暗示了开风气者不被理解的无奈。这句话恰当地点出了胡适之所以不断自我肯定和解释其工作成效的心理状态，对于他的学术贡献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之作用的性质来说，也不失为一种颇为客观的自况。 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一》中郑重道及：“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这一近来引用率极高的史学箴言，确可扩展开来奉作治史者的一般性律令。转换研究的对象，我们不仅要对“古人之学说”而且对已作“古人”的胡适，也不能不表一种“了解之同情”。此虽极不易，而不能不悬为本文所试图致力的基本方向。 笔者深感，如果不是对像胡适这样的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中心人物的工作有周到把握与合理定位，则探讨中国传统学术的转型与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这样一个复杂而有意义的论题，将会举步维艰。在这一过程中，自不免有、更要欢迎多元观点的参与，不管它是“现代”取向的或带有“后现代”色彩的，不管它是“激进主义”还是“保守主义”。无论如何，“了解之同情”的态度是值得提倡的。而所谓“了解之同情”，不仅要对“古人”而且要对近人，更不能限于某家某派。中国学术、文化正是在不同倾向、立场之学派的相激相荡中进展的，《老子》所谓“相反相成”、大《易》所谓“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是也。 [1]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该书共收3篇文章：《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及“附录”：（1）《<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2）《年谱学与现代的传记观念》。与本文相关的是前两文。有关学术转型或范式更新的较近而又较有新意的讨论，可参见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及吴展良对该书所作非常中肯且颇有理致的评论《重省中国现代人文学术的建立——陈平原著<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述评》（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台大历史学报》第27期，2001年6月，第187—211页）；还有罗志田《大纲与史：民国学术观念的典范转移》（《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 [2]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38页。 [3] 前则（标题为《九流出于王官之谬》）主要内容为： “此说出自班固，固盖得之刘歆。其说全无凭据，且有大害，故拟作文论其谬妄。今先揭吾文之大旨如下： （一）以前之论周末诸子者皆不作如此说…… （二）学术无出于王官之理。 （1）学术者，应时势而生者也。（《淮南·要略》） （2）学术者，伟人哲士之产儿也。 (三)以九流为出于王官，则不能明周末学术思想变迁之迹。 (四)《艺文志》所分九流最无理，最不足取……” 后则（标题为《作〈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全文如下： “作《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成，凡四千字： （一）歆以前无此说也。 （二）九流无出于王官之理也。 （三）《七略》所立九流之目皆无征，不足依据。 （四）章太炎之说亦不能成立。 （1）其所称证据皆不能成立。 （2）古者学在官府之说，不足证诸子之出于王官。 （五）结论。 此文寄与秋桐（即章士钊——引者）。” 参见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册，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498—499页。 [4] 即“今之治诸子学者，自章太炎先生而下，皆主九流出于王官说。”也许正是这两点加深了学者们认为此文“专为驳章炳麟而作”的误会。 [5] 参见《胡适留学日记》下册，1915年5月28日，第95页。 [6] 此为胡适经常引用的一句洋诗，曾在刊于1917年6月《留美学生季报》夏季第2号的“江上杂记”中郑重引译为中文，并“深有所感”：“念吾国留学生不当人人作如此想耶”。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4页。胡适在1917年3月8日的日记中，已将此洋诗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并认为“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胡适留学日记》下册，第477—478页。待译文发表，将“请”字改为“且”字，一字之易，那种取而代之、舍我其谁的气势表达得更为淋漓尽致。 [7] 自余英时将“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视为“专为驳章炳麟而作”之论出，学者多沿袭其说。参见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总序》第6页，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上），中华书局1991年版；欧阳哲生：《新文化的源流与趋向》，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页；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2页；等等。王汎森亦认为《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是“胡适为驳章太炎写的”，参见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7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