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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今天，近代史研究所和院科研局及四川出版集团联合举办“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的成果发布会，各位领导和各位嘉宾，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会，我和课题组全体成员十分的高兴，十分的感激。 现在，我把我们从课题立项到完成研究工作的有关情况，向大家作一扼要的汇报。 一 课题的理论意义与学术价值 近代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期，文化也同样处于转型的过程中。这个过程在很多方面仍在继续。中外学者对这个过程表示关注并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已有八十多年的历史。在国内，最近二十年来，关于文化问题的研究已成为热点,有不少论著涉及到文化转型的问题。但至今对此问题尚无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专题研究。外国学者涉及这一问题，多限于模式化的讨论。例如，有所谓“冲击——反应”模式；有所谓“中国中心”模式。前者过分强调西方文化的作用，视中国固有文化为“博物馆的陈列品”。后者专门致力于发掘中国固有文化内部的新质因素，有时过分高估这些因素的分量与意义，而未能与外来文化的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研究。显然，两者都有片面性。国内学者涉及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种是文化史著作；一种是对思想史、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进行个案研究；一种是对某次文化论争，某次文化运动进行研究；还有一种是某些专业的专门史著作。以上所述各种类型的论著，不同程度上具有参考价值。但很明显地，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仍有待我国学者做出专门的努力。 所谓文化转型，就是由传统文化转变到现代文化。说具体一点，就是由基本封闭的，与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相联系的，定孔子与儒学为一尊的，压抑个性的古代文化，转变到开放式的，与近代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自由与兼容的，鼓励个性发展的近代文化。而传统文化之发生转变，一是其内部产生了某些新的因素，造成原有文化结构失衡。二是传统文化遇到外来文化的渗透和挑战。 我国近代文化转型发生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大背景下，西方文化表现出强势作用。中国人一方面以有悠久的传统文化而傲视、鄙夷、和排斥西方文化；另一方面却又滋生钦羡乃至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两种偏向长期存在，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人难以摆脱的困惑。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上，也同样存在着两种互相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是激烈地攻击和否定传统；一方面是美化和迷醉传统。这种情况除了同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联系之外，也同人们未能充分理性地认识近代文化转型的客观趋势及其意义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为了建设中国现代新文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必须科学地，充分理性地认识近代文化转型的必然性，认识转型过程中的内在机制和外在条件，认识文化转型的客观趋向。只有如此，才能摆脱近代以来因中西文化和古今文化的冲突而产生的种种困惑，正确对待外来文化，正确对待传统文化，从而树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这是顺利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必备条件，这正是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的重大意义所在。 二 研究框架与研究团队 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重大课题，“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研究”经院内外和京内外专家学者的充分论证，于2000年正式立项。我们认真考虑到这一课题的巨大难度。它涉及到广大范围的复杂而深刻的问题，而以往的研究所提供的学术积累又很不足。所以，一开始我们就明确定位，我们的研究是一种探索性的工作。我们决定，采取类似社会学抽样调查的方法，选择比较最受关注的几个方面，作为子课题，约请专家担任研究和撰述，同时设一导论卷，就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长时段的宏观轨迹和若干理论问题作深入探讨。 整个研究的基本框架是： 一、导论 二、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 三、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 四、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 五、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 六、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 七、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近代中国价值观的嬗变 八、中国近代学术体制之创建 九、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 我们的研究团队主要成员有11人。这11人中，有院内学者8人，院外学者3人；60岁以上者3人，60岁以下，45岁以上者4人，45岁以下的年轻学者4人。其中从事哲学研究的或有哲学专业基础的有4人。其余都是长期从事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学者。可以说，这个研究团队，是一个比较理想的老、中、青结合，并且跨学科组合的研究团队。 三 预设的研究任务和目标 从此课题立项起，我们曾组织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并听取过院内外、京内外许多同行专家的意见，其中吸收院外和京外专家学者参加的研讨会有3次，课题组内部的讨论会至少有十次以上。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和目标是，对所选定的每一个课题，都要给出令人一新耳目的研究成果：第一，要比较详细、具体地描述出该领域文化转型的轨迹；第二，要深刻揭示文化转型的外在条件和内在机制。这两方面，既是本课题的重点，也是最大的难点。另一个研究重点是，着重考察近代文化转型的两个关键时段。一是，清末戊戌维新运动到清朝灭亡的这段时期。这个时期，中国围绕着政治转轨，即从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转变成某种类似西方的近代民主制度，引发极大的社会震荡，从而带动了一系列的文化变动。二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文化转型的研究视角看，此时期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空前的震撼和冲击，先进的中国人第一次对传统文化有了比较系统的、深入的、批评性的反省。同时，先进的中国人也第一次表现出比较成熟的开放的文化观念，由此造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空前的文化最为多彩的时期。所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文化变动，不仅最有利于切近地观察文化转型的轨迹，而且也最典型地展示出文化转型与政治转轨之间的复杂关系。 近代中国文化转型基本上是两个过程的统一：一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身蜕变与演进的过程；二是西方文化随着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侵略而进入中国，从而发生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的过程。我们应当科学地，充分理性地认识这个转型过程中，中西文化——应当说是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真实关系，认识文化转型的内在机制与外在条件，认识文化转型与政治转轨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使全民族确立起健全的文化心态，更加自觉地促进这种转型比较顺畅地，朝着最有利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实现的方向发展。这既是我们研究近代中国文化转型问题的重大意义所在，也是我们给自己提出的研究任务与目标。 四 研究成果的内容与创新点 通过将近七年的辛勤探讨，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与基本方法，并借鉴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深入分析材料，写成内容充实，观点明确，富有创新意义的九卷书。这里，我只能极扼要地简述各卷书的主要内容与创新点。 《导论》卷，比较宏观地勾画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首先是概括出明清之际以及清代思想文化的演变，为近代文化转型所提供的基础。然后系统论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和古今文化的深沉困惑中，中国近代新文化如何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过程。其中着重论述了前面指出的两个关键时段的文化变动，揭示了近代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形成的意义，以及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 “社会结构变迁与近代文化转型”卷，着重分析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结构、阶级结构以及政治、法律和制度结构——的变动与文化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深入探讨引起社会结构性变动的诸因素。 “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从传统到近代”卷，以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对晚清至民国初期的社会生态变动过程中，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包括生活空间、生活日用、衣食住行以及休闲娱乐等等方面的演变的考察，揭示出社会生态——生活方式——文化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指出生活方式的变化所引起的社会文化效应。 “西学东渐”，这是目前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中涉及最多的论题。但大都侧重研究西学输入的途径、内容，而对于国人对西学的认知、选择过程，对于影响西学输入以及国人认知、选择西学的诸多因素缺乏足够的研究。本课题的“西学东渐：迎拒与选择”卷，着重探究文化观念的封闭与开放，社会的知识与人才准备，现实需要与社会风气、人才晋身体制，当局的决策等诸多因素，与西学输入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又研究国人对西学、西政、西教的迎拒与取舍，并探讨这种迎拒取舍与西学输入，风气逐步开放和新知识的积累，观念的更新等等之间的关系。 以往，人们大体知道在清末民初，日本对中国文化的近代演变起了很大作用。但究竟在那些方面，通过何种途径，发生多大程度的影响，大多不甚了了。本课题之《西学的中介：清末民初的中日文化交流》卷，通过大量的中、日档案、报纸等第一手资料，首先厘清了清末中日官僚士绅间的交流和日本人士在华办报的情况，填补了学界在此方面研究的空白。其次，深入细致地探讨了晚清的翻译事业与清末民初日译学术名词在中国的传播，并分析了它们在中国的近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近代中国思维方式演变的趋势》卷，紧紧抓住秩序观和合理性这两方面，探讨近代中国思维方式的演变。书中揭示了贯穿在众多问题和思考之中的一个主导性思维方式──“自强式思维”。如果说，西方近代思维是坚信人对于自然和社会的权力，那么中国近代思维则是追求在世界体系中的自立和自主与自强，它制约了其他思维方式的演变。 《中国近代价值观的嬗变》卷，集中论述中国近代价值观嬗变的历史轨迹和主要特点，突出展示“人的发现与人的解放”这个基本主题，重点阐明了近代中国价值观变革的启蒙性质，即由专制主义价值观向民主主义价值观转变。其核心内容是个性解放思潮的勃兴，以及对民主法治目标的追求。 《近代中国学术体制之创建》卷，主要考察清末民初中国学术制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化过程中的若干重大问题：比较清晰地勾画出中国学术体制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变的轨迹及其基本轮廓；揭示了现代学术研究日益职业化、专业化和体制化的趋向；比较全面地考察了中国现代学术评估、奖励及资助体制的引入与创建过程；指出现代学术研究体制化与学术自由之间存在着张力，现代学术体制的完善与学术自由精神的培育，是近代中国学术进步与繁荣需要长期努力加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卷，运用科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梳理和建构了近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的发生发展过程。书中具体分析和讨论到中国科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与演化，科学名词术语的审定，科研机构的创建与发展，科学社团的发展及其功能演化，科学评议与奖励制度的形成与发展，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与变异等，并指出了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道路的政府化趋势。 本课题的各个子课题，都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各卷又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整体。我们紧紧扣住近代文化转型的主题，从多学科，多视角，多层面，比较立体地展现出近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进程。所以我们觉得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经过课题组全体成员的艰苦努力，我们完成了课题预设的目标和任务。 第一，比较清晰地勾勒出近代文化转型的基本轨迹，既显现其总体演变的轨迹，又显现出若干具体领域文化转型的轨迹。以往的文化史方面的著作，虽然能够描述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但没有充分自觉地去揭示转型的轨迹。所以，我们的研究成果，在这一点上，是有新贡献的。 第二，如果说第一点，我们的研究成果与以往的研究成果相比，是“演变的历史”与“转型的轨迹”之间的差别。那么，现在我要指出，我们更为明显的新贡献是在于，我们非常用力地揭示文化转型的机制和条件。在以往相关的著作中，不是完全没有注意这一点，就是做得非常不够。 第三，我们着力地探讨了一些重要的理论和实际问题。例如我们提出社会公共文化空间形成对于近代文化转型的重大意义的问题；分析在转型过程中政治与文化互动的复杂关系，既指出在近代中国，由于特殊的内外环境所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决定了政治变革的优先性，因此，是政治变革带动文化更新；同时又指出，文化的更新反过来会助推和深化政治变革。我们还深刻分析了自近代文化转型启动以来，中国人所遇到的种种困惑及其原因；明确指出文化转型的基本趋向是世界化与个性主义，即个人创造力的解放。在研究各具体领域文化转型的各卷中，都分别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与实际问题。如；社会物质条件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对于文化转型的决定性作用的问题；思维方式与价值观的演变在文化转型中的核心地位的问题；在文化变动中，政府与民间的角色作用问题；以及在学术与科学等领域，体制化的关键意义的问题等等。 综上所述，可以说，我们的研究成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起点。我们取得成功的地方，后来的学者不能不借鉴，我们失误的地方，亦可为后来者提示重新选择的路标。我们起到了某种开路的作用。 我还想强调一句：现在全党的干部和党员以及各条战线上的工作人员，都在努力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所谓科学发展观，照我个人的理解，应当是尽力排除对于事物发展的任何主观的拟想，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揭示和了解事物发展的真实轨迹，揭示和了解其发展的内在机制与外在条件，并前瞻性地预见其发展的客观趋向。我们在本课题的研究过程中，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研究及其成果，对于学习和展示科学发展观，应当是有所帮助的。 当然，由于理论上和知识积累上难以逾越的局限，我们的研究成果，还存在着一些缺陷与不足，希望大家给予严格的检验和批评。 谢谢各位！ 2008年10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