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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札记 翁文灏与梁思成、林徽因 李 学 通 近年出版了不少与梁思成、林徽因有关的作品，而且大都会提及抗战时期梁思成夫妇与梁思永贫病交加，受困李庄，他们的上司与好友傅斯年仗义致函朱家骅求助；林徽因在收到资助款后复函傅斯年，为我们留下一封充满感激之情，而又不失知识分子自尊人格的美文。这一段民国学术史上令人心酸又使人心暖的故事，让人们在为苦难深重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中有这样一段真诚无私、相濡以沫的情谊而击节赞叹，往往又对傅斯年最终究竟为梁思成、思永兄弟要到多少钱，从何处得到的资助等细情的不得而知而心存遗憾。因为我也曾见到过一点与此事相关的史料，又恰可补此事之遗，故于此国家遭逢灾难之时，略作续貂，再把这美好的故事传颂。 一，傅斯年为何要向翁文灏求助 傅斯年为梁思成、思永兄弟所写求助信，是寄给朱家骅的。信中说： “梁思成、思永兄弟皆困在李庄。思成之困，是因其夫人林徽因女士生了T.B，卧床二年矣。思永是闹了三年胃病，甚重之胃病，近忽患气管炎，一查，肺病甚重。……他们二人万里跋涉，到湘、到桂、到滇、到川，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 傅特别推崇“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 “……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似皆宜有所体恤也。” 信末，傅斯年特别强调：“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言外之意，如无资助林徽因、梁思永恐有性命之忧。 傅斯年之所以首先将信写给朱家骅，一般作品往往都讲因为朱家骅是教育部长。此言差矣。1942年时，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乃陈立夫氏，朱家骅当教育部长将是1944年11月的事。实际情况是，朱氏此时职务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顶头上司——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众所周知，中央研究院自成立之日即由蔡元培先生担任院长。1940年蔡先生在香港去世后，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依照《中央研究院组织法》，推举翁文灏、胡适、朱家骅三人为院长候补人，经蒋介石最后圈定以朱家骅为代理院长。 当时梁思永是中研院史语所的研究员，梁思成所在中国营造学社的主要成员此时也已划入史语所的编制，他们都应算是傅斯年的直接属下，而且都住在李庄。因此，傅斯年为梁思成、思永兄弟求助，既是爱护人才的义举，也属职责所在。从“组织原则”上讲，他自然首先要向代理院长朱家骅报告、求助。 但是，傅斯年在1942年4月18日给朱家骅的信末，又提及：因“兄（指朱家骅）在病中”，所以他还“写了同样信给詠霓”。那么，傅斯年为何又同时写信给当时任经济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翁文灏呢？ 按本人的推测，这一方面是傅斯年怕朱家骅在病中无力顾及，为保证此事能收到切实效果，故采用了“双保险”策略，可谓用心良苦。而另一方面，与翁文灏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以及他本人与傅斯年的关系亦不无关系。 翁文灏字詠霓，浙江鄞县人，早年留学欧洲，是中国第一个地质学博士。回国后，翁文灏与丁文江等共同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此后，他曾长期担任被蔡元培先生誉为“中国第一个名符其实的科学机构”——地质调查所代所长、所长。在他的率领下，该所取得了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掘与研究等一系列重大科学成果。其本人也在地质构造学、矿产区域理论、地震学及地理学等诸多领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还担任过中国地质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地学系主任、代校长等众多科学文化机构的重要职务，是“国宝”级的专家学者。 梁思成先生遗孀林洙女士在晚年的回忆录《梁思成、林徽因与我》中曾提到： 林徽因是我们福建的才女，在我们家的客厅经常有些家乡人来拉家常，几乎每次都要提到林徽因，并谈到她嫁给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他们还说：梁思成、陈寅恪与翁文灏三人被誉为中国的三位国宝。 “九一八”事变以后，受蒋介石之邀，“国宝”翁文灏弃学从政，出任国防设计委员会（1934年后改为资源委员会）秘书长，1935年末又兼任行政院秘书长，从1938年开始，担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 翁氏与中央研究院关系甚深，是中研院地质所的特约研究员、自中研院评议会成立之时一直是评议员，丁文江病逝后又接任评议会秘书。蔡元培先生病重不能到渝之时，即将评议会（院长蔡元培为会长）全权交其代理。翁文灏不仅是政府高官，也是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领袖级人物，1940年中研院院长补选时，他的得票数最高就是明证。 翁文灏与傅斯年、胡适等人是一个圈子里多年的至交好友，但翁、傅二人脾气性格颇为不同。例如，当年丁文江去世后，竺可桢曾建议推举翁文灏接任中研院干事长，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便是有“大炮”之称的傅斯年。他的理由是翁文灏对部下要求太严，怕他掌管中研院以后大家的日子不好过。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们的友谊，翁文灏还是傅斯年聘任的史语所特约研究员。抗战之时，傅斯年每到重庆必会去见翁文灏。对于孔家假公济私、发国难财的行径，翁文灏同样甚为鄙视。我甚至怀疑，傅斯年当年攻孔的很多“炮弹”，就是翁文灏提供的。因为作为经济部长，翁文灏对孔家的贪污行径不仅耳闻而且目睹。这在翁氏的日记中都有记录。 傅斯年之所以同时写信给翁文灏，还因为，他不仅知道翁文灏“御下过严”，也知道他同样是一个极爱才的人。比如，当年杨钟健留学归来，正是所长翁文灏一句“当尽量为研究者谋利益”的话，打动了他的心。在家庭屡遭变故之时，翁文灏的极力相助，更让杨钟健“产生了尽力为地质所服务之心”。杨钟健自己很坦白地承认：“我之研究工作能迅速进展，实与翁先生的主持与协助之力是分不开的。”在翁文灏的手下，一个当初并不被十分看好的大学毕业生裴文中发现了“北京人”头盖骨；一个高中毕业生贾兰坡以后也成长为一名院士。 二，翁詠霓与梁任公之“故” 在给朱家骅的信中，提及同时也已写信给翁文灏的时候，傅斯年还特意补充了一句：“詠霓与任公有故也。”这或许也是怕朱家骅有其他的想法，不过“詠霓与任公有故”确是实情，并非虚言。 翁文灏与梁任公梁启超之“故”更是说来话长。 翁文灏13岁时曾中过清朝最后一科秀才，之后科举取缔，他转赴上海，入教会所办震旦学院。据其晚年回忆，在震旦之时，业余“读梁任公编《清议报》、《新民丛报》，严几道译《天演论》、《群学肄言》，始知优胜劣败，须图自强”。喜读《新民丛报》，甚至深受梁任公“新民体”文章的影响，这大概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许多人都有的经历，自然算不上有“故”。 翁氏留学归国，入北京政府工商部（后改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工作已是民国二三年间事。时，梁启超先后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但未曾见翁氏有与其相交的记录。不过，随着地质调查所科学成果的日益显著而声名鹊起，作为当时中国知识界的领军人物，梁启超对翁詠霓之名至少应该有所耳闻。而1922年地质调查所面临被裁撤危机之时，梁启超出手相援，大概要算梁翁之“故”的开始。 原来是1922年北京政府精简机构之时，竟要将无权无势的地质调查所裁撤，代理所长翁文灏心急如焚，四方奔走。6月10日，北大校长蔡元培与“前财政总长梁启超，前农商总长张謇，北洋大学校校长冯熙运，北京工业专门学校校长俞同奎，南开大学校校长张伯苓，前农商总长张国淦，东南大学校校长郭秉文”联手相援，共同致函农商部，称赞地质调查所： 自设立以来关于调查矿产方面固已成绩昭然，即关于学术研究方面，尤能于中国地质多所发明，几足与各国地质机关相颉颃。此非元培等之私言，实为中外专家所公认。……不特为国内研究机关之蒿矢，亦实关国际文化之名誉，且闻该所用人极严，办事认真，洵为近时官立机关中所仅见。 明确提出：“该所办理有年，成绩昭著，似不应在裁减之列。”以蔡元培、梁启超等八位重量级人物在中国政学两界的地位与影响，地质调查所才得以保全。此举不仅挽救了地质调查所，也挽救了刚刚起步的中国地质学。 此后，翁梁交往虽不甚多，但也属惺惺相惜一类。特别是梁启超去世后，翁文灏又为那部著名的《梁任公年谱长编》出力甚多，也留下学术界一段佳话，算是他们“故”的结尾。 最初主持《梁任公年谱长编》编纂工作的是地质调查所前所长、梁启超的故交丁文江，具体工作由赵丰田担任。此事原本与翁文灏全无关系。不幸的是，丁文江于1936年初英年早逝。为免此事半途而废，翁文灏竟毅然接手，代替丁文江继续主持。 丁文江逝世六天之后的1936年1月12日，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灏即会见赵丰田，了解年谱工作进度，协助解决困难。不久，梁思永又给他送来部分梁启超日记抄本。此后，他还与胡适多次商讨年谱的编纂工作，并将已编成部分陆续油印50部，分别寄送胡适等相关人士，征求修改意见。 编纂梁启超年谱事虽已有丁文江搜集资料、亲订体例在先，赵丰田具体从事于后，但若非翁文灏督促坚持，最后究竟何时能成，也是难以想象。从翁文灏来讲，一方面是代亡友丁文江完成此未竟之业，一方面也是对梁任公于近代中国思想界巨大贡献及当年患难之际出手相援义举的回报吧。 三，钱的数目与出处 话说回来。令人庆幸的是，傅斯年“双保险”的信最后得到了让人圆满的结果。傅斯年收到了给梁氏兄弟的款项，代为写了收条，并将款项如数送到梁氏兄弟手中。因梁思成不在李庄，林徽因当即作函回报，情真文雅，传为美文。全文如下： 孟真先生：接到要件一束，大吃一惊，开函拜读,则感与惭并,半天作奇异感！空言不能陈万一,雅不欲循俗进谢,但得书不报,意又未安。踌躇了许久仍是临书木讷，话不知从何说起！ 今日里巷之士穷愁疾病，屯蹶颠沛者甚多。固为抗战生活之一部，独思成兄弟年来蒙你老兄种种帮忙，营救护理无所不至，一切医药未曾欠缺，在你方面固然是存天下之义，而无有所私，但在我们方面虽感到lucky，终增愧悚，深觉抗战中未有贡献，自身先成朋友及社会上的累赘的可耻。 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泳霓先生，为拟长文说明工作之优异，侈誉过实，必使动听，深知老兄苦心，但读后惭汗满背矣！ 尤其是关于我的地方，一言之誉可使我疚心疾首，夙夜愁痛。日念平白吃了三十多年饭，始终是一张空头支票难得兑现。好容易盼到孩子稍大，可以全力工作几年，偏偏碰上大战，转入井臼柴米的阵地，五年大好光阴又失之交臂。近来更胶着于疾病处残之阶段，体衰智困，学问工作恐已无份，将来终负今日教勉之意，太难为情了。素来厚惠可以言图报，惟受同情，则感奋之余反而缄默，此情想老兄伉俪皆能体谅，匆匆这几行，自然书不尽意。 思永已知此事否？思成平日谦谦怕见人，得电必苦不知所措。希望泳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此问双安。 但是，细读傅、林两函，有一件事让人莫名其妙：林徽因在给的傅斯年这通谢函中，却没有一句对那位朱家骅——朱骝先的感谢之言。这又为什么？ 依常理推想，如果朱家骅曾为此事出力，傅斯年不太可能隐其善行不向梁思成、思永兄弟及林徽因道及。而林徽因如果知道朱骝先院长为此事尽过心力，也绝对不可能没有只语片言的谢词。 尽管朱家骅长期以来作为党国大员，主管国民党中组部，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形象不佳。但他毕竟也是北大教授出身，出任中央研究院长代理院长后与知识界的联系也尚称融洽。况且林徽因也不至于连最起码的人之常情也不顾，相反她是极与人为善，受人点滴之恩则报以涌泉的。其处世为人的态度，已有很多关于她的传记著述作过很生动细致的描述。那么，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此事的成功与朱家骅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再细读林徽因的信，那句“丛细之事累及詠霓先生”的话，背后是不是同样有“感激之情，而又不失知识分子的自尊人格”？ 回过头来，我们再检索翁文灏的相关史料，终于看到了这件沉迷已久的悬案真正的谜底。 翁文灏有记日记的习惯。虽然由于他曲折的经历和数十年间中国历史的大动荡，已知《翁文灏日记》存世数量不多，然而幸运的是，1942年的《翁文灏日记》现已成为重要历史文献，保存在海峡对岸的“国史馆”特藏室内。 翁文灏的日记文字非常简练，如果不清楚其所经事情的前因后果与相关人物，往往不知其所云何事。一旦了解了事情的原委，翁文灏日记则可以提供许多重要的历史线索和佐证。 且看翁文灏1942年日记中两处提及梁思成、思永兄弟的文字： 1，9月16日（星期三） 访陈布雷，托梁思成、思永事。 据翁文灏日记所记，这一天的上午，翁文灏去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为受训的干部演讲《最近之经济建设》。中午请荷兰驻华公使等人午餐。下午，在接见了来访的穆藕初等人之后，他登门走访了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第一件事就是“托梁思成、思永事”。然后，又提及美国方面对魏道明作驻美大使的反响。但究竟其对陈布雷所托梁思成、思永何事，日记一字未提。 再往后看，第二次提及梁思成、思永兄弟的是： 2，9月28日（星期一） 接见……周国□（送来蒋赠梁思成、思永贰万元正，余即转李庄傅孟真，托其转交）。 作为国民政府的高官，翁文灏每天接见大量中外来访人物。其日记中，对于每日所见人物大多只记名字，如有重要事情，往往在名字后的括号里稍有记录，以为备忘。 这位周国□（此字辨识不清）是翁文灏9月28日所接见的第八位来访者，他名字后面括号里的25个字，无疑就是这个故事最准确的谜底。 至此，可以说悬疑之处已一一得到解答：收到傅斯年的来信以后，翁文灏于9月16日拜访了陈布雷，并通过陈布雷将此意上达蒋介石，可能也将傅斯年的来信一并转交了。12天以后，蒋介石派人（这位周某大约是蒋介石那里的办事人员）送来二万元，翁文灏当天即转寄李庄的傅斯年，请其转交梁氏兄弟。傅斯年为梁思成、思永兄弟要来了整整二万元，出钱的不是别人而是国民政府的最高当局蒋介石。由此也可推断，林徽因给傅斯年回信的日期当在该年的10月，而非一些文集中估算的“1942年春夏”。 这也就是为什么林徽因在给傅斯年的信中，会有“现在你又以成、永兄弟危苦之情上闻介公，丛细之事累及詠霓先生”，“希望詠霓先生会将经过略告之，俾引见访谢时不至于茫然”的说法，而只字未提对朱家骅的感谢。由此可见，林徽因当时对此款来自蒋介石处应该也是知情的。 如果说傅斯年这“善莫大焉、功莫大焉”之举尚有其职责所在的因素，那么翁文灏的帮忙，则真是彻底地出于知识分子之间惺惺相惜、患难与共的真诚友谊，出于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真不敢想，如果没有傅斯年、翁文灏的出手相助，梁氏兄弟及林徽因和她的孩子们能否度过这道坎，我们能否看到新中国这么飘亮的国徽？愿中国知识界在困境中的这段佳话，能够长久地滋养滋润我们的心田。 要说这件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话，那就是为什么傅斯年4月写的求助信，翁文灏直到9月中旬才找陈布雷请托此事？这其中又有什么故事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