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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闻一多都被认为是集诗人、学者、民主斗士三重人格于一身的历史人物。但是，如果从职业上说，他几乎一生从事的都是教书育人的高等教育事业；从人生追求上说，则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古典文化的整理与思考。因此，从本质上讲，闻一多是个希望能用自己的毕生精力，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传承有所创造、有所贡献的学者。光阴荏苒，时光流逝。再过20天，是闻一多诞辰111周年的日子，而明年则是他离开我们64周年的时候。但是，他的生命仍然在延长，其原因就是，他在中国学术道路上的探索，业经融入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之中。这其中，就包括着他留给后人的诸多经学研究成果。 一、动力溯源 严格地说，闻一多并没有把经学作为一个单独对象，而是把它当作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构成部分进行研究的。“中国古典文化”，在大陆常常被泛称为“国学”，闻一多实际上做的是国学研究，经学只是他的国学研究中的一个方面。 闻一多曾在多种场合下说，他的最大理想，是做个教授中国文学的教师。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说家庭和环境对他的影响。 闻一多光绪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899年11月24日）出生在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子村的一个地主家庭。据乾隆四十六年纂修的《闻氏宗谱》记载，浠水闻氏的原籍是江西吉安庐陵，南宋景炎二年（1277年）为了避乱从江西吉安庐陵迁至湖北浠水，为了隐姓埋名，改“文”为“闻”。[①]家谱还提到抗金英雄文天祥，故浠水闻氏一直自称是文天祥的后人。这个传说在浠水闻氏家族中流传很久，但因语焉不详，无法证实。后来，闻一多到清华学校读书时，曾想弄清浠水闻氏的源流。在他的遗稿中，就有一篇未能完成的《闻氏先德考》。 上个世纪末，浠水闻一多纪念馆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曾派人到湖北武穴市龙坪镇五里村考察。他们在文天祥堂兄文天祯22世裔孙文明杰处，看到清朝乾隆丁亥年（1767年）刻的14册《文氏宗谱》，内中《江右统宗世系》详细记载了文氏自西周受姓起，至天祯、天祥二公七十一世的流传脉络。该书中，以汉景帝蜀郡太守文球为江右始祖的世系下，记载有第二十世孙中良彦、良辅弟兄俩人，但其下均注明“世系未详”。而浠水闻氏一世祖正是“闻良辅”。根据名字相同、籍贯吻合、世系衔接、背景同一等因素，很可能《文氏宗谱》中的“闻良辅”就是《闻氏宗谱》中的“文良辅”。如果这种考证成立的话，那么闻一多与文天祥的关系便是同根共祖，但浠水闻氏不是文天祥的嫡系后裔，而是文天祥家族的旁系后裔。[②] 浠水闻氏虽非文天祥后人，但文天祥的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操，却在这个家族是受到极高的崇敬与膜拜。走笔至此，使我想起傅斯年。傅斯年的先祖傅以渐是清朝开国后的第一位状元，而且是顺治皇帝钦点的，但傅斯年从来不提这位先祖。这是因为傅斯年认为这位先祖缺少民族气节。浠水闻氏却不同，屡次修订家谱，总不忘说追溯到文天祥。 浠水闻氏经过多年繁衍生息，成为当地望族。到了闻一多祖父一代，族中连出过四个进士，其中一人曾三次出任河南乡试同考官。但是，这些人都是闻一多祖父的堂兄，而闻一多这一支，因为单传，要能留在家里治家守业，无力攻取功名。所以，当闻一多的祖父佐淕公产业兴旺后，就决心要把子弟们培养成材。于是，他先是建立了所小型图书馆，接着又办了所家塾，来后还扩大成小学校。闻一多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的。 如果说闻一多的祖父为他的初期教育创造了条件，那么他的父亲邦本公则影响了他早期观念和意识。闻一多的父亲生于同治二年十二月十二日（1863年），那是一个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年代，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大都有着反对列强的爱国思想。闻一多的父亲是县学里的优增生，算是小知识分子，戊戌维新之际，他常与兄弟们聚在一起议论形势，赞成新政。于是，闻一多在接受启蒙教育的时候，就接触到《东方杂志》、《新民丛报》等报刊，得到爱国爱民意识的熏陶。 和所有接受启蒙教育的儿童一样，闻一多最早读的也是《三字经》、《幼学琼林》、《乐雅》和四书之类的开蒙读物。到了晚上，父亲还给他开小灶，教他读《汉书》。闻一多在自传中说：一次，他随父亲读《汉书》时，“数旁引日课中古事之相类者以为比，父大悦，自尔每夜必举书中名人言行以告之”。[③]这些基础教育，对闻一多后来的兴趣与志向，起了很大的作用。而父亲对他的最大决策，则是送他进入了清华学校。 1912年，清华学校至武昌招生，闻一多虽然各科成绩平平，但“初试时，一篇文题《多闻阙疑》的中文作文，大得主考人赞许，据说是模仿当时最时髦的梁任公笔调而作的。”[④]这篇作文没有保留下来，但能够模仿梁启超的文笔，对一个十三岁的少年来说，却绝非易事。这年，清华学校在湖北招收四名学生，闻一多仅被录为备取第一名。赴京复试的路上，他在哥哥辅导下赶学了一些英语，最后在鄂籍学生中以第一名被清华学校录取。 清华学校是所留美预备学校，学制比较特殊，当时设高等科三年、中等科五年。那年，清华学校实行因材施教原则，进校的新生并不是统统编入中等科一年级，而是“以文境之深浅，定级次之高下”，按实际程度分别编入一至五年级。当时，42个新生中，唯“闻多列入五年级”，编入中文四年级者，亦只邱椿等三人，编入中文三年级者则仅萨本铁等两人，其余均编入中文一、二年级。[⑤]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还属于少年时期的闻一多，在国学上就显示出了一定的基础。不过，闻一多到学校时，距大考只有一个月，加上刚刚接触英文，遂于1913年重新从一年级读起。这一年级的学生将于1921年（辛酉年）高等科毕业，按中国习惯，称作辛酉级。辛酉级入学时共73人，其中有罗隆基、何浩若、浦薛凤、沈宗濂、萨本栋、吴泽霖、时昭涵、沈有干、王昌林、瞿世英等，后来插入这一级的，还有吴国祯等。 清华学校是专为培养赴美留学而建立的学校，课程设置虽然有西学、国学两部，但西学课程与留学关系密切，学生们十分重视。而国学课程恰恰相反，均安排在下午，而且既使不及格也可以毕业。在这种风气下，造成一些学生重视英文课，而轻视国文课，致使有的学生常在国学课上演出些闹剧。闻一多很不满意这种现象，特写了《论振兴国学》一文。这篇文章，是闻一多对于国学的第一篇论述，文中认为国学乃文明之所寄，国粹之所凭，希腊、罗马均因文衰而国衰，而我之“《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违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实“亘万世而不渝，胪万事而一理者”。[⑥]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核心是“振兴国学为吾辈之责”，说明的则是国学与国运的关系。对于这一点，闻一多身体力行，他不满足在学校学到的国学知识，每年寒暑假返乡，总要集中时间阅读古典书籍。他将读书的房间起名“二月庐”，取其每年在此读书两月之意，在这里写下的文章、随笔，汇集后命名为《二月庐漫纪》。 如此强调国学意义的闻一多，却不大赞成读经。1914年3月14日，寒假后开学伊始，辛酉级和高一级的庚申级举行了一次辩论会，辩论的题目是《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读经》。辩论究竟是怎样进行的，无从得知，但以闻一多为主辩的一组最终获胜。[⑦]这次辩论，旨在练习演讲口才，闻一多所在的一组抽中的是正组还是反组，两种记载。[⑧]但不管抽中哪一组，都反映了这些少年们对经学前途的思考。 前述的《二月庐漫纪》，也可以说明闻一多对经书的态度。该文是闻一多求学时期的读书笔记，前后发表十六篇。这十六篇中，包括《史记》、《晋书》、《桓谭新语》、《通鉴纲目》、《法言》、《三国典略》、《支离谩语》（张玄羽）、《修文御览》，及王勃、杜牧、杜佑、苏东坡、岳飞、杨敬之、曾南丰、徐电发、闵佩锷、高絜平等人的诗集，甚至还有墓志铭、墓表和一些图题。而在经学方面，文中出现较多的只是《诗经》，间及涉及到《易》和《论语》。闻一多的胞弟闻家驷说：“在经史子集四类书籍中，父亲主张读经，一多兄则主张多读子史集”，在他的影响下，“我也读起《史记》、《汉书》、《古文辞类纂》、《十八家诗钞》这一类书籍来了”。[⑨]《二月庐漫纪》反映的图书典籍，证实闻家驷之言不虚。 闻一多的国学知识，很大程度上是自学的，但清华学校的教育也不应忽视。学校聘请教授中文的教师，可以说也经过认真挑选，其中有不少是饱学之士，有些还是前清的举人、进士。光绪二十九年殿试二榜第一一六名进士陈曾寿，便于1919年春至清华学校教授文学史。陈家世居浠水陈家大岭，与浠水闻氏只一山之隔，两家世代联姻，因陈曾寿与闻一多的大伯闻侍臣相熟，故其到校后，闻一多还特去拜望了他。[⑩]这些功名不一的老夫子，自然十分重视国学，这对闻一多走上治学之路大有裨益。 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⑪]在美国，除了学习到许多文化知识外，在思想上也出现了重大变化。1924年，闻一多与清华学校部分留美同学酝酿发起一个政治性组织，这个组织1924年成立时定名“大江会”。据数据记载，有名有姓的大江会会员共29人，包括王化成、何浩若、吴文藻、沈有干、沈宗濂、吴景超、吴泽霖、胡竟铭、梁实秋、浦薛凤、潘光旦、罗隆基、顾毓琇等后来在不同领域产生影响的人。大江会宣扬“大江的国家主义”，主张谋求“中华政治的自由发展”、“中华经济的自由抉择”、“中华文化的自由演进”。在大江会中，闻一多是“文化的国家主义”最有力的坚持者，其思想在《大江会宣言》中表述为：“文化乃国家之精神团结力也，文化摧残则国家灭亡矣，故求文化之保存及发扬，即国家生命之保存及发扬也。”[⑫]在这一思想推动下，闻一多把文化的昌盛与国家的兴衰更加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的《南海之神――中山先生颂》、《醒呀！》、《爱国的心》、《洗衣曲》等一批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诗歌，就是在这一动力下诞生的。其中《七子之歌》中的《澳门》，1999年澳门回归时被谱曲传唱，一时响遍大江南北，被人称为澳门回归时唯一的主题歌。 由于身在海外，留美时期闻一多没有更多地接触国学。但是，他并没有忘记倡导中国文化的责任。为了实践“文化的国家主义”，1924年闻一多与余上沅、赵太侔等人合作编写排练了五幕英文古装剧《杨贵妃》。在波士顿的梁实秋、顾毓琇、谢冰心等受到启发，于次年春也排演了英文古装剧《琵琶记》。这两个剧的演出，是中国戏剧第一次登上北美舞台，它不仅在中国近代戏剧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也见证了闻一多对推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努力。 综上所述，闻一多的家庭与教育，他在国内和国外求学期间的思想发展，从不同方面反映了他对国学的认识。这些，可以说是他日后从事包括经学在内的国学研究的思想动力和精神准备。 二、研究管窥 无论是早期的家庭教育，还是在清华学校所受的教育，所有课程中，并没有专门设置系统性的国学课程。这一教育背景，使他不能像大多数国学研究者一样，通过正规和严格的训练，走上治学之路，而只能依靠个人兴趣，逐渐摸索门径。支持他坚持这一方向的，首先是兴趣。1922年10月，他到美国仅两月，便急欲回国。他在家信中说，“急欲归国更有一理由，则研究文学是也。恐怕我对于文学的兴味比美术还深，我在文学中已得的成就比美术亦太，此一层别人恐不深悉，但我确有把握。”[⑬]信中说到的“文学”，可以理解既包括了经学在内的国学，也包括五四运动后兴起的新文学。 对于文学，特别是古代诗歌，闻一多下过一番功夫。在清华学校高等科时，尽管功课繁重，他仍制定了一个两年读诗的计划。在闻一多仅存的四个半月的日记中，就有这样的记录：“近决志学诗，读诗自清、明以上，溯魏、汉、先秦。读《别裁》毕，读《明诗综》，次《元诗选》、《宋诗选》，次《全唐诗》，次《八代诗选》，期于二年内读毕。”[⑭]新文化运动后，他的精力转移到新诗创作与理论探讨。为了这项工作，就必须从中国古诗中汲取营养，于是很自然地进入了十三经中的《诗经》。 1927年7月14日，闻一多《诗经》研究的第一个成果《诗经的性欲观》，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学灯》上连载。这篇长文，是我为编纂《闻一多年谱》收集资料时，偶然在《时事新报》上发现的，此前从未收入任何文集，也从未听人说起。 如果说这篇佚文的发现让我兴奋的话，倒莫说文章的内容让我吃惊。首先，在此之前，我没有发现闻一多在《诗经》研究方面有过的任何记录，怎么能一下子就写出这样长的一篇文章。其次，在传统文化中，性欲是个极力回避的名词，而且传统经学家对《诗经》的理念，也是从社会政治史角度去阐发的。但是，闻一多却十分大胆地指出《齐诗·东方未明》中的“折柳樊圃”与性欲有关，认为《谷风》中所讲到捕鱼的“笱”，也是隐喻女阴，与“媾”、“觏”有联系。还说《诗经》中常出现“风”和“雨”，也是性欲的冲动，后来引申出的“风流”、“风骚”，也含有性的意味。进而，他指出《诗经》中数首诗，都认为或暗示性交，或本身就是情诗。这篇文章把《诗经》表现的性欲方式分为五种，即：明言性交、隐喻性交、暗示性交、联想性交、象征性交。结论中，他说：“前人总喜欢用史事来解《诗经》，往往牵强附会，不值一笑”；其实“象征性交的诗”，“是出于诗人的潜意识”，这是因为“《诗经》时代的生活，还没有脱尽原始的蜕壳”。由此，他断言，只有认清了“《诗经》是一部淫诗，我们才能看到春秋时代的真面目。可是等看到了真面目的时候，你也不必伯，不必大惊小怪。原始时代本来就是那一会事”。[⑮] 《诗经的性欲观》非常明显的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与闻一多在美国的留学经历分不开。他在美国所学的课程里，并没有这方面的记录，我猜想，有两种资源可能是他获取这一科学知识的管道。第一，自己看了些有关书籍，而他脑子里天天想的是国学，所以很容易产生联想，引起重视与思考。第二，他的好友潘光旦、吴泽霖、吴景超、吴文藻，攻读的是社会学、人类学，闻一多与他们交谈时，很容易得到这方面的信息，从而促使他阅读有关图书。这只是我个人的推测，缺乏资料证明，但不管怎么说，闻一多毕竟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写下了这令人惊骇的这篇文章。 在后来的治学生涯中，闻一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了下去。闻一多是1925年为了推动国剧运动提前回国的，抱着这个目标，他回国后的主要精力，最初集中在建立戏剧专业、创作新诗、探索新诗理论。他的职业，也是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教务长、吴淞政治大学训导长、北伐军部政治部英文秘书兼艺术股股长等。1927年，他担任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职务也是外文系主任。直到1928年，闻一多到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遇到了游国恩先生，在游国恩的怂恿下，才真正开始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 游国恩先生是著名《诗经》研究家，当时在武汉大学任教。游国恩认为《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闻一多既然那么钟情新诗，就应从源头研究起。这话对闻一多颇有启发。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闻一多担任的是文学院长，文学院包括中文系，而在武汉大学中文系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传统的经学派，这些人认为闻一多没有国学方面的成果，因此内心看不起他。而闻一多要领导他们，必须在这方面有所表现。这两种因素，促使闻一多下决心对《诗经》做一番研究。 1930年，闻一多到青岛大学，职务仍然是文学院长，并且兼任中文系主任。闻一多到青岛大学，是校长杨振声热情邀请去的，同去的还有梁实秋，另外，与闻一多一起在纽约排演英文古装剧，又一起回国的赵太侔，也在这所学校。这些人都是关系极好的朋友，而梁实秋除了担任外文系主任外，还担任学校图书馆馆长，闻一多需要什么书，图书馆就买什么书。因此，对于闻一多来说，青岛大学可谓是人地两宜。青岛大学和谐的人际关系，和优越的物质条件，使闻一多集中精力，投入到期盼已久的学术研究。当时的情况，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有不少描写，这里不多赘述。 在青岛大学，闻一多的研究不仅集中在《诗经》上，由于教学关系，也由于原本的兴趣，以及打算写一本中国文学史的愿望，研究对象不断扩大，深入国学的其它领域。1932年，闻一多回到阔别10年的母校。回到清华时，学校本请他担任中文系主任，但他经过武汉大学特别是青岛大学的学潮，对行政工作心灰意冷，拒绝了这一职务，因而能够摆脱杂事，全身心地继续学术研究。而他的研究，除了大量使用传统方法外，也继续运用了弗洛依德的文化人类学理论。 由于方法上的创新，闻一多的《诗经》研究常有新意。有两个例子可能大家都很熟悉，不妨在这里再说一下。 《诗经·周南·芣苡》是《诗经》很普通的一篇，但在闻一多的阐释中，却表现的与众不同。“芣苡”是车前草，对于这首诗的理解，很长时期一直被认为是劳动时唱的歌。但是，芣苡本是最普通不过的植物，长得又不美，不值得歌颂，为什么要在劳动时唱它呢。在《匡斋尺牍》中，闻一多从生物学和社会学角度进行了思考。他的答案是，车前草是种多籽植物，它的歌唱，是为了表达女人希望多孩子的愿望。这是因为在上古时代，女性最大的责任就是传种接代，只有多生孩子，个人才能在这个社会具有地位。[⑯] 《诗经·邶风·新台》中有一个鸿字，过去一直认为指的是大鸟，诗的意思说是打鱼的人，因捕到一只大鸟而非常扫兴。但是，闻一多认为这种解释讲不通，因为诗打鱼时捕到“鸿”应该高兴，怎么能扫兴呢。于是，他试图用音韵学方法，对这首诗做了重新考察，发现“鸿”是“苦隆”的切音，而“苦隆”是虾蟆的别名，全诗的意思是，打鱼本想捕到一条大鱼，却捕到一只蛤蟆，所以才特别扫兴。接着，他又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认为这首诗的原意是，女子本来想找一个英俊的男青年，没想到找到的竟是一个像蛤蟆一样的老头子。[⑰]郭沫若读了闻一多文章后，非常赞叹，说：“这确是很重要的发现。要把这‘鸿’解成虾蟆，然后全诗的意义才能畅通。全诗是说本来是求年青的爱侣却得到一个弓腰驼背的老头子，也就如本来是想打鱼而却打到了虾蟆的那样。假如是鸿鹄的鸿，那是很美好的鸟，向来不合恶义，而且也不会落在鱼网子里，那实在是讲不通的。然而两千多年来，差不多谁都以这不通为通而忽略过去了。”[⑱] 运用上述方法研究《诗经》，闻一多曾做过这样的总结。他说： 今天要看到《诗经》的真面目，是颇不容易的，尤其是那圣人或“圣人们”赐给它的点化，最是我们的障碍。当儒家道统面前的香火正盛时，自然《诗经》的面目正因其不是真的，才更庄严，更神圣。但在今天，我们要的恐怕是真，不是神圣。（真中自有着它的神圣在！）我们不稀罕那一点化，虽然是圣人的。读诗时，我们要了解的是诗人，不是圣人。[⑲] 今天，人们把闻一多研究《诗经》中使用的方法，统称为文化人类学方法。运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典作品，不止闻一多一人，并且他的结论也仍然有继续讨论的余地。但是，窥探中国文化源头时代人的心态变化，还原上古时代的原始面貌，有勇气用科学的态度挑战传统的注经观点，这一点对学术研究而言，无疑具有启发价值。 当然，闻一多在研究《诗经》时，同样也采取了文字辨证、词义解析等清代朴学的考据方法，在纠正倒、脱、讹、衍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不过，他与前人不同的是，他只是把考据当作一种手段，一种途径，而不是为考据而考据。这样，就使他特别重视在传统考据训诂基础上，运用多种现代学科方法，从而开创出现代《诗经》研究的新的训诂学方法。 闻一多学术研究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把研究的目的、目前的困难、克服的办法、解决的步骤等，明明确确、条理清晰地摆出来。《匡斋尺牍》就是这样做的，开篇的两节，一是“应下了工作”，一是“工作的三桩困难”。《风诗类钞甲》也是如此，篇首《序例提纲》列出“关于编次”、“关于写定”、“关于笺注”。在“关于编次”中，他说目前的《诗经》读法有经学的、历史的、文学的三种，而他使用的则是社会学的。类似的处理，还出现在《楚辞校补》中。这一工作，虽然反映的是闻一多从事这一专题研究的基本思路和努力途径，但其意义则在于为学术研究梳理和归纳了一种十分重要的境界与目标。如果说个案研究的贡献是解决了某个具体问题的话，那么这一带有宗旨意义的提示，则表现了更宏观的关照，也更具有普遍价值，受其恩泽者可以说不乏其人。 说到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闻一多在学术研究上所追求的彻底精神。闻一多在清华讲授《诗经》时，曾要求选修这门课的同学每人从《诗经》里选择一个字，然后把《诗经》中所有这个字全部集中起来，逐一作以注释，以期进行对照分析。他认为，如果不把《诗经》中每一个字的含意彻底弄清楚，就无法对它做出准确的判断。1937年，闻一多任教满五年，按例可以休假一年，他计划利用假期编纂一部酝酿了几年的《诗经字典》。学校批准了这个计划，并给他配备了研究助手，但是，就在即将动手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使他的这个夙愿未能实现。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能说明闻一多治学的彻底精神。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为了编纂《闻一多年谱长编》，写信给张清常先生。张先生马上给我回了信，说他1934年刚刚考入清华大学研究生时，到闻一多家里去拜望，闻一多给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信上是这样说的：“有个问题可供你们搞语言的人考虑。今日所见《诗经》的本子，汉熹平石经、唐开成石经是刻在石头上的，齐鲁韩毛四家各本是后代抄本转木刻本，文字都已去古甚远，不是《诗经》时代的面貌。如果你利用古文字学的知识，把《诗经》用两周金文写下来，换句话说，也就是使《诗经》恢复西周东周当时的文字面貌，这对于你研究《诗经》，研究上古汉语，会有很大帮助的。”[⑳] 张清常信中没有提到他是否按照这个建议做了，但闻一多本人则用古籀文写了多篇《诗经》，其中现存的有《关睢》、《葛覃》、《卷耳》、《樛木》、《螽斯》、《桃夭》、《兔罝》、《芣苡》、《汉广》、《汝坟》、《麟之趾》、《鹊巢》、《采蘩》、《草虫》、《采苹》、《离骚》等15篇。这种方法很是特别，不知道现在做《诗经》研究的人，是否想到这一层。但是，中国文字是象形文字，若要进一步理解《诗经》，就需要把《诗经》还原为《诗经》时代的文字。闻一多用古籀文写的《诗经》，可能是由于不属于创作的关系，没有收入1948年8月开明书店出版朱自清、郭沫若、吴晗、叶圣陶主编的《闻一多全集》。不过，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12卷本《全集》，专列了一卷“美术卷”，使他的这一尝试得以与大家见面。 闻一多的《诗经》研究，除了上面提到的《诗经的性欲观》，《诗新台鸿字说》、《匡斋尺牍》外，收入湖北版《全集》的还有《说鱼》、《诗经新义》、《诗经通义甲》、《诗经通义乙》、《风诗类钞甲》、《风诗类钞乙》、《诗风辨体》、《诗经词典》等。湖北版《全集》出版后，闻一多幼女闻惠羽发现遗漏了84篇，其中与家存捐献北京图书馆篇目清单对照后，仅《诗经》部分就遗漏了《诗经声训》、《说风》、《说兴》、《民歌》、《比兴》、《说鱼杂记》、《诗经杂记》、《璞堂杂记·诗类》、《〈礼记〉引诗》、《风诗中的代语》、《卷耳》，及《诗经通义乙·兔罝篇》、《风诗类钞乙·定之方中篇》等。闻一多经学研究的其它手稿，也遗漏了《周易类纂》、《璞堂杂记·周易类》、《周易纂诂》。[21]遗漏最多的是《庄子校释》，该手稿有5册184页之多。[22] 湖北版《全集》是根据手稿的缩微胶卷整理的，但一些手稿是未完成稿，编辑时由整理者做了联缀。闻惠羽认真阅读了《诗经通义》部分，并与手稿进行了校勘，认为存在若干问题。于是，她重新整理了《诗经通义》，1996年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主要做的是校勘和补正工作，808条校记补正了原稿中不少技术性错误和阙漏。 对于闻一多国学研究，评价的人很多，但我觉得朱自清先生有句话很准确。他说，闻一多的研究是“要使局部化了石的古代复活在现代人的心目中”。[23]我想，这可以说是闻一多学术研究的一个目的。 三、叙述风格 清华学校注重全面培养的教育体制，以及提倡个性发展的培养方式，加上闻一多喜爱文学的天性和相当现代化的审美观念，使他对学术成果的表现，也形成了一种令人陶醉却难以完全模仿的独特风格。他的一些学术论文，给人一种远离学院派范式的感觉，仿佛是意味浓厚的散文，几乎可以把读者带入风景如画，甚至伴有音乐的现场。在这种气息中阅读他的论文，会让人情不自禁的拍案叫绝。 就拿前面提到的《诗经·周南·芣苡》来说，这首诗很短，全篇只有48个字，而且歌词大多是重复的，仅有6个字不同。 采采芣苡，薄言采之！采采芣苡，薄言有之！ 采采芣苡，薄百掇之！采采芣苡，薄言捋之！ 采采芣苡，薄言袺之！采采芣苡，薄言襭之！（《周南》之八） 为了说明这6个字的重要性，闻一多说：“一首诗全篇都明白，只剩下一个字，仅仅一个字没有看懂，也许那一个字就是篇中最要紧的字，诗的好坏，关键全在它。所以，每读一首诗，必须把那里每个字的意义都追问透彻，不许存下丝毫的疑惑－－这态度在原则上总是不错的。”[24]细读这段解释，文字十分平易，语言也很直白，感觉是在和读者谈话，而不是生硬的告诉你什么道理。 论述观点时，使用的也是同样的口吻： 先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去，芣苡既是生命的仁子，那么采芣苡的习俗，便是性本能的演出，而《芣苡》这首诗便是那种本能的呐喊了。但这是何等的神秘！这无名的迫切，杳茫的勅令，居然能教那女人们热烈的追逐着自身的毁灭，教她们为着“秋实”甘心毁弃了“春华！”你可以愤慨的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与刍狗！”但是你错了，你又是现代人在说话。[25] 再借社会学的观点看。你知道，宗法社会里是没有“个人”的，一个人的存在是为他的种族而存在的，一个女人是在为种族传递并蕃衍生机的功能上而厚在着的。如果她不能证实这功能，就得被她的侪类贱视，被她的男人诅咒以致驱逐，而尤其令人胆战的是据说还得遭神－－祖宗的谴责。环境的要求便是法律，不，环境的权威超过了法律。而“个人”偏偏是一种最柔顺的东西，在积威之下，他居然接受集团的意志为他个人的意志。所以，在生理上，一个妇人的母性本能纵然十分薄弱，可是环境的包围，欺诈与恐吓，自能给他逼出一种常态的母性意识来，这意识的坚牢性高到某种程度时，你便称它为“准本能的”，亦无不可。总之，你若想象得到一个妇人在做妻以后，做母以前的幢憬与恐怖，你便明白这采芣苡的风俗所含的意义是何等严重与神圣。 这样看来，前有本能的引诱，后有环境的鞭策，在共种社会状态之下，凡是女性，生子的欲望没有不强烈的。可不要把它和性的冲突混杂起来，这是一种较洁白的，闪着灵光的母性的欲望，与性欲不同。虽然，除非你能伸长你的想象的触须，伸到二千五百年前那陌生得古怪的世界里去，这情形又岂是你现代人所能领会的！[26] 在同样前面已经提到的《诗经的性欲观》中，闻一多写到《野有蔓草》时，做了如下形容： 你可以想象到了深夜，露珠渐渐缀满了草地，草是初春的嫩芽，摸上去，满是清新的凉意。有的找到了一个僻静的岩下，有的选上了一个幽暗的树阴。一对对的都坐下了，躺下了，嘹亮的笑声变成了低微的絮语，絮语又渐渐消灭在寂寞里，仿佛雪花消灭在海上。他们的灵魂也消灭了，这个的灵魂消灭在那个的灵魂里。[27] 这种生动的叙述，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平添和层如梦如幻的浪漫之感。 类似的例子太多了，研究经学特别是研究《诗经》的学者对闻一多的这一特点十分熟悉。 闻一多的这种行文风格，与他的个人成长道路有很大关系。在清华学校，他开始是非常活跃的戏剧编写者和演出者，辛酉级演出的第一个剧《革命军》，就是他根据亲历武昌起义的感受创作的，后来学校成立专司戏剧演出的新剧社，他一直是主要负责人之一。五四运动后，他开始创作新诗，一发而不可止。他的《红烛》，是中国新诗史上第七本诗集，而《死水》更是为他带来上了格律派首领的光环。他去美国留学，攻读的是西洋美术，而他所在的芝加哥美术，正是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发源地，由于房东的热情引荐，使他与不少大名鼎鼎的美国文艺复兴运动领袖有过直接接触。这种多元文化对闻一多产生的影响十分明显。上面讲到他的学术论文的几个例子，就能感受到一种既是不拘一格，又将叙事和论证有机结合的风格。 闻一多的这种风格，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今天，我们阅读一些学术论文时，多少会有些难读的感觉，读与自己专业较远的论文时尤其如此。因此，我想，在这里讲一下这个问题不是有必要。 闻一多的学术研究，在经学方面除了《诗经》，还有《周易》、《春秋》、《尔雅》等。他在上古神话、楚辞、庄子、唐诗等领域的成果，也非常丰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闻一多全集》，12卷中绝大部分是学术研究果实。从这部目前收集闻一多著述最完整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研究领域多么广泛，而且在方法上也使用了文艺学、语言学、历史学、考古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心理学等新的理论。人们普遍认为，闻一多的治学，既继承了中国朴学注重名物训诂考据的传统，又广泛吸取了西方社会的各种学说。因此他的研究不仅考索赅博，扎实可信，并且大胆开拓，新见迭出。正因如此，朱自清听到闻一多被刺的消息时，第一个反应是“中国学术的大损失”。 （本文是提交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0年11月4至5日召开的“变动时代的经学与经学家（1912-1949）第八次学术研讨会”的论文） [①] ［清］闻大焩：《总理前修族谱序》，《闻氏宗谱》（浠水：敦本堂，1916），卷1，页42。案：此《闻氏宗谱》为四修本，《总理前修族谱序》为闻大焩于清乾隆四十六年初修《闻氏宗谱》时撰写。 [②] 参见龚成俊、朱兴中、王润：《关于改“文”为“闻”的考证》,陆耀东、赵慧、陈国恩主编《闻一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页290-295。 [③] 《闻多》，武汉大学闻一多研究室编《闻一多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2卷，页295。案：该文原收清华学校1921年中等科毕业级刊《辛酉镜》，书中有本级学生之小传，《闻多》一文据同级密友吴泽霖辨认为闻一多自撰。 [④] 闻展民：《哭四弟一多》，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人民英烈》（上海：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1948），页376。 [⑤] 清华学校庚申级编：《级史》（北京，清华学校，1916）。案：该书为清华学校1920级（庚申级）中等科毕业纪念刊。 [⑥] 闻一多：《论振兴国学》，《闻一多全集》，第2卷，页282。案：原载《清华周刊》第77期，1916年5月17日。 [⑦] 《辛酉镜·演说辩论》。其文云：“吾级初有课余补习会设演讲部，每星期开会，以资练习。然其时规模甫具，于演说一门，未臻完备，不过为改革进行之根据耳。至民国三年春，与二年级博约会举行联合辩论会，始稍着成绩也。是会于三月十四日举行，场设博物教室，校长周先生（周寄梅）实为主席。辩论题为‘今日中国小学校能否有读经’。吾级主辩闻多，助辩陈念宗、钱宗堡，为正组。博约会主辩罗发组，助辩邱椿、吴泽湘，为反组。其结果吾级获胜。裁判乃陈筱田、李仲华、张恺三先生也。” [⑧] 《辛酉镜·演说辩论》记载闻一多抽中的是正组，但《辛酉镜·大事记》则云抽中的是反组。 [⑨] 闻家驷：《吕端大事不胡涂――回忆一多兄对我的教诲》，赵慧编《回忆纪念闻一多》（武汉：武汉出版社，1999），页423页。 [⑩] 闻一多：《仪老日记》1919年3月3日条，《闻一多全集》，第12卷，页425。 [⑪] 闻一多本应1921年赴美留学，但毕业时恰逢北京八校教职员发动索薪运动，清华学校学生响应北京市学联决议，举行全校罢课。闻一多所在的辛酉级放洋在即，三分之二同学未参加罢课，而闻一多等29人则坚决罢课，受到学校留级一年处分，故于1922年方赴美。 [⑫] 《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第1卷第2期，1925年11月15日。 [⑬] 《致父母亲》（1922年10月28日），《闻一多全集》，第12卷，页109。 [⑭] 闻一多：《仪老日记》1919年2月10日条，《闻一多全集》第12卷，页421。 [⑮] 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闻一多全集》，第3卷，页190。 [⑯] 详见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第3卷，页202-214。 [⑰] 详见闻一多：《诗新台鸿字说》，《闻一多全集》，第3卷，页191-197。 [⑱] 郭沫若：《闻一多全集·序》，《闻一多全集》，第12卷，页432。 [⑲] 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第3卷，页199。 [⑳] 张清常给作者信，1988年8月10日。 [21] 参见闻惠羽：《湖北版〈闻一多全集〉阙如篇目》，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专业委员会编《闻一多研究动态》（北京：中国现代文化学会闻一多研究专业委员会，1996年1月），页1-2。 [22] 1997年，湖北版《闻一多全集》古典文学部分整理者、武汉大学袁謇正教授，对《全集》遗漏问题做了说明和解释，详见1997年12月《闻一多研究动态》第15期。 [23] 朱自清：《中国学术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赵慧编《回忆纪念闻一多》，页46。 [24] 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第3卷，页202。 [25] 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第3卷，页205。 [26] 闻一多：《匡斋尺牍》，《闻一多全集》，第3卷，页205-206。 [27] 闻一多：《诗经的性欲观》，《闻一多全集》，第3卷，页17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