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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负面作用不可低估 洋务派有强烈的改革意识，然而，他们是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要成员，改革的目的是巩固封建的清王朝的统治，能在欧风美雨的冲击下继续存在下去。从主观上讲，他们不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而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的忠实拥护者。因此在涉及到是否要从根本上改变清政府的性质，用什么标准做人等大是大非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保守性，并在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中表现得很充分。 兴民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最重要的标志性要求。洋务派始终反对讲民权。当《时务报》上发表了鼓吹民权的文章，张之洞便要让幕僚给汪康年传信说：“要打民权一万板，民权屁股危矣哉！痛矣哉！”（注：梁鼎芬：《致汪康年》，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901页。）。在《劝学篇》中，张之洞多次对民权论予以贬抑。他说，一些中国人所讲的民权在西方并不存在，外洋所谓民权不过是说民间人士可以对国事发表意见而已，并非让民揽其权。至于说人人有自主之权，“益为怪妄”，其本意是，上帝予人以性灵，人人各有智虑聪明，皆可有为，译者竟释为人人有自主之权，“尤大误矣”。又说任何国家必有法度，各行各业亦都有规矩，使人们按一定规则行事，否则，人皆自主，各遂其愿，不顾他人，必将是“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悉蛮獠亦必无此俗”。还说：“使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外国将借保护之名，把军队开到中国，人民不能自保，“全局拱手而属之他人”，是民权之说“有百害者也”，“固敌人所愿闻者矣。”（注：《劝学篇·正权》。）他把民权思想理解为会给社会带来大乱的无政府主义。 张之洞一再压制民权说，引起资产阶级改良派强烈不满。谭嗣同说：“而动辄与言民权者为敌，南皮督部于此为大不仁矣。”（注：谭嗣同：《上陈右铭抚部书》，蔡尚思等编：《谭嗣同全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9页。） 康有为借用《春秋公羊传》宣传“改制”，即以君主立宪制代替君主专制，引起洋务派一致反对。孙家鼐批评宣传是说的《孔子政制考》等书，“杂引谶纬之书，影响附会，……煽惑民志，是导天下于乱也。”他请光绪明降谕旨，将康有为著作中有关孔子改制称王等字样，“亟令删除”（注：孙家鼐：《奏译书局编纂务书请候钦定颁发并请严禁悖书疏》，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0页。）。大吏中思想最开放的陈宝箴也奏请光绪，为厘正学术，造就人才，命康有为将《孔子改制考》“自行销毁”（注：陈宝箴：《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59页。）。 张之洞的批评最为严厉，早在1895年与康有为初次相交时，就“频劝”康有为“勿言”今文经学（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刘声木：《苌楚斋随笔·〈校邠庐抗议〉》，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135页。）。稍后，又以《强学报》不当用孔子纪年为由，禁止该报发行；还曾“强令《湘学报》馆改正素王改制之说”（注：谭嗣同：《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4册、第3266页。）。在《劝学篇》中，张之洞说，今文经学本为西汉时“曲学阿世”之徒所伪造；“乾嘉诸儒，嗜古好难，力为阐扬，其风日肆，演其余波，实有不宜于今之世道者，如禁方奇药往往有大毒可以杀人。”特别提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注：《劝学篇·宗经》。）。即把康有为归为乱臣贼子一流。 今古文经学之争本为学术之争，康有为用今文经学宣传其政治思想，洋务派从政治高度加以痛斥，双方不约而同，围绕着今文经学在政治思想方面进行了斗争。 在戊戌变法运动走向高潮之际，洋务派进一步把资产阶级改良派作为首要对手加以批评、排斥。张之洞著《劝学篇》说：“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洲之内矣”（注：张之洞：《劝学篇·序》。）。“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显然是指康有为等。在他看来，康有为等人的危害性不仅超过守旧派，也超过虎视眈眈的列强。 百日维新中，康有为想把《时务报》从洋务派手中夺过来，以利于宣传其思想，让宋伯鲁奏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由梁启超负责办报（注：见宋伯鲁：《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49-351页。）。光绪命孙家鼐“酌核妥议”。孙家鼐覆奏，一“请准如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二“以康有为督办其事”。他要把康有为挤出北京。还提出：“《时务报》虽有可取，而庞杂猥琐之谈，夸诞虚诬之语，实所不免。今既改为官报，宜令主笔者，慎加选择，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挟嫌妄议，读乱宸聪者，一经查出，主笔不得辞其咎”（注：孙家鼐：《奏遵议上海时务报改为官报折》，见宋伯鲁：《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孙家鼐：《请饬刷印〈校邠庐抗议〉颁行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431页。）。给康有为加了一道“紧箍咒”。光绪依其所请。洋务派又暗中支持汪康年抗旨不交《时务报》，即使不发生政变，康有为已进退失据。 梁启超等也看出，让康有为去上海办《时务官报》的实质是：“政府借以放逐南海”。并看出是“诸老深意。”（注：梁启超：《与碎佛书》，梁启超、康广仁：《与穗卿先生书》，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83年版，第130、129页。）在洋务派的带动下，“南北诸报，纷纷评议，皆右汪而左康，大伤南海体面。”（注：王照：《复江翊云兼谢丁文江书》，梁启超：《与碎佛书》，梁启超、康广仁：《与穗卿先生书》，丁文江等：《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83年版，第130页。）“右汪而左康”即支持汪康年抵制康有为。在舆论界洋务派的力量远在资产阶级改良派之上。 打击、排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就是打击、排斥思想界的领袖和主导力量，也就是阻滞思想解放运动向纵深发展。在变法运动走向高潮时打击康有为等，后果更为严重。洋务派的目的是要把变法运动完全纳入洋务派的轨道。就反对改良派而言，洋务派已成为顽固派的同盟者，站到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反面，而洋务派有“开新”的一面，故所造成的影响也非顽固派所能比拟。 简而言之，1898年以前，洋务派是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积极参与者，虽然也有保守性，但是其正面作用更为突出；1898年，洋务派对戊戌思想解放运动仍有贡献，但不敌其负面作用，即功不能抵过。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氵加肃 ②原字阝加齐 ③原字衤加中 ④原字衤加覃 （资料来源：《安徽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