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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中国的报刊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被称作“新闻”的小报，乃至唐代的邸报。其实，真正可以算作中国报刊鼻祖的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的《中外新报》等一批报刊。不过，改良派的报刊与改良运动的命运一样，只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昙花一现的事物。取而代之的便是资产阶级革命报刊。 一 戊戌变法的失败如当头一击，迫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转向革命。资产阶级革命派一方面接受改良失败的教训，积极组织反清武装起义；另一方面又吸取改良派大造舆论的经验，一开始就广泛开展办报活动。他们先后在中国南方沿海和海外华侨聚居之地创办120多种报刊，用以揭露清政府对外出卖民族主权、对内残酷镇压人民的罪行，用以介绍革命学说，动员人民反抗封建势力。 与此相对应，在对改良派报刊大肆洗劫之后，清政府也开始谋求以法令的形式来禁止或限制资产阶级的报刊活动。于是，《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和《大清报律》相继出笼。这些法令规定，禁止“诋毁宫廷”、“扰害公安”、“淆乱政体”，违者“永远禁止发行”，并要对主事人处以徒刑或罚款，重者乃至杀头。在如此苛刻的法令面前，革命报刊很难在国内生存，只好在海外华侨聚居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门等地出版。 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工作贡献较大的是留日学生，他们早在1899年就开始了办报活动。其中，创办最早、而且具有革命倾向的刊物是《开智录》半月刊，该刊1899年冬创办于横滨。1900年12月6日，在东京创办的《译书汇编》月刊，主要刊载关于西方政治、经济、法律方面的译文。1901年5月10日，在东京的留学生又创办了《国民报》月刊。由于它是第一个宣传革命思想的刊物，因而受到孙中山先生的关心和支持。1903年以后，在留日学生中又陆续出现了一批更加激进的报刊，如《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和《直说》等。当时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先生就曾在《浙江潮》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古代斯巴达人不惜以身殉国、反抗侵略的精神来激励留日学生和广大中国青年热爱祖国，反抗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留日学生虽然身居异国，但他们忧国忧民。他们通过上述报刊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同盟会成立以后，在日本，尤其是东京又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报刊，如1905年创刊的《民报》、《醒狮》、《新译界》和《晨钟》，1906年创刊的《复报》、《云南》、《洞庭波》、《革命军报》、《豫报》和《鹃声》，1907年创刊的《汉帜》、《秦陇》、《晋乘》、《四川》和《河南》，1908年创刊的《关陇》、《国报》和《夏声》等。其中的《复报》在国内编辑、日本出版。 除日本外，在进步华侨的资助和参与下，东南亚和北美等地也出现了一批资产阶级革命报刊，如1881年创刊于美国檀香山的《檀山新报》、1902年创刊于美国旧金山的《大同日报》、1903年创刊于缅甸仰光的《仰光新报》和1904年创刊于新加坡的《图南日报》等。其中的《檀山新报》原为商业性报纸，后为华侨程蔚南接办，俗称《隆记报》，孙中山于1903年抵檀香山后，为与保皇派论战，将它加以改组。孙中山先生的两篇著名评论性文章《驳保皇党》和《敬告同乡书》都发表在《檀山新报》上。该报也因发表这两篇揭开革命党与保皇派大论战序幕的文章而闻名于世。 在香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于1900年1月25日创办了机关报《中国日报》。该报被誉为“中国革命提倡者之元祖”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筹备工作，后由陈少白（1869～1934，先后担任过同盟会香港分会会长、孙中山总统府顾问等职）任社长兼总编。该报同时出版日刊和旬刊，以大量的篇幅进行革命宣传。但对待保皇党的态度却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最初，《中国日报》几乎每一期都有关于保皇党活动的报道，给康有为、梁启超以很高的评价，甚至连发行工作也委派改良派的报刊编辑部代办。但是，随着革命派与保皇派的日益对立，《中国日报》也由少渐多地出现了批判保皇派的文章，并因而与保皇派报刊发生了冲突。1902年，《中国日报》与广州的《岭海报》对垒；1903年，《中国日报》与上海的《中外日报》交锋；1904年，《中国日报》与香港的《商报》笔战。由于《中国日报》坚定地站在革命派的立场，大力批判这三家报刊的保皇派言论，因而声威大震，销路大畅。 除《中国日报》外，在香港还有《世界公益报》、《广东报》和《有所谓报》革命报刊。郑贯公（1880～1906，后来曾任同盟会香港分会庶务干事）先后担任过这三家报刊的总编。在此之前，他曾任《中国日报》旬刊的主编。同时，因这三家报刊的编辑人员大多来自《中国日报》，因而都明显地支持革命派的活动。 二 为了更有力地推动国内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革命派在国内也陆续创办了一批报刊，主要阵地在上海的租界地区。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苏报》和《大陆》。 在上海租界出版的《苏报》是国内最有影响的革命报刊。它创刊于1896年6月26日，最初在上海的日本领事馆注册，由日本人生驹悦任馆主，邹悦任主笔，是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后来，因大量发表黄色新闻而声名狼藉。在无法继续办下去的情况下，遂将全部设备转售给中国人陈范。陈范虽是官场的失意文人，但因保皇倾向作祟，而使《苏报》高唱立宪挽歌，社会影响甚微。 1902年以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陈范成为革命派的同情者，《苏报》也逐渐变成了同情和支持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报刊。是年冬，《苏报》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对国内外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斗争作了连续报道，并与蔡元培、章太炎等领导的中国教育会、章士钊等支持和组织的爱国学社建立了密切联系。《苏报》不仅从经济上支持爱国学社，而且大量发表学社师生的演说和评论，从而使自身成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的舆论工具。第二年的5月，陈范约请章士钊出任《苏报》主笔。章士钊（1881～1973）是湖南长沙人，1902年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1903年由于反对校方干涉言论自由而退学赴上海，成为爱国学社的骨干，以后便积极投身资产阶级革命活动。他在主持《苏报》期间，不仅积极组织和编辑革命文章，而且亲自发表了一系列带有强烈的革命性的文章，如《释仇满》、《汉奸辨》、《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和《读〈革命军〉》等。此外，影响较大的文章还有章太炎、邹容等的《驳〈革命驳议〉》和张继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等。这些文章热情洋溢地声援了留日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奴颜向外、鬼脸向内”的丑恶嘴脸，也严词批驳了保皇派诋毁革命的无耻谰言。 1903年5月，当邹容的《革命军》出版以后，《苏报》不仅马上在“新书介绍”栏中进行介绍，同时还刊出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书评，对于《革命军》一书中提出的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纲领给予了高度的赞扬。随后，又刊出了章太炎所写的《〈革命军〉序》一文，从而扩大了《革命军》的影响，加速了革命思想的传播。 《苏报》刊出的另一篇有影响的文章是《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这篇文章是章太炎为了驳斥康有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中散布的反革命谬论而写的，是章太炎写给康有为的万言公开信的节录。这是一篇充满激情的革命檄文，通过对保皇思潮的批判，指出“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表达了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强烈的政治愿望。 《大陆》是上海出版的一个丛刊性期刊，1902年12月9日由留日学生戢翼创办。该报内容分论说、学术、小说、谭丛、纪事、史传等栏目，以政论为主。虽是革命派报刊，但言论不象《苏报》那样激烈。与《苏报》和《大陆》同期，在国内还出现了一批文艺刊物，如中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等，也具有强烈的革命倾向。 革命报刊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大造了舆论，使革命思潮汹涌澎湃，有力地冲决了保皇派设置的重要思想障碍，同时，也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培养了一批鼓动家和骨干分子。 哪里有革命，哪里就有反革命。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的激烈言论必然会招致清政府和帝国主义的仇视和镇压。震惊舆论界的“苏报案”就是一例。 1903年6月29日，清政府首先对站在革命斗争前沿的《苏报》开刀：两江总督魏光焘派遣候补道俞明震与上海道袁树勋向上海租界当局对《苏报》提出控诉。次日，租界警探即包围了报馆及爱国学社，逮捕章太炎等五位报馆工作人员。第三日，邹容自动入狱。7月7日，《苏报》被查封。 章太炎、邹容等六人入狱之后，清政府立即派员向租界当局交涉，企图把章太炎、邹容等人引渡到手。但是租界当局权衡利弊，没有同意清政府的要求，而是将章太炎、邹容等人交给租界会审公廨审理。谁知审讯的情况与中外反动派料想的完全相反，章太炎、邹容借法庭作讲坛，无所畏惧地慷慨陈词，他们大力宣讲革命观点，受到了广大人民的同情，成为轰动一时的英雄人物。结果，由于舆论的压力，虽然经过七次审讯，也不敢将章、邹二人置于死地。最后，于1904年5月21日作出终判，章太炎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而《苏报》则被迫永远停刊。 三 《苏报》停刊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又将发展报刊的注意力转向了海外。1905年的11月26日，较《苏报》政治意义更大的《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民报》是同盟会的第一个机关报，为月刊，每期约150页，6～8万字，自发刊起至1910年2月停刊止，共出版26期。《民报》的创刊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先生的大力帮助，甚至连《民报》发行所的招牌都挂在宫崎寅藏先生的住宅门前。先后署名为《民报》编辑者和发行人的有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实际的主编先后为胡汉民、章太炎和汪精卫。章太炎、陈天华、胡汉民、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宋教仁、黄侃、苏曼殊和周作人等都曾为《民报》撰写过文章。 《民报》设有论说、时评、译丛、谈丛、纪事和撰录等栏目，但以刊载政论文章为主。孙中山对《民报》寄予厚望，除作过具体指导外，还在《民报》上发表了重要文章，如《发刊词》、《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和《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这些是孙中山先生早期最重要的论著。在《发刊词》中，孙中山先生第一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政治纲领，并为《民报》规定了基本任务，即将非常革新之学说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以后，《民报》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教导，以三民主义作为宣传的指导思想，将同盟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政治纲领作为宣传的基本内容。 革命派的报刊不仅在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成长，而且也在反对保皇派的斗争中发展。同盟会成立不久，革命派与保皇派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思想论战。双方论战的主要工具，前者的是《民报》，而后者的则是《新民丛报》。《民报》与《新民丛报》之间的论战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大规模的论战。双方论战的主将，《民报》为章太炎、朱执信、汪精卫和汪东等，《新民丛报》则为梁启超。论战的议题主要有，要不要进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革命是否会引起内乱和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土地是否应归国有等。这场论战从1906年4月开始，到1907年8月《新民丛报》完全陷入困境而停刊为止，论战的胜利不仅灭了保皇派的气焰，而且增强了人民的革命信心，鼓舞了斗志，大长了革命派的威风。于是，《民报》的影响迅速扩散，销量大增，最高发行量曾达到17000份。 《民报》在论战中的胜利，将革命派的办报活动推向了高潮。在《民报》的影响下，海内外又出现了一大批革命报刊。在海外，有新加坡的《南洋总汇报》、《中兴日报》和《星洲晨报》、马来西亚的《光华日报》、印度尼西亚的《泗滨日报》和《民铎报》、泰国的《华暹日报》和《同侨报》、缅甸的《光华日报》和《进化报》、菲律宾的《公理报》，以及美国的《民生日报》、加拿大的《华英日报》和《大汉报》等。在国内，以上海为最多，有《竞业旬报》、《神州日报》、《中国公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主报》等；其次是广州，有《群报》、《珠江镜报》、《广东白话报》和《平民日报》等；此外，在香港、北京和天津等地也都新创办了多家报刊。 应该看到，在物质方面，革命报刊难于和那些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或多或少地有联系的改良派报刊相比，他们既缺乏精良设备，也缺乏经营管理经验，因而，革命报刊的纸张和印刷质量大都逊于改良派报刊。但是，在报刊业务方面，革命报刊却较改良派报刊有长足的进步。比如，革命派和改良派报刊都十分重视评论工作，但前者却一改冗长的论说文章而采用时事短评这种新型的锐利的形式，而且有的报刊还设有时事短评专栏。革命报刊非常重视新闻采访工作，报上的新闻比重很大，大型日报几乎每天都有二三十条乃至五六十条新闻，许多报刊都辟有新闻专栏。为了尽快地把新消息发出去，有的日报还采用增发号外的办法，以适应日新月异地发展的革命形势的需要。新闻比重的增大，使记者工作受到了重视。比如，在革命派发动的萍乡之战，黄冈之战和镇南关之战等战役中，《中国日报》都曾派特约从军记者，因而消息十分灵通。于是，通讯这种新闻体裁应运而生。新闻事业的发展培养起了一批优秀记者，如陈其美、胡石庵和陈耿夫等在社会上都很有名气。 资产阶级革命报刊经历了海外－国内－海外－国内的反复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曲折发展历程相一致。资产阶级革命报刊与其反清武装斗争相配合，象进军的号角，将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向高潮，促成了辛亥革命的胜利。 【资料来源：《中国图书馆学报》1994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