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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形形色色的报刊 * 19世纪以前，中国没有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唯一合法的所谓报纸是渊源久远、历代相承的邸报，或曰京报，主要刊登皇帝诏书、皇室动态、官员任免升黜等事项，阅读对象主要限于统治阶级中上层。所以，邸报称不上大众传播媒介。鸦片战争以前，传教士马礼逊等在澳门、广州等地编辑、出版中外文报刊，近代意义上的报纸开始在中国出现。五口通商以后，上海开始有报纸，随后迅速发展，品种和发行量均居全国之首。 晚清上海报刊，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发轫期(1850-1872)。1850年《北华捷报》发刊，标志着上海报纸的开端。1857年，《六合丛谈》创刊，标志着上海中文期刊的开始。1861年，《上海新报》问世，标志着中文报纸的开始。1872年《申报》问世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西文、中文报纸、期刊出过多种，但因其读者范围主要限于寓沪外侨和少数文化人当中，与一般市民关系不是很大，所以，我们称这一时期为上海报刊发轫期。 (二)成型期(1872-1895)。1872年4月30日，《申报》创刊，标志着上海报纸历史新阶段的开始。《申报》紧贴上海社会，在市民中影响广泛。晚其二十年问世的《新闻报》，风格亦类似。两报奠定了上海报纸的基本模式。上海人习称报纸为“申报纸”，正说明了《申报》在上海报纸历史上的象征意义。1874年《万国公报》的出版，奠定了此后综合性期刊的基本模式。1884年《点石斋画报》创刊，奠定了以后近三十年中上海画报的基本模式。 (三)发展期(1896-1911)。《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空前的民族危机刺激了救亡运动的高涨，维新人士开始自办报刊，上海为其主要阵地。1896年创办的《时务报》，是上海此类报纸之滥觞，也是全国维新报刊的蓝本。此后，上海国人自办的报纸、期刊风起云涌，蔚为大观。 晚清上海的报刊有三大特点。第一，历史悠久。第一份英文报纸，始于1850年；第一份中文报纸，始于1861年；第一份中文杂志，始于1857年。这在全国名列前茅。第二，品种繁多。语种方面，除了中文，英、日、法、德、葡、俄等多种外文均有。中文报刊有460种，外文报刊有54种，在全国均排名榜首。品种方面，有综合性的，有专业性的；有政府办的，有私人办的；有世俗的，有宗教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政治、文化派别，在上海几乎都有刊物。就专业性而言，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宗教等各门各类，几乎都有专门刊物或报纸。第三，全国意识。上海有些报刊是纯地方性的，更多的是全国性的。《万国公报》、《时务报》、《外交报》、《东方杂志》等，从报名到内容，视野都在全国乃至世界，并不限于上海。这是上海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政治重镇的反映。 外文报刊首开风气 晚清上海报刊，以文种而论，主要可分外文与中文两类。当然，在外文中，有西文与日文之别。西文中，有英、法、德等文之别。 上海西文报刊就全国范围而言，数量最多，品种最繁，据统计，1911年以前，在中国境内共出版过136种外文报刊，其中54种由上海出版，占39.7%。54种中，英文34种，法文10种，德文3种，日文7种[1]。在全国影响最大的英、法、德文报纸，均在上海出版，如《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中法新汇报》、《德文新报》等。 上海出版最早的报纸是《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由英人奚安门(Henry Shearman)创办，周刊。1864年7月1日，由于需要刊载的信息日多，报馆另出日报《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北华捷报》乃成为《字林西报》的每周增刊。报馆初设汉口路，1901年迁外滩17号。奚安门原是英国一个拍卖商，来上海后，认为在这里办报可以有所作为，于是购买机器，创办了这份报纸。他在创刊号上发表《致读者书》，揭明宗旨：上海开埠已有六年，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已成亚洲第四大港，在上海创办一个报刊的时机已经来临，这有利于上海的经济发展，有利于大英帝国乃至整个世界对上海的重视。奚安门并非报人出身，自撰稿件也不多，但他善于组稿，使上海外侨中的社会名流、传教士、学者都乐为撰稿人。他于1856年3月22日在上海逝世后，报纸编务由史密司(J.Mackrill Smith)、康普东(Charles Spencer Compton)、马诗门(Samuel Mossman)等相继负责。 《北华捷报》与《字林西报》，均以报道上海外侨所关心的消息为主，包括国际新闻、中国新闻、内地通信、上海地区新闻、外侨生活、租界要事等，常对中外关系、中国政局及国内重大事件发表意见，对太平天国起义、小刀会起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起义军攻占江南制造局等事件报道尤多。其本埠新闻专门报道上海发生的重大社会新闻。它信息来源广泛，除了采用西方通讯社消息外，还聘请著名外籍人士，内地教会人士为通讯员、访事员。曾出版十几种增刊、纪念刊、特刊和附刊，其中《字林行名薄》、《北华捷报·商情报告》(1867年)对研究晚清上海社会、经济很有价值。《字林西报》直至1951年停刊，历时一个世纪，是上海也是整个中国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 《北华捷报》创办的那一年，上海只有220个外国人，英租界规模还不算大。此后几年，因太平天国和小刀会起义，租界人口大增，英租界房地产及各种生意空前繁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西方人来此地淘金，到1865年，上海已有2757名外国人。供外侨阅读的西文报纸也有了四份，全是英国人办的。其中，《上海每日时报》，1861年9月15日创刊，天孙洋行出版，英人威脱(Wynter)主办，办事处设在界路（今河南路），史密斯(J.M.Smith)任主笔，内容有贸易、商业和市场消息，为商业性报纸。1862年馆主因债务问题离开上海，报纸于4月停刊。《祺祥英字新报》，1862年由怡和洋行创办，日报，曾在香港办报的英人琼司(Treasure Jones)任主笔，在六十年代的上海外侨中很有影响，1869年12月因经费拮据而停刊。《中国之友》，先前在香港、广州出版，1863年1月迁到上海，笪润特(William Tarrant)主编，五年后报纸所有权转让给琼司。 从1865年到1900年，上海外侨从二千多人增加到七千多人，外文报纸有了很大的发展。 其一，数量骤增。晚清上海外文报纸大多数是这一时期创办的（参见附表）。 其二，品种丰富。除了普通日报、周报，还有晚报、专业报刊、机关报。比较重要的晚报有：《晚差报》，1867年10月1日发刊，英人琼司主办，这是上海第一家晚报。《上海差报》，1868年10月1日创刊，初由罗扎瑞奥(D.Rozari)负责，次年由郎格(Hugh Lang)主编。《晚报》，1873年6月2日创刊，柯泰洋行发行，巴尔福(Frederic Henry Balfour) 主编。《文汇报》，1879年4月17日创刊，英人开乐凯(J. D.Clark)、李闱登(Charles Rivington)创办，日后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西文晚报。此报在1900年改组为有限公司，开乐凯自任公司总董兼主笔。民国以后股份渐为日本人所控制。1930年6月停刊。《捷报》，1894年7月2日创刊，欧希(Henry D. O'Shea)为发行人兼主笔。专业报刊有《远东释疑》，这是一本学术刊物，1867年创刊，伟烈亚力主编，季刊，1872年易名《中国评论》，改为双月刊，1923年又改名《中国科学美术杂志》，每月一册，内容起初泛论中国历史、宗教、语言等，兼评中国和远东问题的书籍，后转向科学、艺术。伟烈亚力是早期来华传教士中致力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著名人物，他在1858年就创办了《皇家亚细亚文会北中国分会报》，每年一册，专门刊载西人研究中国的文章。这一时期，上海海关、工部局、公董局都发行了自己的机关年报或月报。 其三，语种增多。除了英文，增加了法文、德文、葡文、日文等报纸。其中，法文报纸有《法国七日报》(1870)、《进步》(1871)、《上海差报》(1873)、《上海回声报》(1886)、《中国差报》(1896)等。《法国七日报》为周报，1870年12月5日创办，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法文报纸，由罗扎瑞奥发行，比埃(H. A. Beer)主笔，受上海法租界支持，得法国商人与天主教会资助。《中国差报》，周刊，1896年6月创刊，由瑞士人喀斯推剌创办，聘请法国人雷墨尔(J.Emile Lemière)为主笔。同年9月转让给雷墨尔，改名《中国通信》，1897年4月7日改日刊， 由雷墨尔与克宁汉编辑。后来所有权为法国天主教会购得，于1897年7月1日改为《中法新汇报》。《中法新汇报》是法国人在上海及远东的主要报纸，日报，由寓沪法侨蒂洛特等创办，行政管理由法国驻沪领事馆负责，由东方新闻社法国印刷所发行，先后由雷墨尔、孟烈士特(Alphonse Monestier)、弗雷德特(M. J. Fredet)、范德莱特(A. Vandelet)任主笔。初为4开，日出4版，后改为6版，1905年起增为8版。初期主要内容有商业广告、邮政消息、气象报告等，后增加新闻比重，1900年以后设文艺栏目，介绍法国和中国文化。1901年起增出周刊，刊登与中国市场有关的进出口商业消息与广告。1927年7月30日停刊。德文报纸有《德文新报》，1887年创刊，是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德文报纸，周刊，内维拉任主编，后由芬克(Carl Fink)主持。起初内容侧重于商业消息，读者对象为上海及远东的德国侨民。1907年增出《上海通讯》与《商业通讯》两种德文附刊。1917年中国对德国宣战后停刊。葡萄牙文报纸《前进报》创办于1888年，系葡萄牙驻沪机构的官方报纸，存世一年左右。据说在1867年葡萄牙已在上海发行过一种《北方报》(O Aqzilao)，亦存世时间不长[2]。日文报刊有《上海新报》，日本人在上海出版最早的日文报纸，1890年6月5日创办，周刊，松野平三郎主编，修文书馆印刷发行，内容为一般新闻及评论。据说，此报出至1891年5月，由于报社与日清贸易研究所发生矛盾，研究所学生将修文书馆印刷所机器捣毁，报纸被迫停刊。《上海时报》，1892年创办，日本青年会主办，出版不到一年即停刊，内容不详。《上海周报》，1894年1月创刊，周报，由日本侨民资助，馆址设在乍浦路，内容注重中日贸易事项。甲午战争爆发后停刊。《上海时事》，1896年3月27日创办，报馆设在乍浦路189号。 1900年以后至1911年，上海又陆续有一些外文报纸出版，影响比较大的，英文报纸有：《泰晤时报申报》，日报，1901年在上海创刊，报馆设爱多亚路38号，创办人为美国人包尔(Frank B.Ball)，初为上海美侨言论机关，此报历时较久，至1949年5月才停刊。《上海社会》，1906年创刊，月刊，肖洛克女士(Mrs.Mina Shorrock)主编，停刊时间不详，所刊上海社会新闻、图片甚多。《大陆报》，1911年8月24日试刊，28日正式出版，日报。由美国人密勒(T.F.F.Millard)、克劳、费莱煦、华人伍廷芳、钟文耀等联合组成中国国家报业公司共同筹办，中美人士兼有股本，费莱煦任经理，首席主笔密勒。该报代表在沪美侨利益。其消息繁简得当，文笔清约，在英文读者中颇受欢迎，销路一度超过《字林西报》。民国年间，此报多次易主，1949年后被人民政府接收。日文报纸有《上海日报》，1903年3月26日创办，初名《上海新报》，由永岛高连创办，周刊。1904年3月16日改为日刊，同时更名《上海日报》，由井手三郎负责，报馆设在靶子路3-4号，同年7月与《同文沪报》社合并。这是日本人在上海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以后几经转手，1939年并入《大陆新报》。 外文报刊的读者主要是外侨，对华人社会一般不发生直接影响，但间接影响还是不小的。西文报刊所载的新闻，包括国际新闻、中国国内新闻、上海地区新闻、时事评论等，常为一些中文报刊摘译、引述。《西国近事汇编》、《申报》等中文报刊，便经常译录《字林西报》、《文汇报》等报刊的新闻、评论。这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上海人的信息来源，扩大了上海人的视野。西文报刊的另一个功能是推进了寓沪西人对上海的了解和适应。地方新闻是西文报刊的一个重要内容。对上海地方新闻的报道，对上海风情的介绍，极大地方便了那些来沪不久、不谙中文、不懂沪语的外侨。《北华捷报》曾辟一栏，专教外侨如何听懂上海话。全课程凡288个句子，内容颇有趣。其形式是左边列英文，右边列沪语，沪语下面再注读音。现略去注音，举例如下： 1. What is this? 第个啥事物？ 2. What is this called? 第个叫啥名头？ 3. What are you doing? 侬勒拉做啥？ 4. Is this a good path? 第条路好跑否？ 5. It is not very far. 勿远杀勿多几好路。 6. You don't speak distinctly. 侬话来勿清爽。 这些上海话，不用说外国人，就是一般不懂上海话的中国人看了也颇费猜详，与英文对照，再加注音，就易懂多了。 早期中文报刊 1911年以前，全国共出版中文报刊1753种，其中460种是在上海出版的，占26.24%。这些报刊形式多样，以出版周期论，有日报，有周刊，旬刊，月刊，季刊；以内容论，有综合性的，有专门性的，如宗教报刊，科技刊物，妇女刊物，儿童刊物；以文体论，有文言文的，有白话文的，还有图文结合的画报。 1850年代，上海只有一家中文杂志，即《六合丛谈》，这是上海第一份中文刊物，1857年1月26日创刊，月刊，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主编，1858年出至第2号因经费拮据而停刊，共出15期。内容有科学、文学、新闻、宗教、上海进出口货单等。作者除了伟烈亚力，还有艾约瑟、韦廉臣、慕维廉等。伟烈亚力在创刊号《小引》中，揭明了创刊宗旨是“欲通中外之情，载远今之事，尽古今之变。见闻所逮，命笔志之，月各一编，罔拘成例，务使穹苍之大，若在指掌，瀛海之遥，如同衽席”[3]。这份杂志虽是传教士所办，但综合15期内容来看，宗教内容并不占主要部分，大量的是科学知识。慕维廉连载了关于世界地理的知识，艾约瑟所述，多关西方文化、风俗，如《希腊为西国文学之祖》、《百拉多传》、《和马传》等。中国文人王韬、蒋敦复等，亦有文章刊载其中。 1860年以后到1895年以前，上海中文报刊发展迅速，有日报、月刊，有普通报纸，也有科技杂志、宗教杂志，有外商办的，也有中国官员、士绅办的。比较重要的日报有《上海新报》、《申报》、《汇报》、《新报》和《新闻报》等。 《上海新报》，1861年12月创刊，是《字林西报》的中文版，也是上海第一份中文报纸，由字林洋行发行，初为周刊，后改二日刊、日刊。其中文印刷设备购自墨海书馆。由詹美生(R.A.Jamieson)、华美德(Marquis L.Wood)、傅兰雅、林乐知先后主持。内容主要为中外新闻，物价、船期消息，告白，也刊登一些科学知识。1867年，它选载了合信的《博物新编》、裨治文《联邦志略》、伟烈亚烈的《重学》等书中的有关内容。同年，京师同文馆开设算学专业，上海有不少人建议《上海新报》刊载有关西方数学的内容。《上海新报》膺其请，从9月19日起，连载《西算学》，介绍西方数学的基本知识。1872年《申报》创刊以后，两报竞争激烈，大概因为不敌《申报》，于同年12月31日停刊。《上海新报》早《申报》十年出版，是《申报》以前上海华人获取新闻信息的主要报纸。1882年，字林洋行延请华人戴谱笙、蔡尔康等利用原有中文印刷设备，续办中文报纸《沪报》，5月18日发刊，内容多半译自《字林西报》，自73号起改名《字林沪报》，1900年卖给日本人的东亚同文会，改名《同文沪报》。 《申报》，1872年4 月30日创刊，为英国寓沪商人美查(E.Major)所有，延华人知识分子赵逸如、蒋芷湘等人具体负责，初为二日刊，后改日刊，1907年盘给报馆华人买办席子佩，名义上仍属西人。1912年售给史量才，成为纯粹华人报纸。以后，《申报》历经时代风雨，一度迁到外地出版，1949年5月停刊。《申报》是近代上海也是近代中国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报纸，其初创时销数为600份，三年后日销6000份，1877年日销已近万份，在1926年其最高销售量达14万份。老上海人习惯将过期的旧报纸统称为“申报纸”，可见其影响之大。《申报》在出版日报的同时，还出版了一批副刊和增刊，在后期最著名的是《自由谈》，在早期是《瀛寰琐纪》、《四溟琐纪》和《寰宇琐纪》。三琐纪均为文学月刊，1872年11月问世，先后承接，延至1876年，是上海最早一批文学刊物，主要刊载寓沪文人的诗词小品、山水游记等，王韬、蒋敦复、俞樾、葛其龙等文人均有作品刊载其中。 《汇报》是上海华人自办的最早报纸。1874年6月16日创刊。其创办动因，与《申报》对杨月楼案的报道有关。京剧演员杨月楼爱上一广东香山商人之女，两人打算结婚，为女方家族所不容，告到官府。杨被绑至县衙门。知县叶廷眷拟施重刑，欲使杨瘫痪而永远无法登台演戏。《申报》在披露此案同时，揭发此案系女方主动，并进而攻击香山人轻浮。这使寓沪香山人极为恼火，也使他们意识到报纸舆论的重要性。于是，同为香山人的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上海知县叶廷眷、著名归国留学生容闳、买办郑观应等人，筹备创办了《汇报》。名义上以英人葛理(Grey)为主笔，实际上以常州人管才叔为主笔，广东人黄子帏、南京人贾季良为编辑，同年9月10日改名为《彙报》。1875年7月16日因叶廷眷不再担任上海知县，《彚报》改为《益报》，聘华亭朱逢甲为主笔。该报实行“自宜求有益华之事而言之”的办报方针，声称凡是有裨中国的言论和消息，“无不直陈、而不必为西人讳”，因此常同英商《申报》开展笔战。它所报道的怡和洋行强筑吴淞铁路、洋务派倡办上海实业的消息均有重要史料价值，1875年12月4日停刊。 《益报》停刊一年以后，上海又出现一家实为官办的报纸《新报》。此报创刊于1876年11月23日，上海道冯焌光出资，日报，浙江寓沪著名文人袁祖志为主笔，馆址在法租界宁兴街。内容有《京报》全录，本埠与江、浙、鄂及其他各地新闻，被视为上海道台的言论机关，1882年停刊。 《新闻报》是近代上海与《申报》齐名的著名报纸，世称“申新”。1893年2月17日创刊，日报，形式与《申报》相似。初由中外商人合办，为私人公司，公推华盛纺织厂所聘请美国纺织工程师丹福士(A.W.Danforth)为总董，斐礼思(J.F.Ferries)为总理，华商中有张园主人张叔和等。公司后渐解体，华股退出，丹福士遂为主人，斐礼思为总理，郁岱生为收支兼主簿、总校，蔡尔康专撰论说。后延袁祖志为主笔，孙玉声为本埠编辑主任，蔡、袁、孙都是十九世纪末上海颇负盛名的文人。1899年，丹福士因事破产，新闻报为福开森购锝。福为南洋公学监督，无法亲自管理，乃任汪汉溪为总理。1906年6月1日，复改组为公司，在香港注册，福为总董，克拉刻为副总董，其余董事为朱葆三、何丹书、苏宝森。1909年迁入公共租界汉口路5层大楼新址，时销售量1.5万份，居上海各报之首。1916年5月1日，英公司解散，改组为美公司。以后又屡次变更，1945年9月17日停刊，同年11月22日复刊。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停刊，经改组，6月出版《新闻日报》，1960年5月31日终刊。 早期《新闻报》的编辑有汪汉溪、庄彝仲、金煦生、姚伯欣、孙玉声、叶吟石。《新闻报》面向工商界，轻政重商，突出报道经济金融界消息。时论具有不务高谈、明白易懂、就事论事等特点，销量一度超过《申报》。该报注意上海市民欣赏情趣，经常刊登猎奇性社会新闻、遗文逸事；在科举未废弃时，曾辟科场八股范文、试帖诗等，以吸引读者。先后设立70多个副刊，其中在清末创刊的《庄谐丛录》，张丹林主编，在民国初年改为《快活林》，严独鹤主编，刊载文学作品和幽默时论，杂文小品，历时30多年，深受普通市民欢迎。所辟《上海市政周刊》、《上海招商局周刊》、《上海金融与商业》、《每周经济增刊》、《经济周刊》等专业性副刊，保留了大量有关上海工商业资料。 《万国公报》与《格致汇编》 19世纪70年代以后，传教士与寓沪西人在上海办了一批报刊，新教系统的有美国范约翰(J.M.W.Farnham)办的《圣书新报》(1871)、《小孩月报》(1875)、《花图新报》(1880)，中国圣教书会出版的《福音新报》(1878)、《基督徒新报》(1884)，林乐知主办的《中西教会报》(1891)，天主教系统的有李杕主编的《益闻录》(1878)、《圣心报》(1887)。其中两份杂志特别引人注目，这就是《万国公报》与《格致汇编》，一重政论，一重科学。 《万国公报》前身是《教会新报》，创办于1868年9 月5 日，初名《中国教会新报》，1872年8月31日第201卷改称《教会新报》，周刊，林乐知主编。内容起初注重宗教方面，后来世俗消息、科学技术的比例明显上升，读者对象亦从教中扩大到教外。1874年9月5 日，出满300期以后，更名《万国公报》，仍为周刊，成为以时事新闻、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刊物。1883年7月28日出至第750卷，因林乐知忙于中西书院事务而停刊。六年以后，为适应广学会工作的需要，于1889年2月复刊，改为月刊，册次另起，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仍由林乐知主编。1907年底终刊。 《万国公报》的栏目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主要有政事、教事、大清国事、各国近事、掌故、杂录、京报选录等。它以持续报道中外时事、发表对中国时政的批评而开阔人们的视野，吸引人们的注意。他在中国关心时事、祈望改革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尤大。它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其丰富的西学知识。 《万国公报》介绍的西学知识，不但有关于西学的著作连载，而且消息报道、时事述评中亦有西学内容。比如，科学总论方面译载了培根的《格致新法》、韦廉臣的《格物探原》、慕维廉的《格致新学》和林乐知的《格致源流说》。物理学有叶芝圃的《电报节略》，论电报原理；朱玉堂的《声学刍言》，略述声学；天文学有慕维廉的《天文地理》、丁韪良的《彗星论》、韦廉臣的《星学举隅》与《天文图说》；地理学有《万国地图说略》，介绍世界各大洲主要国家，重点是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15个国家的情况。医学方面以德贞的作品最多，有《西医举隅》、《西医汇抄》、消化之理》；农学方面有李提摩太译的《农学新法》；教育方面有艾约瑟的《泰西诸国校塾》、狄考文的《振兴学校论》；政治学、经济学方面有花之安的《国政要论》，述治疾病、赡养老人、优待颠狂等；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李提摩太的《论生利分利之别》，林乐知的《译民主国与各国章程及公议堂解》，海滨逸民的《论泰西国政》；历史学方面有李提摩太编的《三十一国志要》；哲学方面有花之安著《性海渊源》、李提摩太译《大同学》。 《万国公报》所传播的西学，特点是迅速，及时，有针对性。例如，有关西方政治制度的知识传入以后，特别是报刊上经常介绍西方国家总统换人、选举总统等消息，一般中国人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不明白皇帝、国王怎么能由选举产生。《万国公报》发表文章说明皇帝与总统的区别，介绍什么是民主、平等，什么是公议堂即议院，什么是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有地震发生，它就介绍地震知识；有彗星出现，它就讨论彗星问题；有日食月食，它就解释日食月食原理；北方发生旱灾，它就发表有关旱灾形成原因以及救治方法的文章。有针对性，就是突出重点，结果也就抓住了读者。 19世纪后期，《万国公报》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其他任何一种中文期刊都不可比拟的。它的作者，除了林乐知、韦廉臣、艾约瑟、丁韪良等一大批来华外国传教士以外，还有五百余名中国人，诸如贾步纬、曹子渔、沈毓桂、朱逢甲、袁康、蔡尔康、颜永京。晚清中国政治、外交、思想界的知名人物郭嵩焘、王韬、郑观应、孙中山、胡礼垣、宋恕、何如璋、曾纪泽、薛福成、康有为、经元善等，亦有作品在上面发表。 《万国公报》开始时印数为1000份，以后随着影响的扩大，印数不断增加，1898年最多，达38400份，为当时各种刊物之首。影响所及，上自皇帝、军机大臣，下至普通知识分子。至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所受《万国公报》影响，甚至维新派一开始创办的杂志也用了《万国公报》的名字；1899年《万国公报》上所译载的、英国学者颉德的著作《大同学》中，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这些都早已为学术界所熟知。 《格致汇编》是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一份专门性的科学杂志，1876年2月创刊，初为月刊，后改季刊，傅兰雅主编，1892年冬终刊，共出60期。馆址在汉口路。稿件大部分由傅兰雅撰写，玛高温、卜舫济等外国传教士和学者提供了部分稿件，中国学者徐寿、徐建寅、华蘅芳、舒高第、杨文会也提供了一些稿件。 《格致汇编》内容可以分为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工艺技术、科技人物传记和答读者问。自然科学基础知识方面内容相当广泛，举凡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生物学、医学、药物学等等，几乎无所不有。属于自然科学一般理论、方法的，有《格致略论》、《格致理论》、《格致新法》等。《格致略论》系傅兰雅从英国《幼学格致》中译出，类似于现在小学的自然常识课本。《格致理论》、《格致新法》均系英国传教士慕维廉所撰，前文介绍一年四时更迭、地球自转公转、地球的引力，以及此三者与大地万物生死荣枯的关系，后文介绍英国近代实验科学始祖弗·培根的科学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与时代价值。 《格致汇编》所介绍的具体学科内容十分广泛。数学方面，多为初等趣味数学题。物理学、电学、光学方面，除了一般地介绍物质形态、物质运动、万有引力等知识外，较多地介绍了电学原理、光学原理。化学方面，介绍了物质的64种原质、化合与分解、水、酸、碱，还介绍了各种化学仪器的性能与用途。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方面，介绍了地球形成、地质构造、地形地貌、火山地震等。生物学方面，介绍了地球各大洲及海洋中动物、植物的分布情况、生长习性及其与人类的关系；介绍了欧洲人爱吃的各种蔬菜如卷心菜、豌豆、萝卜、蘑菇等的种植方法，包括温室种植法，介绍了西方的一些花卉的生长习性、栽培方法；介绍了各类昆虫的构造、生活习性。这些文章所介绍的知识程度，大致相当于现在小学常识课所教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傅兰雅所作的《混沌说》一文中，概略地叙述了当时中国还不大有人了解的生物进化论观点。工艺技术方面，《格致汇编》所介绍的内容几乎无所不有。属于日常生活方面的有啤酒、汽水、制冰器、磨面机、养蜂、碾米、制糖、打字机、幻灯机、电灯、电话、留声机、照相机、灭火器；属于生产方面的有纺织机械、碾泥机、凿石机、钻地机、抽水机、弹花机、造针机、造扣子机、造纸、造火柴、造玻璃、石印技术、炼铁、炼钢、电气镀金；属于军事方面的有水雷、炮船。此外，还有形形色色、名目繁多的科学仪器的制造及使用技术。 《格致汇编》还介绍了一批科学家的生平事迹，内含中国科学家徐光启、李善兰、徐寿，有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著名人物利玛窦、汤若望，有世界著名大发明家爱第森(今译爱迪生)，17世纪法国数学家、物理学家巴司嘎拉(今译巴斯卡)，还有哥伦布、麦哲伦、古克、富兰克令、蒙奇巴克、立恒士敦等一批著名探险家。这些介绍文章，在叙述生平中，突出其科学成就，间或配以精美画像。 《格致汇编》开始每卷印3000册，第1卷出版后，不到一年已告售罄，“阅看诸君渐渐众多，问事信亦日多一日”[4]。第二年以后，每出一卷，数日之间，即售一空。应读者之请，傅兰雅将已出之《格致汇编》重印发售，至光绪十六年春，所出各卷多重印一次，有的甚至重印二次，每卷重印时，印数多少，未见记载，如果也照3000册计算，则每册印数为3000册，最多为9000册。这在晚清中国，已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清末空前繁荣 从1896年到1911年的十几年中，是晚清上海报刊竞放光彩的时期。首先，政论性报刊急剧增多，维新派、革命派报刊蜂起，各领风骚三五年。其次，科技报刊、妇女报刊、文摘报刊、翻译报刊（《译书公会报》）、儿童报刊（《蒙学报》、《童子世界》）、白话报刊、画报、经济报刊（《工商学报》、《江南商务报》、《金融日报》）、外交报刊（《外交报》），争奇斗艳。还有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见长的《国粹学报》，以介绍图书为主的《图书月报》，真是应有尽有，目不暇给。 科技报刊中，关于科学普及的报刊有《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亚泉杂志》(1900)、《普通学报》(1901)、《科学世界》(1903)、《科学讲义》(1907)、《科学一斑》(1907)与《科学杂志》(1908)，专门学科的报刊有《中外算报》(1902)、《理学杂志》(1906)、《理工》(1907)、《中西医学报》(1910)，其中历时最久、影响最广的是《农学报》。《农学报》是农学会的机关报，1897年5月创刊，罗振玉、朱祖荣等人主持，是中国最早的农学刊物，初为半月刊，第二年改为旬刊，1906年1月停刊，共出315期。《农学报》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认为要救国就要发展工商，要发展工商就要发展农业。基于这一认识，杂志译载了大量的东西方农学著作，诸如日本稻垣乙丙的《农学入门》，英国康发达的《蚕务条陈》，法国蓝涉尔芒的《农具图说》，荷兰佛里寺省牧牛公司的《荷兰牧牛篇》。杂志发表了中国学者文章，包括朱祖荣的《蚕桑问答》，张寿语的《农学论》，汪曰桢的《湖蚕述》，还发表了不少地区的物产表、农牧副业发展近况。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问题是中国经济的首要问题，《农学报》既大量、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及日本的农业科学技术，又提供了国内各地的农业信息，这在当时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受到各界的欢迎。在短短的两三年中，两江总督、湖广总督、浙江巡抚、安徽巡抚、杭州知府、江宁知府、顺天府尹、保定知县、清苑知县等，先后札饬所属地区定阅《农学报》，并分给各书院。一时间，研究农学蔚成风气。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报》等政治色彩强烈的报刊纷纷被取缔，《农学报》以其重在科学、少涉政治而未遭不测。 妇女报刊相当集中，是这一时期上海报刊的一个重要特点。中国近代妇女解放运动，是从城市推向农村的。城市当中，沿海城市又比内地城市酝酿更早，发展更快，规模更大。上海在近代妇女解放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这在十九世纪就已经揭开帷幕了。1843年以后，西人东来，西女东来，把西方至少是表面看上去男女比较平等的风气带到了上海。1860年代以后，随着上海商业、工业的发展，从农村、外地来上海工作的女工日益增加。要求男女平等的空气日益浓厚。1870年代，上海社会热烈地讨论过妇女可不可以参加社交的问题，《申报》为此发表过多篇针锋相对的文章，讨论的结果，答案是肯定的。与此同时，寓沪西女不断地对中国社会尊男卑女提出批评，缠足、劳动、改嫁、贞操等问题，相继被提出。1891年，由外国传教士创办的中西女塾成立，1898年上海士绅自办的女学成立，二十世纪初，务本女塾、中西女塾、城东女学相继设立，不缠足运动，女子教育要求，女子参政呼声，一波连一波。在这种氛围中，上海女子报刊的兴盛是必然的。据估计，晚清中国的女报，至少一半以上出在上海。全国最早的女报《女学报》，影响最大的女报《女子世界》、秋瑾主编的《中国女报》、陈伯平主编的《神州女报》、沈敦和主编的《天足会报》、上海城东女学校刊《女学生杂志》，都是在上海出版的。其中，《女学报》，同名报纸有两份，一份是1898年7月24日创刊。中国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旬刊，由上海桂墅里女学会书塾的薛绍徽、康同薇、裘梅侣等人创办主编。实为经元善主办的中国女学堂的校刊。大概在1899年停刊。另一份是1902年创刊，月刊，陈范之女陈撷芬主编，文明书局代印，苏报馆发行，作者有杜清池、王荷卿、蒋性逐、陈超等，大概1903年4月停刊。此一《女学报》在壬癸之际风雷激荡的上海，鼓吹妇女解放，呼吁民主，不遗余力，不啻为女界《苏报》。《女子世界》，1904年1月创刊，月刊，1907年停刊。女子世界社编辑，大同印书局发行，丁初我、曾朴、陈以益等人主编，诸人均为清末宣传妇女解放的知名人士。此报被誉为“宣传最持久、言论最勇猛、反映最强烈的一家革命妇女报纸”。 这些妇女刊物创刊时间有先后之差，存世时间有长短之别，影响有大有小，编者背景也不一样，多为女子所办，也有男子编的，但栏目设计大同小异，多有论说、科学、家政、女红、手工、传记、译丛、小说等，其思想主张也有很大的共同性，都鼓吹尊重女权，反对尊男卑女，提倡女学，开通女智，鼓励妇女自身解放，主张婚姻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反对缠足，尤以揭露缠足之苦、宣传天足之益的文字为多。 大型综合性期刊《东方杂志》的创办，是这一时期上海报刊史上的大事。《东方杂志》创办于1904年3月11日，月刊，每年编成一卷，1948年12月终刊，持续出版44年，是中国近代史上历时最久的大型刊物，商务印书馆出版，社址设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523弄5号。创办时主编李圣五，后来主编有徐珂、杜亚泉、陶惺存、钱智修、胡愈之等。《东方杂志》原定性质是“杂志的杂志”，属于文摘性质。1911年3月第8卷起不立栏目，杂志性质亦有所改变，以自撰和征集的论文与译文为主，不再刊载谕旨、奏摺之类的东西，文章以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为主，兼及自然科学方面的，在商务、实业、交通等栏后面，刊有各省和各国的商业、矿业、工艺、航路、邮政、铁路等各种汇志，记述国内外经商、设厂、开矿、铁路等方面的消息和动态。丛谈栏着重介绍欧美最新发明和科技知识。小说栏经常译载美、日等国的侦探、社会传奇小说，曾连载《天方夜谈》，饮誉一时。从创刊号起，杂俎栏就连续辑载中国事纪、日本事纪和欧美事纪，后来改为中国大事记和世界大事记，所记大事不漏，言简意明，是查阅中外历史事件的很有参考价值的工具书。 上海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文摘性刊物，如《集成报》两种和《选报》，这是一种报中报，是报刊发展到一定规模以后的产物，以内容分类集中、信息量大、购阅方便等特点而受到读者欢迎。1897年创办的《集成报》所录报刊便有《万国公报》、《博闻报》、《直报》、《循环日报》、《福报》、《字林西报》、《中法新汇报》等三十余种。 政论报刊风行一时 上海在外贸方面的重要地位，五十年代即为全国认可。上海在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六七十年代已为全国认可。上海在政治方面的重要地位，要到九十年代才被全国发现。其标志性事件，是戊戌维新时期上海在政治宣传方面的独特地位。《时务报》及其他维新报刊宣传的成功，塑造了上海作为全国政治宣传中心的形象。这一形象，在二十世纪初的拒俄运动、苏报案等事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在上海创办了好几份报刊，《强学报》，《时务报》，《昌言报》，《蒙学报》，《演义白话报》，《译书公会报》，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时务报》。 甲午战败以后，康有为等维新派鉴于《马关条约》的签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于1895年5月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1896年1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于同年1月12日发刊《强学报》。这是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份报纸，由康有为在沪弟子徐勤和何树龄主编，宗旨是“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主要栏目有纪谕旨、奏摺，纪京师掌故、时事，纪直省民隐、吏政、水旱、盗贼，考地理、边务，译外国报，论说。该报1月17日出第2期，1月20日出第3期，仅出3期，便因强学会被禁止而停刊。从创办到停办，不满10天。 上海强学会停办以后，在沪维新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和梁启超等人，利用强学会余款，创办了《时务报》。1896年8月9日，《时务报》创刊，旬刊，1898年8月8日停刊，共出69册。汪康年经理馆务，梁启超主笔，参加笔政的还有麦孟华、章太炎、徐勤等。 《时务报》有论说、谕旨恭录、奏摺录要、京外近事、域外报译等栏目，宗旨是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强。重要文章有梁启超的《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放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汪康年的《中国自强策》、《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麦孟华的《论中国变法必自官制始》，徐勤的《中国除害议》，严复的《辟韩》等。这些文章，反对泥古守旧，呼吁变法维新；批判蒙昧主义，主张变科举，开学校；抨击专制主义，要求兴民权，开议院。文章观点鲜明，文笔清新流畅，富有激情，在当时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报纸销路也越来越广。《时务报》初创时，销售4000份左右，一年后猛增到12000份，创当时报刊发行量最高纪录(参见本书晚清政治卷)。 庚子事变、《辛丑条约》之后，清廷威信全失，革命风潮涌起。宣传革命的基地有二，一在日本东京，一在上海。上海是革命派报纸、刊物最为集中的地方，《苏报》，《童子世界》，《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国粹学报》，都是比较著名者。 《苏报》于1896年创办，原是一般市民小报，没有太大影响。1898年陈范出资接收，1902年以后影响日大，声震全国。1903年7月7日因苏报案事件而被封(关于苏报与苏报案，详见本书晚清政治卷)。 《国民日日报》创办于1903年8月7日，江西谢小石出资，英籍华人卢和生担任发行人名义，在英国驻沪领事馆注册，馆址在新闸路新马路梅福里，实际主持人是原《苏报》主笔章士钊，撰稿人有张继、陈去病、苏曼殊、陈独秀、柳亚子、高旭、刘师培等，都是寓沪激进青年。栏目有社说、讲坛、外论、中国警闻、政海、学风、实业、世界要事、地方新闻、新书评荐、南鸿北雁、文苑、小说等。该报续《苏报》之未竟事业，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反对封建专制，曾以大量篇幅报道“沈荩案”的真相，刊载章太炎、邹容等人的回忆文章，对黄炎培等在浦东办演说会、反对迷信、宣传革命等报道颇详，世称“《苏报》第二”。出了117期以后，因报社编辑、经理两部门之间的矛盾，大起争执，资助人兴趣顿减，同年12月以经费支绌而停刊。 《俄事警闻》，1903年12月15日创刊，日报，中国教育会的陈竞泉出资，承担印刷及租房费用，蔡元培、王小徐、汪允宗、蒋维乔等参加报务，刘师培、林獬、柳亚子等撰稿。报馆设在上海新马路华安里703号，后迁新马路昌寿里52号。此报之起，源于沙俄侵略东北，久不撤兵，致使中国边警日益严重。此报以大量文章揭露沙俄侵华的历史与现状，批评清廷辱国丧权的外交政策，唤起民众救亡意识，曾以《告×××》为题，发表告政府、告外务部、告领兵大员、告留学生、告儿童、告女子等七十多篇文章，呼吁全国不同性别、阶层、年龄、民族、籍贯和不同阶级、阶层、职业、政治态度、宗教信仰的人们，振奋起来，共抗沙俄。文体、语言因人而异，娓娓道来，动人心魄。1904年1月12日，上海对俄同志会正式决定《俄事警闻》为机关报。2月25日，鉴于日俄战争已经爆发，《俄事警闻》停刊，改出《警钟日报》。 《警钟日报》，1904年2月26日创刊，蔡元培任主笔，撰稿人仍为《俄事警闻》的那批人，多为中国教育会的成员，报馆亦为《俄事警闻》原馆，4月16日迁至东棋盘街会文堂政记39号，5月15日再迁至福州路惠福里内54号。1904年8月蔡辞主笔职，由汪允宗、金少甫相继担任。栏目有社说、时评、图说、国内要闻、专件、外论、征文、选录、世界纪闻、地方新闻、丛谈、来稿等。该报继承《俄事警闻》的反帝爱国、反对专制等传统，对日俄战争的消息报道尤多，同时将拒俄扩展为反对一切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对英国企图侵略西藏、法国出兵龙州、美国排斥华工，均予以揭露，呼吁国人起而抗争。1905年3月27日，因指责清廷外交失败，揭露德国侵占山东的罪行，报馆被封闭。发行人戴善鹤被判处监禁一年半，校对胡少卿监禁半年。 从《苏报》到《警钟日报》，可以看成是一个系列，以蔡元培一人可以从头贯到尾，其活跃时间，从1902年至1905年，其活跃分子，很多人成了光复会的成员。下面，从《神州日报》，经《民呼》、《民吁》到《民立报》，可以看成是另外一个系列，以于右任一人从头贯到尾。 《神州日报》，1907年4月2日创刊，到1946年停刊，在不同时期政治色彩很不一样。创办人有于右任、邵力子、汪允宗等，多为中国公学的师生。该报努力宣传反清革命，反对列强瓜分中国，详细报告各地反清武装起义，对上海本地的社会、商业新闻，亦多有报道，如轰动上海的“印捕强奸华女事”，“辛亥革命军攻占上海”。前期副刊《神皋杂组》、《文艺俱乐部》等发表过不少有影响的小说，随笔诗词，如李涵秋的长篇社会小说《广陵潮》，张春帆的醒世小说《九尾龟》，冯叔鸾的《上海秘密史》。 《民呼日报》，1909年5月15日创刊，社址在山东路望平街160号。取名“民呼”，意思是大声疾呼，为民请命。于右任为社长，陈飞卿为主笔，参与笔政的有范鸿仙、王无生、戴天仇等。内容分纪事、言论和丛录三个部分。该报对清政府的攻击，不像《苏报》那样直截了当，而是采取比较策略的办法。它以大量篇幅揭露清朝各级官吏的贪污、暴虐等腐败行径，报道中国各地灾害频仍、民不聊生的惨状，从而鼓动人民反对清朝的情绪。出版不久，销量便居各报之首，也引起清政府的忌恨。1909年8月2日，上海道蔡乃煌寻找借口，疏通租界当局，拘捕了于右任和陈飞卿，报纸被迫于8月14日停刊。不久，于右任被判逐出租界，陈飞卿具结开释。 《民吁日报》，1909年10月3日创刊，馆址在福州路望平街黄字160号。范鸿仙任社长，朱少屏为发行人，暗中仍为于右任主持。成员除《民呼日报》原班人马，还增加主笔景耀月等，诸人多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报纸版式、风格一如《民呼日报》，连机器及以往《民呼日报》的账务亦由它继承。它标榜的宗旨是：振发国民精神，痛陈民生疾苦，保存国粹，讲求实学，宣传重点仍在攻击清朝政府，揭露帝国主义，宣传民主与爱国。该报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揭露尤多，引起日本政府的痛恨。日本驻沪总领事要求上海道蔡乃煌查办。蔡寻找借口，疏通租界当局，注销该报登记。11月19日，租界当局查封该报，拘讯范鸿仙等人，最后判永远停刊，机器不得再作印刷报纸之用。 《民立报》创刊于1910年10月11日，于右任主办，馆址在福州路望平街160号，撰稿人有宋教仁、吕志伊、范鸿仙、徐血儿、叶楚伧、邵力子等，宋教仁、马君武、章士钊先后任主笔。经费由赞成革命的资本家沈缦云资助。在辛亥革命前后，它是全国影响最大的宣传革命的报纸。武昌起义起义以后，因为持续报道全国响应起义的消息，销量大增，日销二万多份。1913年“二次革命”发生后，因宣传反袁，报纸发行不得出租界，销数只千份左右，9月4日，因经费支绌而停刊。 《民呼日报》、《民吁日报》与《民立报》一脉相承，前后相续，报名都以“民”字打头，所以被人们称为“竖三民”，与“横三民”相对。横三民指《民权报》、《国民新闻》和《中华民报》，三报同创于民国初年，齐头并进，故有此称（关于“竖三民”与《神州日报》，参见本书晚清政治卷第×章）。 在上述激进的革命报刊盛行的同时，一些较为温和的政论报刊也颇有影响，如《时报》(1904)，《宪政杂志》(1906)、《预备立宪官话报》(1906)、《时事报》(1907)、《政论》(1907)，这些报刊是改良派（包括立宪派、保皇派）的重要论坛。 在信息时代的今天，报纸刊物早已如林如海，品类繁多，触目皆是，其传递信息快捷不如广播，生动不如电视，人们对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已经熟视无睹了。但是，晚清是报刊从无到有的转变时代，报刊在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在近代城市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也是空前的。 首先，它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信息来源和知识来源。口耳相传，师徒授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近代以前人们获取信息、扩大知识的主要途径。但是，那时的书是木刻书、手抄书，路是土路、山路、水路，行的方式是步行、马行、船行，目之所击，耳之所闻，足之所至，以寻常人论之，每日所获信息范围，方圆百里足矣。所以，古代以“百里”为县的代称，称一地有知识的人为“百里之才”。报刊问世以后，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美国的选举，欧洲的战争，日本的地震，非洲的饥荒，地球那边的事，万里以外的事，朝发而夕闻。这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视野。鸦片战争在广东打响时，上海没有什么反应，并不是那时的上海人不爱国，而是不知道。沙俄侵占东三省，赖在那里不撤兵，上海今天一个集会，明天一个通电，而内地很多地方并没有什么反应，并不是这时的上海人特别激烈，内地人特别温和，而是因为上海人知道，内地人不知道。《苏报》、《外交报》、《俄事警闻》天天都登的这些事，上海人能不激动吗！“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近代以前只能是夸张，在近代以后才有可能变成现实。繁多的报刊，灵捷的信息，像一根根纽带，把上海与外地、上海与世界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耳听八方，眼观六路，上海人自然变得聪明起来。 其次，它有力地改变着城市人的生活方式。上海人的读报率有多少，我们没有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从报纸发售的情况，还是能看出上海人的报纸观： 沪上自风行报纸后，以各报出版皆在侵晨，故破晓后，卖报者麇集于报馆之门，恐后争先，拥挤特甚。甚有门尚未启而卖报人已在外守候者，足征各报销畅之广。[5] 报登各业各行情，每日纷纷利自盈。中外电通消息广，纵谈时务愈精明[6]。 远自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天气预报，近至物价涨落、市政管理、赛马、看戏，人们都离不开报纸。看报纸成了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二、通讯：书信馆·电报·电话 人类出现以后，便有了以语言、声响、火光等方式传递讯息的活动。可以说，人类讯息传递史，与人类发展史同时起步。 周代，人们用烽火作为报警方式，与击鼓传声参互使用，所谓“烽可遥见，鼓可遥闻”。以后，讯息传递手段不断进化，出现了传递信息的专职机构。春秋战国有邮传，秦汉有邮驿。以后邮驿制度历代相承，虽各朝有所变通，但总的体制相同。清代邮驿分两种，一为铺递，以铺夫铺兵走递公文；二为驿递，骑马递送公文。驿站是传递政府公文的机构，不允许寄送私人信件。直到北宋，才允许臣僚将家信交驿附寄。一般百姓通信，只能靠商人、熟人带交。明代，在沿海、沿江商业活动比较集中的城镇，出现了办理商民通信、汇款的民营信局。在东南沿海，还出现了办理华侨与家属通信的信局，藉商船进出传递信件。 讯息传递，贵在迅捷。以传播速度论，中国在秦汉以后、近代以前的两千年间，基本未变，一靠步行，二靠马跑，三靠水路船运。三者之中，马跑最快。据记载，驿站传递公文的马匹，日行二百里至六百里不等。上海到北京陆路近三千里，以此速度计，加上越江过河，从北京发出的消息，快则七八天、慢则半月以上才能到达上海。 上海开埠以后，西人将西方的通讯方式带了进来。1861年，大英书信馆、法国书信馆在上海设立。1863年7月，英租界工部局书信馆开办。1865年8月1日，工部局书信馆开始发行邮票。其后，美国于1867年，日本于1876年，德国于1886年，俄国于1897年，相继在上海设立书信馆。书信馆，英文作Local Post Office，意即本地邮局。这些书信馆的设置，于条约无据，也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都是对中国邮政主权的侵夺。但是，这些书信馆的设立，开始了上海新式邮政的历史。这些书信馆主要为各国在上海的侨民邮寄信件、办理上海与各国的通信，大大加强了上海与世界各地的联系。国内邮政方面，从1866年开始，海关兼办邮递，上海海关设邮务办事处，办理京沪、津沪等地邮运，收寄范围限于使馆文件和海关本身公私信件。1878年，海关正式兼办邮政，7月24日，上海华洋书信馆在三马路福德里开馆，业务范围包括中外公私文件、信函、零星包裹、银钱汇兑等。1880年，海关在华洋书信馆之外，又设“海关拨驷达局”。拨驷达，英文Post的译音，意即邮局。1896年，清政府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形形色色的书信馆、邮局逐渐由政府接收，统一经营。 至1909年，上海已有邮政总局、分局多处。大清邮政总局设在英租界四川路北京路交界处。邮政分局有10处，分别设在北门内穿心街172号、南门内陈箍桶桥9号、南市里咸瓜街115号、高昌庙新三号、福建路陈家木桥堍820号、南京路194号、爱而近路130号、西华德路公平路口1582号、新闸路2087号、徐家汇路203号。此外，上海还设有英国邮政局（北京路7号）、法国邮政局（法租界天主堂街61号）、美国邮政局（黄浦路36号）、德国邮政局（福州路7号）、日本邮政局（扬子路2号）、俄国邮政局（昆山路7号）。 近代邮政在文化传播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电话、电报出现以前，报纸、刊物、书信是信息传递的最主要媒介，而这些都离不开邮政。近代邮政与传统邮驿的最根本区别是，传统邮驿主要传送公文，是为适应君主对臣民的统治而设置的，用郑观应的话说，是“便于国而不便于民，利于公而不利于私”[7]。近代邮政则主要是适应社会大众经济、文化等各种联系的需要而设置的，它加速了信息的传递，方便了人们的联系，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从19世纪70年代起，上海的信息传递，增加了两个新式工具，有线电报与电话。 有线电报 有线电报由美国人莫尔斯于1837年发明，1844年试验成功。这年架设成功的由美国华盛顿至巴尔的摩的空中线路，是世界上第一根电报线路。1855年，水下电缆信号输送速度难题被解决。1866年，大西洋电缆铺设成功。从六十年代起俄、法、英、美等国分别谋求在中国安装有线电报，均遭清政府拒绝。1865年，上海英商利富洋行雷诺擅自在浦东小岬到黄浦江口金塘灯塔架设电报线路，竖杆227根，计程42里，结果，在上海道台丁日昌的支持下，一夜之间，所有电线杆被当地百姓悉数拔除。1870年，总理衙门同意英国商人敷设由香港至上海的海底电线。同年５月，英商大东电报公司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秘密协商，划分了在中国敷设电报线的势力范围，规定上海以北的水线归大北公司经营，香港以南的水线归英商经营，上海与香港之间由双方共同经营，并确定由大北公司出面兴办沪港水线，所得利益由双方均分。1870年6月上旬，英美租界工部局在汉口路经二摆渡至虹口一线架设电报线，供三处巡捕房传递消息。这是上海市内电报之始。1871年4月18日，大北公司水线在上海通报。他们在长江口外的大戢山岛设立水线房，在旗昌洋行线路终点以下，引线上岸，在黄浦江右岸仓房头设立第二个水线房，并把电线引至南京路12号大北公司的报房。这是外国在上海也是在中国的第一条电报水线。5月23日，大北公司开放华商电报业务，华商可用汉字打电报到香港。6月6日，上海至伦敦的海底电线正式接通，《字林西报》馆收到伦敦发来的第一份电报。8月12日，大北公司又把从海参崴经长崎到上海的沪崎水线接至上海。至此，上海北可经日本与俄罗斯通报，南可经香港与欧、美通报。上海与世界各地的电信联络从此正式开始。1873年，大北公司擅自架设上海至吴淞陆路电线，上海道台对此侵权行为提出严正抗议，交涉了整整十年，1883年中国政府用三千两银买下自办。 电报的发明和使用，在人类信息传递史上是划时代的大事。其瞬息万里的传递速度，极大地方便了信息的传递，方便了人们的联系。对此，中国人很快认识到了。1880年李鸿章在奏请敷设电报线时，说得很清楚：“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曾纪泽在俄国打电报到上海，只须一日，而由上海至北京，由轮船附送信件，快者要六七日，如果海道不通，由驿路至少要十日。上海至北京传递消息反比上海至俄国迟十倍，有无电报其利害判若径庭。因此，李鸿章提出，中国亟需自设电报。在他的呼吁下，清廷于1880年9月决定架设津沪电报线。1881年12月24日，津沪电报线全线竣工，28日正式营业。1882年，上海电报学堂成立，招生20名，学习有关电报知识和收发报技术。1884年11月5日，沪粤电报线架成。同年，津沪电报总局由津迁沪，并改称中国电报总局，上海成为中国电报通讯中心之一。 上海初用电报时，费用相当昂贵。据记载，上海发往香港、广东、长崎的电报，每10字以需洋3元，不满10字的按10字计算，由上海发往神户、横滨的更贵，每10字需洋5元，不满10字的按10字计算。如此昂贵的价格，一般人是不敢问津的。因此，电报创办之初，主要用于行政、外交、军事和商业方面，电报的发报、收报都由邮电局专人负责，一般发报人并不明白电报传送原理和运作过程，不象电话那样由发话、听话人直接操作，因此在社会上引起人们的好奇心也不象电话那样强烈。有人以诗咏道： 自开电报地球通，千里遥传一刻中。更可暗排机密码，人工直欲夺天工[8]。 奇哉电报巧难传，万水千山一线牵。顷刻音书来海外，机关错讶有神仙[9]。 至清朝末年，上海已是中国的电报中心。1909年的《上海指南》称： 沪上创设电报三十年于兹矣，非特全国音问顷刻可通，即东西洋各国，亦瞬息可达。盖陆线接以竿，水线沉于海，无论水陆，均可传递利便，洵入神矣 [10]。 晚清上海著名电报公司有中国电报沪局，设在英租界福州路外滩；大北电报公司，设在外滩６号；大东电报公司，在外滩７号；大德和电报公司，设在四川路51号；太平洋商务电报电报公司，在外滩7号。 随着技术的发展，用户的增多，公司的增多，电报费用逐渐有所降低，但仍属昂贵，比如，1909年，中国电报局发往湖南、四川的是每字0.22元，发往云南、贵州、黑龙江的是每字0.25元；大北电报公司发往香港的是每字0.40元，发往欧洲的是每字2.10元，发往纽约的每字2.35元，这样的价钱，一般市民仍不敢问津。 电话 用线传递声音的设想在近代以前就已出现。用电线传递声音的设想是法国的布尔瑟在1854年最早提出。1861年，赖斯实验成功。1876年，寓美的苏格兰人贝尔(A.G.Bell,1847-1922)关于制造电话的专利获得批准，以后，电话在欧美迅速发展。电话于正式发明的第二年即1877年就进入了上海。是年1月，上海轮船招商局托西人造电话机一副，其电线由金利源栈房通至总局公务厅，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使用电话。此后，电话之用逐步在上海推广，“租界之内，中外大行家，以及办公事处，皆有此器以通消息，更于各马路间设立此器，以便通报火灾及报捕等要事。租界之外，亦有设者，南通至江南制造总局，北通至虹口之外，西通至徐家汇等处”[11]。 电话，时称德律风（Telephone译音），进入上海之初，华人视为游戏性质，故租界虽有电话，但华人罕有问津者。人们对于用一根铁丝、在数里之外就能互通信息，感到大惑不解。有位上海人的经历颇有代表性。他听说电话通语闻声，如晤谈然，颇为生疑。他听说虹口地方有此器具，乃偕几位朋友往试，一人一端，“相隔颇远，果能传言达语，不爽毫厘，且无论中外言语，俱能传达无差，虽远至数里，亦不有误”[12]。事实使这位心存疑虑的上海人大为信服。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话在传递信息方面的巨大优越性逐渐为中国人所认识。人们惊叹这神奇的玩意儿“匪夷所思”、“巧夺天工”。文人墨士纷纷作诗填词吟咏，兹录几首，以见时人对电话的看法： 东西遥隔语言通，此器名称德律风。沪上巨商装设广，几如面话一堂中[13]。 举头铁索路行空，电气能收夺化工。从此不愁鱼雁少，音书万里一时通[14]。 电气何由达，天机不易参。纵横万里接，消息一时谙。竟窃雷霆力，惟将线索探。从今通尺素，不藉鲤鱼函[15]。 申江好，电线疾雷霆。万里语言同面晤，重洋息信霎时听。机括竟无形[16]。 具大神通，经纬纵横，匪夷所思，惯传消递息，捷于影响。穿河贯汉，事更离奇，欲报平安，暗牵线索。入手行间墨尚滋。从今后，任洪乔善谈，那怕衍期。 何人费尽心机，纵万里关山信不迟，笑鱼笺雁帛，无斯火速。简书羽檄，枉说星飞。巧夺天工，能通造化，盼到还云一霎时，机枢动，贯蛟宫蜃窟，直达波斯[17]。 上海人对电话由不解、奇异，而赞叹、使用。188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在上海办理电话事业，但规模不大，除工部局外，电话用户为338户，后归中日电话公司接办。1882年，大北电报公司在外滩设立电话交换所，2月21日开通。公共租界与法租界共有用户二、三十家，每户话机年租费为150元。以后，上海电话发展并不十分迅速，到1898年，购用者仅三百五十多家。考其原因，除了价格昂贵，还因为有关电话的法规制度不健全，有的接线员，泄露通话人的秘密。史料记载： 德律风始创于光绪八年，然因信用不著，故至光绪二十四年，购用者仅三百五十余家，旋由工部局禁其续办。至二十五年，西人奥卑尔克氏又立新公司，查之前公司之所以失信用者，因接线人受人嘱托，窃听言语，泄漏商情耳。奥卑尔乃大加改良，除接线时作紧要语外，其余不准接线人多言，其形迹可疑者一律辞退。于是公司信用顿增，租界内外购用者共有三千四百数十家。[18] 1906年，华界在南市新码头里街成立中国电话沪局。1907年10月，上海正式成立电话局,并开放电话安装、通话。1908年6月24日，英商德律风公司成立并正式通话。到1910年，该公司已在上海安装了一万号电话交换设备。 关于电话方面，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这就是，上海人在使用电话的同时，很早就开始了仿造电话的历史。1877年，轮船招商局开始使用电话以后，江南制造局的工程师徐华封便自己制成了电话机。他看了报上所载电话构造图，便按图仿造，三日而成。第一次制成的电话机，十言中能辨其八九，后经再三改进，质量不断提高，“传言声声不谬，与西人所制者相去几希”。西人看了无不佩服，乃请徐华封制造一副，即在上海使用[19]。 三、印刷：石印·铅印 印刷业的发展，是近代文明演进的重要催化剂，也是近代文明的重要标志。在广播、电视等音像传播工具发明以前，文字是信息传递最重要的载体。印刷事业发达与否，直接影响到信息传递的速度和范围，影响到人的社会化的程度，影响到城市人口的素质。近代印刷业是以石印、铅印技术的发明、推广、使用为重要标志的。很显然，在木刻手印的时代，日印万张报纸、周出千份刊物、月出百卷书籍是不可想象的。上海在近代能够成为中国最大的文化中心，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上海率先引进、推广近代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 近代西方先进的印刷业，要素有三：石印，铅印，机器动力。上海在开埠以后，先是引进了铅印、石印，随后又引进了机器动力。四十年代墨海书馆开始印书时，虽用铅印，但用牛力，以牛拉轮印书。及至六十年代江南制造局、七十年代申昌书室、点石斋印书局、八十年代同文书局印书时，已普遍使用机器动力。 石印与铅印在近代西方是并行发展的，对上海的影响也几乎是并行的。铅印的影响主要在西书的印刷，石印的影响主要在旧籍的翻印。 石印技术的传入与推广 石印技术是奥匈帝国人施内费尔德（Aloys Senefelder, 1771-1834, 生于布拉格）发明的。据说，施氏爱作歌曲，但无力付印，乃试以石板印刷，屡试屡败，屡败屡试，终于在1796年试验成功，称石印术Lithography。其法以天然多微孔的石印石作版材，利用水油相拒的原理，用脂肪性的转写墨直接把图纹描绘在石面上，或通过转写纸转印于石面，经过处理，即成印版。印刷时，先用水润湿版面，只有图文部分能附着油墨。 石版印刷，是人类印刷史上一次重大革新。其优点，一是制版快，印刷快，较之木刻不知要快多少倍；二是逼真；三是价廉。这一技术，从1828年开始，这一技术已被运用于中文印刷。麦都思首先在巴达维亚印刷所将石印技术用于中文书籍印刷，第一本是1828年出版的《中文课本》。第二本石印中文书是《东西史记和合》，1829年在巴达维亚出版。以后，巴达维亚出版的许多中文书刊，都是石印版，如《问答浅注耶稣教法》、《神理总论》。这一技术于1833年传入广州，鸦片战争以后传入上海等地。 按理说，麦都思对石印技术使用甚早，墨海书馆开设以后应当将此技术引进，但是，我们看墨海书馆早期所出书籍，不是木刻，便是铅印，几乎没有发现石印版本。学术界一般认为，上海最先采用石印技术的，是徐家汇天主堂附设的土山湾印书馆。此馆开办于1876年，在印刷宗教图画时使用了石印技术，但设备简陋，全靠人力，印刷相当吃力。 1879年，善于经营的《申报》馆老板美查，在南京路泥城桥设立点石斋印书局，使用转轮印刷机，配置引擎，印书效率大为提高。最初石印的书是《圣谕详解》，获利最巨的是《康熙字典》。第一批印四万部，不数月而售罄。第二批印六万部，适逢北京举行会试，参试举子道经上海，见书美价廉，每人购置五、六部，以作自用及赠人之需，因此数月又告售罄。一部书而售至十万册，在中国出版史上是空前的。此后，点石斋又石印《十三经》、《佩文韵府》和《骈字类编》等，均大获其利。点石斋不但印书，而且印图，所印《点石斋画报》、《飞影阁画报》、《历代名媛图说》，皆享有盛誉。 点石斋印书获得厚利，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的文化商人。华人石印书局接踵而起。 1882年，寓沪广东人徐润兄弟，在西华德路（今长治路）开办同文书局。他在北京宝文斋觅得乾隆武英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和《资治通鉴》等书，陆续加以石印。书局装备了12架石印机，雇佣了500多名工人，营业相当兴旺。所印书籍中，规模最大的是《古今图书集成》，凡一万卷，成本浩大，书局乃创用预约订购的办法，印了1500部。书局因此名声大振。1890年，总理衙门向同文书局订购《古今图书集成》百部，增入考证20卷，凡5044册，至1894年印成。此书印刷精美，用纸考究，每部值规平银3500余两，被总理衙门用为赠送外国政府的礼品。石印《二十四史》的规模也很可观，共印1000部，每部100大洋。同文书局所印书籍，字迹清朗，装帧精美，很受社会好评，被学术界称为“同文本”。《民国上海县志》记徐润有关贡献：“以欧西石印法于文化事业裨益颇多，创同文书局，影印《图书集成》，及广百宋斋铅版书局，印刷书籍，艺林诧为创举。凡所规划，皆为中国所未见，而事事足与欧美竞争”[20]。 原设在苏州的有三百多年历史的中国传统刻书名坊扫叶山房，在六十年代因战乱迁到上海，设址城内彩衣街，起初仍以刻书为主。后见石印书籍有厚利可图，也转而经营石印事业，在英租界棋盘街513号，设立分部，称扫叶山房北号，石印《四史合刻》、《百子全书》、《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历代诗文集、词集、诗话、传奇、小说、尺牍、书目、法帖等，多达419种。 徐润之后，江西人李盛铎于1887年在上海会审公廨北面，开了蜚英馆石印书局，拥有火轮石印机十多部，厂屋数十幢，内设总校处、绘图处、裱书处、钞书处、画格处、描字处、照相房、印机房、印稿房、校书房、磨石处、积书处、堆纸处、装订处等部门，门分户别，井井有条。 19世纪末20世纪初，石印出版业在上海繁盛一时，除了上述著名机构，还有拜石山房、中西书局、著易堂等五十余家。据研究，晚清上海的石印书局，确切可考的有56家（详见附表）。与此同时，石印技术也从上海传到苏州、宁波、杭州、武昌等地，上海成为全国石印书籍的中心。 晚清上海石印机构名称 ** 点石斋 同文书局 拜石山房 扫叶山房 漱六山房 蜚英馆 蜚云馆 文选局 文明书局 文盛书局 文林书局 文贤阁 文瑞楼 十万卷楼 文益书局 文澜书局 宝文书局 鸿文书局 上海书局 大同书局 天宝书局 有正书局 算学书局 锦章图书局 久敬斋 俟宝斋 益吾斋 藻文书局 经世文社 积山书局 积学书局 共和书局 进步书局 宝善书局 珍艺书局 图书局 飞鸿阁 鸿宝斋书局 中西书局 顺成书局 新民书局 赐书堂 富文书局 会文堂书局 乐群图书局 五洲通文书局 著易堂 玑衡堂 章福记 富文阁 晋记书庄 文元阁书庄 脉望仙馆 泰东时务印局 中西五彩书局 英商五彩公司 ** 据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90页。 石印技术传入上海以后，以其独有的特点，很快引起文化人的浓厚兴趣。黄式权在《淞南梦影录》中写道：“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万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时人咏道： 石印年来更出尘，古今书画恍疑真。朵云有正皆陈列，争看前人手笔新。[21] 蝇头细字看分明，万卷图书立印成。若使始皇今复出，欲烧顽石亦经营。[22] 铅印技术的发展与推广 中国虽然很早发明金属铸造活字，但只有铜活字比较流行，锡活字和铅活字只是昙花一现，并未流行。现代使用的凸版铅印技术是由西方传入的。传教士率先进行铅印中文书刊的努力。这一工作，还在马礼逊编印《华英字典》时便已开始。1814年，英国的职业印刷工人汤姆司携带活字印刷机器及其他印刷设备，受派来华，在东印度公司澳门办事处，从事《华英字典》的印刷工作。《华英字典》由汉、英两种文字构成，英文铅字是现成的，汉字铅字则需新造。汤姆司与几个中国工人开始了这一艰巨的工作。他们在含锡的合金块上，雕刻汉字活字，速度很慢，也很麻烦。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刻出第一副汉字活字，用含有汉字活字的印刷机器印出《华英字典》。这副汉字活字是用传统的雕刻方法制造出来的。十几年后，一个名叫格兰德的法国人，在几个中国人的协助下，制造了第二副汉字活字。其法较汤姆司有所改进，除了独体字，采用拼合法，如用“石”、“宛”拼成“碗”，“鱼”、“秋”拼成“鳅”，石、宛、鱼、秋都刻在半颗活字上。这样，所需字模就少了许多。其缺点是硬拼出来的汉字往往不太美观。1836年，这套字模被美国长老会买下，安置在澳门印刷所，后来被移到宁波，再移到上海。在1827年至1828年，伦敦会传教士戴尔在槟榔屿发明了另一种制造汉字活字的方法。他利用木刻雕板，浇铸铅板，再锯成一个个铅字活字。他后来到马六甲，又不断对制造方法加以改进。他改用先雕钢模，然后冲制铜字模，再制汉字活字。这样铸造出来的活字美观、耐用。到1843年10月21日他在澳门去世为止，他制成1845副汉字大字字模冲头，以及一批小字冲头。这副字模后为美国长老会所得。这一制造汉字活字的方法，被沿用到1859年。 铅印技术在上海开埠以后便被引进了。墨海书馆早期所出的书，少量是木刻，如《续〈几何原本〉》，大多是铅印。以后美华书馆、申报馆、商务印书馆也都以铅印为主。时人以诗咏铅印书籍： 铅字排成夺化工，聚珍活板得毋同。文章有用原无几，省却灾梨易奏功。[23] 晚清上海使用铅印技术的出版机构 *** 墨海书馆 美华书馆 申报馆 图书集成印书局 申昌书局 修文书局 乐善堂 广百宋斋 作新社 同文馆 中国图书公司 开明书局 绿荫山房 广智书局 文明书局 中新书局 正谊书局 国学扶轮社 神州国光社 江南制造局 商务印书馆 *** 张秀民：《中国印刷史》，第590页。 1860年以后，生活在上海的传教士在中文印刷史上有个重大的贡献，这就是姜别利发明的电镀中文字模。 姜别利(William Gamble,1830-1886),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出身于爱尔兰的一个基督教家庭，17岁移居美国，在费城一家印刷公司当学徒，后去纽约从事《圣经》出版工作，1858年奉派来华，负责长老会设在宁波的印刷机构。不久，他发现上海比宁波更有发展前途。经主管部门同意，他于1860年12月将印刷所迁到了上海。 姜别利在中文出版史上有一个重大贡献，即发明电镀中文字模。其法以纹理细密的黄杨木刻阳文字，镀制紫铜阴文，镶入黄铜壳子，这较之先前以手工刻模，大为省工，且字形完美，笔锋清晰。他以此法制成铅字七种，分一至七号，称“美华字”，俗称宋字。这种字模和铅字发明以后，美华书馆大量制造，出售给上海、北京等地报馆、书局，成为此后几十年中中国最通用的字模和铅字。姜别利后被日本请去，指导制造活字，他的发明因此传到了日本。出版史专家认为，“过去雕刻字母均需手工，既麻烦，又费钱费时，姜氏电镀法的成功，在造华文铅活字上可说是一次革命”[24]。 姜别利在中文出版史上，还有一项贡献是创用元宝式字架。汉字字数繁多，单《康熙字典》就收字四万七千多个，给检字排字带来很大困难。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姜别利雇了两名中国学者，花了两年时间，将汉字按使用频率分为常用、备用、罕用三大类。他创造一种木架，正面置字24盒，装常用、备用铅字，两旁46盒，装罕用铅字。每类字均依《康熙字典》部首检字法分部排列。排工中立，就架取字，速度较以前至少提高三倍。这种字架，亦为各种报馆、书局广泛使用。 姜别利于1869年应邀去日本，传播他的发明。他在日本造字模三副，一副汉字，一副英文，一副日文，大小字号齐备。他用这些字模，帮助日本排印了一部既用日文、又用英文的日英词典，然后重回中国。姜别利于1871年返回美国，在谢菲尔德学院学习，被耶鲁大学授予名誉文科硕士学位，1886年在他的宾夕法尼亚农庄逝世。 姜别利在中文出版史上的贡献，受到了时人很高的评价。中国学者称赞他的发明和创造，使出版人省事省力，让读书人易得新书，功德无量。姜别利离开上海时，他的中国朋友、在美华书馆担任校对的宋书卿、许维参等人设宴赋诗为其送行，盛赞姜氏在中文出版事业方面的贡献。姜别利去世以后，他的美国朋友这样评价他的贡献：“在未来的一个世纪中，在中国或日本所发行的任何一本《圣经》、基督教书籍或科学书籍，都将带有姜别利先生的印记”[25]。 晚清报纸与期刊，界限往往不明。《万国公报》等既可算报纸，也可算期刊，因其一周、一旬或一月才出一期。到了二十世纪初年，这种界限才比较分明，人们不会把《东方杂志》当做报纸，也不会把《神州日报》当做杂志。为了叙述方便，本书对于界限不清的报刊，不加区分，而以报刊统称。本节主要参考资料有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方汉奇著《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载《上海通志馆期刊》；秦绍德著《上海近代报刊史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郭卫东主编《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据史和等编《中国近代报刊名录》，第372-388页。 [2]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第24、28页。 [3]伟烈亚力：《六合丛谈小引》，《六合丛谈》第１号。 [4]《格致汇编》，第二年，第2卷（光绪二年三月），内封告白。 [5]《报馆晨起卖报之拥挤》，《图画日报》第163号。 [6]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报馆》，1916年版，卷二，第27页。 [7]郑观应：《盛世危言·驿站》，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上册，第676页。 [8]颐安主人：《沪江商业市景词》，卷二，电报局。 [9]洛如花馆主人：《春申浦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第46页。 [10]《上海指南》，商务印书馆1909年（宣统元年）版，卷六，电报，第21页。 [11]《上海初用传声器》，《格致汇编》，光绪三年第十二卷，编者附识。 [12]《格致汇编》，光绪三年第一卷，《互相问答》第207条。 [13]颐安主人：《上海商业市景词》，卷二，德律风洋行。 [14]《续沪上西人竹枝词》，《申报》同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四日。 [15]芷江：《洋场四咏·电线》，《沪游杂记》第49页。 [16]袁祖志：《望江南》，转见黄式权《淞南梦影录》，第142页。 [17]滇南香海词人：《洋场咏物词四阕·调倚沁园春》，其二，《电线》，见《申报》同治十一年八月二日。 [18]《上海指南》，1909年版，卷六，第34页。 [19]《格致汇编》，光绪三年第十二卷，第4页。 [20] 《民国上海县志》，卷十七，游寓，徐润传。 [21] 朱文炳：《海上光复竹枝词》，《上海洋场竹枝词》，第240页。 [22] 辰桥：《申江百咏》，《上海洋场竹枝词》，第82页。 [23] 六勿山房主人：《申江杂咏》，见《沪游杂记》，第54页。 [24]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85页。 [25]麦金托什：《美国长老会书馆（美华书馆）纪事》，《出版史料》1987年第4期，第15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