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的民族觉醒
近代的中国，饱受过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我们的民族受到了屈辱和奴役，我们国家的命运任人摆布。这一切，怎能不使每一个爱国者感到极大的痛苦？怎能不激起中国人民为了振兴中华而进行顽强的反抗？这便是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不断高涨的深刻的根源。七十年前发生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一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这次战争的失败，有如晴天霹雳一样，使全中国为之震动，大大加速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进程。亲身经历过这场事变的吴玉章同志说：“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吴玉章回忆录》第2页）紧接着，德国强占胶州湾又成为列强在中国纷纷划分势力范围的起点。中国的民族危机愈加深重了！康有为在当时的一篇演讲中说：“二月以来，失地失权之事已二十见。来日方长，何以卒岁？缅甸安南印度波兰，吾将为其续矣。”“救亡之道无他，只有发愤而已。”（《戊戍变法》资料丛刊第四册，第419、420页）稍后几年的报纸上也写道：“前数年论时务谋政策者，不曰转弱为强，即曰易危为安。今则无暇为此门面语，直当曰：救死而已矣，救亡而已矣。”（《论列强瓜分中国之势已成》，《中外日报》丁未年六月十九日）
“救亡”！被一下子喊叫出来，并且迅速成为所有爱国者心目中最响亮、最能激动人心的中心口号。这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历程中一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大变化。
最初站在这个爱国救亡运动前列、在国内爱国知识界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所发动的维新变法运动。这个运动尽管在政治上十分软弱，当封建顽固势力反扑时很快就失败了，但是，它所起的思想解放作用和启蒙作用是巨大的。以前，许多人在事实的教训下开始猛省到瓜分的危机已迫在眉捷；但由于长期处于闭塞状态，对世界局势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事变到底会怎样发展，还是茫无所知的。世界知识的缺乏，是普遍的现象。维新变法运动中，报纸和学会宣传万国大势，指出亡国的危险，大声疾呼，要求人们起来改革，起来救亡。梁启超描叙当时湖南的情况：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者“遍地皆是”（《戊戍变法》资料丛刊第一册，303、304页）。这确是当时的事实。
在“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梁到日本创办《清议报》，他们宣传中的某些方面最初仍起着积极的作用。他们提出，“务使吾国民知我国在世界上之位置，知东西列强待我国之政策。”他们还提出了“民族主义”的口号，写道：“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任公：《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清议报》第九十四册、九十五册）这对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也是有积极影响的。
康有为等改良派的政治活动，一开始就以抵制革命作为自己的重要目标。但是，由于他们宣传爱国救亡，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客观上却为以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准备了重要的条件。许多人在认清严重的民族危机，激发起爱国热忱，又在以后的政治实践中看到改良的道路无法走通时，就继续向前，奔集到孙中山革命民主派的旗号下来，跨进革命的行列中了。
二
二十世纪初，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很快取代了改良派，在爱国运动中居于主流地位。究竟是什么力量，使革命派能很快做到这一点？答案仍在“爱国救亡”这四个字。
有过一种相当流行的看法，认为辛亥革命所以兴起，它的真正内容和动力是反满。粗粗一看，说得仿佛有点象，其实，这只是一种皮相之见。
满汉矛盾是不是存在？是的。这在清朝入关时一度是国内的主要矛盾。直到清末，民族之间的不平等依然存在。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已经使自己逐步成为包括汉族地主阶级在内的国内各族封建统治势力的总代表，也由于封建社会内在矛盾的激化，满汉矛盾早已退居次要的地位。单从满汉矛盾本身，根本无法解释它在二十世纪初怎么会突然激化到如此程度，以至引起一场席卷全国的革命运动。
事实上，在当时的中国，如何把祖国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的危急局势下拯救出来，走上独立富强的通路？才是先进分子们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其他任何问题都不能不服从于这个前提。
为了把问题说清楚，我们可以先拿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的章太炎的思想变化过程作为例子，来具体地剖析一下：
大家知道，章太炎是从小就深受汉族传统民族思想影响的。但他是否就此投身于反清革命？没有。恰恰相反，直到甲午战后，他参加维新变法运动时，政治上仍没有超越改良派的藩篱。在他看来，在当前这样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发生革命是危险的：“内乱不已，外寇间之”，“苟有揭竿斩木者，是自战斗吾黄种，而反使白种为之尸也。”他把温和的改革称为“革政”，并得出结论：“今之函务，曰，以革政搅革命。”（章炳麟：《论学会有大益于黄人亟宜保护》，《时务报》第十九册）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的这种态度仍然没有改变。他在一八九九年写的《客帝篇》中继续主张：有帝国主义在旁，如果汉族人民起来反对满族统治者，结果只会是两败俱伤，共归于尽：“荦牛之斗，玄熊□怒以格其闲，则二牛皆脔也。”“逐加于满人，而割地于白人，以是为神州大□。”
决定章太炎思想转变的，是八国联军的进攻和占领北京。这下使他看清：清朝政府已经完全屈从于帝国主义，不可能再依靠它来图强御侮。因而写下了《客帝匡谬》：“满洲弗逐，欲士之爱国，民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陪隶已矣，”并且勇敢地作了自我批评：“余自戊已违难，与尊清者游，而作《客帝》，饰苟且之心，弃本崇教，其违于形势远矣。”
事实说明：正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和清朝政府卖国面目的暴露，而不是别的，才最后驱使章太炎走上革命的道路。决定他的行动的，是为救国而反满，并不是为复汉而反满。
事实也说明：辛亥革命时期反满思想的高涨，根本的原因还不在汉族传统民族思想的重新抬头，而是当时的严重民族危机。这个卖国政府在许多汉族的人看来恰好是一个“异族”政府，他们就自然地进行这样的推论：清朝政府之所以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一意孤行地推行卖国投降的政策，根本就在它是“异族”的政府，从而它毫不关心汉族人民的命运，毫不吝惜地大量出卖中国的主权。这种看法自然谈不上对事物的本质作出科学的分析，但在当时却使许多人深信不疑，新仇旧恨一齐涌上心头，从而使“反满”的口号占有如此突出的地位。
这种反满宣传有它重大的缺陷：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色彩；同时，由于过分强调满汉矛盾，反而容易使人放松去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和整个封建势力这两个主要的敌人。可是，细心地剖析一下，仍然可以发现这种宣传所包含的合理的内核：它要求人们首先集中力量进行反清革命，推倒这个卖国政府在中国的统治。这在当时的中国，确是抓住了救亡的中心环节。反满浪潮的高涨，从根本上说，其实只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和救亡运动巨大高涨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罢了。
三
在辛亥革命的准备时期，革命党人通过报纸刊物进行了大量的革命宣传鼓动工作。他们对怎样拯救祖国的危亡提供了哪些新的认识？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增添了哪些新的内容？简单地说，有这样几点：
第一，他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形势和性质作了比过去深刻得多的揭露和分析。
一九○一年出版的革命派早期刊物《开智录》中发表了题为《论帝国主义之前途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的文章，鲜明地指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即强盗主义也。”《浙江潮》在一九○三年写道：“帝国主义者，民族主义为其父，而经济膨胀之风潮则其母也。”（《国魂篇》，《浙江潮》第1期，第13页）他们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是以整个民族为基础，以整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这些议论中虽然有不少谬误的东西，但他们指出：列强对中国实行的帝国主义侵略不是偶然的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有着深刻背景的必然趋势，这对提高人们的民族觉醒是有益的。
他们还着重揭露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指出：“经济上之竞争，其祸乃更毒于政治上。何以故？譬之是犹人也，朝割其一手，夕割其一足，其人必痛，而其惊醒也易，而其反抗之力大，而其人犹可以复生也。若举全身之精血而吸之，其犹茫然皇然莫知所由，未几乃病□以死矣。此言其术也。若夫于政治上，则未有经济之权既占，而政治上之权乃犹能以人者也。盖其资本所在之地，即其政治能力所到之地，征之于近代，历历有明征也。”（飞生：《俄罗斯之东亚新政策》，《浙江潮》第一期，第1页）这种认识，比起十九世纪末年也要深刻痛切得多了。
这些认识是十分重要的。过去，人们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处在更为感性的阶段。往往在帝国主义欺侮得格外厉害的时候，清朝政府丧权辱国格外严重的时候，群众中那种反帝爱国的热情就迅速高涨起来，汇成斗争的热潮；而当这种危机相对有所缓和的时候，反抗也容易跟着松弛下来。这时，由于人们对形势的认识比过去深刻多了（尽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概括和分析），从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任何进展都容易引起强烈的反应。大家觉得，不仅在帝国主义的欺凌逼到眼前的时候需要认真对付，就是对帝国主义可能采取的侵略步骤也不能不先为预备，反帝爱国运动也就有了更加深厚持久的基础。
第二，更重要的，他们指出清朝政府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因此，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必须同反对清朝政府的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过去长时间内，中国人民对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统治者常看作是两回事，不能联系起来作统一的考察，更不能认清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而到二十世纪初，事情开始起了变化。
一九○一年出版的《国民报》尖锐地指出：今日的列强有鉴于用猛力压制他国常常激起爆烈的抗拒，因此，就在中国改而利用政府官吏，作为他们任意地“擒之纵之威之胁之”的工具，这样，就可以“不劳兵而有人国。”从而，大声疾呼地呼吁：决不能“恃今日之政府官吏以图存”，必须丢弃对他们的一切幻想，依靠国民自己的力量，才能达到“图存”的目的（《二十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一期，第2、3页）。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二十世纪初留日学生的思想变化。这些学生绝大多数人最初的政治态度还是比较温和的。他们认为，中国要达到独立富强，得从教育着手，这才是根本之图。决定性的转折是一九○三年夏的拒俄事件。这时，沙俄扬言要强行吞并中国的东北。在广大爱国青年看来，这就是列强动手瓜分中国的信号。他们怀着极端悲愤的心情，自动组织拒俄义勇队，要求在清朝政府统率下武装抵抗沙俄。可是，反动腐朽的清朝政府却指责学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悍然加以镇压。这不能不极大地激怒了原来就群情激愤的爱国学生。于是，留日学生中的政治倾向倏然为之一变。革命的要求顿时上升到主流的地位，反满宣传也陡然高涨起来。
这以后不久，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就一针见血地点明：“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洋人的朝廷”这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道破后，立刻在爱国人民中形成一种普遍的新的觉悟。
把反对外国侵略者同反对国内反动统治者联结在一起，这在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进程中应该说是一个重大的飞跃。
第三，他们指出：只有采取革命的手段，才能将中华民族从危亡中挽救出来。
既然清朝政府已经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无数次事实又反复教育了人们：在这个政府统治下，任何根本性的改革都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迫使人们不能不得出结论：爱国，必须革命。如果不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卖国的清朝政府，就不可能把祖国从极端危急的局势中拯救出来，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这是当时无数爱国者从长期的实践和痛苦的思想斗争中引出的教训。事实很明显：在中国当时的具体条件下，要期待那个卖国的清朝政府实行日本明治维新式的改革，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话。在爱国青年中，围绕着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这个救亡的中心问题，到处展开着异常激烈的争辩。《民报》同《新民丛报》的论战，从多方面反复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坚决驳斥了改良派反对革命的种种谬论，在广大爱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人民是有志气，是会作出正确的抉择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要救亡，决不能期待反动政府的恩赐，必须不惜作出重大牺牲，坚决地采取革命的行动。这种认识，是中国近代民族觉醒中又一个重大的飞跃。
第四，他们还满怀信心地指出：只要进行了革命，中华民族的前途是十分光明的。孙中山一九○五年在日本留学生欢迎会上热情洋溢地说道：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古老文明，只是在近代落后了。现在只要急进直追，迎头赶上，“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在《民报发刊词》中，他甚至设想：“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那种环境，常常容易使人们在精神上受到压抑，造成一种民族自卑感。孙中山却在那些艰难困苦的岁月中，信心百倍地展望未来，深信中华民族终将站起来，以独立富强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正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所需要的。它成为在那些黑暗的年代里鼓舞中国人民奋发向前去夺取美好明天的巨大精神力量。
这些，都是中华民族在辛亥革命那个时期内从客观事实反复教育下获得的新认识和新觉悟，也是辛亥革命时期先进的思想家政治家们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只要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到，它比十九世纪末年人们的认识和觉悟是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尽管辛亥革命还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尽管这次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可是，一个民族一旦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觉悟，他就再不会倒退到原来那种状态中，只会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寻求新的救国的真理。而这些新认识和新觉悟中的合理部分自然会保存下来，得到丰富和提高，在此后的岁月中继续显示出它的力量来。
四
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周恩来同志在这方面有过一个概括中肯的评价：“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可是，这次革命又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任务，中国依然处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为什么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指导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他们竭力想把中国从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苦难中拯救出来。但是，他们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去正面地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小心翼翼地试图不触动帝国主义在华的已得权益，以避免帝国主义的干涉。
这个弱点在《民报》同《新民丛报》论战时已经明显地暴露出来了。而他们在政治实践中比在理论上表现得还要软弱。武昌起义的第三天，湖北军政府就匆匆忙忙地宣布：“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偿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按期如数摊还”；“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南京临时政府后来在《宣告各友邦书》中也作了类似的承诺。可是，革命党人的软弱和退让并没有换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任何善意。他们早就认定：革命对他们在中国的统治是一种严重的威胁，必须用一切办法来扼杀革命，制止革命的深入发展。但他们毕竟又是富有殖民统治经验的，在看到清朝政府已无法保存下去的事实后，就采取换马的办法，宁可调换一个工具，把清朝政府抛开，转而支持袁世凯上台，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在“中华民国”的新招牌下原封不动地保存下去。这却是天真的革命党人所万万没有想到的。
革命以实际上的失败告终了。此后，历史舞台上接连演出的是二十一条的提出、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一幕幕活剧。中国的状况一天比一天坏下去。旧的路子再也走不通了。必须换一条新的路走。正在这时，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发生了，中国国内的工人运动兴起了。而在五四运动发生后两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并把它列为自己奋斗目标之一。这是中国人民经过八十多年的斗争实践和反复探索，其中包括辛亥革命时期从正反两个方面得到的经验和教训，才达到的新的认识。
实行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过去时也把历年的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以往的革命总是中途妥协，不能彻底。他断然宣称：要“重新担负起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决不能又蹈从前的复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该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彻底革命的大错。”（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宣传的旨趣》，《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33页）他临死前，段祺瑞派人去看他，劝他说话不要太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断然回答说：“假如我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这是孙中山，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
中国的民族主义革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终于得到了胜利。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对中国的统治，在这种斗争的反复冲击下终于解体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做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在人民革命取得了胜利的今天，回溯过去，我们怎能不深情地缅怀辛亥革命时期的志士仁人们。他们所起过的巨大历史作用，是永世长存，永垂不朽的。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1981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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