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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本源与意蕴* 引 言 “六经皆史”的思想虽非章学诚首倡，但经他奋力阐发以来，于后世影响深远。在乾嘉时代，“六经皆史”涉及史学是否与经学分庭抗礼之争议，又关乎“汉学”与“宋学”之交攻；到了晚清，则与愈演愈烈之今古文经学争议产生了不解之缘；而民国新史学家提出的“六经皆史料”，亦不能与之完全摆脱干系。时至今日，学者对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的本意为何以及对该命题该做出如何评判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甚至表现得更难解纷了。其中，在两个关节点上分歧尤为严重。 其一，究竟是从“史料”扩展的角度，还是从“经世”或“史意”的角度入手探讨，才更能得章氏之本义？ 胡适曾说，章学诚所谓“六经皆史”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其实只是说经部中有许多史料。” [1]此说开了从“史料”扩展的角度加以诠释的先河。钱穆则批评此类看法为“误会”，认为章氏“六经皆史”之说，“盖所以救当时经学家以训诂考核求道之流弊”而提出来的，“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是有着强烈经世精神的大理论。[2]周予同也主张“章学诚所指的‘史’，主要是指具有‘史意’、能够‘经世’的史。”[3]仓修良虽不否认其“经世”之意蕴，而坚执“六经皆史”的“史”具有“史料”之“史”的含义。[4]汪荣祖则指出：“期盼章氏将道排除于经史之外，使经史等同一般史料的历史条件，在乾嘉时代根本尚未成熟。”[5] 近来学者多从“经世”的角度审视此说，比如周启荣、刘广京就认为“‘六经皆史’说可说是‘学术经世’论的历史证据。”甚至“只是‘学术经世’论的历史注脚而已”。[6] 而汪荣祖对“六经皆史”经世意味之独创价值提出质疑：“无论通经致用、经史致用，或所谓经世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思想中，原是主流……实斋之经世思想，在当时并不特殊，在清代学术思想上，也甚一般。”[7]诸种诠释向度之分歧，迫使研究者必须仔细辨别章氏之“本意”与章说之衍生义。 其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是否蕴含了尊史抑经的意味，是否提出了以史代经或以史抗经之说？从而在清代学术史上是否具有创辟的价值，对后世来说是否具有破除对儒家经典迷信的思想启蒙意义？ 孙德谦、张尔田均欣赏章氏“六经皆史”说经世之旨，并对章氏“六经皆史”说与当时“汉”学——“训诂音韵名物度数”之学相颉颃之意味已略有揭示。[8]钱穆不但系统深入地阐发了章说所针对的语境，指出戴震与章学诚“盖一主稽古，一主通今，此实两氏议论之分歧点也”，[9] 并称言“实斋唱为六经皆史之论，欲以史学易经学”。[10]余英时发挥乃师之说，认为章学诚“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11]他尤着墨于从“心理”角度阐发章氏以文史校雠之学与戴震经学抗争之意。 与钱、余颇有相通之处，侯外庐高度评价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称其“不但是清初反理学的发展，而且更有其进步的意义。他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依据历史观点，作为古代的典章制度的源流演进来处理，并把它们规定为‘时会使然’的趋向。他反对人们崇拜那样‘离事而言理’的经，更反对离开历史观点而‘通’经。”[12]此说影响颇广。[13] 与上述观点相反，柴德赓则认为，“可惜，他的意图不是抑经以尊史，实际还是为了尊经。”柴氏指出：“学诚心目中不止以为六经是古代史书，而且是最高标准的史书，为后世所不能及，其精意在此。名为尊史，实则尊经，他只是阐明经史的关系而已，并不触动当时理学家和考据家的情绪。”[14] 此说亦颇不乏同道，像周启荣、刘广京、林安梧等都能注意到章氏并无以史学代经学之意、更无贬经之企图。[15] 汪荣祖甚至断言：“儒家经典在明清时代既未动摇，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也不是要动摇儒家经典。实斋仍受其时代的制约倒是难以动摇的事实。”[16] 当然，分歧决不止于此，围绕“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来源及其在章氏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对“六经皆史”说“维持宋学”或是“反理学”之意旨判定，及其与晚清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关系，章氏与戴震之争的评价等等方面，几乎都是歧见丛生的。 吊诡的是，多少年来学者用心发掘出来的“六经皆史”说之“时代”的或超越“时代”的意义，事实上却越来越远离那个让章学诚本人深感寂寞的“时代”！虽然没有人否认“六经皆史”说蕴含着“太多的思想内容”，但是，其中到底有多少是其本身所固有的而后人领略到了，又有多少是硬生生的“被赋予”的，此绝非可以一言而决的。 有鉴于此，在总结既有丰富研究的基础上，从研究方法的层面进行反省尤其必要。有学者敏锐地指出：“现有论著中，以逻辑分类方式研究章学诚各种学术见解者多，而以历史的方法考察章氏学术成长轨迹者少，也是需要改进的一个方面。”[17]还有论者认为：“历史式（演进式）研究，则正可弥补观念式研究模式之不足。”[18]其实，如果论及方法，章学诚本人的教言似乎最为精辟，其“校雠之学”（略相当于近人所谓“学术史”或“学术思想史”）之“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旨趣，[19]不正是一种近乎“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吗?本文旨在对“六经皆史”说的缘起与本旨这个老生常谈的命题，沿着辨章考镜的路径，联系一些争论未决的问题，略抒管见，成一得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一 “文史校雠”之学的开拓与“六经皆史”说的发轫 学术界对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渊源的讨论，颇为纷扰。最有代表性的争议是，钱钟书等博洽的溯源工作遭到了仓修良等的尖锐的辩驳。[20]类似的探源考察，确有助于观念源流的澄清，但从方法论的角度，却很有值得反省之处。因为这样的考索，大多是事后诸葛亮似的追查，总不免是后人非常主观地串联起来的观念史，对了解章学诚所承受的思想资源来说，并没有多少切己的意义。所以，较为谨慎的做法，一般是将其追溯至王阳明的“五经亦史”之论就了事了。[21]其实，章太炎于在1935年6月在苏州演说时就明确讲“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22]此类，不过读书多了，觉得王说先发于学诚，故举其名，偶而追溯及王说而已，并不能否认太炎之得闻“六经皆史”说实本于将此说发挥得深切著明的章学诚也。[23]进而论之，阳明前后讨论经史关系有先获章氏之心者固颇不乏人，[24]而晚近之讨论此问题，实如章太炎者多承接章学诚之绪论，即今人之追溯探源实亦拜章学诚大力张扬的提醒之赐，要为不可掩之史实，故不必强辩也。 更为重要的到是，对章学诚来说，他以什么样的方式获致这一观念，从而能够或者接受或者批判或者改造某些资源来建构自己的学说。所以本文特从章氏的为学取径入手来探讨“六经皆史”说的缘起，以避漫无归宿。我们认为，“六经皆史”说乃是章学诚奋力开拓出来的“文史校雠”之学的成果，此说之发轫尤其要从其成学过程去探寻。 乾隆二十九年（1764），27岁的章学诚已经有了自己明确的志向:“丈夫生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之一事也。”[25]重“史”重“文”，重视“纂修志乘”，注重经“世”致“用”，似乎很早就是他的志趣所在。同年，他与甄松年论“《文选》义例”时，也许是第一次谈到他对六经的看法： 经史子集，久列四库，其原始亦非远。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大《易》非以圣人之书而尊之，一子书耳；《书》与《春秋》，两史籍耳；《诗》三百篇，文集耳；《仪礼》、《周官》，律令会典耳。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隶柱下之籍，而后人取以考证古今得失之林，未闻沾沾取其若纲目纪传者，而专为史类，其他体近繁博，遽不得与于是选也。《诗》亡而后《春秋》作。《诗》类今之文选耳，而亦得与史相终始，何哉？[26] 他把《易》看作子书，与日后《易教》所阐发的“六经皆先王之政典”等成熟观点比起来相差甚远，但是说“试论六艺之初，则经目本无有也”、“自《易》藏太卜而外，其余四者，均隶柱下之籍”等等，其运思的理路实启“六经皆史”说之端。诚如王重民所说：“由于甄秀才要‘划文于史外’，‘不必列文于史中’的辩论，引起了章学诚经与史、子、集三部相通的论辨，成为他以后‘六经皆史’说的根源。”[27] 值得注意的是，“六经皆史”说的发端，初非缘于经史关系的讨论，更不是由史学与经学的抗争激发而起，实起于对四部分类法的反思，这种反省又肇端于文史关系的思考。经之所以要被牵扯进来，乃因其为章氏讨论问题所要取法的“理想型”，用《言公》中的话来说就是“六艺为文字之权舆”。[28]由 “文章史事，固相终始者”[29]的见解而推论到四部“相通”的观点，这是“六经皆史”说的发源地。而这正反映了他当时“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30]乃至“一仿班《志》、刘《略》”[31]的文史校雠思想。 乾隆三十一年春夏之交，章学诚初晤戴震。[32]这次会晤使章学诚备受震动。在与戴震会见后不久，章氏给族孙汝楠的信中坦露心迹： 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词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已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33] 学者认为，书中所举“通人”之论，疑即指戴震而言。因为在乾隆之世，戴震最早提出义理、考证、词章三分之说，并且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断地有所讨论。[34]此说是也。重要的是，此后该议题成为章学诚造次颠沛必于是的主题，在文章以及给友人的信中反复讨论这个问题，他自己最看重的《原道》篇就是为此义理、考证、词章“三家之分畛域”而写的，乾隆五十四年章学诚在给陈鉴亭的信中说： 道无不该，治方术者各以所见为至。古人著《原道》者三家：淮南托于空蒙，刘勰专言文指，韩昌黎氏特为佛老塞源，皆足以发明立言之本。鄙著宗旨，则与三家又殊。《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著作本乎学问，而近人所谓学问，则以《尔雅》名物，六书训故，谓足尽经世之大业，虽以周、程义理，韩、欧文辞，不难一吷置之。其稍通方者，则分考订、义理、文辞为三家，而谓各有其所长。不知此皆道中之一事耳，著述纷纷，出奴入主，正坐此也。鄙著《原道》之作，盖为三家之分畛域设也，篇名为前人叠见之余，其所发明，实从古未凿之窦，诸君似见题袭前人，遂觉文如常习耳。[35] 不言而喻，此处所谓“其稍通方者”即上封信中所提到的“通人”，均指戴震。过了23年后，章学诚已经自认有了比这位“通人”更高明的见解，但是他久蓄于胸中的意欲解决“考订、义理、文辞”“三家之分畛域”的问题意识却是不折不扣地承袭自这位“通人”。 另一方面，戴震的教诲使章学诚的学风更趋踏实。这位经学巨擘之学术示范作用还在于从反面提示他自己根本不可能亦步亦趋地走戴震那样的学术道路。在给族孙汝楠的信中，章氏说： 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则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仆重愧其言！因忆向日曾语足下所谓‘学者只患读书太易，作文太工，义理太贯’之说，指虽有异，理实无殊。充类至尽，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卒业，可为惭惕，可为寒心！”[36] 戴震的当头棒喝以及业师朱筠的谆谆教导使章学诚懂得了什么叫做“先求征实，后议扩充”，从而一改以往“好立议论，高而不切”的毛病。[37]虽然在他学问成熟之后也曾激烈抨击戴震此类早年曾让他“惭惕”、“寒心”的见解。[38]但是他又说自己如何“自少性与史近”，并“尝以二十一家义例不纯，体要多舛，故欲遍察其中得失利病，约为科律，作书数篇，讨论笔削大旨。”[39]而让人觉得“撰述《文史通义》的设想，早在章学诚三十岁以前已经形成”。[40]看来戴震从反面让他警醒的比正面告诫他的还要多。章氏后来自称“觕通大义，不能研究文字，自以意之所至，而侈谈班、刘述业，欲以疏别著述渊源”，[41]所谓“不能研究文字”就是戴震所不齿的“不曾识字”，章氏之“善自度”[42]，正离不开有戴震那样的典型在那里树着，从而知所趋避。是“不能”也，非不屑也！此后章氏对“研究文字”再无少年时代那“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的轻狂，[43]即使日后对戴震这类观点的抨击也只是着眼于不能如此霸权凛然地“以此概人”而已。[44] 乾隆三十七年，章学诚终于踌躇满志地吐露了“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的著述近况。[45]这年八月，他已“裒集所著《文史通义》，其已定者，得内篇五，外篇二十有二”。[46]次年春天，章氏又抒发其撰著之志云：“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47]众所周知，章氏所谓“校雠之学”乃是非常郑重的用语，与当时学者所称的“目录之学”是界限森严的。[48]从乾隆三十七年八月二十日章学诚写给钱大昕的信――《上晓徵学士书》，我们可以窥见其草创《文史通义》的撰述“大旨”。[49]——也就是几年来他“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的核心思想。此书第一次扼要阐述了上承郑樵[50]而又大加发展了的校雠学观点：“古人之学，各有师法，法具于官，官守其书，因以世传其业。”也可见其别出心裁的取径与见解：“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 即所谓“上探班、刘，溯源官礼” ，“故比者校雠其书，申明微旨，又取古今载籍，自六艺以降讫于近代作者之林，为之商榷利病，讨论得失，拟为《文史通义》一书。分内外杂篇，成一家言。” 这里第一次说明了《文史通义》的撰著旨趣与体例。章氏还认为：“学术之歧，始于晋人文集，著录之舛，始于梁代《七录》，而唐人四库因之”，他对图书分类由《七略》六分法而流为“四库”四部分类法的尖锐批评，在此也引出端绪。他对“向、歆之业不传”、“校雠之失传”更是反复致其感慨。[51] 上述基本见解的获致，使得章学诚不胜其“颇用自赏”之情，[52]所以选了最得意的三篇“内篇三首”，请“慕堂光禄（曹学闵）”、“辛楣先生（钱大昕）”、“严冬友侍读(严长明)”求教，但结果却并不理想：“《通义》示人，而人犹疑信参之。”[53] 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的见解既不为师友所许可，亦与朝廷之功令格格不入。就在章氏学术初长成之际，朝廷开张了一项盛世大举，那就是四库馆的开设。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章学诚的业师朱筠，奏请访求遗书，建议开馆校书。[54]这个折子为四库馆创意之始，胡适推测“此奏似实斋与邵晋涵都曾与闻。”[55]此无确据，理或然也。值得注意的是，此折所拟办法四条之一的“著录校雠，当并重也”与章氏之见意虽相通，而细目颇有距离。此折提出的群书分类原则是：“或依《七略》，或准四部”[56]也许是既为下臣拟议，当俟大臣讨论圣上钦定，不便过于决绝，但此处显为两可之说、未定之见，与章氏致钱大昕的信中力主《七略》、《汉志》之说大相径庭。[57]乾隆三十八年二月十二日，清廷开馆校核《永乐大典》，高宗确定他日采录成编，题名《四库全书》。谕中有曰：“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58]一主《七略》，一主四库（部），其不合也必矣！此谕可以说注定了章学诚难逃日后寂寞的命运。 在无人喝彩的情况下，第二年，执着而自信的章学诚就将上述想法又“推行”到《和州志》上去了。真是愈挫而愈奋，在乾隆三十九年季夏之月所写的《<和州志·志隅>自叙》中，章氏直抒胸臆： 获麟而后，迁、固极著作之能，向、歆尽条别之理，史家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然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幾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呜呼！迁、固、向、歆不可作矣。诚得如刘知幾、曾巩、郑樵其人而与之，由识以进之学，由学而通乎法，庶几神明于古人之意焉。则《春秋》经世之学，可以昌明。[59] 章学诚是一位格调古雅的、自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好唱高调的学者，他所师法的古人，决不仅限于刘向、刘歆父子、刘勰、刘知幾，而必欲由“刘知幾、曾巩、郑樵其人”上攀迁、固、向、歆而追本孔夫子。所谓“《春秋》经世之学”也就是将上文提到的“校雠之学”进一步明确其旨趣，“著作之能”与“条理之别”，虽各有侧重，而实相济为功，而义之所归就在于“校雠师法，不可不传；而著录专家，不可不立也。”[60] 这也就是日后学诚自称所“从事”的“文史校雠”之学，[61]至此，章学诚非常清楚要开拓什么样的学问了，其学术的基本精神也已经确立，如影随形，他关于六经的见解也进入了新进境。 章学诚在给钱大昕的信中说：“盖向、歆所为《七略》、《别录》者，其叙六艺百家，悉惟本于古人官守，不尽为艺林述文墨也。”[62]可见在草创之处，他下意识地将自己的新解与向、歆父子的原有看法混在一起了，因为从《汉书·艺文志》来看，他们是将“九流”（即此函所谓“百家”）“本于古人官守”，即有所谓“诸子出于王官说”或称为“九流出于王官说”，并没有将“六艺”“悉惟本于古人官守”。不过他当时也许认为自己的见解不过本于向、歆父子而向前推原而来，故不必视为己出。 章学诚在《和州志》中则大大发挥《上晓徵学士书》已经引出端绪的推源“三代”学术的看法：“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63]而六经为掌故之典型，从而明确提出了“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 六经皆周官掌故。《易》藏太卜，《书》、《春秋》掌于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四方之志），《诗》在太师，《礼》归宗伯，《乐》属司成。孔子删定，存先王之旧典，所谓述而不作。故六艺为经，群书为传。[64] 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65] 此说明确界定六经的性质为政府官书，渊源于官司职掌，并以孔子“述而不作”之论证明之。 诚如学者指出的，章学诚在《和州志·艺文书》中贯彻了当时的学术主张而采用了《七略》的分类体系，不过，此后他所编其他的地方艺文志和《史籍考》却都放弃了这样的做法，把“复古”改为“宗刘”，把“宗刘”解释为宗师刘氏父子目录学的理论和方法，重新建立新的分类体系，而不是回到《七略》六分的分类形式，即“就四部之成法，而能讨论流别，以使之恍然于古人官师合一之故。”[66]而循此方法校雠出来的基本看法，愈出而愈进，关于六经之见解，是其一也。 上述主张在《校雠通义》的《原道第一》以及《汉志六艺第十三》等处作了我们所熟知的系统的阐发。[67]有学者将《校雠通义》与其最早稿本的抄本——北图所藏朱氏抄本《续通志校雠略拟稿》进行校勘可知，今三卷本《校雠通义》即是章学诚在乾隆五十三年校正后的定本，与乾隆四十四年写成的原稿仅有文字上的不同，但并无文义上多大的差别。这并非以前人们所说经过了多么严重的修改。今本《校雠通义》与《续通志校雠略拟稿》朱氏抄本在文字上的出入，略如抄本“著录先明大道论三篇”今本《校雠通义》题为“原道”，“四部当宗七略论八篇”今本题为“宗刘”之类。[68]是故上述见解自乾隆四十九年至乾隆五十三年间均未有更张。 撰著于乾隆四十八年的《诗教》[69]，本上述关于六经的见解，发挥“古无私门之著述”之说，论证“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的观点时，其文有小注曰：“详见外篇《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70] 又曰：“六艺为官礼之遗，其说亦详外篇《较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71]是知章学诚自己认为早已得关于六经的新见解，并明确规定为“六艺为官礼之遗”之“说”。[72]此说是章氏是立志开拓“（文史）校雠之学”草创“文史通义”之始就欲努力发挥的观点，故于致钱大昕的信中已隐约见之，复申之于《和州志》之《艺文书》等诸序例，又条理化于《续通志校雠略拟稿》，即“外篇《较雠略》中《著录先明大道论》”，乃至《校雠通义》定稿亦承其绪余。而像《诗教》等《文史通义》之重要篇什无不以此说为立论根据，并不断有新的发挥。 但要真正了解“六经皆史”说之如何由章氏“文史校雠”之学所探得，仅仅清查其文献出处是不够的，还必须考察其如何被推拓出来之理路。 章学诚在乾隆三十七年给钱大昕的信中就吐露过他的工作纲领：“故今之学士，有志究三代之盛，而溯源官礼，纲维古今大学术者，独汉《艺文志》一篇而已。”他对“三代”“官师合一”（即“治”“学”合一）的典型“官礼遗意”的向往，很显然的是受了《汉书·艺文志》本于《七略》将“九流”十家诸子之学分别溯源于古者某官的做法的启发：“刘歆《七略》，班固删其《辑略》而存其六……即此数语窥之，刘歆盖深明乎古人官师合一之道，而有以知乎私门初无著述之故也。”[73]虽然他对《汉志》将阴阳家溯源到羲和之官等具体论断是不满的。[74]他甚至批评说：“诸子推本古人官守，当矣；六艺各有专官而不与发明，岂为博士之业所误耶？”[75]可见，章氏自己的六经探源工作是在《汉志》的基础上再往前推得的。《周礼》当然是他悟得“六卿联事之意”、是他所追本的“专官”的文献出处，[76]在推论思路上则更得益于《庄子·天下篇》，对此，如《校雠通义》所说：“观其首章列叙旧法世传之史与《诗》《书》六艺之文，则后世经史之大原也。[77]这一句话就把“六艺皆古史之遗”[78]说的立论之根据地和盘托出了。此外，章氏不时言及将不幸不见“古人之大体”之类的话，议论之中又充满了“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感慨，在“经史之大原”问题上，深受《庄子》之启发，这点似无疑问。 总之，“六艺为官礼之遗”说，实为章学诚秉承刘氏“向、歆所为《七略》、《别录》”以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推源子学的“校雠”方法，百尺竿头推源六艺，而将《周礼》、《庄子》等有关文献条理化的心得。就“六经皆史”观念的缘起来说，从章氏自己文字的指示获得认识，也许要比漫无节制的推说要切实一些。 [79] 二 “六经皆史”说的基本内涵 学界对章氏“六经皆史”说旨趣之探讨似乎到了爱极而厌的地步，以至于有学者言之凿凿地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与“六经皆史”说强行分拆开来，并断言：“‘六经皆史’并非是章学诚晚年深思熟虑的结论。”[80]也有学者力图将关于此说的“现代”诠释与其本意划清界线：“所谓章氏的六经皆史说具有许多现代含义，大都是现代人的诠释，现代人认为章之六经皆史说应该如此，而未必能真实反映乾嘉时代章氏的学术思想。”[81]本文不想别树一义以更增一层纠葛。但是，在对“六经皆史”说的本源进行探讨之后，对其基本内涵略作表白似乎也是必须的。为了准确掌握章氏本人的立论脉络，这里将其大体分为四个层次或者说四个段落加以展开，我们的关注点不仅放在义理上的相关性上，也兼顾到其表述的是否紧扣主题，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力等方面。 1．作为王官学的六艺：“六经皆周官掌故”与“古无私门著述” 要了解“六经皆史”说的基本内涵，就必须从章学诚的“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起步。《和州志·艺文书》序列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对“六经”何以为“周官掌故”有明确的交代： 《易》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原，古人所以为治法也。三代之盛，法具于书，书守之官。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之掌故，道艺于此焉齐，德行于此焉通，天下所以以同文为治。而《周官》六篇，皆古人所以即官守而存师法者也。不为官师职业所存，是为非法，虽孔子言礼，必访柱下之藏是也。三代而后，文字不隶于职司，于是官府章程，师儒习业，分而为二，以致人自为书，家自为说，盖泛滥而出于百司掌故之外者，遂纷然矣。（六经皆属掌故，如《易》藏太卜，《诗》在太师之类。）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法，出而治之，亦势之所不容已。[82] 章学诚以非常凝练的笔调，勾勒了从黄金古代到后世之文明演变史。他先是提出了“文字”的根源与功能在于务为“治法”的观念，他引《易》为说，不过是将早就有的“古人文字，其初繁然杂出，惟用所适”[83]的想法理论化了而已，鲜明地透露了他那一贯的经世致用气质。从这一原则出发，他又充分表达了对以周官掌故为典型的政与教、治与学合一（“官师合一”）的“三代”鼎“盛”的“同文为治”的高度礼赞。这当然是从他所领悟的“六卿联事之义”[84]发挥而来的。他又看到了“三代盛时”（他不断用这个词汇，与“衰周”之世相对照，）到“三代而后”“学术”大转折的历史趋向，即由“官师合一”走向“官”、“师”“分”，百“家”私学兴，“书既散在天下，无所统宗，于是著录部次之法”起的过程。章氏以某种历史学家的敏感意识到此乃“势”也，而非私意所可改变。“六经”的意义正是要从这种类似于某种大裂变或大灾变的背景下去理解。他在注文中特意指出的“六经皆属掌故”，显然是说，“六经”是与衰世“人自为书，家自为说”“泛滥”无归的百“家”私学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是“三代”“盛治”的结晶，也就是周代的王官学的遗产。（他后来用的概念“官礼之遗”正是此意，注意，他用“遗”字是与“变”字相对比为文的[85]）更是后世学术要溯源的“统宗”。钱穆曾指出：“章学诚《文史通义》所谓‘六经皆史’之‘史’字，并不指历史言，而实指的官学言。古代政府掌管各衙门文件档案者皆称‘史’，此所谓‘史’者，实略当于后世之所谓‘吏’。”[86]此论可谓深得其旨。 与这一基本见解相辅相成的是“古无私门著述”之说。前述《续通志校雠略》、《校雠通义》已经明确论述道：“由秦人‘以吏为师’之言，想见三代盛时，《礼》以宗伯为师，《乐》以司乐为师，《诗》以太师为师，《书》以外史为师，《三易》、《春秋》亦若是则已矣，又安有私门之著述哉？”[87]《诗教》复申之曰： 三代盛时，各守人官物曲之世氏，是以相传以口耳，而孔、孟以前，未尝得见其书也。至战国而官守师传之道废，通其学者述旧闻而著于竹帛焉。……古初无著述，而战国始以竹帛代口耳，（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及四方之志，与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其说已见于前。）[88] 可见，一方面是因为六经各有官守，“皆为宪章”，圣如孔子不能以“私意”兴作。“六艺存周公之旧典，夫子未尝著述也”。另一方面，至战国才“始”有“以竹帛代口耳”的历史条件，著之竹帛为著述。是以“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正言若反，则“古无私门之著述”是也。这里的“著述”，一方面是作为“私”学而与作为“官”典的六艺不同；另一方面是以著之“竹帛”的形式出现，而与“相传以口耳”的“官守师传之道”不同。有学者据《诗教》小注“孔子所述六艺旧典，皆非著述一类”说，六艺既“非著述”，则必具“史料”之义，这样的解释不能不说是大大偏离了章学诚立论的主导方向。而小注所谓“其说已见于前”，从上下文来看，正是本文前面提到的“详见外篇《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的“六艺为官礼之遗”说，义均相通。但是，也许还会有爱抠字眼的学者提出质疑：何以必知此亦属“六经皆史”之说呢？《方志立三书议》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写道：“古无私门之著述，六经皆史也。”[89] 总之，“六经皆周官掌故”以及“古无私门之著述”为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最基本的也是很重要的见解，他不单本于此说批驳汪中的申张墨学之论，[90]而且还根据此说纠弹孙星衍对古籍年代的考证。[91]这也就是周永清曾“当面作书指驳”而章氏不屑置答的“仆《诗教》篇言三代之盛未有著述文字”之说。[92] 2．以史明道的“六经皆史”说申义 “六经皆史”说表达了“以史明道”的观念，有关这一点，在价值评判上观点相左的余英时与汪荣祖均无异辞。本文则更多在该观念之由来以及章学诚如何表述方面稍费笔墨，主要从道器合一的六艺观以及史家“述作”之道以及史学与经学之争等相互关联的诸方面，看看他本人的所思所想。 欲知章氏“以史明道”的见解，必须先明“道寓于器”的六艺观。值得注意的是，前引《和州志·艺文书》序列之第一部分豁然标目为“《原道》”，言下之意很明白，他虽然认为“六典亡而为《七略》，是官失其守也；《七略》亡而为四部，是师失其传也。”均为“势之所不容已”者，但是通过“校雠师法”、“著录专家”之“立”，“深明官师之掌，而后悉流别之故，竟末流之失”，“学者苟能循流而溯源，虽由艺小数，诐辞邪说，皆可返而通乎大道。”面对“三代”理想国的一去不可复返，章学诚不能自抑其浓浓的“复古”情怀，他自信通过自己的“文史校雠”之学可以“循流而溯源”“通乎大道”，而他要追本的正是出于官师掌故之“六经”，因为那正是“三代盛时”古人“由器明道”的典范。乾隆四十年，章氏又于《<藉书园书目>叙》中对此意再加阐明： 夫古者官府守书，道寓于器；《诗》、《书》六艺，学者肄于掌故而已。……扩四部而通之，更为部次条别，申明家学，使求其书者可即类以明学，由流而溯源，庶几通于大道之要，而有以刊落夫无实之文词，泛滥之记诵，则学术当而风俗成矣。[93] 章学诚真是孤独的求道者，至少来说，他那以《七略》为宗的学术主张与当时蔚为壮观的以四部分类为编辑原则的四库馆治书工程不能合辙。因此在这些地方透露出深刻的批评之意与桀骜的坚执之志。而不必如学者所说“当时”“没有（大概是不敢）发言指责”，而到晚年才畅所欲言。[94] 信心十足的章学诚显然是掌握了“道”枢，才能如此居高临下地针对“无实之文词”与“泛滥之记诵”而“持风气”了。他的独门秘诀就是酝酿已久的道器合一的“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观念：“夫古者官府守书，道寓于器；《诗》、《书》六艺，学者肄于掌故而已。”[95]。 而正是秉持着这一观念，使他有底气批评他所久仰的经学大师戴震“不解史学”[96]： 嗟乎！道之不明也久矣。《六经》皆史也。‘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盖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其书足以明道矣，笾豆之事，则存有司，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道不明而争于器，实不足而竞于文，其弊与空言制胜华辩伤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也。太史公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当今之世，安得知意之人与论作述之旨哉！[97] 这段话出于《答客问》，章氏又有意旨密切相关的《释通》、《申郑》，都是缘于“癸巳（乾隆三十八年，章氏36岁——引者）在杭州，闻戴征君震（即戴震——引者）与吴处士颖芳谈次，痛诋郑君《通志》”而作的。[98]近有学者重新考证这三篇文字的撰著年代，认为大体写成于乾隆四十八年或以前，而非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六年间的作品。[99]如作者所考证，则此处“六经皆史也”这一论断，为已知章氏文献中关于此说之最早的明确文字表述，的确值得重视。也诚如作者所说，此论断在此说明的是“理事合一的关系”。更准确地说，是“道器合一”的关系。但是只要不以辞害意，章学诚关于六经为“道器合一”之典范的看法，实本于“六经皆周官掌故”的见解。“然则典章事实，作者之所不敢忽，盖将即器而明道耳。”，所谓“典章事实”就是来自“周官掌故”，“六经皆史也”之“史”字就是对它的概括。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另，本文撰写过程中，台湾东海大学陈以爱博士、浙江大学历史系鲍永军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张瑞龙博士以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卢毅博士，或提供资料，或提供建议，在此一并致谢。 [1]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第105－106页。 [2] 由此出发，钱氏又论及此说“影响”之“深宏”及实斋“学术经世”之效用，均颇详审。参见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9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引文见该书第390、392页。 [3] 周予同、汤志钧：《章学诚“六经皆史说”初探》，《中华文史论丛》第1辑（1962年8月），收入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引文见该书第714页。 [4] 见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14－116页；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74－177页。 [5] 汪荣祖：《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氏著：《史学九章》，台北：麦田出版，2002年，第322页。 [6] 周启荣、刘广京：《学术经世：章学诚之文史论与经世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台湾学生书局、三民书局有限公司，1984年，第123－124页。 [7] 汪荣祖：《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史学九章》，第328、329－330页。 [8] 见吴兴刘氏嘉业堂刊《章氏遗书》序，收入《章学诚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张序作于1921年孟夏，孙序作于1922年秋，刘刻《遗书》告成于1922年秋。参见孙次舟编：《章实斋著述流传谱》，存萃学社编集、周康燮主编：《章实斋先生年谱汇编》，香港：崇文书店，1975年，第237页。 [9]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84页。 [10]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424页。 [11]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61页。余氏关于此说的系统看法，又见收入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中余英时所撰之“六经皆史”条，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重印，1989年，第166－176页。 [12]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09－510页。 [13]如学者所说：“傅振伦、陈光崇、仓修良等皆基本认同侯外庐的见解，主张章氏‘六经皆史’打破尊经抑史的传统观念，将六经从神圣的宝座上拉了下来，作为历史记录看待。”参见乔治忠：《章学诚学术的百年来研究及其启示》，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74－175页。 [14] 柴德赓：《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光明日报》1963年5月8日第4版。 [15] 周启荣、刘广京认为：“不过他并没有把六经与后世史籍的地位平列。”他们还认为“由是化经入史，六经独尊的观念可破，而史学、立言、著述的地位可以确立，且该经学于其中。”此论则又可与钱、侯、余氏诸说相通，参见《学术经世：章学诚之文史论与经世思想》，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世中国经世思想研讨会论文集》，第130、140页；林安梧认为：“我们虽可说他亦瓦解了以经典文献之考据为‘道’之根本这样的理解方式，但我们实不宜说他是要瓦解整个经学传统，而以为他是要以史学来替代经学。”见林安梧：《章学诚“六经皆史”及其相关问题的哲学反省》，氏著：《中国近现代思想观念史论》，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5年，第152页。 [16] 汪荣祖：《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史学九章》，第343页。梁继红也认为：“近代以来，由于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被赋予了太多的思想内容，从而始（“始”疑为“使”字之讹，引者按）之成为近代启蒙思想的代表”。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3年5月，第129页 [17] 乔治忠：《章学诚学术的百年来研究及其启示》，瞿林东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3年卷），第184页。 [18] 黄兆强：《近现代章学诚研究评议》，陈仕华主编、林惠珍编辑：《章学诚研究论丛：第四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2005年，第28页。 [19] 语出《章学诚<校雠通义>自序》第1页，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20] 参见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3－266页。仓修良：《章学诚和<文史通义>》，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01－112页；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第155－171页。 [21] 参见韦政通主编：《中国哲学辞典大全》中余英时所撰之“六经皆史”条，有关内容参见该辞典第174——176页。 [22] 章太炎：《论经史儒之分合》，马勇编：《章太炎讲演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41——242页。 [23] 诚如诸祖耿：《记本师章公自述治学之功夫及志向》，记章氏云：“余幼专治《左氏春秋》，谓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语为有见。”原载《制言》第25期，1936年9月，收入陈平原、杜玲玲编：《追忆章太炎》，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第86页。这类说法举不胜举，此略。 [24] 参见向燕南：《从‘荣经陋史’到‘六经皆史’——宋明经史关系说的演化及意义之探讨》，《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4期；吴海兰：《经世诉求与明后期的尊经重史观念》，刘钊、王日根、钞晓鸿、张侃主编：《厦大史学》第2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 [25]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42页。 [26] 章学诚：《驳<文选>义例书再答》，《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54——855页。 [27]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183页。 [28] 语出章学诚：《言公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01页。 [29] 章学诚：《驳<文选>义例书再答》，《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55页。 [30] 章学诚：《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40页。 [31] 章学诚：《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57页。 [32]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7——17页。 [33]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99－800页。 [34] 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15－16页。 [35] 章学诚：《与陈鉴亭论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页。 [36]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0页。 [37]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0页。 [38] 参见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7－808页。 [39] 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1页。 [40] 参见章学诚著、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前言”，第1页。 [41] 章学诚：《与钱献之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93页。 [42] 参见章学诚：《家书二》，《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17页。 [43] 语出章学诚：《与族孙汝楠论学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0页。 [44] 参见章学诚：《又与正甫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07页。 [45] 章学诚：《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53页。 [46] 章学诚：《上慕堂光禄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60页。 [47] 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6页。 [48] 章学诚在《信摭》中对“校雠之学”与时人所谓“目录之学”的分别观，详见《章学诚遗书》，第367页。 [49] 近来余英时与陈祖武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大大推进了我们对章氏学术思想发展脉络的认识。余英时的《章学诚文史校雠考论》一文，至少有两个论断是发人深省的。诚如他自己所说，此文首先纠正了自胡适以来，认为《文史通义·内篇》作于《校雠通义》之前的观点，证明《校雠通义》不但成书在前，而且《文史通义》正是建于其上的七宝楼台。第二，此文还论证了“文史通义”一词有广狭二义。在早期是笼统地包括章氏的所有著作，到后来才狭义地指今本《文史通义》。为此他还大致以1783年（乾隆四十八年）为界划分章氏学术发展阶段的前后两期，并且认为“他的治学重点早期偏于‘校雠’，后期偏于‘文史’”。参见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第160——180页。余氏看法大体颇为精当，非常有助于深化对章学诚学术发展过程的历史理解。其可商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关于‘校雠’、‘文史’前后期之分界过于规整，事实上，正如本文所展现的，这两方面在章氏那里乃是齐头并进而联成一体的。第二，因对《上辛楣宫詹书》没有做出更精准的系年，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没有利用收在《章学诚遗书》之外的《上晓徵学士书》，从而将《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中提到的“辛楣先生候牍”，其实应是《上晓徵学士书》，而误为《上辛楣宫詹书》。关键文献的误置，遗憾地减损了该文的论证力度。而陈祖武《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一文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陈氏不惟考证出《上辛楣宫詹书》确切系年应为嘉庆三年戊午（1798年），时章氏61岁。而且确证了下述重要事实：“章实斋乾隆三十七年所致钱竹汀书（此年即1772，时章氏35岁；此书即“辛楣先生候牍”——引者），应为《大公报》1946年11月6日刊布之《上晓徵学士书》，而非今本《章氏遗书》所录《上辛楣宫詹书》。”见 陈祖武：《章实斋集外佚札二通考证》，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编委会编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3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关于学术界对《上晓徵学士书》与《上辛楣宫詹书》这两封重要书信的研究史略，并请参见梁继红应仓修良之命所作的报道，梁继红：《章学诚<文史通义>自刻本的发现及其研究价值》，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编：《章学诚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上晓徵学士书》系年之确定的重大意义，在于为我们了解章学诚早期学术思想提供了可靠的文献根据。 [50] 章学诚：《文集》有云：“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乃自道其学所本之一端也，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19页。 [51] 参见章学诚：《上晓徵学士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48－651页。 [52] 语出章学诚：《与严冬友侍读》，《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06页。 [53] 语出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7页。 [54] 《安徽学政朱筠奏陈购访遗书及校核<永乐大典>意见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20——21页。 [55] 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第16页；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周康燮主编：《章实斋先生年谱汇编》，第198页。胡适将此事系于乾隆三十六年，而姚名达系于乾隆三十八年，均误。 [5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21页。 [57]上文已提到章氏在27岁时已有“夫既志艺文，当仿三通、《七略》之意”的想法，同年略后或次年《修志十议呈天门胡明府》“议征文”一条，进一步主张“今拟更定凡例，一仿班《志》、刘《略》，标分部汇，删芜撷秀，跋其端委，自勒一考，可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斯则有裨文献耳。”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40、857页。章氏一以《七略》为归之志愈益坚定，而其“为他日馆阁校雠取材”的准备也是由来已久。 [58] 参见陈祖武、朱彤窗：《乾嘉学术编年》，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25页。 [59] 章学诚：《<和州志·志隅>自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7页。 [60] 语出《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第557页。 [61] 比如章学诚：《上辛楣宫詹书》所谓“学诚从事于文史校雠，盖将有所发明。”《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57页；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所谓“惟文史校雠二事，鄙人颇涉藩篱，以谓向、歆以后，校雠绝学失传，区区略有窥测”以及“鄙人所业，文史校雠，文史之争义例，校雠之辨源流，与执事所为考核疏证之文，途辙虽异，作用颇同”云云，《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93、398页。等等。《与陈鉴亭论学》写在《原道》等成熟的重要论著完成之后，其中提到：“《文史通义》，专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17页。可见，也不必将“文史”与“校雠”划分得过执了。 [62] 章学诚：《上晓徵学士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48页。 [63]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第556页。 [64]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第558页。 [65]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第556页。 [66] 参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6、190页等。 [67]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2－3、75页。 [68] 参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192－196页；以及梁继红对前贤之说的修正，梁继红：《论章学诚校雠理论的发展脉络》，收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4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69] 《诗教》系年，参见胡适著、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先生年谱》，周康燮主编：《章实斋先生年谱汇编》，第101页。 [70] 章学诚：《诗教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7页。仓修良标点为：“详见外篇《较雠略》、《著录先明大道论》。”是将《较雠略》与《著录先明大道论》视为可并列的两篇，其实后者为前者之一部分，故改正。 [71] 章学诚：《诗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9页。 [72] 但是，有的研究成果将章学诚于1788年章学诚51岁时给孙星衍的信《报孙渊如书》中提到的“愚之所见，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云云，视为章氏初次发表他的“六经皆史”的新颖见解。此说不确，辨亦详后文。 [73]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4页。 [74]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98－99页。 [75]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46页。 [76] 参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3－4页。 [77]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108－109页。 [78] “六艺皆古史之遗”为“六经皆史”说的诸种表述中之一种，见《丙辰札记》，《章学诚遗书》，第388页。 [79] 近人讨论章说缘起，多汗漫，亦有入木三分者，如余嘉锡认为：“《隋志》言‘史官既立，经籍于是兴焉’，已开章氏之先声矣。”但无章学诚自己的文字相应证，只能算作推测之辞而聊备一说，参见余嘉锡：《目录学发微》，李学勤、刘国忠、王志平编校：《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余嘉锡 杨树达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69页；如侯外庐则认识到：“学诚的古代文化史论，大都依据‘天下篇’的道理。‘天下篇’说道之‘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学诚从而发挥古者无私门著述之学……”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第510页；如钱穆则认为，章氏以“六经皆史”说为代表的学问特长在于“从学术史观点来讲学术”，那一套东西并不像他自认为的那样来自浙东学派、阳明之学，“我想他特别是从《汉书·艺文志》来，又兼之以郑樵《通志》，而创出了章实斋讨论古代学术一项重大的创见。”参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第253－254页，此说犹为中肯。从本文的立场来看，余、侯、钱等学者的上述见解与章氏“文史校雠”之学的取径颇为符合，比起别种推论来，更值得重视，但也都不如章氏本人的指点更亲切而顺理成章。 [80] 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第119页。 [81] 汪荣祖：《章实斋六经皆史说再议》，《史学九章》，第313－314页。 [82] 《章氏遗书外编卷第十七：和州志二》，《章学诚遗书》，第556页。 [83] 章学诚：《驳<文选>义例书再答》，《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54页。 [84] 章学诚：《上晓徵学士书》，《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648页。 [85] 参见章学诚：《诗教下》，《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9页。 [86] 钱穆：《孔子与<春秋>》，氏著：《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278页。 [87] 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2页。章学诚：《妇学》有小注云：“古无私门著述，说详《校雠通义》。”见《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08页。 [88] 章学诚：《诗教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7页。 [89] 章学诚：《方志立三书议》，《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27页。 [90] 参见章学诚：《<述学>驳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65－366页。 [91] 参见章学诚：《与孙渊如观察论学十规》，《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393－399页。 [92] 章学诚：《与周永清论文》，《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5页。 [93] 章学诚：《<藉书园书目>叙》，《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513－514页。 [94] 说见章学诚著、王重民通解：《校雠通义通解》，第191页。 [95] 这一观念成为日后诸种成熟见解的立论根据，像《经解中》所谓“事有实据而理无定形，故夫子之述六经，皆取先王典章，未尝离事而著理”等见解以及《原道中》中赫赫有名的“六经皆器也”之说都是由此发展来的。 [96] 语出章学诚：《记与戴东原论修志》，《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884页。 [97]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3页。 [98] 章学诚：《答客问上》，《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252页。 [99] 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第81－82、119、156－157页。但是作者由此大张所谓“六经皆史”与“六经皆政典”为各自独立的命题、“六经皆史”之“史”字不可等同于政典等等诸新说，参见梁继红：《章学诚学术研究》第7章“章学诚的道学”之第一节“六经皆史与六经皆政典”。诸说对此命题的疏解叠床架屋，反而徒增纠葛。与胡楚生“推本于章氏‘官师合一’的说法，也更要溯源于章氏‘道器合一’的观点”对“六经皆史说”所作的阐义相比，大为倒退。参见胡楚生著：《清代学术史研究》第12节“章实斋‘六经皆史说’阐义”，台北：台湾学生书店，1988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