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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十余年，海内洋务运动史研究是以《历史研究》1979年第2期发表姜铎、黄逸峰《重评洋务运动》而拉开帷幕的。十余年洋务运动史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最突出成果是通过对洋务运动的性质、作用、阶级基础等问题的热烈争论，改变了对洋务运动全盘否定的陈旧观念，而倾向于对其作“两点论”评价即同时存在着进步与反动、积极与消极两方面作用，为科学地研究洋务运动，使其还原于历史真实铺平了道路。第二阶段是80年代后期，洋务运动史研究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普遍呼吁突破“八大事件”的传统框架而拓展近代史研究范围的氛围中，开始摆脱“政治史”、“事件史”的束缚而向社会史发生倾斜。1989年10月在山东举行的第5届全国洋务运动史讨论会便是这种倾斜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次会议以“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化”、“洋务运动与社会环境”为题对洋务运动进行专题探讨，这表明洋务运动史研究已开始突破以政治评判为价值指向，以描述事件本身因果关系为主要旨趣，以“短时段”式的研究方法分析和处理人的历史活动这样一个传统的史学研究框架，而转向对与事件、运动、人的活动相关的社会环境作“中时段”、“长时段”的整体综合性研究。由于这种研究的目标指向不是指出“是什么”而是探究“为什么”，因此，它从很大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热衷于给人物、事件贴标签、戴帽子的简单化研究倾向，而将学者们的注意力引向规范洋务运动产生、发展趋向的深沉力量一一中国传统和近代社会文化结构和社会文化环境作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哲学等多方位的思考和探索。 前段的研究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须要我们予以重视。首先，洋务运动史研究虽然开始由“事件史”向整体、综合的社会史倾斜，但还仅仅是倾斜而已。由于对洋务运动评价的价值指向是政治评价体系和而不是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因此导致研究重心的严重错位：洋务运动史变成了一个又一个事件的因果连缀起来的单一“事件史”，人物的研究仅仅局限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几个精英人物层面上，而且往往过分夸大他们的历史作用。对于大众社会文化层面普通人物的经济状况、政治态度、生活方式、社会心态等构成的社会氛围对精英人物决策的影响和制约则很少注意，从而使人的行为因为缺乏完整的社会背景机制和内在因果依据而变得难以理解。 其次，洋务运动史研究虽然汲收了诸如计量史学、社会学等跨学科方法并取得了一批成果，如一些学者以社会学、社会心理学方法对洋务运动乃至近代资产阶级尤其是商人所作的富有意味的探索。但是，与政治史、事件史观念构架相一致的传统的过于陈旧的方法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洋务运动史研究。如前述，旨在连缀事件之间因果联系的研究方法实际上就笼罩着传统编年史方法的阴影。对洋务派的剖析采用阶级分析方法，这在总体上来说并不为错，但如果简单地给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集团进行阶级定性显然会使史学家们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这就要求我们在传统阶级分析“两分析”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更能准确解释洋务派复杂政治身份的新方法。社会学中的角色分析方法也许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陷。如果我们将洋务派作为一个处在近代社会急剧变革环境中的社会利益群体，对这一群体所形成的社会基础、聚合过程、群体成员的角色意识及行为方式，群体内部之间的关系、层次以及结构模式，共同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社会利益、经济利益等进行新的透视，得出的结论可能会较之对其作简单阶级划分要公允、科学得多。这并不是说要完全摒除阶级分析方法而用新方法、新模式硬往历史人物头上套。只不过上述分析方法与近代社会中社会分层趋于细致，社会成员身分更为复杂，政治态度扑朔迷离，社会价值观念多元取向的历史实际更为一致、更为吻合一些罢了。 第三，从研究的领域看，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社会环境的研究虽然开始起步，但涉及的领域仍然显得狭窄。人们一般只注意大环境（全国性）而忽略小环境（区域性、企业内部）；只注意国内环境而很少将洋务运动置于世界一体化环境格局中去考察；只注意政治环境而忽略社会文化环境；只注意短时段和中时段表层的、浅层的社会环境，而忽略长时段深层的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只注意精英人物所处的上层社会政治文化环境而忽略普通老百姓所处的下层社会包括生活方式、民风民俗、社会心理等社会文化环境等等。尤其是对于社会环境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人、事件、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结构模式的认识和研究还缺乏自觉意识。这些都妨碍了对洋务运动作深层次、高水平的研究。 那么，洋务运动史研究究竟如何深入？笔者认为，在加强对洋务运动时期社会环境的总体研究的同时，必须选择好重点予以突破，开展对区域社会环境与城市社会环境的研究。这是因为：作为一种近代化运动的洋务运动，当时并没有在全国全面铺开，而主要局限于少数几个地区，而近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又有先天之缘。又由于社会史资料较为零散，加之很多学者对于这一研究方法还不太熟悉，对洋务运动时期全国性社会环境作宏观性把握还有很大难度。而区域研究能使我们一方面避免因史料有限，眼界过宽而陷入大而无当的抽象议论，另一方面还可以将研究视野从具体的人物、企业、事件的狭窄框框中超拔出来，而将其放在区域社会环境中作综合整体性考察，从而对历史求得深解。 对洋务运动的区域社会环境进行细致、系统考察，很大程度上来自洋务运动史本身：首先，如果我们不是将洋务运动仅仅看作单纯的政治活动或者经济活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社会、文化行为活动，亦即不仅将近代化看作一种经济过程，同时更主要的看作是一种社会过程，那么，它必然与区域社会文化环境发生更深刻、更内在的契合和冲突。因此，我们从区域社会环境的角度楔入，就有可能对洋务运动与中国社会近代化关系问题获得整体性认识；其次，由于环境总是以一贯的、规则化的方式作用于人类的群体行为，因此，洋务运动便在区域社会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下，形成不同的“地区模式”。于是，对“模式”本身的勾勒，模式与模式之间的横向比较以及对潜隐在模式背后的区域社会结构的研究就成为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课题；最后，地区社会环境的差异性带来洋务运动和中国早期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性。从东到西，由南到北，有的地区已烟囱林立，沐浴欧风美雨；有的地区则江山依旧，仍然是田园牧歌式中世纪风光。这就留给我们关于洋务运动与区域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广阔的研究空间：区域社会环境如何制约人的行为造成了区域之间近代化发展的不平衡；人又是怎样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克服社会环境的负作用而消除这种不平衡？这两方面因素在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区域近代化过程中都可找到事实依据。搞清楚这些问题，不仅有深刻的学术理论意义，其现实借鉴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 对区域社会环境的研究有许多亟待需要解决的问题，其中最为主要的是必须将注意力瞄向社会环境的广大层面，尤其是大众社会生活层面。通过对包括社会低层在内的社会广泛层面的变迁，来评估洋务运动作为一个近代化运动对推动中国近代发展的贡献及其历史局限，而其中尤应引起注意的是，社会文化环境系统中精英文化层次与大众文化层次往往表现出时间差，我们在探讨精英文化层面对社会环境的改善和革新时，必须对大众文化层面中保守和惰性的因素加以深入挖掘，使两方面相互呼应。这种时间差以及大众文化层面对精英层面在洋务活动中所产生的掣阻是客观存在的社会历史现象。中国近代化一直走着一条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的特殊路程，形成了由于少数几个官僚倡导、主宰，人在政存、人去政息的奇特历史格局，用张之洞的话说便是“大率中国创办大事，必须官倡民办，始克有成”。但是，封建官僚个人的历史作用并不是毫无节制地喧嚣自如的，它仍然要受到社会环境的总体制约，仍然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才能“始克有成”，这是连张之洞也承认了的。如广东洋务运动为什么始终没有形成气候？许多学者认为是缺乏有能量的洋务大吏。笔者认为原因远非这么简单。恐怕与国民心态中因首当其冲、持久地遭受殖民主义者侵略造成的对西方先进生产方式一概仇视的变态心理有关，如陈启源南海昌隆缫丝厂从创办到停业过程中就露透出国民对机器工业恐惧、仇视的心理信息。湖北洋务运动的展开是最能反映张之洞作为个人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作用并成效显著的典型事例。但社会环境对其所产生的制约同样是明显的。如史学界一直在探讨的张之洞为什么没有像李鸿章那样在湖北实行“官督商办”而一味采取“官办”？有的认为是张之洞主观上有意压制民族资本的发展，有的则认为与武汉商人的宿命论、无所作为心态，对民间投资大型企业缺乏信心所致。而总的事实真相正如张之洞自己所说，“华商力微识近，大都望而却步”，是“无商可招”。笔者认为这种状况的出现除了汉口商人资金有限外，与区域经济格局、商业生活、行为习俗和文化风格有关：汉口作为一个转输贸易港口城市所形成的商业短期行为的经营习俗，汉口城市文化格局中俗民文化畸型繁荣所带来的商人文化素质相对低劣，缺乏远见卓识和江汉区域文化以急功近利为特征之一的谋生型文化传统，造成了商人对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的大工业生产投资缺乏兴趣。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加上其他客观因素，便造成了张之洞无商可招，只能官办。 中国早期近代化首先而且主要是在城市中发生的，二者有着先天性亲缘关系。因此，近代化与城市化、城市近代化与其说是中国近代的二大主题，不如说就是同一个主题。中国近代化与城市化是以开埠（外力推引）和洋务新政（内因作用）而开其端绪的，洋务运动主要活动舞台是城市，研究洋务运动对城市、城市群、城市带兴起从而改变局部地区的整体社会环境，研究洋务运动对城市从外在人文景观到经济格局改变，城市人口集聚、社会阶层和阶级构成变动以及市民生活方式、价值准则、社会心态等城市文明的整体转型所起的带动作用以及研究城市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与近代交织的二元社会结构对洋务运动的认同与制约等等，对于从本质上探讨洋务运动近代内涵和近代意义可以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 对洋务运动时期城市社会文化环境的研究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洋务动运对中国近代城市化的推动，使中国局部地区的整体社会环境因此得到近代意义上改变；其二是洋务运动对城市近代化的内在影响以及城市近代化过程中社会环境的传统因素对洋务运动的制约，使洋务运动夭折和近代化的难产。 洋务运动对中国城市化的推动是显而易见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近代城市群的崛起除了该地区传统城镇体系素来发达外，与以上海为中心的洋务活动有很大关系。华北地区包括秦皇岛、唐山城市的形成以及天津的崛起而形成秦皇岛至天津一线城市带与开平矿务局的兴办直接相关。东北地区从1881——1894年，先后兴建大批金矿、银矿和煤矿，推动了这一地域农村向城镇的转化。湖北地区洋务活动不仅使像汉口武昌这样政治文教、商业性城市向近代工商业新型城市转化，而且因兴办大冶铁矿在荒野村庄建起具有近代都市雏型的新型市镇。据统计，中国近代207个城市中，有1／4以上城市直接受惠于洋务运动。近代中国城市体系的格局大体上奠定于清末。而洋务运动在其间起了决定性作用。 城市化对城市及区域社会环境的改变是革命性的。它至少在以下诸方面表现十分明显。一是经济生活发生重大改变，传统农业生产（第一产业）单一产业格局由工业、矿业和商业第二、三产业等组成复合产业格局所取代，地区经济获得很大发展，区域经济联系加强，落后的自然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过渡，荒凉、贫瘠的自然景观不复存在，代之以街道、工厂、商店等城市人文景观；二是城市化吸引和加速了人口的集聚和中国等一次真正近代意义上的移民浪潮，本地农民放弃传统农业谋生手段或务工或经商，传统的社会结构体系发生了近代蜕变，产生出中国早期的产业工人阶级和工商资本家等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三是城市化的结果是通过城市对周边农村的经济、文化幅射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状态，使近代文明开始向农村渗透，开始了中国社会向近代化缓慢但却是整体性的迈进。 中国城市近代化的起步和展开与洋务运动关系至深至密。洋务运动对城市近代化最主要的影响是使一批城市功能结构发生变化。使传统城市的政治、军事功能开始削弱而向近代型工商业城市转型。这种转型包括从城市外在景观到内在结构体系整合性变革。外在景观方面最显著的变化是一些城市由于商业和城市建设的需要，将作为封建城市标记的城墙拆毁，城市中心位置不再为封建官衙所独占，往往市区中心就是商业中心，地价昂贵，价值规律开始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发生潜在作用。上海、汉口等城市景观的上述改变都与洋务运动有关。城市功能性质的另一种改变是洋务运动把一些单纯的政治性或商业型消费城市变成新型综合工商城市，给这些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在洋务新政的推动下，一批近代城市崛起，上海、天津、汉口都因此而获得长足发展，大有超过传统政治中心城市并取而代之之势，成为全国或区域的经济、文化中心，如上海之于北京，汉口之于武昌。城市功能的改变带动了城市社会管理体制摆脱传统封建官僚一统天下的旧格局，市政建制、市政管理、市民自治、社区服务体系等开始了向近代的整体性过渡。在这些经济功能日益占居主导地位的城市，由于投资、经营环境开始摆脱封建的束缚，使自由化的趋向日益加强，加剧了人口的集聚和人口的流动。于是产生了像上海、武汉这样的人口近百万的大城市。清末民初汉口人口结构中工商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1／6。社会流动频率加快，一介贫民可以一夜暴富，而一个富商巨贾则可能顷刻沦为乞丐。人们的价值观念开始跳出传统伦理的框框而追功逐利、崇奢黜俭。生活方式也日益商业化、市俗化，社会时尚的变化周期加快，普遍具有趋新意识，与商品经济结缘后的社会文化再也不是风雅、沉静，而是世俗、变动不居。这就是洋务运动给近代城市带来的效应——连主持者自己都不曾料想到的社会整体变动的效应。必须指出，洋务运动虽然带动了城市近代化，但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并不是一个全面的近代化运动。本来是封建王朝的卫道士却不自觉地成了城市近代化事业的主持者，而本应充当近代化主角的市民却往往反而充当了相反的角色，城市经济近代化搞得有声有色，但社会整体主要是市民的社会心态却仍然停留在中世纪，而迟迟不肯跨入近代门槛，仅存的一点近代意识往往只局限于追奇逐艳、崇奢尚华等生活方式的表层上。 对政治的参予意识，对城市管理的参予意识和以城市主人翁姿态出现的近代市民群体在这一时期迟迟没有出现；相反，对官府的依赖、投靠，对土地的眷恋和对乡村的回归等反城市化、反近代化现象十分突出。中国城市社会文化结构中都市文化与乡土文化、市民文化与官绅文化、商业文化与农业文化的二元结构在洋务运动乃至整过近代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对此，我们大有探究的必要，而探究的主要途径还是社会从近代中国社会整体格局中城市社会与文化环境中去寻找最终答案。!!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1992年第1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