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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谣盛行，是太平天国时期神秘政治文化现象的明显表征之一，颇有值得探研的意蕴。所谓“谶谣”，是一种利用隐晦而通俗的语言形式表述预言的神秘性谣歌。它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至近世太平天国时期，又出现了一个相对性的高潮，甚至影响所及，过后还有人热衷造作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本文即拟对相关情形进行概要的考察解析。 一 这个时期生发的谶谣，是以清方与太平天国对立、争斗的情势为中心题材的。具体看来，内容上起码涉及下述一些典型方面： 一是从宏观上预言战乱形势者。譬如有说当奕詝即位改元咸丰之时，有童谣云：“一人一口起干戈，二主争山打破头（頭）”（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1页。）这显系一联拆字谜式的谶谣。其“谜底”，前一句为“咸”，后一句为“豐”（“争山”的两“丰”与“主”字象形，破“頭”则为“豆”字，合为“豐”），寓意为咸丰年间要出现两主相争的乱势。又有记载说，咸丰初年北京出现“今年不算苦，明年二三五，城内莲花瓣，城外一片土”的谶谣。有论者分析说：“这反映其时北京人心惶惶，预言大劫将来。”（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348页。）又有说，“清道咸间，江宁童谣有‘蝴蝶飞过墙，江南作战场’之语。又曰‘太平天子朝元日，南北分疆作战场’。后洪氏都金陵，语悉验。”（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303页。）甚至还有说明朝的黄檗禅师即有预言诗云：“亥逐元讹二卦开，三三两两总是哀。东南万里红巾扰，西北千群白帽来。同心佐治运中兴，南北烽烟一扫平。一纪刚周阳一复，寒冰空自惕兢兢。”（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其隐寓清咸丰年间要有从太平军（红巾）到西北回民（白帽）起事的发生，随后则有“同治中兴”之局。更有甚者，署为唐朝袁天罡、李淳风撰，清朝金圣叹注的《推背图》中，竟有“谶”曰：“头有发，衣怕白。太平时，王杀王。”其“颂”则曰：“太平又见血花飞，五色章成里外衣。洪水滔天苗不秀，中原曾见梦全飞。”或解释说：“此皆言太平朝事，其意至明。曰不薙发，太平蓄发也。曰太平，所立国号也。王杀王，谓诸王相并。洪水滔天，谓天王。苗不秀，梦全非，指太平君臣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虽英明，事终不成也。”（注：凌善清：《太平天国野史》，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3年影印民国刊本，第302页。） 二是对战事胜负成败的预言者。以有关北伐战事者为例，据清方人员记述，咸丰三年五月间“贼未北窜之前”，河南地方上先有童谣云：“长毛贼，有万千，坐南京，心不安，望北京，在眼前，围怀庆，枉徒然，走到济源一阵烟。”所谓“一阵烟”，当寓败意，而当时北伐太平军是在豫境，要继续北进，记述者预言“中秋节前即当应此佳谶”（注：张守常编：《太平军北伐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251页。）。还有清方的记述说：“初贼之北犯也，就善卜也占之。卜者曰：‘此去遇僧而败，遇平而灭。’贼故见僧即杀，不知其应在王（按：指僧格林沁）也。”（注：光绪《畿辅通志》，卷一三二，《前事略》二。） 三是涉及对有关人物之于战局和时势作用的预言者。如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因常州被太平军占领，清朝方面感到江南形势更加糜烂，当时在湘军首领曾国藩幕下的赵烈文，在日记中记述说：“先是，有谣曰：‘江南若遇人丁口，江南便是鬼门关。’妖谶如此，亦可异矣。”（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51页。）这也是一拆字式的谶谣，所谓“人丁口”，合起来为“何”，隐指两江总督何桂清，当时因清江南大营全溃，其人遁出驻地常州，并且在临行时枪击跪乞留守的绅民，常州要地失守，在清方看来不啻陷入鬼门关。另外，据说早在太平军攻占金陵建都之前，江南即有“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的童谣。有的研究者解释，这也是隐指何桂清的，“何桂清字根云，根不深入泥土，却悬之云中，可比虽为两江总督，但两江总督历来驻节的根本之地南京却在太平天国手中，他只能流寓常州，亦犹丹桂之不栽入泥土，而插入瓶中，皆无根也。无根岂能成事？”（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71-372页。）再如，有记述当年四川有谣云：“四川土地薄，硝磺用不着，若要太平时，除非马生角。”按记述者的解释，“硝磺”分别是隐指记名按察史萧（俗写作“肖”）启江和记名道员黄醇熙，“马生角”则隐指骆秉章（说是“角”、“各”音近，“马”、“各”合起来为“骆”），此谣预言在石达开兵临四川清方组织“援剿”时，萧、黄两人皆无功而亡，总督骆秉章“率所部卒以同治元年（笔者按：实在同治二年）四月禽（擒）石逆于紫达，蜀乱始平”（注：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第22页。）。 其时谶谣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最典型的是所谓“童谣”，即儿童也能诵传扩散者。上面引录的谶谣中即有数则为典型的童谣。再就是谶语、谶诗，其用语比一般童谣可较艰深也更隐晦，上面也都有引录的例子。书面和口传的形式之外，还有碑载谶谣。例如有记述说，当年桂林城外村民曾掘出一碑，其碑文云：“三星日出共照天，有福作主救人善，万人识得禾救饥，手扶日头好上天。”（注：汪堃：《盾鼻随闻录·异闻纪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4册，第406页。）另有图谶者，这种形式往往配有谶谣文字，像上引《推背图》中的“谶”、“颂”即对图谶的配文。 总之，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及其变种，不但数量颇多，而且内容和形式上也皆繁杂多样，不能一一备举，上面只是示例而已。 二 那么，为什么当时谶谣能够盛行呢？这自然有其特定的背景原因和生发土壤。 清朝与太平天国双方对垒斗杀，战乱经年，兵连祸结，人心惶恐，社会动荡迷乱，给人们心理上造成严重的危机感，越是觉得无法把握时局动向和个人命运，便越要诉诸异己的神秘力量。而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尽管没有过像基督教之于西方国家、伊斯兰教之于阿拉伯国家那样的维系全民族精神的典型宗教，但所谓“神道设教”的特殊人为宗教基础是深厚的，为统治者所认可的诸多神祇的祭祀更是其礼法中的重要内容。而五花八门的迷信和数术也是源远流长，像天人感应、阴阳五行之说，谶纬预兆、扶乩占卜等术，都曾非常流行。即使有的事项被统治者列在当禁的“邪门歪道”之内，事实上也是禁而不止，甚至愈演愈烈。及至太平天国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适应特定社会心理的需要，神秘文化又得以明显“复兴”。再加上太平天国有关因素的刺激，使之更为变本加厉。 我们知道，太平天国与拜上帝教息息相关。起义的组织发动是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该教，太平天国正式建立特别是奠都天京有了施政条件之后，更是把拜上帝教作为国教推行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拜上帝教并不真正是基督教，它只是吸收利用了基督教的某些素材，结合中国民间宗教和巫术，并杂糅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其他一些成分，形成的一个特别教种。它不但脱不出宗教所必然具有的神秘性，而且比一般宗教的迷信色彩更为浓重。像天父天兄下凡之事，形式上即类同于民间盛行的降僮术。这不但施行于起义之前，而且起义乃至奠都之后在重要军政活动中仍屡屡用之。太平天国的若干重要文献中，甚至包括诏书谕旨，都不乏怪诞的神话素材和谶语之类（具体事例见下文），其神秘性非常突出。这与当时清朝社会也具有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相激相荡，发生“谐振”效应。正是在这种宏观背景条件下，谶谣作为神秘政治文化事物的表现形式之一，与其他各种形式者一同盛行开来。 带有浓重迷信色彩的谶谣，其传播和生效离不开有广大信实的受众。在当时浓重的神秘政治文化氛围中，不消说普通民众，即使文化素质较高的官绅阶层人员，也难以能够自觉鉴别和排除谶谣信息中的迷信成分。像上面提及的赵烈文，平时就颇为关注和相信谶语谶谣的预兆性，在其日记中即多有记载，业已述及的他对“人丁口”方谶谣灵验的信实，就是典型的例子。甚至他对文牍用语之类，都会随时从谶意上去揣摩思虑。如他在咸丰二年十二月初一日（时尚未入曾国藩幕）的日记中记曰：“上年浙漕尚未至淮，上下俱各淤浅，不得已仍还故处，改由海道。有司文移俱称‘倒运’，殆为语谶。”（注：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一》，《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24页。）可见其人在这方面是多么敏感和疑忌。他经常性地观天象而卜人事。就在方才引述的同则日记里，他即记下：“一月之中，天裂、地震、日食、月蚀、星变，叠示警象，恐非佳兆。”当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间太平军“陷长兴，湖州大警”之际，他在该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道：“前暮余登潘公桥望西方氛，气色愈恶，即向槐亭（赵之僚友）言，长兴旦夕必有变，槐摇首不信，昨果报警甚急，槐始信余言。”（注：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四》，《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3册，第148页。）可见他非常迷信这类事情。此外，象“阴兵”、“鬼祟”之类不可能真有之事，他也颇为信实地屡屡记入日记之中。在这样一种心态之下，对谶谣的相信自然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曾国藩这流人物，对谶事亦不乏觉得不可捉摸又不可不信之时。譬如咸丰八年（1858年）四月间，曾国藩正在家居，有人在他家请乩，一开始，就出了个“赋得偃武修文（字谜‘败’字）”的判词，曾国藩正惊讶败字不知何所指，乩判回答说是“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当时湘军刚取得九江战役的胜利，气机正盛，曾国藩仍大惑不解败从何言，乩又判说“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几个月后，即有湘军在三河的惨败，曾国藩之弟曾国华也死于此役。事后，曾国藩忆起扶乩之事，颇有恍然大悟的感触：“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指曾国华）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445页。）扶乩判词亦即谶语的一种，曾国藩辈对此尚如此迷惑，何况平民百姓。这反映着当时较为普遍的一种社会心态。对作为更为通俗的谶语形式的一般谶谣，其受众的广大自然更自不待言。 谶谣有其广大信众，与它的“灵验效应”分不开。谶谣的预言只有在广大受众的心目中觉得多能准确，他们才易于由此及彼地连锁信实。而对谶谣的“灵验”，需要具体分析。就拿关于太平天国的谶谣来说，有些事实上是事后有人附会造作而以事前预言的面貌出现的。如本文中引及的所谓明代黄檗禅师的预言诗，不可能真的在明代就能那样具体兆示以后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的事情。而《推背图》中关于太平天国的“谶”与“颂”，不可能真的是由唐朝人所撰。据有的研究者考论，宋代前后便有人假托唐人之名写了《推背图》一书，以后又不断经人增补和改造加工，有关清末和民国年间的“预言”，当为民国时人所伪造（注：参见谢贵安：《中国谶谣文化研究》，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29-335页。）。有关太平天国的“谶”与“颂”，当然也在其内。就谶谣应具有的预言性来说，这种谶谣当然算是“赝品”，但无疑它仍可算是“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的一个类别，在本文的论题范围之内。 即使真的在某事之前出现而后来证明所谓“应验”的谶谣，其“应验”的情况也各各不一：一是真实应验。因为世事的发展态势和结果的确有其一定的可预测性，前提是根据真实条件进行正确地分析判断，如果是这样的预言而故意借助谶谣的神秘形式表示和传达，那么其“应验”事实上也并不神秘。再是巧合性应验。这种谶谣并不是基于造作者的正确判断，只不过通过神秘方式表示了其某种愿望或猜测，而事局的发展恰巧与之应合。譬如说如果所预言的是属于那种非此即彼性的事局，那么巧合的概率即会有百分之五十。还有一种情况更特别需要注意，那就是谶谣的语言形式本身，其表意模糊性很强，弹性幅度很大，所谓“灵验”的附会性解释上能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和回旋余地，甚至可以包容相反的义项。譬如上面引及的关于四川的那则“马生角”谶谣，有文词上略异的诸多版本，关于“马生角”的解释多说指骆秉章，而有的研究者则认为这不正确，实意应该是以“马生角”之不可能，来比喻川民太平安乐之不可能，“是（川民）已感到在清朝统治下已不可能改变痛苦的生活，这是对清朝封建统治下的旧秩序感到绝望的一种呼声”（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84页。）。另外，像在广西归顺州地方也有“若要太平年，除非马生角”的谶谣，据说是在吴亚终（吴凌云之子）“为乱”期间，当地人到庙里诵经扶乩而得到“神启”的谶谣，“当时大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冯子材来打吴（亚终），才想到原来‘冯’字就是‘马生角’”（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94-395页。）。可见又是另一种附会。再如前边亦曾引及的那联“丹桂插金瓶，无根总不成”谶谣，时人王闿运即认为，是隐指对失守南京负有主要责任并为此而死的清两江总督陆建瀛的（或以“金瓶”与“金陵”谐音？）（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71页。）。总的看来，谶谣所具有的隐晦语言形式能够附会的余地确实很大，而接受者特定的心理状态，又自觉不自觉地驱动其尽可能向“灵验”方面去寻求解释，这恐怕该算是谶谣“灵验效应”的最重要的因素。 三 无论如何，谶谣作为传闻的形态之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信息和舆论，它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总是有其一定的造作源，总是体现着造作者的某种愿望，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有关太平天国的谶谣于此即有十分典型的体现。它们虽然也有些属“中性”者，但大多还是能够从中体察出动机、立场、感情色彩等因素，分辨出属何方造作。事实上各方都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利用谶谣作为舆论斗争的武器。 太平天国起义酝酿期间，洪秀全辈即大力渲染一种“神谶”氛围。有知情的外国人员记述说：“判乱发生以前，已经有若干征兆透露出几分消息。先是民间发生道门，传布一种预言，使广西叛乱带有先知们的预见、并为信徒们所期望的性质，从而赋予这种事变某种威信。纷纷传说本甲子第四十八年即1851年初，按照谶记，明朝即当复国……民间对于这件事实是一点也不怀疑的。我们对于这种神谶是屡见不鲜的，它的那些不解的语句，简直与诺斯特拉达姆斯（Nostradamus，法国十六世纪预言家）和圣恺撒留斯（St.damus，法国五世纪的一个主教）的咒语如出一辙。”（注：［法］加勒利、伊凡原著，［英］约·鄂克森佛补译，徐建竹译：《太平天国初期纪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9页。）这显然是一种有意利用。 再如像上面引及的那则碑刻谶谣（“三星日出共照天……”）之例，显然更是太平天国方面自觉实施的一种计谋，记述此事的清方人员即判断说，其“词意俚鄙，或即贼党所为”（注：汪堃：《盾鼻随闻录·异闻纪略》。）。而那则谶谣，文字上与太平天国文献《十全大吉诗》（即《天父上帝言题皇诏》）中的第一首大同小异，该诗为：“三星共照日出天，禾王作主救人善，尔们认得禾救饥，乃念日头好上天。”（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3页。）两相比照，可判定为同一诗的“异本”，其隐意皆为洪秀全做主救世。造作类似的谶谣，是太平天国方面的惯术，《十全大吉诗》基本上就是由这类歌谣组成，不妨再举其第二首为例：“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间，玉清不好起歪心，全敬上帝不愁难。”（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1册，第3页。）其前两句为“全”字的谜面，即可隐指洪秀全，又可隐指全体皇上帝子女，最后两句寄意都要正心敬上帝。 不仅《十全大吉诗》，太平天国的诸多文献中“谶味”浓重。不妨再举《太平天日》中的一个例子。其记述的洪秀全“丁酉升天”的场境中，有皇上帝为洪秀全命名唱诗的一个情节：皇上帝对洪秀全说：“尔今名为全，朕唱诗与尔听，尔牢记在心，待后有对验焉。”其诗云：“有个千字少一笔，在尔身尚说话装。有个介字头尚顶，财宝来装就成王。一长一短尔名字，有刀无柄又无光。爷爷生尔是乜名，一横一点不是谎。有个胡须五寸长，弯弯一点在中央。”（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2册，第640页。）这分明是故意造作的谶诗之属，并且不是句句都很容易破译其隐意所在。正如有的论者所说：“这种叫人似懂非懂的诗句，大约是为了更显得皇上帝的高深莫测，太平天国后来的文书和洪秀全的著作有不少这种遗风。”（注：苏双碧：《洪秀全传》，大地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页。）的确，甚至太平天国日常的用字用语，也不乏谶味，如以“山山”隐示“出”字，“禾乃”为“秀”字拆字隐语，还有“三星兄”、“禾王”也隐指洪秀全，诸如此类，这使得清方人士都颇为注意（注：像张德坚《贼情汇纂》中即有搜集记述，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242页。）。 太平天国的敌对方面也把谶谣作为一种舆论武器来利用，旨在蛊惑人心，丑化、攻击、诅咒乃至迷乱对方。像上面引及的关于太平军北伐战事的那则“长毛贼……一阵烟”的谶谣，即为典型例子。还有那则“遇僧而败，遇平而灭”的谶语，虽是托占卜者之言，但实际上当也是清方人员造作，并且版本不一，流传颇广。如时人张景沂的《七竹山房诗草》卷一《城守纪略》中记述：“该逆（按：指称太平军）北犯时，占之者曰：‘天河难过，遇僧而亡。’天河者，天津、河间也；僧者，僧王也，亦神矣哉！”黄钧宰的《金壶七墨·遁墨》中《北军凯旋》条云：“贼之初起也，投珓佛寺，有‘见僧即止’之谶，至是（按：指其北伐失败）果验。天人合发，固非偶然。”（注：张守常辑：《中国近世谣谚》，第355-356页。）版本不一，题材相同。都“预示”所谓“该逆”的北伐必败。 甚至还有敌对派向东王杨秀清舆中抛投谶谣宣传品的传说：清咸丰六年（1856年）秋间，杨秀清挈随侍女官傅善祥出巡，被冲撞仪仗，搜捕犯者而不得，杨秀清舆中被掷入一小纸片，他展视不能尽识其字和尽解其意。傅善祥阅看后说：“此似诗而实谣……此中有谶语，意似不佳。”杨使诵文，语为：“风倒东园柳（隐杨），花飞片片红（隐洪），莫言橙（隐陈玉成）李（隐李秀成）好，秋老满林（隐金陵）空。”杨秀清知其不祥，不觉勃然大怒，命大索三日，抛掷人终不可得，因杀舆夫与是日执役者以泄忿。傅善祥因谏曰：“此必诸王被逐者之党羽所为，徒杀麾下健儿何益，且多杀疑似之人，以重部下之畏惧，使吾党人人自危，不亦中彼党之计乎？”（注：《太平天国佚闻》，卷1，第13-14页。）若按照这则佚闻的情节分析，向东王舆中抛掷谶谣宣传品者的目的，显然是要以败兆来迷乱、刺激东王，而傅善祥认定此为反对派党羽所为，是“彼党”的一种计策，也颇合。不过，这则佚闻情事的真实性颇为可疑：第一，傅善祥虽真的做过东王的薄书，但从有关记载推定，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1854年）七月前她就“不知所终”，这一点，为罗尔纲先生所认定（注：罗尔纲：《太平天国史事考》，三联书店1979年第2版，第315页。）。既然如此，怎么可能在清咸丰六年秋间（当为天京事变杨秀清被杀前夕）随杨出巡？第二，当时陈玉成、李秀成的地位都尚不显，谶谣中何以将他们与洪、杨并列而不涉像北王、翼王之类的人物？第三，当时天京事变尚未发生，所谓“诸王被逐者”云云究系何指？由此看来，这则佚闻当为后人的附会性杜撰。不过，这种杜撰又是符合当时谶谣盛行并为各方利用的真实背景和神秘性氛围的，并且符合当时太平天国领导层内部矛盾激化的宏观情势，可以从中寻绎出某些真实信息因素，不失其一定的参考价值。由虚及实，去伪存真，这也正是我们研究有关太平天国谶谣现象的要旨所在。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