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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译书的最早活动，始自介绍外来宗教。近代译书则起于鸦片战争前后，它不仅向中国人介绍西方宗教，而且广泛地宣传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政治制度以及思想文化，从而促进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历史变迁，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进程。 一、译书的缘起 译书并非始于近代。早在汉唐时期，我国就发生过大规模的佛经翻译活动。这是中国第一次外来文化大输入。据《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西戎传》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笔者注），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即此，两汉之际，大月氏等国的不少僧侣直接来华传教译经，使佛经以口授的方式逐渐在中原地区传播，并引起当时社会的关注。东汉定都洛阳，统治阶级上层中已有人开始信奉佛教。据传东汉明帝时派蔡愔到大月氏求佛经，后来蔡愔与大月氏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一起回到洛阳，并用白马驮回了一些佛教经典，在洛阳城西兴建了中国第一所佛教寺院白马寺。至桓、灵帝时期，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都先后到洛阳，翻译佛经多种。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西行求经的人很多，大量佛经被翻译过来。唐时佛教继续发展，译经事业达到超出前代新的境地，唐玄奘于贞观十九年（645年）回国后译经75部，1335卷。故后秦名僧鸠摩罗什、南梁真谛和唐玄奘，被范文澜先生并称为中国佛学的“三大译家”。汉唐时期的译著以佛教为主，兼有其他各教。其社会意义主要是宗教的传人，但“宗教的传播又往往同时伴随着文化的流通”，“文化交流愈广泛，发展也愈益充分”，[1](P419、455)日益广泛的文化交流推动了社会的繁荣。 明末清初年间，西方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译著在中国出现，标志着第二次外来文化的大输入。在耶稣会传教士中，利玛窦堪称杰出的代表。他入乡随俗，将基督教与儒教相联系，以耶补儒，以儒证耶，力求说明基督教与儒教的一致性；他还“以学术为媒”，努力用知识与文化去争取中国的士大夫，向他们展示西方日益发展的科学技术，借以抬高西方文化在中国的地位。结果，利玛窦等人顺利地进入了中国士绅、官僚社会。可见，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主要是以知识传教为手段打开中国大门的。利玛窦用中文撰述和译书不下20种。在天文、历算方面，译有《圜容较义》、《乾坤体义》、《天主实义》等书，介绍了宇宙体系；在数学方面，译有《同文算指》、《几何原本》等，此为明清之际输入中国的第一部数学著作和笔算著作；在地理方面，译有《万国舆图》、《万国图记》，为西方地理知识传入中国之始，由此丰富了中国人的世界地理知识；此外，他译的《西国记法》是第一部用中文撰述有关心理学的著作。 除利玛窦外，还有其他一些传教士，如庞迪我、龙华民、熊三拔、金尼阁、艾儒略、邓玉函、汤若望、南怀仁等，均从不同角度译著了西方政治、哲学、文学、物理、气象、医学等方面的书籍。此外，一些中国学者参加了耶稣会士的译述工作。当时的译书办法是中西结合，即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在这些中国学者中，徐光启于1605年开始与利玛窦等人合作，翻译科学著作不下10种，著名的有《几何原本》、《泰西水法》等；李之藻不仅与利玛窦等人合译了《圜容较义》、《同文算指》等，还编有《天学初函》收西人译著19种，为最早的一部关于西方学问的中文丛书；杨廷筠与艾儒略合译的《职方外纪》，为明清之际综合介绍世界地理各书中最为翔实的一部。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传播宗教，因为作为执行教会组织指派任务的传教士，自然是以传教为最主要的目的。但是，值得重视的是其社会意义已远不止于宗教，而是西方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传入。欧洲传教士递航东来，带来了有关西方世界的新信息，西学东渐由此拉开帷幕。 二、近代译书的变迁 作为第三次外来文化大输入重要渠道的近代译书，开始于鸦片战争前后，战前为少量译书，战后为大量译书。近代译书的发展，大体上分别由教会、官方、民间三方面力量相互交替进行，其主次地位，在不同时期依次发生变化：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基本上是教会出版机构的天下；19世纪60年代以后，为教会出版机构与官方出版机构并峙，但以官方译书机构为主；19世纪末开始，民间商办出版机构空前兴盛，私人译书成为主体。 （一）传教士的译书 明末清初的译书活动，由于罗马教廷的内部纷争及清初的闭关政策被中断了数十年。19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对中国的扩张，西方传教士再次来华，不过，这些传教士已不属于天主教耶稣会，而是属于基督教新教。第一个来华的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他于1807年到达中国。此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华。自1808年起，马礼逊等人开始翻译《圣经》，直至1823年，一部中文全译本的《新旧约全书》终于问世。这是第一次完整地将《圣经》译成中文，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有着重要意义。除了翻译《圣经》以外，传教士在译书方面的另一项工作是编译各国史地和制度方面的书。主要有：米怜编《全地万国纪略》、麦都思编《东西史记和合》、裨治文编《亚美理哥合省志略》、郭实腊编《古今万国纲鉴》、《大英国统志》、《万国地理全集》、《贸易通志》等。这些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译著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规模上，都不能与以后的译著相比，但这是近代译书的开端。这些译书成为日后林则徐、魏源等人了解世界的重要资料来源，同时也为后来的译书打下了基础。 早期传教士的译著，多由教会自办的印刷机构出版，最初在中国辖区之外开办。鸦片战争后，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放五口通商，并且允许外国人在这些口岸传教。于是，传教士便将活动基地从南洋迁到中国的口岸城市，此后又陆续组织了一些团体，专门从事编译出版活动。至19世纪末，教会主持的译书机构约有十余处，著名的有： 墨海书馆。其前身系英国伦敦会在马六甲等地办的印刷所，1843年迁入上海，主办人麦都思。译员有伟烈亚力、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中国译员有李善兰、王韬等。该馆以出版宗教读物为主，50年代后陆续出版少量的科技书刊约30余种。其中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艾约瑟与张福德合译的《光论》、韦廉臣与李善兰主译的《植物学》为近代中国最早、最系统的学术译著。 美华书馆。美国长老会办，1844年在澳门设印刷所，第二年迁入宁波，取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年迁上海后改名为美华书馆。该书馆设备精良，技术先进，规模较大，最多时有工人200余名，至1913年前后50年发行书40万册。美华书馆所出书籍，除了宗教读物外，也有不少科技书籍，如：《格物质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地理全志》、《五大洲图说》等，许多书籍被教会学堂采用为教材。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成立于上海，1895年改名为广学会，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最大的出版机构。1897年广学会自称，数年来“编印各书籍八十九种”。近有学者估计，从1887年至1911年，广学会共出书461种，其中宗教书籍与非宗教书籍约各占一半。[2](P554)广学会不仅所编史地、理化、宗教、伦理方面的书多被当时学堂所采用为教科书，而且编印的一些政治书籍对当时思想界的影响相当广泛。有如林乐知的《中东战纪本末》、《文学兴国策》，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等风行海内，朝野争读。 近代西方教会译书的目的，其初衷仍然是为宣传宗教，他们夸耀西方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成就，是想“利用西方科学的威力来支持并抬高西方宗教的地位”。[3](P673)然而，历史早已翻过了旧的一页。与此前相比，传教士东来的背景更为复杂，除宗教的动因外，政治的动因是一个重要方面。在近代，传教士是以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先头部队出现的，而在荷枪实弹的侵略者到中国后，不少传教士扮演了帮凶的角色，充当了帝国主义侵华的鹰犬。但是，武力上的优胜，并不等于信仰上的征服。传教士们继续沿用传播科学的方法，以作为他们在中国活动的媒介。所以译书的内容，开始还是以宗教和少量自然科学著作为主，数量不多，发行不畅，主要是在沿海地区和少数教民及上层官僚士大夫中间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容逐步推广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其影响也日益扩大。可见，传教士的东来，确曾使中国人民的苦难加深，中国社会半殖民地的程度加重，但受西学东渐潮流的驱使，传教士在其活动的具体实践中，长期采用了学术为媒的手段，却在客观上传播了科学这一真正的福音。 （二）官方译书 鸦片战争前后的译书以传教士为主，自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时期的译书活动则由传教士逐渐转为官方为主。清政府的官方译书活动始于1839年，当时作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在广州雇佣一批翻译人员，从事翻译西书和报章上有关洋人的言论，以作为情报，除了自用，还抄送同僚参考，有的还直送京师，进呈御览，并译有《各国律例》、《四洲志》等书。《四洲志》在闭塞已久的社会中打开了一扇眺望世界大势的窗户，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后来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增入一些其它资料，编成《海国图志》于1844年出版，被视为有关西洋最权威的编著，在中国、日本广为流传。 尽管近代中国官方译书从林则徐便已开始，但是严格地说，由朝廷出面设置机构，组织人员，长时间比较系统地翻译西书，还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这时朝廷从事翻译工作的主要机构是同文馆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同文馆又称京师同文馆，清末最早的洋务学堂，1862年在北京成立。这是中国官方的第一所综合性的外语学校和翻译机构。该馆没有印刷所，出版中文译著。同文馆历年编译了有关语言、西洋制度、历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26种。从译书数量上说，是除江南制造局以外，由官方主办的最大的译书机构。由于该馆以培养外交译才为主，因此，译书内容以世界知识，包括各国历史、国际法和有关时论为主，自然科学的译著也有一些，但数量不多，并且在晚清学术界影响不大。 官方译书机构中，历时最久、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是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该馆由曾国藩奏请，于1868年6月正式开馆，译员由中外学者共同组成。中国译员有徐寿、华衡芳、舒高第、赵元益、徐建寅、李凤苞等，外籍译员有傅兰雅、林乐知、金楷理、伟烈亚力等。与同文馆相比，由于宗旨的不同，江南制造局的译书以应用科学为主，据该馆自编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至1908年的40年中，共译书158种，其中史志、公法、教育方面的书18种；军事方面的书32种；商学书8种；科技书90种；附录10种中，除每年4册的《西国近事汇编》外，其余仍为科技书籍。 自中央设馆译书后，沿海地区相继仿行。主要有上海、广州的广方言馆、天津机器制造局、天津水师学堂、福州船政学堂、北京海关税务司等。这些机构均招收学生学习外国语言文字与制造、驾驶技术并译刊西书。直到1901年，刘坤一、张之洞还奏请设立江楚编译局于南京。这样，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地形成了一个官方译书系统。 梁启超认为：“中国官局所译者，兵政类为最多。”[4](P449)尽管梁氏所说难免过于狭隘，但官方译书还是有所侧重的，主要以应用科学为主，重点是在兵学知识、工艺制造和自然科学理论，特别是数学、物理和化学方面。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只有外国历史、地理以及国际关系方面的书受到重视。这和当时的国内需求和朝廷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强调的是“中体西用”。然而，“西用”一旦被引进国内，就必然会与封建主义的“中体”发生矛盾，并且终将瓦解和突破“中体”。这一客观发展趋势决不是封建官僚们的主观意志所能够转移的。 （三）民间译书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年，商办民间私家出书剧增，译书不再由官方译书机构所专营。由于甲午战败，国运艰辛，救国之士从日本的崛起中，感到了西洋文明的力量，更欲从译书中寻求救国之道，使得这一时期的译书活动，呈现出比以往更为绚丽的色彩。到处兴起的译书社团，表明了译书已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译书内容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科学。 1897年10月，梁启超在上海开办大同译书局，为维新派的编译机关，由康广仁为经理。梁启超在《大同译书局叙例》中说：“本局首译各国变法之书，及将变未变之际一切情形之书，以备今日取法；译学堂各种功课，以备诵读；译宪法书，以明立国之本；译章程书，以资办事之用；译商务书，以兴中国商学，挽回利权。”这就明确规定了大同书局的译书范围。 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创办，稍后设编译所，由张菊生主持。所译书籍，除有各种教科书及一般科学著作外，有相当一部分政治、法律方面的著作，其《严译名著丛书》饮誉全国。 1900年，留日学生成立了译书汇编社，接着又成立了科学书译辑社、湖南译书社等，仅1901至1904年间，就译出各国史志以及哲学、法政、教育、外交、兵制、农政、矿务、工商、理化、卫生等各类书籍533种。[5](P101)值得一提的是译书汇编局，这是中国留学生第一个译书机构，所译书籍多为政治方面。冯自由称《译书汇编》“所译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神》、斯宾塞《代议政治论》等，促进吾国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6](P144) 私家译书最著名的要数严复和林纾二人，世称“严林”。严、林都是坚持用古文进行翻译的大家。严复的译书在思想界所起的作用最为深刻，他的功绩在于第一个较为系统地把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和科学方法论介绍给中国读者。严译《天演论》为当时的思想界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林纾是第一位用古文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人，他共译作品184种，包括美、英、法、俄等许多国家的文学名著。1899年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由福州索隐书屋刊行，此书出版后，一时“风行大江南北”。“严林”的译著不仅在思想界、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在近代西学东渐史上有着特殊的价值和重要的地位。除了严复、林纾外，著名的译者还有梁启超、王国维、马君武、朱执信等人。 民国以后的译书种类、数量愈来俞多，内容更加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并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个译书群，如鲁迅、周作人、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沈雁冰、郭沫若、陈望道、郑振铎等。尤其是以陈望道《共产党宣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给中国思想界带来新的生机。在此前后，译有大量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如《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序言）、《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俄国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这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发表，为当时进步知识分子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三、译书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 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后，中国社会的发展虽然路经多歧，千回百折，但总的方向是与世界日益接轨，向着近代化的目标艰难而又不可阻挡地前进，这其中，译书所起到的作用不可忽视。 一是加速了西学东渐的步伐，促进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转型。清末西学东渐，大体上可以说有三种途径：学堂讲学；出洋考察或留学；译书。然而，无论是请人讲学或留学考察，其成果终归落实于文字。来华任教的讲义又翻译成书，如傅兰雅、丁韪良等人授课用书均刊译本；考察官员及留学生，凡较用功者均有译著。译书在西学东渐中首当重任。随着近代译书事业的发展，西学东渐以其排山倒海之势，锐不可挡，而西学的传播与扩展则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变迁的关键动因。鸦片战争之后，大量刊行的西方史志类的译著，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环境、历史沿革、政治制度、经济状况、文化风貌、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著名人物、国际交往惯例等，使中国对外部世界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也为中国适应新的世界环境提供了具体而有参考价值的知识。在西学的影响下，摆脱传统的桎梏，睁眼看世界，从全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吸取智慧和力量，形成了近代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知识阶层。如严复译《天演论》，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在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使许多人对当时的民族危机更加感到触目惊心，提高了他们在这方面的觉悟程度；另一方面又从西方输入了进化论的观点，使许多人从封建主义的世界观束缚下摆脱出来，开始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正是这样在知识分子中出现了第一次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热潮，中国传统的封建士大夫阶层开始了向近代转型的历程。 二是促进了社会整体结构的新陈代谢。首先，自鸦片战争开始的大量西方知识的译介，成为中国人认识世界和走向世界的起点，在此期间，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由地理而推及其它，程度不断深入，范围逐步扩大。如，西方近代天文地理学知识日心说、地圆说等的输入，就打破了千百年来所形成的自我封闭的文化优越感与一成不变的夷夏秩序，既是对封建社会的某种大胆否定，又是认识新世界的过程，从而推动了中国社会内部的新陈代谢。其次，在西学的影响下，中国近代官办、民办企业相继建立，而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出现，雇佣劳动、市场经济这些资本主义的苗也跟着破土而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应运而生；同时通过学习外国先进的生产方式、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以及引进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设备、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再次，在西学的冲击下，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传统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在西方新知识和新型思想方法的冲击和启发下，几乎一切中国传统学科都经受了一番改造；各种新式学堂的创办，教师和学生的迅速增加，留学生人数日增等等，这些无疑是封建文化的异军。 三是导致了中国近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启蒙和建立。有学者统计，仅自1860年至1900年的40年间，就有555部西方著作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哲学社会科学123种，内含哲学、历史、法学、文字、教育等；自然科学162种，含数学、理化、动植物学等；应用科学225种，含工艺、矿务、船政等；其它45种。[2](P11-12)随着这些西技、西艺、西政的传入，在西方文化的启迪和催化下，中国近代的思想家和学者参合中西，推动中国的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历史、哲学、军事、教育等领域相继发生着或大或小的变革，一些崭新的学科，诸如经济学、政治学、美学、逻辑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和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西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也相继在中国出现，从而建立了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 四是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促进了思想解放。伴随着新式人才的出现、各种新学科的建立以及新的思想、新的信息的传入，陈腐的封建社会内部开始出现了新的社会风尚、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人生道路。在社会风尚方面，有如服饰的改变、发式的改变、礼仪的改变、婚俗的改变，等等；在思想观念方面，“师夷长技”更新了“华夏变夷”观念，“商战为本”更新了“重农抑商”观念，“义利统一”更新了“重义轻利”观念，“民主民权”更新了“君权神授”观念，“男女平等”更新了“男尊女卑”观念，等等。所有这些都不容置疑地起着“开启民智”，促进中国政治格局向近代化发展的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社会心理机制的更新，逐渐形成了求新求变的政治气候，从而客观上对唤起中国人的觉醒，推动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和民主革命的进程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如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近代译书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译书的内容是多样的，学理的输入是庞杂的，西方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虚无主义以及形形色色的神学、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向中国渗透；同时也带来了帝国主义所卵翼的以奴化思想为特征的反动文化的泛滥。但从总体上看，西学东渐主要地还是输入了近代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打破了封建士大夫的愚昧的麻木，使中国逐步汇入了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参考文献】 [1]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 [2]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二分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75. [4]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R].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 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R].上海：群联出版社，1954. [6]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资料来源：《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02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