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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关系问题，学术界曾产生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早期维新思潮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愿望，要求维护国家独立、发展资本主义，实行君主立宪，与属于官僚买办阶级的洋务思想完全对立，没有任何相通之处；另一种意见则认力冯桂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实际上属于洋务派，与洋务派基本相连，没有本质的差异，他们的思想就是洋务思想，他们与洋务官僚的思想不是对立的，而是相通的，其区别仅仅在于一个是洋务实践家，一个是洋务理论家，这两种观点实际上是从对洋务运动的不同评价中引申出来的。对洋务运动持基本否定论者，主张前一种观点；对洋务运动持基本肯定论者，主张后一种观点。实际上，上述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本文拟从社会思潮发展的角度探讨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的异同，即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以就教于方家。 一 洋务思潮兴起于19世纪60年代，早期维新思潮产生于19世纪80年代。这两种思潮都是在民族矛盾激化、洋务运动开展的历史大背景下发生的，二者有着一批共同的代表人物，而且在一系列重要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从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加紧侵略中国，并接连制造了严重的边疆危机，中华民族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日益上升并逐步尖锐起来，迫使人们去理智地寻求一种比较现实而有效的抵制办法。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侵略，特别是大规模的商品输出加速了中国自然经济的瓦解过程，从而使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成为一种客观的历史趋势。与此同时，西学东渐的过程也已经开始，西学经过欧美传教士带进了中国，也通过越来越多的出国出使人员带回了中国，这就为追求进步、追求救国真理的人们提供了日益丰富的思想资料。俄国和日本努力学习西方，发愤为雄，亦激励着先进的中国人。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力主兴办洋务的开明官僚奕訢、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刘铭传、盛宣怀、郭嵩焘、张树声、张之洞等人倡言于上，进步的务实的知识分子冯桂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王韬、郑观应、何启、胡孔垣、黄遵宪、陈炽、陈虬、汤震等纵论于下，“洋务”遂成了“一时舆论之所趋向”，成了“一时之世风’(《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下册。)。这些进步知识分子既是洋务思潮的鼓吹者，也是早期新思想的代言人。而在洋务官僚当中，郭嵩焘、张树声等人的维新倾向也至为鲜明。 洋务思潮与早期维新思潮在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上有着共同的认识。 首先，二者有共同的时局观。如何认识形势，是如何确定任务的前提。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勾结外国侵略者，血醒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各地方人民起义，其统治秩序获得了暂时的稳定，且号称“同治中兴”。虽然清王朝对“发捻交乘”所构成的“心腹之患”存有余悸，处处严加防范，但急风暴雨式的阶级大搏斗毕竟成为过去，国内的阶级矛盾相对的所缓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与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矛盾却日益尖锐。早在1861年冯桂芬就惊呼：“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而上指者，则今日之广运万里地球中第一大国而受制于小夷也。”(《戊戌变法》（一）第29页)郑观应在其早期的著作《易言》中也认为西方各国“叩关互市”、“入居内地”、“此乃中国一大变局，三千余年来未之有也。”李鸿章更明确地指出：“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在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信；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薛福成《应治陈言》云：“自古边塞之防，所备不过一隅，所患不过一国，今则西人于数万里重洋之外，飚至中华，联翩而通商者不下数十国，其轮船之捷，火器之精，为亘古所未有，将恃诈力，要挟多端，违一言而瑕衅迭生。牵一发而全神俱动，智勇有时而并困，刚柔有时而两穷，被又设馆京师，分驻要口。广传西教，引诱愚民此固天地适然三气运，亦开辟以来之变局也。”这种变局论的基本内涵是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虽以尧舜当之，终不能闭关独治”(《戊戌变法》（一）第159页)也就是说，中国与世隔绝、闭关自守的局面已经打破并且一去不复返了。这对中国是利还是害、是祸还是福？王韬认为，这种无法逆转的时局发展对中国有害亦有利，是祸亦是福，关键在于自己如何把握，“善为用者，可以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所以，“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答强弱论》、《重民》、《治中》、《弢园文录外编》)郭嵩焘亦说：“西洋之入中国，诚为天地一大变，其气机甚运，得其道而顺用之，亦是为中国之利。”(《养知书屋文集》卷15。)这种共同的时局观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因素，也体现了迎接挑战争、把握时机、乘时奋飞的历史主动精神。 其次，二者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任务亦有较多的共识。他们都主张向西方学习，“采西学”、“制洋器”，把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付诸实践。冯桂芬提出“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通过“自造”、“自修”、“自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出于夷而转胜于夷”(《戊戌变法》（一）第31页)。李鸿章强调“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筹议海防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左宗棠在奏请设厂造船折中亦云：“西洋各国恃其船炮横行海上，每以其所有傲我所无，不得不师其长技以制之”、“必须仿造轮船，以夺彼族之恃。”他们都认为，商务的兴衰关系着国家的兴亡，开关互市以来，中国进口货多，出口货少。贸易逆差，白银外流，成为国家贫弱的重要原因，因而在主张大力振兴工商，国家实行关税保护政策，努力扭转外贸逆差、抵制资本主义的商品侵略，郑观应将其概括为“商战”，指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戊戌变法》（一）第83页)他们都认为，自强根本，在乎人才。人才之兴，当废八殴，创办学堂，派留学生，变更科举。李鸿章指出救时之要务关键在于人才，建议改革科举，“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2页。)冯桂芬以科举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上的创造发明；郑观应痛论国家败败于乏人才，力主“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戊戌变法》（一）第40页)可见，师夷长技以求强、振兴商务以求富、变科举兴学堂以求才，正是二者为解决当时中国历史任务所提出的共同主张。为此，又必须“力师西法”，借法自强或变法自强，而不必也不能狃于祖宗成法。在这一点上，二者亦无根本差异。 再次，二者奉行着共同的文化政策，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以调和中西文化的激烈冲突。如前所述，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都主张师夷长技、振兴工商、借法自强、采纳西学以作育人才，就不能不触动传统的价值观念，使所谓的夷夏之辨、义利之辨、本末之辨发生动摇，人们对天经地义的观念视为洪水猛兽，称之为离经叛道、以夷变夏、见利忘义、舍本逐末，并把倡言洋务，引进西学的人们诬为儒学叛异，士林败类。面对顽固势力的强大功势和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运用道器，本末、虚实、主辅、体用一类古老的概念，表达了大体相同的意思，即强调中国传统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是道、是本、是主、主体，是不可变的。而西人器数之学，各国富强之术则是器、是末、是辅、是用，是可以变的。“中体西用”的主张虽经张之洞系统阐释并由光绪下诏而影响全国，但实际上却是19世纪60至70年代先进中国人的共识，是中西文化两极相逢的一种特殊结合形式。从冯桂芬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原，辅之诸国富强之术”到薛福成倡言“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再到郑观应的表白：“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道为本，器为末、器可变，道不可变，庶知所变以考富强之权术，非孔孟之常经也。”这些观点一再表明，传统的中学面对西学的挑战，不得不把采纳西学当作保存自己的必要前提；同时又不甘放弃数千年来形成的自尊地位。一方面要坚持中学的“体”和为主为本的地位，另一方面又必须发挥西学的“用”和为辅为末的效应，前者固然反映了他们背负的传统包袱十分沉重，后者却为西学引进开了绿灯。 二 早期维新思潮虽然与洋务思潮有着许多共同的认识，但也有高出于洋务思潮发展水平的地方。其思想特色至少有如下二个方面： 一是主张护商富民，支持商办企业。 如前所述，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都主张振兴商务以求富，但二者的目的和方法迥异，兴办企业亦貌似而实非。洋务派的民用企业一般都采用“官督商办”的制度。这种制度固然也是为了发展企业，增加土货的生产，抵制洋货的入侵，以“稍分洋人之利”，但由于官督的关系，任何一种企业不管其效益如何，首先要满足官吏的私利，经受他们的剥削，尽管股东和投资的商人可能没有盈利，而官吏却是始终有入息的。督办的官吏们对企业是否经营成功无动于衷，对保护商人投入企业的资本亦无兴趣，所要求的仅是中饱的私利。故而官督商办制度下的各项新式企业无法扩展，渐渐成为发展近代企业的一大障碍。(参见李陈顺妍：《晚清的重商主义》。)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王韬就发出了“官办不如商办”的呼声，他主张扩充“商办”，让商人“越乎境外”去谋大利、赚大钱，他认为西方各国往来，可以操议事之权，到了国外，亦得以割据土地，经营城邑，英国能殖民北美，控制印度，莫不是英国商人所建立的功业。西方经商大都是商办，中国则一向抑损商人。为了同西商竞争，政府应当大力翼蔽保护中国商人，护商既有利于商人，也有利于国家，商富而后国富，(王韬：《论宜设商局以旺商务》，《万国公报》（癸巳正月）。)薛福成盛赞西洋各国的“导生财之道”尤其是公司的组织与精神，西洋的所谓公司，乃纠集民间资本组织机构，受政府法律约束，从事营利活动。这样不仅解决了资金缺乏的困难。而且由于股东的利害与公司的盈亏息息相关，“众志齐、章程密、禁约严、筹画精”，从而上下一心，群策群力，以谋求企业的发展。而中国自中外通商之后，亦曾仿西洋公司之法，以“官督商办”的名义纠集民间资本，投资新式工业，但因缺乏西方公司的组织精神，使一般投资者对之不感兴趣，不甚关心，而当时公司的领导者又多与官府勾结之掮客买办，常常利用官资、招集商股，从中私饱。结果公司虽立，却是“众志漓、章程舛、禁约弛、筹画疏”，不仅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而且反成为商务发展的阻力。因此，为振兴商务，必须彻底整顿官督商办的公司组织，政府应向人民灌输正确的公司组织观念，制定公司组织条例，使商民有所遵循，同时要积极鼓励民间成立公司，发展商务。为扩大丝茶出口，与民兴利，薛福成主张“不宜加税”；为兴贩运之利，薛福成主张商人经营，自负盈亏，商人有能自租轮船者，“均听其报名于官，自成一局”；为同洋人争制造之利，薛福成力主商办：“有能招商股自成公司者，宜察其才而假以事权，课其效而加以优奖，创办三年之内酌减税额以示招徕。”马建忠1890年春专门写了《富民说》，“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郑观应在著名的《盛世危言》中更集中地提出了护商与听商自办的思想。他揭露“官督商办”的弊病，指出“官不能护商，而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绌也，为秦人视越人之肥瘠，封雇商船，强令承役，只图自利，罔恤民生，私囊虽充，利源已塞。”为祛此弊，必须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以“公忠体国，廉洁自持，长于理财，无身家之念者”任商务大臣，在各省水陆通衢分设商务局，由地方官公举素有声望之绅商为局董，“凡有所求，力为保护”。他主张“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处，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早期维新思潮的代言人们还极力主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重新排定“士农工商”的“座次”。郑观应说：“不知商贾虽为四民之殿，实握四民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商足以富国，它可视为末务哉！”(郑观应：《欧洲商务盈绌变通商务论》、《皇朝经世文三编》卷19。)薛福成也说：“握四民之纲者，商出。”(《庸庵海外文编》卷三。)针对中国轻视商人的社会积习，何启、胡礼垣大力介绍西方国家为何尊重商民，重视商务：“一议政局员之选也，在选者必曰商人；一轮船公司之设也，设公司者必蒙国助。凡事先便于商部，课税必尽善其参详；舟师学有专门，而航海之人必须考试驾驶，端资阅历。而王孙公子亲涉波涛，其所以鼓之、舞之、招之、徕之者，思之无不周，行之无不尽，宜其开利薮于无穷也。”又说：“昔英国思兴邦之略，首在通商，而政令所颁，恐不便于商务，于是下令凡欲选举为议政局员者，必其人曾以贸迁之事，三资环游地球，乃得分此一席。于是在朝之士，俱由商部而来，而商务遂为天下甲。所以除不欲改病根，而集善能改之资益者，外国尚能为是，何况中国丕变之基，此其权舆也(《戊戌变法》（一）第189、204页)这些言论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行将取代封建经济的历史趋势，新生的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以保障商务活动得到发展的渴求与愿望更是跃然纸上。 早期维思想家除强烈要求保护商办、重视商人外，还提出了提高商人素质的问题。郑观应分析中国商务不振的原因，除官方负有责任外，商人方面的弊端亦亟待克服。他指出：至于商则愚者多而智者寡，虚者多而实者寡，分者多而合者寡，因者多而创者寡，欺诈者多而信义者寡，贪小利者多而顾大局者寡，此疆被界，畛域攸分，厚己薄人，忮求无定，心不齐，力不足，故合股分而股分亏，集公司而公司倒。”为祛商弊，他主张在商务局中兼设商学，分门别类以教殷商子弟，破其愚，开其智，罚其伪，赏其信，劝其创，戒其因，务其大，箴其小、使豁然于操奇逐赢之故，而后分者可合，散者可聚，小者可大，拙者可巧，诈者可信，贪者可富，废者可兴。再由各州县札饬各工商疫立商务公所，毋恃官势，毋杂绅权，全听工商仿照西法投票自举商董，定期会议，同业咸集，籍以探本业之隆替，市面之赢绌，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长之机，且对何者宜补救，何者宜扩充，充分发表意见。司董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刊印成编，分发同业，户各一本。使之明了市场行情，知所趋避，而后可以百货畅通，百废渐举。(《戊戌变法》（一）第81—82页)郑观应这种通过加强商学教育提高商人及其子弟的知识水平、道德水准，使之掌握经济规律，养成创业精神，概言之，提高商人综合素质的主张是很有价值的，至今仍不失其借鉴意义。 二是主张君民共主，实行议院制度。 早其维新派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很自然地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早在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王韬就开始注意到西方各国的政治制度：“秦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君为主则非有尧舜般的君主才能搞得好，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唯有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答强弱论》、《重民》、《治中》、《弢园文录外编》)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而且只有君民共治的议院政治才是富强之本。1883年翰林寉国因上奏折要求设立上下议院，并视之为“自强之关键”(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29页。)，1884年两广总督张树声在口授遗折中，亦明确提出要学习西人立国之本，从根本改变以往“遗其体面求其用”的状况。(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第131页。)后来，郑观应更进一步论证了实行君民共主、建立议院政治的主张。他说：“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泰西各国咸设议院，集思广益，上下情通，法良意美，一秉至公。中国“苟欲安内攘外，君国子民持公法以永保太平之局，其必自设立议院始矣！”他还痛切指出，要不要设立议院，实行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关系到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英国行之于前，明效大验；日本步趋于后，勃然而兴”“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傎矣！”(《戊戌变法》（一）第55—58页) 19世纪90年代前后，早期维新派不仅论证了君民共主制度的无比优越性，而且提出了在中国设立议院的具体方案。何启、胡礼垣主张从有功名的士大夫中选举议员，省、府、县三级议会各设议员60人，分别从进士、举人、秀才中选择。(《戊戌变法》（一）第196—197页)陈炽主张每乡选举乡官二名，其年必足三十岁，其产必是一千金”“择保人多者用之”，以乡官充任下院议员，任期二年，上院议员则由阁部会议成员充任。(《戊戌变法》（一）第234、246页)陈虬主张由各省“扎饬州县，一例创设议院，可即就所有书院或寺观归并改设，大榜其座，国家地方遇有兴革事宜，任官依事出题，限五日议缴，但陈利害，不取文理，择优议行。”汤震主张“自王公至衙门堂官翰林院四品以上者，均隶上议院，而以军机处主之。”“四品以下者，均隶下议院而以都察院主之”，国家遇有大兴革，上下议院论其得失，“由宰相核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为所议行。”(《戊戌变法》（一）第177页。)他们的上述主张和方案，最基本的要求是扩大言路，去塞求通，解决君民上下隔绝的问题。由于他们对西方君主立宪制度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诸如宪法、政党、责任内阁及君主不负责等缺乏了解，又深受数千年忠君爱国思想传统的影响，所以他们设计的议院并不是独立的立法机关，而是皇帝甚至或是官员的咨询机关。尽管如此，重要的是他们毕竟提出了议院政治的问题，都主张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通过选议员、设议院，让不当权的绅商分享一些政治权力，扩大统治基础，使下情上达，君民一体。这种主张无疑是进步的，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 三 早期维新思潮与洋务思潮既有不少共同的认识，又有自己的思想特色，这是毫不足怪的，因为早期维新思潮是从洋务思潮的母体中孕育出来的，是洋务思潮发生分解的产物。 19世纪6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尚未产生，西学东渐的过程也刚刚开始，清政府还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况下，对外战争的失败和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的签订，使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这千古未有之变局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震惊。主要是由于民族灾难的强烈刺激，洋务思潮得以兴起，一批有作为的开明官僚倡导洋务，一批进步的知识分子鼓吹洋务，洋务无庸置疑地成为60—90年代社会新思潮一面共同旗帜。诚如王韬所说：“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言时事，固孰有大于洋务者。”(《答强弱论》、《重民》、《治中》、《弢园文录外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洋务思潮的两部分代表人物对中国所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处理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政策在认识上是大体一致的。但是到了中法战争前后，特别是90年代初，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兴起和传播的逐步扩大，洋务思潮的代表人物便发生分化，形成为左右两翼。右翼坚持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政治方向。坚持道器、本末、体用观，力图把洋务运动严格限制在求强求富的范围之内，不愿意进一步改革，言论日渐保守；左翼则开始批评洋务运动的弊端，批评洋务派学习西方仅袭其皮毛，“遗其体而求其用”，进而提出继续改革的要求，言论带有激进色彩。从而显示出这个左翼逐渐与洋务思潮分道扬镳的趋势。然而，这种比较激进的主张不是通过向洋务论战，而是通过向洋务派建言的方式提出来的；不是要根本否定和取消洋务运动，而是希望这个运动“剔弊兴利”搞得更有成效一些。可见，要求深化改革的早期的维新思潮正是在洋务思潮基础上产生，在洋务思潮母体中孕育而来的。 洋务思潮及其分解，实际上反映了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认识上不断深化的过程。一般来说，人们的认识也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对外战争的教训，使先进的中国人首先注意到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之相关连的工艺技术和科学知识，对于方兴未艾的洋务运动，众多的早期维新派人士不仅是热情的鼓吹者，而且也是积极的参加者。大批军事工业的兴建带来了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一系列新问题，促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实力是军事实力的基础，富与强、贫与弱是互为因果的，“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戊戌变法》（一）第163页。)于是，从70年代起一大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渐次兴办起来，跟着，民间私营的商办企业也陆续产生。再后，官督的弊端日益为进步人士所揭露，鼓励商办、保护商人的思想便应运而生。不仅如此，先进的人们，尤其是早期维新思想家还立意探求西方富强之本源。“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使“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这才是体，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都只是用。中国“上下因循，不知变通”，“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趋步，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戊戌变法》（一）第40—41页。)这种清醒而深刻的认识，标志着早期维新思潮的产生，并逐渐形成区别于洋务思潮的思想特色。 早期维新思潮也与中国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初步兴起，投资和经营这类企业的官僚、地主、商人开始了向资产阶级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在形成中的新生资产阶级希望经济上得到较好的发展机会，政治上也取得一些发言权。早期维新思潮要求护商富民、保护商办企业和实行君民共主、建立议院制度，就是正在形成中的新生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利益或多或少明显的反映。其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性正是与这个新生阶级不成熟的状况相适应的。 （资料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