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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清朝，不能不关注满族的历史，关注满族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八旗。长期以来，研究满族史的中外学者，围绕八旗制度展开多方面考察，并取得丰硕成果，已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有关旗人与民人关系的探讨不仅拓宽了研究领域，还有助于从更大的视野考察八旗制度的性质和特点，这正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初衷。 有清一代，满洲统治者以八旗制度统辖旗人（内部又分八旗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以州、县制度管理民人（主体是汉族）。旗民分治是清王朝一个根本制度。作为该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在北京实施旗民分居。 清朝定都北京初，在城内强制实行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当时的北京城，仍保持明朝重建后的面貌，呈“凸”字形。内城（故又称北城）在北，平面呈东西较长的长方形；外城在南（故又称南城），东西各宽于内城。清朝统治者强令原在内城居住的汉民除寺观僧侣外，一律迁居外城，腾出内城安置满洲皇室和以满洲人为核心的八旗官兵及眷属。 旗民分居的结果,形成了并存的两个社会，即内城的旗人社会与外城的民人社会。不过，这两个社会并不是互相隔绝的，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民人重新进入内城，最终形成旗民杂居的局面。关于这一变化过程，笔者曾依据房契文书作过初步考察[1]。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把重点,放在对内城民人的考察上，即这些民人是如何进入内城的？他们从事的行业是什么？与作为其服务对象的旗人又是一种什么关系？最后得出若干结论。 从事碓房业的民人 以满洲人为核心的旗人，是清代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阶层。皇室、贵族、高官姑且不论，就连普通八旗兵丁的钱粮（甲银甲米），也是不低的。仅甲米（兵米）一项，前锋、护军、领催、马甲每人每年46斛（合23石），最低的步甲也有22斛（11石）。统治者有意把甲米定得高一些，以便兵丁养家，余粮则可变卖，作为一项辅助收入。当时一名七品官员的俸禄是每年银45两、米22.5石，八品官是银40两，米20石。所以雍正皇帝曾坦率地告诉八旗兵丁：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已多于七、八品官的俸禄。[2] 大约十万左右八旗官兵聚居京城，每年领取的粮食究竟有多少，尚无精确统计。有学者认为，每年在京八旗官员的禄米(俸米)约需12万石，八旗士兵甲米约需175万石，八旗宗室勋戚及荫袭官员禄米约需100万石，此外还有八旗失职人员、鳏寡孤独养赡米石等，合计近300万石。[3] 清代京城食粮主要来自南方漕运，分别由山东、河南、江南、浙江、江西、湖广运抵。据雍正《大清会典》卷四十：江南额定漕粮179.4万千余石；浙江：63万石；江西：27万石；湖广：25万石；山东：37.5万千余石；河南：38万石。以上合计约370万石，其中绝大部分入于旗人之手。[4] 由于粮食来源和品质不同，旗人与民人的食物构成存在明显差异。内城的旗人主要食用南方运来的稻米，而外城民人所食多为北方产五谷杂粮，此即时人所谓：“旗人平日多食老米，民人平日多食杂粮”[5]。仓廒中存贮稻米，很大一部分未经加工仍带硬壳，叫“粗米”，“粗米”蜕壳的过程叫作“舂”，又叫“串米”。米经串治后称作“细米”。这样，主要为旗人加工稻米的碓房就发展起来。“碓”是舂米的工具，碓房多为民人所开。松筠《百二老人语录》卷二云： 京城凡衚衕内，有开设碓房、米铺之山东人，常收揽旗人每季关领之好米，谓之碓细。每五大斗止给四斗，实于山东人大有便宜。而度日艰窘之旗友，白日出当官差，家中人少。如遇送米来时，山东人故意将米少给。因缺数向争，彼不但不添，仍发豪横，并云：此是你们原米，好食则食，不食给我工钱，将你们原米叫人拿来罢。因无可奈何忍耐过去[6]。 “碓房”，满语叫作“bele niohure puseli ”（直译：碓米铺）；“碓细”，满语叫作“narhūn obume niohumbi”。上引文还说明，开碓房、米铺的，以山东人为多，他们平时里收多给少，或以劣充次，盘剥旗人，花样多多[7]。 在清代北京，与旗人关系密切的民人，一为山西人，一为山东人。山西北与蒙古接壤，向南毗邻京、冀，素有经商传统，京师经营银钱业务之炉房、钱铺、票庄、当铺、印局老板等等，大半非山西人莫属。而山东人与满洲人历史渊源最久，关系也最密切。山东东部一带素为富庶，但人稠地窄，故出外谋生者多。山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渤海湾相望，自明代以来，许多人浮海北上，谓之：“闯关东”。关外地广人稀，物产丰饶，北上者络绎不绝，或春去秋归，或迁往不归，关外遂成山东人“第二故乡”。十六世纪末满洲人崛起于辽东，开疆拓土，建立清朝，编入汉军八旗的汉人，十之八九原籍山东。清朝入关，大批山东人随之来京，继而又从原籍招致不少亲朋。山东人素性吃苦耐劳，兼有经商传统，久而久之，旗人日用所需多由山东人承办，近水楼台先得月，老米碓房多由其经营也是很自然的。 那么，北京内城碓房是何时兴起的呢？雍正年间镶红旗汉军副都统尚崇坦在一份奏折中称： 臣查八旗官兵自定鼎以来居住内城，所关米原系自行舂碾，未有雇觅旁人者。乃数十年来享国家升平之福，惮劳苦而习宴安，遂有山东、山西两省来历不明之人入京开设碓碾，而旗人所关之米交与舂碾，久久习熟，竟有关米出仓并不载运回家而直送至碾碓听其销算者，以致无籍奸民得以施其盘剥之计。除一石只舂八斗外，或用大斗小升，多入少出；或因先借后还，贵价贱折；甚至有寄放既多乘便卖尽而飘然远遁者。[8] 这份奏折讲得很清楚，清朝初期，八旗官兵领取兵米俸米，原系自行加工。以后习于安逸，惮于劳苦，逐渐转给进入内城的外省民人，首先是山东、山西人。这些民人开设碓房碾房，除了收取加工费，还想出种种额外盘剥的伎俩，以致引起旗人强烈不满。为此，尚崇坦曾向雍正帝建议：八旗领取的粮米应令自行舂碾；开设碾碓的民人概令移往外城；如果仍留内城，由步营官员即行查拿治罪。尚崇坦的想法显然过于简单、粗暴，他认为只要把民人逐出内城，就万事大吉，旗人既可“习力作之勤”，而“奸民”亦无所施盘剥之计。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已经习于安逸的旗人，如何使之重操旧业？何况米石加工数额巨大，确实需要社会的专业分工和必要设备。结果可想而知，雍正帝对尚崇坦的建议未置可否，实际是搁置一旁了。 同一时期，还有八旗官员建议设立官办碓房以取代民人碓房，具体办法是每旗各设碓房十处，舂串细米发卖。但随即产生的问题是：当时八旗官兵约有九万五千五百余，食粮人数众多，碓房如少立则不足敷用，如设立百余处，又不免人多事繁。八旗大员会议的结果，否定了上述建议。[9] 总之，碓房与旗人生计关系密切，无法取代。但碓房对旗人的盘剥又不能不引起统治集团的关注，只是苦于找不到有效对策，只好任凭其发展。清中叶，北京内外城的碓房至少有千余家 [10]。其中，位于内城的碓房以旗人为服务对象，业务量尤大。 内城的碓房业，几乎与清朝的统治相终始。除了加工米石，一些碓房兼营放债[11]。辛亥革命后，八旗制度迅速崩解，旗人们丧失了被称为“铁杆庄稼”的粮饷，加之近代机器加工业的传入，碓房业才迅速衰落[12]。 二、从事运输业的民人 南方的漕粮由运河运抵通州上岸，按照米色和用途不同，分仓收贮。食用上品米的八旗贵族、官员必须出城到通州仓运米，而八旗骁骑校、护军校以下及兵丁则在京城各仓运米。 京城八旗，各有指定仓库：左翼镶黄旗，海运仓（东直门内鞭子胡同北口外）；正白旗，旧太仓（朝阳门内大百万仓南门）；镶白旗，南新仓（朝阳门内豆瓣胡同）；正蓝旗，禄米仓（朝阳门内智化寺西）；右翼正黄旗，北新仓（东直门内瓦叉儿胡同东口）；正红旗，兴平仓（东直门内扁担胡同南口）；镶红旗，富新仓（朝阳门内北小街）；镶蓝旗，太平仓（原与禄米仓同设一处，康熙四十四年移设朝阳门外瓮城之南）。其中，朝阳门内旧太仓、兴平仓、海运仓、富新仓彼此接近，规模最大，四仓为一大仓，即一仓四门 [13]。 按八旗方位：左翼四旗镶黄旗居安定门内，正白旗居东直门内，镶白旗居朝阳门内，正蓝旗居崇文门内；右翼四旗正黄旗居德胜门内，正红旗居西直门内，镶红旗居阜成门内，镶蓝旗居宣武门内。对照以上各旗仓廒不难发现，八旗官兵领米，路程远近不等，由于京仓均集中在城东一带，右翼四旗领米，须从城西赴城东，中途要绕行皇城，路程远较左翼四旗为远，运输费用相应提高。 清朝盛时，府库充盈，八旗官兵给养丰厚。旗兵每季领米一次，称“季米”。季米的领取分旗定期，大致有二种。第一种为“二五八冬”，即二月、五月、八月、十一月为领米期；第二种为“三六九腊”，即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为领米期。[14] 届时仓前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为了运输与发放便利，领米时各旗多以佐领为单位雇觅民人车辆，凭米票到指定仓房领米。《百二老人语录》卷二载： 一老人云：吾知一人曾充领催，办理钱粮事务，甚为美善。其于本佐领下人钱粮，或银或钱，每月由户部领出时，送至佐领宅内，将钱如数散放，并无坐扣这项那项。银两按分照册公平秤放，余出者给雇车工价外，不余则已，有余即回明佐领，分予佐领中极贫之家，虽一分一文，并不苛取……佐领下或官或兵，关米时，伊亲率佐领下听事人，找雇贱价车辆拉米，逐户挨送。其充足人家如及时交给车价，即令车夫领去；贫穷人家当时不能措给，伊在钱粮内陆续坐扣，找还车夫…… 上引文提到的车夫，就是专门被雇佣来给旗人运米的民人。他们大多是个体经营，在车价上亦有差异。清初同一佐领的人户集中居住在某街区，以后逐渐散居各处，随之，季米的领取越来越费时费力，车脚工价亦水涨船高。雇觅车夫，讨价还价，这些工作，琐碎繁重，照例是佐领下钱粮领催的职责。但这些交易环节，往往也给领催提供了以权谋私的机会。故其人品之高下，贪廉与否，直接涉及旗人的切身利益。上引文还提到，一些旗人贫户，因无钱付给车价，只有欠账，等到下季度领取钱粮时再由领催扣还给车夫。在这种场合，这些旗人就与车夫形成了债务关系。 三、经商的民人 关于清前期北京内城的民人经商情况，文字史料多语焉不详，惟有康熙《万寿盛典图》的作者，以其神来之笔，刻画了康熙五十六年（1717）圣祖玄烨六旬大寿的情景，对盛典沿途北京内城的街景、大街两旁众多店铺和交易场面，均有栩栩如生的描述。如图中提到的“西华门外众铺家”、“四牌楼北众买卖人”、“西直门外众铺家”，就反映了这三个街区商业繁荣、店铺众多的事实。西四的四个牌楼是该商业区的标志性建筑，题额均为满汉合璧，其中一牌楼上书“大市街”，另一牌楼上书：“行义”。[15] 当时，北京内城有两个大市街，一个在西四牌楼，一个在东四牌楼，都是繁华的商业区，聚集了许多商贩。 《万寿盛典图》中，如实反映了店铺的多样性，有杂货店、烟铺、药铺、香料铺、蜡烛铺、颜料油漆店、茶店、点心铺、酒店、油盐酒杂货店、菜店（菜局）、面食店、布店、洗染店、钱庄银庄、当铺，以及米店、水果店、鞋店、杂货店、棉丝店等。店铺有号、堂、居、斋、行、铺、局种种名目。 随之产生的一个问题是，顺治初年民间商人既被逐出内城，他们是何时开始返回的，返回的途径又是什么？在此以前，笔者曾试图利用北京房契寻找答案。但康熙、雍正年间房契传世者太少，尽管从契书中可以找到民人在内城经商的确切记载，但对其内容和规模很难做出比较全面的估计。《万寿盛典图》则令人信服地表明：康熙末年（18世纪初）内城商业的发展，吸引着众多民人。在通衢两旁，栉次鳞比着各色店铺，店主和店伙基本都是民人。除了开店的坐商，街上还穿行着许多行商，这些沿街吆喝的小商小贩，有的肩上挑着货担，随身带着秤，或者挑着货箱，箱子上还插着旗子一类的饰物。商贩中有卖杂货的，卖玩具的，卖花卉的，卖茶水的，卖吃食的，还有在路边卖画的。他们的动作举止、服装发式、职业特点，在《万寿盛典图》中均有惟妙惟肖的描绘。 《万寿盛典图》还反映出内城商业的发达，烟草、药材、香料等商品，多来自遥远南方；四面八方的商品汇萃于此，极大地丰富了旗人的物质生活。商业的繁荣，是国内社会秩序安定、经济发展和交通畅达的结果。特别就满洲人而言，其物质生活之丰富，与关外时代比简直判若霄壤。 值得注意的是：民人的店铺不仅出现在内城，而且进入西华门内的皇城。皇城内大道旁有挂着招牌的“菜局”，隔壁堆放着一筐筐的蔬菜，几个民妇在聊天。西面有一个药铺，柜台上摆着捣药罐，靠墙是乘放各味药材的柜子，幌子上写着“仁德堂南北川广道地药材”。有的店铺挂着“名烟”“石马名烟”“所烟发兑”的幌子；有的幌子是一串铜钱的造型；有的店内摆着酒坛，墙上挂着葫芦瓢；有的店内摆着桌子和条凳，一位客人坐着吃饭，旁边的伙计忙着应酬；有的店铺柜台上摆着一双鞋，还悬挂着旗人穿用的靴子；还有店铺摆满了杂货。穿行于熙熙攘攘人流中的，是游动的小贩，挑箩筐的，推独轮车的，提着秤杆交易的，坐在道边等顾客上门的；有在道边小桌上放个大茶壶卖茶水的，有手里摇着货郎鼓或背着货箱沿街吆喝的……这些熙熙攘攘的热闹情景，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和情趣。这并非作者的虚构，而是说明：康熙年间的皇城内，民人已开拓出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16]。除了《万寿盛典图》，不妨再印证档案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旗员赖温在一份满文密折中奏称： 九门之内地方，甚为綦重，且外紫禁地方，所关更为綦重，因天下各省之人来者甚多，于外紫禁城内外地方开下榻之店者皆有……若外紫禁城内外店房皆与查禁，闲荡之人，零星商贩皆令于城外店房下榻，则城内风气似可改观，且良恶之人亦不可妄加栖止。[17] 清代北京内城，包括三个城区：中央是皇帝居住的紫禁城（今故宫博物院的范围）；紫禁城外，是皇城（主要居住为皇室服务的内务府旗人）；皇城外，是八旗及其眷属属驻扎的大城。赖温所谓“九门之内地方”，指八旗居住的大城；而“外紫禁地方”，则指皇城。这就充分证明，康熙末年进入大城的民人已经不少，不少是居无定址的流动小贩，他们经常下榻客店，带动了客店业的发展。赖温为了维护城内治安，建议将城内所有客店不问清红皂白，一概查禁。康熙帝却未置可否，只是朱批道：“九门提督会同该部议奏”。从后来情况看，客店不仅没有被查禁，反而越来越多。 雍正年间，在东华门、西华门外，民人的饭铺、酒铺生意也异常兴隆。值班的八旗兵丁进铺沽饮，习以为常。以致引起清廷干预，谕令将两门外的酒铺，一概禁止；饭铺亦只允许出卖饭肉菜蔬，永禁卖酒。皇城内禁止卖酒，主要是担心旗人沉溺于享乐，经济上渐趋窘迫，军事上丧失尚武的传统。至于饭铺、油盐等铺，为旗人日常生计所系，却不能不允许照常营业[18]。 雍正十年（1732），内务府官员丁皂保奏请严禁东西安门内路旁开书场、茶社，及在皇城内街道搭棚设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皇城以内与紫禁（按，指紫禁城）甚近，查旧例凡居住旗人不许在街在道搭棚设醮，扬幡挂榜，锣鼓喧哗，以内地理宜洁清故也。其东安门西安门内大路两旁人居稠密，在廛在舍听凭贸易经营，此实我皇上宽恤深仁爱民如子之至意，凡属旗民皆宜仰体圣心，尤当凛遵法度也。乃者奉行日久玩愒旋生，于大路两旁密支布伞，或作茶社，或作书场，人民拥挤，道路壅塞……于肃清禁地旧例甚属不合…… [19] 从丁皂保的奏折不难得知，在皇帝“听凭贸易经营”的谕旨下，皇城内主要街道旁的店铺发展很快，并且出现了茶社、书场等文化娱乐场所。民间的商业触角由大城渗入皇城，同时发展起娱乐、文化等性质的经营，这似乎意味着民间艺人的出现。 在明代，皇城内悉为禁地，民间不得出入。至清代，东安、西安、地安三门以内紫禁城以外的皇城，始允许旗人民人自由行走、居住[20]。这种变化，对民间商业的发展乃至民人与旗人的交往是有利的。 清代北京各商业市场，一般有固定地点。坐落外城的有：银市、珠宝市、玉器市（在正阳门外）；估衣市，肉市，果子市（在正阳门东）；皮衣市（在南小市）；鱼市（在金鱼池西）；菜市（在宣武门外大街南）；骡马市（在虎坊桥西）；拆补市（在西珠市口南）；油壶卢市（在花儿市西）；棉花线市（在东直门外）。坐落内城的有：在东四牌楼南，有米市；在东四牌楼西，有猪市，羊市，马市；在隆福寺西，有雀儿市；在德胜门内，有耍货市[21]。检雍正朝官修《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八旗分布图》，雀市在隆福寺东南，马市在隆福寺西南。说明这些商市，在康、雍年间已经形成。杨静亭《都门杂咏·雀儿市》有云：“市陈隆福鸟堪娱，奇异难将名字呼。细自鹪鹩大至鹤，买来除却凤凰无。”[22]除了传说中的凤凰无从寻觅，几乎所有可以驯养的鸟类在隆福寺的雀市上均有出售，可见经营范围之广。八旗子弟终日无所事事，养成提笼架鸟的时尚，助长了内城雀市的发展[23]。清前期，许多旗人仍保持骑马传统，马市设在内城也不足为奇。至于猪、羊、米等，口腹所需，更是须臾不能离开。 东四牌楼一带，早在康熙年间，已是店铺集中，生意繁兴的地区。[24]晚清时这一带分布着首饰店、缎靴店、帽店、估衣店、茶叶店、点心铺、饭馆，多有名气。如致美斋以生产满洲风味糕点闻名，因有“妙制品惟供上用，奶油风味溯兴京”之句。清朝把满洲肇兴之地今辽宁新宾县称为“兴京”。满洲奶食品名“奶乌他”，被满人带入京城，食之不免想起关外时的生活和本族的传统。东四一带还有号称“四大恒”（恒兴、恒利、恒和、恒源）的四家钱铺，是操纵京师经济命脉的总汇。这里还是书肆的集中地，主要有三槐堂、同立堂、宝书堂、天绘阁。 清末，内城商业繁荣的街市除东四牌楼、西四牌楼，还有新街口、东安门外、东单牌楼、北小街闹市口（在朝阳门内）、北新桥、交道口（安定门内）、后门大街（即鼓楼前大街）等处[25]。商业区的增多与扩大，反映了经商民人的增长。 四、从事手工业的民人 康熙《万寿盛典图》，刻画了北京内城形形色色的店铺和手工业者形象。有些店铺的经营内容通过幌子反映出来：如成衣局，即裁缝铺；一个商幌上写着“天宝斋仿古金囗”，应是加工首饰的金店；刻书铺的幌子写有“李家印囗”，“印造释[经]”。一些临街店铺，虽没有幌子，但从屋内外的摆设一看便知。如屋外摆满圆木的是木匠铺，放满桌椅柜子的是家具铺，悬挂车轮的是修车铺，院里摆满煤球的是煤铺，屋外张挂皮革的是皮货店，挂着毡子的是毡子铺。各色店铺对自己的经营之道，均以特定商品、用物或者幌子来表现，令人一目了然。最醒目的还有帽子店，店前的幌子上画着一顶清朝特有的官帽。虽然不能断言这些店铺的产品都是在店内制造加工，但大部分产品在店内制作完成应没有问题。这说明，随着内城商业的恢复，一些专门为旗人服务的民间手工业者，也逐渐进入内城。 雍正年间的一件奏折称：西长安街以南，沿皇城一带大街，以往虽有加工贩卖牛马皮张的，不过寥寥数家；近年来贸易之人迅速增多，挨家逐户收买各色皮张，车载骡驮，不可胜数；遍地腥膻血污，一遇春夏，臭秽难闻，行人莫不掩鼻，殊失观瞻。这些人都是来自外省的民人，纷纷在此赁屋居住 [26]。为了清理环境，以壮观瞻，陈奏者建议皇帝将这些民人全部驱逐出城。但是，在《八旗通志初集》卷二《八旗分布图》中，上述地区明确标有“皮市”二字。不仅证实了皮市在内城的存在，且说明了该市场的合法化。至于将民人逐出皇城的建议，看来也没有被统治集团采纳。 清代后期，内城的民间手工业诸如营建业、木工，瓦工、石工、油漆工、棚工、裱糊匠、皮毛匠、成衣匠、制帽匠、靴匠、绦带工等，均有发展，民间工匠随之增多。及清朝灭亡，八旗制度不复存在，部分为旗人服务的特种行业不得不转行： 制靴业。满洲人早先是骑射民族，无论男女，骑马穿靴，以后骑技荒疏，仍保持穿靴传统。东四一带的内兴隆靴店，专做文武朝靴和战靴，“便帽锦边红结穗，缎靴穿着内兴隆”，成为内城旗人的一种时尚[27]。清朝灭亡后，旗俗迅速消失，靴业只有向制鞋业转行。所以民国修《北京市志稿》说：“京靴为本市特制，自国体变更，靴已无形取消”[28]。 服饰绦带业。清代旗人保持满洲人传统服饰，男女均穿袍（即所谓旗袍），旗袍左衽，镶绦带。京师的绦带业驰名四方，其工人以吴桥、景县、枣强等地为多。乾隆间已设立行会。迨辛亥鼎革，朝野服制变更，此业遂衰 [29]。 皮革、斜皮业。该行业以骡、马、驴臀部两股上方之皮为原料，亦称股子皮，性软质细，耐摩擦，用以制作靴之牙条，鞋之双梁，及镶毡帘四角；又拉弓、掼跤、举石、架鹰者，多以黑绿色股子皮沿衣四周。及清朝亡，靴鞋之式改变，毡帘之制与八旗武士之衣多废，故其业衰微。[30] 绣花业。清代京师绣工，有绣花作与湘绣庄两类。绣花作有苏绣、顾绣两种，皆名之曰京绣，最有名。八旗官员蟒衣黼黻遍行于天下，故绣花业很有市场。及清朝亡，只好改绣戏衣、神袍。[31] 牙角骨工业。清初重骑射，凡引弓须带扳指，因制扳指而成业者曰扳指店。其原料：关东有兽曰猂达罕（又称“四不像”，即麋鹿），似鹿而大，角坚，色灰白，制扳指者用之。此外，有象牙、牛角、驼骨及粤东所来之虬角（即海马牙，染绿甚美）。凡可制器者，兼收并蓄。及辛亥鼎革，弓矢之业废，扳指店只好改行[32]。 造花业。此业纯为手工，其原料大别有二：曰绢类，中有绫、绢、缎、绸、绒之分，用作头花、襟花、夹花为多；曰纸类，中有洋、毛太、粉连、格褙之分，用作瓶花、盆花及花圈为多。凡喜庆丧祭，陈设佩戴，各异其用。有清一代，旗、汉妇女皆喜戴花，旗装妇女尤盛，宫中式样，流布民间，故此类花或称宫花。[33]。清朝灭亡，旗装很快绝迹。同时衰落的还有首饰业[34]。 马掌业。给马钉蹄铁，是一种劳动量大比较辛苦的行业。业马掌者，制造蹄铁，兼施钉工。初为肩挑游行，随地钉掌。清代中叶，始设专铺，然无字号，多于门前立架，拴缚骡马，其铺址则多在马店与兽医的邻近。近代以来，京城内骑马者绝迹，及人力车、自行车等引入，此业遂微。[35] 五、从事卖水业和粪便清理业的民人 对北京这样一个大都市来说，居民用水始终是一个大问题。北京井水的水质，素有甜水（软水）和苦水（硬水）之别，而以苦水居多[36]。 清代北京内城有多少口水井，尚无详确统计。乾隆《京城全图》记载地名，不少与水井有关系：四眼井（二2）、高井胡同（二10）、井儿胡同、三眼井胡同（三7）、龙头井（四7）、三眼井胡同（五5）、四眼井（五11）、苦水井（五11）、三眼井（六5）、井儿胡同（六9）、苦水井胡同（七1）、高井儿（八1）、小井儿胡同（八2）、高井儿（九10）、四眼井（十2）、四眼井胡同（十7）、坑眼井（十11）。人们以水井或水的特质作为胡同标志，一定程度反映了水源在生活中的重要。 记载水井位置和数字最准确的当属晚清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37]，按该书记载，在市内大多数地区，都是数条胡同的居民共用一眼水井。相对于密集的人口而言，井水成为一种宝贵资源。由于多数居民距离水井较远，且多数水井属私人性质，于是兴起了专门的卖水和送水业[38]。 内城旗人居家度日，多依靠送水民人（水夫）。发达的卖水送水业，形成了对水井和“水道”（特指送水的对象）的独占。水井和“水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同不动产土地房屋一样，可以买卖、转让、分割，由此形成复杂的契约关系。[39] 在《万寿盛典图》中，第一次刻画了水夫的形象。头戴草帽，打着绑腿，推着独轮车，车上放着四只乘满水的木桶，穿行于内城的街巷间。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云：“草帽新鲜袖口宽，布衫上又著磨肩（原注：挑水人所穿半臂，名曰磨肩）。山东人若无生意，除是京师井尽干（原注：京师卖水俱山东人）。”[40]作者在准确把握水夫装束的同时还特别点明，从业者都是山东人。据说,乾隆年间,曾有土著水夫与山东水夫因争水道涉讼。官府遂规定，准山东人按井分段，挨户送水，不许他人争夺；山东水夫亦须各守范围，不许互相侵犯。从此相沿成习。[41] 直到清末，水夫的穿着和作业手段相沿不改[42]。冬则寒风积雪，夏则烈日暴雨，水夫的劳动条件相当恶劣，一向被北京居民视为“贱业”[43]。内城水夫的服务对象主要是旗人。因旗下贫户常经常拖欠水钱，招致水夫不满，或出言嘲笑或肆意骂辱。也就是松筠《百二老人语录》卷二提到过的： “习见各巷居住之旗下贫家，常有山东人索要水钱，形状强横”。这些水夫“皆隶籍山东，无计度日，始肯离乡，来京挑水谋生”“每日送水，按月领钱” [44]。水夫本身也良莠不齐。有的水夫利用自己熟知旗人家庭情况的条件，与旗人家奴内外勾结，进行盗窃活动，受到官府追究[45]。 水夫只是城市供水系统的体力劳动者，他们受雇于“井主”（hūcin i da，又称“水窝”），后者才是水井的所有者。民国初年，北京内外城的水夫多达六七千人。水夫送水，对用户稍不如意，即百般刁难，或减少水量，或加高水价，甚至断绝送水，居民受其挟制，乃呼为“水阀” [46]。这固然是晚些时候的记载，印证前引《百二老人语录》，足证此种劣习由来已久。一向被视为“国家根本”而志得意满的八旗官兵，在日常生活中却时时受到这些下层小民的刁难，这无疑是一件既难堪又很无奈的事。 当时活跃在内城，与水夫异曲同工而旗人生活又同样须臾不能离开的，还有粪夫，即粪便清理业。粪夫亦多为山东人，且与送水业一样，形成对一定经营领域的独占[47]。粪夫取粪有以户计者，有以胡同计者，均谓之“粪道”。“粪道”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亦可买卖、转让、分割。《北京市志稿》第七卷：京市粪夫，由来已久，其初散漫，略无挟制。康熙中，承平既久，户口浸滋，粪夫贪利，始划疆守。粪道之名，由是而起。属甲某之粪道，乙某不敢越畔而作，住户无自由选择之权，粪夫有永远占据之利，子孙承继，典质买卖。旧时一粪道约值银二三十两至百余两，如倒让必立字据即契约。此种契约，有人持十数张至数十张者，雇用粪夫，分道淘取，居民畏之，呼为“粪阀”。则其霸道可知！粪道自数十户至二百户为一道，平均百户一道。民国初年，全市纳捐开粪场约四百余家，足征这在清代已是一个发达的行业。[48] 六、寺观中的僧道 清朝进入北京初，强制实行旗、民分城居住，所有内城汉官及商民人等限期徙往外城，惟独寺观中僧人道士，被特许留居内城。这反映出满洲统治者对佛、道的尊崇。 早在关外时期，满洲人已受到佛教、道教的陶融。天命元年（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称汗立国之初，就在赫图阿拉城东山顶上盖造佛寺、玉皇庙和十王殿等，号称七大庙。从这些庙宇的祭祀对象上不难得知，当时满人的信仰体系除了传统萨满教外，已是佛、道教的杂糅。清太宗皇太极统治时，随着与蒙古诸部交往的增加，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在满人中的影响明显加强。崇德七年（1642），西藏达赖喇嘛派使者至盛京，受到他的盛情接待。清朝定都北京，在将民人逐出内城同时对僧道网开一面，正是其一向敦重宗教的结果。 顺治帝福临笃信佛教在历史上是很出名的。顺治十七年（1660）春，福临亲自为万安山法海寺慧枢和尚榜书“敬佛”二字 [49]。又谕旨宣徽院发出告示保护法海寺免受搅扰[50]。是他礼佛、敬佛、崇佛的实证。顺治八年（1651），福临谕命将北海琼华岛山顶的主要建筑广寒殿等拆除，建筑了一座巨大的喇嘛塔（即今北海白塔）和寺庙。[51] 康熙帝即位，重修梵宇，广建佛刹，崇佛之风，一时称盛。尤其康熙中叶以后，国力日愈强盛，京城内外许多古老寺观如《万寿盛典图》提到的宝禅寺、双关帝庙、法华寺、广仁宫、旃檀寺（弘仁寺）、静默寺等，都在这一时期敕命修缮。康熙帝在尊崇佛教的同时，对民间影响很大的道教也优礼有加。北京道观丛林中最著名者，东有东岳庙，西有白云观，自康熙年间起屡次修建。随着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们开始追求更丰富的精神生活。在统治者的倡导和民间汉人文化的濡染下，旗人均乐此不疲。《万寿盛典图》着力刻画诸多寺观，即是迎合皇帝喜好，也是当时旗人信仰流行的真实写照。 清代北京内城共有多少寺观，说法不一，如据乾隆《京城全图》统计，约有一千二百二十余处。照此推算，内城僧人道士至少有数千人之多。僧道与旗人的交往，无疑构成旗民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寺观是旗人宗教活动的中心。世代居住北京内城的数十万旗人多笃信佛、道二教，并在日常生活中与寺观形成密切的关系。寺观既是旗人宗教活动中心，也是他们慷慨捐资、施舍田地的对象，旗人为了实施善举，还参与或组织了形形色色的香会。[52] 其次，寺观举办庙会，是内城重要的商业集市和娱乐场所。内城庙会最热闹的有两处：一处西庙，护国寺，在皇城西北定府大街正西，每月六次，逢七、八日开庙；一处东庙，隆福寺，在东四牌楼西马市正北，每月六次，逢九、十日开庙。是日，百货云集，凡珠玉绫罗，衣服饮食，古玩字画，花鸟虫鱼，以及寻常日用之物，星卜杂技之流，无所不有[53]。此外，每月逢五、六日，在白塔寺有市。举办庙会的寺观一般规模较大，而且选位适中，以照顾所辐射的区域[54]。 其次，旗人平日家居，与寺观也有密切联系。婴儿出生，父母祈其无病无灾，顺利成人，往往到寺庙中许以“跳墙和尚”。“跳墙和尚”，又叫“俗家弟子”。前人解释说：“小儿周岁，……或恐不寿，则有舍在寺观冒为僧道出家者。其法于是日抱之入庙，予一帚使扫地，其师假作督责笞击之。预设一长凳，令小儿跨越而过，不可回头，即出庙归家，仿佛逾垣逃遁者，嗣后终身不宜再入此庙。”[55] 旗人崇雯《年记》（即自传）中称：自己是父母四十余岁所生，非常欢慰，祖母尤钟爱，因许以跳墙和尚，六岁留发，成为贤良寺晟一方丈的弟子，赐法名益安。他长大成家后生了二个儿子，同样许以跳墙和尚。崇雯和崇霁兄弟二人都是贤良寺晟一方丈的弟子，儿子则是晟一方丈的徒孙，这种父一辈子一辈的关系不断延续，就与该寺僧形成特殊关系。崇雯的父亲生前把棺材备好寄存贤良寺多年，每月照付香资三吊。其母去世，请贤良寺僧人诵禅经。不妨说，一家人从生到死，都离不开和僧道打交道。至于八旗贵族或富赡之户，多立有家庙，其与僧道的往来当然更加频繁。 除了许以“跳墙和尚”，还有一种替代办法，即父母为小儿发愿舍身寺庙，实际上却以他儿带之，名曰“替僧”[56] 。 当然，也不排除某些旗人子弟出家的事实。满洲旗人马宜麟幼年多病，被父母送入东岳庙做道士，他秉愿募化，修理本庙东廊、西廊、各处道院工程，并在后院建立同善堂义学，又在马道口买地，设立义园。因有诸多善举，逐渐升至东岳庙第十七代住持[57]。就是旗人子弟出家的一个例子。 寺庙环境幽静，兼备客房，成为旗人子弟准备应试苦读诗书的地方。晚清名臣内务府满洲人崇实，饱读诗书，以翰林身份补任将军、都统。他五岁入塾读书。七岁读唐诗。十三岁，与弟崇厚在黄大王庙读书，始做破承题。以后陆续学习作诗、八股文，直到十八岁，始习骑射[58]。不过虚应故事。崇实二十岁在北京参加乡试，落榜后先后在双寺、文昌等庙伏案苦读。以后几次名落孙山，仍志在正途。31岁时终于中榜。殿试二甲。他家三代进士。本人与弟崇厚都是以翰林补用将军、都统，儿子嵩申也是翰林。一些寺观，以景色秀美称名，还是旗人子弟吟咏酬唱或宴游娱乐的场所。 在旗人与僧道的交往中，清政府注意防范的有几个问题： 其一、庙会期间，寺观开场演戏，借机敛钱。车王府曲本的长篇《封神榜》写于同治年间，说唱中穿插了许多北京的风土民情，其中就有揭露道士借发起香会骗人财物的内容：“王道起了个香油会，慈悲舍饭济贫穷。众多善人齐入会，来助王道为传名。王道吃斋为会首，他比僧人分外凶。白干布就是灯油香油的本，镇宅闲钱心口嘣。大字香烛钱一吊，谁要来烧现给铜。花账本擎在手内，一吊他写二吊零。”[59] 子弟书《阔大奶奶听善会戏》，讲述的则是尼姑庵借“娘娘圣诞”名义举办“善会”，“恭请”阔大奶奶到庵中听戏。这位旗人贵妇庵中的老施主，尼姑们请她赴会不过是为了多敛钱。[60] 民间文艺作品中这类栩栩如生的人物虽然是虚拟的，却是日常生活中真实现象写照。 清代北京的娱乐场所主要集中在外城（南城），旗人受到种种禁令约束，前往不便。内城僧道遂以举办善会名义，变相娱乐。雍正十二年兵部左侍郎喀尔吉善奏：“近见八旗官员人等因不能到园馆酒肆演戏聚敛，乃于京城寺庙中假托善会为名布散请帖，敛取分金，或演戏或唤歌童，聚饮作乐，官员兵丁人等间杂无别”[61]。喀尔吉善奏请皇帝饬令禁止。乾隆二十七年（1762）又奏准：“五城寺观僧尼开场演剧，男女概得出资随附，号曰善会，败俗酿弊，所关非细，应交步军统领五城顺天府各衙门严行禁止”。[62] 但从后来情况看，这类现象一直没有绝迹[63]。 其二、妇女在庙会期间结队游玩，“有伤风化”。清廷多次谕令不许妇女进庙烧香，收效甚微。尤其内城隆福寺、护国寺开庙之期，旗妇结队前往。同治年间重申，一旦发现此类问题，将该庙僧尼人等从重惩办，以挽颓风。[64] 再三，寺庙出租房屋，导致治安隐患。相对郊区寺观而言，内城寺观地产较少，经济来源主要依靠出租房屋，用老北京的一句俗话，叫作“吃瓦片”。据李虹若《朝市丛载》卷二《庙寓》，晚清时北京内外城一共有31座寺观兼有旅寓场所的功能，其中位于内城的15座[65]。租住者多为民人，三教九流，社会成分复杂，既有读书应试的举子，给人担挑杠抬为生的佣工，走街串巷的小贩，也有流窜的窃盗[66]。《百二老人语录》卷二：“如欲缉捕盗贼，不独先将所管地方庙宇趁间突查，素常犹当剀切晓谕，各庙凡有可疑之人，概不许留”。寺观出租生利，易留鼠窃狗偷之辈，因此，清政府始终把寺观作为缉奸防盗的重点[67]。 七、简短的结语 综合全文，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满洲统治者在京师实施旗民分居，形成了内城（北城）旗人与外城（南城）民人两个社会的并存。但满洲统治者可以强行把民人迁出内城，却无法阻碍其重新进入。这一过程，自康熙、雍正年间起崭露头角，乾隆以后持续发展。这部分人，即本文所谓“旗人社会中的民人”。 进入内城的民人，围绕旗人社会的需求，发展起多种行业，本文考察的粮食加工、运输、商业、手工业、送水卖水业，以及从事宗教活动的僧人道士，只是其中一部分。它如跟丁（随丁）、轿夫、门房、仆妇、塾师、艺人、棚匠、医师、舆师（风水先生）者流，无不与旗人的日常生活关系密切。 对于民人进入内城，满洲统治集团在特定时期也曾采取某些限制政策(如限制民人购买旗人房地；限制民人在内城开设客店、戏园；限制民人与旗人通婚等)，但总体看，始终没有明令禁止。究其原因，数十万旗人聚居内城，形成庞大的消费群体；他们除做官当兵外不事百业，强化了其群体的寄生性。旗人的衣食住行，无不严重依赖民人。这种状况，不是哪个统治者一厢情愿所能改变的。清前期，八旗官员为了保护旗人利益，屡次提出限制民人在内城活动，甚至奏请将其全部逐往外城，但最终却不了了之。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另一方面，民人对旗人也有经济的需求，八旗官兵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大大超过民人，旗人不仅有钱，而且不知撙节，民人谋生营利，旗人是最理想的对象。正是这种双向的需求，决定了旗人社会不仅无法与民人隔离，反而随着时间推移，吸纳越来越多的民人。这或者说明，旗人社会与民人社会，只是表面的并存与分立，随着时间推移，两者相互渗透、彼此依存，并在京师的大框架内形成互补的局面。而那种认为旗人社会是封闭社会的观点，似乎值得商榷。 清代北京，已是人口逾百万的大都市。主体居民为旗人与民人，而在民人中，又包括大量外来人口。进入内城的民人，除传统土著，很大一部分来自外省，其中山西人、山东人的势力尤大，以致在行业分工上，带有地域色彩。山西人主要经营炉房（以铸造马蹄银为专业）、票庄（又称票号，以汇兑交易为页，亦借贷银钱）、当铺、放印子。在银钱业务方面优势明显。山东人与旗人关系最近，故旗人家常日用所需，多由其承办，除碓房归其经营，它如送水、掏粪等业，皆为其专营。 关于山西人、山东人与旗人的关系，前人说法不尽相同。金啓孮《北京郊区的满族》说，在京旗外三营（蓝靛厂外火器营、香山健锐营、圆明园护军营）中，都有八旗以外的汉人即民人，这些汉人以山西人和山东人为多，多半是旗人的随丁和夫役，以及过去随营的工匠、商人和小贩。久而久之，他们都附在旗营的集体中，与旗人关系很好，没有利害冲突，只有互助关系[68]。金先生自幼生长旗营，所述颇具权威性。然而，在清代文献首先是旗人著述中，讲得最多的，却是山西人、山东人如何因债务问题与旗人发生冲突，以及他们的碓房、当铺，如何对旗人巧取豪夺、放高利贷，千方百计加以盘剥。那么，综合考虑，是否可以认为，山东人、山西人与旗人关系存在着两重性呢？其一是和谐性，山东人、山西人与旗人关系密切，由来已久，一部分人甚至融入旗人社会；其一是矛盾性，即一些山东人、山西人充分利用与旗人的特殊关系，牟取最大的经济利益，因此酿成与旗人利益的冲突。 内城民人的不断增长，对旗人社会产生了多方面影响： 首先，促进内城商业、手工业和各项服务事业全面发展，使旗人的生活内容、生活质量乃至饮食结构发生显著变化。 民人进入内城，密切了与旗人的文化交流。文化的多元性（满、汉、蒙古文化的并存），本是旗人社会的重要特征。满洲人作为旗人社会的核心，其文化演变，又主导着旗人文化的走向。关外时期，满洲人多不通汉语。入关初期，不得不在各衙门中设立满语通事。但是在与汉人的频繁交往中，满语满文只经历了短暂的繁荣。康熙十年（1671）清廷撤消了各部衙门的满语通事，说明满人多已娴习汉语。在这以前，八旗满、蒙子弟考试生员，也改用汉文。满语中大量汉语语汇的涌入[69]，只是满人接受汉文化诸多影响的一个方面；与此同时，满人的精神文化和宗教信仰也发生深刻变迁。汉文化的吸收对旗人文化的熔铸起了极大的作用。有清一代，旗人内部多元文化的差异不断缩小，共同性不断增多，以至在清末提出“旗族”的新概念，正是这种变化水到渠成的结果。 越来越多的民人进入内城，还使旗民关系发生潜移默化的演变。在清初，满洲皇帝统帅的八旗军队，是以征服者身份入居北京的。旗人在日常生活中严重依赖被征服的民人，却使自己的经济命脉逐渐为后者所控制。清代中叶，许多旗人的不动产（旗房与旗地）落入了民人之手，同时受到债务的困扰。这些问题被概括为所谓“八旗生计” 问题，在官方文献中得到集中的反映。旗人负债问题，自康熙年间已露端倪[70]，雍正、乾隆年间愈演愈烈。旗人不仅欠碓房、当铺、饭铺、酒铺的钱，甚至欠车夫、水夫的债。许多人负债累累，又落入高利贷的网罗[71]。在这些场合，旗人与民人的关系，实际已由简单的商品交易关系转变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这对标榜八旗是国家“根本”的满洲统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难题。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清代北京的旗民分治与分居，并不是孤立的现象，在全国70余处八旗驻防地，大多形成类似格局。而发生在京城的民人进入旗人社会的过程，同样也在这些地区重演。从这个意义讲，本文的考察，对从更大范围内探讨旗人与民人关系的演变，也有参考价值。 [1] 参见笔者：《从房契文书看清代北京城中的旗民交产》，载《历史档案》1996年3期；《清代北京内城居民的分布格局与变迁》，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2期，均收入论文集《满族的社会与生活》，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 [2]《八旗通志初集》卷67，东北师范学院大学出版社，1986年标点本。八旗官兵所领俸米、甲米的市价应高于与之对应的俸银、甲银。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內务府慎刑司呈稿》，道光朝刑第四十七包，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十一日载：“三旗营总清平应领本年二月季三色俸米二十五石，派本营官人持票赴仓关领，卸交兴隆碓房温仓铺内，价钱十一万三千一百五十文。”这二十五石俸米就值十一万余文，折合一百多两银子。 [3] 李文治等：《清代漕运》第71页，中华书局，1995年。 [4] 雍正《大清会典》卷40《漕运》（台湾文海出版社，1995年）：“额运四百万石，间遇升科荒折，随时增减”。说明定额是400万石，但历年数额有所变动。如康熙二十四年，实运289万余石；雍正四年，实运329万余石（见上书同卷）。缪荃孙等：《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仓库》（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岁入额漕四百三十余万”。这当是晚清的漕粮数字。 [5]《钦定八旗通志》卷77，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标点本。 [6] 松筠，蒙古旗人，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名臣，所撰《百二老人语录》，原本满文，后经蒙古旗人富俊译为汉文。关于《百二老人语录》版本和研究情况，详见|〔日〕中见立夫：《关于〈百二老人语录〉的各种抄本》，载《清史论集——庆贺王锺翰教授九十华诞》，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本文所引满汉合璧《百二老人语录》系日本东洋文库本。 [7] 山东人开碓房，往往兼营高利贷。参见鲍瞰埠编：《故都三百六十行》第102—10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待余生：《燕市积弊》第31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8]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摺汇编》第32册，第218——219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 [9]《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28册，第669—671页。 [10]《皇朝文献通考》卷36，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重印本：（乾隆二年）京师“内外城碓房不下千余所，率每日卖米舂碓，肩挑出门，沿街货卖，少藉余利，以资糊口”。足见碓房数量之多，同时又说明，绝大多数碓房都是小本经营。 [11] 详见笔者：《清代北京的碓房与旗人生计》一文，《清史论丛》待发。 [12] “北京民食，向恃南漕，昔有碓房，皆山东人，专司碓米，代汉官旗员领碓俸米，兼营放款，其势力最伟。自仓储停运后，此项工业遂衰，米皆上海运来，而碓工停。”见吴廷燮等编：《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474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 [13]《八旗通志初集》卷25；《钦定八旗通志》卷114。《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仓库》，第2册，第293—294页。 [14] 清廷为了平抑市场米价，曾多次调整放米之期。康熙五十五年将八旗放米时间，统一由每年春（二月）、秋（八月）两季改为三季（即三月、八月、十一月），乾隆二年又改为四季（二、五、八、十一月）放给。尽管如此改动，但每次放米之后，距下次放米之期尚远，铺户依旧乘机囤积，以致米价日昂。以后又改为分别旗色、按月轮放的办法，即镶黄、正黄两旗，正、四、七、十月支放；正白、正红、镶白三旗，二、五、八、十一月支放；镶红、正蓝、镶蓝三旗，三、六、九、十二月（腊月）支放（雍正《大清会典》卷44，乾隆《会典则例》卷177）。如此轮放，虽对平抑米价、防止囤积起到一定作用，却未能改变旗人贱价粜卖、贵价籴买的事实。详见〔日〕细谷良夫：《八旗米局考——围绕清朝中期的八旗经济》，载《集刊东洋学》第31号，1974年。 [15]按《光绪顺天府志》、《北京市志稿·名迹志二》、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卷上均记载“行义”牌坊在东四而非西四。待考。 [16]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621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记民人在皇城内团城附近卖布；第1636页，记民人在西安门内开清茶铺。《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87页，记民人在皇城内开茶馆。 [17]《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008页。 [18] 雍正朝《上谕旗务议覆》，四库全书本，第180页、160页。 [19]《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30册，第520页。参见《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2595页，有内容近似的记载。 [20] 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第27页；参见《光绪顺天府志》卷2，第1册，第17页；《北京市志稿》第8册，第421页。 [21]《北京市志稿》第7册，第387—388页。 [22]《清代北京竹枝词》第82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23] 在清代北京竹枝词中，屡屡提到旗人养鸟的习尚。如杨米人：《都门竹枝词》：“胡不拉儿架手头，镶鞋薄底发如油。闲来无事茶棚坐，逢着人儿唤‘呀丢’”。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衫厂[敞]前襟草帽横，手擎虎叭喇儿（原注：鸟名，即伯劳也）行。官差署了原无事，早饭餐完便出城。”（载《清代北京竹枝词》第20页、51页）。 [24] 汪啓淑：《水曹清暇録》卷3，第46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8年）：“康熙三十八年，崇文门内东四牌楼地方，生意最盛”。 [25]〔日〕服部宇之吉主编《北京志》第347页，中文译本改称《清末北京志资料》（张宗平等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 [26]《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32册，第730—731页。 [27] 《都门纪略》卷3。 [28] 《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460页。 [29] 《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461页。 [30] 《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464页。 [31] 《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465页。 [32] 《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506页。 [33] 《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508页。 [34] 《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515页，“自服装变更，首饰生意骤衰”。 [35]《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523页。 [36]《燕京杂记》第133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37] 参见《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三坊巷》，亦朱一新撰写。 [38] 谈迁：《北游录·纪闻上》第312页，中华书局，1960年。 [39] 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仁井田升博士搜集北京文书中，有卖水文书243件，是反映该行业经营状况最集中、丰富的资料。研究成果详见熊远报《清代民国時期におけゐ北京の水売買業と「水道路」》，载作者《清代徽州地域社会史研究》，日本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 [40] 载《清代北京竹枝词》，第52页。 [41] 北平市社会局：《北平市工商业概况》，民国21年12月印本，转引自孙健主编：《北京经济史资料》第33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 [42] 参见日人岡田玉山《唐土名勝図絵》（べりかん社昭和62年版）和内田道夫解説《北京風俗図譜》（平凡社昭和39年版）中的水夫形象。关于清末旗营中的山东水夫，金啓孮：《北京郊区的满族》第42页亦有生动描述，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9年。 [43] 夏仁虎：《旧京琐记》第97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 [44] 松筠：《百二老人语录》卷2，有一段专门提到内城挑水人夫：水井各有“井主”，底下雇了一批送水的伙计。 [45]《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1110页。 [46]《北京市志稿》第3册，第468—469页。 [47] 鲍瞰埠编：《故都三百六十行》，第92页。 [48]《北京市志稿》第2册，第273页；第3册，第534—535页。 [49] 即著名的《敬佛榜书碑》，顺治十七年三月十六日。碑在北京海淀区正红村香山法海寺，载《北京图书馆藏历代碑刻拓片汇编》（下简称汇编）第61册，第144页。 [50] 碑在北京海淀区正红旗村，载《汇编》第61册，第150页。 [51]《白塔碑》，顺治八年七月。碑在北京西城区北海白塔山。载《汇编》第61册，第37—38页。 [52] 详见笔者：《清代北京旗人与香会》（载《燕京学报》新12期）、《清代北京旗人舍地现象研究》（载《清史研究》2003年第1期）两文。 [53] 旗人得硕亭：《草珠一串》有云：“东西两庙货真全，一日能消百万钱。多少贵人闲至此，衣香犹带御炉烟”。载《清代北京竹枝词》第52页。 [54] 侯仁之主编、唐晓峰副主编：《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第211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 [55]《北京市志稿》第7册，第150页。 [56]《北京市志稿》第7册，第421页。 [57]〔日〕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附东岳庙志），東方文化学院東京研究所昭和九年，第218页。 [58] 崇实：《惕盦年谱》（《完颜文勤公年谱》）第9页，光绪三年刊本。 [59] 石继昌：《车王府曲海一勺（下）》，载《春明旧事》第174页，北京出版社1996年。 [60] 载《清蒙古车王府藏子弟书》第11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 [61]《雍正朝汉文硃批奏折汇编》第26册，第912页。 [62]《乾隆二十七年禁五城寺观僧尼开场演剧》，载《台规》卷二十五，转引自王晓传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第41页， 作家出版社，1958年。 [63]《清穆宗实录》卷181，同治五年七月庚辰。 [64]《清穆宗实录》卷271，同治八年十一月甲申。 [65] 这15座寺观是：贤良寺（前门内冰炸胡同），法华寺（前门内豹房胡同），万善寺（东华门灯市西口），慈云寺（崇文门内泡子河），水月寺（东四牌楼五条胡同），成寿寺（东华门椿树胡同路北），翊教寺（西四牌楼当街庙正西），柏林寺（安定门内雍和宫东），太平寺（前门内煤炸胡同），双关帝庙（崇文门内路西），关帝庙（东华门北池子沙滩），关帝庙（在东华门外烧酒胡同），高井庙（崇文门内路西），毗卢庵（前门内东城跟），天后宫（东四牌楼马大人胡同），见《朝市丛载》第67—68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5年。 [66]《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第439页、686页。 [67]《清宣宗实录》卷156，道光九年（1829）五月丙午：“庵观寺院内闲房出租，其各住持僧道有度牒者，尚知小心查考。其无度牒住持僧道，只知以房租为生，并不查其来历，易致藏奸。此项人等，应专立一册，并将租房之人姓氏、籍贯备载，取具该庙住持不敢容留匪人甘结，粘连册后。倘有潜住来历不明及为匪不法者，一经发觉或被查出，即讯无知情容隐，亦将该住持僧道，在本庙前分别枷号示众。”参见《清文宗实录》卷81，咸丰三年正月甲寅，乙卯。 [68] 金啓孮：《北京郊区的满族》第41—43页。 [69] 参见笔者：《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一文，载《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70] 参见〔法〕白晋：《康熙皇帝》第23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71] 得硕亭：《草珠一串》：“利过三分怕犯科，巧将契券写多多（原注：近日山西……放债，率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于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之类，旗人尤受其害）。可怜剥到无锥地，忍气吞声可奈何！”载《清代北京竹枝词》，第55—56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