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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坤一(1830—1902)，字砚庄，湖南新宁人。从同治四年(1865年)起，跻身于江西巡抚之位，其后又担任了两广总督、两江总督等要职，任封疆大吏几达四十年之久。从洋务运动到清末推行新政，近半个世纪间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事件无不与他有着重大关系。晚清社会多变的特点也深刻反映在他身上，使他由一个抵制任何近代化措施的顽固派，逐渐变为开始热衷洋务的洋务派，再又转变成了积极倡导近代化运动的新政领袖。然而历史学界对他的研究却很不够，据此，笔者不揣浅陋，以撰斯文，对刘坤一与中国近代化之关系作一述论。 一 1840年的鸦片战争，列强的坚船利炮破门而入，使古老的中华帝国遭到了数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变局，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见解。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仓皇北狩，经以屈辱议约，不少头脑敏锐、顺应趋势者已开始放弃“天朝上国”的虚骄作风，在朝廷亲王、部院大臣及地方督抚中，不乏有对“师夷长技”的认同者，并提出了“徐谋图强”、“自强振兴”的方略。随着第一批军事企业和同文馆的设立，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蹒踞起程。 一般说来，在镇压太平天国之后的湘淮军将领都成为了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刘坤一却并非如此。他在洋务运动的前大半个时期里，他除了对洋枪洋炮有所认识之外，基本上是站在顽固派的立场上，抵制近代化的种种措施，在近代化运动中扮演了一个拖后腿的角色。 同治五年(1866年)，刘坤一刚任赣抚不久，在他的《议复局外旁观论及借法自强疏》中，就针对“借法自强”的议论具陈，铸钱、造船、军火、练兵尚可“斟酌仿行”，而铁路、电报则“断不可行”，至于派使节分驻各国更是以“柱石重臣，弃之绝域”，使外国“挟以为质”。对赫德、威妥玛的建议，他认为这是一种威逼恫吓，彼愈要求，就应愈坚拒，以免堕其奸计。[1]很明显，这完全是一种逆反心理状态，古圣先贤确立的“夷夏之大防”观念，在他心目中仍是一时难以逾越。 同治十年(1871年)，内阁学士宋晋奏请停止制造轮船，以免糜费。另一学士朱学勤就此事私下致信询问刘坤一，刘说：“来示谓富强之说，茫如捕风捉影”，“又谓造炮、制船，亦都隔膜之事。愿以为造炮我尚得用，制船将与洋人争锋海上，以我之短，敌彼之长，学儒子之射以射儒子，恐终为所毙。且自古无常胜之技，金人之拐子马，终为岳家军所破。杨么之跳梁，更与今日相仿，将来有事，必有制轮船之法，九年大沽之捷，其明验也。何必多糜金钱，徒为洋人所笑。”[2] 同治十三年底(1875年初)，刘坤一恰巧于同治皇帝驾崩之日奉谕迁署两江总督。其消极保守的态度依然如故，对人说，“洋务有何把握，能支持一件则支持一件，能支持一日则支持一日而已。”[3]“时议造船铸炮，未始不是良图。然中国之所以自强，空不全在乎此。至于电线、铁路，变华为夷，鄙见迂疏，期期以为不可。煤矿之役，且试为之，倘办理失宜，即使于生财之道不无小补，而物情骚动，所损实多。”[4]他还极力攻击李鸿章、刘铭传等人的“自强变法”之举，说“聪明才智之士，务为新奇，竟欲举中国之制度、典章，尽变而为英为法为美为普。”[5]刘于南洋任上一年整，不仅对江南诸省未作丝毫改革，而且，还与朝廷内外的顽固保守势力遥相呼应，阻止近代化的发展，使洋务事业深受阻碍。 二 光绪元年十二月(1876年1月)，刘坤一调任两广总督抵粤视事。广东为洋务权舆，且为西学东渐之门户，刘在粤一任四稔，洋风欧雨对他起了不少熏陶和催化的作用。就像林则徐出任驻粤钦差而开始睁眼看世界一样，刘坤一在这段时间里也逐渐改变了以往的观念，遂对洋务有所热衷起来。在价值取向上，由鄙视外国的奇技淫巧，转而羡慕和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自任粤督之，就进行了兴办近代工业的尝试。前任粤督瑞麟在离任时奏请开办广州机器局，刘到任后极力筹集款项加紧兴办，当年建成投产。为了制造和修理轮船，有从英人手中购买收回了黄埔船坞，在中国工程师温子绍的主持下，制造了中国第一艘蚊船炮舰“海长清”号，其后又自造了“执中”、“镇东”、“缉西”及“海东雄”等炮艇和炮舰。光绪四年(1878年)，刘坤一有奏请将广州机器局与天津、上海机器局视同一律。援例拨款和报销经费。[6]同时，粤局除制造枪炮和兵轮外，又新设了火药局以制造弹药。[7] 在中西文化观念上，刘坤一也开始认识到闭关锁国已是不可能。他在光绪三年(1877)的《捐赀生息储养人才折》中，对洋务大势推论说，“窃查内地久经通商，西事亦将告竣，当今所亟宜绸缪者，惟在洋务。自有立约通商之局，泰西各国接踵而来，即使中国日臻富强，势亦难闭关绝市。”[8]在复陈宝箴的信中也说，“将来国富民强，不过肃纪纲正名分，既不能犁庭扫穴，便不能绝市闭关。鄙意以中西通商，未始非策，否则沿海数千里必不得安。至于争主中原，西人断无此志。”[9]此时，他关注洋务甚切，尤为注重洋务人才。他说，同文馆之开设，留洋幼童之派遣，均为储备人才起见，但这都必须在十来年后才能见效，现在出使、交涉、制造、工艺各方面都乏才之叹，除正规学校培养的长久之计外，还须有应急之法，即搜罗各方熟习洋务的人才。他在粤督任职中体会到，“近山者多善猎，近水者多善渔。粤人与洋人相处有素，其营生外洋各埠者几百万人，不独文字、语言通晓者众，即西洋之法律、西人之艺能，亦多所娴习。”[8]为搜罗和储养人才起见，他“请以廉俸所余，捐银十五万两，解交藩库作为公项，转发招商局按年取息”。以作常年经费，待时机成熟，再用此款开办西学馆。[8]他并强调说，“不敢仰邀议叙”，清廷几次对他嘉许，都被婉言谢绝。 光绪六年(1880年)，刘调任两江总督，任上两年，作有关洋务之大事者，诸如设江宁电报局，建洋火药厂并研制出栗色及无烟火药，筹集百余万巨款拨解福州船政局以制造快船及小兵轮，按洋式整修长江沿岸炮台及装设后膛大炮，奏请新取进士带职出洋游历见习以造就洋务人才，搜求大量洋务书籍组织译书局进行翻译，以及大举整顿吏治、裁汰冗员、修葺军伍、主持浚淮导黄工程，等等。可看出刘坤一在此期间对洋务事业颇有建树，其政绩亦较为显著。 然而一个人的观念绝非一朝半夕所能完全改变，虽说刘坤一此时在价值取向和文化观念上开始有了一定变化，但其变化的程度仍是相当有限的。如在同末光初开始的“塞防”与“海防”、“购船”与“造船”之争，刘坤一就是激烈的“塞防论”和“海防论”者，与李鸿章等人的意见大相径庭。虽然李鸿章的购铁甲舰之议固有恭亲王奕欣的支持而成定议，但在购买德国两艘铁甲舰和一艘铁甲艇(即镇远、定远、济远)之后，因刘坤一等人的反对，到甲午战前再也未能购买任何铁甲舰艇。[10]另在修建铁路问题上，刘亦持异议。光绪六年，刘铭传曾向清廷提出修建清江浦至北京和汉口至北京两条铁路的奏议，奕欣著令李鸿章与刘坤一悉商。刘坤一的复奏，虽然承认铁路有利于调兵运饷，修铁路其与李鸿章、刘铭传则有同志，但强调不能无视修建铁路将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11]不难看出，其在实质上持反对意见的。由此，刘铭传的修路之议遂被搁置了十余年，丧失了19世纪80年代自建铁路的大好时机。 三 光绪七年底(1882年初)，刘坤一被开缺回籍养病，光绪十二年继母死丁忧，光绪十六年十月(1890年11月)又再次出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直到光绪二十八年九月(1902年10月)逝于两江任上，历时十二载，是为其最为辉煌的晚年官宦生涯。他此次出山，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异常严峻，近代化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遂使他的近代化实践及思想都比以前更进了一步，无论是洋务新政的赓续，还是外交政策的筹议等方面均有出色的建树，使他成为了晚清重臣中倡导近代化运动领袖人物。 (一)练兵强武。致力于中国军队的近代化，对晚清军制进行改革，是刘坤一第三次出任江督之后所做的首要之事。上任伊始，他就南洋所属的军队进行了整顿，大批裁减冗员、撤换将弁、更新装备，参仿西法接手创办江南水师学堂，添设水师练勇学堂，使得南洋军队的战斗力有了较大程度的提高。甲午战起，他奉命率师东征，见湘淮军已腐败不堪，遂决心改革军制。他给袁世凯的信中写道，“方今之势，非日日练兵，人人讲武，不足以转弱为强。然人人知之，人人言之，而实事求是者又不数觏。盖中人以上，智勇困于所弱，仕宦怠于已成，惟豪杰之士，能转移风俗，不以风俗为转移耳。[12]言下之意是期望袁世凯能成为转移军中旧俗的豪杰。广西臬司胡燏芬，本随刘坤一办理东征粮台，刘见其人才可用，几次向清廷举荐。此时恰逢德人汉诺根所提“练新军”的建议被清廷接受，于是胡燏芬就清廷命为“定武军”的筹办，此即清末新军之始。但在筹办之始，阻力甚大，刘坤一在听取总兵郭宝昌所汇报“定武军”的筹办及训练情形后，非常赞赏，积极支持。遂上奏朝廷说，“定武本系新练之军，若宽以时日，加以训练。必可悉成劲旅。”[13]他认为，练兵采用西法“最为恰当，舍此别无他策”。他建议南北洋及东三省都应仿行西法练兵。[14]不久胡燏芬因与德顾问汉诺根发生龃龉，胡被调去办理铁路，刘坤一又推荐袁世凯接办练兵及裁并关津各防营善后之事。[15]其后袁世凯即被任命为新建陆军训练总监，自此袁成为近代化军队改革的直接受益者。 甲午战后，刘坤一重归南洋之任，此时署理江督张之洞正开始筹办“自强军”，刘回任后赓续练成。自强军练成之后，又从自强军中抽调大批连排长，派到江南防军中去教练洋操。刘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各营改练洋操成效可观折》中说，现江南防军“虽功候较浅，未能遽及自强军之纯熟，而整齐精壮，实有成效可观。”[16]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刘坤一与张之洞合奏的《江楚三折》中，有停罢武科，裁撤屯卫、绿营，练洋操、广军实等内容，对军队近代化的改革有系统专门的论述。因庚子事变后，董福祥、聂士成二军的瓦解，为拱卫京畿，刘将江南自强军交给了时为鲁抚的袁世凯统带。江南由于再无巨款以练新军，刘遂着手改革军制，改造旧军。他将辖内的军队按常备军、续备军及巡警营进行编制，一律练习洋操，改习枪炮，所有旧兵器弓、矛、土枪一概停止。[17]次年，他又制订江南三省制兵章程。原马战守兵全部改为巡警，按现存之额裁去二三成，使新其耳目，作其志气、化无用为有用。[18]正当全面举行新政，开始着手军事近代化改革，不幸于本年10月，刘上逝于任。其后张之洞续任江督，于年底会同袁世凯编练新军章程。次年，中央设立练兵处，军队近代化改革进入新的阶段。 (二)兴才办学。刘坤一虽算不上一个教育家，但他却和近代教育有分不开的关系，他由一名秀才通过军功而非功名跻身封疆，是他此生不无遗憾之事。他初任赣抚之时就曾对友人说，“弟自惭起于异途，绝口不谈文教。”[19]粤督之任，是他热心洋务之始，同时也是他近代教育事业相联系之端。为储备洋务人才，他捐款十五两以作基金，一是为搜罗人才，二是欲开办西学五馆，但因其不久离任而未果。其继任者张树声、张之洞踵成其志，用此款息先办了实学馆，后又改为博学馆，再改为水、陆师学堂，成为粤省培养军事、洋务、外交人才的重要所在。 刘坤一调授江督后，于光绪七年筹款重建江宁钟山书院，虽此书院仍是旧式学堂，但这毕竟是其亲手兴建学校的开始。就此事也可看出，此时的刘坤一还是以传统的教育思想占主导地位，他期望士子“处为端士，出为名臣”，也期望“国家右文劝学，嘉惠儒林”。[20]在其开缺回籍后，又与新宁捐款修建了金城书院。甲午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感促使刘坤一的中西文化观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中，就明确提出了“中学宜兼西学以育人才”的思想，他说，“中国书院专以八股、试帖、词赋教人，使天下士子趋于浮薄，人才安得不坏？”他强调，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中学必须兼习西学。为此，他还详列了如何兼习西学的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措施。诸如广泛翻译西学书籍颁发各省书院，不令诸生学习八股、试帖、词赋，选派生员出洋，变通科举章程，等等。[21] 于此同时，刘坤一亦以较大的热情投入了兴办近代教育的实践，如积极支持盛宣怀创办南洋公学，支持经元善在上海创办了女学公塾，在原储才学堂基础上创设江南高等学堂，创办江宁农务学堂，将沪局的广方言馆和炮教练营扩展为工艺学堂，在江南陆师学堂内添设了铁路矿务学堂，委令张謇将原有钟山、尊经、惜阴、文正、凤池、奎光六书院改为府县各学堂，再饬令两江辖内省府县地方官员，按京师大学堂章程速建各地学堂。戊戌政变后，守旧派群起攻击西学，厉言要尽撤各地学堂会馆，维新人士、帝党臣僚大都敢怒不敢言。唯刘坤一挺身而出，以疆臣上疏，疾呼西学不能尽废，学堂不得停办，农工商等会馆名不在禁例更不能尽撤。他大胆抗驳，礼部所奏不无片面，顾自同治以来，同文馆、广方言馆以及各省武备、水师、陆师学堂又何可以尽废？今地方生监仍视西学为畏途，只求专课时文八股，可见士子锢习已深，唯有添设学堂以相观摩，方可补偏救弊，辅书院之不逮。他还要求清廷饬令孙家鼐速办京师大学堂以为之倡，饬令各省分设中小学堂，多译中西政事有用之书以资诵习，延膺中外品学兼优之士以为师儒，以期渐开风气。[22]在各省纷纷停办学堂的逆流之下，刘坤一还在江宁创设了金陵工艺大学堂。因武试之死灰复燃，为补其弊，他特设立了练将学堂，延用洋员教习，教以枪炮、工程、辎重、测量等学。守旧派对刘之所为十分不满，慈禧太后派刚毅到江南查办，江南高等学堂和练将学堂被撤。为此，刘两次以病为由奏请开缺。辞呈未准，但学堂亦未能保住。他在给蒯光典的信中感叹道；“弟自高等学堂之撤，甚愧无力保持。”[23]在这种形势下，他还是想方设法瞒天过海，将学堂改名书院，学生照常肄业；他还用所撤之款项另设格致书院和译书局，使之仍归传播西学之用。[23]刘坤一在政变之后所具有的胆识，是当时的朝廷大臣和地方督抚所鲜见的。 庚子之后，刘坤一邀请了张謇、罗振玉等江南名士，共议变法新政大计。他们拟订的诸如各级学制、兴学次第以及各类学堂课程等教育改革规划，集中地反映在他与张之洞会奏的《江楚三折》中。一折提出了设文武学堂、酌改文科、停罢武科、奖励游学等，二、三折中涉及教育方面的内容有广派游历、广译东西各类书籍、破格起用人才、多办实业工艺学堂等。这三折成为了清末实行近代化教育改革的总纲，自此而始的清末新政使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得到了恢复，并从真正意义上拉开了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帷幕。 (三)求富图强。早在光绪六年(1880年)刘坤一总结办洋务之得失时就指出，“窃谓图强必先图富，而图富较图强为尤难，未富则虽强亦难持久。”[24]因此，在他重任江督后，就把练钢、筑路、采矿、铸钱以及举办其它近代企业等措施摆上了首要位置。以下仅举其数项荦荦大者，可见其一斑。 光绪十九年(1893年)，张之洞在鄂省开办汉阳铁厂，准备自练钢轨以建芦汉路，时物议腾浮，有人参劾他辜恩负职，浪掷正供。上谕饬刘坤一“确切查明，据实具奏。”刘经考察后上奏，力倡此“实为时务所急须”，并称赞张之洞“系怀时局，力任其难，将以练钢开生财之源。……实为图富强、规远大起见，果见办有成效，洵足资利用而塞漏卮。”[25]此折上达，坚定了清廷的决心，澄清了浮言，为汉阳铁厂的续办定下了格调。同时他还从江南筹防局中调拨巨款以济缓急，使张之洞渡过了难关。 光绪初年的铁路之争，刘始持异议，但随着列强对路权的不断觊覦，到光绪八年他开缺人京陛见时态度便已转变。在天津会见李鸿章时谈及铁路之事，就对李的铁路之议深表同情。在其出山之后便热衷于铁路，他说，“现在铁路一应事宜，规制虽未大备，而始基既立，实未可废于半途。”[25]甲午间，刘在军务百忙之中，还数次与张翼深谈铁路大计，规划京津、芦汉等铁路的筹建。他上《请设铁路公司借款开办折》以呼吁，“究之富强之本，求其收效速、取利宏、一举而数善备，则莫急于铁路。”[26]为督促朝廷修建芦汉铁路，他沉痛具陈甲午战败的教训，“以铁路运兵，则视远若近；以铁路运饷，则举重若轻。上年中倭之役，南北如有铁路，必不至坐失机宜，讵可不急图补救？”他还再三强调，为杜外洋要挟觊觎之渐，以立富强久远之基，就非办芦汉路不可。[27]此折上达，清政府终于决定修建芦汉路。 中国民族机器纺织工业，主要起步于19世纪90年代，即是刘坤一第三次出任江督之后。甲午前后，苏沪地区共兴办有14家机器纺织企业，其中著名的南通大生、无锡业勤、苏州苏纶纱厂都是建于此时。到庚子之前，苏沪地区的棉纱锭数占了全国的63。3％[28]。当然这和刘坤一之重视和提倡发展民族工商业不无关系，张謇、陆润痒、黄宗宪、杨宗瀚等所办的企业更是得到了刘坤一的直接支持与资助[29]。为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刘在上海设立了商务总局，举张謇、刘世珩为总办，恽祖齐、蒯光典分办江南和皖北商务，在沿海、沿江蕃庶各处量设分局，选商董数人协办，并在各地举办商学、商报、商会。 戊戌政变后，因刘坤一之力言农商报馆会名不在禁例而不能尽撤，还进而奏请中央设立商务大臣以专务路、矿及工商诸事，以使商务发展未受很大影响。为繁兴和便利商务，同时也是欲用“均势外交”以保利权，他奏请获准自开吴淞、天生二港。自此之后，各地援例开放了许多口岸，如浦口、秦皇岛、三都澳及南宁等。自鸦片战争以来被迫开埠的局面开始改变，也说明对外开放的观念已渐被人们接受。 四 自洋务运动开始到清末推行新政，在这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刘坤一与中国近代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析其主要实践及思想脉络的变化，与同时代人相比，有三大特点颇值得重视。 (一)投身洋务实践较晚，起步较慢，中西文化观的转变甚为艰难。洋务初期，即1876年出任粤督之前，其所能接受的仅是洋枪洋炮而已，基本上仍处于守旧之列。在其后担任粤督、江督的6年中，虽已开始关心洋务，但其观念转变仍极其有限，且不说他视郭嵩焘等“商战”、“议院”之论如惊涛骇浪，就是对李鸿章等洋务官僚低层次的购舰、筑路之议都未能接受，还指责他们要把中国尽变为英为法为美为普。戊戌前后，他的近代化思想及实践有了较长足的进步，但与同时期的维新派相比仍有天涯之别。他提倡西学，但又对西学有较多的保留；赞成变法，又极力反对康、梁的民权学说。他的倡西法、求自强，那仅是30年洋务运动的继续。即使是庚子之后，他与张之洞会奏的《江楚三折》，起大部分内容也都是洋务派或早期维新派所曾提出的。与同时代的先进者相比，刘坤一的近代化思想及实践则显得较为保守而偏旧，其变革的内涵则显得单纯而狭窄，其向西方学习的层次则显得肤浅而近视。 (二)不喜虚糜而重实际，不喜铺张而重节用。刘坤一的幕僚王燮说，节国用而戒虚糜为刘坤一治官一大特点。[29]他初始反对兴办洋务，是由于他认为兵燹之余，应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固国本而培元气，不可无故自扰。”[30]19世纪70年代的造船购舰之争，他也是以虚糜巨款而反对。对于铁路、电报之缓，他说是目前闾阎兴利除弊之事，尚有急于此者。甲午之后，他回任江南，对张之洞署理江督期间兴举过多、糜款太巨颇为不满。他对苏抚赵舒翘说，“张香帅才自可爱，心亦无他，而用财如泥沙，办事少着落，此其大病也。”[31]江楚会奏之第二折，也首以祟节俭为请。当然，刘之早期反对兴洋务，是为省事图宁、闭关锁国计，实不足取。但其后期是为求自强而戒虚糜，为务实际而反铺张，用有限之财办有益之事，此乃近代化的根本之策。他在《江楚三折》所附的《专筹巨款兴作片》中说得好，“节国用与自强，两义自当并行，不宜偏废。此时应省事之必须省，应办之事必须办，应用之财必须用。”[32]此对节用与自强的关系处理是妥当的。 (三)重义而轻利，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这是张之洞对刘坤一所下的评语。刘混迹官场几达四五十年，其官显位高，一生经其手出入款项数千万计，然其并无田产积蓄，死时也不过是中产人家。[33]比之曾氏史弟“老饕”丑名闻天下，李鸿章、盛宣怀谋私图利声名狼藉，实有天涯之别。他把居官廉洁清静、重义轻利奉为教条，在粤督任内，掏私囊而济国急，卸海关篆时所余二十万金，未尝毫文以归己，奏明捐赀十五万以作储养洋务人才之用，雨五万悉以住赈、修堤及各项善养之用，有人斥其“骄廉”，他却一笑置之。[34]其平日所余俸禄，亦多用于善举，对其兄弟子侄也未尝为他们输一文以捐官。然而他此重义轻利的特点对其人格而言，则不失为高尚，但从中西文化观的角度而论，却说明他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尽管刘坤一也不乏有言商言利之语，也曾极力提倡发展工商业以求富图强，但他生平却从未见在某一企业入股以分半羹之利。这种思想也就限定了刘坤一至多只能成为开明的封建官僚，不可能成为投身实业的资本家。 此外，刘坤一的近代化思想和实践与许多近代的改革者类似，还有明显的自强御侮、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其后半生致力于近代化事业，无疑是为了抵制列强军事侵略和经济掠夺，反映了坚持权自我操、独立自主的发展方针，也明确把“中体西用”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这些本文不予赘述。 概言之，对刘坤一与近代化运动的评价应是功大过，得多于失。其身为清廷的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再加上刘晚年的勋望，甲午之后实为疆臣领袖、诸侯之长，他的言行举止、价值取向与清廷的决策不无影响。虽然他与康、梁等维新派有一定距离，但对变法维新却深表赞同，他痛心疾首咸同以来的洋务失败，认为当务之急是亡羊补牢，兴学练兵以图振作。戊戌政变后，群臣咸默，唯刘挺身力言或瞒天过海，想方设法保护了维新以来的许多成就。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后到20世纪初年得到了初步发展，南洋省份尤其是苏沪地区的经济发展成为了全国之首，又进而推动了全国的近代化进程，这都与刘坤一的极力倡导不无关系。此时西学以更广泛的规模得以传播，大批新型的知识分子涌现出来，近代化的变革呼声亦越来越高，随着新政的实行，人们的改革目光也变得更为宽阔。在刘坤一逝后，新政进入了官制改革阶段，先进的人们已开始为立宪、共和的目标呼吁甚至浴血奋争，这是刘坤一在倡导新政之时所未曾料到的。 参考文献： [1]筹办夷务始末：第40卷[M]，同治朝，P11—13。 [2]复朱修伯[A]，刘坤一遗集·函牍[Z]，同治十年十月十八日。 [3]复沈品莲[A]，刘集·函牍[Z]，同十二、十、十九。 [4]复杨百泉[A]，刘集·函牍[Z]，光元、正、初十。 [5]复左中堂[A]，刘集·函牍[Z]。光元、五、十五。 [6]机器局经费请准援案报销折[A]，刘集·奏疏[Z]，光四、五、廿七。 [7]设厂制造军火片[A]，刘集·奏琉[Z]，光四、五、廿七。 [8]捐赀生息储养洋务人才折[A]，刘集·奏疏[Z]，光三、十、初一。 [9]复陈右铭[A]，刘集·函牍[Z]，光四、十、十五。 [10]吴杰章等，中国近代海军史[M]，解放军出版社，1989，P99—100。 [11]议复筹造铁路利弊片[A]，刘集·奏疏[Z]，光七、正、初八。 [12]复袁慰亭[A]，刘集·函牍[Z]，光二十一、正、三十。 [13]代奏总兵奉谕看操折[A]，刘集·奏疏[Z]，光二十一、五、廿八。 [14]策议变法练兵用人理饷折[A]，刘集·奏疏[Z]，光二十一、闰五、廿四。 [15]密保贤员片[A]，刘集·奏疏[Z]，光二十一、闰五、初三。 [16]各营旗改练德操成效可观折[A]。刘集。奏疏[Z]。光二十五、六、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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