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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内中总有某种规律可循。因此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找准经济发展中的中心线索就显得相当重要。因为找准这条中心线索或曰主线索，可以有效地联结经济发展中的各个部分，有助于认识经济总体发展的性质、水准和趋势，获得“提纲挈领、左右逢源”之功。一部历史著作，无论是通史还是专门史，在论述中有没有中心线索贯穿其中，给读者留下的印象往往是一串项链和一袋土豆的差异，其高下之别，不须赘言。 在庆祝《近代史研究》成立30年，并总结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经验，探讨未来可能的走向时，从经济史学科研究的角度出发，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和定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因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是一个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的研究课题，它对探讨、总结中国经济社会总体发展的经验与规律，对正确理解近代中国和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和现实的价值。 为更好地说明此一问题，笔者拟首先回顾学术界过去对此问题的争论和主要观点，然后再谈谈对当前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看法。 一、对此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心线索的回顾 在研究经济史的学者中，普遍对中心线索所具有的关键地位和重要作用有所认识，因此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在打破思想禁锢之后，就曾多次围绕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问题展开过论争。当时《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杂志都曾发表过有关论文并引导推动过这方面的讨论。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的专业杂志《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这方面更是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工作，引领和组织推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讨论深入展开。例如，该刊1988年第2期和1989年第2期在分别发表资深学者吴承明和汪敬虞教授对中心线索问题看法的文章后，1989年第3期随之又推出一组13篇“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的笔谈文章，使得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和争论在一时间内成为热点问题。 在当时，研究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不同看法和争论，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来的是学者们如何看待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问题，也就是近代中国社会到底是向上上升还是向下沉沦的问题。鸦片战争以后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没有分歧。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过渡社会，这也是共识。但是，她的过渡趋向是什么？贯穿其中的中心线索又是什么？学术界的看法则有所不同。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中，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观点是：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这一问题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上。这个观点在80年代的争论中进一步得到肯定和完善。典型和代表性的表述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近代史，存在着两个发展的趋向，或者说反映这两种趋向的线索。“反映半殖民地化趋向的线索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反映半资本主义化（按即指半封建—引者）趋向的线索是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的各种斗争”。因此，“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存在着两个而不是一个趋向：一是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的趋向，一是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的趋向”。“前者是个向下沉沦的趋向，后者是个向上发展的趋向”。[1] 因为学术界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应该放在重要位置上”已有共识，因此，20世纪80年代针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讨论中，尽管学术界提出过各种不同的观点，例如有学者提出以近代化、以殖民地化与资本主义化、以外国资本的入侵、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现代化等为近代中国经济史主线索的主张，但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生产方式，因此各种观点实际都是围绕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展开。这里试举影响最大的几种主要观点介绍如下：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丁日初研究员认为，“应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他认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是新兴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它显著的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初步奠定了国家现代化的经济基础，并促进了政治和文化方面现代化的进展。他说：“资本主义经济在近代国民经济中始终不占优势，然而，他影响传统经济，决定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国民经济中的领导成分。就象工人阶级虽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很小，但他却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一样。”因此他主张：“以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2]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汪敬虞研究员认为，应以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为中心线索。他指出：“贯穿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心线索，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这条中心线索本身有内在的逻辑联系，从而可以推动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问题的深入研究。”他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各种历史现象的分析，都可以而且应该联系到这条中心线索上来。它从方法论上有助于丰富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涵量和内容，会使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许多问题的讨论，提到理论的高度。”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既有提纲挈领之功，联系前后左右之力，又有充分发挥、论断和研证的广阔余地”。[3]他同时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和不发展的过程中，不发展是主导的一面”[4]，应作重点的分析研究。 与丁日初和汪敬虞教授以资本主义为中心线索的看法不同，1988年吴承明教授在发表的论文中指出，“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三分之一，但即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的一面。”他指出，“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他认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大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在这里开始。无论从人口、移民、农业结构的演变来看，或是从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创建来看，或是从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都没有悲观的理由，而是可以同近代政治史、文化史一样，作为中国近代化开端中的一章。”[5]很明显，吴承明教授主张以近代化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的趋向进行研究。 与吴承明先生看法类似，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赵德馨教授在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的第一章第一段中，把中国近代时期演变基本趋势概括为：“中国经济逐渐地由独立经济向依附经济，由封建经济向半封建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古代经济向近代经济演变。” [6]并以此作为该书的主线。他把近代中国经济的基本发展趋势概括为上述四个主要方面，落脚点是“由古代经济向近代经济的演变”，亦即经济近代化（“近代化”与“现代化”同义）。该书采取了经济现代化的视角。在主线方面与作者1958年编写的《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第ⅩI—ⅩII页）的共同之处在于由独立经济向依附经济，由封建经济向半封建经济的演变；不同之处是提出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由古代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转变。由古代经济向近代经济转变的内含包括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其中主要是由手工生产到机器生产，亦即生产力性质的变化。 看来，在采取“经济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视角”时，学者们表达的内涵也会略有不同。 此后，1995年，吴承明教授在参加经济史研讨会时提出，“研究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应是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7]。在2001年出版的《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一书的“代序”中，吴承明教授进而明确提出，他主张用“市场和商业来研究现代化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他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可以说是遵循着一种‘现代化即市场经济’的假说。这种假说，解决近代经济史研究中‘现代化即资本主义化’说法的矛盾。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迟早总会由传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但是，正像历史上有的国家或民族没有经过奴隶制社会、有的没有经过封建社会那样，实现现代化也不一定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我国就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的。但进入社会主义后，仍然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现代化”。[8]在这里，吴承明教授虽未明确提出，但可以看出，他是主张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来统括中国近现代走向现代化这一目标的。 二、社会环境和内外条件变化需要我们以市场经济的发展演变为中心 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 在对以上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论争的情况进行简要回顾之际，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在当时，对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这些争论对于打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禁锢，引领人们开阔视野，推动学术界重新以科学精神研究中国近代历史具有重大作用，直接推动此后的学术界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并由此获得了此前难以想象的研究成果。但是，尽管如此，在今天看来，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仍然有必要再一次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重新进行思考和定位。而且，这个问题在今天来说，更具有需要大声疾呼和刻不容缓的必要性。 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社会环境和内外条件变化的需要所致。 我们都知道，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性的目标决策。由此，经济学界此前关于“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等等的争议均被统一到这一新的目标上来。围绕此一目标和课题，催生了经济学界数量众多的新的科研成果。而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围绕此一目标也出现了加速的进展，同样由此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经济成果。 但是与此同时，中央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项战略决策，实际也向从事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无法绕开的严峻问题。例如：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从1992年才开始的吗？如果不是，那是什么时候？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否已经在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演进？如果是，近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如何体现，具有什么特点？与我们今天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有内在联系？再深入看，中国几千年的经济发展中是否具有深层次的自身独特的规律？等等。笔者认为，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不仅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不容回避。思考和回答这些问题，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中央作出的这个重要战略决策，能够指导和深化我们对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同时也能够使我们的研究可以直接为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提供借鉴和参考。 其次，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也有必要再一次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中心线索重新进行思考和定位。众所周知，我国至今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伟业还没有完成。如果我们不把中国近代经济史和现代经济史从1949年割断，而是联结起来进行考虑和观察，那么从1840年开始至今的中国历史或曰中国经济发展史，其主要内容就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向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前进的历史。尽管道路艰险，关塞重重，前人的奋斗，泰半无功，以致失败。但一个半世纪的奋斗史，给我们留下了种种足迹。市场经济绝非在1992年突然出现，也绝非能够一蹴而就。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有其前因后果。因此，从这个角度出发，破除1949年的人为时间障碍，结合近现代经济史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思考，笔者认为，现在应该明确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 三、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 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中心线索，不仅有助于针对上述提出的种种问题作出回答，推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而且可以使近代与现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接轨。从长时段的角度出发，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中国特色”的国情和特点，发现当今中国市场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除此之外，还有几种实际的作用和意义：一是可以呼应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解决此种提法似乎凭空出现，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尴尬。二是可以打破近代经济史研究和现代经济史研究长期割裂，各司其职的缺憾。三是可以开阔眼界，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发掘和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客观因素和内在动力，等等。 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基本联结方式，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达到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优化配置，从而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式。市场经济以自由竞争为特征，通过市场价格支配人、财、物等资源的移动。这些特性决定市场经济本身需要有相应的条件配合。譬如生产力一定的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市场化；近代机器大工业企业的兴起，轮船铁路等新式交通运输工具的出现，银行业证券业等新式金融机构的整备和发展，货币制度的改革和统一，关税的逐步自主和现代财税体制的建立等等，都是市场经济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从这些角度观察，近代中国的这些硬件条件尽管发展水平还很低，很不完备，但毕竟是传统中国从未出现过的新事物，它可以从一个角度证明，近代中国经济具有初步的市场经济条件，或者说是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步经济体。 我认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为中心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最重要的是研究视野的转变和角度的转变。因为，进入市场的要素种类万千，不仅有物质产品，还有货币、信用、人力资本，各种服务和精神产品如信息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还有各种权利如专利权、知识产权，还有未来的产品如期货、期权等等，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线索观察和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除可以打破近代经济和现代经济研究中的隔阂外，还可以发现和注意上述这些过去不注意或注意不够的领域和问题。而且，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线索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还可以观察和研究一向比较发达的历史上的我国商品市场，在近代时期发生的根本性市场机制转变，市场内涵的扩大和支配市场机制原理的演进，以及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传统，在近代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的变化等等内容。 当然，“一个事物有多个侧面，每个侧面都有它的发展趋势，人们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去观察一个事物，会得出不同的主线”。这里，我同意赵德馨教授的以上看法，他认为，在国民经济史主线问题的研究上，应该多线互补。他主张“不同的研究者可以采用不同的视角和主线，同一研究者也可以采取不同的视角和主线。从多个视角出发，采用多条主线，就可以从多个方面分析经济演变的多种趋势，从而得出较为全面的认识”。为此，他设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中，“假若有一种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为主线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一种以近代化为主线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一种以两个主要矛盾或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为主线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一种以外国资本的入侵为主线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有一种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演变过程为主线的中国近代经济史……从各个视角阐述中国近代经济演变过程，百花齐放，彼此竞研”，那么，“中国近代经济史学园地便会繁荣似锦，那该多好！”[9] 因为同意赵德馨教授的以上看法，在回顾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历程，提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为中心线索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时候，笔者同样赞成采用多条主线多种视角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提法。只不过笔者认为，以“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演变”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主线索的提法，在今天看来，很有必要而且应该大张旗鼓地提出，使之成为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各种中心线索的一种，成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百花”之中醒目的一枝，这样无论对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无疑都会起到相当积极的作用。 [1] 李时岳：《中国近代史主要线索及其标志之我见》，《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 [2] 丁日初：《近代中国的现代化与资本家阶级》，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3] 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导言”。 [4] 汪敬虞：《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问题的再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 [5] 吴承明：《中国近代经济史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 [6]赵德馨：《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7] 该观点后收入吴承明著《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一书中的“市场经济和经济史研究”一文（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1页）。 [8]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代序”。 [9] 以上引文据赵德馨“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心线索的二三事——学习汪敬虞先生论著笔记”，收入赵德馨教授即将出版的《经济史学概论文稿》一书，该书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里征得赵德馨教授同意，先行引用，特表谢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