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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运动作为一种思潮与洋务运动有根本性区别。前者鼓吹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君主立宪，这是资产阶级民主的特定内容。而洋务运动却毫不涉及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其宗旨在于“练兵”，对资本主义立国之本的各种创造，则□无所知。 在经济上，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认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他们陆续开设一批新式企业，采用机器生产，引进近代技术，实行雇佣劳动，但数量少，规模小，产品很多不纳入流通，封建国家机器直接掌握这些企业的所有权、分配权，因此，它们还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同时，处处仰仗外国的鼻息，封建买办性极其浓厚。企业内部，等级制度取代了大生产内部的有机联系，权力和行政手段压倒了科技知识的权威，封建官场的一切恶习，都在这里翻版和泛滥。戊戌思潮则针锋相对，提出“富国养民”为宗旨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纲领，和“以工定国”的目标，特别重视机器大工业的作用。康有为指出：如果不“定为工国，而讲求物质，不能为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谭嗣同纵情讴歌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巨大生产力“一世所成，可抵数十世”。(《谭嗣同全集》：《仁学》，三联书店。)严复进而立论：“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严几道诗文钞》，上海国华书局。) 在科学文化教育方面，戊戌思潮力主废八股，改科举，广泛设立各级新式学堂和各类专门学校，派遣留学生，奖励游历，积极培养资本主义人才。他们重视新闻出版事业，讲求科学文化，力倡广开民智。其代表人物及追随者身体力行，大办报刊杂志，设书局，译西学，办图书馆，遍组学会，显然具有西方近代文明雏型。同洋务派开办的同文馆、武备学堂相比，这个性质就更觉鲜明。 对于封建主义的学术思想理论、传统伦理标准、习惯风格的态度，戊戌思潮同洋务运动也有本质区别。维新派运用资产阶级民权理论，对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封建等级观念，厉加批判。他们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为武器，戳穿了“君权神授”的弥天大谎。严复的《辟韩》发难于前，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冲锋随后，以“横扫千军如卷席”之概，向封建主义全面开火。康有为的“毁家灭族”警世骇俗，不啻是对封建宗法思想的迎头痛击。反之，洋务派则咬定“伦纪”、“圣道”、“心术”，“夫不可变者”，只需向西方学点“法制”、“器械”、“工艺”而已。一言以蔽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梁启超在《李鸿章》一书中，给他们画了个精彩的脸谱：“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 戊戌思潮不仅同洋务运动根本不同，而且也不是十九世纪60—90年代间，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简单重复，它有自己的新质、新内容。诚然，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了许多具体改良措施。然而，他们的主张，是片断的、零碎的，活动也是分散的。只有到康有为的七次上书，才汇合成为一个全面的系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纲：只有到《天演论》、《原富》等译著出版后，中国人民才得以第一次直接接触西方学术文化的熏陶。戊戌思潮比早期改良主义思潮更上一层楼。它突破了一个个的具体建议、具体措施的局限，具有初步的资产阶级理论形态，形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以进化论为核心的学说体系。它广泛宣传了各个方面、各个流派的资本主义文化，尤其值得一书的是，它大力鼓吹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更是早期改良主义者做梦也不敢想、或者想过也不敢说的。戊戌思潮的对象，也从早期改良主义者竭力争取、屈从以至依附的洋务大员，扩大到统治阶级中下层人物和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舆论和风气，这同样为孤立活动的早期改良主义者们望尘莫及。 对待帝国主义侵略的认识和态度，是戊戌思潮区别于洋务运动、早期改良主义思潮的又一重大标志。维新派对帝国主义本性有相当警惕，而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维新派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不再停留于对具体的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人物的不满和抨击，而是从结果去探索原因，从现象去发掘本质。他们揭露列强通过殖民、铁路、外债、工商、传教等种种渠道，竟相瓜分弱小国家。他们清醒地看到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威胁，列强“即不尔而握全国平准界之权，已是使我民无复遗类”。而这种无形瓜分比有形瓜分更加可怕，其“有形之瓜分或致死而致生之，而无形之瓜分则乃生不如死，存不如亡，正所以使我四万万国民陷于九州而莫能救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民族竞争之大势》、《论教育当定宗旨》、《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新史学》、《诗》，上海中华书局。) 维新派提出了崭新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政治概念，力图从根本上去启迪群众的爱国心。梁启超《新民说》第六节，专论国家思想，以极其犀利的笔锋，批判了封建正统的国家观：“人非父母无自生，非国家无自存，孝于亲忠于国，皆报恩之大义，而非为一姓之家奴走狗者所能冒也，而吾中国人以忠之一字为主仆交涉之专名，何其□也”。(《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明确划清了忠君与爱国的界限，主人翁与奴才的界限。他们指出国家思想的真正含义，是“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朝廷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新民丛报》1902年合编本，上海历史所藏。)必须“严中国与外国之别”，“政府与国家之别”。(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这正是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内容和特色。 同时，维新派进而指出：“有国家思想能自布政治者谓之国民，天下未有无国民而可成国者也”。(《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国民应“备有人格，享有人权，能自动而非木偶，能自主而非傀儡，能自治而非土蛮，能自立而非附佣，为本国之民而非他国之民，为现今之民而非陈古之民，为世界之民而非陬谷之民”。(《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民族竞争之大势》、《论教育当定宗旨》、《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新史学》、《诗》，上海中华书局。)这样就把爱国主义教育同资产阶级的启蒙教育，有机结合为一体。应该说，由维新派开创的这个艰苦工作，在当财和以后，都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深远影响。国民概念的首次提出，和以后它在我国政治生活中逐步深入人心，成为全国人民所接受的一个具有特定意义的专用名词，是维新派对我国历史发展的重要贡献。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意识觉醒，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阶段。 为了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以及活动，维新派揭橥起民族主义的大旗。值得重视的是，维新派的民族主义，落足于如何使中华民族具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饮冰室合集》文集：《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近代文明初祖二大家之学说》、《民族竞争之大势》、《论教育当定宗旨》、《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新史学》、《诗》，上海中华书局。)奋起，“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挽浩劫，以而拯生灵”。(《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为此，维新派很注意“博考各国民族所以自立之道，汇择其长者而取之”，用以改造我国民族素质中长期形成的封建主义劣根性。同时，对我国固有的民族传统也并未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正确地指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戊戌思潮与洋务运动和早期改良主义思潮有一系列重大区别，这充分证明了它的资产阶级性质，而且充分证实了，它不仅是一次变法改革，而且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社会启蒙运动。宛如黎明前堕地的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虽然还十分软弱，但对在封建专制的漫漫长夜中，沉默已达两千年之久的中国人民来说，毕竟起了石破天惊、发聋震□的重大作用。 戊戌思潮的代表人物，同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一样，也无不是“言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理想比实践走的远得多。戊戌变法是他们政治活动的顶点和最高成就，而他们变法期间的形象和作为，却是最蹩脚最无能的一段。他们大造声势，全国哄然，气象发皇，展现了他们作为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著才华。然而，怎样对付那班封建老朽，他们则太不在行，既无实权，又少谋略。他们不是伊藤、西乡、大久保，更不是克伦威尔、华盛顿和拿破仑。戊戌变法之所以夭折，由于客观形势不成熟，也在于主观方面，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 戊戌人物的积极作用，主要并不在于政治改革的成效，而在于思想启蒙的影响。以康有为为例，这位变法运动领袖的社会理想及其光辉，与其说在戊戌奏稿，还不如说在1902年正式写成的《大同书》。《大同书》尽情歌颂的，是建立在“独人”基础上的“大同社会”，即以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理性王国。他在书中大声疾呼：“欲以度我全世界之同胞，而永救其疾苦焉，其惟天予人权，平等独立哉！”(康有为：《大同书》，古籍出版社。)尽管《大同书》汲取了《礼运篇》所描绘的传统儒家理想，也掺有空想社会主义的成份，但它苦苦追求和着力美化的真正目标，既不是田园诗般的自给自足小康生活，也不是未来乌托邦社会的种种建设性方案，而是在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基础上，建立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性社会，在中国能够再现， 康有为公开表明：“毁家灭族”是“求大同”的起点。梁启超对此深有领悟，多次提及。这就有力地反证了《大同书》的矛头所向。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石，就在于获得人身自由的个人，把人从宗法社会中解放出来。《大同书》对君主制度在内的整个封建社会，进行了全面批判，是一篇毫不留情的战斗檄文。它反映了思想极其复杂的康有为，内心深处的真实倾向。 有趣的是，在康有为的戊戌奏稿中，却根本无从窥见这个大同社会的理想，连一星半点的信息都很少。更令人惊诧的是，在《大同书》发表的同年，康还发表了《南海先生辩革命书》：“苟未至民主之时，帝室统系，必有一家，纵非人人所能为”，革命“乱说”，“于伦理为悖，而不顺于时势为反而非宜”。(《饮冰室合集》专集：《李鸿章》、《新民说》、《自由书》，上海中华书局。)其保皇主张，与《大同书》作者判如两人，如康自己所说：“思必出位，所以穷天地之变。行必素位，所以应人事之常”。(康有为：《礼运注》，转引自《中国哲学史资料简编（清代近代部份）》，中华书局。)宏伟的社会理想同保守的现实立场剧烈冲突。对这样一个深刻的集于一身的内在矛盾，康有为的解决办法是：《大同书》“秘不示人”。但是，不以康的意志为转移，大同思想集中表达的中国资产阶级对未来的憧憬响往，有如黑暗中的闪电，照亮了青年一代的道路，激发了他们探寻真理的勇气和对事业的热诚。万木草堂学生对康的倾心悦服，谭嗣同尊康为“一佛出世”，唐才常推之为“当代一人”，都是这种作用的真实写照。 同样的矛盾，于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等人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以谭嗣同表现为最突出。谭在《仁学自序》中誓欲“冲决利禄之网罗”，“冲决君主之网罗”，“冲决伦常之网罗”。他对封建君主专制切齿痛恨：“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志士仁人求为陈涉、杨玄感，以供圣人之驱除，死无憾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上海人民出版社。)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勇敢非凡的思想家，临死前却说出：“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谭嗣同全集》：《上欧阳瓣□师书》，三联书店。)。当然谭并非两面派，他是戊戌人物中，最有牺牲精神和英雄气概的硬汉，一个敢作敢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他的矛盾是时代的悲剧。 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和态度，也反映出复杂的两重性。维新派一方面切齿痛恨帝国主义侵略，一方面又对列强存有幻想。谭嗣同怒斥日帝将我“兵权、利权、商权、税务一网打尽……自古取人之国，无此酷毒者”。(《谭嗣同全集》：《上欧阳瓣□师书》，三联书店。)同时又视日本为“唇齿之邦”，英国为“救人之国”。在义和团问题上，康有为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从仇视群众而滚进了媚外泥坑。在《辩革命书》中，指斥革命是“同室操戈，他人入室，无端生此大波”，(转引自《近代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恐外心理跃然可见。但是应该看到，比较维新派提出和宣传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历史功绩，这些都不是他们的主流。维新派所从事的事业，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难免会有改良派、洋务派，乃至封建正统派的旧意识夹杂其中。但这不能成为否定戊戌思潮性质的理由。而且，思潮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评价它时，应以它的成熟期，即1902年运动重点转入启蒙活动时期所达到的水平和成就，为其主要依据。至于部分戊戌人物在其政治生涯后期的堕落，就更不由戊戌思潮来代他们受过。不能忘记1903年这个历史分界线。 探讨戊戌思潮的特点，也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运动的性质。首先，可以看到，是它作为第一次启蒙思潮所特具的：内容上的新颖性。戊戌变法期间，维新派将改良主义的一系列具体主张，加以理论化系统化，改制为资产阶级国家制度及学说的半成品，介绍给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阶级。在1902—1903年戊戌思潮高潮期间，维新派广泛而通俗地宣传了培根、洛克、笛卡尔、达尔文、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等人的学说；比较系统地整理和介绍了欧美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教育学以及物理学、生物学、天文学的发展史和近代成就；撰写和发表了资产阶级各色代表人物加里波的、马志尼、华盛顿等人传记或时评；翻译和推荐了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法意》、亚当·斯密《原富》、约翰·穆勒《自由原理》、《名学》、斯宾塞《群学肄言》、《代议政治论》、伯伦知理《政治学提纲》、甄克斯《社会通诠》、幸德秋水《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等重要理论著作，以及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等资产阶级经典文献，和大批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历史书籍。这些丰富而新鲜的精神食粮，成了当时中国人民，尤其青年所能得到的最好“滋补品”，具有何等的吸引力与刺激性！ 戊戌思潮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不成熟性。即使在启蒙运动最辉煌的1902—1903年间，思潮本身的这个痼疾，仍是不治之症。维新派介绍了资产阶级在各个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代表人物及学说主张，可谓五光十色，琳琅满目，但遗憾的是，恰恰没有一个方面，维新派能自成中国化的资产阶级理论体系。诚然，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维新派结合实际，对中国现状作了尖锐批判，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纲和一个又一个的具体建议，在法制、官制、教育、新闻、文化、经济众多方面，均不乏真知灼见，理论水平比早期改良主义者高得多。但是，他们中间，却仍没有任何一个人，对社会的认识和探讨，达到孟德斯鸠、卢梭的深度，更谈不上对中国的社会性质、阶级状况、动力和阻力、今后道路及解决方案，进行过系统严肃的理论研究。就连当时首屈一指的《新民说》，严格说来，还只是一个资产阶级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基本上还停留在西方十八世纪启蒙主义者的水平上，并显然缺少理论上的独立性、完整性、深刻性，缺少坚实的哲学论据，实践上也不是一个切实可行的救国方略。维新派对西方哲学和自然科学的介绍，也是浮光掠影，更显浅薄。 戊戌思潮不成熟的另一个表现，是它反帝反封建的不彻底性，是维新派政治态度的软弱性和两重性。如前所述，他们热爱祖国，对帝国主义大张挞伐，奋起抵制，不遗余力：同时又在政治经济上同列强保持密切联系，自立军和东南互保问题上，都反映了这种特点。他们反对君主专制，又拥护皇帝，感戴光绪。他们反对封建礼教，却不敢同孔圣人彻底决裂。高唱全变的康有为，变来变去出不了孔门手心。 戊戌思潮的第三个特点，是它的复杂性。它所介绍的西方文化内容，就十分浩繁芜杂。从达尔文的物竞天择到斯宾塞的庸俗社会学，从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帝国主义托拉斯，从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到培根、洛克、斯宾诺莎、康德，从英美法资产阶级革命到埃及、波兰、土耳其沦落，到菲律宾古巴独立战争，从圣西门空想社会主义到俄国民粹党和欧美工潮，简直是个包罗万象、应有尽有的万花筒，令人眼花缭乱，根本来不及对这些货色分门别类，消化吸收，批判继承。 对戊戌思潮影响最大的理论，是斯宾塞的庸俗进化论。维新派针对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特点，将达尔文、赫胥黎的生物进化论改头换面，以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原则运用于社会发展，警告亡国危机，激发民族自尊，促进民族奋发团结，图存图强。然而这个理论的本来目的，正好是为帝国主义侵略弱小民族找借口。因而这个理论虽在特定条件下，起到了惊破迷梦、震荡民心的警钟作用，但是，却无法回答学生为什么总是挨打的实际问题，并且反倒成了老师打人的戒尺和根据。这个理论严重局限了维新派的眼界和思路，使他们对广大群众中蕴育的伟大力量，更加缺少认识和信心。他们视老百姓为愚民、群氓，“虽十卢梭、百卢梭、千卢梭，至口暗于疲，亦断不能立导之行”。因而希望仍然寄托于“吾君之明，得贤相良佐为之辅弼”。(《新民丛报》1902年合编本，上海历史所藏。)此外，戊戌思潮有着相当浓烈的小农平均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色彩，这也充分反映了它的复杂性， 具有一定的政治实践性，是戊戌思潮的另一个特点。戊戎变法就是它的政治成果。同时，戊戌思潮具有相当的社会运动规模。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戊戌思潮还具有初步的组织性质，它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封建社会传统的自发性状态。从思潮勃兴之初，康有为、梁启超，包括谭嗣同、夏曾佑乃至章太炎等人，就都不约而同地在寻觅知己，图谋联系。早在1894年，在梁启超致汪康年、夏曾佑书信中，就多次表达了这种热情愿望：“今日之事，以广求同志开倡风气为第一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2），上海人民出版社。)戊戌人物大讲合群之必要性：“千万人群而成国，亿兆京垓人群而成天下”，“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斯二义立，虽治千万年之天下可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他们急切要求学习百年以来盛行的“泰西群术之善”，并身体力行，广开报馆，林立学会，以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为例：它以保国保民保种保教为宗旨，订章程三十条，有会舍，有纪律，有图书馆和帐目，会员缴纳会费，参加活动，关系一律平等，会中定期举行演讲和讨论，这一切都明显具有近代色彩。它与历史上的东林、复社不同，同三合会、白莲教也不同。再有，维新派所组织的南学会，还有意识地兼有地方议会性质，是维新派推行地方自治的首次演习， 在流亡期间，康梁组织了保皇会，实为资产阶级政党雏型，众所周知，政党是近代政治斗争最重要的工具和特征，也是资本主义时代以来，阶级矛盾简化、激化、公开化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结果。年轻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同封建统治者的初次交锋中，刚刚仓促上阵，就迫不及待地去抓这个武器，这深刻说明了：解决政治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头等大事。同时，这事实还说明：中国资产阶级建立政党的理论准备、组织准备，都非常不足。无论维新派或民主派，无不如此。为了扩大自己的地盘，它们竞相同三合会结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三合会的组织形式和原则，而这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建设之所以缺乏民主传统的一个重要因素。 最后还须提及一点，就是戊戌思潮的狭□性。它自始至终，把自己绑在光绪皇帝的独驾马车车辕上，在注定失败的道路上滑行，“虽九死其犹未悔”。起初，运动基本限于士大夫阶级和官僚集团范围，后来逐步扩大到工商业者、下层文人、学生，但仍属一次自上而下的社会运动。 所有这些特点，一方面展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活力，它毕竟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又反映了这个阶级，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娘胎里，带出的先天性软骨病和畸型症。它没有经过西方资产阶级呱呱堕地前的“十月怀胎”，它的正常胚胎发育，曾两次被历史打断。西方列强的入侵，使它被迫而成怪胎。它主要并不由自己的前身，那个在空前完善的封建专制高压下，在长达两千年窒息之久中，本来就难得有发展的市民阶层分化而来，它首先是从封建官僚、地主，以至买办缓缓地、一步三徘徊地转化所成。它处处要看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者眼色说话，提心吊胆地讨杯残汤剩羹。它没有西方资产阶级探寻本阶级独立意识的过程，它靠拾其牙慧乃至唾余为生。上述第三个特点，则表现了特殊历史条件和环境给它的限制和烙印。戊戌思潮兴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时期。在它面前，不仅有令人神往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理性原则、工业革命，还有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和八国联军，有1900—190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有资本主义种种谎言美梦破产的严峻现实，甚至还有圣西门和卡尔·马克思。正是世界和中国社会生活本身的错综复杂，五光十色，决定了戊戌思潮的光怪陆离。不过，我们并不能由此否认这次思潮属于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性质，也不能因而抹杀它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和光辉。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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