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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清末民初，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参考日译新名“封建”，初步形成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用以表述中国、日本、欧洲的相关历史时段，较成功地实现了古今“封建”义的承袭与转换、中西义的对接与涵化。由于尚未能做深入的学术论证，清民之际学人的封建观无力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退隐而去，但其包蕴的合理精义，值得我们重温。 关键词：封建／郡县／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 在汉字文化圈，日本率先于19世纪70年代以“封建”对译西方史学术语feudalism，至19世纪80～90年代，“封建”已在日本成为一个流行的新名，它是这一汉字词古典义(封土建国、封爵建藩)与feudalism西方义(封土、采邑)相通约的产物。而恰在此时，中国人开始注目于日本的明治维新，借用包括“封建”在内的日译新名也自此开启端绪。经过一段消化吸纳，清末民初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形成自己的封建观，并以之表述、诠释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特定段落。 一 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以笔者阅览所及，中国人最先称日本前近代社会为“封建”并介绍明治维新“废封建”举措的，是清朝驻日本外交官黄遵宪(1848～1905)的诗文。 (一)《日本杂事诗》的“封建”用例 黄氏是中国深入考察、介绍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人。1877～1882年，他以清朝驻日使馆参赞的身份，在日本渡过四年多，直接观察、感受明治维新，并留下史志体的《日本国志》以及吟咏日本政事、民情的《日本杂事诗》。两书多有述及“封建”的处所。 《日本杂事诗》卷一第6首，有“剑光重拂镜新磨，六百年来返太阿”之句，黄氏自注云：“源、平以还，如周之东君，拥虚位而已。明治元年德川氏废，王政复古，伟矣哉中兴之功也。”[1](p36)Cf的是自源氏、平氏形成武门政治格局、导致封藩林立以后，天皇成为类似东周天子那样的虚君，直至明治间废除德川幕府，才由六七百年的封建制复归王政(中央集权制)。 第31首有“国造分司旧典刊，华花莫别进贤冠。而今指令诸台省，押印唯凭太政官”之句，讲的是明治维新改变武门柄政、集权于中央的太政官。黄氏对这段诗句作注曰，“犹变封建为郡县也”，此为画龙点睛之笔。光绪十六年(1890)，黄氏在伦敦改订《日本杂事诗》，上述诗句变为：“国造分司旧典刊，百僚亦废位阶冠。紫泥钤印青头押，指令惟推太政官。”大意略同，而变封建制为中央集权制的含义更加明确。黄氏对这段诗作的注文曰： 上古封建，号为国造。奉方职者，一百四十有四。后废国造，置国司，犹变封建为郡县也。天智十年，始置太政大臣(三公首职，犹汉相国)、左大臣、右大臣，相沿至今。然自武门柄政，复为封建，太政官势同虚设。明治维新后，乃一一复古，斟酌损益于汉制、欧逻巴制，彬彬备矣。曰太政官，有大臣参议，佐王出治，以达其政于诸省。[1](p67) 黄遵宪此一诠释，用语古雅，然其历史观念却相当先进，对日本从古代到近代政治体制的变迁，梳理得十分清晰：日本古代由封建变郡县，中世又从郡县复为封建，明治维新时期，参酌中国秦以下的郡县制、欧洲各国近代政制建立起以太政官为主官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 《日本杂事诗》光绪十六年改订本，对原本删7首，增53首，所增之一为： 呼天不见群龙首，动地齐闻万马嘶。甫变世官封建制，竞标名字党人碑。[1](p38) 明确指出，明治维新的重要举措——废藩置县的要领，是改变职官世袭的封建制，代之以郡县制，进而形成近代政党政治。黄氏将近代政党与汉唐宋明之党社相比拟，担心因政党政治引发党争之流弊。 《日本杂事诗》运用新名不少，据统计约120个，源于日译欧美的新名约70个，如“国会”、“政党”、“民权”、“解放”、“自由”、“共和”、“改选”、“中学”、“记者”、“博物馆”、“警视厅”、“火轮舟”、“窥朦镜”等；取自日本固有词语约50个，如“国学”、“国字”、“权妻”、“艺妓”、“太政官”、“伊吕波”等。黄遵宪所用“封建”、“封建制”，既是对日本当时流行的新名的采用，也是对汉语旧名的袭用。 (二)《日本国志》的“封建”用例 黄氏的《日本国志》(该书虽于1896年出版，但1887年已经撰成)也论及“封建”，称日本古代各州遍设朝廷任命的国司、郡司，“一变而为郡县”。至镰仓幕府时期，“裂地以授家臣”，“地头往往世袭，国司不复赴任，于是封建之势渐成”。至足利幕府时期，这种分权态势更加明显—— 分国郡而封家臣，称为守护，三管领四职以下，皆以地传之子孙。……于是形势一变而为封建。……关原役毕，德川氏统率诸氏，分封其子弟功臣；其后加削增减，颇易旧封。[2](《地理志》) 在介绍镰仓、足利、德川三个幕府时期的封建制以后，黄氏论述明治维新在“复古”的名义下，变封建为郡县，文曰： 明治四年废藩置县，复为郡县之治，凡五畿七道七十三国，二京三府六镇三十六县。[2](《地理志》) 黄氏《日本国志》的上述文字，精要地概述了日本封建制从成长到消弭的全过程，反映了日本政制变迁的实况。 黄遵宪在诗文中并未对“封建”一词重新下定义，然考其语境，他的“封建”，古义与近义、中义与西义贯通无碍，实属高明之语用，是清末民初开眼看世界的士人使用新名“封建”的先导。戊戌变法前夕，中国报刊常称日本江户时代为“封建”、称明治维新为“废封建”，如《时务报》1897年7月29日载文曰：“日本既废封建制度”，“当是时民间风气大开”；《知新报》1898年7月9日载文曰：“善夫，日本之维新也……削大将军之权，移封建为县郡，知县以亲王领之，故下情无不上达。”此种“封建”用例，都与黄遵宪诗文一脉相通。 二 梁启超兼容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中国人较自觉地将“封建”作为表述历史时代的新名使用，开端于黄遵宪的友人梁启超(1873～1929)。 (一)“封建世卿之世” 梁启超以“封建”一词用之于划分历史段落，始于1896年撰写的《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该文仿公羊传“三世说”，将历史分为“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个阶段，这种划分显然参酌了西方史学的古代“多头政治”、中世“君主政治”、近代“民主政治”的三段划分。梁启超又将古代的“多君为政之世”区分为前后两阶段： 一曰酋长之世，二曰封建及世卿之世。[3](第一册，p96) “酋长之世”，即氏族制时代；“封建及世卿之世”，即实行分封制、世卿世禄制的封建时代，他解说道： 封建者，天子与诸侯俱据土而治……诸侯与天子同有无限之权，故谓之多君。[3](第一册，p97) 以“多君”释“封建”，点化出“封建”古义的精髓。又明确地将“封建及世卿之世”视做一个历史时代，上承氏族时代(“酋长之世”)，下接专制帝制时代(“一君为政之世”)。 该文还比较中、日、西洋封建制的变迁，指出“封建世卿”制难以退出政治舞台，表明梁氏已将“封建”视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梁氏说： 世卿之多君，地球各国，自中土以外，罕有能变者。日本受毒最久。藤原以后，政柄下移，大将军诸侯王之权，过于天皇。直至明治维新，凡千余年，乃始克革。今俄之皇族，世在要津。英之世爵，主持上议院，乃至法人既变民政，而前朝爵胄，犹潜滋暗窥，渐移国权。盖甚矣变之之难也。[3](第一册，p97) 梁氏1898年秋开始流亡日本，其后所撰论史文章，继续在“分封”、“分权”的古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参考日译西方历史分期专词，采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短语。 (二)“封建时代” 梁氏1899年在《清议报》第17册(6月8日)、第26册(9月5日)连载(后又于9月在日本刊物《太阳》第5卷第20号发表)的《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一文，论及中国与欧洲的国体相同之处：都依次经历了家族时代、酋长时代、封建时代。他指出： 中国周代国体，与欧洲希腊国体，其相同之点最多，即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是也。彼此皆列国并立。[3](第一册,p312-313) 梁氏把中国周代国体与古希腊国体相类比，又将“封建时代”与“贵族政治”做近义短语并列使用。值得注意的是，梁氏明确地将秦以后的两千余年排除在“封建时代”之外。文曰： 秦废封建置郡县以后，二千年循其轨而不易。中间如汉时封子弟为王，功臣为侯，晋时之八王，明代之燕王、宸濠等，虽有封建之举，不移时而遂变灭，不成其列国之形也。[3](第一册,p313) 梁启超区分了狭义封建与广义封建，指出秦行郡县制，已结束狭义封建制，而此后封爵建藩虽持续不辍，但并不构成社会制度主流，故秦以后已告别“封建时代”。梁氏将“封建时代”的特点归之为“贵族政治、列国并立、阶级之风”，兼合“封建”古典义和西洋义。至于“秦汉至今日”，梁氏则名之为“统一时代”，并认为“是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3](第一册,p313)又称秦以后为“无贵族之国，其民可谓之无阶级之民。是又为中国国体与欧洲大异之一事”。[3](第一册，p314)这一论述表明，梁氏既采用来自西方的术语，又能区分中西历史的差异，不以西方史序列套用中国史。 1901年，梁氏著《中国史叙论》，其“第八节时代之区分”，参照西洋人所著世界史的“上世史、中世史、近世史”的划分，将中国史分为“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世界之中国”。在论及上世史时，指出此一阶段的特点： 是为中国之中国，即中国民族自发达、自竞争、自团结之时代也。其最主要者，在战胜土著之蛮族，而有力者及其功臣子弟分据各要地，由酋长而变为封建。[3](第一册，p453) 将周人东进、实行封建制，作为中国上世史最主要的标志性内容。至于中国的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梁氏则称之为“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3](第一册，p453)，而决不冠以“封建时代”。 总之，梁启超将“封建时代”视为中国古史的一个阶段，并不与他所处的时代相衔接，在“封建”与“近代”之间有一漫长历程，梁氏或名之“统一时代”，或名之“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他还致力于探究中国封建制的特色，并由此追究中国历史走向的缘由。 (三)“封建制度” 1902年梁氏撰《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其第二章为“封建制度之渐革”，内称：“封建何自起，起于周。封建云者，以其既得之土地而分与其人之谓也。”又论及春秋战国至秦由地方分权趋于中央集权，“及秦始皇夷六国，置郡县，而封建之迹一扫”。显然是从“封土建国”之义上谈“封建制度”的，明确地称周制为“封建制度”，秦以后则“封建之迹一扫”。 该章“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提出并试图解答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 封建之运，东西所同也。中国有之，日本有之，欧洲亦有之。然欧洲、日本，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何也?欧洲有市府而中国无有也。日本有士族，而中国无有也。[3](第二册，p777) 梁氏认识到中国、欧洲、日本都有过土地、人口分封的时代，而中国与欧洲、日本的差异在于，欧洲有市民社会、市民政权，中国则无；日本有士族阶层，中国则无。这便导致了欧、日“封建灭而民权兴”，中国“封建灭而君权强”。这一论述卓有见地，却又稍嫌简单，然所使用之“封建”一词，较好地实现了中—西—日史学术语的通约，其关于中、欧、日封建制历史演进路径的思考，又显示了一种政治理念的前沿性。 (四)“封建社会” 旅日十余年的梁启超，对明治维新的“反封建”及其艰巨性是深有领悟的，他1910年撰文曰： 日本当维新伊始，八百年封建社会一旦破坏，而天予无尺土，府库无一钱，其艰难为如何?[4](卷23,p62) 这里使用的新短语“封建社会”，既是古典词“封建”的延伸，又是日制新名的采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梁启超游历欧洲，其所见所思，书之于1920年3～8月连载于《晨报》副刊的《欧游心影录》，其中在论及欧洲近世文明的三个来源(封建制度、希腊哲学、耶稣教)时，梁氏对“封建制度”所做界定，吸取了西欧史学界的观点，又与“封建”古义保持联系。 综观梁启超论著，可以发现，以观点多变著称的梁氏，在新名“封建”的运用上，却做到了概念的首尾一贯，坚持了古义与西义的统一。而且，梁氏是中国较早使用“封建时代”、“封建制度”、“封建社会”等新名的学者，从梁氏使用这些新名的上下文考析，含义相当准确。梁氏不愧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开山者。 三 严复以“封建”译feudalism 严复等从事中—英翻译的中国学者，将feudalism与“封建”在“封土建国”之义上加以对接，这虽在日本以“封建”翻译feudalism之后约20年，但并非转用日本译名，而是直接从西语译来，故仍可视做中国富于中西文化通识的翻译家的独立制作。 (一)从音译(拂特)到意译(封建) 严复先生(1854～1921)对中、西“封建”义兼有认识，而且在对译时取慎重态度。1897～1900年间，严氏翻译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严译名《原富》)时，对feudalism取音译，谓“拂特”，或取音意合译，谓“拂特之制”、“拂特之俗”。以后，严氏1903年把英国学者甄克思(E．Jenks1861～1939)的A History of Politics(可直译为《政治学的历史》)译为《社会通诠》，该译本将feudalism意译作“封建之制”(有时也音译“拂特”)。严译《社会通诠》称，社会进化的三阶段为图腾社会(又称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军国社会(又称国家社会)，而宗法社会过渡到军国社会，中间经过了封建时代，译文有这样的表述： 封建者，宗法、军国二社会间之闰位也。[5](p75) 严复在《译社会通诠自序》中介绍甄克思的历史分期观点：社会进化之阶段为“始于图腾，继以宗法，而成于国家”。而“由宗法以进于国家”，有一过渡形态： 而二者之间，其相受而蜕化者以封建。方其封建，民业大抵犹耕稼也。[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5) 这段文字值得注意处有二：其一，把古代宗法社会向国家社会(指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过渡演变的中间环节称之“封建”。其二，封建社会是定居农耕文明的产物。这是颇富世界史通识的见解。 (二)严译“封建”兼及古义与西义 经严复的翻译与诠释，“封建”从原指一种政制举措(封爵建藩)的旧名，演变为指一种社会形态、历史时段的新名。而严译“封建”在向新名转化的过程中，并未与旧名本义(封土建国)脱钩，而是沿着旧名本义指示的方向做合理引申。这种引申义又与对译词feudalism的含义(领主制、采邑制)彼此契合，从而达成古义与今义的因革互见、中义与西义的交融涵化。 严复还论及欧洲步入封建社会的时间： 其趾封建，略当中国唐宋间。及其妻之也，若法若英，皆仅仅前冷一一百年而已。[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称唐宋之际(即公元9世纪左右)欧洲迈进封建社会门槛，18世纪前后方结束封建制度。这一论述遵从欧洲史学界关于中世纪的起讫判断。严氏未将中国与西欧封建社会的时间段强行拉扯到一起，指出中国的封建时代大大先于西欧，他说： 乃还观吾中国之历史，本诸可信之载籍，由唐虞以迄于周，中国二千余年，皆封建之时代。而所诵宗法，亦于此时最备……物穷则必变，商君、始皇帝、李斯起，而郡县封域，阡陌土地，燔诗书，坑儒士，其为法欲国主而外，无咫尺之势。此虽霸朝之事，侵夺民权，而迹其所为，非将转宗法之故，以为军国社会者欤?[6](第1册《译社会通诠自序》，p136) 严氏特意点明：尧舜至周两千载为“封建时代”，而商鞅变法、秦始皇统一天下，行郡县、开阡陌，乃一巨变，从而将“封建”与“郡县”对称，其所说“封建之时代”指实行分封制的时代。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封建时代，下迄于周代，不包含秦以后，与西欧封建制在时段上相错甚远。至于秦汉以后，严复称为“法专于国主”的“霸朝”(即专制帝制)，并将秦以后的社会用设问句名之——“以为军国社会者欤?” 综论之，严复所用“封建”包蕴的概念，兼及该词的古汉语义与feudalism的西义。他用此一古今融会、中西通约的新名“封建”，表述中国、西欧历史中不同时段的近似制度，从而指示了“封建”这一新名运用的合理途径。 四 章太炎“封建”观的前后变更 近代学者关注“封建”论题的突出人物还有章太炎先生(1869～1936)。 (一)从抑制君主集权角度肯定“封建” 与严复有别，章太炎是从中国传统史学视角讨论“封建”，大体承袭顾炎武，从“分治”意义上探究“封建”的价值。1899年10月，章氏撰《藩镇论》，开篇即说：“自封建之法不行于后世，于是策时事者每以藩镇跋扈为忧，是其言则孤秦陋宋之冢嗣也。”[7](上册《藩镇论》，p99)他把批评封建制导致藩镇割据的言论斥之为“孤秦陋宋”，原因在于，章氏痛恶专制君主集权，向往宪政，并寄望藩镇在君主专制向宪政转变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章氏说： 夫削藩镇以立宪政者，天下之至公也；削藩镇以遂一二肺腑贵人多专欲者，天下之至私也。……今藩镇虽离于至公，而犹未合于至私。若皇德贞观，廓夷旧章，示民版法，陶冶天下，而归之一宪，藩镇将奔走趋令，如日本之萨、长二藩，始于建功，而终于纳土，何患自擅。[7](上册，《藩镇论》，p102) 章氏期待中国的封疆大吏仿效日本萨摩、长州等西南强藩支持维新，维新后又能将藩地交还朝廷，如能这样，藩镇就化消极为积极，成为推进社会进步的因素。 同年，章太炎又作《分镇》，在征引唐人马周、李百药、柳宗元批评封建制、倡导郡县制的名论之后，指出这些言论产生在国家清明之时，“未有外侮，其论议固足以自守也”。而宋代外患严重，“李纲始有分镇之议”，由此章氏认为“封建”并非一概皆坏，“郡县”并非一切都好，他说： 然后知封建之说未必非，而郡县之说未必韪也。[7](上册《藩镇论》，p104) 1900年，章氏鉴于戊戌政变以来的事实，对封疆大吏全然失望，称“今督抚色厉中干”，遂作《分镇匡谬》，修改前说。[7](上册《藩镇论》，p107) 综上可见，章太炎是从“封建”古义(封爵建藩)上讨论中外封建制的，他并不认同将“封建”对应西洋术语。严复的译作《社会通诠》，在中国首次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该书的面世，为中国人引入了一种新的历史分期框架[蛮夷社会—宗法社会(其前段为封建时代)—军国社会]。梁启超及陈独秀都受到严译的影响，而章太炎则立足于中国文化本位，力驳严译，他于1907年3月在《民报》第12号发表《社会通诠商兑》，批评《社会通诠》构筑的历史分期，章氏指出，“泰西群籍”所列“条例”，不能照套“亚东之事”，若论及亚东史迹，“则其条例又将有所更易矣”。他说： 心能流衍，人事万端，则不能据一方以为权概。 这里的“一方”即指西方，章太炎不赞成以西方史学框架概括中国历史实际，因而不能认可严复将“封建”对应feudalism的译述。 (二)以“封建”比附代议政体 随着西学知识的增长，后来章太炎的观点有所发展，他1908年10月作《代议然否》，将“封建”比附西欧代议制的贵族院，文曰： 代议政体者，封建之变相，其上置贵族院，非承封建者弗为也。[7](上册《藩镇论》，p456) 章氏论“封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敏锐地洞察到，前近代中、日两国政制的重大差异：中国“去封建远”，日本“去封建近”，因此两国政制近代化的基点不同： 议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宪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规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远。去封建远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贵族黎庶之分。[7](上册《藩镇论》，p456) 章氏认为，民皆平等、无贵庶之分的中国，不宜设上院(贵族院)，也就不宜实行代议制。章氏还认定，作为“封建之变相”的代议制，“必不如专制为善”，遂从否定代议制走向否定“封建”，从而与早年因倡导分治而肯定“封建”发生了大的改变。可见，章氏的封建观是随其现实的政治主张的转换而变更的。然而，章氏的封建观虽有大的更革，但所用“封建”一名的内涵，始终保持着与本义的联系。同时，他在论述中已把封建制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考察，并进行中西、中日之间的国别比较，其用语固然古色古香，所透露的政治理念也可能在激进与保守间摆动，但他围绕“封建”提出的论题(如反专制的政治改革问题、代议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问题)却颇富前沿性，视野可谓宽阔而深邃。 五 孙中山论“封建” 作为兼通中西之学的政治家孙中山先生(1866～1925)准确地把握了史学术语“封建”的内涵(封邦建藩)和外延(中国殷周时期、欧洲中世纪)，他力倡的政治革命，即“民权主义”，其“一扫而尽”的目标是君主专制政体。① (一)慎拒“反封建”提法 孙氏一生提出过许多革命口号，如早年的“振兴中华”、“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中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乃至晚年的“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却从未提过“反封建”的口号，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反封建”旗帜之际，孙中山也没有苟同“反封建”的提法。直至晚年，孙中山继续在“封土封臣”、“贵族世袭制”的意义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在此一含义上比较、品评中西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孙中山晚年仰慕列宁及俄国革命，称列宁为“人师国友”，又有“今日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之说，[8](下册，p1052)然而孙氏并不一概信从来自苏俄的提法。1922年以降，苏俄和共产国际关于现实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论说传人中国，但孙中山只采纳前者，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宣言取“半殖民地”说，孙中山本人在此前后的用语是“次殖民地”，而对中国“半封建”说则加以抵制。孙中山认为封建制在中国已结束两千多年，他终生未提“反封建”一类口号。 (二)综合古义与西义的“封建”观 孙中山对“封建”的认识有两大特色，一是会通中西，二是首尾一致。直至晚年，孙氏认为，秦代已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制度，这比欧洲直到中世纪末、近代初的“打破封建”早了两千年。孙氏1924年1～8月在广州作《三民主义十六讲》系列演说，其中《民权主义六讲》的第三讲说： 欧洲两百多年以前还是在封建时代，和中国两千多年前的时代相同。因为中国政治的进化早对欧洲，所以中国两千多年以前，便打破了封建制度。欧洲就是到现在，还不能完全打破封建制度……。 欧洲没有革命以前的情形，和中国比较起来，欧洲的专制要比中国厉害得多。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世袭制度。当时欧洲的帝王公侯那些贵族，代代都世袭贵族，不去做别种事业；人民也代代都是世袭—种事业，不能够去做别种事业。……中国自古代封建制度破坏以后，这种限制也完全打破。[8](上册，p164) 孙中山在这里较准确地把握了“封建时代”、“封建制度”的含意，将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封建制度”(指殷周封建制)与“罗马亡了之后，欧洲列国并峙”相类比，认为“罗马变成列国，成了封建制度”。[8](上册，p150)讲演中，孙氏流露出因中国比欧洲较早结束封建历史而产生的自豪感，却没有回答先期终结封建的中国近代何以会落后于欧洲。而前文提及的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一文，其第二章的“附论中国封建之制与欧洲日本比较”则对此有所解答：“欧洲、日本，皆封建灭而民权之代兴。”“中国不然，数千年来曾无有士民参与政治之事……兴封建者君主也，废封建者亦君主也，以封建自卫者君主也，与封建为仇者亦君主也。”梁氏指出，这便是“何以中国封建之运之衰，远在欧之先，而专制之运之长，反远在欧洲之后也”的症结所在。[3](第二册，p777)就此而论，梁启超有更深一层的识见。 清末民初是“封建”演为近代史学术语以后作为新名在中国使用的第一阶段。其时所用新名“封建”，既远衔古汉语义，也切合西义，在概念上都保持了前后一贯。清民之际学人议“封建”，较少从社会经济立论，而多从政制角度着眼，认为中国的西周封建制与欧洲中世纪的feudalism、日本中世及近世的武门柄政颇相近，其共同特征是：封土建国、领主执掌封地、世袭贵族执政、国家主权分散，与秦汉以降实行的帝王君临天下、土地自由买卖、官僚考选产生，由非世袭的流官制、郡县制所确保的中央集权政制恰成对照。 黄遵宪、梁启超、严复、章太炎、孙中山大体代表了清末民初先进的中国人的封建观。他们论“封建”，当然有深浅之别，却有着基本的相似之处：既不坐井观天、固守本义，又不尽弃本义，妄意引申，而是遵循概念演化的合理路线——坚持古今义的既因且革、中西义的兼容并包。如此重构再造之新名“封建”，其外延不仅指殷周政制，也涵盖欧洲中世纪、日本中世及近世的同类政制，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形态的共名。这种封建观较好地实现了历史继承性与进步性的统一，又初步达成中国传统史学概念与西方史学概念的通约与整合。然而，清民之际的论者，还缺乏深广的学术准备，尚未能全方位考察社会形态，尤其缺乏经济的、社会结构的分析，故其封建观在理论上尚显单弱，不足以抵御后来兴起的强势的泛化封建观的挑战，故在20世纪30年代以下，逐渐隐退于主流之外，然其蕴藏的合理精义，值得我辈认真体味。 注释： ①参见其1906年发表的《[民报]发刊词》、《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等文。 参考文献： [1]钟叔和．日本杂事诗广注[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 [2]黄遵宪．日本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梁启超．梁启超全集[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 [5]严复．社会通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 [6]严复．严复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Z]．北京：中华书局，1977． [8]孟庆鹏．孙中山文集[Z]．北京：团结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冯天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原载《史学月刊》(开封)，2006．2．46～5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