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鸦片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之巨大，实在是亘古未有的。侵略者不仅使中国陷入半殖民地的地位，而中国自身则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一直延续到一百多年后的今日。当然，这里说的鸦片战争不过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历次侵略的代名词。关于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时贤论述甚多，我只是摭拾一些，结合己意，略事抒发而已。
《清史稿·宣亲本纪论》云：“远人贸易，构衅兴戎，其视前代戎狄之患，盖不侔矣。……国步之频，肇端于此。”业已指出鸦片战争对中国不寻常的作用。“盖不侔矣”，岂止如此！中国历史上有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但终因文明不及汉族，基本上被同化，最终成为中国国内问题，可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外国侵略则不相同，它是以西方近代文明侵犯中国古代文明，中国的被战败，就不可能重演历史上同化入侵者的历史。令中国从“天朝”下落为半殖民地，国际地位之惨，如同孙中山在《三民主义》中所说：“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这就极大地激发中国人，从上到下讲求奋发图强，民间还要以社会革命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使中国走在近代化的道路上，下面将从三方面略作说明。
一、传统社会结构向近代社会演变
传统社会的支配力量是等级制度和等级结构，鸦片战争以后，等级制度削弱，等级结构失序。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帝，在名义上权力如旧，实际上大不如前：政令的贯彻被打了许多折扣，八国联军之役，皇太后和皇帝逃难，南方督抚却和外国侵略者搞什么“东南互保”，及至皇朝改革政体，实行责任内阁制，任命“皇族内阁”，企图保住皇权，亦无济于事，而以“宗室党”的出现，标志皇权的丧夫。官僚是特权阶层，鸦片战争以后官僚权威降落和官位贬值，首先是武官自惭形秽，对外战争一打即败，最早受到民众的奚落；文官亦以在洋人面能直不起腰遭到谴责，观《官场现形记》“制台见洋人”的描写即可知了；至于镇压太平军、捻军的赏功及厉行捐纳制，产生大量官员和勋衔很高的官僚，可是无官可补，乃至四五品的衔只能做七品的官，官位大大地贬值。绅权在皇权和官威不立时，凭藉地方权力上升和地方自治的酝酿而有了提高，地方官更要依靠绅士进行地方的治理。大商人的地位相应上扬，由二十世纪初年公布的《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和农工商部的《奖励公司章程》可知，纳税多的资产者可以成为资政院、咨议局议员和农工商部议员、顾问官。有些贱民得到某种程度的解放，如浙江的“堕民”、“丐户”在雍正年间被允许开豁除籍，但多数人没有能够实现，光绪末年他们再兴抗争，得到平民的支持，人们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堕民终于再度取得脱离贱籍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这时人们是以近代才有的平等、人道主义的观念争取堕民解放的，以此大不同于雍正时代；这是近代观念下的贱民解放，极富时代特色。等级失序，以至随着清朝的灭亡、等级制的消失，应当说是近代平等、人道、自由观念的产物，也是近代观念社会存在的体现。
随着近代产业和近代商品经济的出现，产生近代的阶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到二十世纪初，中国出现近代工商企业，采矿业（煤矿、铁冶）、机器制造业（造船、军工）、轻工业（纺织、面粉、卷烟）、交通运输业（铁路、国内外航运）、公用事业（电灯、自来水）、建筑业（水泥、玻璃）、通讯（电报、电话）、金融业（银行）等，都采用了近代机器生产，实行近代化管理，管理人学习西方经营思想和方法，特别是由买办而成为资产者的，他们从过去为洋行东经营中学会了近代管理技术。这些企业内部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新式企业是近代化的，与传统的工商业不同。当然，它还很幼弱，在全部社会经济中比重不大，但是它以新的生产方式，打破传统社会经济的一统天下，而且有发展前途。新式企业的出现，伴随着两个新的社会阶级的诞生。资产阶级由三种人员构成，一是从买办转化来，即买办中的一部分人，有了自己的资本，开设近代企业；二是由传统商人和官绅、地主转化而来，经营的是近代企业，还有一些华侨回国开办企业，加入这个队伍；三是洋务运动中，政府经办企业，一部分主事的官僚成为资产者，在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里，有着一些原来买办出身的人参与进来。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分不开，它反对外国政治、经济侵略，又以西方的生产方式为蓝图进行模仿。中国的工人阶级在一定意义上说，比资产阶级产生的还早一些，因为外国在华开办企业，使用一些中国雇员，所以近代的码头工人、海员、船舶修造工最先出现，及至中国有了近代民族工商企业，一批产业工人诞生。中国近代民族企业，还保留不少封建的因素，工人来自农村，与宗法传统社会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近代社会群体的产生。在传统社会里，受着统治阶级的严密控制，民众的社会组织极不发达，鸦片战争以后，老的群体开始赋有近代意义，而新群体大量涌现，出现前所未有的局面。古老的宗法性宗族，应当是最具守旧性的，可是它随着戊戌思潮和预备立宪的社会变革，居然自我改造，上海的某些家族改变传统的祠堂族长制为宗族会议——“集族人为族会，从事家族立宪”[2]。慈善团体，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城市增多，尤其是出现贫民习艺所，强制有毛病的青年人入所学艺，以便出去之后有谋生之术，这种方式是从西方学过来的。中国原来有职业的行会，不过起初是应官组织，后来成为行业管理团体，叫做公所，到二十世纪初商会正式出现，它是区域性的各业商人的联合，还参与政治和社区活动，进入二十年代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组成。戊戌变法中出现强学会，清朝以不许结社的老传统对待它，予以取缔，但是以后再也禁止不了了，民众团体（如各种学会、戒缠足会等）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政党亦应运而生，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相继问世，前三者还组成同盟会，这些是政党，以推翻清朝统治为活动目标，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社会组织，是民众组织的最高形式，是近代社会的产物，也只有近代社会它才可能出现。近代组织从血缘群体到行业团体、政党，从初级群体到政治结社，有了近代化的发展。
新兴的近代社会阶级和团体，是新的社会力量，将促使社会改革、社会革命的到来，而传统的等级制度的失序和削弱，是新的社会力量破坏的结果，预示旧制度的衰亡。
二、“外忧”与“内患”、“反帝”与“反清”先后论：政府平内患、民间反清朝的优先选择及与近代化的关系
外国侵略者打进来了，攫取中国的某些主权，强迫清朝割让土地，取得领事裁判权，建立租界地，划分势力范围；倾销商品，甚至掌握清朝的总税务司；传教士跟着到来，深入内地，还造成一部分“吃教”的中国人。资本主义列强、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制造了深层的社会矛盾：一方面是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都反对外来侵略；当侵略战争暂停时，中国与外国侵略势力的矛盾处于缓和状态，人民和政府的矛盾时或上升到采取外部对抗的形式，这时对于人民来讲，是先反对清朝呢，还是先反对外国侵略者呢？对于清朝来讲，是先镇压人民运动呢，还是先对付侵略者呢？这种选择是颇为困难的，各方面都有一个认识过程，下面分别言之，并寻找其异同。
清朝方面：对于攘外、安内的选择，统治者时时考虑，据宁绍台道段光清在其《镜湖自撰年谱》中，他被咸丰帝引见，皇帝问他抵抗洋人和镇压太平军孰先孰后，他说应以平内患为先，得到官僚的赞扬。皇帝与一个中级官员谈论这样的国策问题，可见是多么重视其事了。清朝政府在议论中、实践中，走了这样的历程：鸦片战争时利用广东民间团练，反对英国人进广州；太平天国战争中，清朝，特别是东南官员与外国合作，在上海成立中外会防局，组建洋枪队、常胜军，参与对太平军的镇压；义和团勃兴时，慈禧太后表示支持，并向各国宣战，这时统治集团有所分裂，光绪帝和中央一些官僚坚持反对义和团的态度，南方官员亦然，宣布与帝国主义和平相处（即前述的“东南互保”）。从这些事实中不难看出，清朝在对外、对内的政策摇摆中，企图借用民力抵抗外国侵略，又要利用外国力量镇压民众运动，但大体上讲，自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步步屈从于外国侵略者，而把对付民众放在首要地位。
民众方面：自清朝建立以来，民间一直存在着“反清复明”情绪和力量，所谓“复明”是重建汉人的政权，倒不是非要朱姓明朝复辟。西方势力进来以后，民间出现下述处理“清”、“洋”关系的口号，或者说原则：“顺清灭洋”，“扶清灭洋”，“保清灭洋”，“助清灭洋”，“扫清灭洋”，“保国卫民”，“救民卫国”，“创立民国”等。顺清、保清、扶清是站在清朝方面，令双方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助清是一定程度地持有自己的立场，双方一致对外，但有距离；扫清就不同了，这是“清”、“洋”都反；保国与救民、卫民联系起未，这“国”是指中国，与清朝不是同一概念，是将清朝除外的，也就是反清的。至于创立民国，则涵义更深刻了，孙中山和同盟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恢复中华是推翻满族的清朝，乃孙氏民族主义的部分内容；建立民国是废除古老的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为孙氏的民权主义；平均地权是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解决民生问题。孙氏和同盟会的纲领，是要破坏封建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建设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将中国改造为近代社会的国家。无疑，这是中国近代化的建设纲领。总起来说民众仇恨外国侵略者，开始是保清朝，但后来发现它是扶不起来的，又常常与民众为敌，因此不如先打倒它，建立民众的政权和近代国家，蓄积力量，清除外国侵略势力。
民众、清朝双方的共识：当外国入侵时，清、民捐弃前嫌，一致抗敌，这种情形，不仅清代如此，直到抗日战争中，国、共再度合作，共同抗战。平常时期，双方都是先内后外，清朝是先对民众，甚至借助外力平定内乱，以稳定其统治；民间则希望清明政治的出现，以便有力量对付外国侵略，为此要先消灭清朝。这时双方都将外国侵略势力放置于次要地位了。
当然，即使在平常时期，双方都没有忘掉侵略者，尤其是民众，反帝爱国思想发展到历史上的新阶段。为什么这样说呢？中国人的爱国概念、爱国主义有一个发展过程，宋代以来似乎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一为宋代是热爱以汉族为中心的爱国观念的真正形成期，明清之际使这一观念有所发展，这时主要是反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维护汉人建立的王朝，热爱汉人君主的国家；二是清朝末年，以反对满人君主为主、兼及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思潮大兴，因中国受列强侵凌，清朝政府屡屡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面临被瓜分与灭亡的危险，爱国的人们既痛恨外国强盗，又愤懑于满人为皇帝的清朝的无能，于是进行反满革命，提出爱国的民主主义理论，如前述孙中山和同盟会的认识，辛亥革命理论家章太炎也是这个理论的倡导者，他说：不推翻清朝，中国就不能独立，“亦终为欧美奴隶而已”，而除掉清朝，“未有不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介于其心者”[3]，即目标是建立民主政体国家，以避免做欧美奴隶的命运。三是本世纪一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中国人的共识，将爱国主义发展到新的高峰。这第二、第三个阶段，将只爱汉族的爱国主义，扩充其内容，成为热爱以多民族为内涵的中华民族，进而热爱中华民族建立的近代民主国家，并与帝国主义作抗争，争取以自主、富强的面貌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种爱国主义是古代所不可能有的，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产物。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斗争道路的选择，中心目标是反对外国强盗的侵略，不过有时将反对清朝统治者的任务放到第一位，这是为清除建设民主、富强的近代国家的障碍，以便有力地同外国侵略者对抗，总目标仍然是对着侵略者。可见，斗争方向的选择，爱国主义内涵的丰富，都是为着建设近代化的中国而奋斗。
三、近代思想文化的产生与初步发展
随着社会的变化，与西方文明的接触，中国人的思想，中国的文化，也从古代开始走向近代，人们模糊地意识到我们辉煌灿烂的古文明这时已经不够用了，需要了解世界，有许多地方需要向外国人学习。
近代认识论的发生和各种救国论。在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起初是经世致用之学的流行；后来被乾嘉考据学所取代；鸦片战争前后出现新的经世致用学，那就是有名的魏源“帅夷技之长以制夷”说，就是学习和使用西方人的技术，作为与其斗争的手段，这样就赋予经世致用学说强调近代科技的内容；接着是洋务派发展与实践“用夷制夷”之说，兴办近代企业，希图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戊戌思潮和戊戌变法，比洋务派向前又迈进一步，不仅举办近代企事业，还改革文教，传播西方议会思想，“君主立宪”已呼之欲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念，从统治者的立场总结新经世致用说以来的的革新观点，主张以中国传统思想为根本，而采用西方实用学说和方法作补充，以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思想和方针；孙中山革命派，始初以美国政治为蓝本，后来又加进某些苏俄社会主义思想；此外还有各种救亡论，如无政府主义，要求自由，相信暗杀的作用；国粹主义，希望激发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以排满；社会主义，注重解决民生问题的思想流派；以及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等学说。各种学派，认识论虽有差异，但都或多或少地吸收西方的近代思想文化，以之为武器，希图改造中国社会，使中国和西方一样，成为用近代科技、文化武装起来的近代国家。
近代学术的诞生。西方近代的哲学、逻辑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部分地被介绍到中国，特别是严复将赫胥黎的著作翻译成《天演论》，使进化论一个时期里风靡于中国。中国近代的人文科学从十九世纪末以来陆续产生，如历史学，当1902年梁启超著述《新史学》，倡导史学革命起，中国的近代史学萌生了。
近代学堂与传播工具的出现。洋务运动起，开始设立新式学堂，训练军事、机器制造和船舶制造人才，派遣留学生到欧美日本学习，光绪末年废除科举，兴办大学堂。办学同时，有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的设置，培养外语人才和翻译外国近代著作（尤重于政治、历史、地理著述），新闻报纸在香港、上海、广州等地问世。
从上述事实不难看出，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自鸦片战争以来发生的汲取西方近代文明的变化，出现了近代化趋向，或者说人们初步具有了近代化的文化价值取向。
在国家机构方面，清末亦作了某种改革，如预备立宪，设立资政院、咨议局，任命责任内阁大臣，取消军机处，改订法律，不具述。这也是朝着近代国家机构的方向在演变。
总之，鸦片战争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从而受到极大的刺激，也给中国人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创造了某种客观条件，但是中国近代化的发生完全是中国人的事情，是中国人在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中，奋发图强，摸索中西文化的结合，探索中国前进的道路。中国的近代化，是中国人走出来的，至今仍在求索中奋斗。
（资料来源：原载台北《历史月刊》第142期，199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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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鄞县通志·堕民脱籍始末记》。
[2]民国《上海曹氏族谱》卷4。
[3]《章太炎全集·复仇是非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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