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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东邻日本神话般崛起与中国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抱着救国救民的意识，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近代化的知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东渡考察日本的成功经验。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及赴日考察官绅归国后，在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作用突出。本文以1900～1928年间直隶省留日归国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制度更新、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留日归国群体对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力求揭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对外文化交流的关键性意义。 本文使用的直隶省概念，系以当时的行政区域为基本范畴。1928年前，北京一直是清代及民国的首都，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直隶，但在地理上，北平与直隶省属于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本文所述事实包括北京市的有关情况。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由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全国注目，而自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后，中国政治、文化及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人才、企业及金融业也大批南移，对于河北省（1928年由直隶省改称）影响极大，加上此后的中原大战、日本对东北的入侵及对华北区域的步步进逼，内无动力、外无和平，河北省的近代化进程遂急速减缓。（注：留日学生及东游官绅群体回国后在直隶省区域近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前有若干成果涉及到这一课题。如汪婉所著《清末中国对日教育察の研究》（日本汲古书院1998年版）、熊 所著《近代中国官民日本の 察》（日本成文堂1998年版）、孙雪梅所著《清末民初中国人的日本观》（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以考察中国人吸收日本现代化经验为主题的著作，对清末民初直隶省官绅对日本考察的目的、行程、项目及意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熊和孙雪梅的著作，还就这一时期东游官绅回国后在推动立宪运动、司法制度改革、直隶地方自治、教育等方面近代化所做的努力举例进行了考察。然而，直隶省在各方面的近代化成效，并非只是东游官绅群体努力的结果，也包括期间学成归国的留日生群体的作用。单单强调某一群体而不是合力的作用，难以说清历史本相。此外，留学及东游官绅群体对于直隶省工业近代化的作用，上述著作未及讨论应是一个缺陷。在时间上，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开始于清末，1900～1928年间表率全国。完整地对这一时期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进行考察，综合分析留日学生与东游官绅群体引入新的文化与技术的作用，才能更清楚地发现区域近代化进程的特点与意义。本文的新意则是在众多中、日文资料与上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特征进行完整地、综合地考察。） 一 学养分析与职业分布 近代的东亚，中国与日本几乎同时经历了西方列强要求开放的遭遇。经过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背负沉重历史包袱的中国，却仍在“中体西用”抑或是“西体中用”的争论中踯躅不前。1895年，中国在日清战争中惨败。昔日中国人的文化优越感，在对日战败中经受强烈刺激。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21](p249)由此，“甲午战争、庚子事变及日俄战争的相继爆发，极大刺激了中国人，在不少以为日本成功崛起在于立宪制度的青年中，掀起了海外留学热潮，赴日留学更是首当其冲”[36]。学习日本的成功经验，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挽救民族危机的新希望。 1896年，中国驻日公使馆官员吕贤笙，带着招募到的唐宝锷等13名学生赴日学习日语。以往，是安排日人进入公使馆教习学生。然而这一次，公使裕庚通过日本外务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园公寺望，将他们安排进由嘉纳治五郎任校长的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不经意间，近代中国留日及考察日本的历史大幕，被13名事实上的留学生拉开了。 1898年中国的变法维新运动中，康有为、梁启超等明确提出：经济上要“富国为先”、“以商立国”；政治上要学习日本建立“君主立宪”体制；法律上要“采罗马及英、美、德日本之律，重定施行”；文化教育上要“废八股、兴学校”、“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上述基本理念却指导着急于改革中国现状的青年知识分子，并直接影响着此后大批青年东渡扶桑留学和对专业的选择。 1898年，清政府将留学日本作为一项国策确定下来，此后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浪潮蔚为壮观。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同样将留学日本作为促进中国近代化的一项重要策略进行贯彻。1901年至1928年间，留日学生一般都占每年全国留学生总数的70～90%，明显多于同期留学欧美的学生数量。[45](p595～596)（注：1921年至1926年间，中国留学欧美的学生仅为1189人。同期各省确定的省费学生定额中，留学日本的定额为1075人，也大大高于留学欧美的318人定额。）与此同时，难以计数的官绅人士，也纷纷公费或自费赴日考察实业、技术与教育。 表1：1901～1937年间留日中国学生数量统计表 1901年 1902年 1903年 1904年 1905年 1906年 274 608 1300 2406 7285 7283 1907年 1908年 1909年 1910年 1911年 1912年 6797 5216 5266 3979 3328 1437 1913年 1914年 1915年 1916年 1917年 1918年 -- 3796 3111 2790 2891 3724 1919年 1920年 1921年 1922年 1923年 1924年 3455 3251 2119 2246 约1000 -- 1925年 1926年 1927年 1928年 总计 2095 1354 1924 2480 79520 资料来源：[19](p185～186)，[5],[33](p117),[26](p444～449),[23](p73)，关于1906～1921年间留日学生数说法不一，参见：[4](p680),[36]。 由于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资格限制不严，不需办理护照及留学证书，加上国土相近，同文同种，且生活及学习费用低廉，“日本的教育机关建立了完备的奖学金制度”[36]，吸引了大批青年学生东渡求学。由于来源杂多，公费生与自费生兼具，不可能有准确的统计。梁启超曾言：“东京现时留学生数百人中，官费仅强半耳。余则皆自备斧资，茹根尝胆而来者。”[22](p732)相比于赴欧美留学生，留日学生的学业素养相对较差。据1935年统计，赴日中国留学生中，本科毕业者仅占11.8%，专科毕业者占12.7%，其余75.5%的人为大专学校的肄业生或中学毕业生。[23](p25)因而，留日学生的声誉及整体质量较留学欧美学生为差，当时人们曾戏言：留学西洋为“镀金”，留学东洋是“镀银”。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压力，使知识群体常常处于一种超快振兴的焦虑中，“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思潮此起彼伏，激进主义的情绪更是如影随形，置身其中的几代青年学子深受感染，也自然影响到他们对专业的选择。如1909年，无论是考入日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山口高等商业学校和千叶医学专门学校5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还是进入其他135所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在专业选择上均是以医科、药学科、法科、工科为主，[25](p204-205)选择进入基础性的人文与自然学科学习者较少。这一情况在进入民国后依然如故。[4](p693)在1917年1084名留日学生中，除267人进入预科学习外，选择工科者279人、医科者156人、师范者64人、商科者53人、农科者50人，选择学习法科者略有减少，为18人。[45](p597)而据寰球中国学生会的调查，1931年留日学生的专业分布在继续注重实用性的同时，学习军事、交通者大大增加，显然是受到中日间日益紧张的战争气氛的影响。[14](p398) 从籍贯来看，近代以来的中国留日学生分布极不平衡，呈从东南沿海诸省向西北偏远省份递减的特点。整体而论，出身长江以南诸省的留日学生数量普遍多于华北诸省，原因很多。虽然留学归来后他们不一定就回到原籍活动与工作，但这一比例还是对后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地域性特征产生了重要影响。限于资料，笔者无法系统廓清华北诸省留日学生的数量。从清末的统计数字来看，这一时期华北诸省的官、自费毕业生数量，占当年毕业留学生总数的10.19%，排在中游。直隶省留日学生占5.61%，明显比山东、山西两省为多。[25](p213～215) 据不完全统计，在1901～1937年间，先后共有111846名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其中11703名留日学生从所在各类学校毕业。[26](p451)他们不仅在日本学习了大量的近代化知识与信息，也对日本文化的特质有了深刻理解，产生了一定的日本情结。除了部分留学生滞留日本或赴欧美继续求学外，大部份留日学生都回到了国内，成为各个领域的骨干。 由于地缘关系和北京是政治中心的缘故，相当多的华北籍留日学生回国后散布在家乡的各个城市，不少原籍江南的留日学生，也到北平、直隶省的天津、保定等一些较为发达的城市谋求职业，也有不少人深入小城镇和农村从事基础性工作。如1914年回到直隶省工作的留学生有114人，1926年有54人。[5]1928年前，在北京工作的留日归国人员约有1000人。[41]回原籍大城市的多，去家乡、外地的少；从事文化、教育、实业的人多，从事政治的人少，这是留日归国群体职业选择上的一个特点。较有名气的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阎锡山、段祺瑞、周作人、李叔同等。由于其对国外先进知识与信息了解较多，留日学生群体在华北区域的政治、经济、教育、科技、工程等各个领域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直隶省的近代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派遣留日学生的同时，由于张之洞等人的建议，1898年，清廷又将鼓励官绅自费赴日本考察，列为国策之一。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上奏清帝，“拟请明谕各省人士，如有自备斧资出洋游学，得优等凭照者，回华后复试相符，亦按其等第作为进士举贡”。同时要求规定，今后凡“送御史、升京师、放道员者，必须曾经出洋游历一次，或三年或一年均可。若未经出洋者，不得开坊缺、送御史、升京师、放道员者”。[43](p50)袁世凯也上奏陈说：“欲求民智之开，非由官绅入手不可”。要求“新选新补各员，未到任以前，酌给津贴，先赴日本游历三月，参观行政、司法署及学校实业大概情形，期满回国，然后再饬赴新任，并责令呈验日记以征心得。数年之后，出洋之地方官日见增多，庶新政不致隔膜”。“惟有上下一心，采邻邦之良法，此项官绅游历为目前行政改良之渐，即将来地方自治之基”。[31](p1161～1162)在张之洞、袁世凯等人力陈下，1905年，清帝废除延续达1300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同时对在外学习成绩优秀者予以不同的官级奖励，在传统的进身之路封闭后，又开启了一扇新的功名之门。此后，赴日考察实业、技术及教育的官绅日众。 表2：1893～1927年间直隶省东游官绅一览表 年代 数量 考察及学习内容 考察实态 1893 1 煤矿及纺织所 1898 3 化学、机械学 全部入东京帝国大学 1899 12 机械、政治、法律、军事 全部入日本高校或军校 1900 1 军事 入日本军校 1901 11 医学、法律、师范、织染 全部入日本高校 1902 84 军事、法律、农业、教育、 55人入成城学校学习陆 政治经济学 军，3人入日本陆军士官 学校，8人自费入学，10 人短期考察 1903 113 法律、医学、农业、机械制 短期考察的各类官员27 造、博览会、教育、监狱、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军事、化学、电机、药学等 1904 114 军事、教育、医学、法律、商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10 业、行政、机械、化学、经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济、教育品陈列所、监狱 1905 约 军事、教育、医学、法律、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254 333 商业、行政、司法、机械、 人，余皆入各类学校 化学、经济、监狱、农业、 警察、美术、人文等 1906 56 行政、经济、工农业、学 短期考察各类官员27 校、银行、警察、监狱、司 名，余皆入各类学校 法、警务、化学、音乐等 1907 99 地方自治、行政、学校、商 86人考察地方自治，9人 业、法律、警察、监狱、军 一般考察，余入各类学校 事等 1908 6 地方自治、经济等 3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09 4 水产、教育等，购置枕木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0 5 政治、法律、教育等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4 1 博览会 1916 10 教育 均为短期考察各类官员 1917 64 教育、水产等 53人为短期教育人员， 其中38人为各类学校教师 1918 12 教育、法律等 10人为短期考察教育人员 1919 3 纺织、化学等 均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 资料来源：根据《附录二：清末民初直隶省官民东游者一览表》整理而成。[28](p210～251) 1901年11月，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积极推动直隶省的官绅游学。1902年，派北洋农务局总办黄ｊǐｎｇ＠①赴日“购买农学器具，就场试验，设学教授，并查考该国农务各新法回直仿行”[31](p577)。1903年4月，袁世凯又派主持直隶新政的洋务局会办候补道钱荣、北洋农务局总办黄ｊǐｎｇ＠①、工艺局会办张柢、银元局总办候补道周学熙、官报局总办候补道张孝谦、天津府知府凌福彭等人，率近60人的考察团参加在大阪举办的日本劝业博览会。[35]为创办新学，袁世凯又在1903～1904年间，先后派遣直隶学校司参议丁惟鲁、直隶学校司督办严修等人赴日考察学务。至1905年5月，经袁世凯之手派出赴日游学的直隶省官绅士人，“官费、自费各学生计一百数十人”[31](p116)。1905年6月，以知县名义赴日的直隶省第一期游历士绅40余人，[35]历时5个月；7月，第二期游历士绅72人；8月，第三期游历士绅60余人，历时5个月；9月，第四期游历士绅50余人。据统计，1903～1907年间，游日官绅的数量达到高潮。[39](p101)1901～1910年间，由清廷派遣赴日考察的官绅共计420人，同时各地也派遣916名官绅赴日考察，其中由袁世凯派出的官绅达到225名，高居各地之首。[32](p286)1916～1918年间，直隶省又先后派出数批官绅考察日本的教育。直至1920年后，考察日本的官绅才渐渐稀少。在这一群体中，较有名气者有周学熙、严修、黄ｊǐｎｇ＠①等人。 和留日学生进入大学或高等专门学校，集中学习基础知识不同的是，游学官绅多是考察实际政务或学务的，诸如农业、造币、印刷、机器、军事、纺织、学校、行政机关、司法甚至监狱等，无所不及。由于从政人员及在各地举足轻重的绅士的眼界开阔，对于外来新事物的接受程度大大加强，不少新的技术工艺、新的教育方式均在直隶得以落实，使直隶省成为当时在不少方面屡开风气之先的省份。 二 更新司法与效法自治 留日学生归国后，纷纷赴北京就任中央政府各部或赴直隶省就职，将自己所学融入行政管理的方方面面。直隶省的游学官绅归国后，由于多担任官职或影响一方，在职权范围内迅速地将其在日本学到的先进管理措施，直接应用在直隶省的司法、体制管理上，对直隶省行政管理体制向近代化转型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1902年，直隶总督袁世凯接受日本人川岛浪速与青木宣纯的提议，建立天津巡警制度并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安效果。[16](p164,189)1903年9月，天津府知府凌福彭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洋务委员富士英，对日本各地的监狱管理，从沿革、管理制度、建筑样式、经费各方面进行了详细调查。回国后，凌福彭上书直隶总督袁世凯，阐述“方今各国环峙，非修内政无以定外交，内政之要，首在刑律。监狱一日不改，则刑律一日不能修”的道理，认为应该效法日本，对犯人进行生活技能的培养，“讲求工艺以辟其生机，修改刑律以宽其手足，明罚敕法，禁民为非。监狱中多一囚徒，则闾里中少一匪类；工场中多一手业，则廛市中少一惰民，似于治理不无裨益”[8](p391)。袁世凯批示由凌福彭与南北巡警局协商推动狱制改革。1904年，凌福彭在天津创办罪犯习艺所，直接采用日本成法，制定《天津监狱习艺所办法》。[29]据此，以日本监狱为模式的罪犯习艺所正式开办，数月后已是“极形整齐，成效显著”。1905年上半年，直隶省在省城保定又创办一处罪犯习艺所。1906年，在天津罪犯习艺所附近再开了一所游民习艺所。留日两年、时任赤城县丞的涂景瑜，在对东京、巢鸭、小管、市谷、横滨及小田原等地监狱的实地考察后上书北洋大臣袁世凯，要求依照日本监狱制度中的完善之处改良直隶监狱管理体制，但他也批评了日本监狱“教养感化”不够，重犯率较高的问题。[7](p273～274)1911年，游民习艺所改名为天津监狱，1913年更名为地方模范监狱，1928年改称河北省第三监狱。是当时全国最有名的监狱之一。习艺所大小约有百余间房屋，内设地毯、藤编、纺织、磨面、印刷等各种手工工厂，犯人在此每天工作8小时，原料由工厂负责供给，犯人工资的1%归个人所有，其余归监狱。如有的学者所言：天津游民习艺所就是仿效日本监狱制度中惩治场的作法而设置的。[28](p174) 天津的监狱制度改革，引起了正在尝试官制改革，计划分离司法权与行政权，以实现司法独立的清政府注意。1906年，清廷决定，引入西方司法制度中的审判制度，先从天津府试办。在凌福彭主持下，1907年，天津高等审判分厅、天津地方审判厅正式成立举行，并在城乡分设4个乡谳局。由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的留学生及游学官绅，主持两厅及乡谳局的审判及日常事务工作。在刑事审判中，仿照日本设立决定是否提起公诉的检事，特设了预审官，改变了过去由少数承审员决定效果的做法。审判厅所用人员，均以考试选拔。几个月后，天津府县新的审判体制带来了“积牍一空，民间称便”的效果。[31](p1492)从本质上讲，此时天津府县审判制度的改革，还缺少重要的辩护环节，但毕竟是近代中国司法制度向近代化迈进的重要一步。此后，1912年，清政府的大理院也开始以直隶的司法审判改革为蓝本进行改革。民国成立后，中央司法制度即以直隶司法为模式，建立了中央级的高等审判厅及各地审判厅。在这一过程中，早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曾任清政府大理院理事、时任北京政府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江庸(1878～1960)，从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明治维新后，近代化过程中的日本，在全国各地试办地方自治，诸如民间教育、消防、水利、卫生等方面，取得了极好效果。1906年8月，天津自治局创立。凌福彭为督办，毕业于早稻田大学的翰林院检讨金邦平协同办理。留日出身的凌福彭，选择了日本民间自治为模式，他广征毕业于日本法政大学速成科的乡绅为宣传员，编写白话宣传资料到处散发。同时，由于东游士绅“相继回国，风气渐见开通，惟人数不多，必须原续派遣”，天津自治局也“通饬各州县一律限期选派”[6](p105)。1907～1908年间，直隶省先后派出百余人赴日考察地方自治的进展，参观日本的参事会、市、区役所、町村役场及议会，对公立学校、警视厅、消防署、水利、卫生、农工等组合、劝业储蓄等银行，酿造所等地，均进行了细致的考察。[6](p105)回国后，这些乡绅将自己的心得再讲给天津自治局由各地方组织来学习的士绅。经过各方努力，1907年3月，天津自治局起草的《试办天津县地方自治章程》，获得了仿照日本设立的天津县自治期成会的批准。该《章程》规定设立天津地方议事会和董事会。议员由选举产生。在经过对参选人资格的审查后，6月16日，天津县历史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自治选举举行。共收回有效选票12461张，确定有选举资格者2572人，初选出135人，再从中选出30人当选为议事会议员。7月，以李士铭为议长、王劭廉为副议长的议事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既有天津为之模范，其余推行各属，当有事半功倍之望”[31](p1521)。1910年10月至1911年8月，天津县又成立了8个议事会（董事会、参事会）。至1911年，天津县各自治机构基本建齐。 1908年，以天津自治局为基础，成立了直隶自治总局，负责直隶全省的地方自治事宜。1909年4月，直隶自治研究所成立；10月，直隶宪政研究会成立。由此，始于天津的地方自治运动开始向直隶全省各县扩展。在各地的自治运动中，东游官绅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广宗县的自治运动，就是在多次赴日考察自治事务的张鹤鸣及其同事的推动下展开的。静海县的自治活动，也是在游学日本的乡绅宣讲下展开的。[2](P1269)1909年，南皮县派尹仲权等6人访日。4个月后归国，他们即召集成立自治预备会，开办了自治研究所，赴日考察的乡绅高登瀛担任讲解工作，培训了一批自治人员。1911年4月，南皮县顺利地建立起议事会和参事会。[34](p517～518) 这一时期的直隶省自治运动，显然多是依照天津模式展开的。天津模式自章程、机构至程序，均源出于日本。此时直隶省各地东游考察过的乡绅大有人在，对日本的情况比较熟悉，也是天津模式得以推广的重要原因之一。这一自治运动，大大弥补了中央政府在处理地方事务上的不足，有效地解决了民间生活、生产上的诸多问题，其中孕育着的政治民主、民权自决等意识，更使直隶引起了全国的注目。 三 技术引进与实业弘大 近代以来，中西国力对比的巨大差距，使中国知识界从最初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表层认识，逐渐进入到了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对西方经济制度与实业体系的具体学习。清末新政前后，“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理念，更是留日学生及东游官绅不言而喻的救国之路。据不完全统计，1900年至1939年间，留日学生以科技、商业为专业的毕业生人数为：工业18校979人，商业9校342人，医学23校414人，农业11校333人，[25](p734)这支生力军中相当一批人留在了直隶各地；东游官绅也多是在日本考察先进技术引入和兴办实业的方法，在新技术、新行业的引入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将直隶省的近代技术运用及实业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中国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范旭东(1884～1945)，1906年入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堂学医，1908年入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理学院攻读化学科。1912年留日归来后，先在北京政府农商部工作，不久即投身于实业建设。为改革盐政、改良盐质，1914年，范旭东在天津塘沽创办久大精盐公司后，即着手成立研究室，进行海盐综合利用的研究。当时，各国对于制碱工艺封锁极严，既买不到资料，又得不到设备，但“为解决国人剩盐缺碱之苦”[20](p2)，范旭东又于1917年设立永利碱厂，产品占有整个华北市场和全国市场的90%，其工艺独创一体，颇有创新，1922年，范旭东又与青岛、济南的实业家合办永裕盐业公司，经营出口盐业。1934年成立永利化学工业公司，自任总经理。该公司采用苏尔维制碱工艺，日产量达250吨，产品行销日本、东南亚及国内市场。 范旭东手下聚集了一批曾留日的人才，最为有名的是李烛尘(1882～1968)，这位191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的高材生，回国后即受聘为久大精盐公司的技师。1920年进入永利碱厂，先后任经管部长、厂长。他利用工厂副产品生产牙粉、牙膏、漱口水等，大大增加了工厂的产品销路。此外，水利化学工业公司还有两位关键人物，即享有“东圣”雅称的留日生出身的傅冰芝厂长和有“西圣”美誉的留日、留美生出身的孙颖川。在他们看来，创办实业不仅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因为“中国广土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所以贫弱全由于不学。这个病根，最容易被人忽略。却支配了中国命运。……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就产不出新的生命”[15](p49)。他们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吴鼎昌(1884～1950)，1903年留学日本，先后入成城学校、东京高等商业学校学习，1910年归国。民国成立后，吴鼎昌参加共和党，拥袁世凯复辟。1916年，吴鼎昌任中国银行总裁兼国务院参议、盐业银行总经理、财政部次长等职。1922年起，先后任四行联合准备库、联合营业事务所及四行储蓄会主任等职，成为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在此期间，他力倡以日本经济体制对民国财政、经济体制进行改造。1926年9月，吴鼎昌买下因亲日而被迫停刊的天津《大公报》，自任社长，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使《大公报》在舆论界得以重新立足。 曾留学日本的张品题，归国后出任北洋师范学校理化教习，天津直隶水产学校校长等职。后来，集资创办中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大新织染公司），独资开办了元兴织布厂、元兴面粉厂。1918年，张品题在天津首创北洋同业公会，并被选为天津染织同业公会董事长。1926年，出任天津总商会会长。 章鸿钊，1908年入日本京都高等学校学习，毕业后进东京帝国大学深造。1911年回国后，任北京政府农林部技正、地质研究所所长、中央研究院地质调查所特约研究员等职。为华北地区的地质研究做出了贡献。 杨步伟(1888～1981)，这位1919年从日本长崎女子医学校毕业归来的女博士，在北京创办森仁医院，1925年曾在北京设立生产限制诊所，提倡计划生育和优生优育，其观念在当时的直隶社会可谓是空谷足音。 曾以创办金城银行闻名的周作民(1884～1955)，江苏淮安人，1906年从日本京都第三高等学校经济科毕业后归国。1912年起，任北京政府国务院财政部库藏司司长，并在代理国库的交通银行总行担任稽查课主任。1917年5月，周作民利用自己在经济界的条件，在天津创办了后来有“北四行”之称的金城银行。该行以日本式的管理模式进行运作，“资本积累逐步增加，业务发展也迅速，存款一度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它在华北一带，曾和中国、交通、盐业三大银行并驾齐驱”[38](p80)。 此外，1911年从东京药学专门学校毕业后回国的赵鹬黄(1883～1960)，长期在北京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出版了《现代本草——生药学》（上册）、《新本草图志》（第1、2集）、《忻州药志》、《华北药材实地之考察》等著作，确定了其中国现代生药学奠基人的地位。 东游官绅最有影响力者是直隶名绅周学熙了。1903年4月，受袁世凯之命，周学熙与他人一同考察日本东、西京较大的学校及工厂。他认为：“日本之兴也，其在工商业乎！”[46]并决心将“考察所得于日本者”，“施诸我国”[7](p22)。 1903年8月，在得到袁世凯批准后，周学熙出任设在天津的直隶工艺总局总办。他“酌采日本成法”，制定出工艺局及考工厂的管理方法及章程，[10](p1246～1253)以此机构为核心，推动直隶实业的进展。为打破工商业者保守心态，开阔其视野，1904年，周学熙仿效日本建立考工厂（后更名为劝工陈列所，1913年更名为直隶陈列所），收集国内外名品，宗旨在于“考察本国外国商品，以激发工业家之观感”[11](p1279)。周学熙还派劝工委员到直隶各府县，宣传开办工厂、兴办实业的好处。1906年11月22日，考工厂举办第一次劝工展览会，商品既多且精，参观者达15万人次，交易额突破3万元，成为一时佳话。 1904年，周学熙创办了实习工场，内设机械、劝工、彩印、染色、本工、窑业、刺绣、提花、图画、烛皂、制燧等科，成为高等工业学堂学生的实习场所，也同时培训各地前来学习技术的人员。至1907年7月，实习工场共召入官费工徒600余人，自费者200余人。这些学徒毕业后均成为各地开办实业的技术能手。[47](p25)天津造胰厂、丹凤火柴公司的创办者，就是从实习工场出来的。高阳县李氏派人至此学习机织技术，并由劝业铁工厂供给织机，高阳逐渐形成了直隶土布业的龙头。[47](p128～129)到1909年，高阳一带拥有织机数千架，日织土布数千匹。其仿照洋布所织出的斜纹、色标、条布等各色土布，曾得到直隶工艺总局的优奖。[30](p227) 1905年，周学熙主持开办官立造纸厂。初设于迁安县，后迁至天津。周学熙派人赴日考察日本造纸厂的原料及技术，后采用宣城造纸法，安置游民100余人，在当时规模是不小的。1906年4月，周学熙创办北洋劝业铁工厂，旨在开中国机器制造之先河。建厂之初，也是派人赴日本大阪铁工厂实习，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后来，该厂制造出织布机、起重机、车床、电风扇、石印机等，并将织布机、轧棉子机椎到直隶各县农村。 在工艺总局号召下，到1907年，直隶全省已有工艺局（或称工艺学堂、工艺所、工艺厂）65处，使近代实业在直隶各县扎下了根。周学熙还在北京创办了第一、二小学堂及艺徒学堂、织布工厂、木工工厂等实业。在曾赴日考察的北洋农务局总办黄ｊǐｎｇ＠①努力下，北洋烟草公司于1904年2月正式投产。 1909年冬，直隶劝工陈列所举办的南洋劝业会直隶出口展览会，在近1个月时间内，参观者竟达40万余人。次年3月16日，该会再次举办，又大获成功。1913年，曾毕业于日本高等工业学校的王竹铭、严智怡出任陈列所所长，陈列所组织人力在全省范围内收集商品，大大丰富了陈列。1913年秋，直隶商品陈列所派人赴日本东京、名古屋等地，考察商品陈列所的发展状况。为参加1914年4月在东京举办的大正博览会，陈列所专门成立赛会事务局，从全省征集了数百件商品参展，博览会结束时，陈列美观有序的直隶商品陈列所和天津造胰公司还得到了大会的表彰。直隶商品陈列所的发展，引起了日本有关人士的兴趣。1915年，日本农商务省书记及商品陈列馆长一行6人，1916年日本大阪住友总店总理事铃木马左也等，均曾来所参观。在直隶商品陈列所带动下，望都、南皮、广宗、威县、广平等县也相继成立了劝业所。但各县劝业所限于资金等问题，创办实业较少，多创办了农事试验场，致力于棉种改良、植树造林、创办苗圃，对于推动农林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这些实业活动，将日本的新技术和新产品迅速引入直隶。在制造技术较先进的天津，出现的一批全国知名的产品，也带动了直隶兴办实业的风气，有力地促进了直隶近代化的进程。 四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 大到一个国家、小至局部区域的近代化趋势，不论是引进技术、还是弘扬实业，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适用人才。因此，在这一时期的近代化进程中，为培养出合格的适用人才，直隶省尝试对传统的教育模式进行全新的变革。 直隶省的新式教育兴起于19世纪80年代，在中国仿效日本明治时代实行中小学八年义务制教育后，直隶省各县城陆续兴起了新式学堂。进入20世纪后，直隶省的教育有了较大变化。无论大中小学的教育模式、学制、班级设定、教材，几乎全部照搬日本，形成了一个极为明显的日式风格，成为了日式教育体系的实验场。 1902年5月，在袁世凯主持下，直隶省率先在保定设立了学校司，下设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和编译3个处，统管全省教育，聘请日本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为学校司顾问。[1](p136～137)1902年8月，在贵州学政职位上回籍的严修，首次赴日考察教育，先后在大阪、东京、京都等地，参观了大学、中学、小学和幼稚园，对他触动极大。1903年6月，学校司督办胡景桂率丁惟鲁、学校司随办高淑琦及补用同知晏宗慈赴日，对各类学校进行了两个月的考察。回国后，从保定及天津选送了23人赴东京宏文学院学习9个月。1903年10月，候补道杨沣被派赴日本，考察各种公私立学校5个月，对日本“进化之速、全球所称羡”的小学教育的制度，做了详细的记载，并请求在直隶全省推广。[9](p851)1904年5月，新任学校司严修又再赴日本考察。这一系列的教育考察，使得随后进行的直隶教育改革，打上了浓重的日本印记。 1902年底，世代盐商出身的严修在天津开办女塾，提倡妇女解放。1903年2月，严修又先后创办了民立第一、第二小学，协办了三处官办小学。此外，严修还促成了天津工艺学堂、补习所、研究所的创立。补习所开设文、理、法、商等科，聘请张伯苓及留日归国人员金邦平等人授课。严修这些办学活动，均严格按照日本模式进行建设，被视为“直隶省引入近代学校的实践者与推动者”[39](p291)。1904年10月，严修创办敬业学堂，分中学班和高级师范班，即今南开学校的前身。同年，严修还创办天津公立女学堂，改北洋工艺学堂为直隶工艺学堂，将普通学社改设为师范讲习所，邀请日本归来的陈宝泉、刘潜、刘宝慈等人任教。1905年，严修开办保姆讲习所，这是天津最早的幼儿师范学校。所教体操、弹琴、游戏、手工、英文、算术、生理、化学等，由日本教师大野铃子讲授。至1908年，讲习所共培养出20余名幼儿教师，成为天津最早的专业幼儿教育者。1908年，严修还创办了高等女学堂及官立女子小学堂、初级工艺学堂、改天津校士馆为师范学堂，在保定创设了保定师范学校、客籍学堂（专为外省官吏子弟服务）。 担任学校司督办的严修，致力于对日本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引入与规范化管理。他于1905年8月令各县皆设劝学所，作为厅、州、县的教育行政机关，并制定了《直隶学务处各属劝学所章程》。从所规定事项上可知，各劝学所基本采用了日本地方教育及行政管理的办法。各厅、州、县劝学所设主管学董一人，上任前均要赴日本考察教育，回来后即按照在日本所学进行管理。直隶教育由此颇有起色，声著全国。1906年的统计表明，直隶省计有北洋大学堂等5所高等学校、初等农工业学堂等职业学校21所、各类师范学校及传习所89所、中学27所、高小182所、初等小学堂4162所、女子学堂42所，各类学生达86652人，这些学校多数是在严修任职期间设立的。[40](p191)，袁世凯极为满意地说：“吾治直隶之政策，曰练兵，曰兴学，兵事自任之，学则听严先生之所为，予供指挥而已。”[27](p303) 1905年3月，直隶省留学归国者梁志宸等250人，上书袁世凯要求“通饬公派绅士游学游历”，称“风气之开，关于学校，学校之兴，关于缙绅，缙绅者能开化，也能阻化者也”[9](p852)。5月，直隶省即出台《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要求各州县均派人赴日考察。掌握实际事务的知州和知县的出游，对于直隶全省的转变观念、在具体运作中纳入新事务具有决定性意义。在严修和直隶提学使卢木斋的推动下，1909年，全省建立了152个劝学所，劝学总董153人，劝学员713名，均居全国之首，直隶出现了兴学重教的风气。1906～1909年间，直隶省的69个府州县先后成立了教育会，教育会的正副会长中，有近30人毕业于日本或曾赴日本考察过。[44](p94～95)1907年，回到直隶的留学归国人员，仅毕业于日本速成师范者就有200余名，[17](916)不少地方的学校校长、董事及管理者、教师，也多由留日归国人员担任。1904年，从日本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毕业回直隶的陈文甫，应直隶省视学之命，周游百十个县进行劝学，每到一处，就在城镇各学堂视察，在集市进行演讲，宣传教育的重要性。活跃于直隶省各界的这些短期考察人员及留学归国人员，总数在数千人之多。[17](917) 此外，在直隶省教育改造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留日归国人员还有： 范源濂(1874～1927)，先后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攻读。1904年回国，1905年任法部学堂主事，1906年创办殖边学堂并筹办优级师范学堂及清华学校。1910年，任清政府学部参事。1912年后，任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总长。1920年，从日本留学生总监督任上下来后的江庸，出任法律编查馆总裁。1924年在北京开始进入律师业工作，创办颇有影响的《法律评论》杂志。不久出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1927年，在北京参与创立朝阳大学并出任校长。 梁希(1883～1958)为中国林业技术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人才。他于1916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林科毕业后归国，曾在中日合办的安东（辽宁丹东）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同年应聘在北京农业专科大学校林科任教，在该校创办了中国最早的林业科学专业。1927年，梁希被聘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森林系主任。 汤惠荪(1900～1966)，1917年冬赴日本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学习农业经济学，1921年毕业回国。抗战前在北京从事农业科研与教学工作。 萧友梅(1884～1940)，曾留学日本学习教育与钢琴，归国后，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科、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北京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科等处任教。他一生致力于音乐教育，写出了大量著作，还创作了100多首歌曲与乐曲，在学堂乐歌的基础上，创造出有现代中国特点的音乐体系。 陈宝泉(1874～1937)，1904年由日本弘文学院归国，参与周学熙设立天津教育博物馆的工作。后随严修入学务处，参与编纂《直隶教育杂志》，著有《格致教科书》、《国民必读》等书。1905年随严修入清廷学部，曾出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任校长。 刘宝慈(1873～1941)，日本归国后初任保定北关师范学堂教师。1905年借鉴日本小学经验开设天津模范小学，苦心经营模范小学达36年之久。 此外，1905年6月在天津创办天河师范学堂的胡家祺；1908年1月成立天津音乐传习所的李侨，在北京创办垦殖学校的仇亮(1879～1915)与黄兴等人，创办富训商业学校的文经纬(1874～1913)等，都为直隶的教育发展做出不小的成绩。 1928年前，在北京的高校中，北平大学、中国大学等校中留日归国人员占据优势，如北平大学各个学院院长均是留日出身，有47位教授是留日归国者。中国大学140名教员中，留日归国者占36人。即使在欧美出身者占优势的北京大学，有留日背景的教授也有13人。[41] 除了天津、北京较为发达的城市外，直隶省各县的教育也有快速进展。1905年后，直隶省学务公所的27名议事员中，有日本留学经历者达15人。1908年开设劝学所的完县，在赴日考察过教育的高登瀛指导下，大力宣传，在各乡相继开设学校。到1934年，完县共有学校164处，就学人数8000余人，常年办学经费59000余元。[24](p276、292)1905年后，清河县新设小学70余所，到1912年有国民学校84所。[42](p501)1904年，广宗县只有小学堂6所。1905年设立劝学所后，学校逐渐增加，至1913年，已有公立高等小学4所、民立小学4所、区立初等小学130余所。[18](p237) 与此同时，直隶各地纷纷延聘日本教习，参与直隶省的教育规划与发展。东京音乐学校校长渡边龙圣即是袁世凯的教育顾问。1901年，全国聘用日本人26名，有13人在直隶省工作；1904年，全国受聘日本人增至218名，直隶即占85人；1908年，全国受聘日本人达到555名，直隶占有174人，居全国之首。在天津的直隶学务公所、直隶工艺局、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保定的直隶法律学堂、直隶法政学堂，定县的定武中学堂，赵县的赵州学堂，河头的正心义学，唐山的山海关内外路矿学堂等处，均有日本教习在执政和参与教育建设。[17](P920) 20世纪前期，在直隶省有关政策的引导下，教育界聚集着大批留日归国人员，一些东游官绅也无私捐赠办学，开启了直隶近代教育的先声，他们或在上层进行教育体制的革新，或在下层从事默默无闻的育人工作，为直隶教育近代化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1909年，直隶全省共有学堂及教育处所11201所，位居全国第一。[3](p330～338)教育界成为直隶省近代化较快的领域之一。 结语 综上所述可知，20世纪前期，留日归国人员及东游官绅对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影响至深。 中国的文化传统及政治结构，决定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向来是自上而下式的，在这一过程中，开明执政者的观念变革及政策选择是关键所在。20世纪前期直隶省的大幅改革，特别是各级官员的相继东游，显然得益于直隶总督袁世凯的极力推动和《遣派官绅出洋游历办法》等条文的硬性规定。这一决策的特征，显然意识到了传统基层行政体制中各级主要官员观念变更与否，在新事务的引入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仅靠留学归国人员的观念推动，而无熟稔实务操作的官员配合，社会的变革是要付出许多代价的。如袁世凯所言：“开智道，年少英俊者使之游学，年长更事者使之游历。二者分途并进，多历年所，收效必宏。”[31](p1161)这一时期直隶省社会变革的成功，实是得益于从外至内、从观念、技术到操作各个层面上的配合，这是近代社会变革中值得注意的经验之一。 近代中国人急于摆脱西方列强侵略、主宰国家命运的心态，既产生了“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潮，也产生了以革命建立全新制度、进而达到国家独立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两种观念其实并不矛盾，都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大背景下的产物。但关键在于，全新的制度不能凭空而立，需要经济、法治与观念近代化的强力支撑，否则，全新的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在新旧观念的冲突与交锋中异化。长久以观对社会进步真正产生作用的，则是具体的、先进文化技术及制度的引入与改良。据估计，1900年至1928年间，在直隶各地工作的留日归国人员达7000余人，特别是北京、天津、保定等较大城市，更是留日学生及东游官绅的集结地，他们扮演了一个十分出色而又不可缺少的西方文化“二传手”的角色，将在日本的所学所见，植入直隶省的司法更新及行政管理、技术引进和实业弘大、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大大推进了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 20世纪前期直隶省社会结构近代化的转变过程，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极其有趣的社会图像。留日归国人员及东游官绅，多数集中于北京、天津、保定等大城市的新兴产业及职业中，相对而言，在广大农村从事基础性农、林业技术推广及教育者极少。这一方面是由于留日归国群体需要相应的生活、文化及技术环境才能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大量资金云集城镇，也使新技术、新产业的推广，教育设施的创办，只能由城市而县乡而农村。这一现象的直接后果，造成了直隶社会近代化进程中明显的两极分化，但更应将之视为区域近代化进程中必有的规律性特征。 中日文化的主要交流趋向，从前清时代的东进，一变而为20世纪的西征，根本的问题在于日本较快地接受了世界先进文化，中国则在“体用”之争中丧失了机遇。近代化是一个世界性的不可逆转的文明发展趋势，不同区域的人类文明发展具有差异性，但具有相当程度的共同性，后发近代化国家与先进国家间的交流，是一个摆脱落后、迅速融入世界性潮流的有效途径，也是加快区域近代化进程十分有效的手段，而派遣留学生和行政官员的出外考察，更是最直接的学习近代化文明的方式之一。20世纪前期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为我们提供了生动的例证。 【参考文献】 [1] 阿部洋.中国近代学校史研究——清末にぉける近代学校制度の成立过程[M].东京：福村出版，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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