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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商口岸体系的形成与中国近代城市体系的变动——基于人口史的考察 内容提要：本文从人口史研究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近代城市体系，并对施坚雅“区域系统研究法”（也即“施坚雅模式”）的成就与不足进行了分析，进而提出：近代城市体系的研究不能脱离对传统政区的深入探讨，晚清时期以上海为中心的通商口岸体系与以北京为首都的传统政区体系分庭抗礼，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结构性写照。上海之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国际性城市，宣示了新的具有若干近代色彩的城市体系的胜利和传统城市体系的衰微。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总体上说，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 本文原为《中国近代人口史》（修订稿）第十三章“变动中的城市体系与城市人口社会结构”中的一节，为适应会议论文的需要，作了一些改动。《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初版；1998年8月台北南天书局繁体字版。此书将于近期修订再版。 一、一种研究模式的提出 中国传统的城乡人口结构大体上是稳定的[1]，但城市人口和乡村人口一样，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而在1850年到1949年的一百年间，亦即从晚清太平天国革命爆发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人口，不仅在数量上有过极其激烈的变动，在作为人口本质属性的社会结构上也开始有了深刻的变化。 对于这种变动或变化，当然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然而困难之处在于：对于这—时期，我们恰恰缺乏完整、可信的人口统计资料。现存的若干零星资料，其统计口径不一，可信度亦参差不齐，只能进行孤立的、各别的考察，而无法用于对所有的中国城市进行系统全面的分析研究。表1所辑录的有关20世纪初叶中国部分城市人口的几种估计，就反映了这一情形。其中1906年的资料，系采自北京撷华书局1914年出版的《新北京》一书，而该书又是取自1906年出版的《中国坤舆详志》。这是一部用法文撰写的中国地理详志，其材料主要来自外人的各种报告。1900—1910年以及1920年的两组资料，系美国学者珀金斯（D. H. Perkins）《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一书所收录，前者与1906年的一组具有十分相近的来源。第4组亦即1930年的资料，原载朵格谢夫（Torgeschef）《中国城市人口》（Town Population in China）一文，发表于1930年的《中国评论周报》，而为日本学者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一书所引。从这4组数据中不难发现，除少数城市的某些统计外，绝大部分数据缺乏可信的基础，有些甚至是陈陈相因，毫无变动。 表1 20世纪初叶中国部分城市人口的估计 单位：千人
资料来源： （1）《新北京》，北京撷华书局1914年版，第一编。 （2）［美］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译本），第388—392页。 （3）［日］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译本，1934年），第100—110页。 我们在考察中，一方面不能不为样本数据的过少、样本地区覆盖面的过于狭窄所苦，另一方面还要时时承受着统计资料是否可靠的更为难忍的折磨。显然，我们需要一种能够全面、系统地反映中国城市人口状况的资料，也许更需要一种理论的模式对相关资料重新建构，以期取得突破性的结果。美国学者施坚雅（G. W. Skinner）所提出的区域系统研究法，就是一种难能可贵的重要尝试。 对于克氏模式的数学来源，这里不妨稍作探究。在19世纪初叶的几何学研究中，有一个富有启发性而又十分简单的问题：用总长度极小的一组公路把三个村庄A、B、C连接起来。其答案是：如果A、B、C三点所组成的三角形的所有内角都小于120°，则所求的点P与三角形的每一边都张成120°的角，但若三角形的一个内角大于或等于120°时，所求的点就是这个内角的顶点。由于这一问题是当时柏林大学的史坦纳提出的，所以被称为史坦纳问题（参见图1）。史坦纳问题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推广到寻求总长度最短的道路网的问题。而其一般性结论是：在n个已知点的情形，至多有n-2个多重交点，在每个交点处有三个线段交会成120°的角。史坦纳问题应该就是克里斯塔勒模式的最初的数学来源。纯数学的模型只是一种处于理想状态的模型。作为地理模型的克氏模式，其实质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的模型。但对于以克氏模式为其主要理论依据的施氏模式来说，问题要稍稍复杂些。因为施氏模式对克氏模式有了稍许变动（参见图2、图3，采自《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第148、162页）。
施坚雅在引进克氏模型后，将中国划分为九个相对独立的大区，这就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大区，以西安为中心的西北大区，先以成都后以重庆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区，以武汉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区，先以苏州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区，以福州为中心的东南沿海区，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区，以及云贵区及满洲（东北区）。各个大区又分别划分为八个层次。 施氏认为：在1893年时，八个大区（满洲不在内）共有6个全国性大城市，20个区域性大城市，63个区域性城市，200个中等城市，669个地区性城市，约2300个中心性集镇，约8000个中等性集镇，以及27000—28000个一般性集镇，大体上满足前述“三三制”原则。施氏所构建的区域系统中，每个大区都有其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而所谓“区域”，也可以解释为集中于某个特定大城市中的批发、赊购贸易网络所覆盖的最大范围。这样，他就将克氏的无界均匀分布改造为有界不均匀分布，然而原模型的层级体系及各级中心的比例关系却依然保留下来。值得注意的是，施氏将这种分布的变化用复制在橡皮膜上而后又被拉开的图形来比喻。由此可见，他的区域系统尽管与克氏的正六边形体系有所差异，但仍然是拓扑等价的[3]。 几何图形的所谓拓扑性质，是指其在连续变形下保持不变的性质，这些性质与长度、角度无关，它们所表现的是图形整体结构方面的特征。其最著名的例子就是：画在橡皮膜上的图形，在橡皮膜连续变形但不破裂或折叠时，有些性质，如曲线的闭合性、两曲线的相交性等，是保持不变的。施坚雅强调他对克氏理想模式的修正，有如将克氏原图画在橡皮膜上然后再拉开，这就清楚地表明他的模式确实是与克氏模式拓扑等价的。而他之所以这样作，主要目的也是要继续保留克氏原模型的层级体系及各级中心的比例关系。施氏模式与克氏模式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尽管其吸收了其他人的一些研究成果，也吸收了一些其他的理论，但克氏模式这一大前提已决定了施氏模式的基本走向及其最终的命运。 施坚雅模式的优点是：照顾到中国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相对独立性，而不是把整个中国看成是毫无区别的混然一体，这当然是正确的，也完全是应该的；并且，由于城市的最基本、最首要的职能之一是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一模式还使得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大小城市，有了比较合理的市场机制上的阐述，进而为量化分析奠定了基础。然而这一模式的缺点也是显见的：首先是撇开了政区，使经济区与行政区完全脱节，而行政区实际上对城市体系的形成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再就是过分迁就了理论而忽视了历史，为了将各区域中的城市纳入既定的比例模式，他对若干城市功能级别及其人口数量的认定是有违历史事实的。 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普里戈金（I. Prigogine）教授曾经指出：克里斯塔勒模型定义了经济活动中心的最优空间分布。但在实际情形中，这种有规则的层次分布是很少见的：历史的、政治的和地理的因素很多，破坏着空间的对称性。普氏证明：即使非对称发展的一切重要根源都被排除，从一个均匀的经济和地理空间出发，只要建立起生成如克里斯塔勒所定义的那种分布的模型，就能使他所描述的那种静态的最优化成为该过程的一个可能的但不大会有的结果。即使初始状态相当均匀，仅仅是偶然因素（即不能由该模型控制的因素）的作用，就足以产生对称的破缺：活动高度集中地带出现，同时其他地带的经济活动遭受减损，人口减少[4]（参见图4）。
克里斯塔勒学说的最大缺点就是完全忽略了历史，这也是造成施坚雅模式在解释晚清城市发展时产生较大偏差的根本原因所在。 二、作为城市控制系统的清代政区体系 施坚雅的区域系统模式虽有上述的缺点，但可促进我们对中国城市体系的综合考察，它也促使我们更多地从功能上而不仅仅是形式上对清代政区的设置进行深入的探讨。事实上，施坚雅本人也开始这样做了。他在题为《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的长篇论文中，花了几近2/3的篇幅专门讨论清代政区设置上的若干问题，以图弥补自己所提出的区域系统模式的不足。 清代政区实际上是一种城市层级控制系统，有省、府（直隶州、直隶厅）、县（散州、散厅）三级政区的设置。如果说，在行政官员的任用上，清政府是以动治静，亦即以外籍流官治理本地土著；那么，在政区的设置上，则是以静制动，亦即掌握节点（城市）与网络（交通线）以控制整个域面，并借以统治和协调生生不已、变动不居的人口及其社会生活。 清代除边疆外，内地的一级政区自康熙初年起即长期维持18省的局面。18省共设有8个总督、15个巡抚。总督统辖一省或数省的军务民事，巡抚则为省的行政长官。一般地说，总督、巡抚驻地即为省会（首府），而其中总督驻地更是在政治、经济或军事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都会性城市。如湖广总督驻地武昌（武汉三镇之一）、两广总督驻地广州、四川总督驻地成都，都是当时的全国性都会城市。然而陕甘总督不驻大都会城市西安而驻兰州，闽浙总督不驻曾为南宋都城的杭州而驻福州，直隶总督不驻北京而驻保定，以及云贵总督之驻昆明，显然均有其军事战略方面的考虑。两江总督驻地南京（江宁府城）则有些特殊：它虽是全国性都会城市，却既不是江苏也不是安徽的首府。这有其历史的原因：明代南京与北京同为首都，清初方改为江南省城，但因地处江南财赋之地，其势并未稍减。这对以北京为首都的清王朝仍然是一潜在的威胁。康熙初年江南省一分为二，又各设首府后，南京的准首都地位才遭到严重削弱。乾隆年间关闭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处海关，只保留远离全国政治中心而官府力量又极强的广州一口，显然也有利于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集权政府加强自己的统治。 低级政区的设置，更体现出政府有效的控制职能。二级政区的主体为府。直隶州、直隶厅虽被视作二级政区，但在等级上要略低于府，其管辖范围及其人口也要少一些。一般说来，府治的人口总比直隶州治为多，而直隶州治的人口，又比直隶厅治为多。三级政区以县为主体，由府管辖的散州、散厅也属三级政区。州、厅官员的品阶要比知县高一些，州城也比普通的县城（府所在地除外）要稍大些，但厅治所在地一般均比县城要小。施坚雅为此概括说：“省、府、县这种政区等级次序被视作标准的行政序列。正如我们所见，府、县的数量在其各自的政区等级上远远超过其他类型的行政单位，而且省会无一例外地都设在府城（而不是直隶州或直隶厅的驻所）；府治无一例外地都设在县城（而不是普通州或普通厅的驻所）。……因此，每一个省会至少有三级衙门，分属督抚、知府、知县管辖；每个府治至少有两个衙门，分属知府、知县管辖。”[5]他还进一步得出这样的规律，即：府、县多集中于核心地带，而州、厅，尤其是直隶州、直隶厅多处于边缘地带，其中厅比州往往更靠近边缘。并且，最广大的管辖区限总是出现在区域核心区的中心点上，而最狭小的管辖区限往往位于区域边缘地带。施坚雅对此解释说：这是因为，处于区域核心地带的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征税而不是防务；处于区域边缘地带的地方政府则主要负责防务和安全，而对财政事务并不关心[6]。他的解释虽不无牵强之处，但概括的规律还是存在的。我们需要补充的只是：施坚雅在此叙述的所谓核心与边缘地区行政建置上的若干差异，主要适用于省、府之类的行政区划，而对他力图加以证明的经济大区域却是基本上不适用的。其实各级政区设置的目的就在于强化行政制约手段，消除一切可能的离心倾向。一个高度集权的中央政府，是决不容许某一经济区域自成一套行政控制体系的。 为了选任合适的官员，增强行政管理的效能，清政府还对18省所有府州厅县的基本状况进行评估划等。评估的标准是雍正六年（1728年）由广西布政使金鉷所提出的“冲、繁、疲，难”四字诀，亦即依地理位置的重要与否、行政事务的繁简、工作强度的大小以及治理民众的难易程度而定的四个指标。表2是作为示例的对江苏省各府州厅县官缺的评估。两个时期的资料分别选自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清代吏部档和《清史稿·地理志》。 大体说来，在冲、繁、疲、难四字中，该府州县若全部具备即成为“最要缺”，若具备三字即成为“要缺”，具备两字则为“中缺”，而仅有一字的就只能是“简缺”了。然而也有例外，如雍正年间淮安府之清河县，亦即运河与黄、淮交汇的重镇清江浦，虽仅“冲”一字，却是最要缺；同府的安东县则是“繁”一字中缺（已于表中注出）。清代末年的情形则有了些许变化，最明显的便是松江府之上海县由“繁疲难”要缺升级为“冲繁疲难”最要缺，从而超出了府治所在的华亭县（繁疲难）与娄县（疲难）。清王朝的政区设置及其对官缺的评估与调整，是其对城市体系不断整合的过程的动态反映。从中不难发现经济发展与政治控制两者之间的相互制约与影响。然而它的既有政区体系却无法容纳迅速崛起的大都会城市上海。因为这已是一种新的外来力量在起作用的结果。 当然，清政府在既有政区体系之外，还是尽量设法加强了对各级各类城市的控制。各直省的道员中，即有守道、巡道之设，分驻各地，介于省、府两级之间，这就多少弥补了上述政区体系的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起了调节的作用。如晚清苏松太道之驻上海，兼管民夷交涉事件，其级别即高于松江府。另外，漕运总督之驻清江浦，两淮盐运使之驻扬州，均较当地行政长官地位为高。而清季江宁布政使所属四府二直隶州一度设为江淮省，则与漕运总督之裁改有关。然有清一代，守、巡道裁设无常，其驻地和管辖地区亦经常变动，直至晚清，始终未能成为正式的常设行政机构。它与府、直隶州、直隶厅等二级政区在设置上也有叠床架屋之嫌。 表2 清代江苏省各府州厅县官缺评估
*为府治所在地或直隶州附郭县。凡府治（*）有两个以上者，均为同郭县。 1、2、3、4分别为同郭县。 三、传统城市体系的破坏与重组 清代的城市体系在鸦片战争后受到了外来的冲击。清王朝在战后被迫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沿海商埠，并允许外人在通商口岸居住，这就在原有体系上捅开了几个小小的缺口。但给整个体系以破坏性打击的，还是1850年爆发的太平天国革命。 这一不成功的王朝革命，也深切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且不论这一革命所具有的宗教形式是借用了外来的基督教，单是鸦片贸易就对这场革命的爆发起了激化的作用。清代的对外贸易曾长期保持着商品出超、白银入超的有利局面。不断增长的白银储备，繁荣了中国的经济，激发了国内市场的活力，从而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人口的缓慢增长。但19世纪初叶急剧扩大的鸦片走私，却造成了白银的持续外流。白银与铜钱的比价拉大了。可是清王朝的田赋及其他税收却必须以银两为准，这就在无形中成倍地加重了广大纳税者的负担。清政府无意调整其税收政策，因为银钱比价的拉大显然对官员和其他以白银支付薪俸的人士有利。于是本应成为社会矛盾调节者的官府转而成为矛盾的焦点所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并没有出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的严重局面。各地抗粮抗租的斗争以及天地会等秘密会社发动的反清起义却此起彼伏，接连不断。太平天囯革命爆发后民间所流传的起义告示中即公然喊出了“天下贪官，甚于强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民之财尽矣，民之苦极矣”的口号。显然，是鸦片走私这一外来的扰动，终至引发了巨大的破坏整个体系的狂澜。 西方列强趁中国的内乱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从而取得了在长江航行的特权并迫使沿海沿江的更多口岸对外开放。据统计，自五口通商到20世纪初，列强通过历次不平等条约强迫中国开放的通商口岸即达70多处（其中半数以上是在19世纪末以后开放），而中国自开的商埠还不在内（参见表3）。 表3 中国近代被迫开放的商埠
资料来源：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第83—84页。 *为列强设有租界的商埠。 这些相继开放的、主要分布于沿海沿江地区的通商口岸，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面向外部世界的开放型的城市体系[7]。虽然作为通商口岸体系组分的各有关城市，在形式上均被置于传统的政区体系之内，有些甚至还是督抚所在的省会城市，但列强通过条约特权和其他种种治外法权，尤其是所谓“国中之国”的租界的设置，还是逐渐掌控了这些城市的经济命脉。新的城市体系与旧体系分庭抗礼，相互纠缠制约。旧体系要竭力维护大一统的王朝统治，新体系却要强行将中国纳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秩序。新旧体系此长彼消的过程，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动态的结构性写照。 在这一变动过程中，上海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上海之成为新体系的中心，是因其处于长江入海口，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它的港口通过沿海和内河航道，特别是通过长江水系各条支流，与几乎包括半个中国的内地贸易区直接联系；同时通过外洋航线，跟西欧、北美、日本、东南亚诸重要港口相连[8]。上海在开埠之初，亦即1840年代，仅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县城，当时的外国租界，还是城北的一片泥泞的田野。上海的崛起，尤其是租界区的迅速发展，首先是由于太平天国革命对江南地区的冲击。据1865年的统计，上海总人口达69万余人，其中租界人口近15万，绝大多数为江南各地前来避居者。到清末的1910年，上海人口已远远超过北京，达到130万人，其中租界人口约62万，几乎占总人口的一半（参见表4）。 表4 上海历史人口变动情况
资料来源：张开敏、王建民《上海市人口》，载《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48页。 上海之发展成为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国际性城市，明确宣示了新的具有若干近代色彩的城市体系的胜利，和传统城市体系的衰微。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乃至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以废府、裁县等一系列行动为标志的大规模的政区体制改革，就是对这一变动的直接回应。 但这一变动，并没有造成某些研究者所认为的“城市化”的后果，因为上海等新型城市的兴起，是以扬州、清江浦、临清等运河城市为代表的若干昔日繁华之地的衰落为代价的。甚至这一变动也没有造成城市人口比重的增加，也就是说，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传统人口城乡结构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传统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还不足以维系更多的城市人口，乡村中的游离人口不能为城市所大量吸收。这从表5所反映的民国时期乡村人口迁徙方向的统计中可以得到印证。这一统计表明：1930年代前期各省乡村迁徙的人口中，仍以在乡村地区间相互迁徙的比例为最大，城市与乡村互相迁徙的比例则较为接近，而其中由城市回迁乡村的比例甚至还要更高一些。这一现象，正如有些分析者所指出的，充分暴露了农民苦于经济压迫，彷徨失所的基本状况。 表5 1936年前各省乡村人口迁徙方向
资料来源：实业部《中国经济年鉴》（1936），第3编第2章（B）第52－53页原表。 “城市化”论者往往只看到乡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较为引人注目的表象，却没有注意到大量人口又重新流回乡村的不那么起眼的“隐象”。正是这种城乡双向的人口频繁流动，决定了人口城乡结构在宏观上的稳定。因此，通商口岸体系形成后中国城市的发展变化，从总体上说，应是城市体系的“近代化”，而不是所谓的“城市化”。 （2006年3月定稿，6月校对） ［主要参考文献］ 《新北京》，北京撷华书局1914年版，第一编 实业部编：《中国经济年鉴》（1934），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编：《中国人口年鉴（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日］饭田茂三郎：《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译本，1934年） ［美］罗兹·墨菲（Rhoads Murphey）：《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美］珀金斯(D. H. Perkins )：《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中译本） ［美］施坚雅（G. W. Skinner）原著，王旭等译：《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比］伊·普里戈金（I. Prigogine）等：《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祝卓等：《人口地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张海鹏编著《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版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姜涛：《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 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1996年5月 ——发表于韩国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史研究》第44辑，2006年10月 [1] 按：“传统城乡人口结构的稳定性”，是作者在《中国近代人口史》一书另一节中所探讨的问题。其结论性的意见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人口城乡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反映于中国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总是维持在一个非常接近的水平上。关于这一问题，还可参见作者所著《人口与历史：中国传统人口结构研究》，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四章第三节《人口城乡结构的稳定性问题》。 [2] 参见祝卓等：《人口地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19—525页。 [3] 参见施坚雅：《城市与地方体系的等级结构》，载《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31页。 [4] （比）伊·普里戈金等：《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中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45—251页。请注意与有关文字相配的几幅插图。它们雄辩地揭示了克氏的静态模式一旦“动”起来之后即遭到破坏的结果，也即表明它们在历史上几乎是不可能的。 [5] 《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4—175页。 [6] 参见《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模式》，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79—181页。 [7]参见杜语：《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未刊稿），1996年5月。 [8] 参见罗兹·墨菲：《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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