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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作为一代启蒙思想家，努力为挣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深渊中的中华民族，寻求一条救亡图存的富强之路，他以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和从英国学到的资产阶级学说，批判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主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在严复诸多社会政治思想中，学术界对其妇女解放思想论及较少，究其主要原因是严复专文论此问题者不多，严复集中论及妇女解放思想的论文大抵有：《原强》、《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女子教育会章程》等，其余均散见于其它论著中。恩格斯说：“在每一个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一般解放的天然尺度”，同样，重温严复妇女解放思想，足见其启蒙思想之一斑。本文从抨击封建陋习、宣传男女平等、倡导女子教育等方面，评述严复的女子解放思想，并以此纪念这位近代启蒙大师逝世80周年。 一、抨击封建陋习 中华民族数千年悠久的文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传统文化中封建糟粕的积淀也给中华民族带上沉重的包袱，数千年遗存的封建陋习，使中国的女子比男子付出更多的代价。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加强统治，极力提倡“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伦理道德，以此束缚人们的行为、禁锢人们的思想，正和严复揭露的那样，“中国妇女，每不及男子者，非其天不及，人不及也。自《列女传》、《女诫》以来，压制妇人，待之以奴隶、防之以盗贼、责之以圣贤”，[1]妇女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只能处于社会最低层。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一文中指出：“侮辱女性既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也是野蛮的本质特征，区别只在于：野蛮以简单的形式所犯下的罪恶，文明都赋之以复杂的、暧昧的、两面性的、伪善的存在形式。”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则“想些野蛮书籍、礼法，行些野蛮压制手段来束缚女子、愚弄女子”，把妇女牢牢禁锢在奴隶的地位上，进行无情的残害，天长日久，使“妇女既不齿于人，积渐遂不以人自待。其愚者犷悍无知，无复人理；其明者亦徒手饱食，禁锢终身”。严复大声疾呼道：“孔子之教泽被寰区千余载矣，吾国之世风有所改善乎？此其所以败也。”他进一步分析到，“吾国未尝对女子以有思虑之伦相待，禁锢终身已习以为常，对强加于女子之贞操，吾人甚耻之……中国之社会过于苛戾，须有温顺且伦教之女子净化之。”“使国中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而妇女之所以能自强者，必宜与以可强之权，与不得不强之势。”[1]因此，在如何解放妇女问题上，严复针对当时的封建社会，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革除危害妇女的种种陋习，如缠足、买卖婚姻、早婚、多妻制、买妾、女子守节、吸食鸦片等，这其中，严复认为“沿习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鸦片、妇女缠足二事。”[2](P5) （一）禁缠足 中国封建社会是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妇女或视其为犬马或视之如花鸟，仅为男子掌中把玩之物，女子缠足正是为了满足男子欣赏病态美的好奇欲，不惜以摧残女子肉体和灵魂为代价。缠足陋习源于五代，风行九百余年之久。缠足女子成人后终日步履蹒跚，行走不便，无法进行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只得依附于男子，幽禁于闺门之中，隔绝于大千世界之外，驯服、软弱、自卑、屈从便成了女性的代名词。 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观念也吹进了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有识之士对女子缠足群起而攻之。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于1853年曾下令“着其放脚，妇女皆去脚带”，以适应作战的需要。到戊戌维新时期，反缠足的呼声更加高涨，广东、湖南、北京、天津、上海纷纷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谭嗣同、梁启超在上海组织“不缠足会”，提倡天足；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上《请禁妇女裹足折》呼吁全国上下禁缠足，但均告失败。 严复从强健国民体质，救亡图强的角度宣传禁缠足。严复早年留学英国，见欧洲人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充分认识到“一国言强之效，而以其民手足体力为之基”，提倡“鼓民力”、健肢体。而当时中国对人民体质“害效最著”者乃鸦片的泛滥和妇女缠足二事，使中国“种以之弱，国以之贫，兵以之窳”，陋习不除，“则变法者，皆空言而已矣”。[2]严复将禁缠足与国计民生、民族兴衰相联系，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严复认为女子缠足不是女子所乐为，肢体解放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否则“妇人既无学问，致历来妇人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一家数口，恃男子以为养，女子无由分任”。[1]妇女只有解放了双足，而后才能操练强身，使自己成为真正的劳动力，“国与国而竞为强，民与民而争为盛，”使女子担负起强国富民之任。 严复认为禁缠足关键在于统治者转变认识，只要实行自上而下的禁令，缠足之风，便不难废止，他说，假如皇帝明诏缠足之害，并申令“自某年所生女子而缠足，吾其毋封。则天下之去其习者，犹热之去燎而寒之去①也。”严复这一良好愿望直到1906年才得以实现，是年清廷终于下诏劝阻妇女缠足。 （二）废妻妾制 严复说：“然媒妁之道不变，买妾之例不除，则妇女无自立之日也。”[1]“男女平权之说，创自西人，而自今日观之，则此说之行，不知何日？我国暨突厥、印度、波斯诸国之妇女，其烦冤纡抑不待言矣。即欧洲之妇女，惟无妾一事，实胜泰东”。[1]在一夫多妻，妻妾盛行的社会中，女子无论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格上都无不依赖于男子，处于极不平等的地位。历代的三妻四妾是为了男子一己之欲，男子广蓄妻妾被视为合法，妻妾成群成为身份的象征，女子多夫则视为淫乱。严复抨击说，男子“已则不义，而则事己者以贞，己之妾媵，列屋闲居”，而“女子既使夫亡，虽恩不足恋，贫不足存，甚或子女亲戚皆不存，而其身也不可嫁”[3](P1017)这是很不人道、很悖情理的事。严复并不是反对贞节观，只是认为贞节观应当约束男女双方，而不能仅限女子而不及男子。 在封建社会中，男子居于主宰地位，女子处于屈从依附境地，妻如此，贱妾更是命如草芥，对此，严复也给予有力的抨击。1907年，严复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时，有一学生名叫王恺銮，年方17岁，在一次考试中写了一篇《张巡论》的文章，深得严复称赞。张巡757年与太守许远共守睢阳城，在内无粮草、外无援兵的情况下守城数月而不屈。在守城最困难的时候，为了激励士兵的斗志，张巡竟“杀妾飨军”，一时成为千古“美谈”。而王恺銮“以为野蛮行径，忍心害理，而无益于兵：并明男女并重之道，谓当无食，宜各忍饥，何得使人相食，若豺狼然。”对考生这一立论，严复十分赞同，他从“男女并重之道”出发，认为无端牺牲妾的性命却无补于事是十分荒谬的行为。因此当“汉文教习阅卷，百分之额只给四十，以为悖谬。吾复阅见之，大喜过望，立取其卷加批，并为改窜数语，遂成佳文，呼其人来，自赏十元，优加勉励。”[4](P829)可见，严复十分同情妾在封建社会中的地位，妾是女人，女人也是人，“男女应并重”，这是严复对封建妻妾制陋习的深刻批判和无情抨击。 （三）禁溺女婴 在封建社会中，农耕文明的怪胎便是重男轻女，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其“后”便是指男丁，女子是不能继承列祖列宗的香火的。承前所说，当“妻”不能为男子带来人“丁”的兴旺时，便由“妾”来继承这一家族“伟业”，使得妻妾制屡禁不止。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征服自然与改造自然的能力有限，在繁重的体力劳动方面，男子比女子呈现优势，这是溺女婴陋习的原因之一。另外，女子出嫁要陪相当数量的嫁妆，成为娘家父母的沉重经济负担，故古时有视女子为“陪钱货”一说。溺女婴这一陋习在封建社会广泛存在，严复深深感到，女子自出生时便备受歧视，妇女解放根本无从谈起。因此，他强烈呼吁禁溺女婴。严复在《法意》按语中写道：“人道而深于财，则虽骨肉之间其用爱常不及禽兽。夫禽兽无自杀所生者也；有之则其种早晚灭。顾以人而为之者，无他，计深于财故耳！吾乡三十年前，溺女之风最盛，则以乡里之俗，凡嫁女必为厚奁，否则，行路笑之，以为至辱。妇人计及财贿，则不如方乳而除之矣。即其爱男子也，亦常不本于天性之自然，而杂出于传授产业，食报暮年，种种鄙吝之思想。呜呼！骨肉之爱，人道最高尚者也，及杂以私，则用情之诚，不若禽兽，是不可以憬然耶。”[3](P1011)严复以亲耳所闻的残酷事实，强烈谴责骨肉之情的泯灭，把禁溺女婴作为妇女解放的重要内容，以期收标本兼治之效。 二、主张女子自由 严复以评击封建陋习作为妇女解放的出发点，以主张女子自由自强自立作为妇女解放的宗旨。严复对中国妇女的地位、权利作过历史考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吾中国之女权受损大要而言，则在宗法”，在宗法制的社会中，三纲五常是封建主义的核心，男尊女卑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中国女子，有三从之义，故终身其身无自主之一日。云最亲之男子，则其初之从父，其后之从子。”[3](P955)严复从天赋人权出发，指出三纲五常是封建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若使妇女解放，就必须破除纲常名教，让女子真正做到婚姻自主、社交自由、自强自立于社会。 （一）婚姻自主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一直处于受歧视被压迫的境地，身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大绳索的束缚，严守《仪礼·丧服》之说，即“妇女有三权之义，无专用之道，故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女无任何自主权，甚至连关乎自己命运前途的婚姻也听天由命，一生的祸福荣辱全靠“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定，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妇女的悲哀。 媒人在西周已产生了，“男女无媒不交，无币不相见”，如果婚姻不用媒，便会让别人耻笑，甚至怀疑不贞，因此媒约婚姻是中国封建婚姻的基础，造成无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婚姻悲剧。严复批评说：“女子嫁一丈夫，但是如何，总须安分敷衍，所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严合正性，言之侃侃，此少年真丝毫不识他人痒痛者也。”[4](P829)严复提倡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婚姻不是两性简单的结合，而是精神及社交的高尚需求，他认为“妇女之出门晋接，与自由择配二事，实为天理之所宜，而又为将来必至之俗”。[1] （二）社交自由 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然而，中国封建统治者以“严男女之防”为借口，禁止妇女参加社会活动，令其相夫教子，整日“事父母，事舅姑，事夫子，”争当贤妻良母。对此，严复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认为禁止妇女参加社会活动是视女子为玩物，害怕交往中生出“越礼之事”。其实，“天下之事，大约隔之愈远，愈不可即，则愈以其事为可乐；若日日见之，则以为常情，而不以措意。”[1]因此，“防之愈严，启乱愈多”，应当冲破男女畛域，让女子走上社会。严复从中西比较中指出，“泰西妇女皆能远涉重洋自去自来，均能与男子平权，中国则若于政权之不明，虽有天资，无能为役，妇女之不见天日久矣。”[1]严复主张妇女社交自由便是让她们“阅世”，不能仅让女子充当人妻、人母的角色，让自己的命运操于他人之手，他说，“大家妇人非不知书，而所以不能与男子等者，不阅世也。”[1]同时，严复还提出妇女社交自由的有效方式是建立一社会组织，要有人出面“独排众议，自立一会，庶几风气渐开矣。”严复强调妇女解放应自立组织，无疑开近代妇女运动之先河。 （三）自强自立 严复说：“使国之妇女自强，为国政至深之根本。”[1]妇女一旦有了独立的经济地位、独立的人格，就能自强自立于社会。广大妇女只有真正走向社会，分担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才能摆脱依附于男子的地位，自立于社会。严复提倡妇女应顺应时代要求，反对女子“坐以食利”，要让女子也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破除“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陋习陈规，他对“妇女毕生之事，不过敷粉缠足，坐食待毙而已”的现象十分痛心。呼吁减轻妇女的家庭负担，只有“家累轻而后人有余力，以事其事”，让妇女贡献于社会，多学西方格致之学及于民生、兵农、礼乐有用之学，这样既减轻了家庭的拖累又服务于社会，这正是妇女自强自立之道。 三、倡导女子教育 严复认为妇女解放的真谛在于女子教育，女子只有受教育才能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愚昧。“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男子、女子应享同受教育的权利。《女儿经》云：“若论妇人，先须静默，从来淑女，不贵才能。”针锋相对，严复提出女子应受教育的主张，“受教莫先于庭闱，而勖善莫深于慈母，孩提自襁褓以至六七岁，大抵皆母教所行时，故曰必为真教育，舍女学无下手处。”[5](P589) （一）兴办女学 严复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其一生与教育息息相关，他是中国近代新式教育的倡导者与力行者。严复自英国留学回国后，先后担任过福州船政学堂教习、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安庆高等学堂监督、复旦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校长等职，在他一生的教育实践中，十分重视女学，他分析中国妇女的现状说：“中国四百兆人，妇女居其半。妇女不识字者又居其十之九。即偶有一二知书者，亦不过以其余力，粗解词章。”[1]因此，为了提高妇女自身的觉悟以及保障妇女自立谋生的能力，“女子教育，必为改良，”“必欲为根本之图，舍女学无下手之处。”[5](P589) 当时，中国的女子教育已经萌芽，西方传教士在华开办过一些女校，最早是1844年英国“东方女子教育会”派阿尔德赛女士在宁波开设中国第一所教会女子学校，此后在“五口”及香港相继出现女校。1897年，维新派代表梁启超在上海筹办女学堂，并在《时务报》上发表《论女学》、《倡设女学堂启》等文章，为兴办女学作宣传。严复知道后，立即表示赞同，并立就《论沪上创办女学堂事》一文，认为女学的创办是破除封建礼教，实现男女平等的利国利民的好事，“此后有志之女若能努力，何患不能比迹西人？”[1]对女学的前景充满信心。 1906年，严复任安庆高等学堂监督时，家居上海，当时在上海女中求学的甥女何纫兰常来求教，何纫兰对当时上海女校的教学水平非常不满，希望严复能自己创办一所“完全的女学”。对此，严复十分乐意，他说：“我虽然一息尚存，不容稍懈，当为吾儿勉成盛业。”[4](P829)并对何纫兰的志气大加赞赏。严复为使此愿早日实现，亲自到南京游说南洋大臣端方，劝说端方参与创办“完全国粹教育”的女学，端方当即表示“乐从”、“可出力”。为使女校顺利创办，严复集几十年办学经验，拟定了七条女学宗旨，如“此校管理员用女”，“西学则用西妇”，学员可以是“未嫁者”或“已嫁者”，“两年预备，而三年正斋”。至此，中国近代女子教育在严复的积极倡导下终于开展起来。1907年，政府颁布《女生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章程》，至辛亥革命后，各地女校的数量日益增多，“五·四”运动后，女子还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二）优生教育 严复在倡导妇女解放的同时，还特别强调优生教育，将妇女解放与民族兴亡相联系。严复认为，各国皆“以人种日下为忧，操练形骸，不遗余力，饮食养生之事，医学所详，日以精审，此其事不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妇女，亦莫不然，盖母健而后儿肥，培其先天而种乃进也。”[2](P5)严复强调妇女的健康如何将直接关系下一代的身体素质高下，他从生物学、医学、遗传学角度论证了优生的重要性。 严复认为，“天下之事莫大于进种”，为提高国民之“种”的质量，应从妇女入手。他在《保种余义》一文中指出，提倡优生，将有利于民族在生存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人种与生物进化的规律相同：不进则退。提高妇女的素质将有利于全民族素质的提高。同时，他反对早婚和多子多福，提倡晚婚和少育，认为“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为宜，而子嗣众多，必然造成不易教养，导致人口素质下降。严复将民力、民智、民德及晚婚晚育提到如此高的地位来评价，是有其积极意义。 总之，严复将妇女问题作为重要的社会问题来看待，以抨击封建陋习作为妇女解放的出发点，以女子自由为妇女解放的宗旨，并指出妇女解放的真谛是倡导女子教育，由此而形成了严复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体系。作为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教育救亡思想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他无法找到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妇女解放仅靠教育是不够的，仅靠理论提倡也是不够的，应从社会制度上入手，只有推翻旧的封建制度，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道路。尽管如此，严复那种勇于为妇女解放鼓与呼的精神仍超出同时代进步的思想家之上，无疑这是值得肯定的，严复无愧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参考文献】 [1] 严复．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A]．严复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 严复．原强[A]．严复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3] 严复．法意按语[A]．严复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严复．严复与甥女何纫兰书[A]．严复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严复．代甥女何纫兰复旌德吕碧城女士书[A]．严复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6．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羽下加妾 【资料来源：《皖西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