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出版业中官书局与民间书坊、书肆及私人刻书三足鼎立的格局被打破，变为官书局、民间书坊、书肆、私人刻书与传教士出版机构、洋务派翻译机构五分天下的局面。同时，传统出版业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也逐渐向近代化转型。笔者认为，从鸦片战争到戊戌维新时期为近代出版业的转型期，维新运动之后，中国出版业才真正走向近代化。 一 1840年以后，中国出版业发生变迁。可以这样说，出版业能否引进西方新学，在当时已经成为是否先进的标志，也是出版业是否走向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的界定标准。 鸦片战争后，涌进中国大门的传教士们带来了与中国文化截然不同的异国文明，对此，中国自身在自觉不自觉地进行着自我防御。为其殖民统治的需要，也为进一步宣传其教义，传教士们不约而同地采用了出版的手段。因为他们认为要在短时期内控制中国，最迅速有效的办法就是出版书报。传教士们出版书籍，最初主要是为了宣扬宗教。但随着时势的变迁，宗教的成分逐渐减少，而西方先进科技与文化的内容逐渐增多。据统计，1810到1867年，新教传教士的译述中，关于基督教的出版物共687种，占总共译述795种的86%，而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仅仅分别占6%[1](p.96)。到1875年，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宣称，“本刊是为推广与泰西有关的地理、历史、文明、政治、宗教、科学、艺术、工业及一般进步知识的期刊”[2](p.9)，出版宗旨已发生明显变化。 洋教士出版机构的广为设置[3](p.42～71)，给中国传统出版业带来巨大变革。首先是出书内容的改变。当沉溺于封建田园意境中的中国人被列强的船炮震醒后，人们猛然惊觉传统经史子集、八股诗文已无法应付时代的需要，面临解体之虞的中国人不得不开始其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在此期间，西方的传教士及后来的洋务派起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天算地理、声光化电之学，“均足补我国旧有学术之不足，而另辟一新途径”[4](p.112)。如前所述，洋教士最初来中国时译印的书籍中真正反映西方科技成果的书籍并不多，但即使是这些少量的译著，对于对世界几乎毫无认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毕竟带来了异域的一些信息。而后来西方科技人文知识的不断传入，其思想启蒙作用更不可忽视。 其次是印刷出版技术和设备的改进。传教士们来到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先进的印刷出版技术。凸版印刷术、平版印刷术、凹版印刷术，以及铅活字排版法及影印、彩印等等技术的引进，新型印刷设备的使用，对时人是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1856年，郭嵩焘在日记中详述其在英商墨海书馆中目睹的印刷情形，且慨叹“西人举动，务为巧妙如此”[5](p.53)。孙次公更是以诗表达其惊羡之情，“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6](p.197)。这些新技术的采用，对中国传统出版行业转向近代影响极大。 19世纪60年代以前，译介西方书籍，采用较先进技术的出版业只有传教士的出版机构。60年代之后，战争的连连失利使中国人开始关注西方，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在各地陆续设立新式学堂并附设翻译机构，在中央有京师同文馆，上海有江南制造总局，以及上海同文馆、广州同文馆、北洋制造局、福州船政学堂、自强学堂等等。这些学堂的设置，标志着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真正启动，在出版史上，也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些翻译机构由传教士占主体。京师同文馆先后有54名外国人担任教习，而聘请的中国学者才32名；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中，也有不少外国学者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这些机构也采用了较为先进的出版技术与设备。京师同文馆有印刷机7部，活字4套，基本实现了印刷技术的近代化；而江南制造总局，虽为节省起见仍用中国传统木板印刷，局内也备有一副铅字及印书架。出版内容主要是西人著述，但译书的目的已有着更为直接的现实意义，那就是——有裨实用。 洋务派最初设立同文馆，不过是为培养通习西方语言文字的翻译之才，而事势的发展，使这种权宜之计已无法应付时代的需要。1866年12月，总理各国事务的奕訢等大臣建议在同文馆中添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中写道：“夫中国之宜谋富强，至今日而已亟矣。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疆臣如左宗棠、李鸿章等，皆能探明其理，坚持其说，时于奏牍中详陈之”[7](p.44)。可见在此时洋务派已认识到学习西学，引进西方的坚船利炮已成为现实之需，要满足这种需求，译西书便成为当务之急。 刚刚走进近代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异域之学表现了异常顽强的抵制，而译著者眼界与目的又各异。1810到1867年半个多世纪，西方书籍在中国仅译著795种，且多为宗教性质；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所载，从1880-1896年，中外人士引进西书共354种，其中科技类262种，社科类和综合类仅仅92种。这个数字，对于浩如烟海的西方典籍来说，真的是“九牛一毛”。那些敢于提出学习西学之人，更被斥为“用夷变夏”，对其深恶痛绝。洋务派算是较为开明的了，他们仍抱定“中体西用”的宗旨，“绝不承认欧美人除能制造测量能驾驶能操练之外，更有其他学问”[8](p.97)，他们的目的，是解决船炮不如人的现实需求，因此他们的译书也就只能是以声光化电为主。不过，即使是这些译著，对于如饥似渴希望获取西学新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其思想启蒙的作用也是空前的。康有为26岁时，“购《万国公报》，大攻西学书，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诸人游记皆涉焉”[9](p.116)。谭嗣同1893年到上海，曾大量购买江南制造总局出版的自然科学书籍以及广学会出版的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宗教书籍，这些书籍对他变法维新思想的产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梁启超更是大攻西书，还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西学对其影响不言而喻。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衰记》及林乐知的《列国岁纪政要》等书，也曾是一心希望实行新政的光绪皇帝案头常读之书。 鸦片战争以后，传教士与洋务派的出版机构作为与传统出版业完全不同的新型出版成分开始出现。由于它们适应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新趋势，还有西方先进技术为后盾，与变化较为缓慢的传统出版业相比，它们代表了中国近代出版界的新走向，其出版物一定程度上为近代中国带来了走向世界的希望。 相对于较为趋新的传教士与洋务派的出版机构而言，传统出版业在近代的变化就显得迟滞了许多。主要原因是：传统出版业的出版物多少年来基本已约定俗成，而西学在近代中国却属于新鲜事物，人们学习西学，只是一种无奈的回应，而非自发的觉醒。当西学传入中国，甚至受到传统文化本能的抵制，时人对它的到来绝不是欢欣雀跃，而是处处流露出“用夷变夏”的担忧，即使是领先一步号召学习西学的洋务派也不例外。传统出版物在当时仍大有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印刷技术虽然已难与西方相比，但仍有其优势。这些都使传统出版业并无濒于绝境之忧，其改进缓慢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情况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变化。 第一，官书局的书籍出版。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政府开始建立洋务翻译馆以译印西方书籍，目的是“有裨实用”。太平天国革命之后，鉴于太平天国对传统文化的极端破坏，又在各地设立官书局，金陵官书局、江楚书局、江苏书局以及四川、安徽、山西、直隶等地官书局陆续成立，其宗旨是保存为农民战争所毁灭的传统文化，出版的书也多为“御纂”和“钦定”的本子。以金陵书局为例，1869年刊刻班固《汉书》、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王念孙《读书杂志》，1874年刻有萧子显《南齐书》、令狐德玢《周书》、姚思廉《梁书》、真德秀《大学衍义》、李百药《北齐书》；1875至1908年共刊刻《御纂七经》142册[10](p.75～76)。官书局所刻书印刷精美，校勘谨严，在保存传统文化方面，作用不可小视。为适应时代发展，官书局也在出版方面作过调整。1865年，官书局就曾刻过100余部《几何原本》分发各处，但总的来说，它还是为承继传统文明而建立的出版组织，它的大变革，还是在维新运动之后。 第二，私人刻书。中国文化的传承，有很大一部分归功于私人刻书。叶德辉将刻书出版比为与“积金”、“积德”同等乃至更高一级的事业。1872年，张之洞在其《书目答问》中专列《劝刻书说》，认为“刻书者传先哲之精蕴，启后学之困蒙，亦利济之先务，积善之雅谈也”。并认为刻书之人可“终古不泯”，可求“不朽”[11](p.9975)。清代私人刻书风气极盛，出版家多兼学者和藏书家，对出版事业往往特别珍视与偏爱。由于出版家多受传统文化熏陶，其刻书也主要以经史子集为主。这种书籍出版的主要功用也就只表现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时代的发展已有一定距离。当近代中国出版业发生巨大变化时，这种出版更多地已变成一种个人行为。与清前期那种参与者众多的私家刻书相比，近代的私人刻书逐步在走向衰落，在维新运动后也是如此。 第三，民间书坊、书肆的近代变迁。在清代，由于政府出版机构和私家刻书主要集中在正经、正史等较为“正统”的方面，民间的书坊、书肆除印行经史类书籍外，那些村塾用的四书五经、启蒙读本、百科大全、占卜星相之类，既不为政府所重视，也不为学者所关心，便成为它们的产品。据1889年12月19日《申报》广告，上海广百宋斋信记书店发售的书籍有《圣祖皇帝庭训格言》、《阅微草堂笔记》、《论语旁证》、《绣像二十四史演义》、《皇朝经世文编》、《通商约章成案汇编》、《四库简明目录》、《三字经注解备要》、《纲鉴易知录》[12]（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光绪二十年八月二十五日《申报》附张广告，售《绘图八梦录》：“凡人贪此吃喝嫖赌，而认真于酒色财气者，阅之无不回头是岸”；申文瑞楼售“第二奇书”《林兰香》，“笔墨空灵，寓缠绵于庄敬之中，引怪异于伦常之内”，“忠教慈爱，悱恻动人”[12]。从中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民间出版业的取向。不过，西学的输入也在改变着民间出版业。1876年天主教士主持的上海土山湾印书馆使用西洋石印技术后，不少民间出版机构也竞相采用。1887年《申报》载：“石印书肇自泰西，自英商美查就沪上开点石斋，见者悉惊奇赞叹。既而宁、粤各商仿效其法，争相开设。而新印各书无不勾心斗角，各炫所长……其装潢之古雅，校对之精良，更不待言。诚书城之奇观，文林之盛事也”[12]（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三日）。不少书局也开始出版西学新书，如上海六先书局，“一应新译洋务各书，无不搜集全备，以便艺林就近采购”。虽然它仍然申明以“御定《麻象考成后编》为算学之首”[12]（光绪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九日），但这毕竟预示着在出版业中占重要角色的民间出版企业的近代变迁，它为戊戌维新后中国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出版业开始向近代转型。笔者认为，近代化不仅仅表现在技术、器物层面上使用先进的工艺与设备，也并非对于外界本能的反应，还应表现在国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在思想、观念层面的近代意识。在这一时期，中国出版业还远未达到这个层面。传教士向中国人传播西方文明，其目的因人而异，但对于大多数传教士来说，他们的目标是“控制这个国家的头和背脊骨”（李提摩太语），他们绝对不愿意让中国真正走向独立与富强。而中国本土出版业，无论是洋务派的翻译机构还是后来逐渐向近代化转变的官书局及民间出版机构，它们对西书的翻译出版，对新式出版技术的引进，除了“实用”或是赢利的现实目标外，毫无例外都表现为一种无奈的回应。洋务派出版西学书籍是为了挽救即将走向没落的清帝国，其着眼点也离不开声光化电，远未达到力图唤起国民主体意识，真正从观念意识上走向近代的层次。官书局及民间出版企业更未能达到这一高度。此时的中国出版业，还处于为人控制的阶段，根本没有自己的发言权。因此这一时期，还未超越转型期的范畴，出版业真正走向近代化，应是在维新运动之后。 二 维新运动把启蒙的触角伸向了各个领域。在这场运动中，人们开始意识到民族的危机，意识到学习西方势在必行。学习西学已不再是统治阶级有裨实用的被动之举，而是全社会的主动认同。虽然对一些人来说，这种认同仍带着不少勉强。社会的需要刺激了出版界的发展。维新之后，近代出版界的情况再次发生变化。 维新运动之后的出版界，新旧杂陈，鱼龙混杂。官书局适应时代需要作了些改革，1896年，清政府将强学会创办的强学书局改组，成立京师官书局，“译刻各国书籍，举凡律例、公法、商务、农务、制造、测算之学，及武备、工程诸书，凡有益于国计民生与交涉事件者，皆译成中国文字，广为流布”[13](p.48)。原先的金陵官书局、淮南书局等并入江楚编译局，主要出版西学书籍，虽然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这种革新已有些力不从心。洋务翻译机构也在变化，北京同文馆被并入京师大学堂，较为开明的洋务派官僚还陆续设立新译书局，如江楚编译局，1902年盛宣怀在上海成立的译书院等等，也翻译出版了不少新书，而且出书内容也多为西人“新理新法”，对传播西学有其重要作用。传教士的出版机构也继续活跃，并且新的出版机构还在不断设立，据统计，19世纪末20世纪初，活跃在当时的教会出版社有30多个[3](p.59～69)，其书籍出版利润甚至呈上升趋势，如广学会，到1908年还发展了自己的会所，产值从1891年的1000元增加到1911年的225,579.84元，20年中增加了200倍[2](p.5)。这些出版机构，都以趋新相标榜，但出版物却是形形色色，目的各异，与当时社会新旧思想的冲突日益激烈相为表里。与此同时，中国的民族出版业也趁着戊戌维新之风勃然兴起，在出版界逐渐取得突出地位。它们中，有些由旧式书坊、书肆转型而来，绝大部分是维新运动中建立起来的。 有资料显示，1896年至1911年，国内西书翻译出版机构至少有95个[1](p.208)，仅戊戌维新三四年间，在上海先后创办的书局就有十余家。这些书局中确实不乏为应景而创立的机构，如1898年在上海设立的经济书局，在其《招股启》中还说要以“惩空疏之陋习，振维新之人心”为宗旨，但它编辑的《经济通考》选辑体例，“是书凡三始、六罪、民主、教权、改服色、易正朔，伪经新学诸书，有乖圣教者，均不采录，庶薄海人士，共懔宗圣尊王之义”[14]（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这类出版机构多以“揣摩风气”为务，看风使舵，根本谈不上有助开新。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诽谤新学的《翼教丛编》不久就在上海石印出版，上海各报大肆宣传，号称石印本“增入痛辟康梁诸论说，直斥其离经畔道，非圣无法诸大罪”[12]（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无怪乎梁启超评价中国当时骤然而起的报馆，开始“面目体裁，悉仿时务，若惟恐不肖然。……及戊戌政变，时务云亡，而所谓此十余家者，……余片无存。由此观之，其当初设馆之心果何在乎，不待鞫讯矣”[15](p.82～83)。评价并非过激。但大多数的出版机构，则是应时代之需而建立起来的，其出版物也为开启民智，宣传维新变法，宣传反对帝制起了重要作用。也就在这个时期，原先处于转型期的中国出版业真正走向近代化。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首先，维新运动之后，中国知识界在出版业中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西方传教士已无法像维新以前那样控制中国出版业。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传教士的教会出版社在出版业中仍是重要角色，但随着中国民族出版业的渐渐成熟，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逐渐清晰，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出版翻译已由中国知识界占主流。就译书而言，据梁启超《西学书目表》统计，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350部西书中，外国人翻译的139部，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123部，中国人翻译的只有38部。而在戊戌维新之后，情况大不相同，顾燮光《译书经眼录》统计，1902年到1904年间，中国出版的西书译著共533部，其中中国人翻译著述的415部，外国人翻译的35部，中外学者合作翻译的33部[1](p.90)。而且从出版社的数量上看，单单民营出版企业已是传教士出版社的3倍。可见在这个时期，中国的出版业已开始由中国人占主导，中国出版业由外人把持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国人在舆论界掌握了自己的话语权，这是近代化的首要标志。其次，出版者开始确立起自己深沉的文化使命感，认识到出版者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责任。梁启超说，“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16](p.82)。张元济说，“出版之事可以提携多数国民，似比教育少数英才为要”[17](p.54)。出版不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也不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是有着文化与政治的深远意义。戊戌维新运动中，维新人士认识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纷纷以开启民智相号召，出版界也敏锐地声明，该报为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而设，同年开设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也以扶助教育为其宗旨。出版业的目标是面向国民大众，是要唤起国民的主体意识。这也标志着出版业从真正意义上走向近代化。第三，出版界的出书内容也有了较大改变。这一时期，出版业虽仍然以出版西方书籍为主，但出版内容与从前相比已有了大的改观。据徐维则《东西学书录》统计，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翻译数量占译书总数的22%；到了戊戌变法时期，据《译书经眼录》统计，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献的翻译数量占此期总数的61.4%，可见这时期翻译的主流已发生明显变化[1](p.90～91)。经过战争的创深痛剧的中国人已经意识到引进西人船坚炮利之学的不足恃，这些皆为“形下之粗迹”，而其命脉则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存真，于形政则屈私以为公”[9](p.72～73)，因此维新之后，翻译的西人著述已集中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资产阶级革命家们，甚至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他们的出版物宣扬推翻帝制，倡导流血革命，并且日益深入人心。这表明中国的近代化已走出了技艺之学的低层次水平，逐渐向制度文化乃至心理的高层面递进。第四，出版数量与从前相比有了极大增长。有人统计，1850到1899年近50年时间，出版界译书537种，而1902至1904两年间，翻译的西书就达533种[1](p.104)，基本与前半个世纪的译书量持平。单商务印书馆一家，1902年到1910年的出版种数就达865种，2042册[18]，这说明，原先被动地向西方学习的中国人，现在已从心底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开始主动寻求救国之路了。第五，出版印刷技术有了更进一步的改进，而且这种改进并非被动受人影响，而是自己主动“出击”。维新以后，出版家们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身于民族出版事业，为近代民族出版业的振兴作出了贡献。以商务印书馆为例，1903年用日籍技师指导制造照相铜锌板；1904年用日籍技师指导雕刻黄杨木版；1905年进用日籍彩印画石技师7人，雕刻铜版技师1人；1907年始用珂椤版印刷术；1909年进用美籍技师，改良铜锌版，并试制三色铜版，同年创制二号楷体字模……几乎年年有创新。中国出版业终于走出了为人左右的困境，走向新生。 从鸦片战争后旧式出版格局被打破到维新运动后出版业真正迈向近代化，在新旧文化剧烈冲突的近代，中国出版业曾走过了极为艰难的历程，某种程度上也折射着整个中华民族近代化的艰辛。毛泽东说，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人开始向西方学习，并且认为“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西方”，这是近代国人多次挨打后的选择，而近代世界，也确实“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国家”[19](p.1489～1490)，中国人的选择在当时并没有错。对走向近代的中国出版业而言，以学习西方为务，也没有什么大的过失。戊戌维新之后，中国出版业已基本完成其走向近代化的使命，虽然真正的近代化，光靠学西方还不能解决问题，它的路程要难得多。回首先辈走过的路，对今天的我们，应该会有所启示。 （资料来源：《滨州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史春风(1971-)，女，山西阳泉人，历史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1] 潘玉田，陈永刚．中西文献交流史[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96. [2] 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A]．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三辑[C]．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64. [3] 叶再生．现代印刷出版技术的传入与早期的基督教出版社[A]．中国近代现代学术出版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0. [4]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 [5] 郭嵩焘日记：（一）[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 [6] 王韬．瀛壖杂志[M]．长沙：岳麓书社，1988. [7] 筹办夷务始末[Z]（同治朝）．光绪六年本． [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9] 康南海年谱[A]．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Z]．神州国光社，1953. [10] 江澄波．晚清江苏三大官书局刻书[A]．叶再生．出版史研究：第二辑[C]．北京：中国古籍出版社，1995. [11] 张之洞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2] 申报[N]． [13] 官书局奏开办章程[A]．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Z]，48页． [14] 上海经济书局禀准京师大学堂新辑经济通考招股启[N]．湘报，第一五四号． [15] 梁启超．中国报馆之沿革及其价值[A]．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Z]．北京：中华书局，1957. [16] 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序列[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7] 汪家熔．大变动时代的建设者[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8] 1897～1949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附录：商务印书馆历年出版物分类统计[Z]．商务印书馆，1981. [19] 论人民民主专政[A]．毛泽东选集[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