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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定论多称戊戌维新是一次自上而下的运动，这一说法其实并不确切。维新派固然努力策动社会上层，企图通过最高统治者“变成法”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时也从未放弃“自下而上”的活动。戊戌维新的领袖梁启超事后回忆说： 康有为既上书求变法于上，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1〕另一位维新人物王照也回忆说：“及于酉冬，康有为入都，倡为不变于上而变于下之说。其所谓下者，即立会之谓也。”〔2 〕他们不约而同的说法对于今天的人们重新观照维新运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启示。 维新派“自下而上”推动维新变法的活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1. 改造传统的书院以创立新的学堂； 2. 建立以民主参政为主要目标的学会； 3. 创办传播新思想、新知识和民众舆论的新式报纸。 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维新派锻铸了传播新政治意识的变革工具：学堂、学会、报纸。 书院改革是19世纪60年代以来持续不断的运动，其总的趋势是摒弃考课举业，引入中西实学。维新派进一步引发此趋势，以学堂作为传播维新思想、培养维新运动骨干的基地。康有为在授课中将传统的政治理论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相贯通，将儒家的社会义务思想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相贯通。梁启超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主张并贯彻于时务学堂的教育纲领中。以维新学堂为中介，新的价值观和知识在青年士子中迅速传播。变革的激情日益炽烈。 梁启超谈万木草堂中康有为的讲学活动说： 抑先生虽以乐学教吾侪乎？然每语及国事杌陧，民生憔悴，外侮凭陵，辄慷慨欷ｘū①，或至流涕。吾侪受其教，则振荡怵惕， 懔然于匹夫之责而不敢自放弃、自暇。每出则举所闻以语亲戚朋旧，虽聒而不舍，流俗骇怪，指目之谥曰‘康党’，吾侪亦居之不疑也。〔3〕因康有为富于情感的演说而“振荡怵惕”，又因思想变化而“虽聒而不舍”地影响亲戚朋旧，所以终于在观念同趋性的基础上结成“康党”。由此足见维新学堂作为变革工具的力量。 和维新时期勃然兴起的新式学堂相比较，学会的兀然而现更为引人注目。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全国成立的学会有103个〔4〕。这些学会分布于10个省和31个不同的城市，拥有近万名成员。时论称“学会之风遍天下，一年之间，设会数百”。“各省从风，州县并起，不可指数”〔5〕。 其言颇能表现那一时期学会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盛况。 对于维新时期兴起于全国的学会，梁启超有一段溯源性的议论。他认为，学会并非源自西方，而是“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为此，他援引《易经》、《论语》等儒学经典中“君子以朋友讲习”、“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和“敬业乐群”等论述，并以孔、孟、子夏、曾子、荀子讲学以及东林、几社、复社为佐证。在他看来，只是由于清代纪晓岚讲了“汉亡于党锢，宋亡于伪学，明亡于东林”的话，天下人才“疾党如仇，视会如贼”，学会因此亡绝〔6〕。 亲自推动学会兴起的梁启超虽在学会一事上多有精彩议论，但他关于学会源流的说法无疑舛错。中国古代固然有文人结社雅集的传统，但这种结社圈子极小，且大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遣兴。明末东林、“复社”虽然声气广披于朝野，具有士人议政的性质，但其间士大夫的聚合不仅是松散性的，而且贯穿以传统伦理主义原则。维新时期风起云涌的学会则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性色彩的新型社会组织。这种现代性体现在： 第一，它有会员共同遵守的章程和明确的宗旨，有定期的活动和发行的报刊。它在会员中实行民主、平等的原则。讨论问题只膺服真理，而不论官职和权力的大小。学会领导人也由选举产生。所有这一切，是中国古代“会友辅仁，相聚讲求”的文人结社不曾有过的新格局，两者很难找到相通之处。 第二，正如费正清等所指出的：“当强学会在1895年突然兴办学会活动时，对宋明时期儒生中间自愿结社的追忆肯定是鼓舞力量的一个源泉，但是直接的动力主要来自西方。”〔7〕康、 梁等人论述学会的意义时便屡屡指出，学会一类社团的蔚然兴起，是西方文化迅速发展的关键〔8〕。这些言论颇能显示他们创办学会的思想源泉。 成立于光绪十三年（1887）的广学会〔9 〕在文人官员中卓有成效的活动亦给维新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该会的“格言和指导原则”是“争取中国士大夫中有势力的集团，启开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思想”〔10〕。为此，它在北京、南京、西安、烟台等地设立专门机构，发行《万国公报》，翻译出版西学书刊。甚至深宫中的光绪帝也阅读《万国公报》，并向广学会订购了89种书籍。广学会“广西国之学于中国”的成效以及它们以自愿联合为原则，以知识和政治相兼为目标的组织形式给予维新派以重要的启示：“使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团体具有作为革命工具的潜力。”〔11〕正是在广学会的示范作用与李提摩太的直接影响下，康有为创立强学会，并推动各地学会次第成立。 第三，维新时期学会兴起的政治哲学基础是维新派“以群为体”的文化理论。康有为一再强调集群的重要性，说：“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大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12〕这样一种自觉的群体意识是宋明士大夫所不可能具备的。梁启超的“群”的思想更具现代色彩。他指出：“近世严禁结社”是“士气大衰，国之日孱”的莫大“病源”。它阻碍在民众中间产生力量和朝气，阻碍人们的交往，因而极端不利于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成为近代工业文明的中心，其根本原则在于选择“群术”治群：“以群术治群，群乃成；以独术治群，群乃败。”他的这一认识已逼近亨廷顿所说：“能够接纳政策创新和新社会团体的政治政体，才是达成现代化的合适基础。”从政治民主的视野出发，梁启超提出“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口号，力图建立综合体现所有成员利益和愿望的新的政治共同体，而学会既是政体由“独治”（君主专制）向“群治”（君主立宪政体）转型的初级形式，也是实现政体转型的中坚力量。 第四，在变法维新活动的实际运作中，学会具有多方面功能。首先，它通过“集群”促进思想一致和组织团结，把整个社会涣散的力量凝聚成具有新质的社会力量，而社会的整合是形成一个现代国家的基本要素。其次，学会的特殊任务是教育和动员文人士绅，通过开浚“绅智”、“官智”，把维新思想推之于绅士之“群”，再由官绅之“群”推之于民“群”，达到“广开民智”的目标。所谓“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欲兴绅权，宜以学会为之起点”，正道出了学会与“兴民权”、“兴绅权”不可揆离的关系。再次，中国社会传统具有一种离解性质，即除了亲属系统外，人际之间防范意识强烈，互不信任，一般避免公开的联合。学会的出现打破了中国离解性质的传统，并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社团的先导。 第五，学会的大量涌现体现了知识分子日渐自觉参与政治的趋势。学会参与者虽然“不一定都是政府的革命派政敌，然而他们的基本政治态度是与政府离心离德和对它抱有批判的意识”〔13〕。在学会的政治参与性上，湖南的南学会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的保国会最为令人瞩目。前者“实兼有地方议会的规模”，实际上成为指导湖南维新变法的精神中枢，全省风气为之“大倡”〔14〕。后者的规模和性质已经初具近代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 概而言之，梁启超援引中国古事以证现代性事物完全是一种误识。这种误识除因学术上的误解外，也不无策略上的考虑：既然“学会”是中国古已有之，重新恢复这一传统自然不足为奇。问题在于这一思路的实质是企图从古代文化传统中去获取近代社会变革的准绳，其要害正如美国学者勒文森本在《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一书中所指出的：“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论上疏远了本国的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感情上仍然与本国传统相联系”。这种历史和价值之间的冲突百年来始终困挠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心灵。 作为变革的新工具，维新时期出现的报纸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报纸是新式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要形式之一。对大众传媒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施拉姆指出：“除非是人民要求变革，否则变革就不会顺利地或卓有成效地进行。通常是信息流的增长播下了变革的种子，也是信息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从而孕育了全国性的气候。”〔15〕然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社会在现代化的舆论准备上一直处于滞后的态势，洋务派虽然前驱先路，启动中国早期现代化，但对于系统的理论宣传与发展新式传播媒体几乎未加注意。王韬虽于70年代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国人自办报刊与先进知识分子借助大众媒体鼓吹现代化变革的先河，但该报的代销点多集中于广东沿海地带及少数内地通商口岸，发行量与影响面有限。与先进知识分子缺乏自觉的大众传播意识相推衍，传统意识强固的中国社会对于新式报刊的发展有一股不容忽视的抗阻力。报馆工作被视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仇视之，即社会亦以搬弄是非轻薄之”。左宗棠甚至有“江浙无赖文人以报馆为末业”的鄙弃之语〔16〕。就一般社会风气而言，“中土嗜报之俗”，亦“远不逮西国”〔17〕。大众传播媒介发展的滞后性使现代化变革思想无以沟通整个社会，形成“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18〕，从而延缓了现代化的进程。 维新时期，康梁崛起，现代报刊发展迟滞的情形为之一变。维新派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报刊的高度重视。上海强学会以刊布报纸为“最要者四事之一”。康有为也自称“急欲办报”。梁启超于光绪二十六年（1896）在《时务报》上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不仅第一次把报纸比作耳目喉舌，而且疾呼：“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之成不远矣。” 据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与张静庐的《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三年间，出现了约60种报纸。其中既有日报、旬报、月报，又有综合性报刊、专业性报刊与文摘性报刊。在这60种报纸中，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任主编的《时务报》。该报于光绪二十二年出版后，行销9省19个城市，其后分销处增加到67个，遍布15 省以及东南亚和日本的华侨界。地处内陆腹地的西安、兰州、成都和重庆亦可见到《时务报》的踪迹。其他维新派报纸如《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国闻报》也在较大范围内发行。这些报刊有如“把新思想传播到全国各地去”的“电流”，“各省之风气于兹大变，识时务者莫不注意中外之事矣”〔19〕。即使“一孔之士，山泽之农”、“筐②之吏，烟雾之儒”〔20〕，也因报刊而“始知有神州”，“始知有时局”〔21〕。时人因此颂曰：“时时轰动我耳膜，击醒我眼球，洗刷我脑筋，灌输我知识，教导我改革者，翳何物？翳惟十九世纪第四种族之报章。” 《时务报》和其他维新派报刊的广泛发行，与下述因素无疑有着密切联系。 首先， 维新派在报刊发行上沿用《万国公报》免费赠阅的方法〔22〕，努力扩大读者面以及在上层官僚中的影响。 康有为创办《万国公报》后“分送朝士，不收报费”。“朝士乃日闻所不闻，识议一变焉”〔23〕。北京强学会正式“开局”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初刊时实行20天优惠，报费由强学书局致送，送报人脚力亦由强学书局垫付。为了扩大该报在上层人士中的影响，强学会专门“托售《京报》人”将《中外纪闻》“随宫门钞分送诸官宅，酬以薪金”〔24〕。“办理月余，居然每日发出三千张内外”。《强学报》创刊之初，首载“本局告示”：“现当开创之始，专以发明强学之意为主，派送各处，不取分文，一月以后，乃收报费，欲阅者到上海王家沙第一间挂号即得。”陈虬主办的《利济学堂报》亦分赠“阖郡文武大小衙门”，期望促成“官绅共开风气，鼎力ｃì③助”〔25〕。 其次，受维新思想影响的官员是维新派报刊的重要支持者。张之洞不仅称赞《时务报》“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26〕，而且饬札治下各州县购读，同时要求报馆向“文武大小各衙门”乃至“各局各书院各学堂”按期足数寄发。紧踵张之洞之后，山西、湖南、浙江、安徽数省的巡抚，江苏、贵州的学政以及江西布政使亦纷纷“通札各属及书院诸生悉行阅看，或令自行购买，或由善后局拨款购送”〔27〕。汪康年论及于此，曾谓：“南皮张制军提倡于先，中外诸大吏振掖于后，各省同志复相应和。”〔28〕这种“提倡”和“振掖”对于扩大维新派报纸的影响面具有无容置疑的积极意义。 再次，和早期通商口岸报刊的撰稿人不同，维新派主要报刊的撰稿人大多是精通中西学问的文化精英，其笔端富于感召力。如《国闻报》在创刊不到一年中发表了40多篇论文，其中半数以上出自严复手笔。严复因翻译《天演论》而名震士林，康有为虽自视甚高，“自信力极强”，但读到《天演论》亦承认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者”。有这样一位大学者为主笔，再加首次公开发表《天演论》的殊荣〔29〕，《国闻报》对读者自然有特殊的吸引力。《时务报》的主笔是梁启超，梁启超不擅于言，却长于以文字宣传鼓动。黄遵宪、严复、黄任之等人叙述梁启超以言论影响全国的情形说： 以公之才识，无论著何书，必能风靡一世。吾有一三十年故友，谓公之文，有大吸力，今日作此语，吾之脑丝筋随之而去，明日翻此案，吾之脑丝筋又随之而转。盖如牵傀儡之丝，左之右之，惟公言是听，吾极赞其言。〔30〕 至于任公妙才，下笔不能自休。……主暗杀，则人因之而俨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矣。〔31〕 就文章论，戊戌迄今三十年来，自士大夫以至妇人竖子，外薄四海，惟先生为能摄取思想，而尽解其束缚，一其视听，此诚诱导国人，迎吸世界新法第一步最有价值之工作也。……要之，近世纪文章震力之大，应声之远，谁则如之？〔32〕作为事物的逻辑结果，梁启超的“有魔力的笔”带来了双重效应：一方面是《时务报》行销看好，举国上下如饮狂泉；另一方面是梁氏本人声名大震，“士大夫爱其语言笔札之妙，争礼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人们因此将康、梁并称，以他们为戊戌维新的当然领袖。 维新派报纸之所以畅销一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言“人人意所欲云”，以“救时”为中心。一般而言，通商口岸由外国人创办的报刊主要报道地方的商业新闻，即使王韬的《循环日报》，广州和广东省的地方新闻亦占重要地位。教会主办的报刊固然在报道基督教活动的同时，宣传西方文化价值观念以及西方科学、技艺、新知，但一般避免刊登有社会政治意义的文章，不能传达大众的心声与舆论。维新派的报纸恰恰相反，它所急切关心的是民族危机、国家存亡，它所热切呼吁的是改革变法、救亡图存，这样一种意旨反映到版面安排上，表现为：两个主要版面中一版专用于报道新闻，包括有关重要政策的诏令、全国其他地区的地方新闻以及重要的国际事件，另一版专用于社会政治评论。通商口岸报纸中触目的商业消息和地方新闻在维新派报刊中退居极次要地位。由于维新派报纸与民族的兴奋点一致，其风行一时自然是题中之意。 新式学堂、新式报纸和学会的兴起，抉破前现代社会令人窒息的文化专制氛围，成为现代公共舆论的真正起点。通过公共舆论，维新派一方面以论干政，为限制皇权、兴民权、立议院奠定舆论基础；另一方面“开启民智”，力图造就崭新的先进知识分子阶层。谭嗣同一语道破学堂、学会、报刊在文化启蒙中的特殊功用说：“假民自新之权以新吾民者，厥有三要”：“一曰创学堂，改书院，以造英髦之士”；“二曰学会，学会成，则向不得入学堂而肄业者，乃赖以萃讲焉；三曰报纸，报纸出，则不得观者观，不得听者听。”陈旭麓也言简意赅地概言：新式报纸可谓启蒙媒介，新式学堂可谓启蒙基石，学会可谓启蒙的信息集散中心。三者都是推动现代化进程的动力因素。从这一意义上言，新式学堂、学会和新式报刊不仅仅属于维新时代，而且属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整个过程。 注释： 〔1〕《记保国会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46页。 〔2〕《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戊戌变法》（四），第331页。 〔3〕梁启超：《南海先生七十寿言》， 《饮冰室合集·文集》四十四上。 〔4〕《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封三。 〔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96页。 〔6〕梁启超：《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 〔7〕〔11〕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75页。 〔8〕康有为说：“普鲁士有强国之会，遂报法仇。 ”“美人学会繁盛，立国百年，而著书立说多于希腊、罗马三千年，故兵仅二万，而万国奠谁敢何。”（《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71—172页）梁启超说：“学校振之于上，学会成之于下，欧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来也。”又说：欧洲“善群”者有三：“国群曰议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学会，而议院、公司，其识论业艺，罔不由学，故学会者，又二者之因也。”（《变法通议·论学会》，《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章太炎也有近似议论。 〔9〕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6年（光绪十三年）11月1日成立于上海，创办人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韦兼臣。该会于次年成立董事会，推举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为会长，英国驻沪总领事福克为副会长，韦廉臣为督办。董事会成员除各差会主要传教士外，还有英美法德集团驻华使节和有势力的外商怡和洋行、谦信洋行、汇丰银行和花旗银行老板以及工部局董事。其活动主要是传播基督教与西方文化的一般知识。1891年李提摩太加入同文书会并担任督办，改“同文书会”之名为“广学会”，其意谓“以西国之学广中国之学，以西国之新学广中国之旧学”。 〔10〕《广学会五十周年纪念特刊》，第12—13页。 〔12〕《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一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133页。 〔13〕［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81页。 〔14〕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第303页。 〔15〕［美］韦尔伯·施拉姆：《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3—44页。 〔16〕严复、姚公鹤：《上海报纸小史》，《东方杂志》第14卷第6号。 〔17〕梁启超：《萃报序》，先刊《时务报》第33册，光绪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版，旋载《萃报》第1册。 〔18〕杨孝荣：《传播社会学》指出：大众传媒“能够同时传播统一标准的政治消息给众多的人民，它的标准化足以产生举国一致的行为模式”。 〔19〕《知新报》第29册。 〔20〕张之洞：《劝学篇》，《张文襄公全集》（六），第3732页。 〔21〕《发刊词》，《革新报》第1期，1904年6月27日。 〔22〕《万国公报》由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主办和编辑，其前身是《教会新报》，该刊多免费赠给各地官绅，“每月在全国重要的官邸中流传”。 〔23〕〔32〕丁文江：《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40页、第1207页。 〔24〕《京报》系传统官报，多载谕旨，奏稿。 〔25〕《利济学堂报例》，《利济学堂报》第1册， 北京图书馆藏。 〔26〕《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财务报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第548页。 〔27〕叶德辉：《觉迷要录》卷1，第4页。 〔28〕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昌言报》第1册载汪康年跋文。 〔29〕《国闻报》创刊于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 月26日），次月增出旬刊，名《国闻汇编》， 《天演论》即公开发表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的《国闻汇编》第2册上。 〔30〕黄遵宪：《致梁启超书》。 〔31〕转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卷上，第220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虚加欠为左右结构 ②原字为竹加夹为上下结构 ③原字为亻加次为左右结构 【资料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nbs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