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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康有为登上历史舞台以来，学人或将他说成是一个基本上的“西化论者”或“仿洋改制”者，或将他描绘为一个基本上的固守传统者，或将他理解成假托古代圣人“微言大义”进行改制的中西文化附会拼凑者，等等。 那么，事实上的康有为，是如何的呢？ 笔者以为，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先驱者，其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思想具有巨大的原创性。这种巨大的原创性，固然出于他的强烈人道主义关怀和社会使命感，出于他对近代中国命运的高度关注，出于他对中国传统内部多样性的理解和把握，出于他对近代西方和世界大势的了解和评价，出于他的鲜明时代感，更出于他对近代西方、中国传统（“古意”）和现实中国之间三角关系的创造性阐述。 以解读康氏有关原始文本为基础，本文将主要论述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对西方及中西关系的认识，以期对康有为早期改革思想的原创性有一个更接近实际或更深入“现场”的认识。 一、近代西方侵略与中国民族危机 应该说，康有为对近代西方冲击的性质，还是具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的。首先，这是一场政治军事侵略，目的是瓜分、灭亡中国。关于这一点，后人的论述颇多，本文不再展开。 其次，康有为还认为，近代西方正在进行一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目的是掠夺、榨干中国。在其1895年5月2日所上的《上清帝第二书》中，康氏对西方经济侵略作了充分揭露，以此向国人敲响了警钟：“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中国之受毙，盖在此也。”[1](P91) 再次，康有为认为，近代西方列强所发动的侵略，还是一场文化侵略，目的是从精神文化上彻底摧毁、征服中国。在《上清帝第五书》中，康有为指出： 夫自东师辱后，泰西蔑视，以野蛮待我，以愚顽鄙我。昔视我为半教之国者，今等我于非洲黑奴矣。昔憎我为倨傲自尊者，今则侮我为聋瞽蠢冥矣。按其公法均势保护诸例，只为文明之国，不为野蛮，且谓剪灭无政教之野蛮，为救民水火。[2](P202) 鉴于以上所述，康有为特别强调，对近代西方侵略者不能抱任何幻想，必须正视现实。他说： 印度之被灭，无作第六等以上人者，自乾隆三十六年至光绪二年，百余年始有议员二人，香港隶英人，至今尚无科第，人以买办为至荣。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而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兰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及今不自强，恐吾四万万人他日之至荣者，不过如此也。[2](P239) 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2](P237) 康有为指出，近代西方对中国的冲击，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史无前例的特点。他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曩代四夷之交侵，以强兵相陵而已，未有治法文学之事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从古诸夷之所无也。”[1](P169)所以，近代中国人也须付出前所未有的努力。康氏说： 天地为愁，我将何客？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惟有厉愤气以张之。我四万万人知身之不保，移其营私之心，以营一大公；知家之不存，移其保家之心，以保一大国，无富贵之可图，无格式之可循，同舟遭溺，同室遭焚，被发缨冠，奔走呼救，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宜亦仁人志士所不弃也耶？[2](P231) 在康有为看来，在近代西方的侵略下，“国”、“种”、“教”面临全面沦亡的危险；近代中国人只有自立、自强，奋发图强，变法维新，才能摆脱空前深重的民族生存危机，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康氏说：“夫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2](P208) 二、现实中的赏西批中 面对强大的西方侵略者，康有为并没有只限于义愤填膺，而是正视“时变”，理性地、冷静地分析近代西方强大和现实中国虚弱的原因，以便使中国能对症下药，发愤自强，成功地应付近代西方的挑战，适应近代世界大潮。康氏自以为，对“中西相异之故”，能不抱偏见： 仆迩者涉猎于洋学，稍反复中西相异之故，及其所以强之效，亦似稍得一、二。仆深山之人，幼奉儒师之说，长诵先圣之书，未尝识一洋人，未尝与一洋事，其无所偏袒，可不待言也。[3](P535) 那么，近代西方强大的原因究竟何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对近代西方强大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的论述： 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 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 一在立科以励智学也。……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请于国家立科鼓励。……于是国人踊跃，各竭心思，争求新法，以取富贵。各国从之，……故以薄技粗器之微，而为天下政教之大。人皆惊洋人气象之强，制造之奇，而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 一在设议院以通下情也。筹饷为最难之事，民信上则巨款可筹。……人皆来自四方，故疾苦无不上闻；政皆由出于一堂，故德意无不下达；事皆本于众议，故权奸无所容其私；动皆溢于众听，故中饱无所容其弊。 有是三者，故百度并举，以致富强。[1](P169-170) 上引康有为对近代西方强大原因的分析，集中在下面三点：一是外部社会环境（列国生存竞争的国际环境），二是鼓励创新的社会（经济、教育等）机制，三是上下相通的政治体制。应该说，康氏的分析，在当时的主客观认识条件下，是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刻的。由于外部社会环境（生存竞争的国际环境）是客观存在，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康氏特别关注近代西方学术和制度对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 康有为认为，近代西方之所以强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学术及教育。康氏认为，近代西方学术的特点，在于讲究实用，提倡创新，而且通过教育“下逮于民”。所以，康氏非常强调面向全民生计的学术及教育对民富国强的重要性。他说： 泰西之富，不在治炮械军兵，而在务士农工商。农工商之业，皆有专书千百种，自小学课本，幼学阶梯，高等学校皆分科致教之，又皆有会，以讲格致新学新器，俾业农工商者考求。故其操农工商业者，皆知植物之理，通制造之法，解万国万货之源，用能富甲大地，横绝四海。今翻译其书，立学讲求，以开民智。[1](P623) 康有为进一步用美国实例，有说服力地说明了其观点： 美国学堂，乃至百万所，学堂岁费八千万，生徒乃至二千万人，故人才至盛，岁出新书二万，新器三千，民智而国富以强，故养兵仅二万，兵费不及学费十之一，而万国咸畏之。[2](P311) 康有为认为，近代中国如想富民强国，就必须学习、引进近代西方“适于时用”、日新月异的学术成就及面向大众的教育制度。他说： 我中国民四万万，冠于地球，倍于全欧十六国，地当温带，人民智慧，徒以学校不设，愚而无学，坐受凌辱，是遵何故哉？盖泰西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吾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故也。故欲富强之自立，教学之见效，不当仅及于士，而当下逮于民，不当仅立于国，而当遍及于乡，臣为我皇上筹之。[2](P311) 然而，康有为认为，近代西方之所以能够日新月异，在于其制度上的鼓励和保证。他说： 泰西所以富强，所以智慧，所以通大地而测诸天、致精极奇惊犹鬼神者，无它，倍根立专卖特许之法而已。……吾无此法，故著新书制新器者竭其毕生之心思财力，不旋踵而为人所摹，重刻再制，沓沓滔滔，权利不专，谁则竭诸？此虽小道，而关系远大，岂可不图！[4](P774) 康有为认为，“制度”是近代西方实现富强的最基本原因。康氏以为，西政（制、法）之美，在于其通人性、“得我心”，在于其“爱惜民命”、[1](P81)“犹犹乎多爱民之意矣”，[4](P788)与压制人性、阻碍发展、“生民失托”[3](P124)的现实中国政制，形成鲜明对照。康氏说：“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4](P743)他又说：“今泰西之言治道，可谓盛矣。其美处在下情能达。”[3](P348) 所以，在康有为看来，批判、废弃压制人性、阻碍创新的现实中国政制，学习、借鉴“一切与民共之”[3](P537)的近代西方政制，是必然的。康有为说： 泰西诸国并立，交际有道，故尤讲邦交之法，推而施及生民应受之法。力既绌而不得尽伸，则不得不折衷于理。观其议律，能推原法理，能推人性中之法，直探真源。……今吾中国之法，……外之邦交，内之民法，皆当与人通之。……且同一狱也，吾民当杀，而彼民仅禁锢数月，民怨其上，吾将驱民安归？交涉日多，此岂不为大忧乎？故法至今日，亦不能不变通尽利者也。[4](P812-813) 中国若不“借鉴”西政，变法维新，“吾将驱民安归？”若不变法，中国人民的生命尊严、人生幸福、人性圆满，将何所寄托？将从何谈起？ 三、理想中的崇古抑西 我们已经在前面谈了康有为对近代西方的学术和制度的赞赏，同时也批判现实中国的社会政治弊端。然而，这仅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康氏还高扬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并指出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制度的局限。 关于中国古代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及其近代回响，学界已有专文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是想指出，通过搜索、引用古代有关记载，康有为向我们说明，在古代政治中，特别是在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之前的远古“三代”政治或“三代”以前原始民主政治（康氏说：“五帝三王之治天下，不敢有君民之心，甚精，……中国君主始于夏启，以前皆民主。“[5](P209)中，蕴含着丰厚的人性基础，体现了“使人人皆得乐其生，遂其欲，给其求”[3](P181)的终极政治追求。 康有为认为，孔子继承、发扬光大了远古政治传统中的人性诉求。他说：“孔子改制‘六经’，与民同患，席不暇暖，救民之厄，……生民得托命焉。”[1](P45-46)他引用《说苑·至公》（西汉刘向撰）的说法： 夫子行说七十诸侯无定处，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人事浃，王道备，精和圣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4](P246) 康有为认为，尽管与失掉先王古圣本旨的现实中国社会政治（“后世”）相比，近代西方社会政治更能代表（“暗合”）、更接近先王古圣之意，但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现状仍离中国古代圣人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状态甚远——“犹未几于太平也”。[4](P788)康氏说： 然泰西之政，比于三代，犹不及也。三代有授田之制以养民，天下无贫民，泰西无之。三代有礼乐之教，其士日在揖让中，以养生送死，泰西则日思机智，惟强已而轧人，故其教养皆远逊于我先王也。[3](P537) 不管是出于对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理想的真诚人性共鸣，还是出于满足近代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心理需要，高扬中国古代的“太平大同”社会政治理想，确实使康有为得以凭借这一思想或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在严厉抨击君主专制制度的同时，也获得了对近代西方社会政治现状的相当批判能力，使他不至于盲从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实践，使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依据人性的普遍价值，结合近代中国的实际，有选择地借鉴西方经验，进行创造性工作。 应当指出，从总体上看，由于现实中国在近代世界中的落后地位，在早期康有为的有关思想中，对近代西方的赞赏（有时甚至可能存在理想化倾向）还是占主导地位的。 四、会通中西的历史贡献 康有为认为，凡是人，无论生活在何时何地，都具有共同或共通的人性。换言之，在康有为心目中，人性是一律的或一致的。 康有为指出：“若名之曰人，性必不远，故孔子曰：‘性相近也。’”[5](P3)康氏说：“夫性，就其异者言之，则万物莫不异；就其同者言之，则圣人与平人不甚殊。”[1](P424)他说：“理本大同，哲人同具，否则人有宫室、饮食，而吾亦将绝食露处矣。”[1](P794)正是在这种人性一律（一致）论的基础上，康有为使近代的中西会通工作完全成为可能。无论古今中外，都具有共同或共通的基本价值观、基本道德规范。康氏说： 若夫义理之公，因乎人心之自然，推之四海而皆准，则又何能变之哉？钦明文思、允恭克让之德，元亨利贞、刚健中正之义，及夫皋陶之九德，《洪范》之三德，敬义直方，忠信笃敬，仁义智勇，凡在人道，莫不由之，岂能有中外之殊乎？[3](P1038) 康有为主张，人类的基本价值没有国界。[6]他又说： 《春秋》者，万身之法、万国之法也。尝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盖圣人先得公理、先得我心也，推之四海而准也。[4](P812) 康有为认为，基于共同的人性，无论古今中外，社会政治理想和实践都有相通或“暗合”之处。所以，无论古今中外，只要有利于人性圆满、民族富强的学术和制度，近代中国人都可大胆地拿来、借鉴、采用；而且，这种大胆的拿来、借鉴、采用，完全可以不必以普遍人性、民族尊严的丧失为代价。康有为等人在《上海强学会章程》中说：“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古孔子先发其端，即历代史书、百家著述，多有与之暗合者，但研求者寡，其流渐湮。今之聚书，务使海内学者知中国自古有穷理之学，而讲求实用之意，亦未遽逊，正不必惊望而无极，更不宜画界以自封。泰西通都大邑，必有大藏书楼，即中国图籍亦藏弆至多。今合中国四库图书购钞一分，而先搜其经世有用者，西人政教及各种学术图书，皆旁搜购采，以广考镜而备研求”。[1](P197)康有为说： 近年西政、西学，日新不已，实则中国圣经之义，议院实谋及庶人，机器则开物利用，历代子史，百书著述，亦多有之。但研究者寡，其流渐堙，正宜恢复旧学，岂可让人独步？今之聚书，务使人士知中国圣人穷理之学，讲求实用，无所不备。[1](P621) 康有为主张，在寄托着普遍人性或人类普遍理想价值的“中学”、“经义”或“古意”基础上，“节取”、“借鉴”近代西方的“专门之学、高异之行”，[3](P537)是中国走向民族富强、实现人类普遍理想的不二途径。康氏说： 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学不能会通之故，故由科举出身者，于西学辄无所闻，由学堂出身者，于中学亦茫然不解。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今世之学者，非偏于此即偏于彼，徒相水火，难成通才，推原其故，殆由取士之法歧而二之也。臣以为未有不通经史而可以言经济者，亦未有不达时务而可谓之正学者，教之之法既无偏倚，则取之之方当无异致，似宜将正科与经济岁科合并为一，皆试策论，论则试经义，附以掌故；策则试时务，兼及专门。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2](P294-295) 有必要说明一下，与主要指传统“纲常名教”和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洋务派“中学”不同，维新派心目中的“中学”（“经史”），核心成分为古代经义中仍然保存着的全人类共通或“暗合”的价值理想（如“天下为公”的太平大同理想，或一体共生的仁道理想）；与主要指自然科学技术的洋务派“西学”不同，维新派心目中的“西学”（“时务”），既包括近代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更包括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社会政治制度。 所以，康有为一再强调，“经史时务，两者并重”，[2](P295)“义理以觇其本源，时务以观其经济”，[2](P265)“通经史而讲时务”，[2](P312)“上法三代，旁采泰西”。[2](P313)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出康氏“会通中西”的良苦用心。 美国学者张灏先生认为，“1840年后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传统和西学之间有意识的思想相互影响仍然是孤立的和表面的”；在19世纪90年代，正是通过改良运动中的弄潮儿康、梁等人的巨大努力，“西学和传统文化之间建立起具有重大意义的文化交流。……因此，19世纪90年代的改良运动是一场真正的思想运动”。[7] 对于康有为为摆脱深重民族生存危机而作出的巨大努力，对于他为变法维新而作出的会通中西之重要历史贡献，历史不应忘记。 笔者以为，过去的史学研究者过分专注于诸如“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之类的差别，而较为忽视全人类或“古今中西”的共通之处（共同人性、共同理想、共同文化本质等）。这样，以往学人讨论康有为历史功过，难免失于偏颇。 【参考文献】 [1]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二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2] 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上册）[Z].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一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4] 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 康有为.长兴学记 桂学答问 万木草堂口说[M].北京：中华书局，1988. [6]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460. [7] 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3-4. （资料来源：《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6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