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维新派对发展科学技术的认识
甲午战争失败后，在急剧变化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派别——维新派，他们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提出了维新变法的改革方案。他们是如何认识科学技术在近代世界中的地位的？又是如何看待先前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活动的？他们对中国发展科技事业有何新的设想？本文拟以甲午战争失败后到戊戌政变前为时限，就这些问题作些探讨，以就教于读者。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1 对近代世界科技作用的认识
戊戌维新运动是在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维新派较之洋务派，他们对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898年，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进呈日本明治变政考序》中，对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局势作了这样的描述：“今者四海棣通，列国互兢，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在这段话里，康有为准确而形象地概括出了近代世界的两个特征：一方面，近代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竞争的世界。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世界，弱肉强食的世界。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依靠日新月异的制度更新、科技创新快速发展起来，成为世界舞台的主角。他们拥有的先进交通通讯工具直接把世界联结在了一起，落后国家注定要被卷入世界大潮之中，再也不可能置身于世外桃源。这种历史的必然是落后国家根本无法阻挡的，阻挡只有灭亡。如果要生存，只有“采而用之”。康有为断定，这是“公理正则，无可遁逃者矣。”[1]
维新派对世界局势的认识和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要比先前洋务派的表象认识前进了一步，大体上把握了当时的时代走向。他们提出维新变法的理论观点、方针政策都与此有关。而他们对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是与他们对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认识分不开的。
首先，维新派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方面，他们认识到正是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大大地缩短了国际间的空间、时间距离，把原来隔绝的世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这个开放的世界绝不是人们传统观念中的世界所能比拟。谭嗣同认为：“轮船铁路电线德律风之属，几缩千程于咫尺，玩地球若股掌，梯山航海，如履户域，初无所谓中外之限，若古之夷夏”[2]。樊锥描述说：“统地球有大血轮焉，有大气筋焉，此无人调之养之者，其几微见矣。故轮船、火车、电线、邮政，调血轮养气筋之大物也。”[3]他形象地把地球比作一个有血脉、神经的人体，而近代的交通、电邮就有调神养血的功能。维新人士认识到，随着科技的发展，世界交往逐渐增加了，地球明显缩小了。“跨海之汽舟”、“缩地之飞车”已经是四海风行，五洲响应，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得了。他们是以赞赏的目光来看待近代科技所具有的“上关国计，下益民生”的作用的。如果没有这些，那么近代世界反倒成为不可理解的事情，“环球十万里，大小数百国，非轮舟铁路，何以捷往来？非电线德律风，何以通文报？”近代世界是离不开它们的。这是“天意”，是“天假手于西人，以成兹地球一统万国会同之法物也。”（[4]，202页）这个开放的世界就是近代科技的直接产物。维新派丝毫没有畏惧这个世界的降临，而是满怀喜悦期待着这个时代的到来。
另一方面，维新派也清楚地意识到发展起来仅仅几百年的近代科学技术，正是资本主义国家用以对外侵略扩张的凭借。康有为说，现在西方国家的电线、铁路环绕地球数十匝，宫室、桥梁、道路、服食、器用雄壮华美，卓然特立。这些都是百年来骤然兴起，四千年未有的情景。因为有雄厚的物质基础作后盾，西方列强“扬跨海之巨帆，辟大荒之新地，尽横地旧国翦灭而蹙蹍之，真可谓强盛者也”（[5]，626页）。它们在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绝出前古，横被全球，其汽船、铁路、电线、汽球并出齐奏，绝地通天，欧人用以囊括四海，席卷大宇，无有留者”[6]。康有为认识到西方列强科技的每一个进步，就意味着落后国家多一分险情，西方列强科技的空前发展，正是落后国家的灭顶之灾。他举例说，运用蒸汽机的英国、法国，国土面积、人口数量与越南、缅甸、突尼斯等国相当，但其国力是这些落后国家的数十倍，它们侵略这些落后国家“如巨象之压猫犬，曾不一蹴矣。”[7]它们之间力量的对比是相当悬殊的。落后国家难逃被凌辱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家乡亲历了发达科技的严复，还看到了资本主义科技发展在国内所带来的双重影响。他说：“二百年来，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制作之精，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汽舟、铁路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余。”他在赞扬西方科技发展给民生带来益处的同时，也看到了科技发展“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看到了由此产生的更为悬殊的贫富贵贱分化。他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8]，24页）激烈的阶级对抗和社会斗争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维新派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国际竞争的态势，国际间的争斗已经由先前的“力胜”转向“智胜”。
梁启超在纵论国际大势时说，世界数千年来，蒙古人曾经横扫亚欧，回回人一度驰骋欧亚，几欲独霸天下，都是由于“力之强也”。但近百年以来，欧罗巴众国，高加索族人，“藉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则是因为“智之强也”。他认为，现在世界各国的“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9]，17页）康有为也明确认识到：“夫今天下之战，斗智而不斗力”（[5]，626页）。在分析维新派对世界局势的看法时，单单从“力”“智”的字面意思来考究，也许不会引起人们的留意。实际上，这里已经蕴含着他们对近代科技在国际斗争中重要地位的清醒认识。
康有为说：“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10]，583～584页）他一语道破了西方强盛的物质原因就在于其广泛开展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给光绪皇帝的第一条建议便是“立科以励智学”。他说：“泰西当宋元之时，大为教王所愚，累为回国所破，贫弱甚矣。英人倍根当明永乐时创为新义，以为聪明凿而愈出，事物踵而增华，主启新不主仍旧，主宜今不主泥古。”从此之后，泰西开始强盛起来。近百年来，创轮舟，置电线，设铁路，纵横午贯，富甲大地，船械横行四海，遍收四洲为属地。“推所自来，皆由立爵赏以劝智学为之”[11]。西方因“劝智学”而富强甲天下，泰西内部各国也是如此，谁崇尚“智学”，谁即是强者，胜者。他举例说，普国胜法国之后，“俾士麦指学生语之曰：‘我之胜法，在学生而不在兵。’以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也。”[12]严复也说，在明朝之前，西洋的学术与中土不相上下。但此后，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原因就在于西洋“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数诸学，则籍以教致思穷理之术；其力质诸学，则假以导观物察变之方，而其本事，则筌蹄之于鱼兔而已矣”（[8]，29页）。西洋富强的重要原因在于大力发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应用，在于倡导不因袭古人，不迷信旧说的科学创新精神。这是康有为和严复的一致看法，尽管他们之间的政治观点有不尽相同之处。
戊戌维新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已经由蒸汽时代进入了电气时代。兴起于世界一隅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科学技术的优势把其势力伸展到了全世界。“在1492年，当哥伦布第一脚踏上新大陆时，欧洲人的统治只占全球的9％。1801年，他们统治了三分之一的世界，到了1880年就占据了世界的三分之二……”[13]19世纪末期，资本主义国家侵占殖民地的情形已同康有为所说“海外略地已竟”[14]。然而，这却同历史上依靠金戈铁马攻城掠地，但不久便会灰飞烟灭的军事封建帝国是截然不同的。维新派认识到，处于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科学技术是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这正是近代世界明显不同于古代世界的显著特征。
维新派认为世界进入了“智胜”时期。那么，“智”何由生？他们一致的看法是生于“学”。在当时，维新派所谓的“学”有多种全称，也有多种含义。如“学问”、“智学”、“新学”、“实学”等。维新人士在使用这些名词时，一般包含了社会学说和科学技术两方面的内容。如谭嗣同在南学会演讲“学问可以保国”的道理时，明确指出：“所谓学问者，政治、法律、农、矿、工、商、医、兵、声、光、化、电、图、算皆是也。”[15]有时，他们又突出科学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唐才常总结当时所谓“新学家”的主张，认为：“不过曰格致也，富强也，公法律例也”，但“第以公法律例言，似不及格致之可以雄其国、智其民”[16]。在此他强调了科学在富强和开启民智方面的作用。还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则纯粹指科学技术，丝毫不包括社会学说方面的内容。这些表述说明维新派把近代科技看成是学术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或主要组成部分。
“学战”思潮的涌现和不断高涨是戊戌维新时期一种值得注意的社会现象。维新人士对“学战”思想多有论述。他们还极力向社会传播这种思想，如主要由维新派主持的南学会多次阐述“学战”的道理，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有人还用“学战”一词来给学会、公司等命名。“兵战不如商战，商战不如学战”[17]成为人们传颂一时的流行语。这反映了国人在与西方列强的接触斗争中，对对手的认识在不断地深化，斗争策略有了新的变化。所谓“兵战”自然是指洋务派开展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商战”思潮是早期维新派在批评洋务运动局限性时逐渐形成的。对资本主义社会比较了解的王韬认为西方国家是“恃商为国本”[18]。亲身参与洋务运动的薛福成也认识到：“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19]。郑观应则明确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20]的论断。从洋务运动时期的“兵战”、“商战”到维新时期“学战”呼声的高涨，可以清楚地看出国人认识西方列强是从军事力量到经济实力，再到其拥有的科技优势的认识过程，这说明了先进的中国人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应当说，这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同时也包含了先进的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认识的进步。
洋务运动时期，洋务派把科学技术的应用范围主要限定于军事领域，维新派则不然，他们提出中国要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要把科学技术应用于工业、农业、军事等领域，无论士、农、工、商等都要学习掌握科学技术。他们追求的资本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运用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更能发挥科学技术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
2 对洋务派科技指导思想的批评
众所周知，维新派因提出实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案，而使维新运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事实上，他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对长达30年之久的洋务运动科技活动的反思和批评，也使戊戌维新在中国近代科技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地位。
甲午战争后，梁启超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21]同样的事情，在其师康有为的口中是这样叙述的：“昔吾中人之至德国也，必问甲兵炮械，日人之至德国也，必问格致。德相毕士马克曰：‘异日者，中国其为日弱乎？’”（[5]，626页）康、梁通过这样一个简短的故事提出疑问，中日两国几乎同时起步学习西方，为什么出现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结局？他们一致认识到这是由于中日双方决策者的指导思想不同而造成的。梁启超认为，中国学习的是西方强盛的表象，而日本学的是其强盛的本原。康有为则进一步明确地归结为中国注重的是甲兵炮械等军事技术，而日本着重于基础科学。
事实上，维新人士对洋务运动时期的科技活动有一个大致相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洋务运动在学习西方过程中只提倡一些枝枝节节的改革，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并没有学到西人强盛的本原。其中，重视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而轻视基础科学，成为洋务运动时期科技活动的指导思想。他们指出，这是一种本末倒置，轻重失宜的错误决策。甲午战争的失败便是有力的佐证。
康有为在总结洋务运动时说：“吾自交涉以来，同、光以前，中外议臣，亦未尝不言变法，而都其所见，率皆在筑炮台、购兵舰、买枪炮、练洋操而已”[22]。他认为这些“变法”举措是远远不够的。谭嗣同批评洋务派所学习的科技，“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耳，电线已耳，火车已耳，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耳。”“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23]，202页）。维新派认为，仅仅推行这些“补漏缝缺之谋”是根本改变不了当时中国所面临的衰弱局面的。梁启超以洋务运动时期的译书为例，批评洋务派的科技指导思想是“专以兵为主。其间及算学、电学、化学、水学诸门者，则皆将资以制造，以为强兵之用。此为宗旨刺谬之第一事，起点既误，则诸线随之。”梁启超正确指出，洋务派把自然科学置于军事技术的隶属地位，正因为这样的错误决策，所以许多事情就随之走错了方向。他接着说：“当知西人之所强者兵，而所以强者不在兵。不师其所以强，而欲师其所强，是由欲前而却行也”。[24]他认识到，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不首先学习基础科学，只学习其军事技术，只能是事倍而功半，想走捷径却绕了弯路。康有为告诫当政者，中国如果继续推行洋务运动时期那种“但言军兵炮械而不兴物理之学”（[5]，626页）的科技政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总之，洋务派和维新派对科学与技术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洋务派的科技思想和政策中，主要以实用为目的，技术重于科学，科学是技术的附庸，是为技术服务的，处于从属的地位。而维新派认为科学重于技术，科学是技术的基础，要掌握技术，必须先学习科学。他们认为洋务派的科技政策和科技活动从根本上走错了路子。
众所周知，洋务运动以引进西方近代技术为手段，以实现军事近代化为主要目标。因此，军事近代化的成功与否理应成为判断洋务运动成败得失的主要标准。维新派批评洋务运动正是从洋务派最着力的军事方面来展开的，可谓深中要害。他们认为，正因为洋务派把科学与技术的位置摆错了，洋务运动是不会有多大功效的，且不说洋务派致全力所讲求的仅仅是“枝叶”，而不是“根本”，“况枝叶尚无能讲者”。谭嗣同仅以现成的枪炮操作为例批评说，洋务运动时期，平日自命为读书才士之人，对于“左右前后之炮界若何？昂度低度若何？平线若何？抛物线若何？速率若何？热度若何？远近击力若何？寒暑风雨阴晴之视差增减若何？”（[23]，202～203页）没有一个人能说得上，其他更无从谈起。连最基本的科学知识都不具备，洋务运动怎么能成功呢？
有着较高科学素养而又身在水师学堂的严复，对近代科技条件下的战争更有深刻的认识和切身的体会。他认为，现在的战争须臾离不开科学知识的支撑，“不知曲线力学之理，则无以尽炮准来复之用；不知化学涨率之理，则无由审火棉火药之宜；不讲载力、重学，又乌识桥梁营造？不讲光电气水，又何能为伏桩旱雷与通语探敌诸事也哉？”[25]而中国将帅都是一些不学无术之辈，于行军相地的相关科学知识全所不知，依靠这样的将帅率兵向敌，国家不亡，算是幸事！严复对科学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当时的中国，制船炮练军实，开矿产裕财赋，讲通商务树畜，开民智正人心，离开科学无一事能举。
维新派之所以能对洋务派的科技思想提出较为深刻的批评，主要在于他们自己对近代世界的“科学”与“技术”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做了一番理论的探讨。康有为自称，经过一番深思辨析之后，他认为欧洲“骤至盛强”的“本原”，不在军队的操练，不在炮械的精良，不在机械的灵巧。而在“其开智学而穷物理也，穷物理而知（疑脱“造”字——引者注）化也。夫造化所以为尊者，为其擅造化耳。今穷物理之本，制电、制雨、制冰、制水、制火，皆可以人代天工，是操造化之权也。操造化之权者，宜其无于敌也。”（[5]，626页）在这里康有为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准确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欧洲的强盛在于开创智慧聪明之学，进而探索天地万物的道理；由探索事物的内在规律，知道自然界万物变化生成的规律。此处的“穷物理”实际上是“科学”的目的和功用，“擅造化”就是“技术”的主旨和应用。“穷物理之本”，就可以“以人代天工”，也就是“操造化之权也”。“科学”是“技术”的本原，掌握了先进的科学便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康有为把资本主义国家强盛的“本原”完全归之于科学技术，当然有不妥，科技发展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对落后国家的掠夺。但他对科学与技术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分辨是有意义的。梁启超在其编写的《西学书目表》中，确立了一种新的图书分类方法。他明确地把自然科学的书目归入“西学”一目，而把技术类书籍划为“西政”一类。
严复对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有较为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他认为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知未知”，而技术的应用在于“求能不能”。作为“学问之士”的科学家“倡其新理”，称为“事功之士”的技术专家“窃之为术”。科学与技术又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科学研究是技术应用的先导，技术是科学发明的具体应用，二者相资相成，对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科学的理论研究将在指导人类的实践活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26]，48页）
维新人士对洋务派科技政策与活动失误的批评还承继了甲午战前一些有识之士的看法。事有凑巧，早期维新派人物陈炽也讲述过与康、梁所述的同一个故事：“十五年前，德相毕斯马克之言曰，华人之至德国者，必询何式之船最坚也，何项之枪炮最精利也。日本不然，专考化、重、光、电诸学及工艺商务之本原，回国之后，皆自能制造。”（[4]，223页）他说，中日战争胜败之原，在十年前已经洞若观火。陈炽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但他在写于甲午战争之前的《庸书》中就已经讲述过这个故事，并引述俾斯麦的评论道，当今的机器制造，日异月新，中国所购买的船炮不出十年，锈涩苔黏，半成弃物。中日之间之所以出现这种不同，就是由于中日双方决策者指导思想的不同：“日人求其本，华人骛其末，日本意在富国，中国意主强兵。”[27]可以看出，他对俾斯麦的评价是很信服的。其实，当时感悟到洋务运动科技活动失误的人不仅仅是陈炽一人。如郑观应也认为，中国学习西方应该分清本末，辨明轻重。洋务运动仅仅学习文字语言、枪炮战舰，根本没有触及西学的“精微广大之处”。他说，语言文字是西学之末，格致制造是西学之本。并特别强调西方“各国最重格致之制。英国格致会颇多，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28]，157～158页）。他指出：“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28]，156页）。洋务派的学习西方只是浅尝辄止，有名无实。
1884年，在华的德籍传教士华之安出版《自西徂东》一书，他在该书的序中对当时的洋务运动有这样的描写：“中国在上之人，亦有令兵丁学西国之炮火、洋枪者，亦有学西国之轮船、电报等项者，亦有用轮船航海为生理，开矿亦用西国之法者，然此非不美，而究未能得西国至善之道也。如此之学，譬如树之有寄生，外实好看，而日蚀树之精汁，日久蚀之，其树必枯。盖中国人非有至精之学问，由已心之智慧而成各项之技艺，徒倚赖于人，此无根本之学，亦犹寄生之暂时好看，日久必害其树，是知无本之学，必害其国也。”花之安的这种比喻是比较恰当的。中国如不把引进的西方科学技术消化吸收，真正掌握到手，实现科技的本土化，只依赖于技术引进，非但无益，而且有害。因此，他对当时洋务运动的评价是“学问失其要，徒得西学之皮毛，而不得西学精深之理，虽学亦无甚益耳”（[29]，146～147页）。那么学习西学的根本在哪里？花之安除了大肆宣扬中国要学习“耶稣之理”外，还是提出了一些有见地的看法，他说，中国应该“不拘于小技，精通西人格物、数学、天文各项之蕴奥，由此发出妙义，以创制显庸，并不必假手于他人，斯可长久而不坏，真如美树之根深叶茂，其接续者，皆美好之物，而非徒如寄生之好看也。”（[29]，149页）花之安作为具有一定科学素养的西方传教士，当然对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以及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是很清楚的。这是对洋务派科技活动较早的批评言论。以上这些中外人士对洋务派科技指导思想的批评对维新派产生了影响。
维新派还进一步剖析了造成洋务派科技政策失误的原因。梁启超指出，中西之间亘古隔绝，往来无多，缺乏了解。近世以来双方才开始接触，但这种接触是通过战争这种特殊方式进行的，经过几次战争的失败剧痛，中国惊恐地发现西方的军事力量是可畏惧的。因此便认为，西方所以胜于中国的只在其军事方面，我们只要学习其军事技术便一切问题解决了。实事求是看，梁启超所说的这种认识水平在洋务运动之前和洋务运动初期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的普遍认识，也是闭关自守的中国在学习西方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认识阶段。但洋务派并没有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调整自己的指导思想。在梁启超看来，如果前者还算事出有因，那后者就不能原谅了。严复批评洋务运动的当政者“于其艺学一无所通，不通而欲执其本，此国财之所以糜，而民生之所以病也”[30]。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洋务运动的失败是洋务派缺乏对科技了解的必然结果。确实，领导洋务运动的洋务派尽管热衷于发展科技事业，但却对当时整个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大势不甚了解，对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没有做出过明确的论述。他们根本不可能根据世界科技发展的趋势制定中国发展科技的战略。
甲午战争的结局恰巧验证了德国首相俾斯麦的预言。诚然在甲午战争中，日中之间的胜负绝不单单如俾斯麦所说，日本的胜利在于学习科学，中国的失败在于只学习军事技术，但它又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
3 对中国发展科技事业的设想
认识到科学技术在近代世界的重要作用，总结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发展科技的经验教训，维新派提出了中国发展科技的新思路。
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力推动科技立国的战略，是维新派维新变法纲领的重要目标。维新派普遍认为，处于世界科技飞速发展和竞争的新时代，中国发展科技事业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康有为认为：“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士人通物理不可。”（[10]，585页）这样康有为把中国发展科学、振兴实业和维新变法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严复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沙千载，成饭无期’者矣。”（[26]，43页）他们把振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科技事业上。在中国发展科技事业成为维新派的共识，成为其维新变法纲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康有为的弟子何树龄大声疾呼，中国需要扭转士习，把全国知识分子的注意力引导到科学技术方面来，把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作为知识分子的必修课，“务使泰西农工商矿之书，天文地理之学，化光电重之器，如米盐水火，汗牛充栋，月异而岁不同焉，剞劂氏恃之为恒产焉，书贾恃之为利薮焉，师长以此课其生徒焉，父兄以此勉其子弟焉，朋友以此誉其交游焉，如是则风气既成，人心顿变，是非既定，国本自立”[31]。这种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立国之本的思想是新颖的，也是深刻的。
维新派认为中国学习先进的科技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也是完全可能的。与顽固派坚决反对学习近代科技不同，维新派不仅欢呼科学时代的到来，而且还认为中国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不以中国在当时遭受列强侵略而悲观丧气。相反，却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变革时期，是中国走向新时期的转折点。如谭嗣同所说：“吾约计开辟以来，战国与今日遥遥相映，时局所皆极危，却又是极盛之萌芽。”[32]维新派认为，西方列强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侵略中国，但也给中国带来了发展科技的机遇。谭嗣同满怀豪情地说：“天将文明我中国，故使大地沟通，巨溟杯泻，汽船电线，藤交络会于太平洋之西亚细亚之东”[33]。世界给国人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使生于当今的人更容易吸收采纳近代科学文明。因为科学中的许多道理，早已经过西人的探索与发现，我们可以次第取而用之。比如医学，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的解剖成果，以勘订中国医书的差误，也用不着再亲手实验解剖。科学中的其他许许多多道理方法，都是经过多次试验证实而得出的，我们可以考察其利弊而效法之（[23]，216页）。
近代科学的发源地在欧洲，但它是世界各民族人民的智慧结晶。科学技术是没有国界的。康有为认识到，西方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已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中国现在才开始发展，如果不借鉴西方已取得的成果，中国自行发展，也要经历数百年的时间，最好的办法是引进他们的科学成果，“彼作室而我居之，彼耕稼而我食之，至逸而至速，决无舍而别讲之理也。”（[5]，584页）这样，中国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可吸收西方的科技成果。康有为还再三提到日本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成功经验。他指出西方自培根创立科学方法以来，经历了五百年才达到如今的科学发展水平，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只三十年就全部吸收了。“是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5]，585页），则中国在三年之内就可成功。康有为所设想的中国快速发展科技事业的方案，不免有点天真，但他向西方学习科技的积极态度是可取的，他所提出的学习西方科技的途径是正确的。
发展科技靠人才，人才之出在教育。维新派扩展了洋务派的科技教育思想，他们提出的思路是把科技教育与大众化教育相结合，寓科技教育于大众化教育之中，以大众化教育推广科技教育，提高民众的整体文化水平和科技素养。用他们的话来说叫做“兴新学以开民智”。康有为曾多次表述过这样一个观点，即“泰西之强也，在开民智也”（[5]，942页），并进一步指出：“夫才智之民多则国强，才智之士少则国弱。”（[34]，131页）梁启超也认为，处当今世界言自强，开民智为第一义。这种观点在维新派中间是很普遍的。而严复在此方面的思想尤为独特。严复在《原强》中写道：“夫白海禁既开以还，中国之仿行西法也，亦不少矣：总署，一也；船政，二也；招商局，三也；制造局，四也；海军，五也；海军衙门，六也；矿务，七也；学堂，八也；铁道，九也；纺织，十也；电报，十一也；出使，十二也。凡此皆西洋至美之制，以富以强之机，而迁地弗良，若亡若存，辄有淮橘为枳之叹。”[35]严复的这段话经常被人们引用作为他对洋务运动的批评。这样理解并不为错，但总嫌不达原旨。其实，这句话与其说是对洋务运动的批评，不如说是对中国国民素质的反思和批评。这是一种深层次的思考。事实上，严复并不像其他维新领袖人物那样多地对洋务派的具体活动直接批评。如果有的话，他往往是把这些事件放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寻找更深远的社会原因。他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在三者之中，首务在于开民智，而开民智的工作是离不开科学的。严复以科学开民智的思想是一个包括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多层次的系统工程。在他看来，科学开民智是要依靠渐进的教育，而不是激烈的政治运动。这正是严复不像康、梁等那样积极投身于实际政治活动的思想原因。他在当时就给人留下了“可坐论而不可起行”的印象。这正是严复作为科学启蒙思想家，而不是政治活动家的面貌出现在中国近代史上的。
维新派的科技教育大众化方案是在对比中西方社会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这方面，康有为的学生徐勤论述尤为周详，他说，泰西诸国男女老幼莫不有学，从负床之孙、襁褓之子已开始用日用图器进行启蒙教育，如船舟、铁路、电线、筑堤、连屋、修路、造桥等事，都做成可分可合的小型玩具，让小孩从小熟习这些事情。稍长便手足灵便，创意精奇。及到童年，则不分男女皆入幼学，开始学习数舆、方名、地图、天球、音乐、图画、物产、图算、历史、礼教。如有不入学者，罚其父母，故举国无不识字之人。非但识字而已，且举国无不初通天文、诸星、地球、万国物产、图算、历史之人。然后选拔才秀者，升入郡学，不能升者，退而为农、为工、为商、为兵，亦皆学有本原，而足以考植物之学，制造之书，万货之源，武备之事，乃至聋哑废疾，皆有新法以教之。“而后国家欲有所措施指挥，乃能应其意而趋其功以集其事。”（[36]，121页）回观中国的情形又怎样呢？徐勤道，中国自号为教化文明之邦，然妇女没有读书识字的权利，个别号称闺秀者即使能稍弄笔墨，也只是涂丹黄、填韵语，不足称学。这样，四万万人已去其半。此外，边远山区，少数民族，民不识字，学不足额，待命于巫。奴隶、蛋户、乐籍不许入仕，不敢读书以求知识。耕农之户，室无诗书，家乏衣食，望读书识字若云天。像这样的人又占了十分之九。二万万之中读书者只有二千万人，且此二千万之中，但责诵读，不求义解者，又十去其九。只剩下的二百万人从事于操觚属文，以求应有司之意。他认定，中国的倾败之由就是由于推行愚民政策的缘故。“愚民之术，莫若令之不学，而惟在上者之操纵，不学而愚之术，莫若使之不通物理，不通掌故，不通古今，不知时务”（[36]，125页）。两者相较，判若天壤。在这里徐勤把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描绘得如此诱人，自有其出于政治宣传的渲染。但是他的比较使人们认识到，在西方社会实行的包括科技在内的普及教育是和中国传统教育有根本区别的。在文盲占绝大多数的中国，只有极少部分人可能接受教育。而且这种教育是根本没有科技内容的，是一种愚民教育。他认定，中国的教育需要一种新的理念来指导。
维新派科技教育大众化的思想也是在总结洋务运动科技活动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其政不新其民，新其法不新其学”，这是唐才常对洋务运动的评价。这是一句很值得玩味的话。在他看来，洋务派推行洋务活动自然是新的政策举措，但他们从来没有推广普及科技教育，使科技知识大众化；从来没有从“新民”的高度来认识问题，使广大人民掌握科技知识。他们只是关心洋务事业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这样便失之于寡；他们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时主要把它理解为“技艺”，主要注重于技术，即使知道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科学，也是从技术的运用角度来看待科学的，没有把科学看作是“学问”，没有从“新学”的高度来认识问题，这样便失之于浅。维新派不仅突破了洋务派在此两个问题上的局限，而且还意识到这两个问题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即“欲新民必新学”[37]。必须让人民掌握新知，掌握科技；必须使新知、科技走近民众。
戊戌维新时期实施科技教育大众化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如学会、报刊、译书等。其中，学校教育便是维新派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维新派学校教育的主张是在吸取了洋务运动时期学校教育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他们批评洋务派“不惜糜重帑以治海军，而不肯舍薄费以营学校”。而且，洋务派举办的同文馆、广方言馆、水师学堂、武备学堂、自强学堂、实学馆等少数学校，也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的优异人才。这除了以“兵学”为主的办学指导方针之外，有三个根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日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9]，20页）维新派在总结洋务运动科技教育的教训时，明确了他们的教育改革方案。改革乃至彻底废除科举制度，加强科技教育是维新派的共同呼声。康有为认为，要开民智，“宜改武科为艺科，令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而测量、图绘、语言、文字皆学之。”（[34]，131页）不仅要破旧，还要大张旗鼓地立新，建立新式的近代科学教育体制。“欲兴新学，宜特设学部大臣于京师，以纲领大学之事；又于各直省多建中等下等格致书院，分门课实，即以其递升之差，为科目之的。”[38]维新派主张借鉴国外的分科方法，进行深入的专业教育。“观日本讲求格致之书，诸学粲然，而理学之书繁博，分小学、高等之级，入门、读本之次，教授之法及其大学纪要之详。”（[5]，626页）康有为提出以日本为样板，科学教育要实行专业化、等级化，全面推进科学教育。这也是其他维新人士普遍的认识。他们设想的普及科技教育的举措是多方面的，也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如果从甲午战争失败起到戊戌政变止，戊戌维新运动也就短短的三、四年时间。在这短暂的时期内，维新派用比较宽广的眼光重新审视世界，充分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推动人类进入近代世界的主要动力。他们站在一定的认识高度，对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科技指导思想和活动提出尖锐的批评，并在总结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发展科学技术的新方案。这些言论和思想，在维新时期和戊戌政变失败之后曾经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也是中国近代科技史上一笔不该被忘却的宝贵财富。当然维新运动作为一场政治改革运动毕竟是失败了。维新派提出的许多发展科学技术的主张并没有实现，他们多数人科学素养不太高，在具体的科学知识上甚至还存在错误认识。对此，也应该从当时中国的历史条件客观地看待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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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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