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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党史学界有多种观点。其中最权威的说法，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论述。《决议》中说：在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曾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这种倾向使中国革命几乎限于绝境，毛泽东思想就是“在同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得到继续发展”。《决议》同时指出：“我党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同志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下面，就按照《决议》的这种论述，结合党的历史的发展，来讲一讲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大体过程。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即在党的创立和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开始萌芽，在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前期开始形成。 （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在党的创立和大革命时期，虽然党还处在幼年，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和理论，但已开始努力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逐步地提出了关于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一些基本思想。 最早提出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实际的思想的是李大钊。他在党成立之前的五四时期，即1919年8月17日为批评胡适写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即提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并说社会主义“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 。建党之后，这种思想逐步为党内的一些人所接受。1922年1月15日出版的共青团中央机关刊物《先驱》在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在短短六七年的时间中，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特别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以后，如何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处理好与同盟者的关系，巩固统一战线，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革命的领导权，引导革命走向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 第一， 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在党成立之初，对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是不清楚的。但到党的二大以前，党就根据列宁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半独立的封建国家”。党的四大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到1926年，蔡和森首次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对于社会性质的明确认识，为解决其他问题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党在成立之初，对于这个问题也是缺乏认识的，提出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后来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党的二大即指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民主主义性质的，但陈独秀又没有把这种民主革命与欧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严格区别开来。后来，毛泽东、瞿秋白指出了中国民主革命与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不同。毛泽东指出，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是要建立一个阶级的专政，中国民主革命则是要“建设各革命民众统治的国家”，所以二者“性质根本不同” 。到这时，党对这个问题也认识得比较清楚了。 第三， 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党在成立之初，对于这个问题也缺乏认识，认为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和军阀。随着对民主革命性质的确定，党的二大明确地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并制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提出党在当时要实现的目标，就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政治的民主共和国，也就是反帝反封建。随着国共合作的建立，党的四大把大商买办阶级和民族的工业资产阶级作了区别。后来毛泽东进一步把大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作了区分，认为大资产阶级是“民族革命运动的死敌” 。这样，革命的对象和任务就比较明确了。 第四， 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对于这个问题，党一开始就认识得比较清楚，党的二大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幼稚的资产阶级也是革命的力量之一，无产阶级是“劳苦群众中的最进步和最能战斗的部分” ，农民“乃是革命运动中的最大要素” 。 能否正确地认识农民，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党的二大以后，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明显的进步。四大明确提出农民同盟军的思想，认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 。其后，澎湃、毛泽东、瞿秋白等都对农民问题作了很多论述。毛泽东在1925年以前对于农民运动本来是不重视的，但通过回韶山后的调查，他的认识很快超过了其他领导人。他在1926至1927年写的《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文章中，明确提出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并提出了组织农民、建立农民政权和武装、实行土地革命等领导农民革命的方针和方法。 能否正确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二大只指出幼稚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力量之一，没有对资产阶级加以区分。最早对资产阶级加以区分的是陈独秀，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有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但真正对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是毛泽东。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中产阶级是“动摇不定的”，当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则赞成革命；当革命迅速发展对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感到威胁时，则又怀疑革命；其政治主张是实现中产阶级一阶级统治的国家，“其右翼应该把他当作我们的敌人——即现时非敌人也去敌人不远：其左翼可以把他当做我们的朋友——但不是真正的朋友；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不要让他们乱了我们的阵线” 。把资产阶级加以区分并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 第五， 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这也是有关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问题。党的二大开始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认识，指出工人阶级将会变成“革命领袖军” 。但随着统一战线策略的酝酿和制定，陈独秀等党的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有所动摇，一度认为革命的领导者应该是资产阶级。他的这种观点，在党内立即遭到反对。1923年6月，李大钊在党的三大的发言中明确指出：“过去和将来革命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瞿秋白则提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指导地位问题，指出“务使最易于组织最有战斗力的无产阶级，在一切反抗旧制度的运动中，取得指导者的地位，在无产阶级之中则共产党取得指导者的地位” 。此后，邓中夏在1924年11月明确提出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领袖，说“中国将来的社会革命的领袖固是无产阶级，就是目前的国民革命的领袖亦是无产阶级”；“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作革命的领袖。” 党的四大把无产阶级领导的问题明确地提了出来，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地位，才能取得胜利。” 其后，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进一步分析了无产阶级的特点，指出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 。 第六，关于中国革命的重要策略——统一战线问题。这个思想最早是陈独秀在1922年5月提出来的，他说：“在同一目的之下，共产党、无政府党、国民党及其他党派在劳动运动的工作上，应该互相提携，结成一个联合战线（United Front），才免的互相冲突，才能够指导劳动界作有力的战斗。”他还明确提出：“在这联合战线上，共产党有两个重大的任务：一是比他党更要首先挺身出来为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牺牲；一是监督他党不使他们有利用劳动运动而做官而发财的机会。” 这年召开的党的二大，作出了《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认为无产阶级“应该联合民主派”，同时“不可忘了自己阶级的独立组织”，“应该做自己阶级的运动” 。党的三大，即正式作出了与国民党结成联合战线的决议。1924年1月，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第七， 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党的一大就明确提出来了。但从二大提出民主革命的任务后，对于民主革命的结果则一时不很清楚，提出了两种可能。党的三大开始提出建立“真正平民的民权”的问题，四大提出了避免资本主义前途的可能性，开始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个时期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方面，取得的成绩是巨大的，许多思想的提出是难能可贵的。其中从1925年初到1926年，是一个关键阶段，很多重要思想都是在这时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由于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革命的经验，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还只是个萌芽，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思想，也未能成功地解决革命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时虽然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但不知道如何去争取；虽然认识到建立联合战线的重要性，并与国民党建立了联合战线，但不懂得又统一又独立、又团结又斗争的道理，还缺乏处理统一战线特别是党内联合中各种复杂问题的经验；虽然提出建立农民政权和武装的问题，但总的来说对政权、武装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所以犯了右倾错误，在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时束手无策，遭到惨重损失。尽管存在这些缺陷和不足，但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向上来说，毕竟取得了不少成绩和进步，为后来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所以，可以说毛泽东思想在这时已经萌芽。 （二）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动了南昌八一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在八七紧急会议上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这时党面临的重要任务，就是尽快寻找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并制定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正确方针和政策。但是，由于党内普遍存在一种对于敌人疯狂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存在一种对于右倾错误的憎恶，很多人产生了一种近乎拼命的冲动，“左”倾情绪迅速滋长起来。加上很多从莫斯科学习归来的人进入中央，教条主义在党内盛行起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接连犯了三次“左”倾错误。他们在社会性质上，夸大资本主义的成分；在革命性质、对象、任务和前途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夸大民主革命中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份，把反对资本主义作为重要任务，主张把民主革命一直推进到社会主义革命，采取了许多超越阶段的政策；在革命动力上，不了解甚至轻视农民的伟大作用，排斥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打击中间派；在革命道路上，始终以城市工作为中心，坚持城市中心论；在对形势的估量上，不承认革命正处于低潮，强调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认为革命高潮已经到来，因而主张采取“进攻路线”；在斗争策略上，轻视甚至拒绝统一战线，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在政权问题上，死啃所谓工农民主专政的旧公式，无视中国的民主革命性质。总之，一切从教条出发，而不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因而犯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给革命造成惨重的损失，几乎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 在这种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同这种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第一， 把工作重点自觉地转向农村，成功地开创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也是以攻打长沙为目标的。当时，以城市为中心，是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也是世界各国唯一成功的道路。在开始独立地领导武装斗争时，中国共产党走这条道路是带有必然性的。关键是在遭到挫折以后，能不能根据中国实际探索一条新的道路。毛泽东是这方面的一个杰出代表。他在遭到挫折后，立即率领部队前往井冈山，开始了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把工作的重心转向了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起点，是走上新道路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但是，他的行动不仅受到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批评，就连一些部下也不理解，林彪就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为了回答这些批评和疑问，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著作中，系统地论述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当时，全党对于革命的道路都在探索，党的一些领导人也逐步认识到农村斗争的重要性。1928年5月，瞿秋白在《武装斗争》的小册子中，已经把依靠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1929年9月28日，由周恩来授意并审定、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提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 有的著作认为：“这是最早见于中共中央文件的包含有对中国革命起正确指导作用的‘农村中心论‘的观点。” 1930年5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封答复林彪的信中，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实际上提出要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他说：红军与农民苏维埃“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而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的一套办法和政策，“无疑义地是正确的” 。这年4月15日，周子敬（有人考证是何孟雄）在致《红旗》报记者的信中，也明确地提出：“现在就全国看来，农民运动的发展比较城市的工人运动要快得多。”“在这一种情势之下，若我们依然是将大部分的力都用在城市中，实不如用在农村中为好，在农村中一定得的效果更大。若是革命势力占据了广大农村之后，他还可以联合起来包围城市，封锁城市，用广大的农村革命势力以向城市进攻，必然可以得着胜利。” 可以说，这是当时对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最清楚的表述。 但是，对这条道路真正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的，还是毛泽东。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他进一步分析中国的国情，从理论上对这条革命道路作了全面系统的概括，阐明了走这条道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明确指出：根据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敌人力量异常强大而且占据着中心城市等特点，“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同样，由中国土地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反革命营垒不统一而且充满矛盾等特点所决定，“中国革命有在农村区域首先胜利的可能” 。这样，中国共产党不仅在实践上开创出一条革命的新道路，而且完整地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新理论。 第二， 成功的解决了在农村进行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为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要坚持以农村为中心，首先要解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问题。因为处在农村，党员不能不以农民为主，这就产生了能不能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党，建设成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村的武装斗争就会等同于旧式的农民战争，失去正确的方向。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同意把工作中心放在农村，主要就是担心这个问题。但是，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史无前例的问题。他不仅领导恢复和建立了各级党组织，发展了党的队伍，而且坚持了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他就提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1929年9月28日由周恩来授意、陈毅起草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明确提出要纠正党内的右倾思想、极端民主化等“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毛泽东根据这封指示信主持制定的古田会议决议，对纠正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进一步作了论述，并提出了纠正的措施，从而成功地解决了在农村建党的问题。 要坚持以农村为中心，还必须解决人民军队的建设问题。由于处在农村，军队也不能不以农民为主，这就产生了能不能把以农民为主要成份的军队，建设成为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红军也会等同于旧式的农民起义队伍，失去正确的方向。这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所没有遇到的问题。但是，毛泽东也成功地解决了这个前所未有的问题。在著名的三湾改编中，他就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后来又建立了军队中各级党的组织，从而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与此同时，他还为军队确定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立了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民主制度和严格的纪律，从而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建成了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除此之外，他还总结朱德等人的战略战术，提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以及“诱敌深入”等一整套战略战术原则，使红军不断以弱胜强，发展壮大。 要坚持以农村为中心，还必须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如果没有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红军就会失去依托，变成“流寇”式的武装，革命成果就不能保存、巩固和扩大。因此，毛泽东十分重视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他提出了一系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针和方法，发动起了广大群众，使革命战争有了雄厚的群众基础；领导建立了各级革命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使革命群众有了团结的核心，根据地有了政权的保障；始终重视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使根据地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另外，他还总结了根据地必须波浪式地向前发展的经验，从而使根据地不断得到巩固和扩大。 要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就要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当时，各革命根据地都制定了一些分配土地的政策和办法，使贫苦农民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湘鄂西、鄂豫皖、左右江等根据地，都制定了很多好的政策和办法。到1930年前后，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和政策，没收和分配土地的原则和办法，都初步明确了。到1930年9月的六届三中全会，土地所有权问题也基本解决了。但完整的、科学地分析农村阶级的标准，还是毛泽东总结出来的。他于1933年10月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后来成为长期指导土地改革的重要文件。1934年1月，他又明确地总结出了“依靠贫农，团结中农，削弱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 第三， 提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为了反对当时盛行的教条主义倾向，毛 泽东于1930年5月写出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的论断，并尖锐地提出：“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 第四，在白区斗争中，刘少奇、周恩来、李铁夫等人提出了许多正确的主张。刘少奇提出了以防御为主，尽量利用合法的机会进行活动，以便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使党的组织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以及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严格分开又巧妙地联系起来等正确的方针。周恩来提出了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的方针。李铁夫曾写了10篇文章，批评党在白区工作中的“左”倾方针，提出不少正确的主张。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到２０年代后期和３０年代前期，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已经提出来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党的建设、人民军队建设、革命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白区工作等方面都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应该说毛泽东思想已经开始形成了。 二、毛泽东思想的成熟 从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到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也可以分成两大段，即从遵义会议到1940年初《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从1940年初到抗日战争结束。 （一）从遵义会议到《新民主主义论》的发表。 长征到达陕北以后，毛泽东认真总结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深入研究中国的国情，探讨中国革命的规律性。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量的新问题摆在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需要加以解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人，及时地吸取了抗日战争的新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 第一，形成了系统的哲学思想。为了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到达陕北以后，认真阅读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1937年写出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著名的哲学著作，从而使他的哲学思想系统化，形成了科学的体系。这两部哲学著作，既是对中国革命经验教训的哲学总结，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和对立统一学说，完整地提出了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的思想方法论，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奠定了哲学基础。在这之后，毛泽东在许多著作中进一步运用和发挥了他的哲学思想，例如他在1941年9月以后写的批判王明“左”倾错误的九篇文章，在哲学思想上就有很多发展，胡乔木曾说好些问题在这里说的比较清楚。 第二， 形成了系统的军事思想。毛泽东于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系统地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和特点，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开始系统化的标志。到1938年毛泽东写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就完全系统化了。在这些著作中，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并吸收中国古代的战争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特点及相应的一整套战略战术，特别是论述了人民战争以及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理论，为中国的革命战争提供了正确的指导。 第三，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36年3月20日，张闻天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和红军的战略方向时就提出：对于共产国际的决议，“我们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 。1938年4月，艾思奇也曾提出“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问题。这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说：“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后来出版《毛泽东选集》时，“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成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意思虽然差不多，但不如原来的口号更响亮。这个问题的明确提出，说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且民族化的自觉性进一步提高了。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毛泽东在延安整风中大力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并把它列为党的三大作风之首。也正是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才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使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并成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四， 提出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在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和深入研究国情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作了全面的阐述。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毛泽东又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即新民主主义，并明确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这个理论，既与旧式的民主主义相区别，又与社会主义相区别；既与过去的“一次革命论”不同，又与“二次革命论”不同，因此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标志。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毛泽东等人制定了一系列加强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政策，使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都取得显著的成绩，出现了一片新面貌。 （二）从1940年初到抗日战争结束。 在这个时期，统一战线思想得到很大的丰富和发展。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的建设理论得到系统化，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在全党得到普及。到党的七大，毛泽东思想终于被确定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进一步展开和成熟的主要表现是： 第一， 形成了系统的统一战线思想。长征到达陕北以后，党中央就根据华北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新形势，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顽固派一直企图削弱甚至消灭共产党的力量，发动了一次次的军事磨擦。根据这种新的形势，毛泽东系统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论政策》、《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等文章中，完整地论述了在统一战线中要又统一又独立，又团结又斗争，在被迫斗争时也要有理、有利、有节等策略原则，使党的统一战线理论系统化了。胡乔木曾经指出，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在整个抗战中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一个高峰，使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更具体化、更丰富。从此，党的很多基本政策达到定型，党在政治上更成熟。 后来周恩来在七大上作的《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系统地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教训，全面阐发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 第二， 形成了系统的党的建设思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就对党的建设问题作了很多论述，系统地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方针和措施，把党的建设作为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称为一项“伟大的工程”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共产党人〉发刊词》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延安整风开始以后，他更作了很多报告和讲话，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总结出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开展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采用整风的形式加强党的建设，也是毛泽东的一个成功的创造。在这方面，刘少奇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著作，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作出了丰富和发展，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对于新民主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发挥。过去对新民主主义理论有一个方面是注意不够的，即提倡广泛地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明确地说：“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现在的中国是多了一个外国的帝国主义和一个本国的封建主义，而不是多了一个本国的资本主义，相反地，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我们共产党人根据自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明确地知道，在中国的条件下，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下，除了国家自己的经济、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经济以外，一定要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范围内获得发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会的向前发展。” 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他又一次强调了这个问题，指出“我们这样肯定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胡绳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对现在也有很多启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思想确实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正因为如此，党的七大的党章正式将毛泽东思想写入总纲，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正式确立。 三、毛泽东思想的继续发展 从解放战争时期到建国以后，是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解放战争时期，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7年春，从1957年夏季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一） 解放战争时期。 这个时期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总结出了“十大军事原则”，创造了战略进攻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总结出来的，其实质和核心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围绕这个核心，又对有关的方面作了一系列具体的规定。这是人民军队作战经验的高度概括。战略进攻学说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提出来的。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主要论述了战略防御理论，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战略进攻一章没有来得及写。在后来的几部军事著作中虽然谈到战略进攻，但主要说的是游击战争的战略进攻。对于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进攻，则没有展开论述。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战略进攻理论完整地提了出来，使毛泽东军事思想更加系统和完整。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的军事指挥也出神入化，达到了新的高峰。 第二，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作出了新概括，并制定了各项具体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这里面，第一次把官僚资本主义作为革命对象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根据官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成为革命的主要敌人之一的客观情况提出来的，从而使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更加全面。围绕这条总路线，党中央制定了与之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从而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 第三，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制定了有关的经济政策，丰富和发展了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理论。过去讲新民主主义理论，主要是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从80年代开始，很多学者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还有一个社会理论。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虽然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了初步的分析，并提出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但分析和规定都不够具体。后来随着实践的发展，党中央在1947年的十二月会议、1948年的九月会议上，都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构成和经济政策作了分析。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在为中共中央东北局起草的文件中，首先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基本上由五种经济成份所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除此之外，还有小部分自然经济。他认为：“正确地认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地决定东北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 这种分析得到毛泽东的肯定。1949年2月，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对此进一步作了分析，正式提出 “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的概念，并规定了有关的经济政策。经济学家于光远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论基本上是从列宁那里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则是毛泽东的独特创造。而解放战争中后期，正是这一理论丰富和发展的重要时期。 第四，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和建立新中国的构想，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权学说。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概念，最早是在中共中央宣传部1948年6月1日《关于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中提出来的，通知中说：“今天在我们中国，则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专政” ，并分析了它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区别。随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上对此作了具体说明，并于1949年6月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对这一理论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从而为新中国国家政权的建立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 （二）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1957年春天《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发表。 这个阶段的内容非常丰富。中国共产党不仅领导建立了新中国，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的纲领，而且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取得显著的成就。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的新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 提出一系列建立新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在政治方面，提出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理论和政策，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民主专政理论。这些制度，都是我国的根本的政治制度，对于国家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起了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毛泽东还在军事方面提出了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思想，使人民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在外交方面，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周恩来与尼赫鲁共同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长期指导国家关系的正确原则。 第二， 提出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对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党中央在新中国建立前后曾多次提出过设想，这时则将这些设想具体化，其中刘少奇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毛泽东关于逐步地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政策，如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平稳地实现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和资本主义的和平改造，并把对企业的改造和对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等形式实现对个体农民的社会主义改造等等理论和政策，实践证明都是正确的。这个运动虽然发生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和偏差，但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开辟，是毛泽东思想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发展。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顺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顺利建立，也是我国在这个时期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三，提出应该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工作重点要由农村转向城市，要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中要以生产建设为中心。1956年1月，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 党的八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提法虽然不够确切，但意思很明确，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再一次明确提出：“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他还说，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就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这个思想后来虽然没有坚持下来，但要实现工作重点的转变，在当时还是明确的。在经济建设方面，毛泽东、周恩来在1956年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周恩来还在党的八大上提出要坚持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正确方针。正是在这些正确思想和方针的指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现，经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 第四， 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步设想。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的过程中，发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弊端，于是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要正确处理各种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走出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其中关于正确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等等，都是十分重要的。八大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应该允许开设地下工厂，搞点私营经济，消灭资本主义之后在一定范围内又可以搞点资本主义的思想；陈云提出 “三个主体、三个补充”，即在工商业生产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为补充；在生产的计划性方面，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主体，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生产作为补充的思想。这些改革的设想虽然是初步的，但对后来的改革是有启发性的。 第五， 初步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战略步骤。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提出发展工业的问题，说“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党中央立即领导全国人民全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纲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总路线。这个总路线规定的两项任务中的重要一项，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正是以这个思想为指导，制定并实施了以重工业为重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随着五年计划的实施，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也逐步形成。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明确宣布：我国人民“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思想，周恩来在这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第一次正式宣布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战略目标。他虽然仍然强调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的任务，但明确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这样，现代化目标就开始从工业化向“四个现代化”的转变，更加具体和明确了。 在这前后，党中央还提出了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到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设想，他说：“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里面，情况是复杂的，国民经济原来又很落后，要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我们可能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但要建成为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就需要有几十年的艰苦努力，比如说，要有五十年的时间，即到本世纪的整个下半世纪。” 这里面，已经开始有了两步走的思想萌芽，即到1970年左右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到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这个要求，显然是太快了。于是，到这年10月11日，他在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中，就放宽了时间，说要“大约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的时间内，就是十个五年计划到十五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内，可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样，就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迟到了2000到2025年左右。到1956年9月，他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话时，又说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须要五十年到一百年的时光。也就是说，他又把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迟到2000到2050年左右。 在这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还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对四个现代化的内容作了部分调整。1957年3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面，比周恩来讲的四化少了交通运输和国防，多了一个现代科学文化。这个现代科学文化，应该是既包括科学技术，又包括思想文化，即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又对上述说法作了修正和补充。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 这样，就更加全面了。把现代科学文化纳入现代化的目标，这是毛泽东的一大贡献。 第六， 提出加强民主政治建设的思想。对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毛泽东一直强调它的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即既有高度的集中，又有广泛的民主。1957年7月，他明确地提出 “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的目标。党的八大还把制定完备的法律，健全我国的法制，作为国家工作的迫切任务提了出来。董必武在会上强调了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性，提出依法办事是进一步加强人民民主法治建设的中心环节，必须有法可依，有法必依。 第七， 提出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思想。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他也一直十分重视党的建设。为了实行对共产党的监督，他提出各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党的八大上，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处在执政的地位，要经受执政的考验，为此，必须加强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切实克服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以及居功自傲、个人专断、个人崇拜等不良倾向。这是加强执政党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毛泽东思想中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八， 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原来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矛盾，后来又认为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造成了严重的失误。在总结苏联的经验教训和深刻认识我国社会矛盾的基础上，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全面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提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矛盾，这些矛盾分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种类型，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政策和方法。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使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达到了新的高度。 值得一提的是，刘少奇对人民内部矛盾学说作了精彩的发挥。1957年4月27日，他在《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一文中，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大量地表现在人民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说，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他特别指出了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经济根源和造成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说“一些地方的闹事，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 。而矛盾激化的直接原因，就是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关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途径，他说一是实行物质手段与精神手段并举；二是对人民的利益矛盾要“统筹兼顾”；三是领导和群众要平等和尊重；四是要坚持维护群众的正当利益与反对不正当利益的统一。他的这些思想，补充、深化和发挥了毛泽东提出的这一学说。 第九， 提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教育的理论和方针。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不仅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且提出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等发展文化的方针，以及“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的教育方针。 （三） 从1957年夏季以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这是毛泽东思想在曲折中发展的时期。 从1957年夏季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开始，毛泽东就逐渐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和原则，即主要由他创立的毛泽东思想。从５０年代初开始，他的思想中就出现了正确与错误两种发展趋向。到1957年以后，这两种趋向就更加明显，有时正确趋向占了上风，有时错误趋向占了上风，如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大跃进”运动的急于求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急于过渡，庐山会议的反“右倾”，从1962年开始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文化战线的大批判，城乡“四清”运动中的极左，等等。最后，错误的趋向压倒了正确的趋向，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提出，可以说是对毛泽东思想全面背离的集中表现。但在这将近20年的时间中，毛泽东还提出很多正确的思想，即使在错误趋向占上风的时候，也提出一些正确的理论和主张。与此同时，中央的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等人，理论界中的顾准等人，一般干部与群众中的张志新、遇罗克等人，在错误理论占统治地位的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利用各种形式在坚持毛泽东思想，在某些方面甚至有所发展。这个时期的情况极为复杂，大体可以分为三个小段： 第一小段从1957年夏季到1966年5月以前，是正确与错误两种趋向相互交织的时期，毛泽东思想在某些时期和某些问题上仍获得部分的发展，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进一步阐发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思想。这个时期的很多实践虽然是错误的，但毛泽东的许多论述，却充满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思想。从1960年底开始，他就强调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说1961年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1963年11月18日，他在修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五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时明确提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963年写的《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进一步发挥和深化了《实践论》中的思想。这年12月，他强调要采取马克思主义的辨证分析方法，即既有成绩，也有错误的分析方法，要反对形而上学。1964年8月，他在一次谈话时提出：“哲学就是认识论” 。9月25日，他强调要向群众的实践请教，说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简单地说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2月13日，他又强调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等等。他的这些思想，都是十分精彩的。 其二，提出社会主义发展的两阶段论。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马恩列斯过去都没有论述过。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样，就初步地把社会主义划分成了两个阶段。 其三，完善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并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两步走” 的发展战略。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科学文化现代化，可能是因为含义和标准不够明确，后来周恩来把它改成了科学技术现代化，突出地强调了科学技术的作用，为毛泽东所认可。于是，周恩来1964年12月21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他在这里讲的关于四个现代化的说法，成为四个现代化的经典表述，为各种文件所引用，成为全国人民明确的奋斗目标。 在1958年的“大跃进”期间，毛泽东的头脑一度发热，认为很快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经过这次挫折，他认识到实现现代化需要很长的时间，太急了不行。于是，他在1961年同英国的蒙哥马利谈话时说：“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长的时间” 。1962年1月30日，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个思想，说：“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更好。但是我劝同志们宁肯把困难想得多一点，因而把时间设想得长一点。” 根据毛泽东的这个思想，1963年9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制定国民经济长远规划时，正式提出 “两步走”的设想。当时设想，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的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使我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64年12月21日，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了这个设想：为了实现现代化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泽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设想，并在第二步设想前特别加上了“在本世纪内”几个字，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他说：“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三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曾经提出，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设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时间，即在一九八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这样，就把第二步即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明确了。 其四，提出要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在1958年的“大跃进”中，到处大刮“共产风”，有的人甚至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作用。在这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那种否认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观点，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他赞同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不能把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说“不要怕”， 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要“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 。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再一次批评 “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否定价值规律和等价交换的错误做法，进一步阐述了价值规律的作用，强调“在社与社、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 。 其五，提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强调劳动者是企业的主人。1958年，毛泽东在他主持制定的《工作方法六十条》中，就提出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与工人建立平等关系，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他提出 “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思想。在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明确肯定 “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思想，即“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1960年3月22日，他在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中，再次肯定这个思想。日本有的学者对这个“三结合”评价很高。它对于现代企业管理制度来说虽然不完善，但其中确实有很好的思想。 其六，从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对立与斗争，来认识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和反复性，提出防止和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战略。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最早是毛泽东于1959年底提出来的。当时，他针对杜勒斯的三个讲话写了三篇批语，明确地提出这个问题。后来，他又反复强调“反修防修”的问题，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运动。他对于“反修防修”的对象虽然没有完全搞清楚，发动的一系列运动也发生了很大的偏差，但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提出，还是有远见的。 除此之外，他还反复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保持党和国家不变颜色；在国际上坚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等重要思想。 第二小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10月，即十年“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个时期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明显地脱离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在总体指导思想错误的情况下，毛泽东也提出一些正确的或有价值的思想，例如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其中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铲除干部中的腐败现象，建设一个纯洁的党，一个纯洁的社会，一个纯洁的国家，方法虽然是错误的，但主观愿望和其中的一些思想还是好的。又例如他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也是正确的。再例如他提出“抓革命，促生产”，方法虽然不对，但要“促生产”还是对的。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倒是周恩来、邓小平、张闻天等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利用各种形式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例如周恩来一直坚持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经济建设的进行。1969年4月12日，他在与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时说：“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合理的还是要保留。一概取消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是不尊重科学的。不能违背科学。” 1972年前后，他提出要反对极左，要重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要学习外国的长处，等等，都是正确的。1975年1月13日，他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和“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号召争取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也是正确的。 邓小平在下放到江西期间，就在思考中国的命运问题。1974年恢复工作以后，他在主持起草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时，就提出应该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把主要精力集中到经济建设上来。在1975年的全面整顿期间，他根据毛泽东关于“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明确提出全党要讲大局，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全党全国都要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而奋斗。他当时提出的很多意见，例如1975年8月18日《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实际上就是后来提出改革开放思想的前奏。根据他的一系列讲话精神写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明确提出：归根到底要以生产力标准作为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与错误路线、真干革命与假干革命、真干社会主义与假干社会主义的“标准”，这在当时是很有勇气的。邓小平自己也说过：“其实，拨乱反正在一九七五年就开始了。”“说到改革，其实在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五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张闻天的处境在当时非常艰难，但他仍然在坚持正确的理论原则。他在下放广东肇庆期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些问题》等文稿，都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他针对当时那种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的“左”的倾向，明确指出：“这种政治决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立的”；无产阶级的路线和策略，“丝毫不能脱离经济，而只能为经济服务”，“并不是任何政治都可以‘挂帅’”，“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关于检验党的路线政策的标准问题，他明确提出：“党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和策略，究竟正确与否，究竟有什么优缺点，只有在群众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凡是给群众造成损失的路线和政策，就是有错误的或有缺点的；相反，凡是给群众取得成就的，就是正确的或有优点的。群众的实践，是衡量党的路线政策的最高尺度。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尺度。” 关于党内斗争问题，他针对当时那种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明确指出：解决党内矛盾“只能采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即思想批判或思想斗争的方法……，决不能用镇压的办法去解决”；另外，还“必须严格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来进行”，他认为这“是解决党内矛盾的唯一正确的形式。任何把民主和集中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 。他的这些论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提出来，是非常珍贵的。 一些理论工作者，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中，也在坚持正确的理论原则。原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准，是其中的一个突出的代表。他在被打成“右派”长期劳改和被批判的恶劣环境中，写下大量的具有真知灼见的著作，对许多理论问题从历史源头上进行清理，提出许多深刻的思想。例如在《科学与民主》一文中，他在批驳关于民主的种种不正确观点之后，提出“唯有立足于科学精神之上的民主才是一种牢靠的民主”，“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 ，强调科学精神对于实行民主的重要性。有位读者在读了《顾准文集》之后说：“顾准在那个时期思考的问题，对我们今天还有很大启发，甚至超越了我们今天的认识，这是使我们感到惭愧的。我们在他那颗伟大的灵魂面前变得很渺小，他是为共和国的未来思考，心怀天下，舍生取义，这种凛然忘我的精神谁读了不肃然起敬？” 当时的许多干部和群众，也在以各种形式反对盛行一时的“左”的错误，坚持正确的理论原则。例如湖南省新化县一中一个青年学生，于1968年5月上书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指出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比资本主义国家矛盾少得多，阶级和阶级斗争也不会像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严重。现在我们天天讲阶级，日日讲斗争，其实都是人为地在那里制造矛盾，制造斗争。难道这种所谓阶级斗争不应当消除吗？” 贵州制药厂李洪刚等七人在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在一份大字报中明确提出应该实行工作重点的转移，他们说：“调整我们的战略重心，把主要精力放到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方面来，使我国经济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这乃是我国目前时期的首要问题和中心任务” 。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辽宁省委宣传部干部张志新、北京青年学生遇罗克等，都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第三小段从1976年10月到1978年12月，即所谓“在徘徊中前进的两年”。粉碎“四人帮”以后，本来给中国历史的发展提供了一次转折的大好时机，可是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没有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意愿，没有抓住这次时机，迅速拨乱反正，纠正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反而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路线，结果导致了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在邓小平、胡耀邦等人的支持下，理论界从1978年5月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大大地解放了全党的思想，然后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建国以来党和国家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思想得到恢复，邓小平理论开始产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写于1999年7月25日，这是在中共中央党校讲授“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时的讲稿，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论稿》） (责任编辑：admin) |